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上）
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下）
第25节 最后的反击
第26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评解之十一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上）
（1）
人们常用“三落三起”来形容邓小平的人生。对于一般人来说，在“落”了一次之后，能够再起的就很少了，能够“落”三次，又再起三次，这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了。邓小平能“三落三起”，除了本人的意志和才能之外，运气的作用也很重要。古人常用“天数”来形容伟大人物的运势，从“天数”来看，邓小平的确遇到很多“天公作美”好的运气。
在中共早期的队伍中，邓小平并不十分突出。1945年的“七大”上，选出5位中央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还没有进入中央高层，比起陈云、康生、高岗、彭真、彭德怀这些人，邓小平还差了一级。
虽说邓小平当时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当时与邓小平有同样高级军职的高官也很多，如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高岗、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另外，邓小平的军功也不是特别突出。如果毛泽东是一位保守型的领导人，按照论资排辈、论功行赏来封官的话，邓小平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因此，遇到毛泽东这么一位敢于打破陈规套矩，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是邓小平的幸运。
新中国建国之前，毛泽东最为信任和重用的人是刘少奇，而新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疏远，开始重用高岗，这以至于高岗误以为毛泽东要用他取代刘少奇，四处开展“倒刘”活动，结果遭到批判，自杀身亡。1955年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因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政治局委员缺了两人，于是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一步，他与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平级了，超过了刘伯承、陈毅、贺龙等人。
世界上的悲剧和喜剧总是同时上演，在某个人“倒霉”下台的同时，另一个人就“走运”上台了。高岗的自杀，不仅给邓小平空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位子，而且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高岗的年龄比邓小平小一岁，身体也不错，如果高岗不自杀，那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再次启用的人物，很可能会是高岗，而不是邓小平。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多次说过：“高岗要是活着就好了。”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二步，这次他又超过了林彪、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成为6名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邓小平能够一跃进入中央最高层，这主要是靠毛泽东的扶持。否则按照论资排辈、或论功行赏，那是轮不到邓小平的。但两年后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增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林彪比邓小平年龄小3岁，成为邓小平的强力竞争对手。
（2）
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倒台，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邓小平只是下放到基层“劳动”，没有像彭真等人那样，被关进秦城监狱。如果没有发生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么接班人也肯定轮不到邓小平的。林彪的自爆又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
从年龄、资历、才能等各方面的因素来看，邓小平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高岗和林彪。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死于非命，这就在客观上为邓小平的接班，排除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另外，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以及彭德怀的“身体竞赛”，也是有利于邓小平。在毛泽东身后，只要周恩来活着，接班就轮不到邓小平;即使是朱德或者彭德怀还活着，邓小平的接班也会遇到很大麻烦。这些人都在毛泽东之前去世了，就造成了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一人独大的局面。虽说毛泽东之后陈云、彭真、张闻天等元老还在，但这些元老在军队中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无法与邓小平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如果邓小平在1966年被打倒之后，没有在1975年被毛泽东第二次“起用”，那么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要想再起也很不容易。这次又是毛泽东助了邓小平一臂之力，让他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个接班人。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该文件写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
(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7日，中共召开十届二中全会，该会议公报写道：【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上述两个人事安排，正式把邓小平推上的接班人位子。在王洪文第二次向毛泽东“告状”之后，毛泽东觉得王洪文已经不可救药，转而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到邓小平手里。毛泽东为什么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呢?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安定团结”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能“和平地交班”。
王洪文的表现，使毛泽东对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彻底失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扶上墙的。本来毛泽东期待造反派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年轻人，就像他们早年在井冈山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那样。可是事实却让毛泽东大为失望，造反派中居然找不到一个人具有接班人的资质，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让造反派接班的初衷，转而从“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当中考虑现实的接班人。
从“安定团结”和“和平交班”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无疑是最理想的人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干过，工作经验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威望，比叶剑英等人强不少，可以挑得起接班人的担子。而毛泽东对邓小平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邓小平在他死后，会对文革翻案。
（3）
为了防止邓小平的翻案，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恩威并重。一方面对邓小平施恩，希望这样使邓小平感恩戴德，放弃翻案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对邓小平施威，事先作出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毛泽东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就是1973年中央发出的14号文件。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4号文件还有两个附件：(一)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二)邓小平写的《我的自述》(摘录)。1973年14号文件和两个附件，被印发至县团级干部，一般群众也基本上都知道了。
1973年14号文件写道：【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毛泽东试图用发这个中央文件，来堵死邓小平将来试图翻案。在林彪事件之后，有大批老干部复出，复出的理由有两种：第一种理由是“错案”，当事人受林彪的迫害，受到了错误的处分，所以平反复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复出的第二种理由是“悔改”。这种情况不是错案，对当事人的处分也没有错，只是由于当事人表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所以让他复出工作。
第一种理由复出是“无罪复出”，而第二种理由复出是“戴罪复出”。1973年14号文件，明确把邓小平定位于第二种理由。该文件首先说：“邓小平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这里声明当初批判邓小平，不是搞错了，而是正确必要的。这也就是说，邓小平不是“无罪复出”，而是“戴罪复出”。
（4）
该文件又说：“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邓小平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这里进一步说明邓小平自己也承认，当初对他的批判没有错，并且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还承认自己将来还需要继续改正错误。
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我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邓小平，1972年8月3日】
毛泽东把这个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的信，印发至县团级，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批判邓小平没有批错，邓小平的复出，并不是对邓小平的“平反”，而是因为他表示悔过自新，愿意重新做人。邓小平的信也明确表示，邓小平自己也承认文革中批判他没有错，而且承认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样一来，邓小平要想对文革翻案，就相当困难了。
毛泽东当时设想，有了这个文件，邓小平即使想翻案，也很难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邓小平的翻案企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才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
（5）
如果说1973年“十大”的明星是王洪文，那么1975年“四届人大”的明星则是邓小平。1975年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最瞩目的是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李德生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个通过辞职而“安全降落”的中央副主席级别的高官。李德生辞职后，仍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并且当沈阳军区司令员长达10年，直到1985年才离任。
1975年1月10日周恩来主持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周恩来致闭幕词说：【二中全会闭幕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也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在短短的几句闭幕词中，四次提到“安定团结”，可见他非常期待1975年成为安定团结的一年。“安定”就是不搞政治运动，“团结”就是不搞政治批判，这些都是周恩来所期待的。不过1975年这一年，后来并没有像周恩来期待的那样“安定团结”，而又是充满风风雨雨和激烈斗争的一年。
四届人大有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另一个是《修改宪法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而《修改宪法报告》却是由张春桥来作，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信任。毛泽东在让邓小平接班的同时，又把张春桥提拔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树立张春桥的威信，试图把张春桥培养为制衡邓小平的一个棋子。
“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是由张春桥牵头主持起草的，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没有让张春桥起草，而是让邓小平来起草。邓小平起草《政治报告》时，以周恩来的意见为主，写入了周恩来想要写的东西，这就是“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一改文革以来强调政治的风潮，转而强调生产建设的重要性。这似乎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后要把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到物质建设方面。“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成为后来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重要理论根据。
据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说：【1974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6）
1975年1月13日晚8时，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厅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完全由周恩来主持。当周恩来走上大会主席台时，台下爆发出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掌声雷动的情景，不亚于毛泽东出场时的场面。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人的席位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参加的大会，周恩来成为这次大会的主角。当时一家外国报刊评论说：“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四届人大上，选举89岁的朱德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等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王震、余秋里等人为副总理。
各主要部委的人事安排是：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
这次江青集团得到的位子不多，只有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等部门，其他实权部门均被老干部们掌握。这些部门中，最烫手的是两个控制“上层建筑”的文化部和教育部，其中江青集团得到了文化部，而教育部部长则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担任。周荣鑫在文革前是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文革后不久周荣鑫被下放，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1975年由周恩来提名，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文化部长于会泳，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闻名，成为江青集团的红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撤职审查，1977年8月于会泳自杀身亡。在此之前，周荣鑫于1976年4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被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发作去世)。文化部和教育部的两个部长都死于非命。
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粉碎“四人帮”后也被撤职，体委主任庄则栋也作为“四人帮”成员被审查多年。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原来是周恩来的亲信，但后来和“四人帮”走得很近，曾带头批判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乔冠华就被隔离审查，乔冠华的事以后还要提到。
国务院各部之中，重中之重是国防部和公安部。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这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但并不属于江青集团。叶剑英任国防部长，则意味着他的军职比总参谋长邓小平高一级。文革前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林彪的领导下。
毛泽东这样安排是大有深意的。在党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副主席，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比叶剑英略高一级;在军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国防部长，比邓小平又略高一级。这样一来，邓小平和叶剑英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7）
叶剑英在新中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叶剑英1897年生，比周恩来大1岁，比毛泽东小4岁，但叶剑英身体很好，高寿89岁，一直活到1986年去世。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中学毕业后曾到马来西亚“闯南洋”，后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1919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回到广东，参加孙中山麾下的粤军。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非常政府，自任非常大总统，叶剑英在孙中山的卫队中任海军陆战队营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在广州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叶剑英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
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开始北伐，叶剑英任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叶剑英坚决反蒋，于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叶剑英与张太雷、叶挺等人发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叶剑英回国，来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的红军任参谋部长。红军长征中，叶剑英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
叶剑英长征中的最大“功绩”，是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密电偷偷拿给毛泽东看。据说张国焘在一份密电中，命令他的部队对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进行“武力解决”。毛泽东看到这封密电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抛开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避免了“武力解决”事件的发生。这样一来，叶剑英就成为在关键时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关于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有些研究者予以否认，认为根本就没有“密电”，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提到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据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在1937年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叶剑英》中说：“195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主席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
