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理念

我们共同拥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物，将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几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而且以一种很美的形式表示出来了。五星红旗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和谐发展”哲学思想的图腾，是对完整的执政理论的形象表述。

一、 五星红旗系统地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明确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界广泛征集国旗设计方案，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亲自投了稿，共征得三千多份应选方案。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讨论，经毛主席批准，选中了一位普通工人曾联松先生设计的红地五星旗方案。最终采纳了周恩来、张治中等人士的提议，去掉了大五角星中的红色镰刀斧头图案。
当时公布的国旗的象征意义的完整表述为：“红旗上的五颗黄色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根据这个表述，国旗图案应该是镰刀斧头右加四颗星才对。而且，当时并没有哪个国家采用这样的国旗，苏联国旗是镰刀斧头下加一颗虚的五角星。新中国的国旗为什么要采用五颗星图案呢？这个图案有个明显违反逻辑的地方：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只是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说共产党是工农联盟（镰刀斧头），也只是工人农民的一小部分。部分怎么能比整体还大呢？
今天，根据宪法精神来解读五星红旗，我悟到了周总理当时的提议的博大而深远的意义，由衷地佩服他的睿智。这位曾经留学日本和西欧的世纪伟人，早就科学地预见到了人民共和国的长远未来，并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博得了毛主席的认同，将这种预见写在了中华民族的旗帜上，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其实，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完整而且严格合乎逻辑的：
（一）、五星红旗象征着以汉文化（注1）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团结。
红旗上的五颗黄星对应人民币上的五种文字。
中华民族包括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壮等其他少数民族（注2）五个部分。
（二）、五星红旗象征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
一颗大星代表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家庭联产承包式的农村集体经济（更接近个体性质，但土地是集体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
（三）、五星红旗象征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
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其他党派。
（四）、五星红旗象征着一国两制。
四颗小星分别代表香港、澳门、台湾、蒙古（注3）。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劳动为主导，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

“社会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只剥夺他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真理本身。
对于一个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真理；真理本身是不必检验而且无法检验的。
为了说明问题，举一个极端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测量某个物体的长度，其精确值只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体本身固有的长度，在这里我们称之为真理本身；我们的测量活动就是实践，测量结果就是对事物的认识；我们的测量结果可以接近精确值，但永远达不到精确值。显然，不能用我们的测量活动来作为检验精确值的标准，更不能用某位大师的一次测量结果来作为检验精确值的标准。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注意，马克思的表述里面并没有“唯一”一词）是一句省略语，完整的说法是：“某个认识（命题、理论）是不是接近真理本身，可以通过实践的结果来检验”。看清楚了，是检验某个认识，而不是检验真理本身。又比如，某人说圆周率=3，你可以通过多次测量来否定他的这一认识，这就映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也可以在圆内作内接正六边形来证明圆周率大于3，可见实践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再说回来了，我们说“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真理本身，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正确的前提和正确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的，就象一个数学公式一样。我们不能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目前的繁荣来检验这个真理本身。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其发展趋势是不容怀疑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增强综合国力，就是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这句话就象“人是要吃饭的”一样，虽然没错，但也谈不上具有理论上的意义。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继承，主要是否定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极少数人占有，即实现公有制，使生产力中的要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主要按（活的）劳动量来分配劳动成果（剩余价值），也就消除了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整个社会趋于平等而和谐，生产的效率也就更高了，绝大部分人的人性得到更好的尊重和发展。
