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曲折历程
1950年第一届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特意请来了著名的反中医人物余云岫。
早在1929年，在汪精卫授意下南京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制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再次提出中医不科学，主张中医一律不准开业，中药店也限令歇业。后来，国民党政府除了禁止中医办学，还设立考试和审查制度，规定中医获得行医执照才能开业。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都不能合法行医。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界以为迎来了解放的春天，没想到卫生部居然又搬出了汪精卫的座上宾余云岫。
余云岫说“中医是封建医”，提出对中医废医存药，被贺诚和王斌采纳。1951年出台的中医管理条例，规定所有中医必须考西医科目，不合格的取消行医资格。中医界群情激奋，纷纷上书中央。毛主席知道后，撤了贺诚和王斌的职。
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党中央在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薛和昉为首任司长。
1954年石家庄爆发乙脑疫情，西医治疗死亡率高达50%。石家庄卫生局长袁以群找了郭可明等7位名中医，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治疗34例乙脑，病人零死亡。
卫生部派了曾经留美的专家去石家庄考察。西医是教条主义，不知道病症不同药方也要随之调整，居然称同样是治乙脑，中医却用了几个不同的方子，没有统计学意义，否认了中医药的疗效。
路志正向中医司汇报之后，引起了薛和昉的重视，于是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亲自带队第三次调查，终于承认了中医药的功效。见：中医完胜乙型脑炎却遭否认，夺回中国医学的话语权有多重要！
1956年，北京也发生了乙脑。北京市中医院小儿科，以白虎汤、白虎汤加人参、紫雪、安宫牛黄散、至宝丹为主，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愈率达96-98%。
后来，薛和昉调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1956年，吕炳奎调任中医司司长。
建国初期围绕中医药的斗争
吕炳奎是嘉定人，从小学中医，是当地名医。日本人占领嘉定后，23岁的吕炳奎自费购买了枪支弹药，组建了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吕炳奎被任命为海防纵队政委，是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之一。吕炳奎还负责过苏北沿海地区的经济、统战、军需和情报工作。电影《51号兵站》就是以吕炳奎为原型创作的。
解放后，吕炳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1954年，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和省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吕炳奎创办了江苏省中医院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现南京中医药大学），编写了第一套系统化的中医教材。中医首次建立了医疗、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国家队。
1956年，已经身为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直接向毛主席推荐了吕炳奎进京主管中医。
吕炳奎任中医司司长时，卫生部大院充满歧视、排斥中医的气氛。吕炳奎对中医司的人说，他们看不起中医，是奴才相的表现，你们要抬起头走路。
对于建立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故意抵制，拖延半年都不给解决场地等问题。后来吕炳奎不得已提出学校暂时迁往南京，周恩来亲自批示：“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亲自出马，才解决了场地问题。吕炳奎又从江苏调了40多中医，解决了师资、教材，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开学了。
非典型肺炎疫情，早在1958年，就曾经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出现过。
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写的《症状鉴别诊断学》就有非典性肺炎的描述。非典型肺炎的病灶虽然在肺部，但是只是淡薄的云雾状阴影，就像纱巾一样；而大叶性肺炎是厚实的大叶状阴影，就像木板一样；由于不是典型的大叶肺炎，因此叫作非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是细菌，但更可能是衣原体或病毒。
1958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吕炳奎把一些老中医请去出主意。这些老中医不知道什么是非典型肺炎；听了西医的介绍，都说跟严重的感冒肺炎差不多。有什么可怕呢？使用几天麻杏石甘汤不就行了吗！于是全国使用麻杏石甘汤去防治。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是熬麻杏石甘汤，免费让大家喝。因此，当时非典型肺炎没有在中国闹起来。见文章《三分治七分养》六、如何治感冒 中的典型病例⑵非典型肺炎。
毛主席要求西医学习中医。1958年，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毛主席在吕炳奎主持起草的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还要求每个省都搞西学中培训班。
每个省办一所中医院、办一所中医学院的模式在全国推广。到了1962年，已经有23所中医学院。但是中医学院不归中医司管，而是由卫生部教育司管理。
1962年经济困难，卫生部教育司借机提出把23所刚建立的中医学院砍到5所。经吕炳奎努力，周恩来亲自拍板，最后保留了21所。
卫生部一直明里暗里打压中医。当时，全国大约有5万中医带徒弟，但徒弟出师后卫生部即不让分配工作，也不准自己开业。
为此，吕炳奎不得不多次越级向党中央、国务院抗争。1964年9月、1965年1月、7月，吕炳奎还3次直接向毛主席报告卫生部的问题：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中医队伍日益减少、中医经费只占卫生部经费的2%.....