（8）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叶剑英，说：“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与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时，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1960年朱德谈到张国焘时，也说：“到阿坝，张国焘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张国焘，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英虽然长期在军队中任职，但他一直是担任参谋长这种高级幕僚的职务，从未直接指挥过军队作战。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短期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调回北京工作，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十大元帅的最后一名。
叶剑英成为元帅，主要是根据他在军队中的资历，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独立指挥过军队作战的幕僚型元帅。不过叶剑英没有独立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这在后来反而成为他迅速崛起的优势。
在文革前，叶剑英一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只是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如果没有文革，叶剑英的一生将是很平淡的，可以说叶剑英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965年底罗瑞卿倒台，罗瑞卿兼任的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接任。1966年叶剑英又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林彪，但林彪身体不好，军委的实际工作由叶剑英负责，这是叶剑英第一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
然而在不到一年之后，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军委办事组”的新组织，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事务，取代了原来的中央军委。这样一来，叶剑英这个军委秘书长也自然成为有名无实的人物，军队的实权完全被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所掌握。
（9）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撤销，重新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这是叶剑英第二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1975年叶剑英又接替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两次让叶剑英掌握军队的实权，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毛泽东，这个看法显然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非常看中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他，那么早在文革前就应该重用叶剑英了。叶剑英在文革前被边缘化的事实，可见毛泽东重用叶剑英，并不是出于回报叶剑英的“救命之恩”，而是出于平衡军队中派系或“山头”的考虑。
解放军在历史上根据源流不同，分成不同的派系和“山头”。在十大元帅中，作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自然就在他周围形成了“一野派”;刘伯承和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也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二野派”，同样陈毅和林彪也有他们的“三野派”和“四野派”。当时除了四大野战军之外，还有一支华北野战军，作为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也有他的“华野派”。另外贺龙有他的“红二方面军派”，徐向前也有他的“红四方面军派”。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持军队的人必须是元帅这样级别的人物，否则根本领导不了那些战场上厮杀过来的老将军。1966年在世的九位元帅中，除了朱德和叶剑英之外，都有自己派系和山头。不管哪个派系掌权，都会造成其他派系的不满，影响军队的团结。这样一来，毛泽东要稳定军队，平衡派系山头，最合适的就是让朱德或叶剑英来主持军队工作。因为这两个人没有自己的派系，可以用超脱的身份来处理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能够被各个派别所接受。朱德掌军显然不现实，所以唯一合适的掌军人选，只有叶剑英一个人了。因此，毛泽东也只能用叶剑英。
当时毛泽东的设想是：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主持军队，再让没有军队经验的张春桥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形成邓、叶、张“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样邓小平就不能独揽军队，也就不能独揽大权，而邓小平不能独揽大权，也就不能对文革翻案。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应该是相当智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来发展。
（10）
毛泽东虽然让邓小平接班，但同时也对他非常不放心，因此毛泽东做了三件事，来限制和阻止邓小平将来否定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是在舆论上做了安排，向全党发了邓小平表示认错和悔改的信，给邓小平制造难于翻案的社会舆论。这件事前面已说过。
第二件事是在人事上做了安排，安排叶剑英与邓小平分享军权;安排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长，这个不属于军队，但又掌握生杀大权的重权;又安排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分管军队的政治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和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的通知。“军委办公会议”是林彪事件后，取消“军委办事组”而成立的新机构。1971年9月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上将)、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少将)、纪登奎、汪东兴(少将)、陈士榘(上将，工程兵司令员)、张才千(中将，副总参谋长)、刘贤权(少将，铁道兵司令员)10人组成。
1975年2月成立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仍然由叶剑英主持，成员为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刘伯承(元帅)、陈锡联(上将)、汪东兴(少将)、苏振华(上将)、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粟裕(大将)11人组成。
对比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体现出毛泽东对军队布局思考的变化。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年龄比较轻，资历比较浅，元帅1人，上将2人，中将1人，少将3人。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明显有论资排辈的倾向，元帅4人，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和少将的军人，除了汪东兴身份特殊之外，已经被排出军队决策层。如果说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体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想法，那么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就体现了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想法。
叶剑英主持军队工作，自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重视叶剑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12月底，周恩来在病危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976年9月8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剑英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11）
毛泽东为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做所做的第三件事，是在思想上做的安排，这就是在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毛泽东搞这个运动，是试图让全国人民理解，他搞文革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他搞文革的初衷和目的，但当时人们的兴趣在“打倒”和“夺权”上，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这个思想理论问题，反而没有人关注。
因此，这次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充分理解了他搞文革的初衷和意义，那么就可以自觉地抵制有人否定文革的企图。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5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前面曾经提到过，主要内容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还专门说：【关于理论问题，要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特别提出让张春桥写“理论问题”的文章，可见他对张春桥的重视。毛泽东知道，批判文章不能再让张春桥写了，这样得罪人太多，所以毛泽东把批判文章交给“梁效”写作组来写。而“理论问题”的文章，不是批判什么人，所以让张春桥来写，既可以增强张春桥的威信，又不会得罪人。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署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既可以作为张春桥的代表作，更可以作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表现，因此这里用较大篇幅摘录一部分。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写道：【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
（12）
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
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可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
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
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来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
（13）
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而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5年3月，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直白地说了一些问题。张春桥说：【主席对这次学习理论问题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主席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
主席还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主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刘少奇的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是主席在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问题，但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1971年、1972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14）
毛泽东在做了“舆论”、“人事”、“思想”三方面的准备之后，在1975年初，决定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过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布置，就是不明确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文革前中共党内的地位排名是十分明确的，文革一度打破了过去的“排名制”，在1969年的“九大”上，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没有进行排名。然而在1973年的“十大”上，“排名制”再次恢复。当时党中央有5位副主席，排名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9名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那么新当选的邓小平，在上述5名副主席中，以及在9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几位呢?当时中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1975年5月1日“五一节”，是中央领导人集体出面的一次排名亮相。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今天满怀继续革命的豪情，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节日的首都，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竖立着高大的红色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节日联欢活动。】
这次“五一节”活动，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因病没有参加。根据这次新闻报道，邓小平在上述5位副主席中，排名最后一位;在8名政治局常委中(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排名第6位，仅排在朱德和张春桥之前。而半年多后成为真正接班人的华国锋，此时在党内的排名只是第13位，而且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15）
在文革前，“党、政、军”三大权力的分配是：刘少奇主党，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刘少奇被打倒后，改为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而党务由周恩来和林彪共同主持;林彪事件之后，又改为周恩来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1973年“十大”后，再次改为周恩来和王洪文共同主党，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1975年“四届人大”后，又成为邓小平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
邓小平在中央兼主党和主政，可是在党内的排名却是第6位，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考虑到5名党中央副主席当中，周恩来是半病休状态，康生是全病休状态，王洪文是“失宠”状态，只剩下2名副主席：叶剑英和邓小平掌握实权。从实权的大小来看，是邓小平大于叶剑英，可是党内排名又是叶剑英在邓小平之前，这就造成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人的权力交织，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大。
主持党务日常工作的大权，毛泽东早就交给了刘少奇，而主持政务日常工作的大权，周恩来一直没有交给过别人。不过此时周恩来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大权，也就是主政的权力，交给了邓小平。自从周恩来当总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交出国务院的大权。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正式宣布“退居二线”。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总理，但国务院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正式提出他退居二线后的国务院人事安排。周恩来写道：
【1975年2月1日，国务院召开总理、副总理13人的常务会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同志列席。会议审定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如下：
(一)邓小平：主管外事，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二)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
(三)李先念：主管财政、贸易;
(四)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
(五)纪登奎：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
(六)华国锋：常务，主管政法和科学;
(七)阵永贵：主管农业;
(八)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
(九)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销;
(十)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
(十一)谷牧：主管建设和工业;
(十二)孙健：主管工业生产。】
（16）
毛泽东圈阅同意了周恩来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此后政府工作就开始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关于这件事，后来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87年10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达尔时又说：【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什么是“整顿”呢?所谓“整顿”，其实就是抓生产，用当时的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巧妙地从毛泽东在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一些讲话中，抽取出其中的“三项指示”，号召全党全国的工作，要以毛泽东的这三项指示为准绳，即所谓“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后来国务院政研室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该文写道：【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邓小平这里说的毛泽东的第一条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邓小平名义上借用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办的是他想要办的事情，这就是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党史研究者们对“三项指示为纲”发生了一些争论：“三项指示为纲”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因为这“三项指示”，的确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指示。
但事实上，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时，都有它的背景和条件。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指示本身，而是谁来解释毛泽东的指示，谁有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也就掌握了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他巧妙地片段引用毛泽东的话，变成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因此很多人认为“三项指示为纲”虽然引用的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
（17）
在一年后的1976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不过邓小平后来又反批评毛泽东的观点，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邓小平一上任，就大胆地抓生产。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邓小平认为，抓生产的第一步是抓铁路。因为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对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对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敢动真格的，敢用被毛泽东批判过的物质刺激“赏罚”办法，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说：【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总之，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邓小平的“赏罚”办法果然有效，铁路部门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严重堵塞的路段全部疏通，大部分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个事实也使邓小平在中央和全国的威信大大上升了。
