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对北京“问题中国 进步中国”研讨会上几位学者发言的评点

　　郭建波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同林彪集团作斗争的时候就曾说过：“要抓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表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在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个准则，执着地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念。为此，他与不少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同路人)产生了严重分歧，就是在文革时期他与林彪关系的决裂，说到底也是在文革发展路线上的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说的“人多，枪多，代表不了正确的路线”，指的是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与张国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在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南下(还裹挟了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由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会师后，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前夕，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不顾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西渡黄河，形成了西路军，最终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两次王明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两次挫折所形成的革命低潮的局面最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使革命转危为安，走向高潮。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认为路线斗争，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进行研究的时候，就要紧紧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才能够提纲挈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水落石出地呈现出来。分析建国后党内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以及今天的共产党面临的严重挑战的时候，也是这样。

　　—评点札记

　　北京举办“问题中国 进步中国”研讨会 孔丹、罗援等参会(实录全文)

　　：经济导刊 发布时间：2014-10-09 来源：经济导刊

　　在研讨会上，孔丹、罗援、彭光谦等对腐败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

　　中央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频起高潮。腐败现象的实质是一些党员，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思想意志被金钱摧垮，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23年前苏联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

　　7月29日，在继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马的事实，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中央的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对腐败零容忍”绝非空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在一年多时间里，依法惩处数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见史册。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惩治腐败敢于动真碰硬，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党纪国法不容违逆。但同时，这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反腐十数年，腐败却遏制不住，呈现批量化和严重恶化的趋势?

　　腐败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是很多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共产党为之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狂潮，他们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将党性让位于私欲，将良知出卖给资本，将权力变现为钞票，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

　　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历史到现实，因统治者腐化堕落而政权倾覆的教训比比皆是。23年前苏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它给我们的警示是：像苏共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党、像苏联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顷刻间垮台解体，其前车之鉴足够我们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纯洁党风，重拾民心，巩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基业?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腐败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

　　上排从左至右：孔丹 罗援 武力

　　下排从左至右：强世功 彭光谦 王湘穗

　　孔丹：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

　　我们会议的题目叫“问题中国，进步中国”。对问题中国，我感到担忧，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严峻的。[评点：是这样。]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评点：不仅要准确界定这个问题，更要找到致弊之因。能不能找到呢？我们往下看。]是中国自身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还是所有的国家—各种类型、各种体量、各种制度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评点：有这个思考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注意到中国毕竟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别的国家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应该出现；同时，还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些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大规模地出现过，这样才便于发现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进行解决和社会处于转型期来进行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腐败。[评点：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原因，腐败是变质的必然结果。孔丹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因而在这里把腐败作为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不确切的。]习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跟北大的学生们说，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系好。一个人一生中如果第一个扣子系错了，后面全是乱七八糟。当然，第一个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个扣子最重要。[评点：这个比喻不仅形象，也是喻意深远的。第一个扣子是什么呢？就是路向，确切来说就是路线正确与否。问题是什么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呢？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我的第一颗扣子是18岁入党。但是我现在对腐败问题，对这个党从上到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变质，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评点：是啊，这种心情我们也是感同深受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党的“非常严重”的“变质”呢？在对这个原因的认识上我们与孔丹是有分歧的。]各位学者在观点上可能不同，但我们从同样的事实看问题。腐败问题，怎么理解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为什么先治标再治本?这就跟人发烧一样，高烧不退会死人，最后整个党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烧。[评点：“先治标后治本”也好，还是“标本兼治”也好，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本”？弄准了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纲，纲举才能目张，提纲挈领，好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本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有各种原因，但是发烧这一点是公认的。[评点：这话说得很微妙，隐晦了一些不便说的东西。]从中央高层到老百姓都看到，这个党在发烧，不是低烧，是高烧。有些干部没底线，不知耻，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拼命地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评点：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建设又有了新的思想，依法治国喊了多少年，特色法律体系也形成了，“这个党”发的“高烧”却更厉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问题?[评点：孔丹问了这个问题，却似有难言之隐，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其实，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它是内生的，还是怎么来的?[评点：如果从外因上来说，这是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崛起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从内因上来说，这是建国后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否定的必然结果。孔丹先生认同这个判断吗？]这个问题，我的“口述史”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讨。毛主席搞“文革”有一个原因是对苏联共产党变质问题的思考。[评点：于是毛泽东就发动了反修防修的斗争。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问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英明预见。这使更多的人警醒过来，孔丹先生也不例外。]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决执政党如何不变质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些学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战略思维。[评点：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解决执政党如何不变质的问题的关键，是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是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在事实面前，有些人的看法是，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却搞错了。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以及“三和两全”进行的批判，到底对不对呢？这些问题不是在今天都已经出现了吗，以致于造成了令孔丹先生担心的“这个党”“非常严重”的“变质”，发起了“高烧”。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从反面说明了当年进行的这些斗争是正确的吗？]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评点：毛泽东通过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不得已的。他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群众运动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但是后来毛泽东却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文革，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整党内走资派，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在中央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的彭真在文革被否定后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毛泽东本来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但是最终却采取了文革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一直到死，彭真也没有说出这个秘密。其实从逻辑上来分析，这个原因肯定包涵着文革发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内容，不然的话，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后，彭真还会有什么顾忌呢？]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评点：毛泽东认识到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却更加肯定群众运动的革命作用。据何载回忆，毛泽东曾经给身边人员讲，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他从保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大局出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最后才不得不诉诸于文革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的。可是，当我们否定了群众运动，否定了文革以后，结果如何呢？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嘛。]实际上是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评点：不是毛泽东要“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而是中央最高层本来就存在着路线分歧和斗争，这得到了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印证。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讲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引者注）接受不少，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请问，这是毛泽东“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吗？]把一些人打倒，[评点：文革中是有一些人被打倒，这是事实。这里我们就简单说一说争议最大的刘少奇的情况吧。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对变动刘少奇的地位是极为慎重的。一九六二年，党内刮起了单干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位领导同志主张实行包产到户，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也在其中。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一旦实行包产到户后会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破坏作用，因而他坚决反对这样做。文革发动前夕，他曾对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从一九七八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和国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以及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可以得到验证。既然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对单干风的批评就是必要的。毛泽东也只是在与刘少奇的个别谈话中批评他没有顶住，还说，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不论是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还是八届十中全会上他都没有点刘少奇的名，没有显示出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在“四清”运动期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虽然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再继续作接班人了，但这仅是他自己的一种想法，还没有和别人谈过，以致于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发动的时候，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和戚本禹也不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到底指的是谁。看来毛泽东还要对刘少奇作出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再做出决定。《二十三条》制定后，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工作，还主持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在文革发动后的五十多天里，发生了派工作组扭转运动方向，矛头对准群众的严重事件，孔丹先生应该对此并不陌生吧，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虽然说这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撤销了工作组，但是他当时也没有决定要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这表现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中，原先规定会期为五天（实际会期延长至十二天），也没有将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上。要不是在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可能还不至于被变动。因为按会议预定会期和议程，在八月五日通过《十六条》以后就要结束了。正是因为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时他又拒绝接受批评，这个错误与以前的错误联系起来，毛泽东才下定决心要变动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后印发会议，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在党内公开了，至此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已成定局。这个时候，刘少奇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领导层，不过已经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至于后来他被打倒的原因很复杂，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后重新去建构。[评点：文革就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为的是将来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时候，人民群众能够采用文革的方式起来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最后的效果很差，问题很大，所以被称为“浩劫”。[评点：这是孔丹自己的认识，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工农群众可不是这么看。我觉得还是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比较符合实际。]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评点：认识比较深刻，但还应指出这种变质是因为路线错误造成的。]现在退烧，肯定要老虎苍蝇一路打下去。最高层认为，这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严峻。[评点：对，这个认识是清醒的。但是在不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情况下，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

