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库、阵地、发射台、军用光缆、地下指挥所、军用机场，这些军事设施在普通人看来，陌生而又神秘。马翼飞说：“陆上的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划定率要高一些，水域‘两区’划定率还不足50%，严重影响相关保护措施落实。
洞库、阵地、发射台、军用光缆、地下指挥所、军用机场，这些军事设施在普通人看来，陌生而又神秘。
2014年8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生效实施，而军事设施保护的严峻局面却并未在短时间内改观。
近些年来，解放军总参谋部会同国家机关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先后赴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军事设施保护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令人担忧。
军用机场被裹入城市中心
看着周围越来越密集的楼房，特级飞行员、航空兵某师副师长傅俊的担心溢于言表——如此下去，这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军用机场，将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沦陷。
始建于1931年的杭州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的主战场，千百爱国青年在这里加入中央航校，血洒蓝天。笕桥机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80多年后的今天，城市扩张，越来越多的超高建筑引起了军机飞行员的不安。据空军司令部统计，笕桥机场的净空环境中，超高建筑达20个，最高的“浙江财富·金融中心”超高28米，还有大量高层建筑已达到了净空规定允许的最大高度。
净空环境，指为保证飞机起飞、着陆和复飞的安全，在机场周边划定的限制物体高度的空间区域。军用飞机因作战训练需要，对机场的净空环境提出了更多要求。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相当一部分军用机场和新城区、开发区等城市环境相连相融，净空环境持续恶化。
“有时候昨天都还没有，今天起飞后才发现又修了一座发射塔。”傅俊说，军机不得不在空中紧急规避，甚至必须从两栋高楼间穿行。除了超高建筑，机场周边放飞的鸽群、气球、航模、烟花爆竹也是很大的威胁，“有的烟花能打到100多米高。”
为了规避这些风险，驻笕桥机场的航空兵某师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空中险情，有时降落过程中前方突然出现气球，不得不复飞。傅俊说，很多战斗机都是单发动机，鸽子、气球之类一旦被吸入，会造成空中停车，严重的就是机毁人亡。
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设施保护部门的统计，过去近20年中，全军50%以上的军用机场净空环境遭到人为破坏，已导致飞行事故近百起，10多个军用机场被迫关闭或搬迁。
作为特级飞行员，傅俊曾经几次参加中俄联合军演，邻国良好的净空环境让他印象深刻。“破坏军用机场的净空环境在俄罗斯是严重犯罪。”傅俊说，相比而言，我们对军事设施的重视和保护差距太大。
为了保护笕桥机场的净空环境，确保军机起降安全，航空兵某师每个季度都要开展净空普查，进村入户宣传，也联合地方执法部门，拆除了一些超高的烟囱和信号发射塔台。但由于城市规模发展太快，笕桥机场的起降条件正在逼近极限。
“隐患太多，训练的难度和强度还在增加，压力太大。”傅俊说。
22米高墙挡不住窥探的眼睛
一大片精致的欧式别墅群，紧贴着大连海军某重要军港的墙根拔地而起。在别墅的三层平台上，军港里有多少条军舰，什么时候出航，正在装什么弹，根本不需要动用卫星侦察，只需泡上一壶茶，坐着摇椅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为防止近距离窥探我军事设施和部队行动，海军某基地只好投资1000多万元，修建了800多米长、高达22米的围墙，把这片的“海景房”挡在了墙后。可是挡住了近处的，却挡不住远处的，放眼望去，距军港数百米处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对军港一览无余。
总参负责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马翼飞局长介绍说，像这类严重影响军事设施安全的问题，近年来并不少见。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军港、舰艇基地与当地发展旅游、养殖和航运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各种军港周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堵塞航道、挤占泊位和锚地的问题。
马翼飞说，很多军港所在地以前荒无人烟，现在都变成了旅游景点和房地产开发热点。以前海军开展训练的滩涂、海域，现在变成了海滨浴场。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顶风作案，一些地方政府和军事设施保护部门对违法行为长期不作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安全。
近年来的多次军事设施保护执法检查发现，解放军一些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在海南某舰艇基地，房地产开发商在军事禁区安全控制范围内违规建设涉外别墅会所，国家被迫耗资数亿元收购拆除。目前，在该军港目视范围内仍有多家高层酒店，安全隐患并没有完全根除。
在大连这座军港，22米高墙被戏称为“世界第一”，透露出管理者的种种无奈，也造成了军地双方两败俱伤——高墙耗资1000多万元，只是为了防止窥探;而开发商几千万元修建的别墅群被遮挡得严严实实，别说看海景，就连见阳光都难，根本卖不出去。
据介绍，有些国家和地区以与我国开展经济合作、经商办企业、旅游观光等为掩护，实施抵近侦察，在重要军港附近建立情报据点。在一些沿海地区，解放军的基地建到哪里，涉外企业就跟到哪里。
近年来，我军加大了划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的力度。但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担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受影响，对“两区两范围”划定态度消极，对部队提出的划定申请推诿、拖延，使一些重要军事设施保护区域长期不能划定。
马翼飞说：“陆上的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划定率要高一些，水域‘两区’划定率还不足50%，严重影响相关保护措施落实。”
和平积习严重
除了军港、军用机场以及相应军事活动等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外，困扰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主要有三大问题：核心要害军事设施安全环境恶化;军用无线电设施面临“失聪”“致盲”危险;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设施安全环境堪忧。
据介绍，解放军的重要指挥工程、导弹阵地、舰艇基地等核心要害军事设施，直接关系国家战略指挥稳定、战略力量安全和战略威慑有效，但其周边安全环境却在日趋恶化。在北京某重要军事禁区，每当组织重大军事活动时，周边不明人员增多，还多次发现外国人抵近禁区的情况。
我军的雷达、技侦、通信、导航等军用无线电设施，对电磁环境有着严格要求。随着军地用频和建设矛盾日益突出，有些地方在军用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建设无线电台站和高大建筑，降低了军用装备的使用效能，直接影响部队完成战备训练任务。
同样是在北京，某通信枢纽天线场区陆续建起数十家企业、果园、菜园和大量出租房，这些违章建筑将天线场分割侵占，天线设施遭破坏受损达40余次，使用效能大大降低，安全保密隐患极大。
解放军在广西北海的一个雷达站，控测方向被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遮蔽，探测距离由400公里缩短至100余公里，使用效能丧失约60%。
上海的一个地空导弹雷达，因商务楼、高压线路遮挡，预警跟踪距离由100公里缩短为20公里，导弹阵地作战使用效能基本丧失。
重要国防军工单位也存在类似问题，安全防护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一些涉及国家核心秘密的战略武器研制单位，周边高层建筑、涉外项目大量增加，间谍窃密活动猖獗。
总参有关部门分析认为，产生上述问题，主要原因之一是和平积习严重。部分地方官员习惯于“和平建设”，认为仗打不起来，军事设施浪费资源、阻碍发展，安排建设项目不考虑军事设施保护需要，对保护工作不重视、不作为。也有个别军事设施管理单位“打仗”意识不够强，保护措施不力。
我国已经建立起军事设施保护军地共管机制和一系列工作制度，但相关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少刚性规范，其执行力相对疲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的主观意志。
马翼飞局长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不可避免，需要按照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强军地协调。但是，确保军事设施安全关乎国家利益，不能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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