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茉莉花革命”是美国全球文化扩张战略的最新样本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进入了网络时代。美国也同步实现了军事体系和军事思想的升级换代。
当年美国为什么能够在冷战中击败苏联?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被美国及其盟国垄断，美国实际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发展中国家的非本地新闻有75%产自于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这就赋予了美国巨大的新闻塑造能力和传播能力。再加上美国的一整套冷战思维，“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策略，最终“打垮”了苏联。
进入网络时代后，传统传媒受到巨大冲击。目前，全球有约20亿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处理日常事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早在1991年底，当时还只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就已经意识到，“信息时代来临，观念传播不可阻挡，美国面临着推动全球自由民主进程的历史机遇”。
10年后，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写了一份美国全球软实力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了五项建议：
1.在世界各地扩张网络连接，特别是要连接到那些不喜欢美国思想观念的国家;
2.把在世界范围推行信息自由传播作为美国的权力;
3.开发多层次信息分享系统，不仅是确保信息安全，更重要的是制造全球性的信息分享空间，以便公开讨论某些问题;
4.组建一支“特种媒体部队”，随时派遣到发生冲突的地区，搜集与传播信息;
5.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特别是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一套更紧密的协调行动机制。
其实，在这10年间，美国已经开始将控制的重点从传统媒体转向网络平台。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明者，占尽了先机。美国一边诱使别国大力发展低技术产业，一边集中力量在“高边疆战略”的基础上，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完成从电子革命到信息革命的转型，从而使美国达到“领先世界一个时代”的战略目的。当一些国家被美国蒙蔽，仍然在低技术产业不断加大物质投入的时候，美国已经建立起高耸入云的新时代“技术高山”：目前，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最大的门户网站(Yahoo)、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最大的短信平台(Twitter)和最大的社交空间(Facebook)全部为美国所有。
当今全球80%以上的网络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器信息由美国提供，超过2∕3的全球互联网信息流量来自美国，另有7%来自日本，5%来自德国。日本和德国都是美国的盟友，这就等于美国牢牢控制了全世界互联网信息流量的将近80%。相比之下，中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则更是少到只有0.05%。
此外，美国国防部还拥有46个Youtube频道、91个Twitter种子、46个博客、106个Facebook页面。有专业人士进行全天候维护，确保不断更新精彩内容以吸引粉丝。同时，美军深知，“你自己不把声音传播出去，反面的、扭曲的声音就会淹没你自己”，所以，美军不仅不隔绝官兵和网络，而是引导、训练、鼓励官兵个人主动利用网络媒介“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美国海军甚至认为，“每一个使用日志、微博和Facebook的海军官兵，都是其所在部队和美国海军的形象大使。”
有了这种强大的软实力基础，美国组建“第五纵队”的规模和效率也大大提升。“阿拉伯之春”就是在美国于2003年成立的全球舆论办公室的直接指挥下，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联合运作的信息思想战的第一次全面实践。
在这场大范围波及中东、北非的“政治地震”中，美国通过“推特”“脸谱”等网络平台，实时、高效地指挥了现实世界中的街头政治暴乱和“颜色革命”。先是“维基解密”网站于2010年12月公布了一封密码电报，内容是前美国驻突尼斯大使罗伯特·戈德兹披露了本·阿里总统家庭成员贪污腐化的事实，并警告：“对于遭遇日渐增长的赤字和失业现象的突尼斯人来说，展示总统家庭财富和时常听到总统家人叛国的传闻无异于火上浇油。”该文件在网络上出现后，突尼斯国内爆发了罢工和街头示威活动。在此过程中，所有的反政府宣传和集会号召都是通过“推特(Twiner)”“脸谱(Facebook)”和“优图(Youtube)”进行的。
2011年1月25日，埃及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辞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组织严密，迫使穆巴拉克解散内阁，任命前任情报部长奥玛·苏莱曼担任新的副总统。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团体“4月6日运动”就是以“脸谱”为平台组成的一个网络组织。“4月6日运动”的负责人马希尔在华盛顿接受“卡耐基基金会”采访时说：“这是埃及青年人第一次利用像‘脸谱’和‘推特’这样的网络通讯工具进行革命，我们的目标是推行政治民主，鼓励民众参与政治进程。”
在该组织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潜在势力，无不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力量联系密切。如埃及反对党领导人之一的戈尼姆，就是一名“谷歌”公司的工作人员，他曾说自己就是1月份埃及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些抗议活动都是通过互联网的社会网站进行宣传，告知年轻人活动举行的地点和时间而组织起来的。在埃及，使用社会网站组织抗议行动的成效最高，因为每3个埃及人中就有1个使用互联网。在街头暴乱开始后，埃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切断了国内的互联网。但各网站仍然向外界通报埃及局势的最新进展。在“谷歌”公司的帮助下，技术人员建立了“Speak-2Tweet”服务，埃及人可以通过该服务打电话，并留下音频信息，这些信息随后被传送到“推特”上。专家认为，“脸谱(Facebook)”在埃及地区的普及率之所以提升，主要因为它能够表达对当局行动的不同意见及组织反政府示威。有鉴于此，部分西方大众传媒将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称为“脸谱及推特革命”。
又如动员埃及反政府势力进行示威游行的核心力量Kefaya(正式名称是“埃及变革运动”)，也是一个虚拟组织。它成立于2004年，是“4月6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充分利用新兴社会媒体和数字科技工具，作为动员埃及民众的主要方式。该组织采取使用政治博客、发布未经审核的“优图”短片、图片等形式煽动埃及民众进行示威游行，手段极为专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利比亚。在利比亚内战初期，示威者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传输介质，争取支持，呼吁为民主而战并与外界沟通。利比亚的反政府组织“网络活动家”，利用美国全球社交网站“推特”和“脸谱”来组织反政府活动，呼吁将2011年2月17日定为“愤怒日”。仅在2月16日当天，网上报名的追随者就超过了4000人。到2月17日，拥护者更超过了9600人。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奥马尔·马哈穆德称，为了使人们走上街头，他们利用了交友网站“马瓦达”，该网站不在警察的监控范围内。正是利用了该网站，利比亚反对派成功地联合了17万名卡扎菲的反对者。