　　有人给共产党把脉，开出了药方，说你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你能治得了这个病吗?[评点：这里的“有人”是指普世派，孔丹是反对“普世派”观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孔丹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评点：这里关键是要站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主体工农群众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思考问题，才能找到真理。孔丹先生能做得到呢？]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如果这个办法行得通，为什么不可以用呢?[评点：这是孔丹的一个论辩策略。]但是我从实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直接把那种所谓的“形式民主”引进来，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中国肯定先分裂了。[评点：对。]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会认识到，不能搞那个“民主”，乌克兰、伊拉克的教训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不出现腐败吗?[评点：用事例来回击普世派。]但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能不能在退烧的同时把住脉，开出好的药方?

　　过几个月要开四中全会，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有效的药方。[评点：是吗？]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自己作为执政党，接受法律的约束。[评点：总感到这里好像有点宪政的影子？是不是呢？共产党以前没有接受法律的约束吗？共产党在党内有些人的摆弄下，通过改革已经将占国家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有制经济，消灭到百分之三十以下了，现在已经基本上将经济权交给市场（资本）了，大批的工农（农民工）已经变成雇佣劳动者了。不少人开始有事不找共产党，而去找资本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了，在他们的眼里资产阶级而不是共产党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生活的依靠。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立法，共产党再把自己的手脚紧紧地捆起来，一旦有事，共产党要起来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工农利益，有人就会指责共产党违法，以此来审察共产党，到时候可怎么办呢？]这应该是一条路，如果能坚持下去，就能把党内存在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毛病慢慢纠过来。[评点：是吗？我们可没有这么乐观。]这个问题很深，一天两天纠不过来。[评点：这倒是真的。]

　　现在加强反腐也带来一些不作为的情况。[评点：这是在反腐加强后，光靠反腐而不从路线上来解决问题表现出来的一些征兆。]以前给点钱办点事，现在不给钱也不办事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成了一个社会垢病的目标，就和国企一样，成了原罪。[评点：当年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到基层去实行“三同”，还发动群众起来整干部，使广大干部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当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威信很高。当着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被否定后，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看一看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史料中宋献策和牛金星的对话吧。]所以，遏制腐败的问题对我们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们现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国力的增强，甚至还有总书记说的中国梦，复兴的门槛快到了。[评点：是吗？]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时因为问题增加了，你说是错误思潮也好，敌对势力也好，运用互联网的手段也好，总之人家不断垢病你。[评点：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只要我们内部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固若金汤，这些“垢病”又其耐我何呢？]而你开出药方来，大家信不信?[评点：为什么不信呢？因为被忽悠的时候太多了。]一些人和我争论，说把西方那套拿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我坚持认为那不可行。[评点：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由此我的思考变成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方法论应该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看法，改革是通过一片沼泽地，非常艰难，到处是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评点：是吗？我看言重了。你说是改革难呢，还是当年的革命难？这是不言而喻的嘛。当年共产党就主要是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如果改革是为了占中国人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这必定会获得他们的支持，同时共产党又掌握着全国政权，还有前三十年奠定的物质基础，又怎么会“到处是泥潭”呢？可是改革又为什么像“通过一片沼泽地”那样“非常艰难”呢？这是因为改革就是要改掉当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得不“打左灯向右拐”，还面临着党内“保守势力”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对，因而才是这样的步履维艰。从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上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基本上被颠覆了。现在的改革“攻坚”，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没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民党“四大家庭”的官僚资本），再进一步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方式私有化。想到这里，不禁令人黯然神伤。]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人家追问，你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们说是打出来的，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这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评点：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发生了怀疑呢？]但是今天，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有没有这个资格继续领导?[评点：是什么原因使孔丹先生作出了这样的发问呢？这不仅是现已出现的腐败问题，还有对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否稳固的担忧。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可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和“弱势群体”，而工农两大阶级又占中国人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是孔丹先生发问的背景。]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现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担当。干部队伍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轮在省部级以上，第二轮在基层。[评点：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们还是再看一看吧。]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结构调整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越位、错位，还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还是市场发挥不充分，造成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评点：那还用问吗？就是党政分开、过度放权、政府不理政造成的。我们真担心这仅仅是征兆，大难还在后面。]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把脉，有些人已经开出药方，就是普世价值和宪政，再加上自由市场经济。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那套行不通。[评点：对，在这点上我们有同感。]

　　我们肯定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经济上对中国独特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所以，希望各界有识人士能够针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对中国的进步有所推动。[评点：在肯定特色路线的前提下来分析总结问题，而没有从建国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去思考，到底怎么样呢？还是让历史作结论吧。]

　　短评：

　　孔丹认识到腐败的原因是变质，当今的共产党面临着变质的严重隐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认识到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的问题。他驳斥了普世派要求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张，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在特色道路上是能够解决的。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当着私有经济已经占了中国经济的主体，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也放给了市场(资本)，入党的资本家又已经成为党内一股重要力量的情况下，在特色道路上产生的问题果真能够在特色道路上来解决吗?以前没有成功的范例，鉴往而知今，以后还会创造这样的奇迹吗?

