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庄严地宣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他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领导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除了决定并亲自领导了抗美援朝战争外，还决定和指挥了多次对外国侵略者的自卫反击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颠覆窜扰活动，平息分裂主义者的武装叛乱，彰显了他非凡的战略气魄和高超的驾驭国际关系的能力。
面对美国的军事恐吓和台湾当局的战争叫嚣，决策炮击金门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了对台湾当局的扶植，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向台湾提供大量经援、军援，增加驻台湾空军兵力，对中国大陆施加军事威胁。1958年7月，美国军队入侵黎巴嫩，镇压中东人民革命，制造了中东事件。为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美国竟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进行战争挑衅。台湾当局乘机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命令陆海空三军进入“特别戒备状态”，以金门、马祖等岛屿为前哨据点，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和破坏活动。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中东事件发生后的国际形势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军事局势，多次召开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作出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和炮击金门的决策。7月18日，毛泽东召集总参谋部、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领导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毛泽东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不能只限于道义上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上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他说，中央决定以地面炮兵实施打击为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
中央军委原计划7月25日开始炮击。毛泽东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推迟炮击时间，看一看形势，再行炮击。7月27日，他在写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
8月上中旬，美国国务院决定，向台湾海峡增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向台湾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台湾当局也同时宣布，台澎金马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美国的军事恐吓和台湾当局的战争叫嚣，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炮击金门的决心。
8月18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同时毛泽东指示：“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毛泽东还指出：“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两天后，即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他指示：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
8月21日，毛泽东约见叶飞，听取叶飞关于福建前线部队炮击金门作战准备的汇报。当天，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于8月23日开始，对大、小金门岛实施一次大规模的炮击。8月23日17时30分，随着一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顷刻间，万炮齐发，金门岛顿时陷入烟雾火海之中。
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炮击和对金门的封锁，给台湾当局以沉重的打击，也震惊了美国。美国政府急调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地中海第六舰队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台湾海峡地区。至9月初，美国集结于台湾海峡的各种舰艇60多艘、飞机430多架，总兵力达20多万人。
鉴于金门炮击已沉重地打击了金门国民党军，并已调动了美国军队，支援中东人民斗争的目的已达成，毛泽东于9月3日晚决定，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面动态。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舰船，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允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并重申中国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办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台湾和澎湖等地，这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9月5日，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分析了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提出了“绞索政策”。他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离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9月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严正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动。
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9月7日，派出军舰为国民党军护航，并侵入金门、厦门地区的中国内海活动。
在金门被全面封锁，空投、护航活动又难以奏效，金门守军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蒋介石扬言要轰炸闽赣，企图借机拉美国与其并肩作战，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而美国从其自身利益考虑，害怕越陷越深，想赶快脱身，但又不愿意放弃侵略政策，于是玩弄起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要台湾当局放弃金门、马祖。
毛泽东审时度势，看清美国想“脱身”、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果断地作出“不要轻易让他溜掉”的决策。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中央军委决定：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国民党军能够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但又使其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以利统一解决台、澎、金、马问题。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并通过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外广播。《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告台湾同胞书》还宣布暂以7天为限，停止炮击，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0月13日，炮击金门暂停7天的时限已满。毛泽东又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命令指出：“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命令重申不准美国军舰护航的原则：“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10月25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并宣布了“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的“四不打”政策，以保证岛上军民的供应，但仍以无美军护航为前提。
10月31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陈毅、黄克诚，提出：“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今后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炮击金门的双日“四不打”发展为“双日不打单日打”。
11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对金门再次炮击。炮击前，毛泽东为福建前线部队起草了广播稿，向金门同胞作了广播预告。广播稿告诉金门同胞：“明日，十一月三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福建前线炮兵部队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于11月3日、5日、7日对金门实施了炮击。
1959年1月3日，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炮击大陆沿海村庄，造成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为了惩罚国民党军少数作恶分子，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于1月7日对金门国民党军炮兵阵地实施大规模打击。
1月9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从此，炮击金门作战转到零星炮击，不封不锁，让其固守的状态。
196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保持台湾海峡的稳定，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至此，炮击金门作战结束。
炮击金门作战，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把握军事斗争主动权的高超指挥艺术和灵活的策略原则。
对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作出“ 彻底平息叛乱”的决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帮助西藏进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并从尊重西藏历史和现实出发，本着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的一贯主张，对西藏的工作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驻藏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认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受到广大藏族人民衷心拥护和热情欢迎。
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阴谋实行“西藏独立”。1958年，他们策动一些地方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抢劫物资;大力扩充藏军，以此作为骨干力量，在一些地区进行武装叛乱。
对于西藏一些地区的武装叛乱活动，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但不应该怕，而且有利于锻炼军队，锻炼群众，有利于西藏将来的改革。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关于边坝等地叛匪活动给总参谋部的电报上批示：“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2月19日，毛泽东又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平叛情况报告上写下批语：“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我们军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准备和及时平息叛乱。”
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全区性的叛乱。3月20日，叛乱武装分子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发起攻击，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彻底解放西藏人民，坚定地作出“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藏军区指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3月20日开始了平息西藏全面武装叛乱的作战。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人民解放军先后平息了拉萨、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
