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香港警方终于完成对“雨伞运动”的清场。
雨伞虽然收起，香港的天并没有放晴。街头运动只是暂时退潮，但积蓄的能量并没有耗尽。香港已经从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商业社会，转变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这个过程很难逆转。然而目前的这种“政治化”方式会将香港带向哪个方向，很难令人乐观。
从9月下旬到12月中旬，香港发生的这场“占领运动”在报章上有不同的称呼，有人称之为“占中”，有人称之为“雨伞革命”或“雨伞运动”。“占中”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是所谓“占中三子”朱耀明、戴耀廷和陈健民提出的“公民抗命运动”设计。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三个人并没有领导9月下旬以来的群众运动，他们只是在群众运动意外起来之后，匆匆宣布“占中”开始，但对于群众运动的走向毫无掌控力。而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也否认“占中三子”的领导权，他们直接将这场运动称为“雨伞革命”。这一命名经过唯恐天下不乱的外媒炒作之后，更是不胫而走。
突然开始的“雨伞运动”参与者鱼龙混杂，从满脑子大英帝国殖民地子民思想的港英余孽到关注香港社会贫富分化和穷人窘迫生计的左派(如许宝强)一应俱全。港英余孽就是要反中，运动一起就急着邀请曾经的主子英国人来干预。 而真左派关心的是经济与社会平等，其对选举规则的关心，原因也在于其认为这种选举规则让经济寡头获益。比如许宝强就写了篇文章叫《罢工、占中与本土运动的政经根源 》，文章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财富向“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中，部分流入主要为他们服务的专业中产阶层，而中下层的生存空间则被压缩。值得一提的是，许宝强很大程度上接受大卫哈维(David Harvy)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谱系的论述，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许将香港码头工人罢工、“占中”与本土运动视为卡尔波兰尼意义上的“社会保护运动”。他不否认保护本土生活和核心价值的各类运动经常表现为抗拒中国大陆的“族群矛盾”，但认为其根本上还是阶级政治的体现。
在这一视野中，所谓争取“真普选”就被视为下层争取经济社会平等的政治手段。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加入了“阶级政治”的合唱。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批评香港特首梁振英就特首候选人提名权发表的言论。梁振英对“公民提名”的结果作了一点推演：“你一定会争取月入低于1800美元那半数香港人的支持。这样，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后会着重这部份人。”意思就是，迎合多数，政策就会走向民粹化。克鲁格曼则把梁振英与美国保守派放在一起批，认为他们都维护1%财阀的利益，反对民主。我们大概只好说，梁振英说话是有点太不小心;但说他是1%的代表，对他多少有点不公平。在香港，许多人将梁振英视为“共产党”，是“地产党”的对手。
不仅香港的本土主义政治运动被赋予左翼解释，台湾的台独运动也从左翼话语中汲取资源。不过在台独左派的论述中，被当成“万恶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拉出来吊打的是国民党。他们的论述是，国民党从接收台湾那天开始就压迫台湾下层劳动人民，一直压迫至今;国民党不仅自己压迫人民，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大陆资本巨鳄的买办，所谓服贸协议等等，都是要将更大的洪水猛兽引入台湾。于是，向国民党和中国大陆“呛声”，都成了“社会保护运动”——这差不多是台湾“太阳花运动”的主流调子。
我们暂先不展开谈台湾。 要看清“雨伞运动”本质上是不是阶级政治并不困难，只要看看其是不是像“占领华尔街”一样，把矛头指向资本家。 2011年10月，香港部分市民为响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起了占领中环运动，占领营区设在香港中环汇丰总行大厦地下的广场。汇丰算是代表金融资本，去抗议一下确实有阶级政治的味道。然而，本次“雨伞运动”，虽有“占领中环”的别名，但作为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环一天都没有被占领过，没有一个跨国金融财团受到冲击。“雨伞运动”的活动家们将矛头对准的是特区政府和中央。金融资本?远着呢。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之后， 还有写手撰文纠正他：克鲁格曼将香港的情况与美国的左右之争类比是不恰当的，这并不是财阀和民主的对决，而是“自由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对抗。
毋庸讳言，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通常是因为政府在回应群众的民生需求上出了一些问题。与活动家们相比，普通群众往往只凭着朴素的直觉来参与政治，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生活痛苦，是不会随便上街的。然而，痛苦究竟因何而成，却存在很大的政治解释空间，指向不同的“政治化”路径。而香港反对派的操作，是将一个民生问题，生生变成了所谓身份认同的问题。
跳出香港政争的局面，不难理解香港中下层的痛苦究竟从何而来：
第一，香港的繁荣发达长期依赖于其作为内地与西方世界桥梁的地位，港人的自豪感长期依赖于与内地的贫穷落后的对比;但内地开放到了现在，无需经过香港中介就可以与西方世界发生关联，香港的独特优势已不存在。在经济总量上，香港已经被北京和上海超过，很快也会被广州和深圳超过。内地发展到了今天，也已经出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富豪和中产阶级群体，在香港经常是挥金如土，给港人的自我优越感带来极大的挫败。