　　彭光谦：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资产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说过很多了，说说问题。[评点：这个交待是必要的。]

　　在经济领域，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但在收入分配、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评点：说得好，言辞犀利，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在政治领域，第一是价值观搞乱了，心灵迷失，自信心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问题。[评点：确实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搞乱了？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就说十年改革开放失误最大的是教育，他后来解释说这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教育。可为什么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不仅没有好转，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他发表南方谈话后，却呈愈演愈烈之势更为严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的情况下，人们反而“自信心都没有了”？难道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吗？]

　　第二是阶级成分变了，队伍被搞乱了。[评点：是谁把队伍搞乱了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党的阶级成分发生了变化呢？党章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阶级成分能不变吗？在国企管理层的党员领导干部通过MBO变成了资本家，阶级成分能不变吗？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在企业公司里面持“干股”，变成了坐收“红利”的官僚资本家，阶级成分能不变吗？这些阶级成分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能不能找到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呢？]刚才有专家讲到腐败问题和法律上的犯罪问题，我看实际上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评点：极是！但到底是谁让这批真正的资产者在党内出现，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党内稳居高位，呼风唤雨，从内部来瓦解共产党的呢？不是有些人还把这种作法鼓吹为改革的成果大力宣扬吗？还作为与时俱进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予以肯定吗？]他们当初是光着屁股来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亲也是老农民，可他凭什么一夜暴富?[评点：问得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根源是哪里呢？]党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在阶级关系上已经背叛了共产党。[评点：为什么不能及时把他们清除出党呢？]

　　苏联为什么垮台?苏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贪污受贿，成为资产者。他们必须把共产党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评点：毛泽东当年进行的反修防修斗争到底对不对呢？应该如何评价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呢？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靠“依法治国”能够解决问题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要汲取苏共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评点：怎样汲取教训呢？这些问题本来是转型接轨路线造成的，不回归到毛泽东的路线上去能够解决问题吗？]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一般的腐败，腐败哪个朝代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一个大问题。[评点：目光犀利，认识深刻！点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大问题”，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临终前的谆谆告诫：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的话是空穴来风吗？当然不是。虽然那个时候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党内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但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发现，尽管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改造他们的世界观，通过继续革命，把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逐步消灭掉，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上就会迅速转变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但是他的告诫当时又有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去呢？以致于毛泽东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黯然神伤，有时禁不住“嚎啕大哭”。当时又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他的隐衷呢？他的哭声是对今天存在的这“个大问题”的预言，是为今天工农两大阶级沦为雇佣劳动者命运的悲歌。]

　　关于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应该说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评点：民主是相对的，是有阶级性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封建皇权、封建神权是一种否定。[评点：是这样。]但是它确实是代表资本的利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按资本进行权力分配。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资本者的权利博弈，是按财富的多寡决定权力分配的民主。现在西方把这一套变成了推广其霸权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霸权主义，没有民主，从来不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评点：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按资本力量的大小来分配权力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这样。]

　　用导弹来推销的民主，这个民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还要吆喝吗?还要强迫别人接受吗?在市场上吆喝得最厉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烂的货推销出去。西方现在不但使劲吆喝，还用导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坏东西。现在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说辞，是维持所谓道德高地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吗，谁信他?福山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现在也承认，美国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问题。[评点：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既是教育人民，也是在抨击普世派。]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评点：应该这样，但是如何才能够有效地坚持呢？在特色道路上出现的问题还要通过坚持特色道路才能够解决吗？]近年来我们不再讲自己是革命政党了，这是为什么?[评点：问得好！]现在害怕提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讲，我们的历史方位已经变了。[评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今天把革命这个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抛弃了，那还是共产党吗?[评点：那就说明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打着共产党的招牌，也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了。]淡化或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务、根本历史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不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共产党凭什么掌权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评点：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共产党离垮台也就一步之遥了。这话似乎是在告诫什么人，实际上具有警醒意义。]

　　短评：

　　彭光谦认为现在党内的阶级成分发生了变化，价值观和队伍被搞乱。他的发言言简意赅，见解深刻，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真是金石之言。虽然他谈苏论美，指点江山，但是却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藏头露尾，讳莫如深，不觉让人陡生慨叹之感。这或许是他的一种斗争策略。

　　王湘穗：问题很多，但不是不可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感到没信心。[评点：这是因为在转型接轨路线指导下实行的改革开放正在离社会主义道路渐行渐远，到目前为止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又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义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公有制企业挥起了屠刀，我们的改革正在加速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这又怎么能够使人保持信心呢？]如果从历史看，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解决问题、难题起步的。有时局面极为严峻，问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路线对头，就能转危为安。[评点：对。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失去。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路线正确了，只要路线对头了，再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再严峻的局面也能打破。可问题是现在奉行的路线对头吗？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路线造成的吗？在不改变路线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转危为安”呢？]比如延安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问题远比现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重兵围困，肯定比现在问题严重得多。可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党内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不可为。[评点：对，如果路线改了，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是不可为”。可是谁有这个胆略能够重新回归毛泽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呢？]

　　如果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路线。延安整风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山沟沟里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所以，不怕问题多，就怕路线不对头，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目前像顽石一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评点：是这样，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升为全党的共识的缘故。可是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恰恰是转型接轨路线造成的，在不回到毛泽东代表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情况下，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吗？]

　　怎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评点：实事求是是个思想方法，关键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坚持实事求是。]张宇教授讲，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走什么路的问题。[评点：这里关键是对路的确切解释。]我补充一点，中国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识分子来回答，或者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回答。[评点：对。我们要问，中国人民的主体是那两个阶级吗？不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吗？工农两个阶级占中国人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按照民主原则，走什么道路由中国人民决定，也就是由占中国人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阶级来决定。可是，我们看到在转型接轨路线指导下，三十多年来，农村改革造成了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城市改革导致公有制企业的大面积破产，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实际上由国家的主人变为雇佣劳动者，沦为“弱势群体”，工农两个阶级成为转型接轨三十年的最大受害者（相对而言），你说他们还愿意在转型接轨道路上继续前进吗？可是他们的呼声为什么就得不到重视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路我们走得了吗?[评点：当然走不通。要走通了的话说，怎么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呢？]不在于我们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没有。[评点：这是一种分析角度。]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的路?中国人愿意吗?我想也不会愿意。[评点：对。]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的路。[评点：路的内容是什么呢？]13亿人的现代化，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这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找寻。[评点：这句话，原则上我们是赞同的。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今天出现的许多问题在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有没有呢？为什么我们把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斥之为“左”的错误，弃之如弊履似地全盘否定了呢？否定了以后，搞得更好了，人们自然无可话说，可是否定了以后，问题更多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袭传统，肯定都走不通。