1965年，毛主席严厉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以中医药为主要武器的赤脚医生开始兴起。
吕炳奎通过中央报告厅、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反应情况的报告经常被扣押。1966年7月22日，吕炳奎写了一份5000字的大字报，对卫生部长期以来打压中医、对中央欺骗封锁、把百分之九十的中医推上绝路等等问题公之于众。
卫生部指挥造反派反击，说吕炳奎“封建迷信”、“攻击领导”、“攻击毛泽东思想”。造反派冲进吕炳奎家把他抓走殴打、踹断了2根肋骨。后来，又把吕炳奎下放到江西修水改造。
中医司被取消，“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取而代之。卫生部以“中西医结合”为借口，不允许中医单独生存和发展。
十年间，23个中医学院只留不到10个、300多个中医医院只剩下一百零几个，而且大多被西医控制了。
1959年中医36.1万，1977年减少到24万；
1959年西医23.4万，1977年增加到73.8万。
不过，赤脚医生大放异彩。
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一抢而空，数次加印了118万册。
不久，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
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赤脚医生手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图文并茂，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普通急性病到狂犬病的救治；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到1977年，全国近90%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一度达到150万人。
1977年，吕炳奎复职，接手了中西医结合办公室。
吕炳奎发现，卫生部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就是不许中医独立发展、要用西医理论改造中医、最终消灭中医，于是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要同时各自独立发展。
1978年10月，卫生部恢复了中医局。
1982年崔月犁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崔月犁是至今为止少有的真正支持中医的卫生部长。
1948年，城工部部长刘仁派28岁的崔月犁策反傅作义。崔月犁以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医生的身份为掩护，最后选定了三条路线：傅作义恩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以及傅作义的副手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
北平和平解放后，崔月犁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因为这段经历，文革中受彭真的牵连被关进监狱7、8年。在狱中崔月犁得了幻听幻视的毛病，出狱后西医多方治疗无效，无法工作。最后是中医把他彻底治好了。
因为这段经历，让崔月犁成了中医的坚定支持者。
崔月犁上任后，支持吕炳奎召开了1982年的衡阳会议。会上规定，中医学院必须办成真正培养中医人才的学院。但是由于强大的反中医力量，执行的困难非常大。
卫生部反对吕炳奎的势力很强大。吕炳奎是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1953年就是司局（厅）级干部，但是在卫生部30年没有升级，每次提副部时都遭到明里暗里的阻挠。
厅局级干部，68岁退休。因此1983年吕炳奎就被迫离休了。不得已，吕炳奎和崔月犁等人联合光明日报创办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受到很大的阻力，不仅学历不被承认，后来还被取消了办学资格。
对中医打击最大的，还是1980年代开始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国家给医院的拨款越来越少，逼着医院自己从病人身上赚钱。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让病人多掏钱的疗法，就越是流行；而简、便、廉的中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劣币驱逐良币，中医药被逆向淘汰。
1983年，人民公社解散，农村合作医疗迅速衰弱，从1976年覆盖90%血崩式降至11%。1985年，赤脚医生被取消。到1989年，农村合作医疗仅存4.8%。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而中医院为了生存，也引入了西医的设备和药物，越来越西化。
邓铁涛：不要和西医比收入，要比为人民做贡献
1983年，徐向前元帅发烧腹泻西医治不好，被邓铁涛几副药治愈，邓铁涛要求徐向前支持中医。不久经国务院同意，1986年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1990年，中医药管理局差点被以精简机构的名义取消，幸亏邓铁涛等“八老上书”，才保留下来。
邓铁涛力争成立中医药管理局
1998年底至1999年初，华北发生大流感疫情。