第二， 香港社会的阶层板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香港的实体工业已悉数搬迁到内地，金融与地产占据主导地位，下层阶级很难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内地中产阶级喊“买不起房”、“蜗居”，抱怨做了房奴，但如果来香港看看，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买不起房”和“蜗居”，这里收入和房价之比冠绝中国，中下阶层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英国《经济学人》2014年3月发布的含有23个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指称，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最高，亿万富豪财富占GDP的比重接近80%。
内地这十多年来的维稳经验就是，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釜底抽薪，及时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然而香港的垄断资本已经太强，特区政府不太敢在民生问题上碰硬。拿房价来说，涨得太快，买不起房的穷人会不满;但如果跌了，不仅“地产党”不满，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业主也会不满，而且这些人的政治能量比穷人更大。当年董建华就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增加楼市供给，以降低房价，然而不巧碰上金融危机，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房价剧烈下跌，得罪的就不仅仅是地产党，许多拥房的中产阶级财富大缩水，于是有了五十万人的大游行。董建华下台后，“八万五”建屋计划就停了下来。梁振英2013年宣布要增加楼市供给，引发地产党激烈反对，其行政班子也倍受攻击。都说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民生问题上，我们的确是能看出香港的资本主义本色。
特区政府不敢碰硬，中央能否在解决香港民生问题上有所作为呢?很遗憾，中央即便想帮香港解决一下民生问题，都没有现成的治理权力可用。因为现行的“一国两制”框架严重束缚了中央的手脚，就连司法终审权都不掌握在中央手里，更不用说在香港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权力了。中央想给香港“输血”，却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这些“血”能流到中下层手中，大部分利益实际上是被富商们吞了。因此，“输血”起不到争取底层群众的作用。
至此，我们还不能说中央就毫无办法了。如果中共拥有过去的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哪怕在香港没有可用的治权，也可以在群众中打进楔子，并通过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来影响和推动政治。但在这里，现行的“一国两制”框架再一次严重地束缚了中央的手脚。中央说“一国两制”，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其实也就在香港放弃了搞地下党，放弃了阶级政治，对香港政治精英的期望就是，不管他们是左派右派，只要爱国就好。
笔者对这种放弃持保留意见，因为它将资本主义制度简单地等同为当下竞争胜出的资本家掌权统治了。芝加哥大学有两位出了本书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这个标题起得非常好。这本书论证，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经常是反市场的，会通过自己的各种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扼杀自由竞争。要获得真正健康的资本主义，就需要对这些寻求垄断地位的资本家保持警惕。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颖，因为两百多年前，在“资本主义”这个词出现之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告诫读者，商人经常是反市场的，社会需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从这一原理出发，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恰恰需要批判和反对当下竞争胜出的资本家的力量的存在，防止他们滥用自己的权力扼杀市场竞争。同时，如果要让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继续支持自由市场，就需要建构某种社会安全网络体系，保持一个人在市场竞争失败之后还能维持基本水平的生活。如此，因此，一定程度的左翼运动，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健康运作的条件。而香港的左翼运动，中央原本是不该完全放弃的——很简单，一个阵地你不占领，自然有人来占领。
这个阵地，最后也就被“泛民”的活动家们所占领了，而身份认同政治的维度也就此凸显了出来。活动家们告诉群众，他们不能继续维持优越感和自豪感，正是因为北方某势力压迫的结果。而要恢复这种优越感和自豪感，就需要民主，需要真正本土势力的崛起。“民主”是一个玫瑰色的梦，几乎可以跟“幸福”相等同，而要实现这个梦，关键就在于有合乎所谓“国际标准”的普选。这一解释将许多符号和意象杂糅在一起， 制造出似是而非的关联。不管它本身多么粗糙，不少人愿意信它。
最愿意相信的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学生，作为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第五代移民，他们已经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还有一定的大中华情怀，还与内地保持着一定的经济与人情关联。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欲“去殖民化”，推行国民教育，加强中国认同，却引起强烈的反弹。不仅新的国民教育难以推行，中国文史教育在香港中学课程中甚至进一步被边缘化了。不了解中国的结果是，身边发生的种种变化也就变得难以理解。在历史上，香港的兴旺发达本来就依赖于垄断内地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渠道，当内地向西方开放并发展起来，香港的相对地位必然下降;而香港的前途，也就在于更深地融入内地的经济中去，从中找到自身的恰当定位。然而，没有对自己国家与世界关系的恰当知识，要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太困难。于是不费脑子的联想就成为理解事物的捷径。 香港那不确定的未来，又落到万能的选举上，落到通过选举实现的更大的“本土化”之上。
