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无条件补偿下岗工人

应该无条件补偿下岗工人　　

中国现在最贫困的群体应该是下岗工人群体，他们甚至比农民群体和失地农民群体更加贫困和无助。政府应该无条件补偿下岗工人，其理由有以下六点：　　

一、国家制度、政策、法律、法规设计方面的缺陷甚至错误，使下岗工人承受了许多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改革成本甚至牺牲。他们应该得到补偿。　　

是谁，让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他们一生下来就经历了饥饿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　　

是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让知识和财富沦为了有罪的代名词？　　

是谁，树立了张铁生这样交白卷的英雄，让他们在最应该读书和探索的年龄去批林批孔、批斗老师和天天去搞阶级斗争？　　

是谁，让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到农村去度过？　　

是谁，把他们创造的巨大财富拿去进行国民经济高积累，却让他们长期享受低收入、低消费、低福利、低享受的待遇？　　

是谁，没有用他们创造的大量财富给他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谁，把他们妖魔化成为躺在大铁锅里混饭吃的懒汉和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自私者形象？　　

是谁，把好端端的国有企业搞得连年亏损而最后又以极低廉极低廉的价格一卖了之？　　

是谁，把党委一脚踢开，让工会和职代会成为了摆设，让厂长（经理）无法无天，一言九鼎，一支笔签字，让厂长（经理）全部掌握了一个企业的财权、人权、销售权、进货权、设备的买进卖出权力？　　

是谁，不允许法院接受国有企业改制的案件？　　

是谁，让国有企业的主要管理者疯狂地侵吞国有资产？　　

是谁，强迫下岗工人以很低很低的价格买断工龄而不给他们提供任何保障就强行把他们无情地推向了市场？　　

是谁，单方面地推翻了曾经对他们作出终身工作的承诺和他们之间事实上形成的福利、养老等等方面的约定？　　

是谁，让他们在年岁很高体弱多病的年龄承担上养老下供小重担的同时还要承担巨额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　　

是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事实上采纳了这些不断蚕食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基础的言论？——“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谁，编造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走向死亡和只有私有制才能救中国以及国有企业“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是谁，在妖言惑众：“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是谁，让这些下岗工人在从南到北漫延的血汗工厂里每周工作72小时以上，最终还要被既得利益者反污为懒惰自私的反对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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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实在难以压抑和控制住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我们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设计有着巨大的缺陷甚至错误，使下岗工人承受了许多本来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改革开放成本甚至巨大的牺牲，那么政府有什么理由在他们生存下去都很艰难的时候不补偿他们？　　

二、他们曾经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完全有理由在他们生活困难的时候享受他们自己曾经亲手创造的价值。　　

这批下岗工人几乎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们是中国工业起步、壮大、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正是由于他们这代人的无私奉献，努力拼搏，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正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满腔热忱和翻身做主人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正是由于他们艰苦卓绝的劳动；正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形成的主人翁精神、敬业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勤劳勇敢精神，终于在80年代中后期使 “一穷二白”、“一张白纸”的中国工业企业摆脱了困境，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使我们的国家从此走上了稳步而又迅猛的发展快车道，他们为国家创造了亿万财富。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充分体现这些精神品质的像王进喜这样众多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流，他们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质特征。所以，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臣，他们的功劳，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任何人都不能够抹杀，任何人更不能够诋毁。    　　

解放以来，我国工业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1952年，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70%，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国家由以农业为主走向了以工业为主，这是华夏五千年经济结构史上的巨大进步和根本转变。到70年代末期，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入世界前列。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80年的第8位。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难道算得上是缓慢的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在中国工业生产力非常低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唯生产力论的特定环境下取得的；是在没有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没有造成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干部腐败、国资流失，没有统计数据的大量注水，没有内债又无外债并且有一定外汇储备的前提下实现的。工业的基础性奠基，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下岗工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国民经济需要高积累的时期，在低收入、低消费、低福利、低享受的年代，他们凭着对党的深情热爱和对祖国的赤胆忠诚，和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不计报酬只讲奉献，他们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们已经把火热的青春年华和满腔的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这批为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无私奉献了几十年的下岗职工们，理应在这个时候好好享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理应在这个时候好好地享受他们曾经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但是事实却正好恰恰相反，他们反而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大受害者，他们被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无情地沦为了最贫穷的群体。难道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分享他们曾经亲手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吗？ 　　

