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境外媒体开始迫不及待地用“雨伞革命”命名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以及人民日报刊文明确指出，想通过香港在内地搞颜色革命是“白日做梦”，香港已进入大摊牌的阶段。
在港台腔看来，“占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学生团体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抢戏程度之深，让“占中三子”都黯然失色。或许感受到了外界“误读”的厚望，体味到领导“占中”力不从心的压力，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日前发表声明，重申此次运动绝非“颜色革命”，单纯就是为了争取民主。随后“学联”发表了致政务司司长林正月娥的公开信，展现出愿意跟特区政府沟通的弹性姿态。
这些，都让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再次引起外界关注。“学联”是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由8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组成，原本成立目的是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和增加学生对社会的投入。然而，这两年“学联”给香港市民印象最深的，是其狂飙突进的激进立场。
今年6月，“学联”联同多个激进组织以响应反对新界东北发展为由，暴力冲击立法会。早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政改决定一锤定音，连“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也承认策略失败，但“学联”却继续坚持对抗路线，一路走到今天的“占中”行动。有人说，“占中”到如今，戴耀廷等人对运动的主导能力已可忽略不计，“学联”与“学民思潮”才是主力。他们急速激进化的行径青出于蓝胜于蓝，甚至较“人民力量”、社民连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港媒调查发现，近年来反对派与“学联”互动紧密，学联已变质成为反对派的“打手”以及培训第二梯队的基地，两者甚至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旋转门”关系。而“学联”骨干在离任后就可以加入反对派政党，受到“重点培养”。部分人更成为反对派的受薪职员，不虞因为抗争而影响就业，令他们可以在无后顾之忧之下全力为反对派服务。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反对派也可以牢牢控制学联的路线和立场。如果细数，“学联”中人成为反对派政党核心的有不少。早年便有前学联秘书长陶君行，他后来加入民主党并成为党内少壮派代表人物，之后成为社民连主席;另一名前学联秘书长蔡耀昌，现为民主党副主席，这些足证学联与反对派的关系。
颇为反讽的是，如果时光倒流40年，那时的“学联”不是这个样子的。当年，英国统治香港时，中国一穷二白，港人反而有一股朴素的家国情怀。“学联”领袖虽然各自拥抱不同的意识形态，但都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华情怀。譬如，他们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冒着被港英政府镇压拘捕的风险，率先走上街头高喊“誓死保卫钓鱼台”，让全球中国人动容。
然而，这种中华情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淡化。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认中关社”(即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今天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学联”领袖，在“本土要优先、国情靠边站”的取向下，所追求的民主越来越局限在香港本土。例证很多，比如在葵青货柜码头罢工和反国民教育中，“学联”领袖们都冲到了最前线。
更值得深思的是，近年香港民间开始冒出一股“港独”声音。当大部分泛民政党尚不敢明目张胆地鼓吹“港独”，反而是香港大学的学生报《学苑》今年初推出“香港民族，命运自决”的封面专号，首次打出了分离主义与“港独”的旗号。而最新一期《学苑》，又进一步制作了20页“港独”专题，公然主张要“突破港独禁区”，实行“香港民主独立”云云，让人瞠目结舌。不过，再回过头来观察“学联”在“占中”中不遗余力的过火表现，也就见怪不怪了。
翅膀坚硬的“学联”，在激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消息说，早在“占中”局面失控之初，“学联”和“占中三子”曾经进行内部商谈，三子当时提议以“集体自首退场”结束行动，并获泛民支持，但学联认为行动未有成果，退场难以服众，担心行动更无组织，最终否决。
最新消息说，“学联”和特区政府就其提出的三点要求达成共识，但前者态度依旧强硬。比如强调要就所有原则和框架达成共识，及政府确保不会武力清场，才会正式展开对话，且不接受闭门会谈;而就“占中”撤离与否，也继续坚持要待对话有成果后再决定。但另一边厢，有观察家认为，集会组织者姿态强硬，但毕竟年轻，政治经验不足，控制局面和突发事件能力十分脆弱。“学联”与政府重启对话进程当然是好事，但万一对话大门因为意见不合再次关上，“危机仍会在眼前”。(文/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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