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精神是大寨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好干部――焦裕禄，由于习近平的两次参观学习，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对焦裕禄怀念敬仰之余，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时代，为什么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大地的普遍现象。
毫无疑问，习近平希望重新提出向焦裕禄学习，有助于改变官僚体系私欲膨胀的官僚主义，不思进取的享乐主义，能不能达到目的尚难预料。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也不一样，毛泽东时代的焦裕禄千千万万，是因为那时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深得人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的最高宗旨，在毛泽东持续不断斗私批修继续革命的教导下，让官僚体系的干部，必须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必须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当然也会有少数人贪图享乐官僚主义，却不是官僚体系的主流，处于被批评教育的行列。
新中国建立以后，翻身解放的人民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希望发展生产改变面貌，然而，受限于一穷二白烂摊子和科技不发达的历史条件，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无法对抗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改变面貌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不得不自发的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化群众运动形成集体力量，进而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人民公社，这是一个历史发展健康向上的必然过程，毛泽东只不过是热情支持加以引导而已。
集体力量的优越性，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想办法，因地制宜的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因为工业生产处于全面恢复过程之中，缺乏化肥农药是普遍现象，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就成为农业生产唯一的的基础条件和基本方法，无数的劳动者忍饥挨饿，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序渐进，持续不断的兴修水利平整土地，逐步改变自然面貌。
由于全国范围的自然条件不一样，很多平原地区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们战天斗地的代价比较低，农业生产比较容易恢复和提高。但是，在广大的山区和某些平原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代价十分巨大，改变面貌经常是功亏一篑难见成效。但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时候，就体现出来集体经济带头人，是不是立场坚定勇挑重担的个人品质，能不能不怕牺牲不怕挫折，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改天换地决不罢休。
第一线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全国范围都有自己的农业生产联系点，但是，或者是领导人指导思想脱离实际，或者是基层干部好大喜功，这些联系点的弄虚作假浮夸风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度成为很多地方竟相效法的榜样，造成了天灾人祸的双重危害。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山西省改天换地的大寨，河南省兴修红旗渠的林县，河南省战天斗地的兰考，却由于领导干部出类拔萃的个人品质和领导能力，呈现出来风景这边独好的独树一帜现象。
陈永贵作为大寨大队的领导人，从解放以后就持续不断的，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变面貌，由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年复一年的修梯田，又年复一年的被山洪冲垮，很多人灰心丧气准备放弃努力了，但是陈永贵却不断鼓励大家，一次次总结教训改进方法，继续进行改天换地的浩大工程，经过十几次的失败，终于巩固了战胜自然的伟大成果，农业生产不断提高。被毛泽东树立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是理所当然的。
林县领导人杨贵，看到了本地农业生产的瓶颈在于水源奇缺，只能够远距离引水灌溉解决问题，山区兴修水利远距离引水灌溉的自然条件，其困难程度远远高于平原地区，但是，他们毅然决定组织群众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战天斗地兴修水利，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极大代价，终于完成了被国际友人称之为世界奇迹的红旗渠。
兰考虽然是平原地区，由于抗战时期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黄河水一泻千里淹没土地，给兰考遗留下来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的自然条件，解放以后，兰考人民也是想方设法改变面貌。但是，由于河南省是官僚主义浮夸风的重灾区，领导干部里面，有些人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有些人却百般挑剔吹毛求疵干扰破坏，兰考的农业生产始终处于成效不大的困难境地。这时候，上级领导把焦裕禄从工业战线调整到了农业领域，让他担负起主要责任，团结领导班子带领群众发展农业生产。
