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2023年，中国60岁以上⼈⼝已达2.97亿，⽼年抚养⽐突破20%。随着⼈⼝⽼龄化加剧，中国⾼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益凸显。延迟退休、养⽼⾦缺⼝、医保问题等政策和现实交织在⼀起，构成了这⼀群体的艰难处境。在“与国际接轨”、“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等⼝号背后，⾼龄劳动者究竟能否承受改⾰的代价，亟需严肃探讨。
今年(2024)是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靴⼦落地”的⼀年。9⽉，全国⼈⼤常委会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决定，表⽰相关政策将于2025年1⽉1⽇起正式实施。⽅案计划在未来15年内将男职⼯退休年龄延⾄63岁，⼥职⼯延⾄55岁和58岁，并⾃2030年1⽉1⽇起，⽤10年时间，将职⼯按⽉领取基本养⽼⾦最低缴费年限，由⽬前的15年逐步提⾼⾄20年，每年提⾼6个⽉。
尽管⽅案强调改⾰要遵循“⾃愿选择”和“弹性”原则，即达到养⽼⾦缴费年限的劳动者可以选择提前或延后退休最多3年，但有评论质疑，对于那些经济收⼊较低或不稳定的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主选择的权利。⽽⼀部分体制内公务员则可以借助“弹性”办法实现最⼤限度的延迟退休。这实质上拉⼤了不同阶层劳动者的⽼龄⽣活收⼊和福利待遇差距。
另外，许多⾼龄劳动者的实际⾝体健康状况与劳动要求之间存在不⼩的落差。研究显⽰，从50岁开始，中国⼈的健康⼯作年限平均仅为6.87年，农业劳动者的不健康⼯作年限甚⾄是企业员⼯的两倍。延迟退休政策试图通过缓解养⽼⾦⽀付压⼒来应对我国⼈⼝加速⽼龄化的趋势。但对许多体⼒劳动者⽽⾔，这意味着更⻓时间的劳作与病痛。
还有解读认为，这⼀政策在扩⼤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代际间的竞争。年轻劳动者就业压⼒倍增，⽽许多原本就低收⼊的⾼龄劳动者则可能由于技能⽼化、⼯作效率下降，更难以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如此⼀来，“延⻓⼯作年限”是否能真正提升劳动参与率，仍需持续观察与评估。
近年来，中国的养⽼⾦⽀付困境也⼀直是引发⼴泛关注与争议的社会议题。这⼀困境主要源于历史负担和⼈⼝⽼龄化的双重压⼒。由于制度初期未为⽼职⼯转轨注资导致巨额个⼈账⼾空账，养⽼⾦⽀付⾼度依赖财政补贴。
在辽宁⾩新，煤矿⼯⼈在⻓达8年的停⼯中，因单位未为其缴纳养⽼保险，退休后⽆法领取养⽼⾦。这些劳动者的⽆奈境遇，揭⽰了养⽼⾦制度改⾰中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随着历时多年的养⽼⾦双轨制改⾰于2024年10⽉结束过渡期，⼀些⽼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改⾰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统⼀缴费模式，并增设职业年⾦保障，但体制内外的养⽼⾦替代率差距依然明显：体制内缴费基准较⾼且职业年⾦覆盖率达82%，⽽企业年⾦覆盖率不⾜10%。当下，农村⾼龄劳动者则普遍依赖⾃养或⼦⼥赡养，养⽼保障缺失问题尤为严峻。制度未能有效覆盖弱势群体，导致代际⽭盾和城乡分化进⼀步扩⼤。
养⽼⾦制度的“现收现付”模式，还使得年轻⼀代感到⾃⼰需要承担更⼤的赡养负担，因⽽引发退保的⻛险。对于许多⾼龄劳动者来说，当下沉重的缴费压⼒也并不能靠未来养⽼待遇的提⾼⽽得到缓解。以深圳市为例，2024年初养⽼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调49%。对于收⼊微薄的劳动者，这样的调整⽆异于雪上加霜。
