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4月 ：潘 维
摘 要 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分工制衡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在新形势下，领导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欲坚持群众路线，保持执政活力，就只能闯出条新路。这条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区自组织”，以社区(和单位)人民的“自组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至上”机构。
关键词 治理 责任 道义 民本主义 群众路线
人类管理社会的手段相通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盛行“蒙昧主义”(obscurantism)，把人类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两类。“启蒙运动”就是针对“蒙昧主义”的。当代政治也盛行蒙昧主义——把政府分成“民主和专制”两类。说明不了丰富多彩的现实，就有西方学人发明“民主的专制”及“专制的民主”之类含混矛盾的概念。
人类是相同的，管理人类社会的手段也是相通的。正如亨廷顿所称，“世界各国政治最重要的差异不在政府的形式，而在治理的程度”。①
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只有四种。世界各地的政府，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混合使用这四种最基本的手段来管理社会，只是侧重和程度各不相同。
第一种——执法(adjudication)：以垄断暴力为后盾，执行关于社会秩序的规则。第二种——问责(accountability)：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②第三种——责任(responsibility)：平衡(部分与整体、现在与未来、变化与稳定的)利益。第四种——道义(justice)：通过塑造价值观而“建构”和“凝聚”利益。
因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人类管理社会的手段有明显的形式差异。很遗憾，自古希腊以降，很多大国的政治家为了自己国家或政府的利益，抹杀历史条件，夸大政府形式差异的作用，让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憎恶，而非相互尊重。正如相邻的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并没有根本区别，也不可能有根本区别。两大城邦本可以成为拉动希腊城邦世界进步的两驾马车。但政客们煽动对彼此制度的蔑视，奠定了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群众基础。这场战争终结了两大城邦，也终结了古希腊的所有城邦。
中国政府强调责任和道义
与欧美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在治理上较少强调“执法”和“问责”，较多强调“责任”和“道义”。这种情况主要来自中国的社会结构。
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主要由自给自足的独立小农家庭构成，几乎是一盘散沙。在狩猎游牧航海传统中形成的社会，就比较看重等级和纪律。中国社会一直有贫富差异，但就农耕而言，中国地广人稀，不采用长子继承制，所以“富不过三代”，形不成稳定清晰的“阶级”。缺乏阶级分化就缺乏阶级意识，就有了非阶级的“百姓”这个统称。百姓都做“发财”梦，远甚于“美国梦”。能推翻王朝的是“农民起义”不是“贫雇农起义”，因为起义并非只代表贫苦农民，而且推翻王朝之后还是采用旧制，并非推翻“阶级制度”的“社会革命”。缺少阶级分化和阶级意识的社会是“自由”社会。因此，用西式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阶级及社会集团理论来理解中国，解释力就不强，“水土不服”。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与推翻社会固定分层的“社会自由”或“阶级解放”没什么关系。
缺少分化的社会催生了三大政治结果。
第一，中国缺少西式“法律主义”(legalism)传统。在独立自足和充满真实和虚拟血缘关系的家庭之间，执法无需严格，严格执法的成本太高，法律也就不“神圣”。执行道德原则中的“天理”和“人情”比执行“国法”重要得多。斯科特称农民社会的经济是“道义经济”;③农民社会的政治则应是“道义政治”。当代相互依存的城市生活要求严格执法，但那与法律主义传统中的“社会契约”不同，并无强烈的政治含义。西方的“法”(law)是“神圣的”，《圣经》称其来自神与人的“社会契约”，而今则是“人民”与政府的契约。西方的“法”还是“自然”的硬约束，物理的自然规律也是law。因此，法律判决，无论对错，都是要接受的，否则会被整个社会唾弃，也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而在中国，“法”不过是一些人定的“方法”或者“办法”，没有在西方那么大的权威或政治含义。在中国，“法治”被理解为严格执法，以保障城市人相互依存的生活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是重要政治机构，但其重要性并非来自其为“立法机构”，立法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第二，在中国，向自己代表的社会集团“问责”缺少“合法性”，即缺少正当性。中国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社会分化和分际，比如阶级和阶级界限。中国社会有(四民)“分业”，但无论士农工商，根本都属于“农民”家庭。④如此，社会呈“一盘散沙”状态，“阶级统治”很难生存，集团问责也就难以生存。⑤在缺少利益分化及利益分际的社会，让利益集团的代表来执政缺少“正当性”。用西方概念表述就是缺少“合法性”。这个中国传统延续至今。“利益集团”主导政治在西方是“合法性”的基础，是(西式)民主的本意;但在中国就“不正当”。在西文里，“党”是社会某个“部分”(part)的利益代表。在中文正体字里，“黨”是个贬义词，由“尚黑”两字组成，与光明正大相悖。“结党”必为“营私”;“党争”是劣政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词。所以，中国士子有“君子不党”的明确政治传统，要求官员施政出于“公心”。而今，中国大众传媒常把自认是“坏”的政策归咎于“利益集团”，如同美国传媒给“坏”政策贴上“社会主义”标签。
第三，中国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依照“伦理道义”对“百姓”承担“责任”。这是由一个职业治国集团来承担的。自两千二百年前中国形成统一大国(公元前221年)，历朝历代的中国社会都由“中立”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其管理对象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独立的农民“家庭”。这个集团在政治上强调“道义”，即扶老携幼的家庭伦理道德，以德服人;在行政上强调“责任”，即以照看百姓福利为“本”(职)。由于社会结构不同，中国政府与欧美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不尽相同，前者来自强调“伦理道义”和“责任”，后者来自强调“执法”和“问责”。