　　中国道路要靠全体中国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摸索，65年的历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三个自信，才能解决道路问题。坚持了，就能够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违背了就会犯错误。[评点：明确表态还是要坚持特色道路，在特色道路上出现的问题还要在特色道路上来解决，抓着自己的头发来离开地面，这能行得通吗？还是让未来的发展来做结论吧。]20世纪5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的一种选择;[评点：这种说法值得斟酌。当年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维护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自觉选择。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比如一五计划期间的一百五十六项，大规模地从引进苏联工业化设备，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再比如一九七二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制定的“四三方案”，这是继向苏联引进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向西方国家引进工业设备。这能说是封闭吗？当时我们并不是不想开放，而是不能牺牲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来进行开放。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开放：一九八○年一位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为了要和美国共同研制大飞机，在我们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试飞前半年，就宣告了它的“死刑”，让其下马。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对这个问题要从战略上来考虑，他是想以此来稳定中美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有以市场换技术的考虑；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中国的芯片研制被勒令下马；今天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仍然是外国车独领风骚；……；我们开放了二十八个产业，二十一个产业却被外国控股，这样的开放对我们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可是今天有些人却说前三十年是封闭僵化，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70年代的对外开放，也是在冷战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后做出的调整。[评点：外因是冷战格局的重大调整，内因是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了重大胜利的结果。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决定性因素。]这些重大决策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时易境迁，就需要因势利导，决不能刻舟求剑。实事求是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党需要把它尽快明确下来，以免被洋教条、土教条干扰了我们的前进方向。[评点：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中国的产业外资控制了多少？中国每年创造的财富外资能够拿到多少？以市场换技术的决策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通过开放对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等等。空泛地讲实事求是，回避对实质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是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中国政治历来崇尚民本，民为国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立党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的党，这个政治路线必须明确。[评点：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全民党。王湘穗在这里淡化了党的阶级性。]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市场化体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体制，而是像张维为教授讲的，能不能形成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良政善治的体制。市场决定性、依法治国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在于你服务的目标是谁。把这个政治路线搞准确，有了最终目标，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路径、方法和手段。[评点：这些话说的言不及义，不得要领。我们要问的是，这里的人民中的多数是指谁呢？不就是占中国人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吗？现在中国经济的主体已经是私有制经济了，对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吧？在私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广大的工农群众已经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情况下，市场决定性其实就是资本决定性，对这一点也没有什么疑问吧？在资本榨取工农（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并决定工农命运的情况下，而依法治国就是要用法律的手段来继续维护这种体制或制度，让广大工农安心于受剥削的命运。如果稍有反抗，即会遭到法律的制裁。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服务的目标”到底“是谁”呢？尽管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这样的政治路线又怎么会“搞准确”服务的“最终目标”呢？]

　　我赞同张宇讲的，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评点：是这样。可问题是，他就是交易了，你又能怎么样呢？怎么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西方的。[评点：这是从一些妄自菲薄亲西方的学者们嘴中“侃”出来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才是市场经济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就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有极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体制;把商放在社会阶层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还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四匹马拉的车，如果商人发展太厉害，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以豪强之名迁离。这种士农工商的体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国农耕社会能够保持几千年的稳定。[评点：对，过去的抑商是必要的。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情况下，也是有启示性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抑商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评点：是要改进。]但是我觉得，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对资本、资本家集团也要有所抑制。[评点：不仅要抑制，而且要逐步将其消灭掉。]至少共产党应该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东西发展到党内来，要在政治领域、党的组织中划一些界限，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谁交易就是触碰红线。如果有谁把党员资格、领导岗位拿来交易，把中央委员的职位拿来交易，把将军的军衔拿来交易，那他就是自寻死路。[评点：既然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就应该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以交易的，这些可以交易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划出这样一条红线来呢？就是划出了这样的红线，又怎样能够让“触碰红线”的人“自寻死路”呢？过去在反腐的情况下，腐败却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呢？“以吏治吏”、“官官相护”的怪圈又如何能够得以打破呢？当年毛泽东也进行过这样的探索。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发动群众运动可能会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最终他还是采取了文革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战斗力，共产党员的作风和思想道德准则，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威信和号召力，和现在比起来，到底怎么样呢？你说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在社会领域也要对市场有所抑制，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卫生标准，比如高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舞弊，有挟带这种事情。但是，谁挟带就杀谁，峻法严刑之下就导致有些东西不可交易。现在我们就应该重新明确这一点，有些东西不可交易。谁交易这些东西，谁就触犯了法律，就是党内公敌、社会公敌，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评点：能做得到吗？三十多年了都没有做到，以后能够做好吗？我们对此是忧虑的。]