城乡居⺠医保缴费标准持续上涨，也影响了弱势劳动群体的参保意愿，从⽽使得⾼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更难得到保障。城乡居⺠医保缴费⾦额从2006年的每⼈每年10元攀升⾄2023年的380元。⼀些家庭收⼊微薄的⾼龄劳动者，不仅要为⾃⼰缴纳医保，还需为家⼈分担。这种经济负担对农村地区的劳动者更为沉重。医保标准不断提⾼、报销⽐例低、医疗⽀出压⼒⼤，使得农村地区居⺠缴纳医保的意愿持续下降。今年的医保缴费征收过程中还出现了“催医保”等诸多问题。11⽉，四川南充⼀所⼩学的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中要求家⻓为孩⼦购买医保，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类似的强制性催缴措施在许多地区屡⻅不鲜。⽽基层政府为完成征缴任务，利⽤排名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医保缴费转化为⾏政性压⼒，甚⾄牺牲了制度本应有的惠⺠初衷。
国家层⾯则试图通过新机制提升参保率。8⽉1⽇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效机制的指导意⻅》，明确引⼊“两个激励机制”和“两个等待期”。未连续参保的⼈员在被设置的等待期中将⽆法享受医保待遇。⽽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限⾃动清零，再参加居⺠医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这意味着断缴医保的⺠众需要付出更⾼的成本。然⽽，从2019年⾄2023年，城乡居⺠医保参保⼈数连续四年下降，总体减少了2055万⼈。显然，⼀项惠⺠政策⽆法惠及重点受惠群体，甚⾄导致参与者主观选择退出，那么该政策已经和政策⽬标背道⽽驰。
在延迟退休的讨论热潮中，“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也再次浮上⽔⾯。“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参与劳动并获取劳动收⼊的⼈，并不单指城镇退休职⼯，也包括超过法定劳动年龄仍在继续打⼯的农⺠⼯等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农⺠⼯中50岁以上⼈数占⽐达29.2%，这⼀⽐例还在逐年上升。我们确实要认识到，超龄劳动者权益⻓期处于模糊地带，⾯临法律法规空⽩、劳动关系认定等难题。
在⻓沙的⼀起劳动争议中，遭遇性侵的65岁⼥保安⽅某因被公司定义为“临时⼯”⽽失去应有的劳动保护。曾是闪送形象宣传⼤使的62岁闪送员宝哥在交通事故后不久突然被平台以超龄为由封号，毫⽆协商余地。
类似的案例反映了当前社会对超龄劳动者的不公正对待。最⾼法院⼯作报告显⽰，每年约有5万件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争议诉⾄法院。然⽽，希冀于依靠延迟退休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异于缘⽊求⻥。⾼龄劳动者的困境并不能通过⼈为将退休年龄提⾼，以减少“超龄”劳动者绝对⼈数来化解。我们再次强调，⼤部分“超龄劳动者”困境的核⼼在于，她们缺乏⾜够的社会保障，以⾄于不得不在⾼龄继续从事有偿市场劳动，其中不乏对⾝体有所损害的重体⼒劳动。
在延迟退休推⾏、养⽼⾦和医保负担⽇益加重的背景下，⾼龄劳动者正承受多重压⼒。对此我们提出以下疑问：
第⼀，政策的初衷是缓解⽼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但我们真的考虑到了底层处境的劳动者在延迟退休冲击下所要背负的压⼒吗？
第⼆，依赖延迟退休、提⾼缴费等⼿段来平衡资⾦缺⼝，却忽视了贫富差距下对经济成果的重新分配，是否反⽽会使社会保障体系加速进⼊恶性循环？
第三，当政策更重视保障整体社会运⾏的稳定性时，社会和决策者是否真正倾听到了⾼龄劳动者的声⾳？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关乎每⼀位劳动者的尊严与未来，但却被政策制定和执⾏者有意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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