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源于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不但家喻户晓，也成为了国际女权运动的座右铭之一。国际国内对之自20世纪至今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往往忙于批判妇女“自上而下”的“被解放”成为了国家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忽略了:1.中国妇女地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以"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话语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实践;3.中国妇女所形成的"自我"意识,这三者之间所具有的关联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事实上,对"半边天"所涵盖的"自强"精神的重新认识可以继续为很多女性提供一种文化资源,尤其是当"女性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仍然定义着女性关于自己是谁的概念
三种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解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一句在毛泽东时代家喻户晓、大多数人以为直接来自毛泽东的话。然而这句话是否直接引自毛泽东也并不清楚。尽管如此,与另一句被认为确实出自毛泽东的话"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时代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革命话语之一。"半边天"作为一个在毛泽东时代出现的、用来形容女性的新词,通过强调妇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来标志中国妇女在社会、文化和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一女性被(教育)告知,她们和男人一样,可以顶起半边天。改革开放后,当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时,妇女"被教育/被告知"自己能顶半边天成为争论的焦点。"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相联,标志着这场由政府发起、以妇女参加工作为中心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性。大体说来,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国内外评价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有三种情况。各自说法的出现,又都与其自身所处的更大的历史语境相关联。
第一个"说法"或"故事"产生于冷战时期尤其是却世纪50和60年代。此时,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被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仰慕,并被视为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另一方面,由于被"铁幕"所隔,西方有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个"故事"完全依赖于泛泛而零星出现的间接描述。20世纪60与70年代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期间,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鼓励妇女参加工作并且为妇女获得同工同酬的权利而斗争。那时,中国的妇女解放,尽管并非西方仿效的样板,但隔了一段距离来看,好像也被投以肯定的目光。"妇女能顶半边天",在西方,尤其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积极反响。
第二个"说法"或"故事"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在这一说法中,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局限开始备受关注。在国内,主要集中在"妇女解放"与"女性身份"的冲突之间,前者被认为抑制了后者的发展。反思首先来自女作家们,如张洁、张辛欣等。她们发表的作品表达女性的心声,表现女性在爱情、婚姻,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中的内心困惑与挣扎,探讨作为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尤其在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里,通过她们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认识到她们过去对中国的妇女解放的想象一一也就是她们的"第一个故事"一一与这一"解放"所没能解决的很多问题之间的差距。伴随着《被延迟的革命》、《中国妇女未完成的解放》等学术专著的出现,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质疑开始成为"第二个故事"的主要倾向。这一倾向在日后的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诸多评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在第二个故事中,在中国女性作家与西方女性主义者之间有着一个有趣的区别。在当时较有影响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作品和文章中,主题压倒性地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意义，转向寻找"女性特质"及其在文化层面上对女性的意义;"女性特质"被理解为由于弘扬"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失去了的、但却是"女性身份"本质的组成部分。城市精英女性在那时共同发出回归"女性身份"的呼唤,并且开始着重以"内心化"的形式表达女性作为个体的内在感受,包括女性对爱情、对理想男伴、对性自由的需求,以及在"女性身份"的认同问题上的内在困惑。后者,也就是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女性主义学者,她们的批评角度和观点则受20世60年代美国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影响。她们更倾向于探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不足之处。她们中的不少学者提出并批评诸如妇女的"双重负担"、国家把妇女主要当作劳动力的来源、国家在妇女社会角色的发展上同样制造了城乡差别等问题。
第三个"说法"或"故事"即与上述的批评倾向有关,更与20世纪80至90年代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有关。除了通过引人后结构主义话语使性别与性的问题进一步细化甚至碎片化以外,这个"故事"基本上延续了"第二个故事"的基调。尽管两者之间有诸多不同,其各自内部也不乏正确与矛盾之处,但两者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强调需将妇女解放运动从"革命"的"宏大叙事",以及这一"叙事"的历史观脱离出来。在这个"故事"里,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出现的一些单个的文化文本常常被用来对这一解放运动的整个历史及其后果进行一种"症候学"的分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在引人性别视野,以及继续对妇女解放运动予以指责的同时,也就在使这一解放运动的遗产边缘化、无关紧要化,甚至几乎消失不见的过程中,扮演了(将妇女解放的革命性意义消隐掉的)"消隐者"的身份。
然而,正如林春所质疑的那样,如果说一些批评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与‘阶级'一样,‘性别'同样隶属于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国家工程",但是,"难道妇女解放可以在受压迫的人们不获得独立与发展,不在妇女也为此进行奋斗的情况下独自成功吗"。确实,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无论现实的缺陷和不足状况如何,几代中国女性如何学会相信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有城乡差别和发展的不平衡,如何在各种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下,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学会接受变化了的两性关系,以及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学会接受妇女确实可以胜任那些传统观念与社会政治体系认为是"非自然"或"非女性"的工作时,我们会发现现有的这些"故事"里存在着大量的缺失和盲点,并且无法解释上面提到过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西方女性主义看似矛盾的回应。