　　短评：

　　王湘穗认为虽然现在我们存在的问题很多，但并非不可为，还是有办法解决的。他在对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的时候，已经透射到了路线的层次。他认为只要路线对头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抽象地说，这种看法是深刻的，也是有见地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是在坚持特色路线的前提下来进行分析思考问题的，这又显示出他认识的局限。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本来是由于路线错误造成的，不回归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又怎么能够使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呢?在特色道路上产生的问题果真能够在坚持特色道路的前提下得以解决吗?还是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罗援：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今天讲“问题中国”，从现象上讲，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人心向背，我把这个问题排在腐败之前，是因为民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评点：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下降了。这引起了罗援的忧虑。我们对此也是感同深受的。]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首要问题我们解决没解决好?[评点：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说联系群众，但现在群众是谁?共产党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谁?[评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她的群众基础（依靠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但问题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工农群众的真正代表吗？]现在的工农群众，很多人怨声载道。[评点：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工农群众“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吗？政治地位我们先不说，改革开放前后，工农群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到底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呢？工农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得益者，还是主要受害者呢？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嘛！这能怪“工农群众中的很多人怨声载道”吗？对于这种状况，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熟视无睹呢？]群众觉得你们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发展，都跟自己没关系。[评点：这种认识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富的太富，穷的太穷。[评点：为什么会这样，不就是消灭公有制，发展私有制造成的吗？]其实共产党办没办好事儿?办得好事多了去了。[评点：说办了不少好事符合事实，说“办得好事多了去了”就有点不靠谱。办得这些好事加起来也比不上消灭公有制发展私有制将工农群众中的多数人沦为雇佣劳动者这一件坏事的影响大，不然的话，为什么作为党执政基础的工农群众却仍然“怨声载道”呢？]你看几乎所有的县，市政建设都很漂亮，马路高楼修得很讲究。[评点：这又有什么说服力呢？看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额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这种冠冕堂皇的东西搞得多了不见得是好事。]可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这么多怨言?[评点：问得好！]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依靠谁，改革发展的红利到底应该由谁来分享。[评点：深刻，说到点子上了，可惜还是没有说出这是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消灭公有制发展私有制造成的这样的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我想，现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也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评点：是这样，不过还要有“‘学者’有其学”。罗援在这里直接向被称为新时期三座大山的两座大山宣战了。不过，他没有指出的是，如果不发展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又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再一个就是怎么对待复转军人，还包括一些参加过作战的人员。[评点：罗援是一位退休革命军人，他在这里为这些革命军人仗义执言的话，不仅是关心这个群体的权益，更是从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角度来讲的。]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还得靠他们，绝对忠诚。[评点：对。]现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即便十三四岁参军，如今也已进入暮年了。政府拿出点钱来，从贪官污吏手上没收的钱里拿点出来，把复转军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人员安排好点，安抚人心，能顶百万雄师。[评点：国家应该从财政支出中拿出钱来，对这些复转军人给予抚恤和帮助。就说这些抗美援朝的老兵，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不能被给予合理、公正的待遇，以致于使退休后的罗援将军还要为他们大声疾呼呢？其实这个原因也不复杂。现在即使身居高位的某些人也在淡化抗美援朝，将抗美援朝战争改名为朝鲜战争，因为担心影响中美关系，将花费巨资拍摄的电视剧《抗美援朝》束之高阁而拒绝上演，……。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也开始就抗美援朝的得失问题进行研究，甚至还得出了中国进行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的奇谈怪论。这就是罗援将军为这些老兵们疾呼的背景。我们还说一件事。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河北省行唐县委为了防止本县的复转退伍军人到北京上访，由县委办公室出了一个文件，说困难企业的复转军人如果该企业无力缴纳养老保险的，由县财政代为缴纳应该由单位缴纳的那部分养老保险金，以此来安抚人心。可是二○一○年行唐县机械厂破产后，该厂的八名复转退伍军人在被给予了微薄的安置费用后，全面解除合同，扫地出门，县政府也就拒绝再为他们缴纳应该由县财政缴纳的那部分保险金。当他们说到县委办公室制定的这个红头文件时，相关人员答复说，这个文件只适用于困难企业，不适用于破产企业。当这八名复转退伍军人说，困难企业的退伍兵企业还存在，企业还有可能起死回生，可现在机械厂破产了，我们已经衣食无着了，都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更为困难，为什么这个文件就不能适用于我们，由政府为我们缴纳应该由单位缴纳的那部分养老保险金呢？相关人员又以县政府财政困难为由予以拒绝。其中一位复转退伍军人说：一九九八年我在抗洪的时候，舍生忘死，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江大堤上，想不到今天这样对待我们？！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一位领导立即训斥说：当年你抗洪参军，那是你尽的义务，跟我发什么牢骚呢？这八名复转军人找了几次也没有人给他们解决问题。有人放出风来说，三人以上上访是聚众上访，如果闹得厉害，可能要抓他们。最后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了。令我们忧心的是，如果复转退伍军人不能得到有效的安置和合理的待遇，不仅会影响到征兵，还会影响到部队的稳定和战斗力。罗援提出的这个问题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能够为共产党上战场的这些人，现在却被边缘化了，这怎么行?[评点：在共产党正在日益淡化革命党色彩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不被边缘化呢？]他们在一些红色纪念日聚会，是聚集正能量，应该支持。[评点：是应该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少地方当局对这种聚会，严密监控，采取打压态势。]我常想，一旦发生颜色革命，谁来挺我们的共产党政权?这些人与我们的红色政权息息相关，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他们。[评点：为什么在苏共解体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这种教训难道不值得今天党的高级领导层警醒吗？]当然，还应该包括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之士。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和大多数。所以，人心向背的问题、依靠对象的问题，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评点：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怎样才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呢？施小惠而不及大义能行吗？大义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是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根本保证。发展公有制消灭私有制，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实行得了吗？]

　　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评点：对！追根溯源，这个腐败是如何形成的呢？当年的军队经商，这种利近害远饮鸩止渴的行为，又是由谁批准的呢？]甲午战败，重要的原因是败在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败程度触目惊心。[评点：为什么现在才发现？原因何在？]最可怕的是吏治腐败，一批人要官、跑官、买官成风。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吏治腐败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贪腐泛滥。[评点：这是要引以借鉴。]当务之急是要启用一批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有担当、有才华的优秀干部，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评点：为什么现在考察提拔干部的程序越来越完善，而先提后腐、边提边腐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关键是要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大风大浪中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后从这些人中选拔出优秀人才来放到关键岗位上去锻炼。可是现在的“三门”干部有几个人是这样做的呢？即使下基层也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沉下来从实践中来研究些实际问题呢？]要尽快拨乱反正，恢复部队的光荣传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聚焦。[评点：是谁让部队失去光荣传统的呢？光靠提拔几个人而不从路线方针上反思，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吗？]

　　第三个问题是舆论阵地失守。现在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边缘化、地下化了。[评点：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谁负这个责任？显然，共产党内具体负责宣传舆论的高级领导干部，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对此责无旁贷。]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咱们连个舆论阵地都没了?[评点：问得好！]文化战、舆论战，这是共产党打胜仗的一个法宝啊![评点：对！]习主席在这方面讲了很多，非常到位。[评点：落实了吗？]舆论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我们现在主力军在什么地方?怎么来打赢这个仗?有没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意见领袖?[评点：实际上是没有，不过罗援采取了反问的形式罢了。]有些媒体和网站阳奉阴违，令不行，禁不止。现在网上还大量充斥“五反言论”——即反党、反政府、反军、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诬陷、造谣、诽谤，甚至骂人，满口污言秽语。[评点：为什么没有人管？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实际上是在批评共产党内主管宣传舆论的高级领导干部直至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的不作为乃至渎职。]网民提意见、监督，甚至批评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欢迎，但如果以“言论自由”为名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我们坚决不允许![评点：为什么党校教授反党、党报反党的事件会屡有发生？就是在资产阶级政党内部这种状况也不容许其存在啊！这些党内外的反党分子沆瀣一气，其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不给他们以回击呢？]

