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不知所云，不知道“五加二白加黑”是个什么鬼，不过劳碌在大大小小资本体制内的工人阶级对此并不会感到陌生：“五+二”就是五个工作日加上2个休息日，“白+黑”就是白天加上黑夜。这种工作方式在私有制企业里面，在股份制化了的国营企业里面，在“资本文化”化了的企事业里面，都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很多还是当作一条宝贵经验来提倡和践行的，俨然正成为一种流行的“企业文化”，就是让你不分节日和假期，不分白天和黑夜，象机器一样地工作。
不是有八小时工作制吗?不是有劳动法吗?然而当过劳死象流行病一样威胁着众多职场人的生命时，这种疑问就显得有些突兀了，就显得对中国的国情了解的太少了似的。是啊，八小时工作制有啊，劳动法也有啊，在疯狂的私有化面前，有，又怎么样呢?据说中国每年过劳死六十万人，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多过劳死，六十万这个数字里面包括很多猝死。姑且是这样吧，但过劳死的普遍存在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是八小时工作制、劳动法有什么约束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过劳死呢?为什么还会出现明目仗胆的鼓噪什么“五加二白加黑”呢?我就说说我的一点经历吧。我在一家金融企业就职，这家企业就很喜欢“五加二白加黑”。有一段时间，我感到特别特别疲乏，就有些撑不下去的感觉。也许日有所感，夜有所梦吧，有天夜里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一头从椅子上栽下来死掉了。我没死掉，可我邻桌的一个女同事却出事了。没过几天，这个女同事却突然去世了，就是常见的那种猝死，但我一直认为这种猝死就是过劳死，假如不是那么多的“五加二白加黑”，她会这么轻易地失去生命嘛?她才28岁，有一个一周岁大的孩子，在出事的前一些日子，她正想买一辆汽车，问我买个什么牌子的好;那天下大雨，我顺路送她回家，她还给我留下了一把伞。她那么开朗，那么年轻，那么青春活力，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她给父母按揭了房子把他们从农村接到城里来，她的去世一下子将未来毁灭了，她的父母因失去了按揭贷款的还款来源，不得不带着失女的悲痛返回了农村。在时下的中国，一个人的死去是不会对体制有丝毫的触动的，“五加二白加黑”依旧而且变本加厉地存在着，活着的自嘲为“金融民工”的人们依旧为了贪得无厌的金融资本奉献着血和泪。我不知道别的行业怎么样，我所在地区的一些金融机构经常爆出某某突然离世的新闻，包括一些我曾经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按理说，象“五加二白加黑”这样反智且血腥的提法是不应该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因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和嘲笑，因为八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和对人类的贡献。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为了掘取更高的利润和价值，资本家会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来强化对工人的盘剥。当时一位资本家的监工狂妄地称：“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不堪重压的美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权益的英勇斗争，当时的美国工人流行一首“八小时之歌”，其中唱道：“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一八八九年七月，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把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作为斗争争取的目标，一九二八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的十大政纲之一，便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上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主张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不同的部分中包括“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靠着这些为人民谋民生幸福的政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获得人民的空前支持，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也逐步落实给人民，履行了它庄严的承诺。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法律确立：“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一九五二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中规定为保证职工健康，“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个时候，八小时工作制是新中国的一种重要象征，工人阶级为了保卫这一来之不易的权益，与任何有可能导致这一权益丧失的情状进行自觉抗争，长期在中国生活并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美国人李敦白在他的著作《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中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运动时期的一些片断，他说那个时候的大部分老百姓对部分知识分子攻击中共都持反对态度，“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李敦白的回忆录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八小时工作制是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那时的工人阶级是比较普遍地享有这一制度福利的。那时的国家领导阶层也非常看重工人的工作权与休息权的合理配置，如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反复强调“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他还说：“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把身体好做为第一要务来强调，放在学习和工作的首位，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人性关怀和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取向。
为什么如今会出现“五加二白加黑”这种社会现象呢?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完全压倒了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推行它的价值观了，而目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处在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当初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节点上，必然要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来满足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欲望，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感到愈来愈困乏、愈来愈容易过劳死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去社会主义化的思想清洗，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丢掉了自我解放的利器，失去了明辨方向的能力，完全沦为了资本的奴隶，在资本的逐步加压之下再也挺不直腰杆，这进一步助长了资本剥削的力度和疯狂。资本在中国的盘剥是最少受到阻力的，甚至会获得某种支持，因此，无论什么赤裸裸的剥削损招出现，都会畅行无阻，富士康的工人宁愿选择跳楼也不会进行抗争，太多太多的工人宁愿过劳死也不会对不合理的工作制度说不，甚至于在未死之前还竭力地维护着这个制度，赞美着这个制度。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社会现象啊!更可怕的，一些这样的剥削措施竟然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以各级党团的面目推行的，很多对历史不甚了解的年轻人把自己的不满都迁怒到社会主义那里去了。我经常在跟一些年轻人交流时，发现他们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表现得非常反感，当我试图解释时，我越来越发现我的努力常常变成一种徒劳，他们会气冲冲地反问我：难道这一切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吗?这真是个矛盾丛生的社会，你浑身长满嘴有时也解释不清那些错综复杂和纠结。每次听到“五加二白加黑”这个鬼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个熟知的故事“半夜鸡叫”，那个为了让长工们早点下地干活不惜装鸡叫的周扒皮，比起现在“五加二白加黑”真是小儿科啦，周扒皮也没有公然让长工们半夜起来干活，而是想了个学鸡叫的馊主意，而现在的资本就可以公然宣称“五加二白加黑”，而且还腰杆儿绷直，腔调儿高昂，理直儿气壮，把周扒皮能甩十条街。
八小时工作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政纲，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志，它不仅要落在纸上，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人阶级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种福祉，而所谓的“五加二白加黑”却是对社会主义者奋斗初心的背叛和打脸，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抛弃和抹黑，工人阶级觉醒的那一天，人们会象“半夜鸡叫”里的长工痛打周扒皮一样把它打得屁股开花。我们应该对“五加二白加黑”这个恶鬼当头断喝：揭开你的画皮吧!你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你是资本的獠牙和利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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