三、下岗工人群体现在已经生活得很艰难，已经沦为了当今社会最贫困的群体，他们生活得很绝望，而且这种贫困和绝望的悲剧正在不断地被世袭。　　

1、当大学生都难以找到工作的时候，这些年岁已高、知识很浅、技术很单一的下岗工人找到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已经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了。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下岗人员中，女性占59.2%；35—45岁的占63.9%；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7.5%。这些下岗职工多数是在1984年以前就业，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技术技能太过专一，他们所拥有的技能随着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换代而将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这些下岗职工要想实现再就业，通过他们自身的劳动而脱困，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2、下岗工人的父辈没有社会保障，需要他们供养和医疗；他们的孩子读中学、大学甚至找工作需要很大的开支，要求他们尽到父母的责任。而在他们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却下岗了、失业了，失去收入来源了，最可悲的是，他们本身具有的知识、技术、年龄、性别、关系等等因素都成为了就业的拦路虎，他们现在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供养全家人正常生活的工作。　　

3、当下岗工人需要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房价涨到他们全年的所有收入只够买2个平方米左右的惊人程度；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说：“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的时候，下岗工人仅仅需要一套只有五六十平方米安度晚年的地方。　　

4、肉、水、气、米、面、油、盐、酱、醋、电、菜等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他们还没有稳定收入的时候却像一头疯牛一样地夺路狂奔，他们别说每天吃肉，就是吃素也要算计一下怎样才能购买到最便宜的蔬菜。　　

5、在下岗工人全家一年的收入维持自己生存和他们孩子读书的费用都很艰难的时候，他们全家每年却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6000多元。　　

6、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却要承担养老供小的责任和义务，物价又在疯狂地上涨，他们真的不能承受之重。物价上涨，国家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也在随着GDP两位数的增长而不断地增长，而且有单位给正式员工缴养很大一部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但是城镇的大龄失业人员却连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都没有，还要面对每年10%上涨速度的各种保险费用，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依然还是在勒紧裤带拼命地苦苦挣扎。　　

沈从文的小说《丈夫》描写的是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乡村的农民尽管日日土里刨食，却依然衣食难保，只好将妻子送到城里的花船上卖身改变家里的窘境。当丈夫看到那“一上船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觉的客人时，这位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趣地往后舱钻去”。做为丈夫，本应堂堂正正地做人，为家庭撑起一片祥和的天空，而现在却仿佛是自身难保，被前来玩弄妻子的客人吓得“钻”进后舱。血性男儿，七尺硬汉，脸面何在？丈夫或许是屈辱甚至愤懑的，但他们却又不得不屈服生活的重压。我们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有越来越壮丽的立交大桥，有越来越慷慨激越的雄心壮志，但是，沈从文《丈夫》的故事还是在我们城市乡村不断地上演，有许多下岗工人的妻子或者女儿为了生活在舞厅或者按摩院或者宾馆里从事着廉价的性交易。他们很晚下班时，她们的丈夫或者父亲踩着自行车到舞厅门口接她们回家。如果不是因为下岗失业没有生活来源，如果不是因为走投无路，难道她们会主动沦落风尘甘愿受尽侮辱和玩弄？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在接受《小康》杂志专访时很武断地说：“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我想：如果张维迎的妻子女儿也因为生活所迫出去卖淫卖笑，如果张维迎至今还住在平民窟里，他还会说“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吗？　　

下岗工人曾经以厂为家，是企业的主人翁，如今他们成了企业的弃儿，被抛进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茫茫不见岸边，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象一叶孤舟无依无靠。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拥有生存和工作的权利，他们胝手胼足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明明都在国库里，当他们生存都存在严重问题的时候，政府难道不应该无条件给他们以补偿吗？　　

四、无条件补偿下岗工人，正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具体体现。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年来，国家繁荣昌盛了，为什么他们的日子却越来越贫穷、越来越无助？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难道不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吗？难道下岗工人的极度贫穷没有违背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构想吗？让更多的劳动者分享经济高增长的成果和增加“财产性收入”难道会成为一句伟大的空话？难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改革开放成果只能是极少部分人的专利？3000万下岗工人和他们家庭的实际困难不得到彻底解决，我国怎样构建和谐社会？　　