北京市卫生防疫站调查结果，流感发病率为10.1％，当时全市约100多万人发病。北京的中医专家积极迎战，对症下药，开出处方感冒一号方，以经方麻杏石甘汤为主，辅以黄芩、连翘等清热解毒类药物，临床效果极佳，流感初起退烧只需1天左右。见：中医抗疫｜吕嘉卫的回忆：1998年北京大流感时的中医药抗疫。（吕嘉卫为吕炳奎之子）
但是到2003年时，中医还是只有38万；西医人数则达到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越来越边缘化。
02
2003年非典，中医药力挽狂澜
2003年广东的非典，中医第一时间参与了救治。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疗73例非典全部治愈，病人0死亡、0转院，医护人员0感染，患者0后遗症。平均退热3.26天，平均住院10.14天。
而钟南山治疗了88个病人，死亡10例。
其中钟南山使用纯西医治疗的17例，死亡9例，死亡率53%。
而中医药介入后参与治疗的71例 ，只死亡1例 ，死亡率 1.4 %。
可以说，正是中医把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死亡率从53%大幅降低到了1.4%。
但是钟南山隐瞒了中医药的贡献，称广州非典死亡率最低，是他提出的激素疗法起了作用。
因此，非典传播到北京的时候，北京仍然采用钟南山疗法，而禁止中医药，不仅造成死亡率高，且带来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严重的后遗症。北京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中，股骨头坏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后来，中医界元老邓铁涛上书中央，应光荣起草、吕炳奎签名支持的报告获温家宝总理批示、吴仪副总理亲自落实，中医药才进入北京非典主战场。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等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中医药介入后，北京非典的死亡率下降为之前的五分之一。参见：吸取非典教训：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
邓铁涛谈非典和钟南山
但是非典过后，中医药的贡献被卫生部刻意隐瞒，而钟南山则成了非典英雄。见：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教训
03
新冠疫情，中医药再次力挽狂澜
2020年疫情初期，武汉仍然使用钟南山非典疗法治疗新冠。因此，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新冠重症病人28天内死亡率高达61.5%！
2020年1月25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亲自制定“中西医结合”战略之后，1月27日中医国家队成建制进入武汉，承包了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病区110个重症病人，结果一个月不到就有59人出院。
西医治疗，新冠重症病人28天内死了61.5%；中医治疗，同期重症0死亡53.6%的人出院！中医方舱病人无一例转重！
如此强烈的对比，震撼了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之前对中医药有强烈偏见的他，主动要求给更多的病人吃上中药。
苗青：“以我现在所在的金银潭医院为例，我们在里面呢，管着一个病区，用中医中西结合这样一个治疗。那后来呢，上个星期他们张定宇张院长找到我，找到我们黄璐琦院士，说能不能让我们更多的病人去吃上中药，进行中西结合治疗？那到现在为止呢，我知道大概八个病区的病人，每天很多人在吃中药，在进行中西医治疗。我想在武汉的其他地区也都是这样。”
王春潇：“目前在我们重症诊治这一块，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在临床的诊疗方面，在重症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多吗？”
苗青：“应该讲在我们这个病区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区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不少的。这里边儿比如像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从大年的初三开始，我们接手这个病区以后到现在一个月了，我们一共收了110个病人，这里边现在已经出院了59个。这59个病人呢 大概占到我们的53%。一百多个病人里面，占到53%。就像您说的，这个金银潭医院它是一个收治重病人为主的一个医院。那在我们这个100多个病人里面，大部分，包括这些出院的，都是从重症转成轻症，转成这个普通型以后，或者说再痊愈以后，以后这些病人才能够出院。”
那么，西方国家的西医比武汉的西医强吗？
《英国医学期刊》2020年4月30日发表的文章显示，16749位入院病人中，33%死亡，死亡率超过了埃博拉。不仅如此，进了ICU的病人死亡率45%，其中用了机械通气的病人死亡率53%。详见：西医治疗新冠水平没有进步，死亡率和两年前一样高
类似的，上海首轮疫情仅有31例重症和危重症，但是却死了7例，重症死亡率高达22.6%。原因就是张文宏给上海病人试遍了抗病毒药物，结果发现无效，是上海中医药介入才降低了死亡率。详见：张炜，挽救了张文宏的上海男人
早在2020年4月9日我们就指出，张文宏负责的上海新冠救治水平很差，在全国34个省市仅排名22。就江浙沪来说，江苏保持了0（0/651）死亡，浙江也只死了1人（1/1267=0.079%），远远低于上海的7人（7/552=1.3%）。上海的死亡率是浙江的16倍。
凡是中医药强大的省市，死亡率就低、甚至零死亡；反之亦然。
2020年4月9日排名