在冲突加剧后，利比亚政府关闭了互联网，但北约立即为反对派提供了网络支援，使得利比亚国内和境外的反政府力量能实时相互沟通。从2011年2月23日开始，一名美籍电信公司高管和他的朋友领导的工程师团队，帮助反政府力量“劫持”了卡扎菲政府的蜂窝无线网络，建立了自己的通信系统，让反政府组织领导人更容易与外界交流或请求国际援助。反政府组织还在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一个不受的黎波里当局控制的独立数据系统，并破解了卡扎菲政府的手机网络，获取了电话号码数据库。利用这些信息，他们建立了被称为“自由利比亚”的新通信系统。4月2日，新通信系统开始测试并运行。随后，他们创建了由“谷歌地图”组成的战况图，以此追踪报道相关事件，该战况图在12天的时间里被网络用户浏览达31.4万次，至少被20多家新闻媒体转载，影响巨大。
美国培植“第五纵队”的最终目的在于瓦解敌对势力政权，而实现其目的又无外乎两大模式：一为“击垮”苏联的模式，通过思想渗透，扶植体系内的代理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肢解对手。二为“阿拉伯之春”模式，通过社会性动员推动现实政变，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地消灭目标政权。
今日之美国，正顺着布热津斯基为美国全球战略制定的三条战线，以军事力量为“正兵”，以经济和文化力量为“奇兵”，以网络为主要通道，同时对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发起全面的“信息思想战”。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的最新“民主”攻势的缩影，而同时，与中国交好的委内瑞拉和泰国，也都处在“民主革命”的煎熬之中。更需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由于美国的幕后操纵，也骤然掀起了港独游行、冲撞驻军以及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等事件。对于中国而言，“新型战争”已经兵临城下。
美国多年来处心积虑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有一个相当机密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诫令”，其关键词是：蛊惑他们的青年人，鼓励他们鄙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吃苦耐劳精神，让青年人与他们的政府离心离德;制造人民和社会分裂，时时处处宣扬西方民主，丑化其领导，制造更大更强的动乱，暗地里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长期、彻底、全面的国家和政权颠覆战略。但是，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战略目光如炬、极富远见卓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击和平演变、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做法，让美国的文化入侵战略连连受挫，其在华培植的“第五纵队”也屡遭灭顶之灾。但美国和西方并不甘心失败，仍然步步为营，加紧进行对华攻心战。
改革开放之初，“福特基金会”便大举进入中国，对我国的一些高级研究机构和研究生院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的经济学者提供资助，邀请学者到美国各类机构进行“访问研究”。
“福特基金会”有何背景?学者王绍光曾介绍说：“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再以基金会的名义把钱“捐助”给其指定的对象。……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的经费来自中情局。”
美国的这类基金会绝非只是零星地资助几个中国经济学家，而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界进行全面的诱导和渗透。例如，“福特基金会”于1988年就与中国一些高级科研机构开始建立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还包括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等领域。该基金会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并以巨额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以期在政策领域对中国产生影响。该基金会还在美国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20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同时，以与中国政府和某些大学合作的名义设立人才共同培养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出了一大批经济学人才。这些人，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骨干力量。
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需要指出的是，参加招待会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与会者曾感叹：“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过这一现象，让人深感忧虑的是，“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就获得了在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精英阶层如此规模的影响力，而其潜在的影响力更是无法估量。
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曾不失时机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1986年，他成立了一个“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索罗斯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约250万美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文化产业。2005年，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一家名为“国际公平桥梁”的机构提供了45万美元的资助，支持它在中国开展刑事辩护方面的培训。“开放社会基金会”还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
这些研究活动，使美国有机会掌握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并为其寻找中国社会和体制的不足之处和战略突破口提供了条件。
100多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希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因此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对此持任何异议的人都无法阻止它。”
由此可见，和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同，经济和思想战场上的较量是暗战无声，但却更加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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