邓小平曾经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讲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来达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目的。但是，下岗工人为什么就不能够充分享受到党的雨露阳光？　　

毛泽东曾反复强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还谆谆告诫“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强调“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亿万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帮助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面对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生活实际，我们奋力疾呼：必须高度关注下岗工人困难群体，必须真正尊重并切实维护下岗工人合法权益，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地尽快使下岗工人困难群体尽快脱贫致富。并且，我们一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的利益意愿满足不满足或实现没实现”真正作为各级党、政府和工会组织制定各项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3卷，合订本第1044页）。我们坚信：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地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调动人民大众的创造力、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一定能够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优势，一定能使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一定能“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在神州大地上，一定能够矗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　　

五、从建立和谐社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解析，也应该给下岗工人无条件补偿。　　

消除贫困现象，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利益，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责任。　　

在谈到让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分享改革成果，关注弱势群体的话题时，温家宝总理有个形象的比喻，决定一个舰队前进速度的是航行在最后面的哪个船舰。弱势群体就是我们社会中“航行在最后面的那个船舰”，我们在关注公共民生方面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把弱势群体的历史欠账解决好。难道说，一个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富裕的人群就是强大的国家吗？为什么要让那些下岗工人为生存而去自己苦苦煎熬？难道下岗工人极度贫困的生活不会影响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度地发展吗？难道要让下岗工人这样一个曾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冲锋陷阵的船舰滑落出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前进的舰队吗？　　

李强教授计算，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充其量也就占总人口的12%，亦即1.56亿。而其余的88%的“底层群体”实在太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则主要体现在企业退休、下岗和失业职工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在岗和退休职工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这个差距的比值，竟然在四五倍甚至十几倍以上。我们看到，即便在社科院最新的蓝皮书中，也强调说：“从低收入群体看，生活压力依然较大，需要高度关注”，而目前，“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城镇的下岗失业者和大部分农民，虽然近年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而言，仍属于较贫困阶层”。　　

近些年来，一些地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人民内部矛盾呈现上升乃至激化的趋势。据国家信访局统计，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已经连续7年上升，年增幅最高达37.3%。2000年以来，群体性事件继续呈增多之势，且行为方式日趋激烈，有的地方出现了罢工游行，围堵以至打砸党政机关，封堵公路铁路，破坏公共设施，殴打公安民警和武警战士等等种种非常态行为。各地群众来访和群体性事件中，85%以上都是群众有理或部分有理，故此类事件一旦发生，社会上同情者甚众；而真正属于无理取闹或纯受坏人煽动而生发成的事端，以及明确以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为目标的事件，为数极少极少。群体事件的爆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广大职工群众维护自身利益、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据公安部门统计，1998、1999两年，仅因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退休金、养老金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占全国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3左右（王大明《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确保稳定大局——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全体大会上的发言》，载《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4期）。还应该看到：党风政风不正，贪污腐败盛行，国有资产已经大量流失的数目非常惊人，以破产、改制、股份化改造、合资、评估等不同名目而造成的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数目亦难以精确统计。有个亿万富翁自白：“今天，最有效、最快的发财致富方式，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我自己口袋里的钱。国家的钱实在是太多了，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能将其看守得天衣无缝，而且，实际上许多看守国有资产的人并不反对把国家的钱放进我们的腰包”（陈剑编著《流失的中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职工说：“现在的所谓国企‘改制’，实际上企业换牌子（即变成所谓股份化的现代企业经济组织），领导带帽子（由国企经营管理者蜕变成为持有大股的老板）、工人拿票子（强制性要求工人出钱购股或集资）”。共和国在流血、职工群众在哭泣！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面临着的是颇为严峻的形势，当今之中国决未到可以歌舞升平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从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高度正视下岗工人群体贫困这一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现象。民之如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民心向背，国之兴亡盛衰所系。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明白的基本道理。如果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连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都不尊重、维护并切实予以保障，以至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着困难职工群体，又哪里还能再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职工群众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又怎么会再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并支持党的领导呢？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近些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个领导阶级队伍中居然出现了人数绝不算少的困难职工群体？当弱势者沦入生存困境和绝望时，任何游戏规则都将不再具有约束力，难道市场化竞争要演变成没有规则的丛林战争吗？难道我们以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为目的的改革开放反而要用武力去解放现有的生产力吗？当提高效率必须以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的生活陷入困境作为代价时，难道不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步入了因果倒置的歧途？　　