“本土化”首先针对的就是北京的控制和影响。从港英政府开始，北京就被不断污名化，“共产共妻”，“专制独裁”;但在更晚近的“本土化”群众运动中，北京又获得了资本大亨的形象。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在许多国际左派的眼光中，北京甚至比华盛顿+华尔街更坏，因为华尔街虽然是资本专制，华盛顿毕竟还有民主政治的表象，而北京只有华尔街，没有华盛顿。但是，一旦有这种脸谱化的理解，人们就不会去细致分析北京的复杂性，不会去探讨长久执政的决心、社会主义遗产的制约以及庞大的国有资产所支撑起来的政权相对于私人资本的自主性。北京已经不谈“世界革命”了，但毕竟没有放弃对本民族“共同富裕”的承诺。当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还是会坦然地承认存在经济社会问题，然后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很多时候只是“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它还是会努力运用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群众路线”遗产来制约官僚，虽然实际重心似乎越来越多地落到自上而下的巡视和纪检上。如果香港是内地的一个城市，北京有实实在在的治理手段，绝不会放任其贫富分化到这么一个惊人的地步。北京也并不依赖于“李家城”的富豪们，因为北京自己就超级富裕，不靠地方富豪们的进贡吃饭。
然而，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需要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野，实在是太损耗脑细胞了。因此无论是港台，还是内地本身，那些不愿意损耗脑细胞的，最后都选择了脸谱化的理解，自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影子靶子，不断地唤起悲情——不客气地说，这些悲情，有太多是矫情。
笔者要提出的第二个质疑是，在一个“去殖民化”远远没有完成的社会中，真正的“本土化”是可能的吗?选举是为了选出能够代表和实现本地社会公共利益的官员，这要求投入选举的资源也都来自本地，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本地的力量对比。但现在的香港有太多的政治资源来自于本地社会之外。这次“雨伞运动”能支持数月之久，源源不断的后勤资源难道真的是本地供给的吗?美国驻港领事馆“外交人员”1000余名，是该国驻外人员最多的使领馆，他们真的是在从事“外交”吗? 媒体已经揭露了若干海外金主以及运动培训基地，也许还有更多没有露出水面。如果打起选战来，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神秘的资金从海外进来，有多少海外机构在遥控政治动员。这根本不是“本土化”的政治，而是一种“离岸政治”。 任何一个正常的民主政体都要反对这种“离岸政治”，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相关资源的反常流入进行规制。但在香港，防止“离岸政治”的立法却被污名化为“专制独裁”，迟迟无法落地，真是咄咄怪事。
如果香港能够在基础制度设计上解决“离岸政治”的问题，让选举不至于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战争”，更大的选举竞争性，更广泛的提名范围，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和特别愚蠢的人，都能很快看清楚，香港的整体福利的提升在于与内地进一步的经济与社会融合。选民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也许会出现判断失误，但选举制度会给他们纠正失误的机会。但如果是在“离岸政治”的基础条件下，政治代表性会被严重扭曲，我们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意外事情发生。
那些借用左翼话语资源论证为香港“本土化”鼓与呼的人士，根本没弄清他们的“本土化”主张在香港的“离岸政治”条件下是不现实的，而且反而会成为“离岸政治”的养料。不管他们引用的是马克思、托洛茨基、波兰尼还是大卫哈维，我们都有必要指出，左翼的思维懒惰也是一种思维懒惰，并不因为它是左翼的，就更加有道德上的优越性。
为香港的未来计，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更加彻底的讨论，搞清楚真正健康的、有利于香港未来的“社会保护运动”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理解为正在发大财的资本家的直接统治，早已经过时了，朝堂上的决策者需要知道，香港普通民众绝不会接受这种财阀统治“五十年不变”。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需要民主选举的遮羞布乃至对既得利益的公开批判来维持自己的健康运作，“社会保护运动”在此意义上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的杀毒软件。但要让“本土化”运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护运动”，必须对香港进一步“去殖民化”，消除“离岸政治”的环境和条件，这样，在本地的选举政治中，本土的真正力量对比才能得到准确的呈现。而真正“本土”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保护运动”，不仅有益于香港自身，而且也会给内地社会带来启发。
如果“本土化”运动镶嵌在“离岸政治”中的格局不改变，香港将无法承担国家在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位置，原本可以授予香港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也只能改授其他城市和地区。如此，香港将作为一个因社会分裂而衰落的城市而载入史册，而据说能够实现人民更大利益的选举政治，恐怕也只能收获更多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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