“中立”是为方便西方知识界理解而使用的概念，是想指出，不由集团利益代表组成的政府也可能是个“好”政府。但“中立”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政府的准确表述。既然社会缺少稳定清晰的分际，何来“中立”?在“大一统”的利益下，仅靠“中立”无法获“天命”。正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⑥
治理中国社会靠的是职业治国集团的“杰出”(官称，“先进”)而非“中立”。
中国的“民本政体”
“杰出”(outstanding)不是同欧美政府比。“杰出”指的是在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中“脱颖而出”。中国政体的核心特征是杰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职业治国集团。其杰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思想上杰出，声称坚持“民本主义”。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要求其成员拥有超越一般百姓的政治思想，即“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否则理应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且“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伤害了百姓福祉就“失天命”，就发生“革命”。⑦民本主义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当然，思想与现实不是一回事，而且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在哪里都不是。“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也是思想，不是现实。但思想影响现实，人民能用这思想来衡量和挑战现实。思想为改善现实提供依据。没有民本或民主思想，中国或欧美的现实将完全不同。
第二是组织上杰出，声称官员的选拔遵从考试加考核的“绩优准则”(meritocracy)，逢选必考，无功不拔。这种“业绩制”与西式“选举制”同样基于竞争。执政集团的官员靠政策竞争来获得出色政绩。中国土地辽阔，东西南北各地社会条件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迁，不得不包容“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包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弹性。在前三十余年的开端，安徽和四川领导采取了不同于众的政策，效果很好，双双被提拔为顶级官员。三十年后的今天，广东和重庆分别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政策，引起世界瞩目。中国的政策和政绩竞争是世界各国中最激烈的，有时甚至可称“惨烈”，还为弄虚作假提供动力。政绩竞争是中国职业治国集团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当然，纯粹的绩优准则，正如纯粹的多数决选举准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裙带、金钱、关系，在世界所有的选官制度中都发挥作用。然而，绩优制的确与西式选举制有重要区别。政治上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使得绩优制成为必然。
第三是历史悠久的分工制衡机制，用于防错纠错。中国由政治思想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无法“分权制衡”，却有“分工制衡”的悠久历史传统。⑧而今，我们不仅能见到来自大众舆论从民本主义角度挑战官员行为的“软”制衡，而且看到党政“双行政系统”本身的分工制衡，还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加上年龄限制的任期制，官员定期轮岗和地域交流制，纪检监察机构，各级人大、政协、法院和信访机构，还有各部门职责之间交叉的灰色地带，当然还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分工与分权一样能达到制衡效果，因为分权制衡的基础也是分工。一个政体，没有制衡机制，断然不可能长久生存。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同样的分权制衡，在拉美、印度、非洲都起不到在欧美的效果。分权制衡的典范是美国，美国政府也犯重大错误，因为难以制衡能控制政府的华尔街和军工集团。
政体的差异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考察。第一是政治思想，即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主要的执政机构;第三是选官方式;第四是防错纠错的办法。不同政体通常依照其政治思想的名称来命名。欧美政体称为“民主政体”，中国政体可称“民本政体”。民本政体有四个支柱，第一是民本主义思想，第二是职业的治国集团，第三是官员的绩优选拔，第四是以分工制衡来防错纠错。
在缺少社会分化条件下，由职业治国集团来“治国平天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内部成员却在政绩和政策上激烈竞争，就维持了富有弹性和活力的中华大一统，构成了世界政体中的一个独特“物种”——“民本政体”。这个政体“物种”并不能保障国家长生不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而已。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入奢”，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就被侵蚀，分工制衡也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
制度是人造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活人能够轻易绕开或者改变死制度。政治制度不是“永动机”，人也不是机器，没有任何制度能让“人”领导的“国家”永葆青春，逃出兴衰循环的法则。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神学。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不断随王朝更替死而复生，与朝代和国家共兴衰，始终管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差异也最大的社会。民本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超越”了(中国的)国家兴亡，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政体。“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内容是什么?若非这制度文明还能是什么?