排名前列的，并不是西医最强的北京、上海，而是一大批经济落后的中医强省。
宁夏、青海、山西，都是西医不发达的穷省，却拿了冠军。
再接下来，中医发达的江苏0死亡，浙江、湖南、江西死亡率0.1%，这也都是中医药强省。
福建、广东、四川、安徽、广西、内蒙古、山东、吉林、重庆、云南、陕西，死亡率都低于上海。
早在2020年1月，我们就指出，新冠病毒并不可怕，只要治疗正确基本应该零死亡。武汉死亡率很高，包括李文亮的死亡，都是治疗错误。参见：
首轮疫情结束之后，从2020年5月17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新冠病人只死亡2人。参见：中国治疗新冠几乎零死亡，让西方医药利益集团夜不能寐
而这死亡的2例，也还是因为西医治疗错误。参见：2021年我们新冠死亡2例，为什么没做到零死亡？
然而，中医药的贡献再次被刻意隐瞒，而疗效非常可疑的辉瑞抗病毒药物却被吹捧为“特效药”。
2022年的上海疫情，紧急进口了辉瑞“特孝药”的上海，开始两周，新冠重症病人一天就能死掉百分之几十！
注：危重症一天死亡率=当日死亡人数/昨天的危、重症人数
这时候，还是中医药力挽狂澜。国家派了张伯礼等中医团队进入上海，和上海的中医张炜等人共同制定了《中医抗疫｜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药救治工作专家共识》，4月19日开始推行。
和武汉疫情一样，随着中医药的介入，上海此轮疫情的新冠死亡人数在4月28日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逐渐降至0死亡。
2022年上半年的疫情，上海感染占中国大陆感染人数的84%（77万多中的65万），死亡人数却占了99.66%（590人中的588人）。
按确诊死亡率算，上海1.014%的死亡率是同期吉林的202倍；
按感染死亡率算，上海0.09%的死亡率是同期吉林的30倍。
张文宏的第一个借口是，老年和基础疾病。难道同期吉林疫就没有老人？没有基础疾病？别忘了，长春还是0死亡。参见：张伯礼：老年有基础病不是借口，上海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张文宏的第二个借口是，老年人没全部打疫苗，所以死亡率高。既然你说死亡的原因是基础病，难道打了疫苗，基础病也不发作了？还有，没有疫苗、没有西方特效药的朝鲜，死亡率也和吉林差不多，远远低于上海，又怎么解释？参见：朝鲜完胜疫情，证明西方医药利益集团是万恶之源
就这样的新冠救治水平，2022年5月22日，张文宏还在《新冠肺炎全球流行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策略的实施》中，宣传“上海经验”。他说关键就在疫苗和特效药，老年病人死亡的原因是严重基础疾病和没打疫苗。
“抗病毒治疗、抗炎治疗、抗凝治疗，这三大治疗应该是全球公认的最为主要的药物性治疗。”
这全球公认的三大疗法，就是在不同阶段，选择使用：Paxlovid、Sotrovimab、瑞德西韦、莫努匹韦、地塞米松、肝素、激素.....
就是因为张文宏推崇“全球公认疗法”和美国接轨，所以上海疫情的死亡率内地最高。
就算按照庸医0.09%的感染死亡率计算，那么感染10亿就要死亡90万！别忘了，这还是在没有医疗挤兑、中医给他擦屁股、全国医护支援上海的情况下！
按照庸医这样疗法，全国此轮疫情的损失必将是几百万级别的！
04
力挽狂澜，还是要靠中医药
2023年1月14日，卫健委称放开以来院内新冠相关死亡59,938例。一个月就相当于之前三年累计死亡（5235）的10多倍，非常惨重；但这仍然是大大低估的数字。见：卫健委称新冠死亡59938人，和实际差距多大？
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居然有人敢说目前新冠重症0死亡，且大部分重症病人7天内就有好转。
这就是张炜所在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见《张炜：前新冠重症0死亡，大部分7天内好转》。
而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一个乡村中医使用中药预防和治疗，使得1500位村民无一重症，和周围的其他村庄形成鲜明对比。见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山东寿光：一个乡村中医的农村疫情保卫战》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扈晓宇，在2020年援助武汉时就取得优异成绩（见【中医英雄谱】扈晓宇：在武汉协和医院，他带领着一支“中医突击队”），最近1个月救治71例新冠病人，除一例来不及吃中药的死亡，已有65人出院。没有用呼吸机，没有用任何抗病毒药......
面对巨大的损失，2023年1月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2023年第1号文《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中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通知》，强调“第一时间用上中医药作为救治原则”。
人民日报最近几天也密集发文：
中医药局也认识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国家中医药局举办中医药新闻传播领导能力培训班：推动中医药文化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年疫情，中国赢了抗疫，却输了舆论，最终导致惨重损失。见：与病毒共存，终生打针吃药，利益集团赢麻了
历史一再证明，中医受重视则国泰民安，中医被打压则百姓受难。
历史一再重演，又到了中医药力挽狂澜的时刻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