尽管这三种故事对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贡献了批判性的评价,这些"故事"里大多数缺失的是对,1.中国妇女地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以"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话语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实践;3.中国妇女所形成的"自我"意识,这三者之间所具有的关联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充分认识。面对诸多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看似自相矛盾的反应,需要通过对"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话语及其历史性的"再认识",才能获得对中国妇女解放遗产更好、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重新理解“妇女能顶半边天”
根据大多数的说法,"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在毛泽东时代的意义体现在它强调鼓励妇女走出传统角色,进入"政治"与"公共"领域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一些批评者追问"政治"与"公共"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体系背景下是否以牺牲妇女的"女性"性别差异为代价。"第四个故事"意在既意识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缺陷与不足,也意识到"妇女能顶半边天"作为该运动的遗产,尚需被重新检验和认识。
"第四个故事"主张要更全面地考虑妇女生活中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变化,与毛泽东时代鼓励女性把自己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人、鼓励她们参与公共活动的社会文化动员在文化与"审美上的"表述之间的联系。通过把以上"三个半故事"与上文提到的自相矛盾所具有的关联作为出发点,希望突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变化与国家有关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或者叫做"国家女性主义"——的结合,是如何在"半边天"的精神指引下,催生并赋予社会文化变化以及女性形象的审美表现以合法性,从而帮助几代(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女性在相信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观念中长大成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中国农村的"合作社运动"开始,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大军在农村与城市都获得了动力,并且这种动力一直持续到大跃进运动结束以后的阶段。有必要顺便提一句,认为妇女应该被鼓励走出家庭束缚、参加社会生产的观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表述。比如,早在"五四"时期,现代男女革命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建构公共社会领域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庐隐、石评梅、萧红等"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描写"现代"女性追求"自由恋爱"以及与"现代"男性结婚,却发现自己重新陷入女性传统家庭角色与传统男权关系牢笼的两难困境。鲁迅有关"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以及他在《伤逝》中对子君的描写,更是表明妇女解放如果不改变社会体制,让女性在社会领域中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对待,女性个体的解放将不可能彻底。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很早就把社会与经济改变作为女性解放的基础。例如,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谈到妇女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重要性。
很显然,如前所述,毛泽东时代从一开始就把"工作"、妇女解放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宣传为改变女性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改变所谓的"老封建思想"搭建了舞台。对很多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她们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去从事的工作岗位,提供了一个走出家庭、(有可能)获得独立意识的机会。对很多其他人来说,"工作"也开始不仅仅意味着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或者被生活所迫而为。当以工作为中心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一一如产假、幼托、医疗服务等一一颁布实施以后,不仅为妇女参加工作场所的劳动提供了可能,也鼓励了其中许多人向往参加社会劳动并从中取得更大的(自我)成就感。
虽然性别平等政策有其不足,但体制变化带来的"工作"在女性生活以及她们的信仰体系中引起的变化却不容轻视。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根本地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挑战了对女性的传统观念,而这一变化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在"个人选择"没有与之相应的、政府发起保护妇女权益这样的社会结构改变相配合作为体制前提,妇女解放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以工作为中心的妇女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倡导性的,不如说是一种必需的变化。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由国家发起的、以工作为中心的、中国妇女对公共领域的进人,回应了美国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妇女解放的诉求,尽管中国的运动因其"自上而下"的轨迹而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所批判。
毋庸置疑,在基层发动妇女加人劳动生产、提高人们对其的认识以及国家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这些都暗示着女性不仅是一种需要保护的弱势性别,她们还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正确的"启蒙运动。因此,在孟悦与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的最后一章里,她们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轨迹中这一男性权力本质进行了批判,指出当女性走出"家庭"的男权樊篱时,她们发现自己只是陷人了"国家"的男权樊篱的包围。但是这样的一种粗线条的批评忽略了女性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存在。事实上,大多数女性都是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很多妇女而言,无论如何,参加"工作"是可以带来更大的解放的。
在今天的中国,女性在性别政策、对工作的选择、以及其他社会与公共领域中遭遇到公开的歧视的现实里,当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被引导进人"女性"专属的生存领域时,我们该如何重新评价曾经一度真的相信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真的可以顶起半边天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地位?
