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人所受的伤害和遭遇的不公，首先根源于工人在资本主导的生产体制中所处的被动位置，这种被动地位被国家赋予正当性，进一步造成了资本对工人劳动力的彻底压榨，使得工人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抑，并在强压的生产过程与城市的排斥下失去了体面工作与生活的权利。当个体权利受到侵害，工人的权益诉求难以在法律规制的范畴内得到呼应，工人的个人权利无法得到体制保障时，作为弱势者的工人，往往会在体制内行动失效后，并且在不行动就不能维持合理生存的情况下，转向体制外行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劳动者基本权益受侵害的状况并未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而有所好转，大批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依然在劳动法律高标准的环境中徘徊于法律最低线，工人的基本生命健康权仍然在工伤职业病的威胁之下难以保障。从张海超开胸验肺、昆山工厂爆炸到千万例无疾而终的工伤职业病个案，大批工人不但在不安全的生产环境下受到安全威胁，而且在生命健康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时，难以获得补偿。通常情况下，资方的“忽悠”行为与工伤职业病维权的复杂性、高成本使个体工人(尤其是受伤患病的农民工)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望而却步，抑或中途放弃，甚至是意识不到自身应得的权益，从而陷入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中。
被机器碾碎的梦想
晚上八点半，厂房里的工人还在为赚取加班工资而加速打磨着手中的金属。一声哭喊让工友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个女孩从一个车间被搀扶出来，她正大声地哭喊。工友们看到，她小指上被随意撒上了厚厚的黑色药粉，她的眼睛被一个叫平哥的管理人员遮住，以防她看到自己的伤口。不久便由几个厂里的管理人员开车将她送到医院。笔者在工厂田野调查期间目睹了这一幕。后经各方打听，找到了这个被机器压伤手指的女孩。
这个来自贵州毕节的18岁女孩小李，为了实现自己“赚够钱就去做生意”的梦想，平时干活特别拼命，每天加班到很晚。出事那天，她正在操作机器，将黄金颗粒一个一个压成手链，机械的动作和一天的劳累让她手脚配合有点不顺。一不留神，手被压在高温的机器里面。周围的人都闻到了烧焦的味道。她的手指被机器压伤，右手小手指骨折裂开，软组织受伤，伤口3厘米。然而，受伤只是麻烦的开始。
离开工厂以后，笔者通过小李的室友联系上了她。问及工伤处理的状况如何，她告诉笔者，她正面临很多困难，并感到绝望。因为种种原因，她觉得自己无法讨到赔偿，她很害怕。
因为没有及时给小李上工伤保险，公司为避免自付大额赔偿给小李处处设限，拿走了她评残所需要的关键证明，并为减少支付其在医院的生活费和医疗住院费，催促其出院。
我以前一直待在B厂，我妈生病了，回家去三个月……后来他(工厂管理人员)打电话让我回来，打了好多次，我就回来了，我出事之后他又说(离开工厂)那个时候给我算自离了，让我重新交资料，之前什么都给我取消了，社保卡被取消了，什么都没了。——小李
你不知道，那时候我住院的时候他就催着我出院的……他(指平哥，工厂管理层)每次来啊，他都不跟我说话……然后就直接去找医生，去找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聊什么。然后我只要打点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问我什么时候出院，问了好多次。——小李
在工厂的催促下，小李出院了，带着还未恢复好的伤。
医生给开的一个月的休息时间，到10月5号就完了，但10月5号还好不了。他们说好了就去上班。现在手上还上了铝板，用来固定的，就要10月5号左右才能把它拆掉，拆了之后还要恢复。现在我还不敢碰水。——小李
向谁求助？亲人？医院？
工厂的百般为难让小李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只身一人在城市打工，受到了伤害，能向谁求助呢?谁可以帮她?
受伤后，小李首先找到了她二姐的儿子，这个年轻小伙子并不了解情况，似乎也不太关心她。小李的姐姐找了一个人小周帮忙处理事情，可是找来的人根本没有起作用，反而损害了小李的利益。小周在未与当事人小李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与公司做口头协商，答应让小李伤好后即回厂上班，休息期间工资照发，但没有其他赔偿。这样不合理的协商导致后来小李去找厂方主管询问赔偿事宜的时候，遭到厂方直接拒绝，理由是当初与小李的“代理人”说好了没有赔偿的，还告诉小李“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去找他”。这让小李十分气愤，却又无可奈何。更让小李不能忍受的是，她不仅得不到赔偿，反而连理应获得的保障都没有了。
我在B厂也一年多，也算是老员工，现在我回来上班说我是自离的，现在是新员工，保险也没给我上，这怎么都说不过去的。工厂人事部文员说根本就没有赔偿，根本补偿不了。其实我也知道B厂这样弄的也不少，其实根本就不用惊动什么东西，B厂很看重形象，就喜欢私底下解决。现在我姐找来的那个人还在那里跟厂里的人说起法律来，他什么都不懂还在那里乱说。我说你不说工厂还不会启动那些程序(指私地下协议解决)，你一说，工厂能不启动那些程序么?——小李
由于伤口仍然疼痛，无法恢复工作，为了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小李到医院向主治医生争取更长的医疗期。然而，院方并不给予支持，主治医生并未对小李的伤口发展情况做任何检查与询问，直接拒绝了小李延长3日以上的医疗期的求助。拒绝的理由很简单：“ 如果是这样个个都能开的话，那我医生给自己开半年，给我自己家里人开一年，那他天天都不用干活了”(李医生，深圳盐田区某医院外科医生)。
出了工伤事故后，小李遭遇了重重困难：追赔过程在评残之前就因资方的逃避和医院的不负责任而寸步难行;因不堪医院催赶而匆忙出院;出院后一个人在寝室无人照顾，因为没有饭卡吃饭，每天只吃一顿晚饭......工伤，给小李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的伤痛，也有难以得到赔偿的愤怒和不公，更有生活难以为继的窘迫。
一个人行不通的维权路
自身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不仅需要应对资本对依法履责的逃避，也常常被法律程序的冗繁挡在门外，他们本身对维权意识与知识是陌生的，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几乎无处求援，即使求助于他们在城市中唯一能调动的人际资源——同乡亲缘，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因为被求助者同样的不专业与复杂关系中的意见不合而适得其反。工伤后的工人该向谁求助?答案可能是工会。可是，在整个过程中，工会并没有出面充当工人的保护伞，给工人以最基本的指导与依靠。于是，弱势而孤立的个体往往经不住来自资方的种种压力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然，很多时候，工人之所以在维权的高门槛面前选择放弃，还因为申诉耗时长、程序复杂、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制度排斥。工人本身生活处境的困窘往往使他们因为制度的不友好而陷入无奈，抑或反抗。
可以说，工人所受的伤害和遭遇的不公，首先根源于工人在资本主导的生产体制中所处的被动位置，这种被动地位被国家赋予正当性，进一步造成了资本对工人劳动力的彻底压榨，使得工人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抑，并在强压的生产过程与城市的排斥下失去了体面工作与生活的权利。
当个体权利受到侵害，工人的权益诉求难以在法律规制的范畴内得到呼应，工人的个人权利无法得到体制保障时，作为弱势者的工人，往往会在体制内行动失效后，并且在不行动就不能维持合理生存的情况下，转向体制外行动。近两年来的罢工潮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工人选择自发的组织行动以自我保护并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开始在制度外寻求组织化行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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