4月28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西藏人民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的电讯稿。电讯稿指出：“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斗争，已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毛泽东在电讯稿中驳斥了一些外国政府对中国平叛的干涉和指责，他郑重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6月2日，毛泽东将兰州军区政治部转发的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关于平叛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批示给黄克诚、谭政：“海南指挥部党委这个文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请你们用军委名义转发西藏、成都、昆明三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平叛部队党委及地方党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研究，采纳施行。”7月16日，毛泽东又将兰州军区骑兵一师“关于政治争取工作总结”批示给彭德怀，指示：“此件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
经过1959年至1960年底的平叛斗争，西藏地区公开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只剩下零散叛乱武装。
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平叛斗争“主要是靠政治，要靠群众，同时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的指示，从1961年初开始，组织小分队，继续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并相机进行武装斗争。至1961年底，叛乱武装大部被歼，少数叛乱分子逃往境外，整个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
当印度军队侵占中国领土，向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时，果断地作出实施反击作战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政策的重点。
但是，印度当局从1 9 5 1年到1953年，乘新中国成立不久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指使印军非法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54年以后，又陆续侵占了中印边境中段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等地和中印边境西段的巴里加斯。
1959年3月，印度当局不仅把已经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而且要将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划入印度版图。印度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拒绝后，印度当局便指使其军队在边境上寻衅滋事，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制造流血事件。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侵略活动一直采取忍让克制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印度当局却将中国政府的宽容忍让看作软弱可欺。从1961年特别是从1962年4月起，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大肆推行“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领土纵深进逼，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国境内建立侵略据点。
当印度军队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的时候，毛泽东及时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当印度军队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又指示，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8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毛泽东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8个字。1962年7月20日，总参谋部在毛泽东确定的“十六字”斗争方针的基础上，对该方针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果断地作出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决定。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当天奉命反击，开始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自10月20日开始至28日止，中国边防部队分别在东段、西段指挥部的指挥下，在东段西藏的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的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同时对入侵印军展开了强有力的全面反击。在西段清除了印军侵入中国边境地区设置的大部分据点，在东段驱逐了入侵克节朗、达旺地区的印军，并歼其一部。
为缓和被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于10月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
但是，印度当局又一次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进行战争动员，向中国边防部队实施炮击，并于11月14日、16日在中印边境全线再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猛烈进攻。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随即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从11月16日开始，继续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11月19日和20日，中国边防部队粉碎了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的全线进攻。
为了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再次发表声明，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从12月1日开始至1963年3月1日，东线边防部队全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内地区。随后，中国又将印度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将缴获的武器、装备全部交还给印度。中国的诚意和友好行动，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
对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做政治军事仗”。
当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时，果断地批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指导了自卫反击作战
自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多次入侵珍宝岛及其以北的七里沁岛地区，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破坏中国边民生产，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中国方面一再严正要求苏联方面停止入侵挑衅活动，但是苏联对中国的要求置若罔闻。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卡车和指挥车各一辆，入侵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6人。中国边防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将入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岛。
3月4日至12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3月15日，苏军再次向珍宝岛发起攻击。中国守岛军民英勇奋战9小时，打退了苏军的3次攻击。3月16日，苏军登岛收尸，中国边防部队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严密监视，未予出击。3月17日，苏军又先后出动坦克3辆，步兵100余人，再次向珍宝岛进攻。中国边防军以前沿和纵深的火炮对登岛的苏军予以猛烈的还击。
4月3日凌晨，苏联边防军炮击珍宝岛。总参作战部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后，周恩来提出：我边防站暂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待敌人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予重创，并发表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和参战民兵、人民群众，粉碎了苏军多次入侵，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神圣领土，捍卫了民族尊严。
4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称赞在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时，我方基层指战员在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方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战斗的精神，并说应该破除一些迷信，这回珍宝岛破除了一个迷信。后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授予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孙玉国、杜永春等10人“战斗英雄”称号。
5月，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的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中加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表达了反对外敌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坚定决心。
当南越当局派军队侵占西沙群岛，批准进行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
1973年9月，南越当局为了抢夺石油资源，悍然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
1974年1月16日，南越当局派驱逐舰侵入西沙的永乐群岛海域，对在甘泉岛附近从事捕鱼生产的中国402、407号渔轮进行袭扰，向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炮击，无理要求中国渔轮离开自己的海域。1月17日，南越军队侵占中国的金银岛和甘泉岛，公然取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月18日上午，南越当局的两艘舰艇蛮横无理地冲撞中国的402号和407号渔轮，并将中国的407号渔轮驾驶台撞毁。
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叶剑英迅即制定了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以保卫西沙群岛。
人民解放军海军奉命于1月17日、18日派出舰艇4艘进至永乐群岛执行巡逻任务。1月19日上午7时许，南越当局派武装部队向中国琛航、广金两岛发动进攻，并使用军舰、飞机对该岛实施炮击和轰炸，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多人。中国海军6艘舰艇和渔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将敌击退。10时20分，南越军舰4艘突然向中国执行巡逻任务的舰艇开炮。中国舰艇坚决反击，激战1小时，将南越军舰击沉1艘，击伤3艘。
1月20日，人民解放军陆军由海军舰艇和渔轮输送、掩护，向侵占甘泉、金银、珊瑚三岛之敌发起反击，收复了三岛，生俘南越军队官兵48人和美国联络官1人。
1月21日，毛泽东圈阅了周恩来报送的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的情况报告。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保卫了中国领土主权，粉碎了南越当局妄图侵占中国西沙群岛的野心，并向全世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侵犯。
毛泽东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反对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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