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博士期间，大概是1996年前后，我开始关注资源和海权问题并由此展开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2009年，海洋出版社将我的研究成果以《论中国海权》为题集结出版。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中国海权实践以“一天等于二十年”[1]的速度向前推进并获重大突破。发展真的是硬道理，中国海权事业的进步如此令人鼓舞，以致当年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发展海权和海军、是否需要建造航空母舰等疑问，成了即使最初大篇幅提出这些置疑的学问人也不愿正面提及的“陈年往事”。
理论毕竟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理论的生命力不主要诞生于锣鼓的喧哗中，而诞生于实践解决的问题中。
2013年年底，出版社希望我考虑在修订第二版的基础上推出第三版，使之能更好地说明我国面临的新的海权形势及蕴含在其中的挑战与机遇。为此，我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增减了一些内容。
与前两版比，第三版有如下四方面的变化：
第一，反映了我关于海权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将第二版第五章第四节《“麦金德悖论”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影响》改写为《“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在本章中增加了《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伊朗高原：中国西陲安全的“桥头堡”》两节。
第二，鉴于东海事态的重大变化以及对其理论说明的必要性，增加了第六章《战后雅尔塔体制与亚太和平》，反映了自2006年以来我关于战后雅尔塔体制以及如何运用雅尔塔体制保障亚太和平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指出“冷战”体系不同于“雅尔塔体系”，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制问题;提出“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体制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我曾在2006年的文章中“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制赋予日本的法律责任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
第三，从讲座、访谈、时评、战略四方面增加了附录的内容。全书以附录文章《2049：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收尾，与正文第七章《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相呼应。
第四，对于书中曾公开发表过的内容，在第三版中加以注明，便于读者了解我的海权研究思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问题倒逼意识而不是相反，我的文章不从所谓的“理论范式”出发，而是从时代面临的大问题出发。大问题莫过于生死问题，“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兴衰成败”，这是我为文不变的宗旨。
我的学术基础的培养主要受益于我青少年时期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策，国家给予我从小学生到博士生的免费教育;同样，我的学术成长又受惠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对宽松稳定的研究环境，使我有了更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出错与自我纠错——这是学术成长不能回避的必要阶段——的时间和空间。对此，我有无限的感激并决意回报国家。我的学术方向和人生道路得到我的博士导师赵明义教授的指导和我已故父亲的长期鼓励，对此，我有不尽的感谢和思念;同样，我的海权研究一直受到海洋出版社的关心和爱护，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2014年1月
说明：《论中国海权》第三版，由海洋出版社于2014年2月出版并面市。
[1] 1863年4月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20年比1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1天等于20年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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