邓小平解决了铁路问题之后，又着手解决钢铁问题。1975年5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敢于“管”工人。因为文革造反以来，领导干部都比较怕工人，对工人不敢管，工厂纪律松弛，无人管事，所以生产上不去。
邓小平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
（18）
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
邓小平用“赏罚”办法来“管”工人，果然有效。经过1个月的整顿，到1975年6月底，全国钢铁生产的形势明显好转，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在铁路部门和钢铁部门搞出成绩之后，邓小平又试图在全国推广他的经验。1975年8月，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文件，后来由于毛泽东的不满意而未能下发。邓小平的经验，是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经济，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975年9月，邓小平又开始着手搞农业整顿。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一切也是试图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农业。不过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还没有来得及见效就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
1975年10月，邓小平又开始把教育部门也列入整顿的行列。而教育部门一直是江青集团控制的部门，所以邓小平触动教育部门，不仅引起江青集团的强烈反弹，也引起毛泽东的警惕。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牵头，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毛泽东立即决定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让他专管外事。这样，邓小平持续了近一年的“全面整顿”就停止了。
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1）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物质的作用”，而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注重现实，讲求实际，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这样的结论，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从仅仅“说说而已”理论家、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可是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或者从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干家、政治家、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却又是另外一种结论。对于那些“实干家”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业者”的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
现在有一门很时髦的学问，叫做“经营管理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就是“员工激励机制”。所谓“员工激励机制”，本质是一种物质刺激的方法，探讨怎样对员工的业绩进行考核或考评，然后根据考核成绩来进行奖励或惩罚，有重大成绩的多发奖金，有重大错误的要扣工资。对官员的考核也是一样，制定某种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指标完成好的官员提升重用，指标完成不好的官员则不提升不重用。
现在时髦的术语“员工激励机制”，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论功行赏”、“奖勤罚懒”。1975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用的就是这种“员工激励机制”。对于工人，用“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物质刺激办法，干得好发奖金，干得不好扣工资;对于干部，用“论功行赏”的物质刺激办法，用生产指标来考核干部，生产指标完成好的干部提拔重用，生产指标完成不好的干部，就要坐冷板凳靠边站。
邓小平的这一套“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的办法，确实非常有效，一下子调动起干部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下子就上去了。用物质刺激来发展生产，的确是一抓就灵，立竿见影，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有人因此评论毛泽东只懂革命，不懂经济。但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
“论功行赏”也好，“奖勤罚懒”也好，搞这一套物质刺激的办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手头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物质财富，具有一定的人员队伍。你有了一些物质财富，并掌握这些财富的分配权，你才可能搞“奖勤罚懒”;你有了一定的人员队伍，并掌握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你才可能搞“封官行赏”。
假如你是一个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你在创业之初，哪里有钱去奖励别人呢?而且，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创业者，开始时必然是既无钱财，也无名气。这时候有人来跟着你干，你已经烧高香了，想把人家留住都不容易，哪里还敢“罚”人家呢?再说，创业之初，公司也就是三、四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官职可以“封官”的。
（2）
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用“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等一套经营管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在创业之初，你既没有本钱奖别人，也没有资格罚别人，更没有官职可以封官。“论功行赏”、“奖勤罚懒”这一套办法，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创业者必须依靠另外一套理论，另外一套思想才能成功。
凡是干一件大事业，不管开公司也好，打江山也好，一个人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必须有一批人跟着你干，必须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队伍。怎样建立自己的队伍呢?现在不少人迷信金钱万能，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有钱可以雇到员工，多花点钱可以请到技师，用重金还可以把别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挖”墙角挖过来。“金钱万能”确实是事实，确实是一种人性的规律，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如果世界上仅仅有“金钱万能”这一种人性的规律，那么一个没有钱的穷人，就绝不可能成就事业，白手起家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开始，成就巨大事业的创业者。中国历史上的刘邦、刘备、朱元璋等，都是这样的人。
大家熟悉的《三国》中的刘备，他手下两员虎将关羽和张飞，绝不是刘备用高薪雇来的，他们心甘情愿跟着刘备走，绝不是靠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激励他们。相反，曹操给了关羽大量金钱美女，也没有把关羽收买过去，这时候“金钱万能”的人性规律失效了。同样，诸葛亮辅佐刘备，也不是因为刘备用了重金来聘请他。如果真是这样，曹操完全可以用更多的钱把诸葛亮收买过去，用钱就可以打败刘备了。
因此，人类社会除了“金钱万能”这一规律之外，还有一个相反的规律，这就是“精神万能”规律。上面说的刘备，之所以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队伍，靠的都是精神的力量。关羽、张飞、诸葛亮这些人，都是倾倒在刘备的精神魅力感召下，都是被刘备的精神力量所感化、所征服。
毛泽东在井冈山创业，同样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毛泽东为什么能在井冈山拉起一支队伍，建立一片根据地呢?我们先看看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激励机制。当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时，战前当官的摇着钱袋大喊：“打死一个共匪，赏十个大洋;抓住一个共匪，赏一百个大洋。”
国民党军队显然是用“金钱”的激励机制，靠物质刺激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显然不可能靠金钱来激励，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只能用“精神”的激励机制。共产党靠官兵平等，翻身解放等精神激励，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
（3）
人性有两个方面：既有“金钱万能”的一方面，也有“精神万能”的一方面。有人说毛泽东重视精神，不重视物质，并声称这样是违反“人性”。这些人所谓的人性，指的是“金钱万能”这一方面的人性。从这个角度，毛泽东的确违反了“金钱万能”的人性，所以他才能创造了井冈山的奇迹。
当时蒋介石的物质力量，绝对压倒毛泽东的物质力量，如果毛泽东重视物质的力量，跟蒋介石拼物质，那是绝对战胜不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在物质力量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要想战胜蒋介石，唯一可以借助的只能是精神的力量。最后的结果，是搞“精神万能”这一套的共产党，打败了搞“金钱万能”那一套的国民党，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典型事例。
凡是大事业的创业者，都是依靠“精神”的力量来组建自己的队伍。孙中山创建同盟会，组建国民党，都不是用钱搞起来的。1912年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记者问他带回多少美元?孙中山说：“我没有一文钱。我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孙中山靠他的精神凝聚力，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成为后来蒋介石夺权中国政权的基础。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基业，蒋介石不是创业者，而是守业者。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精神”激励机制，反过来依靠“金钱”激励机制。因为“金钱”激励机制最容易搞，而“精神”激励机制就非常难，不是超级高手搞不起来。
蒋介石打仗，经常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用重金把对手的大将收买过来，于是就不战而胜。蒋介石的重金收买办法，对付共产党就没有效果了，林彪、彭德怀这些大将，没有一个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去加入共产党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寓言故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但真正理解“姜太公钓鱼”背后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在商纣王时代，姜太公在河边钓鱼，他钓鱼的方式很特别，钓钩是直的，而且不放鱼饵。周文王路过，看到姜太公这样钓鱼，吃惊地问：“别人用鱼钩，再挂上鱼饵，还不一定能钓到鱼;您这样的直钩，又没有鱼饵，能钓到鱼吗?”
姜太公说：“用鱼饵钓鱼，只能钓到小鱼，要想钓到真正的大鱼，只有像我这样，不用鱼饵，愿者上钩。”
周文王听了，非常佩服姜太公的见识，马上请他当军师，后来果然灭商得了天下。
“姜太公钓鱼”的含义在哪里呢?用鱼饵钓鱼，就像用高薪聘请人才，这样请不到真正的高人。即使是请来了高人，也很容易再被别人用更多的重金请走。要想请来真正的高人，只能设法让他主动地自愿来，这就叫“愿者上钩”。刘备的人才关羽、诸葛亮等人，都是主动自愿的“愿者上钩”，绝不是刘备用什么鱼饵把他们引诱过来的。
（4）
在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投奔中共的人，都是“愿者上钩”。因为当时中共很穷，也拿不出鱼饵来引诱。当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投奔延安，也是出于共产党的精神感召力，也是“愿者上钩”。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就是现代的“姜太公”，他钓鱼不用鱼饵，而是“愿者上钩”。
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人才，却买不到真正的人才，毛泽东用“姜太公钓鱼”的办法，不花一分钱，却凝聚到大批的优秀人才。蒋介石终究不懂“姜太公钓鱼”的道理，不时想不通地发出疑问：“为什么人才全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这也是来自他过去的成功经验，因为他在井冈山就是靠强调“精神万能”而成功的。邓小平强调物质的作用，而邓小平在1975年搞“全面整顿”成功，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成功，他的前提都是毛泽东交给他一大笔物质财富，留下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邓小平的成功，靠的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比较重视物质力量，邓小平当一个守业者，可以干得很好，可是他不能成为创业者。如果井冈山时期，让邓小平来领导，用物质刺激的办法，用消灭一个国民党兵奖多少大洋的办法，是不可能战胜蒋介石夺取天下的。后来邓小平也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现在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中肯的。
到底是“金钱”的力量大?还是“精神”的力量大?历史上“金钱”战胜“精神”的事例很多，“精神”战胜“金钱”的事例也很多，可以说两者不分伯仲。
“金钱”刺激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人的物质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满足不了。今年发100元的奖金，可以鼓励员工好好干，明年还发100元奖金，员工就不满了，就不好好干了，你必须提高奖金，发200元的奖金，才能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况且世界上各国出现了专挖人才的“猎头公司”，用更高的薪金来挖走人才，这样水涨船高，刺激员工的成本越来越高，终于会搞到干不下去的地步。用物质刺激来激发官员的积极性，也会造成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最后把国家吃空。
“精神”刺激也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难于持久。在精神的鼓舞下，短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可以忍受，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就难于忍受了。所以搞“精神”刺激，必须一鼓作气，用速决战取胜。毛泽东搞文革，原计划只搞两、三年就结束，这原本是一个速决战。可是因为种种原因，速决战变成持久战，文革搞了十年还无法结束，这样支撑人们的“精神”力量就衰竭了。
有人提出，最好是兼顾“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是强调一方面，就不得不放弃另一方面。
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从实干家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那么“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创业者怎样创业的东西，“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守业者怎样守好家业的东西，两者都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守业者，继承到一大笔家业，你想平稳地发展，那么邓小平理论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合适的;而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一穷二白，但又立志要创业，想要干一番史无前例的事业，那么你就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了。【本节完】
第24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下）
（19）
在邓小平全面整顿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江青集团再次干扰毛泽东的部署，提出“反经验主义”。
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1942年“延安整风”时，主要是批判两个主义：第一个是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第二个是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说：【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
如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延安整风重点是批判王明和他的“教条主义”，但一些人也试图向周恩来的“开刀”。据参加这次整风的杨尚昆回忆说：【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
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回忆说：【在会上，有一些偏激之词。有人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
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毛泽东压下了有人试图扳倒周恩来的“反周”，但对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还是进行了批评。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代表的“经验主义”。
（20）
《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验主义”不只是指周恩来一个人，当时主要的“经验主义者”有：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这些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批判。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批判，毛泽东再次提到和批评了彭德怀的“经验主义”。
1959年8月，中共内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小册子无出版社，无印数，仅此一版。毛泽东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前言，毛泽东的前言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都在半年读完。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
毛泽东这次提出的批“经验主义”，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的。然而到1975年3月，江青集团借着毛泽东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加进自己的“私货”，又提出要批判“经验主义”，再次向已经病休的周恩来发难，试图趁着周恩来“退居二线”，大权旁落之际，一举扳倒周恩来。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记述：【从1975年2月底到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这次，江青集团故意搬出毛泽东1959年写的“反经验主义”小册子，试图借此把“反经验主义”的靶子对准周恩来。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时，大谈“经验主义”的问题。张春桥特别提到毛泽东批判经验主义的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春桥说：【《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
（21）
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
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1975年3月，《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在文中也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写的那段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此后，江青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量宣传批判“经验主义”。比如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江青也在多处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江青还试图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日他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汇报情况，特别提到江青集团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显然是针对江青的。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于是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江青等人发起的“批判经验主义”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当然不服气，她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状，王洪文在信中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1973年12月会议的案。”