这么说来，公有制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对，就这么简单。需要指出的是，公有制并不等于国家所有制，也不等于国家所有制加集体所有制。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实质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给工人发工资并且拿走了剩余价值，充当了资本家的角色，而工人们并没有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资产。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不是公有制的好的实现形式，国有制很容易走向权贵所有制。因为，就人性来说，在我们预见得到的将来，恐怕没有人能够象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来关心公共财产，这就决定了虚拟的公有制没有希望。人们的积极性恐怕还是要通过人格化的资产组织方式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古人云：人无恒产，便无恒心；人有恒产，固有恒心。这一判断，至今可以说仍然没有过时。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最好的实现形式就是一个生产组织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有自己实实在在的资产，即在这个不可分割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中占有自己的股份。这样讲并不是说目前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而公司内部绝大部分员工及公司外的广大中小股民根本没有发言权。我国目前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所谓改制，是腐败官僚政府与黑心资本家相勾结，将本该属于全体职工甚至全国人民的财产，贱卖或者白送给极少数人，而让广大劳动者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这哪里还有一点点公有制的影子？纯粹是复辟资本主义！公民如果没有自己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就没有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对一个人的生存资料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他的意志有控制权”，想想今天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艰难处境，我们党对得起用鲜血染成五星红旗的数百万革命先烈吗？
公有制，最起码要有三层意思：第一，不可分割的社会公共财产，在法理上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更不属于哪个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公共财产的所有权。第二，对于可以分割的公共财产，比如国有企业的资产，其所有权属于企业的全体职工，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所占的比例是同等的，不存在管理者随便让职工“下岗”的权力；在“改制”的时候，不存在谁优先的问题，每人都占有等额的一份，如果企业有债务，那是经营者（实际上是政府）的事；政府要么保证好所有职工的医疗和养老，要么把职工所占的股份折算成现金（有个最低限度，起码要保证医疗和养老），让接手的经营者向职工购买他们的股权；职工也可以持有这份股权继续在企业做事，享有这份股权所赋予的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利，我们党希望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这样才体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第三，每个公民，从他出生的时候起，他就在国家享有一份天赋的财产，至少要分给他一块地，要给他提供义务教育；国家如果不能向他提供土地和教育，就把他的这份土地和受教育的机会折算成钱，在他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抵购房款，上学的时候抵学费。总之，社会主义是维护绝大多数人的私利，即维护劳动者的私利。有一个比方，虽然不是很恰当，但能类比说明问题：共产党并不是象解放前国民党宣扬的那样共妻，而是坚决反对当时的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让几乎所有的适龄男人都有老婆。（现代生物科技已经可以克隆牛和羊了，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克隆人呢？也许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又将返回到原始社会那种没有婚姻关系的状态，还真的不好说。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不可能是全社会的人都没有私有财产，只能是大家都有相对平均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最终会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好比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战争也没有军队的，为了最终取消军队，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得养军队并且还得善于战争。）
劳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范围很广，包括脑力和体力，决策、管理、经营都是劳动，连政府发号施令和法院的审判活动都可以视为劳动。劳动有一系列天生不适应社会经济交换的特点。劳动都是具体的，任何劳动的意义都是劳动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都是具体的。劳动一旦抽象化就不是活劳动了。活劳动最伟大的创造性全在于其“活”、全在于其“具体”。劳动二重性理论中的“抽象劳动”必须先变成死劳动，必须先转换为货币、资本等一般等价物，才能实现抽象性的具体存在。交换要求抽象化，不但一般等价物是抽象化的，市场经济还将各个领域的要求抽象出来与货币迭加，生产出各种金融工具。市场经济的高级交换领域是各种抽象符号的运动。活劳动的创造意义不能数量化。凡是可以稳定、准确数量化的活劳动本质上都能够机械化、自动化，并且迟早可以实现；机械化加信息化正在完成这个任务；福特制、泰勒制都是用管理的办法，用机械流水线使活劳动固定化，使（活）劳动模式化为“类”死劳动，从而达到量化的目的。现在的“按劳分配”搞得最好也仅仅是按“劳动成果”分配。但活劳动一旦成为“劳动成果”，尤其是在市场交换中形成价格之后，活劳动的集体性、创造性意义就都固化了；其价格形成更是包涵大量市场的因素。越是高级脑力劳动，越是创造性劳动，越难以定量衡量。而商品交换必须稳定、准确地量化，才能发展为灵活、广泛的竞争，商品经济才能发展为市场经济。劳动不能抽象化，不能数量化，不能储存，不能与人身分离的天然特点决定了它在市场经济机制中只能处于基础地位。只要搞市场经济，劳动必须先转化为资本，才能在社会中运动。在私有制环境里，这个生产力要素关系的人格化就是资产阶级驾驭、剥削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劳动必须听命于资本，因而必然受资本剥削。