“党”在现代中国的演化
自1640年到1840年的大约两百年间，拉美玉米和土豆等薯类粮食作物进入中国，人口爆增，从1亿变成了4亿。每遇天灾，就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中央政府对地方逐渐失控。1840年，工业强敌入侵了农业社会的中国，自此中国内外战争频繁、社会混乱。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艰难维系了半个多世纪，轰然倒塌，各地乡绅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各种内外势力间飘荡，导致了“半封建”社会。由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四处泛滥，“革命”成为社会普遍欢迎的概念。与此同时，西学东渐，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传入中国，代表不同“阶级”的西式“政党”在中国思想界逐渐获得了“正当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录的头两篇文章是“阶级分析”的典范，确立了毛泽东革命理论家的地位。⑨中国共产党似乎运用西学理论成功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然而，即便在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另两个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其实是以往新朝“均田地”政策的延续，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称为小农社会的保守主义可能更恰当。
在“革命”完成后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继续了“阶级斗争”路线，但国旗五星红旗中的大星代表党，团结其他四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统一战线”。阶级斗争概念在“文革”时达到了顶峰，但“打倒”的并非“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分子”。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逐渐淡化了“阶级利益代表”的认同，强调“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强调“和谐社会”，回到了中国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传统认同。中国其他的“党”则是“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人民的普遍利益，并非阶级或利益集团代表。
许多学人指称，市场经济导致中国出现阶层或利益集团分化。⑩西方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理论是阶级斗争和多党政治信仰的前提条件。中国而今有贫富分化;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也不乏贫富分化。只要“富不过三代”，就无法形成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文化意识。越来越多的职业划分，并非社会公认的社会地位高低之分。中国过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属于农民家庭，中国今日工商企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庭企业，依然是“一盘散沙”。自古至今，中国社会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中产”社会。所谓“培育中产阶级”，虽在新闻界热炒，却是个伪命题，因为把“中产”定义为城市里有某种固定政治倾向的富人。中国“富人”占人口比例很小，而且都是最近二十年才“致富”，父母和兄弟姐妹或许就是农民、工人、甚至下岗工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社会意识错乱”——普通人争相致富，富人认同普通人。所谓“富二代”和“官二代”是贬义词，直指怪异行为。“富人俱乐部”非但不似在欧美那样受敬重，反而是大众媒体讥讽的对象，暗指其为妓院。
在当代全球激烈竞争的工商界，“富不过三代”不仅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也正成为世界的现实。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没有强化阶级界限，反而淡化了阶级界限，导致了中产化，导致了欧美政党的“中立化”和“全民化”(catch-all party)，导致了政党政纲的“趋同”。欧美学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谈论“政党政治的衰落”，而且于今为甚。现在，对抗性的政党政治是落后的典型表现，最具对抗性的政党政治都发生在落后国家。如此，中国政治何以应当“退化”为利益集团竞争的“民主”舞台?