（22）
同时，江青也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后来说：【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决定亲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从医院出来，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先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恩来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问周恩来：“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
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然后毛泽东开始在会上当众批评江青集团，主要是针对江青。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教条主义，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鸡蛋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23）
年5月3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毛泽东这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却是批评江青。此时毛泽东因白内障的视力很差，只能看见一个人影，说话也不清楚，只有张玉凤能听懂他的话，所以要张玉凤给他当“翻译”。毛泽东在这种身体情况下召开会议，关键是要解决江青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的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提出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说江青也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完全否定了江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再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要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不要用个人的名义”。其实这些话毛泽东已经跟江青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再次讲，因为江青听不进去。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当时对这四个人还是区别对待的。毛泽东是重点批评江青，轻微批评王洪文，而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则采用“保”的态度。
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的眼睛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1958年就写了文章(指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那时代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插话说：“见过一面。”(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8年柯庆施曾带着张春桥见过一次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留下印象。)
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24）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十分欣赏，亲自写了一个编者按，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了张春桥的文章。但当时大部分人都反对张春桥的观点，只有两篇文章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观点，所以毛泽东说“张春桥有气”。
毛泽东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搞错了，他把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搞错为张春桥写的。其实张春桥并没有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而是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这样就为张春桥承担了错误。
这次搞批判“经验主义”，江青集团是全体出动，张春桥在会上讲批判“经验主义”，姚文元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王洪文写信告状。如果说“批判经验主义”搞错了，那么就不是江青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他们四个人都有错，应该四个人都批评。毛泽东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错误责任担下来，而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到江青一个人身上。
毛泽东这么做是很高明的，因为江青有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一下，也不会垮台。而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这样的过硬身份，如果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两人的话，马上就会引来众人的围攻，他们两人马上就要垮台。所以毛泽东要“保”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批评他们，不能让他俩垮台。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用严厉的口吻批评江青，但又给江青留了后路，并没有打倒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意思。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特别指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也就是说江青他们的问题不算大，一下解决不了，可以慢慢解决，“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25）
毛泽东虽说不处分任何人，但却不明显地处分了王洪文。这次会上毛泽东替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了好话，但没有替王洪文说好话。毛泽东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对不起，我就是这样。】
前面说过，毛泽东多次劝告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后面，可是王洪文就是不听。这次王洪文又给江青当枪使，写信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让毛泽东感到颇为恼火。毛泽东特别点出“王洪文要见我”，也就是说王洪文想要私下见他，试图私下向他告状。毛泽东明言“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这样就等于是批评了王洪文试图私下告状的做法。
在会议结束时，王洪文与毛泽东握手时，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做手势翻过来翻过去)。”毛泽东用手势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阳奉阴违。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工作重新做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这样一来，等于就把王洪文“逐出”了北京，“逐出”了政治局。不过在表面上，仍然保留了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反复用“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来告诫江青和“四人帮”。与其说毛泽东批评他们，更应该说是劝告他们。毛泽东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这样做，其实是为江青等人好，是想给江青等人留一条后路。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和王洪文同时提出了“离婚”，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据参与“四人帮”审判的大法官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新华出版社)一书中，提到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离婚之事。该书说：【王文正大法官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26）
一天晚上，张春桥召见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张春桥谈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培养，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等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国锋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张春桥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老(马天水)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文静(张春桥妻子)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地说：“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张春桥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他说：“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崔根娣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
（27）
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严肃地批评了江青。但毛泽东也知道，江青是不怕他批评的，他对江青并没有多大的“威慑力”。所以毛泽东还要安排一次政治局会议，让众人来批评江青，这样江青才会感到害怕，才会有所收敛。开会批评江青这件事，毛泽东当然是让周恩来去布置，周恩来最善于做这种“批评——团结”的“和稀泥”事情。
周恩来接过这件事后，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虽说从1975年2月初就正式“退居二线”，但周恩来在医院中，依然密切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自从江青集团发起“反经验主义”宣传之后，周恩来就明白，这是针对他的，想乘他把实权交出去之后，乘虚而入，一举打倒他。当然周恩来也在分析，这次“反经验主义”的宣传，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江青集团自己的“私货”。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反经验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明确表态不赞成搞“反经验主义”。这样周恩来心里就有底了，知道这次“反经验主义”宣传是江青集团的私货。
4月27日，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批评江青集团搞“反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介入这件事，因为他此时已经“退居二线”，不应该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了。
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5月4日，周恩来再次回到“一线”，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之事。5月8日，周恩来再次在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会上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邓小平计划在5月12日至18日出访法国。
5月18日晚，刚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立即赶到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了一个小时。邓小平还给周恩来带回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常吃的法式面包。在与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商议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的议题。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只是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而周恩来认为，这次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时，也不能放过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他们两人也积极宣扬过“反经验主义”。为此，周恩来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意见。
（28）
周恩来在信中说：【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4月23日批示的问题。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
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3月1日在总政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
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周恩来。1975年5月21日】
周恩来在政治局开会前夕发出这封信，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指出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参与了“批判经验主义”，因此这两个人也应该受到批评;第二，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姚文元写的文章，搞错为张春桥写的文章，这里周恩来纠正一下。
王洪文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于5月22日转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后，在传阅件上批阅：“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在传阅件上批阅：“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在传阅件上批阅：“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在5月24日批阅：“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5月25日，周恩来收到王洪文转来的传阅报告，看到张春桥的批文“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张春桥敢写“总理有些话不确切”这样的话，显然是挑战周恩来的权威。或许是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已退居二线，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质疑周恩来的话。
若在以前，周恩来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很可能会保持沉默，让这件事不了了之过去。但周恩来退到二线之后，反而比较无所畏惧了。周恩来于5月27日，亲自给张春桥写信，回应他的挑战。
（29）
周恩来在信中说：【春桥同志：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
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3、4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1975年5月27日5点半】
这封信是周恩来一生中，为数极少的“进攻性”信件。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知道周恩来真的较真起来，他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张春桥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阅：【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张春桥同意后，周恩来该信上批“呈主席批阅”，把这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但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资料，周恩来这封信的原件上，未见毛泽东的圈阅。是这封信没有转到毛泽东哪里?还是毛泽东看后没有圈阅?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概毛泽东看出周恩来这封信是想批张春桥和姚文元，所以就把信压下不做批示。
因为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圈阅意见，在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两次政治局会议，都没有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发难，只是把矛头对准了江青一个人。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公布了这两次会议的记录。
【1957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吴德：“主席说：四人帮不要搞了，照样搞。我主席听过三次，4月一次，12月一次和这次。这次主席又讲，又引起注意。(四人帮)没有向主席讲清楚，没有在行动上实际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们讨论。”
邓小平：“主席5月3日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讲话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
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
（30）
4月27日的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王洪文)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江青)说：突然袭击，围攻。这次会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
我倒是要提一个问题，有三件事：(一)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
(二)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当面点很多人的名。
(三)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人，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我倒是问—问，为什么?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搞小圈子，历来不好，首先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
李先念：“4月27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主席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陈锡联：“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讲清楚。”】
【1975年6月3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沉默，沉默，又沉默。
叶剑英：“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指示。我的体会是：
(一)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的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次不同于庐山会议。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
(三)‘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王洪文：“开了三次会，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一)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二)去年11月份，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的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三)经验主义，我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看到‘经验是主要的危险’，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
以后要好好学习。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4月27日会议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我有两个保留：
(l)不同意把形势说得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