从生产力的结构看，（活）劳动毕竟是唯一的有机因素，是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要素。资本主导劳动的机制按私有制人格化之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始终倾向于生产资料一方（它的权力来源），倾向于生产力的无机方；即使是科学技术也得拜倒在它脚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整套使科技从劳动方转移到资本方的办法和手段。这阻碍了最活跃、最有基础作用的多数劳动者与科技结合，阻碍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从长远观点看，这里蕴藏着能够解放出来的新质生产力，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空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劳动主导资本，或者说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社会主义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依据）正是体现在劳动主导资本。因为生产力越发展，劳动就越复杂，也越难稳定、准确地量化，而且劳动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所起的作用也越大。比如，医院、大学、运动会等，显然不宜以投资人为主导，而要以医生、教授、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主导。又比如，一架先进的飞机价值十多亿美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劳动怎么计算？他们中的任意一人的一个小小疏忽，都有可能让数以亿计的资本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艺术家的劳动一旦与资本挂钩，其品位就变了。教师、医生、律师、官员的劳动，硬要去亲近资本，必定产生丑恶。总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那一套复杂的活劳动转换为死劳动最后量化为资本的机制，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尽头，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负担——交换领域的成本太大了，越来越偏离人性，效率越来越低，还不如按劳分配来得简单而且高效。而且，更多的资本已经脱离生产领域，形成了几乎与生产不相关而类似于赌场的资本市场，即资本已经严重异化，早期的市场自由竞争沦落成了后来的投机赌博；这样就使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换算更加复杂化，已经到了目前所有的数学知识都解决不了的程度。物极必反，按劳分配成了人类自身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前提是公有制。
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到今天的过程，其实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越来越多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向公有制靠近的过程。这恰恰映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必然趋势的论断。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益。如果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业社会，资本是社会生产第一要素；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信息社会，信息（知识）是社会活动第一要素，人们追求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
我们的五星红旗，体现了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以多元产权的公平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商品经济制度。

三、共产党只代表无产阶级,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革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四个部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了。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个体劳动者，后来是个体工商户，再后来是民营公司。即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三个代表”出笼前后，伴随着“改制”狂潮，腐败官僚与黑心资本家勾结，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贱卖甚至白送给了极少数人，形成了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而广大职工则被“买断”、下岗，沦落为资本家的打工仔，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五星红旗象征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还有家庭联产承包式的农村集体经济（更接近个体性质，但土地是集体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对应的五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包括职工、干部、下岗工人）、农民阶级（包括民工）、小资产阶级（也叫小生产者，主要是个体劳动者或个体户）、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包括腐败官僚）。
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说的在党内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判断一点也没错。从逻辑上讲，产生资产阶级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上的精英们，都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实现自己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从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是自然的，而维持公有制则需要国家的强制力。还是那个比方，公有制好比一夫一妻制，私有制好比一夫多妻制；如果没有国家的法律强制，有钱有势的男人总是要多占有女人，而很多穷人会因此没有老婆。
而且，相对于资产阶级，劳动人民是弱势群体。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意义，就在于共产党是代表弱势群体，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社会力量的平衡。好比法律维护一夫一妻制，富贵人士虽然心中不满，但他们也不好公然反对。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可以通过资本来奴役劳动人民，如果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共产党还要去代表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指定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一旦共产党代表了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多党平等竞争反而成了合理的要求。
