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资料图)
谁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呢?先听一听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是怎样说的。 2013年11月26日，朋友与同事聚会，研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庆贺刘国光90岁生日。在会上，他做了《九十感恩》简短发言，他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聪明，自负还算守本分，勤奋以治学，平实以做人。做了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现代的‘天、地、君、亲、师’的培育、熏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取得的结果。”他解释说，所谓现代的“天、地、君”就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的共产党。这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刘国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顾问，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西方经济学只能做借鉴和参考。
70多年来，刘国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有人提出市场经济的前面不要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普世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反对市场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此，刘国光挺身而出加以澄清，指出这些说法是违背小平同志意愿的。他认为，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来理解，首要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其次才是“市场经济”，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不是削弱“社会主义”。为此，他率先撰写一系列文章，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这一主题的分析，明确我国市场经济取向政策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演化转变为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积极投身于改革洪流，研究我国关注的问题，为国家、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担当参谋的角色。
其一，早在1979年初，刘国光就和赵人伟合作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深刻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并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导致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
当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该文的发表可谓石破天惊，引发广泛讨论，几家重要报刊先后全文刊载。中央领导称这篇文章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改革之路的标杆”。
对于什么是计划?刘国光提出指导性计划。1982年，他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中预见性地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指导性计划的实质就是运用市场调节来进行的计划调节。”换言之，计划调节也就是宏观调控。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其二，1993年至1995年期间，我国GDP增长14.2%，显示出过热迹象。到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24.1%，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中央提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5年的17.1%下降至1997年的2.8%。
在1993年至1995年的这次宏观调控中，“稳健派”的主张被中央采纳。刘国光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一大重要贡献是，提出和发展了稳健的宏观调控论，针对我国经济周期变化和体制特点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如宽松环境、稳中求进、微调、双防(同时防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学术界把以刘国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派称之为“稳健派”。
“微调、双防、降温”的思路既克服了经济过热，又避免了急刹车带来的全面紧缩，使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1997年1月7日，刘国光和刘树成合写的文章《论“软着陆”》在《人民日报》发表，从理论上总结了这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称为“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上述参见201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要闻版“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
其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以混合所有制的办法进行国企改革，刘国光予以支持，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做了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私有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的改革，是否意味着逐步把国有经济改变为私有经济，成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种短暂的所有制形式呢?他鲜明地指出，党的方针意不在此，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不是短时间的。初级阶段要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时间很长，所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不应当是向私有制经济过渡的一种短暂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无论在宏观国民经济层面，还是微观混合经济实体方面，都要公进私进，国进民进，不能只是国退民进。混合所有制要国有控股，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要守住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国有资本控股的底线。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刘国光强调，根据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国企在深化改革中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说，“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不能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国有经济越来越萎缩，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扩张;不能使国有经济不但不能放大功能，而且混合到最后反而把国有资产都混没有了。
三中全会文件起草时征求意见，刘国光对原稿中经济部分第六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段以及“合理减持现有国有股份”内容的表述提出意见：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经大大缩减的情况下(已经缩减到20%)，如果继续对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国企进行国有股减持和私有股参进私有股份化改制，世界银行甚至提出到2020年、2030年要把国企股份比例降低到10%，或者实行“黄金股”，那么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将要难以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摇摇欲坠，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刘国光又对原稿中第八点提出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表述，提出意见：当然可以这样鼓励，反过来也可以鼓励公有制经济参与非公有制改革，公有制经济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原稿表述使人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似乎只能是私有控股，到底哪个控股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还要加上一个意思，如果国有控股转变为私有控股，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整体的性质也就起了变化。
刘国光以事实说明，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起步已经多年，不少国企的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上市公司当然如此，在中央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已经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据材料统计，在这些上市公司之间，非国有股权比例已经平均超过53%。在这个基础上，若进一步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将其缩减到20%以下，或者政府持有1%的“黄金股”，甚至放弃“黄金股”的极端水平，连同地方出售大批中小型企业，将涉及巨额国有资产以及相应的巨额利润重新组合到私人手中，促使中国财富结构和收入结构进一步向中外私人资本富豪大倾斜，那么，国家财政收入将减少，社会福利保障也将相应减少。国家所掌握的财富、社会福利，民生、社会建设的财富减少，富豪财富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后果极其严重。
为此，刘国光发出呼吁，国企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早在2007年他就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通过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向两级分化进一步推演。所以，他认为，要围绕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不仅不能削弱国企，而且要加强”来改革，不能让其蜕变为民营、外企进入国企的单边关系，以至于如习近平所警告一些人在“一片改革声中把国有资产当作谋取暴利的机会”，重演过去国企改革的悲剧。
刘国光所谈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以上意见，尽管比较尖锐，却发出其内心的关注，至今仍可供决策参考。他“希望国企改革的决策和执行部门择优吸收”。(有关论述、数据等摘自刘国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第143-148页)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民共命运、共呼吸，并像他那样老骥伏枥，忧国忧民，为百姓说话，敢于担当。
刘国光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时，始终坚持主张在追求目标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平稳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蒸蒸日上的新局面，他既欣慰又有所担忧：“我最担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早在2005年4月25日《北京日报》就发表了刘国光《重新审视社会公平问题》的长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影响。他在该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进一步重视社会公正的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
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提这个口号是针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平均主义已经越来越少，而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
怎样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和向两极分化推进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以及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精辟论断，刘国光撰文呼吁，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就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摘自刘国光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第177-178页)
他多次强调，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避免这个结果，那只有一个办法，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问题。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感更重要。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坚守科学理论，不可随波逐流。
刘国光在80岁后的十年，即2003年之后的十年，其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九十感恩》这样说：我的总的理念其实也很平常，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个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的前途命运，也是现今经济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
他说：“有些人提出完全市场化的主张，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过去，我们迷信计划，犯了错误，于是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我们同样不能过分迷信市场，要重视国家计划协调、宏观管理与必要的政府参与和干预的作用。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弯路了。”(摘自刘国光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第83-84页)
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毋庸置疑，刘国光在经历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内在有机结合，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无论过去或现在，他的坚守所表现的赤子情怀、中国气派、摒弃浮华，令人敬重。为此，2005年刘国光荣获“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1年荣获首届马克思经济学奖，还是波兰科学院外国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荣誉博士等，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这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刘国光的独特学风、独特风格、独特信誉。
(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名管理学家、知识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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