(2)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去年11月会议，那次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4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31）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之事。众人认为毛泽东的立场已经变了，所以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吴德(时任北京市长)等人，都对江青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据说邓小平还拍了桌子，这算是对长期一直“霸道”的江青出了一口气。众人感到很乐观，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今后江青集团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
但周恩来却不这么乐观，他并不赞成火力集中批江青，因为这样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据吴德回忆说：【1975年4月28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零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
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
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
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
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
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5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5月3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
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
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4月27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
据吴德回忆，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对他说：“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恩来暗示吴德：毛泽东虽然同意政治局开会批江青，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拿掉江青集团，他还要“观察”。
周恩来认为，这次斗争是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批江青，而是在于批张春桥。因为江青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只要毛泽东在世，她肯定是批不倒的。批江青顶多是出口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以周恩来劝吴德等人，不要跟江青吵。
张春桥则没有这样的特殊身份，只要政治局开会批他几次，张春桥就非倒不可。而且张春桥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要拿掉张春桥，江青集团就基本上瓦解了。这点林彪和周恩来看法是一致的，林彪也是把主攻方向对准张春桥。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公开登高一呼，掀起一把揪张春桥之火，试图把张春桥一举拿下。当时林彪认为，仗着他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没想到毛泽东居然是要张春桥不要林彪，这就让林彪“吃不消”了。
（32）
周恩来继承了林彪的“遗志”，也两次向张春桥发难。第一次是1974年底召开四届人大之前，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递交张春桥历史上曾经当过“叛徒”的材料，但毛泽东没有理会周恩来的材料，反而进一步提拔重用张春桥，让张春桥当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肯动张春桥，于是他也像林彪那样，号召政治局成员们向张春桥发难，当然周恩来做得不像林彪那么明显露骨。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但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此在政治局的“批评帮助会”上，众人也会按照毛泽东的态度，批评江青和王洪文，而放过张春桥。开会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对毛泽东来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第一是打掉江青的威信，阻止江青自行其事，破坏他的战略部署;第二是让邓小平等老干部“出一口气”，减少对江青等人的怨恨。
毛泽东知道，老干部们对江青的怨恨已经很深了，如果他一味袒护江青，这只能更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样毛泽东死后，江青的下场就很危险了。毛泽东不护着江青，让众人批评一下江青，这就减轻了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对江青的未来是有好处的。
另外，毛泽东的确也不希望江青搞“四人帮”。结成帮派，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江青等四人不结成帮派，各自为政，那么他们的力量就要小很多。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联和起来的力量是大了很多，但同时也引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就大了。
如果江青听从毛泽东的话，解散“四人帮”，对别人构成的威胁不大，那么别人也就不一定非要除掉他们不可，这样几个人可以作为“火种”长期保留下来。而江青的“四人帮”不解散，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很大，那么别人就非除掉他们不可，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
周恩来看出毛泽东搞这次“批评帮助会”，只准备批江青和王洪文。江青是批不倒的，王洪文本来毛泽东也不准备要了，所以批倒也不要紧。而周恩来则试图改变这个“批评帮助会”的方向，把会议的火力，从江青和王洪文身上，转移到张春桥身上。因此，周恩来在政治局“批评帮助会”之前，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没有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反而委婉地批评了张春桥。周恩来希望众人看了他的信，理解他的意思，在会上把火力对准张春桥，一举打倒张春桥。
但吴德等人并没有理解周恩来的用意，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只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触动张春桥，这就让周恩来失望了。而毛泽东则对这次会议比较满意。6月7日，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了这次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33）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小平)，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
毛泽东之所以比较满意，是因为邓小平等人按照他的意图，只是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动张春桥。毛泽东本人对邓小平的谈话中，也提到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提到张春桥。
而江青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她在会上仍然采取对抗的态度，写检讨采用拖延战术，试图蒙混过去。江青以为毛泽东还会保她，给她留面子，免掉她的书面检查。但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书面检查。因此，江青在1975年6月28日，终于迫于压力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江青的《检讨书》如下：【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1975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我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江青。1975年6月28日】
江青正式向党中央作检讨，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可谓让老干部们“大快人心”。江青检讨后，一度非常沮丧，连续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王洪文也作了长篇检讨，但张春桥只是做了比较简单的检查。张春桥的检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张春桥理解毛泽东“保”他的意思，所以不能在检查中认错太多，否则毛泽东保他就没有意义了。
（34）
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基本是“安定团结”，目的是为了自己死后能够“和平地”交班。在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5年6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访时，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得已写信给邦戈总统：【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1975年6月27日】
当时毛泽东的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不清东西，这封致歉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这封短短的信，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由于健康原因而取消与外国首脑的会晤，这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的口头禅是“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一方面是哲理，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应验了他的这句口头禅。文革的发展，完全不是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大家在毛泽东面前，都不敢说文革的“坏话，”可是毛泽东自己也感觉到，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赞成文革的是什么人呢?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大造反派，各个地方还有各种小造反派，通过文革升官进入各级领导部门;第二种人是在文革中并没有造反，而是搭顺风车上来的老干部，比如华国锋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邓小平也属于上述第二种人。
邓小平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和批判，但邓小平一下子跃升到接班人的位子上，这也是受益于文革。如果没有文革，不打倒刘少奇和林彪，那么邓小平是不太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毛泽东一下子把邓小平提升到接班人的位子上，让邓小平意识到自己也是另外一种文革的受益者。毛泽东试图这样使邓小平感到，他也通过文革得到了好处，因此就不会否定文革了。但邓小平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行事。
虽然上述两种人都赞成文革，但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主要是第一种人不服气。因为第一种人在文革中出了大力，流了大汗，是文革的功臣;第二种人在文革中没有造反的功劳，当然也没有得罪人。现在这些文革中的逍遥派却来坐享胜利果实，被称为“下山摘桃子”派，当然让江青等第一种人感到愤愤不平。
反对文革的又是什么人呢?也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是反文革的主要力量;第二种人却是一般的老百姓。在文革初期，老百姓毫无疑问是支持文革的，但文革发展到派性武斗，老百姓就开始对文革摇头了。更主要的是文革长期拖下去，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包括多年不提工资，副食品、生活必须品供应紧张等，而且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35）
文革后文艺作品很少，电影、戏剧就是八个样板戏，人们都看腻了。所有文艺杂志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泽东选集》、革命英雄故事、教科书和初级技术教材，让人们感到文革把文艺也搞掉了，所以感到不满。
毛泽东也了解到人们的不满，为了丰富人们的文艺生活，从1969年开始，第一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主要是“三战”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的故事片，还有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等;1971年，第二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有抗美援朝系列故事片(《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奇袭》等)，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故事片。当时有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为了解决人们对文艺生活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开始拍摄的新故事品。第一批新电影故事片《火红的年代》等4部影片在1974年春节上映，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国产新故事片开始陆续上映，比较反应比较好的有《闪闪的红星》、《车轮滚滚》、《春苗》等。然而文艺片多了，必然出现一些“有问题”的作品。而江青等人在文革中培养出灵敏的政治嗅觉，特别喜欢从文艺作品中发掘问题，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从评论戏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首先江青提出湘剧《园丁之歌》有问题，但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批示说：“我看是出好戏。”最为著名的是电影《创业》，这部反映石油工人的故事片在1975年春节期间公映，但第二天就被禁止。因为江青发现该电影有问题，说该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列出了“十大罪状”，并声称该电影美化刘少奇。为什么说该影片美化刘少奇呢?因为该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中央首长”，而当时刘少奇是中央首长，所以美化了刘少奇。
此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张天民在信中写道：【《创业》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人和其他战线的工农兵观众，反映强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电视电台停止广播。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公式化概念化。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从实践、从效果来看，《创业》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
毛泽东张天民的信上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36）
关于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状之事，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情况，这是胡乔木(毛泽东过去的政治秘书)的主意。《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关于《创业》的这份材料，胡乔木读后，认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很有代表性，能够成为揭露“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但从效果出发，不适于拿它送给毛泽东。
胡乔木对贺捷生说，最好由剧本执笔者张天民自己上书。胡乔木在委托贺捷生与张天民联系的同时，在7月18日开会时，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管得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繁荣创作、百花齐放的目的。邓小平表示赞同。
7月22日，贺捷生把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胡乔木，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读了张天民的来信以后，就及时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主席写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26日，邓小平正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7位负责人开会，会议中途接到送来的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即当场宣读了。文艺整顿初战告捷。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给毛主席写信、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举其要者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7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通过发行。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即发政治局各同志。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9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音乐会。毛泽东10月3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姚雪垠10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毛泽东11月2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
周海婴10月28日给毛主席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实行。”
（37）
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胡乔木怕张天民得意忘形，头脑发热，又要贺捷生出面，找张天民谈话，以贺个人的名义交代张天民：“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并建议他的妻子赵亮同志给毛主席写感谢信。这位始终没有直接出面的领导同志，想得何等周到!】
毛泽东感到文艺按照江青搞的“样板戏”的“高、大、全”模式，必然脱离群众，所以反对江青集团对文艺作品的求全责备态度。1975年7月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等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到：“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专门找江青和张春桥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75年以后文艺界和电影界开始松动，出现“百花齐放”的苗头。但电影多了，也出现后来被称为美化“四人帮”的故事片《决裂》和“反动电影”《反击》，这些电影在粉碎“四人帮”后被禁止放映。
毛泽东放松文艺界，也表现出他当时的“安定团结”思路，希望以此缓和一般老百姓对文艺政策的不满，从而使得他死后的接班，可以平稳顺利地进行。但到1975年8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突变，骤然发起“批《水浒》”运动，之后又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两场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破坏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安定团结”局面呢?这在后面分析。
（38）
促成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批《水浒》”和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说有各种因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人们不太清楚的周荣鑫。周荣鑫在1975年可以说是仅次于邓小平的大胆敢干的人，如果他不是在1976年4月死于心脏病突发，那么在毛泽东之后，肯定会是一位历史上留名的风云人物。正是由于周荣鑫的大胆敢干，促成毛泽东发起“批《水浒》”。
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5年上半年，是认真地准备了自己的后事。他安排邓小平接班，这是最平稳的接班布置。当时党内可以与邓小平一争高低的人，林彪、彭德怀、陈毅等人都已经死去，邓小平的潜在威望和实力，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而邓小平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可的接班人，这就更没有人阻碍邓小平的接班了。