台湾地区今日似乎有“两党制”，但国民党和民进党争相宣称自己是“超党派全民代表”。该两党的分歧不在于经济社会政策，更非代表社会不同阶层，而在危险的“国家认同”。若谈政策区别，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策，在正式出台之前的讨论远较西方激烈。争论的不是税收增减一、两个百分点，甚至是收或不收房产税。
在缺少社会集团分际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是欧美那种“议会党”，在议会中分成“一党、两党、多党”。中国共产党是个延续了中国政治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思想上依旧信奉民本主义，组织上依旧执行绩优制和分工制衡制，成员们在政绩和政策上依旧激烈竞争。简化字的“党”不复由“尚黑”二字组成，而是“尚儿”——还是照顾百姓福祉的“大家长”。
类似历朝的治国集团，中国共产党目前发挥七个核心功能，身系华夏“大一统”。
第一，制定全国统一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抵制社会分裂和冲突。
第二，维持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抵制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维持绩优选拔，抵制血缘、地缘、裙带、派系主导官员选拔。
第四，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抵制军事割据。
第五，维持边疆地区的向心力，抵制族裔分裂主义。
第六，维护世俗政府传统，抵制宗教势力干政。
第七，领导全国“统一战线”，并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治国集团有三大不同之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带领“中华民族”完成“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任务;而儒门弟子的目标是“天下(太)平”——那个时代的“天下”环境简单，没有民族国家，无需谋求“发展”。其次，中国共产党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手段——民主集中制，以适应现代的国家间竞争。传统治国集团目标低，组织上就相对松散。最后，中国共产党发明了“群众路线”，成为共产党生命力的源泉，既适应革命时代动员人民的要求，也适应教育普及条件下人民政治参与的要求。
什么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也有两大不同。第一，苏共是“立国为党”，是党国(party state)。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是国党(state party)，是中国人民的“党”。第二，苏共是世界党、传教党，目标是在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与美国传“自由民主”之教类似。而中国共产党尽管怀有孔子的“天下大同”理想，却立足中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自称世界上唯一正确，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
新困难与新道路
与中国政治不同，美欧实行“现代”政党政治，不要求官员“知识化”，没有学历要求，无需每天加班及周末无休，无需为职务升迁进党校“培训”，更谈不上追求“理论创新”。而且，西方社会的管理水平并不低于中国。既然西式政治普遍被称为“先进”，为什么中国依然延续职业治国集团的老办法?可以用两点结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由于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利益集团分际，也缺少法律主义传统，中国出现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是必然的，也在中国拥有政治文化上的“正当性”。因此，中国共产党身系国家治乱兴衰，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
第二，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中国共产党之兴衰取决于其“先进性”的兴衰。党兴则国兴，党衰则国衰。治国集团丧失“先进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思想堕落，不再为人民负责，则为公的“民本主义”信仰必被形形色色为谋私利辩护的“主义”所取代。第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贪污腐败，则“绩优选拔”的人才原则必被“结党营私”取代;分工制衡机制也就不复起作用了。第三，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拒绝群众监督，拒绝群众批评，“政绩和政策竞争”必被阿谀奉承和欺上瞒下取代。如此之治国集团，就会蜕化成缺少生命力的、脆弱的、“尚黑”的特权集团。
所有国家都有兴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主要朝代的寿命相当长，平均约三百年，秦汉、隋唐、宋明清就能概括中国近80%的王朝史。但二、三十年的短命“朝代”也不鲜见。一旦职业治国集团无力强调责任和道义，就进入衰败期，就只能靠“执法”和“问责”的激素来苟延了，如同1948到1949年间的国民党。那时，“执法”演变成抗暴，“问责”演变成下台、换班、大分裂的闹剧，接下来就是民不聊生和兵败如山倒。
中国共产党虽已成立九十年，但执政方过一个甲子，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平均寿命的五分之一。其近期前景取决于解决好下述新的基本政治矛盾。
作为执政党及双行政系统之一，共产党必然“变质”，从“扁平组织”变为“科层组织”，用全国统一的法治来管理国家。如此“变质”是建设事业“办大事”的需要，理性化、知识化、专业化、法治化，层层相连。但科层体系“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必然脱离千家万户的群众，再也无法像扁平组织时期那样为百姓“挑水扫院子”，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于是，一方面，由于科层化和法治化，党政体系“办小事”的能力严重退化，有心无力，无法解决群众五花八门的生活矛盾，而“国法”也无力满足社区内部关于“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自组织坍塌了，科层体系无法“对接”亿万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于是，亿万个体的“人”去找一个统一的、依法办事的科层系统去要求“公正”，使得“潜规则”盛行。于是，“维稳”与“维权”成了一对大矛盾。
西方分裂的社会结构导致强大的宗教传统和法律主义传统，使之可以轻易通过法院、教会和公民自组织“办小事”。小国寡民也比较容易解决这类问题。在新形势下，领导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欲坚持群众路线，保持执政活力，就只能闯出条新路。
这条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区自组织”，以社区(和单位)人民的“自组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至上”机构。《周易》称，阳上阴下即为“否”，因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背道而驰就无法相交。所以，“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又曰，阴上阳下，乾坤倒置为“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果所有的科层领导都有在扁平的社区自组织服务的经历，在升迁之前重回社区参加组织工作，在退休之后还去担任社区的“乡绅”，人民“办小事”的需求就能解决，中国共产党也就能接上“地气”。
