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主题演讲，在演讲结尾的时候，她在现场用PPT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当年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个新闻是令人动容的，是会令人眼睛湿润的，一则有感于屠呦呦的大医品德，二则有感于毛主席对中国医药学的英明及卓越领导。
自西医东进以来，中医便面临着多舛的命运，被丑化、被打击、被误解、被边缘化，甚至多有被扫除历史舞台的危难时刻，那些倒霉事可谓一言难尽。
国民党时期，国民政府对中医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极端手段，1929年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口号，把中医当成了拌脚石;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的谬论，一律不许执业。
解放初期，对中医的偏见仍然大有市场，说中医不科学，不卫生，甚至卫生部也有领导把中医称为“封建医”，认为那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于是他们弄出一些诸如《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之类的东西，设计很多过高而又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让中医们考资格证，故意刁难他们，让他们考不出证来，已实现逐步淘汰中医的目的。据记载，1953年，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定为“不合格”;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中医师考试中，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530多个中医,合格了55个。除了这些，大学里也不设中医课程，不培养中医人才;老百姓看病花的中医药费不给报销，反正就是变着法儿不给中医活路。
针对种种歧视、排斥中医的乱象，毛主席生气了。
1953年12月，毛主席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时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
1954年6 月 5 日，毛主席在同薄一波、傅作义谈话时就中医发展问题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柏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主席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耍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柏。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1955年4 月 15 日，毛主席派汪东兴到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朱琏(针灸专家)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
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这天晚上，毛主席同朱琏谈中医问题，他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在毛主席的耐心干预和说服教育下，错误的中医政策和发展导向开始逐步得到纠正。
不怎么听话的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了《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于1956年11月27日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称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也开始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中医的政治地位从此也提高了，中医再也不是受气的小媳妇，也可以堂堂正正行医了。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阅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杨尚昆作出批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 0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就是屠呦呦在瑞典作的主题演讲中提到的毛主席的指示的由来，屠呦呦也成了毛主席这一指示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她参加了1959-1962年卫生部组织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她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炮制经验总结，对药材的品种真伪和道地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后来屠呦呦参加了卫生部的中药炮制研究工作，成为《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一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西医学中国培训班的经历，改变了屠呦呦的人生经历，她带领研究团队，从浩瀚的中国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中，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在1971年获得青蒿抗疟发掘成功，并最终让这一成果走向世界，实现了毛主席关于“中医还要出国”的宏愿。屠呦呦在获奖演讲结尾时说：“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保护中发掘出来的。”从这句话里，看到的是一个医者的宅心宽厚，她没有将功劳居为己有，此时，她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毛主席的中医路线，她的成功，就是毛主席中医路线的成功啊，她是毛主席中医路线的践行者，她的身上已深深地烙上了毛泽东思想的烙印，她的品格才会在一个私欲横行的世界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毛主席对中医一直持有一种客观中正的态度，恰如中医的理念本身，他坚持的原则和方针始终是中西医结合。
早在1913年，毛主席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对中西医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1944年5月24日，毛主席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关于卫生工作讲道：“周扬同志说了，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会议上的演讲中关于医药方面提出：“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1944年延安流行严重的传染性疫病，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李鼎铭等中医界代表积极研究疫情，采用中医药方，取得了显著效果。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在延安“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疫病期间，毛主席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吃了不少西药也不见效。李鼎铭给毛主席切脉后说吃4副中药就好了。毛主席身边的医生不建议用中药，但毛主席坚持吃，吃完病痛就没有了。毛主席在与李鼎铭交往过程中，征询李鼎铭意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李鼎铭的意见跟毛主席的观点不谋而和，他说：“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同音乐工谈话时，用西医学习中医的道理来说明向外国学习艺术的重要性，他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了解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
1965年6月26日，针对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毛主席跟身边医务人员进行了谈话，他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医疗格局出现大调整和医疗资源重新配置的转折点，医疗工作的重点持续向农村转移，据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记载：
“整个国民医疗卫生系统都被非常激进地下放到了地方，城市医院和医学院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诊所和地方培训机构，并配备了相应的医生。城市医疗中心和人民解放军都派出了大批流动医疗队奔赴农村，并要求所有城市医疗人员都要在流动医疗队或公社的医疗中心所设门诊轮换地去工作一段时间。1969年，培训赤脚医生计划发展得很快并且已经系统化。到70年代中期，有上百万这样的医疗辅助人员(比1965年增加了4倍)活跃在医疗网中。”
这种医疗资源的大转移，客观上也带动了中国医药的大发展。据统计，仅至1966年，我国新成立的中医医院已达到三百三十所，病床数量达到一万四千余张。此外还成立了大批的中医门诊部、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的病房等等。同时建立了大批培养中医人才的高等学府，至1966年，我国成立的有关中医高等学府就达到二十三所，学校学生数量达到一万余名。
中医，从来没有象毛主席时代那样获得如此的突飞猛进，从来没有象毛主席时代那样获得如此的崇高地位。
毛主席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曾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毛主席也在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挽救了中国中医，挽救了中国医药这个宝库。
可以说，毛主席的中国医药路线，成就了中医，也成就了屠呦呦的医学成就。
中医，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早已走上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在诸名“非典”、“新冠病毒疫情”等突发传染病治疗中也屡立奇功，挽救了大量的生命。然而今天，中医的地位仍然不时地受到一些打压和侵扰，仍然会被丑化和轻视，大量的中医从业者面临着建国初期那种执业资格的困扰，一些传统的中医技术后继乏人，大量的中医人才不断流失。最重要的，由于市场化影响，因中医的薄利而存在被市场抛弃的危险，重西医，轻中医，正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普遍现象。
有一次，毛主席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主席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主席听了很高兴。
今天，中医面临的局面比过去复杂的多，过去可能只是面对一个宗派主义问题，思想认识问题，都是能够克服的，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也好处的多，能够实现互相尊重。但今天掺和进一个市场鬼来，一个资本鬼来，医疗产业化，要讲利润，没钱的买卖不愿干，中医赚得少啊，据大医屠呦呦说，治疟疾的青蒿素，一个疗程仅需几美元，哪个市场鬼、资本鬼肯干?中医要走出烦扰和困境，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让市场化和医疗资本走开，象北大教授李玲最近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所说“全民免费医疗”，“医生就是纯粹地去完成救死扶伤的职责，没有各种考核逼着医生”，才能重拾昔日的荣耀。
但无论怎么说，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就是很坏的。
如果因为中医没有给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而看不起中医，挡了自己发财的路而看不起中医，那就是更坏的、更恶劣的。
毛主席说：中医问题，是关系亿万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我们中华民族尊严的问题。
因此，对那些看不起中医，向中医使拌子、下黑手的行为，我们都要勇敢地去批判它，不管它是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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