本来，邓小平接班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只要他耐心地再等一等，等到一年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班了。可是邓小平这个人，偏偏是个没有耐心的人，不肯等到毛泽东身后再动手，而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就急着动手。周恩来的性格与邓小平不同，他多次劝邓小平不要急，但并无效果。果然到1975年11月，毛泽东反过来开始批评邓小平，不再支持他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说：【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三零五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荣鑫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周荣鑫，1917年生，1937年入党，建国后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是周恩来的最重要助手之一。文革后，周荣鑫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宁夏，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恢复工作，转任中科院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年1月，经周恩来提名，在四届人大上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
周恩来让周荣鑫当教育部长，对他的期待是很大的。建国后，周恩来集团的势力只是局限在经济生产部门，文化教育部门是刘少奇管辖的。文革后，江青集团夺得了文化教育部门的管辖权，这次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是周恩来集团首次延伸到教育部门。
（39）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是受文革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而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基础”部门，受文革的影响就小得多。反过来说，教育部门是文革搞得最彻底的部门之一，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的文革，就搞得没有这么彻底。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调整经济”，逐步把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邓小平上台之后，更是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使经济生产部门大致上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但文化教育部门，不仅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而且进一步走得更远。
最能体现文革成果的东西，或者说文革最大的成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文革前是高中生直接考大学，文革后改为“工农兵学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文革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同，反而与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比较相似，其核心就是“读书做官”。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只是给学生一个学习知识的园地，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等都要靠自己，并不是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而文革前的中国，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拿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也就是古代的“官”，所以它与古代的“读书做官”体制很相似。
中国古代的“读书做官”，对社会潮流有非常强的引导性和示范性。读书读好了，考试合格了，就可以作官。这样就引导社会上有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这样一来社会就比较稳定了。如果有才能的人不把精力放在读书上，而是去干其他的什么事，就有可能干出威胁社会稳定之事。
比如清末农民起义首领洪秀全，曾多次考科举，但屡考不中，他一直考到30岁，还是没有考中。于是洪秀全对考科举不再抱希望，转而自立教派，开始传教，终于发展为武装起义。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的主考官让洪秀全考上科举，让洪秀全当官，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大动乱了。
另外在文革前，那时中国的机器还很少，搞生产主要是靠挑担子，抡大锤等重劳动，所以干体力劳动是很辛苦的，大家都想成为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而那时只要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一律成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的“脑力工”。而且有了大学文凭，更有社会地位，人生更容易“有出息”。
（40）
因此文革前的年轻人，人人把高考作为自己“人生设计”的指挥棒，都希望通过读书，通过考上大学来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但毛泽东却非常反对把考大学作为“人生设计”的指挥棒。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人人都去争着考大学，谁也不愿意当工人，当农民，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成重视知识分子而轻视工农，这对于他建设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同时，毛泽东认为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对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通过文革，毛泽东彻底打破了文革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体制。新的高等教育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取消文化考试，改用推荐的方式，推荐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二)取消“上大学当干部”的读书作官体制，提倡“社来社去”，就是农村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农村去当农民;工人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工厂当工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不再是“当干部”的渠道，这样就可以改变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读书做官”社会潮流。
当然，新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有很多缺点和弊病，比如“走后门”等等。因此当时出现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搞过头了，搞糟了”，因此提出要把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扭”回去，也就是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新教育体制尽管有不少缺点和弊病，但大方向是对的，不能倒退回去，而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在肯定新教育体制的前提下，逐步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必然会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前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是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文革的路线斗争。由于高考体制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人们都高度关注这场“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显然是第二条路线的主张者，而周荣鑫则是第一条路线的主张者。周荣鑫上任教育部长之后，到处发表演讲，大胆批评新教育体制，成为当时瞩目的人物。这里摘录一些周荣鑫的讲话。
（41）
周荣鑫说：【最近我陆续讲了些问题，但传得很厉害。传这些话的人，一种是无聊;还有一种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来干。要不，瞎传这种话干嘛?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毛主席讲的最彻底，就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就是看破红尘，无所谓了。有的同志把流传的稿子给我看，有的好象认为教育部长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来干，争权夺利。我的话刺痛了一些人，我也不怕，有错就改。
现在形势是大好的，但有没有问题?现在是不能讲问题，不能说缺点。政治和文化的问题，首先看政治是对的，但对文化要不要?现在实际上是不要文化。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升学，干不干都吃饭，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
农村比较好，城市是汪洋大海，难管，黄色小说、唱片流传，有从香港来的，有的外国大使馆也向外扔。黄色小说《少女的心》等传抄泛滥，《基度山恩仇记》手抄本四大本，上海铅印本在黑市上一套卖五十元。黄色小说传播到了中小城市，小城镇也有，农村也有。上海还有偷卖裸体画的，很贵。城市争夺青少年的问题严重。】
周荣鑫首先声明他不怕被打倒，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周荣鑫又指出当时青少年的思想混乱，暗指现在的青少年不读书了，所以就变得不务正业，学坏了。按照那时的语言，周荣鑫这么说，就是把形势描述的“一团漆黑”。
周荣鑫接着说：【关于考试，主席没讲不要考试。问题是怎么考，不是取消考试，不要泼洗澡水把小孩也泼掉了。常出这样的事，从一个偏向到另一个偏向。关于考试，主席讲，还是要的，要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农兵学员招生中：究竟要不要文化考查，实际现在是不要了。大、中、小学有没有区别?是不是有一定文化要求标准?可以不可以笔试?文化考查不是完全不对，问题是放在什么地位。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质量观，但不要质量不对。不要吹牛，要实践来考验。现在学生的文化质量不敢讲，学生生活散漫，确实有这个问题。有的学生想的就是当工人，上大学，留城里，找个好对象，这四个理想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了，成绩很大，不是没有问题，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连工作中的问题也不承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为有林彪路线干扰。我们的片面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学文化了。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只讲劳动者，是不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不要文化，怎么行?
（42）
我们有些旧的规章制度打破了，但新的没有立起来。中、小学不免费，大学包下来，每人十九元五角，高于子弟领了，去下馆子，抽过滤嘴烟。中、小学有的拿不起学费，要向中央反映，要争取中央的领导。
城市中学问题，可否考虑大学毕业后再下乡劳动，特别是理工科。当然上山下乡还是需要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有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
周荣鑫这里讲了文化考试的重要性，讲了大学生质量的重要性。话外之意，就是否定新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体制，主张应该回到过去的高中生直接高考制度。
周荣鑫继续说：【对知识分子要正确对待，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又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对待他们成吗?
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思想?应该说是有的。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来的，还有旧的痕迹。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读书做官”，而是“读书赚钱”。“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孔老二那里来的。
怎样解决?现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读书不叫你做官，读书当工人农民。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学生读了书要进城，想做官，不愿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毕业后想当工程师，这是孔老二的影响，那当然不对。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现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大学，毕业后如果工作需要当技术员，是不是做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从农村来上大学，学习一段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
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一律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有的工农兵学员原来就是车间主任，回去怎么办?就是因为上了学回去都当工人，这是不是形而上学?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工作岗位怎么看，与旧社会有所区别。如果一毕业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做官，那么咱们的工作岗位都是做官了?农村当个生产队长也是个“官”，总理、副总理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荣鑫这里又批评了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工作岗位的“社来社去”原则，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新的教育体制，要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如果高等教育体制回到文革前的状态，那么文革唯一的成果就没有了，这样一来，文革岂不是白搞了吗?因此试图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这是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不得不反击了。
（43）
1970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进行了机构精简，把原来90个部、委机构，合并为27个。其中文化部和教育部都被取消，分别由国务院文化组和科教组代替其职能。国务院科教组主管科学和教育，科教组组长是著名学者李四光，而实权则由科教组成员迟群和谢静宜掌握。
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决定重新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由于会咏(江青集团)和周荣鑫分别任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文革体制”退回到“文革前体制”的一种“复辟”。当然这种程度的“复辟”，还是在毛泽东的容忍范围之内。
在教育部成立的同时，国务院科教组撤销，这样迟群、谢静宜的权力就落到了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之手，这是周荣鑫在教育界大胆地发起一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基本条件。中共党史研究室《百年潮》杂志刊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周荣鑫到教育部不久，周恩来和周荣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时间是1975年1月28日。这天下午，周恩来特意用他的红旗大轿车把周荣鑫接到三零五医院。
周恩来询问周荣鑫初到教育部的情况后，对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
周恩来特别讲到：“迟群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学校里的学生，现在都比赛着考零分，这不行。”周恩来举了黄帅的例子，说：“黄帅，作为一种精神，在学校里宣传宣传，但不能把这种事情在学校里照样去做。”
周恩来叮嘱周荣鑫，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要当心一些。周恩来这次找周荣鑫，就是为了给他的这位助手鼓气加油。中国的教育界弊端丛生，太需要进行革新图强了。】
虽说周恩来支持周荣鑫在教育界适当地“扭转”局面，但并不赞成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所以他嘱咐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但周荣鑫却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劝告，搞得“太急”了一些，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更有甚者，周荣鑫说还专门派人编印了《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教育部内部学习。
周荣鑫印《周总理指示》，当然是出于对周恩来的一片好心，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么做却是给周恩来帮倒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江青等人批判周荣鑫编印《周总理指示》，是利用“总理语录”来“分裂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周荣鑫本人在批判会上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44）
毛泽东看到周荣鑫这么大胆地在教育界搞否定文革的“回潮”，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周荣鑫的后台，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虽说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周荣鑫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邓小平在思想上与周荣鑫是一致的，所以他也支持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搞“整顿”，他对周荣鑫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
周荣鑫大胆的“回潮”，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击。不过毛泽东不会直接反击周荣鑫，因为他不够毛泽东反击的资格。毛泽东要反击周荣鑫的后台，也就是周恩来。至于邓小平，毛泽东一开始还没有把他作为反击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对周恩来的反击，能够引起邓小平的“震动”，促使邓小平改变立场。也就是说，毛泽东还想争取邓小平。
毛泽东这次的“反击”，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从1975年上半年的动向来看，毛泽东一直是强调“安定团结”，全力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完全没有搞“运动”的意思。自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没有搞过针对某个人的运动，“批评批孔”运动，“理论学习”运动，都是旨在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而不是针对什么人。
而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的“批《水浒》”运动，却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据《周恩来年谱》记述：【1975年9月15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毛泽东很可能不会发起这场反击周恩来的“批《水浒》”运动。然而周恩来本人，其实也不赞成周荣鑫这么搞。这就造成两个人的误会，但这种误会也是无法解释的。
还有一件事促成毛泽东的这次反击，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他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由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他又可以亲自看文件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其他不重要的报刊和书籍，则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般报刊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读，可是张玉凤不太懂古文，所以她向毛泽东建议，从大学里请一个教师来，专门给毛泽东读古典。
（45）
不过给毛泽东读古典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找，有四个条件：(一)普通话要好，口齿要清楚，让毛泽东容易听懂;(二)古典文学的根底要好，要能够跟毛泽东对话;(三)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经常半夜读书，所以读书者年纪不能太大，避免体力不支;(四)进入中南海的人，政治上要可靠。
首先在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调来了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张玉风念给毛泽东听后，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芦荻，时年44岁，北京大学的普通女教师，并非学界名流。1975年5月26日晚，谢静宜忽然来找芦荻，让芦荻收拾衣服用具，马上随车出发。上了车，谢静宜才说：“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
芦荻吓了一跳，失声说：“什么?见毛主席?”