虽然就像开头提到的那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是何时、何地被创造出来的并不清楚,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文化领域就出现了作为革命者的健壮(并且看起来形象健康的)女性形象。她们作为在工业、农业、军队及其它生活领域中与男性平等的人,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的主流文化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正面价值。同时,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女性开始被类型化为革命的、或者具有革命者潜力但需要提高认识的、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等不同的类别。后毛泽东时代的女性主义批评从诸多方面质疑了对女性的这种类型化:1.与"阶级"理论的简单连系,脸谱化;2.受对女性弱点的传统认识的影响,继续把女性表现为琐碎、狭隘、缺少思考能力等。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一文化语境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影响了几代女性,使她们自豪地认为自己能做男人能做的事,从而产生新的身份意识和使命感。在女性能够想象她们自己超越家务、家庭、传统性别角色以及传统对"女性气质"的要求之中,有一种强大的审美力量与吸引力。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精神使一大批"积极"的女性形象的代表也被创作出来并广为流传。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被改变了命运或者长大成人的女性来说,电影里的这样的形象似乎流传得更广,影响也更长久(虽然是充满矛盾的)。赵一曼、刘胡兰、江姐、林道静、王芳《英雄儿女》、吴琼花《红色娘子军》等形象,以及《女篮五号》、《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等关于"年轻人"的电影中的集体女性形象,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旋律,把女性作为革命者或未来的革命者来进行表现。
如此,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在毛泽东时代长大成人的中国女性所写的回忆录,所表现出来的不愿意抛弃那场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她们仍然坚持革命女性的形象对她们形成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意义,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就应该相应复杂起来。王丽华在另一本回忆录选集中,谈到刘胡兰的形象以及"铁姑娘"的形象如何帮助她迎接"文革"中她所被分配的工作的挑战、她对女性英雄主义的认识如何防止了她陷人"平庸"或"狭隘"的包围。王政同样回忆电影与文学中所刻划的女革命者形象在多大程度上让她开始思考自己的"革命动力"并且感到充满激情。这些认同是积极的,因为这些女性形象标志着一种从未如此广泛、如此公开地向女性及整个社会展示的,新的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实践与可能性。在集体想象一个独立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背景下,鼓励女性去想象自己能拥有与母亲、祖母不同的世界。蕴含在"顶起半边天"及相关的文化表述中的革命主题在一系列微观环境下,仍然是鼓励女性自强的一个强有力的话语。
正如我在别处讨论过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谈论发展女性主义本土化时,除非她们清楚地理解自身在妇女解放、尤其是与"半边天"有关的话语与实践中的经验,"女性主义本土化"仍将是虚幻的。在有关"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话语讨论中可以重拾的是一种持久的、对性别正义与性别平等的承诺,以及一种探寻"妇女解放"一度意味着什么、在新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更新的意愿。确实,只要女性知识分子没有忘记"半边天"话语的历史特殊性及它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所作的贡献及其局限性,也许将来还会有进一步探讨女性想象与实践"顶起半边天"的意义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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