六、既然下岗工人已经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就有权利要求政府补偿他们。　　

厉以宁曾经说过：“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我要问问厉以宁：凭什么牺牲的人是曾经为共和国的强盛作出了最为无私贡献的3000万老工人而不是你们这些所谓的狗屁经济学家？凭什么你们这些少数人的享乐就要3000万老工人和8亿多农民作出牺牲？你们有什么权力剥夺3000万老工人工作和生存的权利？凭什么3000万老工人不能够享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为什么这种“改革”必须要损害“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为什么这种“改革”必须要让那些“4050”人员去“享受”这种“代价”？为什么3000万老工人和8亿多农民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国家中谁有权、谁有资格去损害“3000万老工人的利益”？当年几千万工人下岗，你们说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财富的生产”和“减员增效”，可结果呢？“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员增效”了吗？“增加财富的生产”了吗？下岗工人的日子好过了吗？下岗工人的生活质量获得改善提高了吗？下岗工人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吗？　　

下岗工人热爱祖国，热爱国有企业，他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流过汗出过力，他们甚至伤残、患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但是他们无悔无怨。他们也明白，制度变迁总是要付出成本。但是，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这笔成本？我认为：改革的成本应该分阶段地由不同的利益阶层分别承担，国有企业工人已经承担了改革的初始成本，但中国改革现在应该到了这样的阶段：改革的获益者反过来也应该对往年的改革成本支付者予以补偿，并支付后续改革的成本。这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成本大家分摊，改革的成果大家共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一个阶层可以有权要求另一个阶层无偿地为改革开放永远作出牺牲！既得利益者不去承担改革成本，转而要求过去和现在都未得到改革好处的人去承担改革成本。这种做法和说法简直是禽兽不如！    　　

下岗工人在经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制”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中，受冲击最大，受影响最深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失业，有的下岗，有的被辞退，有的一夜之间竟成了私企老板的打工崽。一些本来有工作、生活温饱问题基本上还不成问题的“4050”人员就越来越穷，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了天大的问题，而且看病、买房和孩子上学“三座大山”已经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动乱岁月，虽然没有能够接受到正常、正规的文化技术技能教育，但无论当年下乡，还是后来进厂，他们都曾抱持着一颗热心、满腔的激情大干社会主义，贡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有人说他们素质低下，没有科学文化水平、技术技能，适应不了高科技产业或“知识经济”的需要，理应淘汰出局，下岗失业，对于他们遭遇到的困难，主流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考虑对“3000万职工利益受损的补偿机制”，而将利益受损的“下岗工人”统统推到社会上，使他们步履艰辛。　　

既然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开放付出了他们不应该承担的成本，他们难道就没有权利要求得到他们应有的补偿吗？下岗工人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所有者，他们有权享受利用这些资源所创造的成果，那些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受到损失的下岗工人完全有权力要求政府补偿他们！　　

那么，怎样补偿为改革开放支付了太多成本的下岗工人？　　

按理说，这些年来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和心灵创伤以及由此产生的后遗症不是任何物质利益就可以补偿的。但是，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不好挽回的既成事实。基于我们国家还不富裕甚至贫穷的现实，我提出几条在实践中能够操作的也绝对是很低要求的补偿办法吧：　　

一、对于没有稳定工作或者全家的收入不能够维持一家人正常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下岗工人家庭，政府应该无条件把他们全部纳入社会低保体系之中。　　

二、如果下岗工人无力支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暂且不讲），政府应该无条件给他们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直到他们退休。　　

三、女满50岁，男满55岁的下岗工人至少应该正式退休，并且享受某个区域内（比如一个省或者一个市）所有退休人员的平均退休金。　　

…………………………　　

          何俊阶2008年4月1日写于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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