　　中央已经警告不能再给这些舆论提供阵地。[评点：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网络这个阵地我们绝不能拱手相让，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占领阵地，诬蔑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人听之任之，今后他们就是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的隐患。[评点：这种认识是清醒的，也是可贵的，接下来就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网络是在资本支持下运作的，自然就要为资本服务。这无可厚非。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将控制网络的资本消灭掉，代之以公有制经济支配下的网络动作。这样一来，就会背离精英的利益，是精英们难以答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够避免“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和“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的隐患”呢？]

　　第四个问题是形式主义。中央抓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反对党八股”开始的。现在“党八股”仍然盛行，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不绝于耳。[评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这种现象屡禁不止？把干部参加劳动，真正到基层去和人民群众实行“三同”这些优良传统作为“左”的东西一概否定，自然会出现官僚主义盛行，假、大、空的“党八股”也就泛滥成灾了。]基层还是会议多、工作组多。一些地方官员为反官僚主义下基层，却给基层增加了新的负担;疲于接待，疲于听指示，抓工作的时间被挤占了。[评点：这种状况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出现过。戚本禹到基层调研，发现这种情况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基层有权把这些人赶走。]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应该围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展开。[评点：是这样。]很简单，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针对性，要有说服力，要分层次：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老百姓学习雷锋。如此，党风、民风会有一个大的改变。[评点：如果不从路线方针政策上着眼，这些光荣传统能够恢复得了吗？看一看一九七八年后我们党搞的精神文明建设、整党、三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取得了多大成效呢？越搞党面临的形势越严峻，基本上是走了过场。这是为什么呢？]

　　第五个问题是安全环境。现在面临双重压力，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评点：问得好！我们建国六十五年了，改革开放也三十多年了，却仍然面临着“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战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评点：可惜仅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现在内忧外患，恐怖袭击是空前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围堵也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视而不见，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评点：光有忧患意识和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的想法显然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找到致弊之因，以便从根本上将其清除之。]

　　以上五个问题是从现象上分析，最后还是要从体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线上来找这些问题的根子。[评点：极为深刻，这才是点睛之论。总算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是由于政治思想路线上的错误造成的。尽管罗援说得比较委婉。]

　　短评：

　　罗援从现实存在的五个问题的现象分析入手，比较委婉地指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由于体制和政治思想路线上的错误造成的，鞭辟入里，见解深刻，极为难得。他实际上是说，只有对现在的政治思想路线予以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走出困境，化险为夷。

　　武力：我对共产党遏制腐败是有信心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非常同意潘维教授说的，我们现在对制度的过度强调，有点走向唯心主义了。[评点：过份强调制度，而置人对制度的能动性于不顾，到底是唯心主义呢，还是机械唯物主义呢？应该是两者都有吧。]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制度变革确实带来很大的红利。[评点：现在“红利”成了一个时髦的词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应用，看来武力也不例外。一九七八年后，我国经济的规模和产值确实翻了几番，“带来很大的红利”，但是如果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把它仅仅归功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制度变革，却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试想，如果没有前三十年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果没有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进行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如果没有搞出“两弹一星”，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掀起了中国建交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包围和封锁，以及通过“四三方案”，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没有这些前提和条件，单纯靠制度变革能够带来这么大的“红利”吗？今天却有人极力割断这段历史，好象一九七八年一搞改革开放，就不尽财源滚滚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再者说了，创造出的这些“红利”，到底是谁享用了呢？现在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高居不下，这不正说明创造出的这些“红利”是被少数人享用了吗？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吗？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相对）现象正在我国悄然出现，它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的势头开始放缓。因而我们认为避开“红利”的分配情况来谈“红利”是片面的。同时，还令我们忧心的是，像这样靠扩大经济规模来保持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多数产业没有核心技术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情况下，这种“红利”的增长又有多大潜力呢？这种“红利”又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评点：武力在前文肯定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紧接着他又提出要“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看来是有人没有“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这是指谁呢？武力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不过，我们从武力发言的逻辑上来，似乎是指那些片面夸大制度变革的人，就是鼓吹制度变革（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派。]有两条我觉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条是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适合。[评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主张从实践中来鉴别制度的好和坏。]就像鞋子一样，没有说你的鞋子大好，还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脚才是最好的。而且经济发展非常快，社会发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评点：他主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对制度作出进一步变革。]就像孩子穿鞋一样，这个时候穿37码正好，但不能永远穿37码，过几年脚长了，穿40码了。这种变动，我觉得应该讲清楚。[评点：看来武力是要摆脱姓资姓社的争论了，我们从他的话中总感觉有“猫论”的影子。]

　　我是搞经济史的，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体制有问题，确实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发展中的问题。[评点：武力实际上是说要把体制上的问题与发展中的问题区分开，批评了那些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体制的看法。]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来看是非常严重。把这些一股脑都赖到体制上，老想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恐怕就会出毛病。[评点：武力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不是体制造成的。如果要想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恐怕难以取得成效。他在这里似乎对有人提出的体制改革提出了质疑。]

　　第二个问题是反腐。三中全会《决定》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评点：仅仅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了吗？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计划经济体制正常运作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当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失去，计划经济体制也已瓦解的情况下，政府又怎么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呢？看一看北京房价的上涨情况就可以说明问题。从二○○三年到二○一三年，政府调控了十年房价，从每平方米四千元“调到”四万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了吗？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经济不存在问题，这是应当改革的，但决不是像现在这样将其大部消灭和瓦解掉。]老百姓对这一点产生怀疑，[评点：老百姓不仅是怀疑，而且现在已经是质疑和愤怒了。这是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侵犯，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被甩入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中去了，这些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正在觉醒，越来越成为威胁现行体制的巨大力量。这里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西方也诟病我们，当然西方的情况就不用说了。[评点：物必先腐也，而后虫入之；人必先疑了，而后谗入之。如果我们自己搞好了，西方的诟病又耐我何？]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难题。[评点：并不深刻。武力没有看到比腐败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单纯靠反腐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甚至反腐也是难以进行到底的。]