“改制”再往下走，是极其危险的，将导致红旗落地。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在财富聚敛得差不多的时候，将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提出强烈的质疑，打着“民主”的旗号向“专制”发起攻击。他们巴不得共产党早点倒台，他们可以象现在的俄罗斯新贵（其中大多数是前苏联的掘墓人）一样，利用已窃取的资本去公开地合法地奴役劳动人民。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句话最早是毛主席说的，精辟、深刻而且通俗、形象，表达了一种可以意会却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述的意境。
宗教概念和民族概念的情形有些相似，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无法准确用语言来下定义。一般来说，本文倾向于这样认为：一种社会组织、信仰、行为规范现象，在此范围之内的人们都相信神的存在，并且乞求神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当他们接到自认为是神的指示之后，原则上又认为必须按神的意志行事，并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神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修炼），那么，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宗教。在不同的宗教里，神的人格化程度（明晰度）不同。道教的人格化程度不如佛教，儒教的人格化程度不如道教，以至于儒教基本上不能归入宗教的范畴了，很多人认为道教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信奉超乎人的神的存在，自然规律就是神的意志的表现，人与神是相通的。
毛主席所说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的情怀：信仰+牺牲精神+敬畏+为善的道德+组织体系 等等。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相信人格化的神的存在。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又必须相信类似于因果报应的普遍规则的无所不在。就象我们虽然不知道引力是靠什么物质传递的，但我们必须相信引力的存在，不过我们也知道，引力不是神的意志的表现。那么，这里所说的普遍规则到底是什么呢？我也说不好，更不能下定义，还是请您慢慢地从下面的文字来感悟吧：
地球、水星、火星等行星绕太阳做圆周运动时的向心力等于太阳对行星的引力，而行星的初速度又是怎么来的呢？牛顿说是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当然，人格化的上帝并不存在。但赋予行星初速度和初始物质的客观事实还是存在的，在本文，我们姑且把它称做上苍吧。
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地球的公转、自转和扰动形成年、月、日和四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太阳系里，有的行星（比如金星）自转一周的时间比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还长，即所谓日比年长。看来，上苍对地球的偏爱，就体现在它最初的一个偶然动作间。这个偶然的初速度和地球表面的初始物质分布，注定了地球上万万千千的事物的由来。我们地球上的一切事情的最开始的根源，就存在于这个初速度之中。要改变这个速度，是一个天文数字般漫长的过程。
至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普遍规则理解为宇宙发展的大趋势；再小一点，就是地球运动的初速度注定了的自然规律；我们人类的发展规律就包含在这个大趋势之中。再看抛硬币，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都是独立的、不相关的，但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很多次抛硬币的结果是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机会各占50%，大量的实验会说明这个50%是个定数，不可改变。按照宗教的思维习惯，给这个大趋势或定数取一个人格化的名字，暂且就叫上苍吧；按照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把上苍理解为自然规律、公道、天理；数学说，上苍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分布规律；物理学则说，类似于引力是物质在空间维上表现形式，上苍则是物质在时间维上的作用规律；按照形式逻辑，上苍是终极真理本身的总和。
上苍是和谐的、美的、公正的。看似不公的事情，其实隐含着长久的公道。比如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如果没有食肉动物，食草动物会过度繁殖，把草根都啃光，最终自身也不复存在。但如果食肉动物象人类一样贪婪，一次将许多食草动物咬死，作为财富储藏起来，上苍肯定不会坐视不管。上苍不会管你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但你多次抛的结果跑不出上苍的设定。
上苍是明白的，对宇宙间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上苍用所有的生物都能读懂的语言昭示了宇宙的自然法则，谁违背了这些法则，迟早会得到报应。海平面上升和内陆沙漠化就是上苍对人类过度掠夺资源的报复，“非典”和禽流感是上苍对人类残食另类的警告。
地球并不是为人类而存在；相反,人类只不过是地球无意间生出来的一个怪异儿。人类富裕,地球贫瘠；人类辉煌，另类灭亡。任何缺乏互利的寄生物最后都会与宿主共消亡。地球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主人殿堂中飞舞的几只蜂蝶。
人类及生物的进化动力并不是自身产生的, 而是在上苍力量牵引下进行的目的运动,如果试图失去这种神秘力量的牵引,生命的进化便会加速灭亡。
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宇航员登上了月球，飞船登陆了火星，似乎验证了“人定胜天”；我们对物质的认识已经深入了原子核内部的基本粒子，人类似乎可以狂妄地否认上苍的存在了。
可是，面对20世纪后地球环境的持续恶化，人类却无能为力。就全球范围而言，工业化的发展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越进步，地球的环境越恶化，人类自身已经很难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回顾地质史，恐龙以其庞大和强大，淘汰了几乎所有对手, 最后自己却在孤独中死去。科学家已经预见到了人类的末日正在逼近我们不久的将来的子孙。
