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6点，我的老首长、老战友、原11军高炮营政委陈景贤的女儿来电话，告知陈政委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为了不惊动战友们，临终遗嘱不搞告别仪式。他的爱人考虑到陈政委和我特殊的感情，还是决定告知我一下。我听后不胜哀痛，和陈政委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眼前。火化定在7点钟开始，他们家人有意在6点钟才通知我，意思就是劝我不要去了。但我还是匆匆穿上军装赶到八宝山殡仪馆，去向自己的老首长、老战友做最后的告别。
陈政委的女儿陈莉告诉我，他爸爸这次是为了声援我来到北京。他在网上看到有人给我造谣，说我没有上过战场，甚至诬陷我是“逃兵”，非常气愤。他说，“我和罗援是一起参加过抗美援老(挝)作战的战友，我们一起经历过血与火的生死考验，我当时是高炮营政委，罗援是军作训处参谋，都在军工作组工作过。我不站出来证明，谁再出来证明?”陈政委到北京后一定要见我，并让我带他去看看与我同时调到军事院校的原11军作训处长李凡。他说，“我可以证明，你们调到北京的时间离中越反击作战开始的时间相距1年多，你们是经组织选拔集体调到军队院校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要参战的消息，如果真有准备参战的消息，调谁走，也不会把作训处长调走吧?”他还让他的女儿在网上发帖子，质问那些给我造谣的人，“当我们为祖国上战场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陈政委和我们见面不久，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竟是肾癌转骨癌。他是以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喊出了最后的吼声，为自己的战友仗义执言。
正好前两天一家隶属最高法院麾下的杂志，要对我进行采访，让我谈谈秦火火案件对我的伤害，我婉拒了。我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秦火火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他已经公开在法庭上对我赔礼道歉，就不要再旧事重提了。我想起来，北京市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曾经询问过我，是否要求秦火火给予我精神补偿?我说他出身平民，北漂北京，活得也不容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出来造谣诽谤，已经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我放弃对他索要名誉损失费的权利。但作为被害人，我还是希望他能赔偿我一分钱，以此来象征性地买一个教训。但今天，面对着同样来自平民的陈景贤，我想告诉秦火火，你应该好好向他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待人!你可能有种种原因，或者政见不同，或者为了博人眼球，但你不可以侮辱军人的名誉，因为军人“士可杀不可辱”!
最后告别的时刻到了，我轻轻揭开陈政委脸上的白布，向他致以最后的军礼!泪水潸然而下，工作人员提醒我不要把泪珠滴在逝者的脸颊上，其实泪水早已浸透了我的心扉。谢谢你了，老首长、老战友!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挺身而出，率部奔赴战场，在抗美援越、抗美援老战争中取得击落敌机二架，击伤敌机三架的战绩;当你的战友名誉受到诬陷时，你又带病前来声援。我为有你这样的好战友感到骄傲，感到荣耀。虽然，你要求丧事从简，但我今天代表我们11军的战友们，代表高炮营的指战员们前来为你送行，祝你一路走好!
这时在我耳边响起了我们共同吟唱过的那首歌，“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
写于2015年1月22日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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