　　腐败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评点：关键是要抓住主要因素，才能将反腐进行到底，取得实质性成效。]共产党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或者把腐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评点：这还有疑问吗？共产党当然有能力遏制腐败了。不能遏制腐败的共产党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只能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修正主义的党。]我还是有信心的。[评点：是吗？请问，这种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看，似乎还难以让人建立起这样的信心。因为要是不从路线角度上着手，这种信心最终可能表现为一种盲目的乐观。]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败问题除了有制度因素、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外，还有政策手段的使用问题。[评点：是有这些因素，这是主要原因吗？]这与政治经验和治理措施有关。我觉得，过去20年我们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起码没有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评点：就是充分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就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吗？]越是在社会承平日久的时候，越是在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治军越要从严。对部队来说，社会很难监督到它，那它自身最关键的检验是什么?是战争。检验部队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这个部队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哗啦了。[评点：是这样。]检验企业可以看效率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检验干部可以看他给群众办了多少事儿，但是部队不打仗就检验不出来。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没有严格的治军措施，结果就会导致腐败，其实也害了很多干部。[评点：这是强调政策措施的必要性。]

　　从中国吏治的角度来说，现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办法和严厉的措施。[评点：亡羊补牢，犹时未晚，关键是要有一套措施和办法。]真要惩治贪官，老百姓肯定赞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闹出乱子来，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评点：一般来说是这样，但问题是干部队伍中如果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存在贪污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呢？是动真格的，还是法不责众呢？如果要动真格的，就会使党政机构遭到毁灭性破坏，国家机构能否经得起这一场毁灭性破坏呢？再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以吏治吏能够取得根本性成效吗？]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这个可能慢一点，就像吃中药，是个慢功夫。同时要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严厉手段和政策，这样惩治腐败可以比较快地见成效。[评点：看来，武力还是主张采取健全制度与采取严厉手段和政策并重的方针，而以采取严厉手段和政策为主。这当然是为当下的反腐擂鼓助威。]

　　短评：

　　武力认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好多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要都归结到体制或制度上去，体制的好坏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检验出来，这是有道理的，对于反击普世派也有一定意义。他支持反腐，认为反腐不会影响大局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又进一步指出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认识也是值得赞许的。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揭示出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没有从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来反思问题，这到底是他认识的局限，还是有难言之隐呢?值得深思。

　　强世功：要从“反不法”转向真正的“反腐败”

　　讨论反腐败，我觉得要区分违法犯罪的不法问题与真正的腐败问题。[评点：什么是“不法问题”，什么是“腐败问题”，我们看他怎么解释。]亨庭顿在《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论及腐败问题时，强调要区分“不法”与“腐败”。[评点：亨庭顿作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写过“文明冲突论”的，这是为美国资产阶级向外扩张服务的，他讲的“不法”和“腐败”问题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往下看。]不法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官员不是神仙，与普通人一样也会有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各种违法行为。[评点：界定了“不法”的内在涵义。]导致这些问题固然有腐败因素，但在性质上首先属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败”。我们不能把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看作是腐败问题，这样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这两个概念。[评点：不见得吧，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难道不是腐败问题吗？这也与下文有的“政治上的腐败”不是“不法”出现了不合。把强世功的发言从逻辑上来进行分析，似乎“不法”就是“腐败”，而“腐败”不见得就是“不法”。“不法”是“腐败”的充分条件，而“腐败”是“不法”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法”和“腐败”确实有联系，但却是两个概念，不应混淆这两个概念。]

　　“腐败”是指背离事物的性质，开始走向其反面，从而导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质，其腐败的因素也不同。[评点：界定了“腐败”的内在涵义。]讨论腐败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质，必须针对事物的性质来谈。比如，企业家的性质就是创造财富，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创造财富的动力，整天想着如何消费财富，那就是一种腐败，意味着企业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质就是关注慈善事业，如果关心如何赚钱，就不是慈善家，而变成了商人。[评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性质不同，界定腐败的标准也不一样。]

　　官员腐败也要从官员的性质说起。比如，有些官员虽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们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不法”，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官员，在法律上惩罚与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评点：应该看到，这种政治上的肯定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相反，有些领导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对党和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草率决策，将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廉价转卖给一些个人，致使党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干部或许没有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性质，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评点：这里要将由于经验不足导致的决策失误与为了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损失区分开来，虽然结果相似，但是在动机上却大相径庭，将二者混为一谈似不可取。至于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对党和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这是政治态度和世界观问题，与是否清廉并不属于一个范畴。]今天不少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损害国家公共利益，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为难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败吗?[评点：是这样。这是因为不少干部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造成的。]古人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评点：共产党的干部如果降低到古代官吏的水平，这对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呢？]

　　同样，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虽然很清廉，也有不错的官誉和口碑，但在内心中对党和国家政权没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国外，将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使自己变成“裸官”。[评点：清廉的“裸官”有多少呢？我们看是少而又少，几乎没有。]这些人往往在暗中纵容各种“和平演变”的主张，以便伺机跳到另一条船上，趁“颜色革命”的混乱之机瓜分国家财富。这些人也许没有什么不法行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祸国殃民难道不是比不法行为更可怕的腐败吗?[评点：既然这些人想趁将来发生“颜色革命”的混乱之机来瓜分国家财富，那么现在他们又怎么会袖手旁观保持清廉呢？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保持了清廉，没有什么不法行为，法律对他们无可奈何，那又该怎么办呢？]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评点：有道理，但并深刻。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评点：苏共高级干部“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就是因为苏共内部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发出了预警。为此，他不仅发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抨击苏共党内出现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且还在中共党内发动了反修防修的斗争，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不竭努力，这样的“政治腐败”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在中共党内出现。可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他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否定，出现了“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

　　亨庭顿认为，后发达国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乱，与其说是由于官员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执政党整体的腐败，即执政党不再考虑国家整体的公共福利，而仅仅考虑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执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引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评点：亨庭顿是用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观点来说这番话的。如果抽象地看，这几句话倒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政党执政以后，当然主要代表他那个阶级的利益。现在的政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政党，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在变质以后，才会脱离人民群众，“仅仅考虑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引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当前，不少人都说反腐面临两难困局，因为从不法的角度来反腐，可能为数相当多的干部有不法现象。这是由于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评点：单纯是因为“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吗？回想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是处于转型期，当时要消灭剥削制度，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严重的腐败呢？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反腐败就可以走出两难境地。[评点：是吗？]

　　首先，当前大面积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员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要从反不法开始，同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从总体上遏制腐败导致的不法现象继续蔓延。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药。[评点：不法的根源是腐败，因而反腐败要从反不法开始，由表及里，循序渐进。]

