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给国人敲响了警钟：西方国家从未放松对中国的颠覆、分裂行动。这次，它们在中国本土上搞“颜色革命”了。
“颜色革命”是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新形式，是不见血的战争。在敌对国家用支票本制造动乱，是西方国家外交、情报人员的重要工作。这种颠覆行动的规范化流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一是控制大学和媒体，推行普世价值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动摇目标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在目标国家的上层建筑中寻找、扶植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具有较强号召力，接受境外资金资助，为境外垄断资本利益服务。三是在时机成熟时，以追求“民主、自由”的名义，出资支持代理人，发动街头政治运动，推翻、颠覆原有国家政权。前两步是量变的积累，是酝酿阶段。第三步是量变积累后必然的质变结果，是爆发阶段。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往往因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大批青年长期失业。他们血气方刚，无家无业，无所事事，对人生前途绝望，对社会现状失望。许多年轻学生在学校中被灌输新自由主义理论，不理解贫富分化、政治腐败和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常态，以为本国的经济、政治等社会问题，是政府领导无方，不够“西化”的结果。这些年轻人缺乏社会经验，易于轻信盲从，极易被境外资本及其代理人收买、利用、煽动，成为街头运动的主力。这些国家内部的少数人，野心膨胀，妄图勾结境外势力，篡夺政权，他们往往是街头运动的领导。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往往利用权力大量聚敛财富，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个别领导人及其家族，则成为众矢之的。
因为“颜色革命”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和国内少数野心家夺权服务，这些势力夺权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以多数社会成员仍然是廉价劳动力，处境并无显著改善，甚至往往更糟。于是，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反复出现街头政治。个别国家由于出现权力真空，甚至陷于战乱之中。面对政局动荡、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许多当年积极参与“颜色革命”的年轻人悔之晚矣。
“颜色革命”成功的条件，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经济停滞，社会贫富分化，出现大批失业、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其他多数国民即使不参与其中，也持同情态度。二是目标国家第五纵队接受境外资助和指导，积极指挥、领导、推动“颜色革命”。三是该国政府或者腐败无能，或者被代理人渗透，或者人心丧尽，无力在“颜色革命”初期采取有效手段将其扑灭，只能坐视其蔓延。四是被境外势力或本国第五纵队控制的媒体、网站火上浇油，煽动仇恨，打气助威，火上浇油。
虽然将外反华势力对“颜色革命”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占中”影响全国，但是“颜色革命”在中国难以得逞。首先，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穷则思变，富则思安。让多数国人更加富裕的中国梦，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物不患少，患不均。只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让多数人长期处于赤贫，境外势力就难以找到大批廉价的炮灰。没有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没有滋生“颜色革命”的土壤。其次，十八大以来，新一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力推进重拳反腐，清理腐败、动摇分子，改善党的执政能力，威望不断高涨。再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东与东欧各国“颜色革命”导致的恶果不断显现，多数群众认识到西方国家扩张的野心和“颜色革命”的危害，深刻理解稳定有利于安居乐业，动乱必然损害切身利益，自觉抵制各种反动势力宣传、煽动。
这次“占中”，危害了大多数港人的利益，许多港人自发组织“反占中”。绝大多数国民坚决反对“占中”，坚决支持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和“反占中”，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国民渴望安居乐业的角度看，中国不会发生“颜色革命”;从遏制中国崛起的角度看，西方势力必然不遗余力地尝试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 随着中国崛起，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必然酝酿更大的阴谋。深化反腐，改善民生，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抵制新自由主义理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整顿舆论环境，加强年轻人政治理论教育;监控跨境资金流动，清理非法民间组织，都是抵御“颜色革命”的必要手段。
“颜色革命”并不局限于东欧、中东，每一个可能威胁到西方国家既得利益的国家，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颜色革命”威胁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所有国民都应该立场坚定，时刻警惕，坚决抵御“颜色革命”，切不可掉以轻心。
(单位：天津市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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