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十一届人大提议：恢复人民群众的罢工权力
之所以说“恢复”，是因为从1954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到1975年的宪法，人民都有这个权力，而在1982年修宪时，被莫明其妙地取消了。大家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1982年正是反思文革一些过火做法的时期，在宪法中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公民权力有一定的针对意义，但取消罢工权力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公民的罢工权并非与文革有什么关系。历史地看，这一权力甚至也并不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所专有：资本主义法律也肯定公民的这一权利。
公民的民主权利问题一直也是国际上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罢工权”最是关键。试想，一个连国际通行的罢工权也在这里消失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么？我们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本来可以用这个问题来责备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却反过来受人反复责备，除了对方的恶意之外，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做错的地方吗？
或许有人说，当时国家经济体制的主体是公有制，如果允许罢工，受损失的是人民自己，所以取消罢工权力还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也许当时有这个考虑，但反过来说，就是一家人也有闹情绪的时候，难道世界上还不许闹点情绪的“家规”么？一个小家都如此，这么大个国家，就更不能立法禁止公民“闹情绪”了。况且，现在我国大部分公民已经不工作在公有制企业里了，就更有理由恢复其罢工的权力了。
1982年以来，我国历次人大几乎都在“修宪”，总的趋势是“与国际接轨”，但不知为什么，专家们却“忘记”了这个最需要接的“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与“国际”脱轨36年，不能再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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