　　然后要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评点：如何区分呢？]对于违法犯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样处理。[评点：这是说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不法”。]只有严格实行法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法。[评点：现在法律越来健全，立法越来越完善，可是违法犯罪的却越来越多？有法不行，违法难究。而毛泽东时代无法有法，却并非这样。现在我们要深思的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若采取“刑不上大夫”，党政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要由上级领导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责任，那就不是法治。[评点：如果排除了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权，这不就是司法独立了吗？]不法问题就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愈演愈烈。[评点：这句话多少带有要挟的成分。]

　　区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败之后，反腐败就不能只盯着不法，而要有政治观念，有政治大局观。反腐要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清理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政治任务结合起来。[评点：这是说要把运用法律和进行党内的教育、整风及组织处理结合起来。其实，早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

　　从法律角度看，腐败问题可以定义为是法治问题。[评点：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不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呢？今天的腐败问题与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法治的“法律帝国模式”。而不顾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评点：对！这是回击普世派的，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在特色道路上能否从根本上铲除腐败呢？我们对此还是有疑问的。]

　　短评：

　　强世功引用美国学者亨庭顿的观点，从“不法”和“腐败”的角度对反腐进行了分析，主张要区别“不法”和“腐败”这两个概念，有一定意义。他反对照搬西方法治模式的主张，这更是令人称赞的。但是在他的发言中却隐现着司法独立的影子，他也没有从共产党与外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与外国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上着眼，没有将思考的触角深入到路线方针政策的层面上去，又显示出他的局限。

　　总评：

　　这几位学者的发言，以强烈的忧党、忧国、忧民之心，对出现的许多问题从现象上进行了剖析，对正在进行的强力反腐作出了高度评价，态度是真诚的，感情是真挚的，认识也是有见地的。他们还回击了普世派宣扬的价值观念和所谓的政改，这更是令人称赞的。

　　但是，纵观几位学者的发言，我们发现他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虽然进行了愤世嫉俗的批评，可总是在“目”上做文章，而对这个“纲”却表现出“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状态，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学者刚一碰到就缩回去了，这或许是发言时的一种策略。有的学者虽然提到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给予我们的警示，却对当年毛泽东发动的反修防修斗争采取了回避态度，更没有揭示出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形成的修正主义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致，而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却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虽然对文革有了一定程度的反省，认识到毛泽东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才发动的文革，但是这种认识还是建立在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判断之上的。他们不能正视文革期间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胜负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我们今天所处困境的严重影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越深入，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面临严峻的挑战……。他们没有认识到，今天出现的严重腐败，说到底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将工农两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分割出一块给共产党内的党员干部。腐败是资本运作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消灭权力背后运作的资本，单纯地靠反腐恐怕取得不了实质性成效。正是由于没有抓住纲，因而他们的发言就显得词不达意，不得要领。这样也就难以揭示出问题的本质，找到导致今天这种状况的根源。这是他们认识的局限。

　　我们认为单靠“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的企盼心情是不行的。要找到造成今天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必须从路线斗争的角度上去思考。既要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横向上来进行分析，也要从建国后两条路线斗争的纵向上来进行研究，从这种综合的探究中找到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建国后党内出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正确的路线，汲取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弄清楚了这个理论，好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才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当时用的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没有用继续革命的提法，实质上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述方法。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不是使毛泽东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原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导火线。

　　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还是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我们知道，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个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他不是单从发展生产力出发，而是从这一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挥其能动作用，才能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还可以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是反对唯生产力论的。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毛泽东分析后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并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否则的话，不仅不能促进，而且还会破坏乃至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仅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从而巩固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当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领域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就要通过批判人和人之间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和限制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来得到解决。

　　这里令人感到有疑问的是，马列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来划分阶级的，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阶级划分的标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生产资料变成了公有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怎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这正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阶级矛盾就不仅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在进行了经济基础领域的(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还会得而复失。正是由于这样才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在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生产资料为划分标准的;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生产资料已经基本上变成公有制了，这个时候阶级是以政治思想意识作为划分标准的。有人批评说毛泽东的这种划分方法，背离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因而是错误的。到底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还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呢?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他是从这一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中提出继续革命理论的。他从这一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中认识到，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这是因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以后，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随时可以变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不过，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产生的资产阶级往往是以修正主义的面目表现出来的。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提出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把政治思想意识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这就是毛泽东改变阶级划分标准的理论依据。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以政治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并没有否定以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是他们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以政治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只适用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具有特殊性。而以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则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具有普遍性。我们既不能将只适用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标准，应用到一切阶级社会;也不能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就否认政治思想意识上的资产阶级的存在。将两者混淆起来，或者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巨变的历史悲剧中得到了验证。同时，也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否定，中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破坏乃至瓦解的史实中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进行继续革命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毛泽东也在进行着探索。他原先想采用整风的方式，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来进行继续革命。但是却遇到了层层的阻力，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运动期间，他和刘少奇的争论就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及方法问题上。虽然这个争论以《二十三条》的制定而得到解决，但是毛泽东分明意识到，如果一旦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么单靠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还能行得通吗?因而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他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发动运动揭发我们党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毛泽东说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他也准备失败。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如果将来因为发动文革被枪毙，我和你们一块被枪毙。在文革进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他始终坚信通过文化大革命找到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途径。他主张要对文革进行三七开式的评价和总结。

　　文革后期，毛泽东发现反文革的势力仍然比较强大……。他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将来文革被否定，文革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会付诸于东流，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在中国发生，广大工农群众就会由国家的主人重新沦落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因而他曾几次放声痛哭，临终前还谆谆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毛泽东的担心是杞人忧天吗?

　　我们不幸地看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公有制经济由改革开放开始时的占国家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变为百分之三十以下了，私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体。随着经济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工农群众的主体也由国家的主人变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在私有制经济已经占了中国经济主体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义私有化，向资本畅开了大门。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重要标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农两大阶级。如果一旦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就会失去，工农两大阶级也就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就会动摇。一旦私有制经济再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到时候党内外资产阶级就会联合起来，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那该怎么办呢?到这个时候，果真还能获得已经被共产党由国家的主人变成雇佣劳动者，而且资本家已经成为他们衣食父母的工农两大阶级的支持吗?再概叹为什么“竟无一人是男儿”又有什么用呢?因而，刘国光发出的“经右政左”难以持久的警告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和注意。

　　因而我们认为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只有通过对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才能够找到摆脱今天困境的方法。这还有待于今天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同努力。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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