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江西统计年鉴》的数据，江西全省的村民委员会数量，从2002年的20183个下降到2009年的17227个，减少了2956个。实际上，村庄大量消失或走入衰败的境地，不只是在江西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发生。
每天消失80到100个自然村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10月20日透露，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
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提到一组数据：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
“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lěi)文(即悼念的文章)、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李培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曾翻译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1990年出版)，并通过对广州几十个城中村的调查，写成《村落的终结》一书(2004年出版)。
在李培林看来，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
有几位学者曾总结，推动和促使村庄不断走向空心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土地改革、家庭组织关系瓦解、市场化、城镇化、传统观念变革等方面。不断外移的人口导致诸多村庄提前进入衰退阶段。
乡镇平均人口和行政村平均人口都有所提高
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的研究，1999年以后，行政村数量减少的速度加快，平均年减少速度达到2.41%。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总人口逐步减少的情况下，乡镇平均人口和行政村平均人口都有所提高——农民搬迁到新村庄或更大的村庄，使得一些自然村消失。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并村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中央2004年的1号文件为此提供了政策支持。
有一组数据可资佐证：民政部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1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逐年递减，从64.4万下降到59.0万，平均每年减少7700多个村委会(平均每天减少21个村)。与此同时，居委会数量从2004年的7.8万增加到去年的8.9万。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告诉都市快报记者，行政村基本上是伴随撤乡并镇并村而减少，而自然村的消失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态条件很恶劣的地方的移民搬迁，这大部分是政府行为，比如浙江武义就曾把村民从山区里搬出来;还有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自然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者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只剩下老头老太，土地也抛荒不种了，自然村就萎缩了。
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山西一家媒体去年曾对正在消失的村庄做过调查。调查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村庄人口停止增长，常住人口大幅减少，村庄败象日显。立村一二百年、五六百年的村庄，一个个迅速成为空壳村。村庄消亡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一代外出打工;种田效益长期低下，农业凋敝，经济上没有出路;大量撤并农村中小学致父母外迁陪读;土地被征收征用。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村庄因煤矿过度开采导致的塌陷而面临消失。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已超过700个。另一方面，按照山西省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规划，每年会有200个甚至更多的村子消失。
近年来，各地出现“土地城市化”的热潮。据李培林透露，2010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各种各样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通常是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那篇题为《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的文章中，李培林形容，“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记者 黄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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