当然，天下本无绝对的新鲜事。中国的传统治国集团是依靠这类非科层的扁平组织而获取“天下平”的。我指的是获得政权大力支持的，在“乡绅”领导下的宗法、宗庙组织。那时，“乡绅”们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而且，宗法、宗庙的信仰，天然与职业治国集团的治国理念相契合，即家国一体“以孝义治天下”。
历史是开放的
若我们把天下文明分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即为来世的乌托邦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制度文明三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乃是最多物质主义，最少精神文明的。中华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平衡由制度文明来弥补。被称为“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实质是制度文明的思想结晶。百年来，西学占压倒地位，中华制度文明被国内外学人痛斥为落后乃至野蛮。然而，那只是因为在农业财富到工业财富的转型中，中国的物质财富积累慢了一步。?“启蒙”时代之后，物质主义占了上风。当中国由工业生产而来的物质财富积聚到了一定程度，中华制度文明的精致会为世人所注意、研究、理解、尊重。
一神论的思维方式与多神论及其衍生的无神论思维方式很不同。世界的未来是开放的还是目的论的?若人类制度的将来有事先设定的目的，就有“普适”的制度模式，就有线性发展的“阶段论”，就有天使与魔鬼的二元论，天使必然战胜魔鬼。然而，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阻止国家衰落。人类历史的将来是开放的，二十世纪的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就都只是历史的一部分，21世纪新兴的“中国模式”当然也是。
取经文明比较容易相信多元主义。传教文明则信奉一神论，习惯于善恶对抗的二元主义思维。在取经文明中，制度研究是为获取新的知识。在传教文明中，制度文明是为“拯救全人类”。当预设的制度成为宗教，人类历史就不再开放，而是个绝对的、有终结的、早被一些思想精英设定了的“必然王国”。
启蒙的本意是消除迷信。但总会有人把传播迷信当“启蒙”。制度迷信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一个迷信，荒唐到可以为无端杀戮别国人民而辩护。
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结果还是原因?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此书开篇首句即郑重宣称：“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ncern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
②没有哪个大国政府能承担得起向个人问责的成本。问责只能针对集团利益，而且是比较强大的社会集团。
③[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这本书主要阐述如下道理：在农民社会，源于对食物短缺的恐惧，经济准则服从道德原则。
④左丘明著《国语·齐语》，记载了2700年前管仲对齐桓公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战国诸子著作中对“四民”的职业分工多有记述。《荀子·王制篇》称，“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还称，“至平”的社会是，“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篇·第四》)。分工差异与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更非零和式的权力对抗关系。
⑤在非西方的议会，因为缺少稳定和边界清晰的利益集团，小政客们为博取新闻上镜，往往成为“议会搅屎棍”。故议会声誉低下，政治地位也比较低。
⑥《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在中国，天命即人民共同愿望之命。
⑦分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和《尚书·周书·泰誓》。“天命”即“民命”是中国士子们始终信奉的。
⑧关于中国监察制度史的文献非常多。例如：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该书追溯了自先秦到清朝的监察制度演化。
⑨两篇文章分别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⑩比如，陆学艺教授编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以及之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两者在政治含义上是有张力的。
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095~1097页。
⑫《周易·彖辞上传·否卦》和《周易·彖辞上传·泰卦》。
⑬工业财富与农耕财富有本质区别：第一，农业生产以季节计算，工业生产按秒计算;第二，工业生产创造新需求，农业生产不创造新需求;第三，农业生产增长主要增加人口，而工业生产增长能增加物质财富。
Social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inben Polity
Pan Wei
Abstract: Since the arrival of industrial age, the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setting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a target of negation from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could well be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so called "longest continuing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its sophistication–a four–pillar minben polity, explains its social origin – from an "undifferentiated" society, and predicts a grow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its value – inspiring for other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Administration duty, responsibility, minben polity
【简介】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陈翰笙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等。主要著作： 《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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