据芦荻回忆说：【1975年的一个暮春之夜，我如在梦幻中一般，被带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前。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平息我情绪波涛的，是他老人家和我共同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都到这首诗中含有我的名字“芦荻”的末句，我才恍然悟到毛主席吟诵此诗的动因。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我不禁为老人家高超的、艺术的领导魅力深深感动。】
到1975年8月，芦荻和毛泽东接触了两个多月，已经比较轻松了。芦荻回忆说：【《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忽然来到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我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开始我不敢问，虽然我心里到处是疑团。后来张玉凤有一天找我说：“芦荻老师，主席说了，你这个教师一定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嘛。”
我说：“不是的，我学识很浅陋，基础也不好，大学没毕业我就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其实我有很多问题，但是张秘书，我不是不能问吗?”
（46）
张玉凤说：“怎么不能问?主席还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向他提问题，主席一贯的风格就是喜欢人家提问题的。”
于是我问主席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几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主席就大笑起来，手一举，对旁边的张玉凤说：“对吧，小张，那就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是我讲的呀，是鄙人讲的。”
我说：“主席，我们就猜测是你讲的，但我们真的领会不了那个意思，究竟这部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主席又大笑说：“好啊，还是好啊，好就好在投降。怎么就好在投降呢?你看，宣扬投降主义，由于起义队伍的带头人投降，使得这个队伍瓦解了。这个全过程的展示，就是一部教科书啊，你能知道宋代的一个农民起义队伍是怎么死的。以为是被血腥镇压的吗?不是，只是内部的瓦解，内部的叛变，就葬送了这支非常优秀的起义队伍。”】
事后，芦荻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整理了一篇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文稿，该文稿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该文稿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1975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正式展开了。】
（47）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这样写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
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中，指出宋江的两个罪状：(一)宋江在梁山泊是第二把手，晁盖是第一把手。而宋江架空晁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二)宋江在晁盖死后，立即修改晁盖的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搞投降主义。
对照现实，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毛泽东是第一把手，这几乎就是对号入座，影射周恩来架空毛泽东，并暗示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后，将会修改毛泽东的路线，搞投降主义。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指出：“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这段话，就把宋江这个古代的投降派，与现代联系起来，“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这就更明确地要给周恩来对号入座了。
如果是过去，周恩来这样的影射，一般是默不作声，忍下来。可这次周恩来不同了，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次周恩来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公开向众人挑明，批宋江投降派针对的就是他，并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这句话，既是向周围的人说的，更是向毛泽东说的，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公然的反抗。周恩来知道他的这句话，很快就会传达毛泽东那里。
（48）
周恩来的这句话，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震动，很多高官都同情周恩来，甚至为周恩来忿忿不平。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了叶剑英对周恩来的同情态度。张树迎回忆说：【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高振普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以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会有什么“委屈”要发泄。但周恩来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周恩来这一句话的份量就足够了，在此之后，批《水浒》就降温了。
1975年9月，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公开支持周恩来，邓小平说：【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像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1975年9月，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者有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共3700人。邓小平、江青等人都到会，并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批宋江投降派”的问题，只是强调说：【全国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江青在会上则大谈批《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
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
你看，宋江那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义厅，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
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宋江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宋江哪能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49）
江青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把宋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江青讲完后，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对于江青明目张胆地反周，邓小平当然是要抵制的。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特别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听后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指中央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泽东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反周讲话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里先提一件事，就是关于江青《红都女皇》之事。1975年夏，全国各地纷纷流传一则消息，江青失宠于毛泽东了，起因是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吹捧江青的书《红都女皇》。
《红都女皇》的背景，据称是一位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的美国女学者维特克应邀访华，江青与她谈话几十个小时，并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一本传记，于是就在香港出版了《红都女皇》。据传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后，勃然大怒，大骂江青说：“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红都女皇》的传闻流传甚广，但真实性却很有问题。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其中提到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事，但没有提到《红都女皇》，更没有提到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
如果真有《红都女皇》这本书，真有毛泽东对江青的严厉批评，这是江青绝好的“罪证”，在江青罪证材料之中是不应该被漏掉的。在1980年公审江青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红都女皇》。看来《红都女皇》可能只是民间的谣传而已。
1997年中共党史研究所《百年潮》杂志，发表了当年陪同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写的《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一文，这里摘录一段如下：
【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
该文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维特克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50）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
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美国女副教授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1972年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
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51）
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52）
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所以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根据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
另外，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曾指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同维特克有接触的人士核实，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
据张颖介绍，约1975年左右，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中文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但这本书与维特克采访江青无关。而维特克根据采访江青的内容，写成《江青同志》英文书，出版于1977年。《红都女皇》是中文书，《江青同志》是英文书，两者毫无关系。人们误把《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混同为一本书了。
据张颖这么一说，《红都女皇》的谜团似乎解开了，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最大的疑问是1975年香港版的《红都女皇》，并很少有人看过。张颖在文章说他看过《红都女皇》这本中文书，但并没有给出这本书的出版社，等关键情报。张颖还特别提到“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也许是因为“少见”，许多文革研究者，也都没有看到过《红都女皇》这本书。据写《江青传》的作家叶永烈说：【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53）
在1973年底因基辛格访华之事，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帮助”周恩来之后，在1974年和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关系都是良好的。
特别是1974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两人晚年中最良好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而且在1975年上半年江青集团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时，毛泽东基本站在周恩来一边，严厉批评了江青集团。
然而在1975年下半年，毛与周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造成毛与周两人关系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因病退居二线，不再管政事了。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12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及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开会，正式宣布自己退居二线。
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今后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副总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此后周恩来不再过问政事，专心治病。按照常理，周恩来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也就不会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两人的关系应该更好才对。可是为什么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反而恶化了呢?这就体现出周恩来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重要性。
毛泽东发起文革，触动了大部分老干部们的既得利益，自然也就引起老干部们的极大不满。这些战争过来的老干部，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要不是周恩来在其中“和稀泥”，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老干部们的不满，很可能会喷发出来，发展到武力对抗。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少了一个军队中强有力的臂膀，就更难压制老干部们的反抗了。
这时候，周恩来对稳定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一方面同情和支持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设法把这老干部们的不满，压制到毛泽东可以忍受的程度，避免了老干部们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造成了这几年来相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54）
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没有人来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于是老干部们的不满就喷发出来，在各个方面明目张胆地否定文革，最后造成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促使毛泽东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后来发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绝不是只针对邓小平一个人，而是针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批人其实早就蠢蠢欲动了，只是在周恩来的压制下，他们的行动没有爆发出来。邓小平上台后，他不但不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反而迎合和助长这种情绪。这一方面使邓小平赢得了老干部们的强烈支持，另一方面则激化了与毛泽东的矛盾。要不是毛泽东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这场矛盾激化很可能引起一场大动乱。
回顾历史来看，周恩来对安定团结，稳定形势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在周恩来当权的时候，1975年初成功地召开了四届人大，一片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无人压得住老干部们，安定团结的形势开始恶化。到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就基本上控制不住局势了，以至于引发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周恩来死后，中国安定团结的形势就失控了，从这点看，周恩来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的确是非常巨大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的温厚性格，也是他与毛泽东合作的非常重要因素。毛泽东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其实毛泽东自己更是钢铁公司，他与邓小平两个人是“钢铁”对“钢铁”，根本无法长期合作下去。事实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他与毛泽东合作了半年多就合作不下去了。而周恩来与毛泽东合作了几十年，这是历史上难得见到的刚柔搭配的理想领导班子。
周恩来退居二线后，无人压住否定文革的风潮，于是这股风潮开始喷发出来，很快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修改他在1975年上半年“安定团结”的初衷，发起一场针对这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反击。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老干部之所以敢大胆地发起否定文革的“回潮”，主要是有人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他们有后台，而这个后台就是周恩来。特别是与周恩来关系极为密切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大胆行动，更让毛泽东联想到他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
（55）
毛泽东认为，只有打倒周恩来这个后台，才能扑灭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于是毛泽东打响了这场 “反击战”，发起一场针对周恩来的“评《水浒》批宋江”判运动。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出毛泽东这次“反击战”搞错了对象，不应该针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其实是在扮演压制否定文革风潮的角色。
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看清周恩来的这个角色，所以发动了一场战略上错误的批判周恩来运动。这场批周运动，不但没有扑灭反对文革的风潮，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刺激和助长了反对文革的风潮，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这次针对周恩来的战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困难，这是因为周恩来已经交出所有权力，只是在名义还是国务院总理。以前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可以用剥夺周恩来的一部分权力，对周恩来进行“处分”。毛泽东在1973年批周恩来的时候，就是暂时撤销了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资格，作为对周恩来的处分或者处罚。而现在周恩来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毛泽东也就无法处分周恩来了，唯一可以做的“处分”，就是撤掉周恩来在名义上保留的国务院总理职位。
周恩来本人也看出此时自己是“无职一身轻”，毛泽东已经没有办法处分他了。周恩来进一步争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务院总理职位，这就让毛泽东更无法处分他了。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一般情况下，总理是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你不用出去。”
