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人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完全拥护。我们同时又看到，中国的文化层面出现了一道新景观，即自由人性化和思维多元化。例如：早些年风起云涌般地推出民国范儿，首屈一指的当属胡适先生。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和胡博士是一对老“冤家”，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时过境迁、风云突变，有人笑称：当今可是“抑鲁扬胡”啊!终于越来越明白，这些人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鲁迅先生的命运同他的创作道路一样坎坷不平(我从来排除“鲁迅活到今天如何、如何”之类的假设)，他的影响了几代人的作品正从教科书里一点一点地消失。这不单是文化人的悲哀，也是国民的悲哀。
鲁迅先生生前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当时并不为革命队伍内部所有人的理解，譬如：有的说他“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说他只是“革命的追随者”，也有的人说“他的杂文不能入文苑”，还有的说他“写杂文是浪费生命”。甚至还有一种观点--为他没集中精力搞小说创作而深表遗憾······但幸运的是，这时候鲁迅先生的知音应时出现了，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从1937年的《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先生作了与众不同的评价，他说，鲁迅不是“一家”，而是“三家”，即“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此甚感欣慰，知音难觅哦。与众不同的评价则又体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艺术。
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这是举世公认的。鲁迅以他不朽的作品，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创立了具有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的里程碑意义上的文学业绩。
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因为鲁迅有“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1936年，当“托派”的反动嘴脸还没有暴露的时候，鲁迅先生就大胆地指出其危险倾向。他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鲁迅先生能从现实和历史的连接点上发现今与古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现实现象的本质。他能从历史中跳出来，不为历史所驾驭而能自由地驾驭历史，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一般文学家和思想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第一、他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中国人从来没有取得过做人的资格。他的《狂人日记》最先道破这种现象：中国人在被吃，只有做奴隶和做牛马的资格，所以中国人要讲民主，这就是大众民主;首先要争得做人的资格，而这就要推翻封建专制，推翻吃人的筵席。
第二、他发现了阿q。这一伟大的发现，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阿q的形象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十分广阔，可以任人想象和连觉，鲁迅把自己对中国民族性的深刻理解熔铸在这一形象之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恨假洋鬼子，阿q的恨小尼姑，阿q的革命，无一不是中国民族灵魂的典型表现。中国近代有不少思想家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时，都想唤起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窒息的中国的“死魂灵”，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像鲁迅那样，做到对旧中国的社会心理了解那么深刻，达到那样成熟的程度。
第三、鲁迅发现了“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走后怎样》)。这是最深刻的人生悲剧，是“五四”以后一代觉醒者和奋斗者的悲剧。“五四”时期，不少人提倡“个性解放”，这当然是进步的。但鲁迅的思考更深层，他看到中国社会旧势力的根底十分坚固，要前进一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真正的社会解放，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就好比根与叶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曾经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有的高升了，有的退隐了，有的畏缩了，有的前进了。但是，那些愿意前进的往哪里前进呢?战友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这是愿意前进的知识分子的时代大惶惑和大苦闷。鲁迅的这一伟大发现，正是他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当鲁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之后，就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因为鲁迅始终地深信：“在你们（中国共产党--笔者注）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希望。”(鲁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
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因为鲁迅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在同反动营垒的斗争中，“是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像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具有一种在中国社会特殊情况下所必须的强大精神，即超常的韧性精神。鲁迅认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而他自己正是靠这种精神奋斗一生的。鲁迅之所以觉得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的。
第一、他对中国了解透彻。当时的社会正是遍地黑暗，正是没有出路;而革命者正是要在黑暗中踏出光明，在没有路的地方拓出一条路来。鲁迅先生相信这”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真理。他不把希望作为一种偶像来感召自己，而是在艰苦到几乎没有希望的环境里自己创造希望。正因为鲁迅具有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才使得他在旧中国那种异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和独有的人格魅力。
第二、他有着在战斗中智勇结合的深沉的理性。这是韧性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鲁迅看到中国旧有的力量那么强大，单靠着一股作气进行斗争难免碰壁，一碰壁难免灰心，一灰心难免半途而废。他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认为无论国家、团体，或是个人，都必须用坚实的韧性来代替不坚实的“气”才有希望。他这样说：“我认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较为坚定的工作。”(《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认为，革命精神也是一股“气”，革命精神要保持它的活力，必须有理性支持，有科学的基础，必须把智勇结合的深沉理性注入革命精神之中。
第三、鲁迅在前进在某一凯旋点上时从不自满，而永无止境地继续战斗。一个人在逆境、失败中需要韧性精神;在顺境和胜利时，仍需要韧性精神。鲁迅不仅不被艰难和失败所征服，而且也不被胜利和凯旋所征服，他把凯旋点当作新的战斗起点。鲁迅在取得某种成功之后，从来不企求鲜花、桂冠和纪念碑，而是继续在占有真理的基础上向真理的更高境界发起冲击。正是这种超常的韧性精神，鲁迅才得以不断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归根结底，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与众不同，正说明他对鲁迅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与众不同。这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正体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艺术。毛泽东对鲁迅的研究，不只是研究一个作家，而是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化实体来透视中国，研究中国，进而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对鲁迅了解得非常透彻，包括鲁迅先生的生平、思想、性格及著述。毛泽东把鲁迅当作我们民族百科全书般的精神实体，鲁迅的思想和著作都具有典范性和“镜子意义”。毛泽东就是通过这面“镜子”，透视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和鲁迅之前中国基本的历史风貌;正像通过莎士比亚可以了解英国，通过歌德可以了解德国，通过托尔斯泰可以了解俄国一样。人们对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的研究，时间已经很长了，但仍然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歌德，说不尽的托尔斯泰，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解剖和评价这些精华，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象本身，而且还远远在对象之外。毛泽东对鲁迅的研究和评价，既看到了鲁迅个人的思想和品质，又看到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既把握了鲁迅这个对象，又超越了这个对象，这才是我们今天学习鲁迅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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