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自然，相信上苍。人类要想在地球上长期生存下去, 就只有半饥半饱地生活，就像所有的动物那样；因为地球母亲的乳汁不能让60亿孩子都吃饱。当然，以人类今天的文明，不可能回到动物时代，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动物，再高等的动物也还是动物。这就要求我们具有一种宗教的情怀：相信上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自我、善待自己周围的一切。
宗教情怀的核心是相信善恶有报，自觉行善积德。虽然科学不能直接证明善恶有报应，但科学怎么也不能间接证明宇宙间不存在因果报应。而且，从已有的科学普遍原理来推理，至少善恶与报应的正相关性大于负相关性。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从亚里斯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老子到杨振宁，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正是相信善恶有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是指没有人格化的神仙鬼怪和超人的法术魔力；马克思并没有证明宇宙间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要求自己的成员具有这种情怀，只是我们的信仰的上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接近真理本身的。而终极真理本身的总和就是上苍。
我们党的幼年时期，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以真理的名义来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推翻旧世界；我们党的青年时期，还是以真理的名义领导人民建设美好社会。这些都是符合上苍的本意的，所以上苍在关键的时候会伸出无形的手，挽救我党于危难之间，比如长征途中推出了毛泽东、西安事变、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等等。
一直以来，我们党都是以真理的掌握者的姿态出现，这就是我们党的权力的来源。直到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还是认定自己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上苍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呢？不见得了，因为上苍已经多次用我们大家都能读懂的语言对我们党发出了警告：四五运动、六四风波、法轮功事件、层出不穷的省部级高官腐败案……上苍对众生是平等对待的，不会永远偏爱一个孩子，你不能因为一时掌握了真理就叫别人永远听你的。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意思是说：共产党人要体现上苍的意志，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自我、善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这些是在道德层面的，宗教嘛，不能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民主体现了上苍的平等，法治体现了上苍的公正。当然，民主和法治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上苍的意志，成文的法律更是无法面面俱到地体现上苍的意志。但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所以，必须有一个道德层面的组织来人性化地体现上苍的自然法则，这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人必须以唯物主义的态度信奉上苍，有自觉自愿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信善待他人（包括动植物及环境）就有善报。在党内，主要是提倡谦让的精神，比如几个条件十分接近的党员竞争同一个位置这样的问题，在法律制度不好解决的情况下，在党内必须解决。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人。作为组织生活方式，共产党员必须定期向党支部或党小组汇报自己的真实情况，当着大家的面向上苍忏悔自己的过错。在党内，党员可以批评任何党员，无须有十足的事实根据，只要他自己觉得无愧于上苍就行了。

四、 五星红旗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反映了事物在和谐发展阶段的矛盾运动规律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一统天下”，二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在东方文化里，政治上不存在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推翻现有政权取而代之，要么被打倒了还要被株连九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是强调实体的完全平等和尊重个性的多样化，反对派和当权派可以和平共处，互相斗争又互相配合，共同促进。
五星红旗所倡导的理念是：占主导地位的主体部分（汉族、公有制、共产党、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占次要地位的部分（少数民族、私有制、民主党派、资本主义），而且还主动容纳他们，吸收他们的长处，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形成一个既有同一性，又有多样性的生动活泼的实体。并且，在量的分布上，主体略大于次体相加的总和，但相差不远。
从美学上讲，过分的统一显得呆板，过分的多样化又显得无序；过度的统一会产生僵化和腐败，过分的多元化会产生动荡和混乱。只有二者达到一个和谐的比例（最好是“黄金分割”比例，即0.618），才能适应社会的正常发展。我们的五星红旗，看上去很美：主体明确，又有次体支持；内容丰富而不繁杂，略有变化而不凌乱。
从哲学上讲，一个事物如果没有其对立面，就会在事物内部产生分化，生出两派或多派来。我们的五星红旗，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颗大星代表矛盾的主要方面，四颗小星代表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事物的发展在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和谐竞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在事物的和谐发展期间，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势均力敌的，但也不会相差太远。现实生活中，两口子完全般配，双方都事业有成的例子极少见；倒是那些看上去不那么般配的夫妇，其中一方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另一方也同时受益，双方都感到幸福而且实实在在享有幸福。类似的情况可以普遍推广到很多领域。