焦裕禄的事迹突出，就在于他能够分清是非，团结领导内部的实干家排除干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查明自然灾害的根源所在，正确决策共同奋斗，在一年多时间内，依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取得了初步改变面貌的好成绩。焦裕禄去世以后，原来的实干家张钦礼继续焦裕禄的未竟事业，兰考的农业生产才有了逐步提高。很可惜，由于河南省的两条路线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张钦礼始终处于路线斗争的旋涡之中，一次次受尽冤屈被打倒，又一次次爬起来带领群众继续奋斗，把焦裕禄未竟事业推向前进。所以才会有张钦礼去世以后，十万群众为其送行的感天动地。
毛泽东时代一贯主张不要突出个人作用，要强调集体力量优越性，所以只有大寨精神，却没有陈永贵精神，只有农业学大寨，却没有农业学陈永贵。只有林县红旗渠精神，却没有杨贵精神。焦裕禄事迹突出，在于他是在艰苦奋斗的岗位上以身殉职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干部，张钦礼大力推荐焦裕禄，对焦裕禄在全国范围的宣传教育，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所以说，焦裕禄精神就是十几年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在一年多短时间的高度浓缩和集中体现，是大寨精神全面开花的丰硕成果。
看一看党和政府领导人树立典型的过程，人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第一线领导人的树立典型，基本上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往往是昙花一现和臭不可闻，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毛泽东的树立典型，全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好榜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他们的共同精神，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去世以后，官僚体系继任者，抛弃了政治挂帅抓纲治国的政治理念，全面颠覆了行之有效的共同精神，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占据统治地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被消极懒惰的等靠要思想取代了，从市场经济资本逐利的角度考虑问题，大寨大队年复一年的修梯田功亏一篑，当然是劳民伤财不合算的，所以，高级官员就会和小岗村的等靠要产生共鸣，对分田单干产生浓厚兴趣。不同的是，小岗村的等靠要，是依赖国家救济和其他集体经济的无私支援，国家政府的等靠要，是依赖洋大人的有条件施舍，或者是逼迫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改变颜色，或者是承受经济上的敲诈勒索利益输送。官僚体系不得不听命于，洋大人设计的私有化改革路线图，不得不奉行慈禧太后“以本国之物力，结彼国之欢心”的国际主义精神，无怪乎，当今中国的汉奸走狗卖国贼，犹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能够毫无顾忌兴风作浪洋洋得意呢?
私有化时代的政治环境，不能说官僚体系，绝对没有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即便是有也是凤毛麟角不是主流形象了，前两年宣传下派小岗村的沈浩，有一点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风格，却没有焦裕禄带领群众，依靠集体力量改变面貌的突出事迹，也可能是沈浩心有余力不足吧。沈浩也曾经带人到南街村参观学习，希望小岗村学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自力更生发展壮大，无奈何，小岗村的等靠要私心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致使沈浩落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综上所述，私有化时代的政治环境，焦裕禄这样的领导干部很难脱颖而出，因为大公无私的焦裕禄精神，是不符合化公为私的政治环境的，焦裕禄即便是活在当代，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要么是和沈浩那样，心有不甘的为私有化改革开放抬轿子吹喇叭，要么是放弃理想默默无闻终老黄泉。张钦礼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受尽冤屈，仍然有党内正确领导给他分清是非恢复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张钦礼就身陷囹圄不得翻身了。所以说，沈浩和张钦礼，就是私有化改革开放的牺牲品，还有什么疑问吗?
所以，习近平倡导学习焦裕禄精神，其美好愿望恐怕很难尽如人意，因为没有彻底纠正化整为零化公为私的私有化路线，资本逐利市场经济的压迫剥削，造成了贪腐卖国成为官僚体系和社会精英、汉奸走狗卖国贼的不治之症，坏人猖狂好人受气的社会氛围，就得不到根本改变，中央政府的社会改良，必然会受挫于干扰破坏半途而废不得善终的。
毛泽东的名言：要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人平等，就是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挂帅，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气节，就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苦干精神。只有在纲领正确的前提下，群众路线才能够脚踏实地一呼百应，反腐败才会具有消除私有化压迫剥削危害的功能，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能够发扬光大，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才能够焕发青春，鞍钢宪法和农业八字宪法，才可能全面恢复，陈永贵、杨贵、张钦礼、焦裕禄、沈浩这样的好干部，才会有用武之地。否则的话，习近平所有具体工作方法的战术正确，都不能消除几十年私有化政治路线战略错误，压迫剥削的阶级分化矛盾冲突，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恶劣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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