“和谐竞争”理论是由矛盾协调律演绎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旨在解决存在共存性矛盾的事物的内在发展机制问题。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矛盾又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而所有矛盾又都同时具有着两种属性，即同一性和斗争性。当矛盾的斗争性大于同一性时，矛盾就表现为对抗性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往往以激烈的突变方式进行；反之，矛盾就表现为非对抗性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则往往以比较平和的渐变方式进行。对抗性矛盾发展的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如革命力量战胜反动力量，真理克服谬误等等；另一种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曾导致双方同时消亡，并为新的对立双方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代替等等。非对抗性矛盾又可分为融合性矛盾和共存性矛盾，两种矛盾发展的结果也各不相同。融合性矛盾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最后总能达成对立面的融合，总能依据一系列原则，在一定的发展机制和条件下，通过矛盾各方的斗争、妥协与转化，而促使旧的事物平和地融合成一个新的事物，如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的城乡矛盾和党内或人民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里，矛盾之间的转化式融合是其显著特征。共存性矛盾的各种对立面却是长期共存、和谐发展的，它能够依据共同的基础和原则，在一定的发展机制和条件下，通过矛盾各方在共同所依赖的系统中的某种交换功能，来促使事物在维护系统质的根本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矛盾各方协调互补式或平等竞争式的和谐发展。如生命体内各器官之间的矛盾和政治体制中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当代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矛盾等等。因此，矛盾之间的功能性共存就成了其显著的特征。 在共存性矛盾的各对立面之间，异质互补、同质相竞是一个基本原则，异质互补的基础是同体异质分工协作，同质相竞的基础是同体同质竞位选优。于是协调与竞争就成为了存在共存性矛盾的事物得以发展的动力源泉。竞争产生系统活力，协调产生系统效率，同体性产生系统合力。有合力、有效率、有活力的系统发展机制，就是和谐竟争的系统发展机制。合力是和谐竞争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效率是和谐竞争机制赖以发展的保障，而活力则是和谐竞争机制赖以运行的动力源泉。若要使共存性矛盾能量获得和谐竞争机制的转换消解与整合释放，从而推动事物本身的和谐发展，那么就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如果主观地夸大斗争性，忽略同一性，使斗争性极大，那么共存性矛盾就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从而造成无序的混乱状态；如果主观地夸大同一性，掩饰或人为地抑制斗争性，使同一性极大，那么共存性矛盾中的显性矛盾能量就会转化为隐性矛盾能量滞存起来，而抑制矛盾也就是抑制发展，所以这必然会造成表面有序的僵化停滞状态。所以在调控、处理共存性矛盾时，对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比重，应大体遵循黄金分割法予以调控，既要使矛盾系统内的同一性略大于对立性，又要使系统内留有培育竞争活力的足够余地。这类矛盾系统的系统同一性孕育着系统合力，系统斗争性孕育着系统协调进化的功能。而所有这些目标，都只能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实现。这种和谐竞争的机制，可以被人工地建构起来。在建构和谐竞争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矛盾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它绝对不可能被强行消灭；强行限制或消灭矛盾的行为只能导致矛盾的恶性隐伏郁积；共存性矛盾的正确解决，不在于限制或消灭矛盾，而在于疏导和整合矛盾；矛盾同时也只能依靠一定的和谐竞争机制来自然解决，而不能依靠任何的一元化垄断命令机制来主观生硬地解决，也就是说，千变万化的复杂的系统矛盾群的疏导及消解，与系统发展动力能源的整合及释放，都离不开近似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模型的一种和谐竞争机制。所以说，没有和谐竞争，就没有共存性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和谐发展。
我们的五星红旗，形象而美丽地体现了“和谐竞争”原理，指明了我们未来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的大体建构是“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
“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理论认为，在组织有机体结构中，除了多元化结构和一元化结构之外，还存在一种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在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中，“一元”是一级元或上位元，“有限元”是次级元或下位元；“一元”反映组织有机体内的同一性或稳定性，“有限元”则反映组织有机体内的对立性或演进性；组织有机体内的稳定性必须通过上位元对下位元活动的原则性调控与平衡来实现，而其演进性则必须通过“有限元”之间的分立竞争机制与协调机制来实现；上位元总是体现着组织有机体的整体协调性原则，而下位元则体现着有限元之间的异质互补与同质相竞原则；在组织整体性原则规定的范围内，上位元拥有一定的最高调控权、制约权和裁决权，而下位元则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弹劾权和申诉权；上位元确定着组织有机体演进发展的方向，而下位元则提供着组织有机体演进发展的动力；上位元规定着组织有机体的根本性质与实质内容，而下位元则决定着组织有机体的具体运作方式与发展形式。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中的下位元数量与功能，既不是取决于上位元加强统一与效率的需要，也不是取决于下位元加强制衡与竞争的需要，而是取决于组织有机体的整体性功能在制度上长期获得最优发挥的客观需要。一元化结构是一种组织“板结体”内的有序僵化压力型结构，多元化结构在其初期则总是表现为一种松散组织混合体内的无序分化冲突型结构，而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却是一种组织有机体内的有序自由发展型结构。因此，我们应当根据“一元调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结构”原理来改革党政体制，既要坚决反对政治一元化，也要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
从直观的感觉来说，我们的五星红旗比越南的单星红旗好看，也比美国国旗上的同等大小的50颗星图案和同等宽度红白条图案好看。有趣的是：有一个主元和有限几个次元的多党制要比（当代中国的）一党专制好得多，也应该比势均力敌的（美国的）两党制具有优越性，无疑比群雄林立的（意大利的）多党制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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