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
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和“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总理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因为此时周恩来已无任何实职，无任何权力，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斗争，就不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而是成为两人的“威信”之争。
（56）
提到“权力斗争”，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是为了个人私益的争权夺利，这是把权力斗争庸俗化了。不管“主义斗争”也好，“路线斗争”也好，最后总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权力，也就是“路线”的斗争，最后总要落到“权力”的斗争上。
毛泽东有自己的路线，刘少奇有自己的路线，周恩来也有自己的路线。如果毛泽东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中国就会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走;如果刘少奇或周恩来掌握了大部分权力，那么中国就按照刘少奇或周恩来的路线走。你想要中国按照你的路线走，你首先必须拿到权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此，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力斗争。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就是为夺权”，这句话并没有错，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文革就是夺权。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自己给文革的定义，就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因为只有夺了刘少奇的权，才能阻止中国走刘少奇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发出指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权力斗争中，所谓的“打倒”，具体说来就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也就是剥夺一切权力。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失去了一切权力，成为普通老百姓。197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标志着邓小平再次失去一切权力，也就是再次被“打倒”。
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也承认权力斗争。前面提到，周恩来在病重的时候对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里周恩来也明确地说，斗争的目的就是争权，不能让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在权力斗争方面，周恩来也绝不是手软的人。如果周恩来在权力斗争方面手软，拱手轻易把权力让给别人，他也不可能当27年的总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明线，最后以刘少奇丧失一切权力，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暗线，最后周恩来因病全身而退。周恩来是输给了自然规律，并没有输给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当时身体较好，大概绝不会把总理的大权交出去的。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夺权并不等于掌权”，夺到权之后，必须有能干的人来掌握才行，否则夺到手的权掌握不住，又会被别人再次夺走。
（57）
毛泽东的强项是“夺权”，包括领导中共夺了蒋介石的权，周恩来的强项是“掌权”。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有过被“打倒”的经历，而周恩来则是不倒翁，几十年来从未被打倒过，可见周恩来的“掌权”功夫是非常到家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夺权是成功的，但夺到权之后的掌权，却是失败的。最后这些夺到手的权，又被别人悄悄夺回去了。毛泽东的掌权失败，主要是缺少善于掌权的人才。毛泽东善于发现“夺权”人才，却不善于发现“掌权”人才，毛泽东的干将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是“夺权”人才而不精于“掌权”。相反，周恩来善于发现“掌权”人才，周恩来的干将都是善于掌权的高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双方都试图把能干的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在邓小平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毛和周都在争取邓小平，但最后是周取胜，毛不得不再次打倒邓。不过周恩来也有争夺人才失败的时候，典型例子就是乔冠华。
乔冠华在中共高官中是一个“异数”，因为他是当时部长级高官中，唯一一个有洋博士学位的人。乔冠华1913年出生在富裕家庭，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日本、德国留学，1937年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1938年回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重视和重用。新中国建国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之一，历任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初期，乔冠华作为周恩来派系的代表人物，与陈毅、姬鹏飞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头号“打倒”对象，但在周恩来保护下，乔冠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林彪事件后，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复出，陈毅去世后，姬鹏飞继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任外交副部长，成为外交部第二号实权人物。
姬鹏飞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他当外交部长并不意外。而乔冠华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当上外交部副部长，完全是得益于周恩来的培养和提拔。乔冠华除周恩来之外，与其他党内大腕人物几乎都没有渊源，完全是周恩来的人，有人说周恩来对待乔冠华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如果乔冠华1973年没有与章含之结婚，他肯定将继续作为周恩来派系的重镇人物，但这次婚姻改变了乔冠华的命运，因为乔冠华的新妻章含之是一位不一般的人物。
（58）
说到章含之，不能不说到她的养父章士钊。章士钊算是老牌革命家，早年为《苏报》主笔，大力宣扬革命思想，后又与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有影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曾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章士钊在此期间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资助两万元大洋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毛泽东。
后来有人说章士钊当年资助毛泽东，是因为看到毛泽东有“帝王之气”，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智慧。当时章士钊资助毛泽东，主要是看在湖南老乡的情分上。这笔钱对于当时已经是大人物的章士钊来说，并不算什么;而对于当时还是渺小人物的毛泽东来说，则是一笔巨款了，这笔钱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后来毛泽东还感激地说：“章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了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也成为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党外人士“世交”朋友。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还章士钊当年借给他的钱，2万银元折算2万元人民币。章士钊坚持不要，毛泽东则坚持要还。此后每年春节，毛泽东让秘书送2千元给章士钊，一直送了10年，还清了2万元。
章含之1935年生，生母原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后成为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1949年结识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洪君彦，两人恋爱，并于1957年结婚。洪君彦的父亲解放前是大资本家，与章士钊也算是名门相配。结婚后，洪君彦得益于章士钊的背景，一路攀升，年仅27岁时就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那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不过文革开始后，洪君彦被作为“黑帮”批判和批斗，可谓厄运临头。
1953年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之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63年毛泽东70寿辰，他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办一个家宴，章含之随章士钊一起去赴宴。宴会上，毛泽东得知章含之是英语教师时，问她：“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开玩笑，就说：“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还要拜你为师啊。”
章含之不知如何回答，章士钊替她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一星期后，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章含之，请她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半年多。从后章含之成为能够“通天”，直接与毛泽东说话的人。1971年外交部改组，毛泽东推荐章含之进入外交部，此后章含之一路攀升，历任一般职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参与了中美会谈、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
1972年，章含之与丈夫洪君彦离婚。关于离婚理由，章含之与洪君彦有不同的说法。章含之说离婚是因为洪君彦有外遇，而洪君彦则另有说法。另外，章含之还说：是毛泽东鼓励她离婚的。
（59）
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多月后，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
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
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
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
在场的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36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
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
（60）
章含之的上述说法，总让人感到有不自然之处。既然章含之好面子，怕别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鼓励章含之离婚，也不太合乎毛泽东一贯的做事风格。从各种人对毛泽东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不爱插手身边人的婚姻等私事的。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女儿李讷的婚事，毛泽东也没有插手。1970年，李讷到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爱上了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徐，但遭到江青的反对。毛泽东则尊重李讷的意愿，同意李讷自由婚姻，于是两人结了婚，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是一套《马列选集》。
另据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回忆说：【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
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含之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含之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
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章含之离婚后，开始公开与比自己年长22岁的乔冠华谈恋爱，当时乔冠华已经丧偶。章含之回忆说：【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花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有人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乔冠华和章含之谈恋爱，不管他们本人的意思如何，他们必然地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乔冠华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人，周恩来是乔冠华的大恩公，乔冠华是周恩来的人;章含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人，毛泽东是章含之的大恩公，章含之是毛泽东的人。一个毛泽东的人与一个周恩来的人恋爱，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矛盾，他们两人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现矛盾时，就不免要殃及池鱼，乔冠华和章含之也不得不做出选择：或者靠在毛泽东这边，或者靠在周恩来那边。试图两边都不得罪是不可能的，必须得罪一边。
果然，1973年底，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了重大矛盾冲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他们两人必须做出一个决断：真批周恩来，还是应付一下假批周恩来。如果是真批周恩来，乔冠华就对不起周恩来;如果是假批周恩来，章含之就对不起毛泽东。最后两人决定真批周恩来，靠到毛泽东这一边。
（61）
对此章含之回忆说：【回首往事，在19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
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
章含之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特别是不提他们在批周的会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此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了章含之在那次会上的表现：【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
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据当年与乔冠华同住外交部干部宿舍的俞建章撰文说：【章含之走进乔冠华的视野，继而走进乔冠华的生活，成为乔冠华的夫人，也成为把乔冠华拖进历史泥潭的罪人。章含之把乔冠华拖入泥潭，最丧心病狂的举动就是在1973年批判周恩来的风潮中，她把乔冠华捆在了自己的“战车”上，让乔冠华在批判会上连连向周恩来射出重磅炮弹。
且不说乔冠华批周恩来的那些发言内容的政治性是如何的荒谬和颠倒是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乔冠华的批周恩来，是把自己永远捆在了人格的耻辱柱上。
（62）
了解乔冠华的人都知道，乔冠华从1940年代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一直没有脱离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是在周恩来手把手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周恩来是他的领导人，也是领路人;是上级，也是父兄。
文革以后，乔冠华“落难”，在他任职多年的外交部并没有多少人同情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文革中政治上所犯的错误，更是因为他的反周恩来引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在道义上的厌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章含之。
在章含之后来撰写的那些《回忆录》里，对这些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不是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就是信口胡言。她写道：她和乔冠华曾经在陪同外宾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就1973年批周的事情向周恩来表示了忏悔，得到了周恩来的原谅。
周恩来已经去世，此话现在已经无从证实。但是，据当时参加接见的医生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这次接见时写道：周恩来接见完外宾之后，工作人员要求和总理合影留念，乔冠华夫妇也在合影人群之中。总理在记者照完像后，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句话，令当时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总理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是那些医生护士?还是总理身边的秘书、警卫?显然是说给那些在总理脸上打过叉的人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事件说：【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
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1973年12月，章含之与乔冠华正式结婚，当时章38岁，乔60岁。乔冠华在1973底年批周时“反戈一击”，立了功，成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但他们两人的职位和能力都不能独当一面，不能自成一派，只能投靠到江青集团那一边。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乔冠华接替姬鹏飞当上了外交部长，这既是来自江青集团的推荐，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但乔冠华的好景不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乔冠华被撤销外交部长职务，隔离审查。
（63）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印发了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亲笔信的影印件。章含之的信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该信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
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
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
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仲超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含之。1976年4月25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在她的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上述《罪证材料》，对章含之的信有如下说明：【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这封写给毛泽东的“告密信”，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章含之为什么要写这封“告密信”呢?这在后面分析。
（64）
章含之的这封信，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过时新闻”，不值钱了。章含之写这封信有一个大背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墙倒众人推，邓小平被撤职后，很多人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章含之在1976年4月25日写的这封信，就是在这股“推墙风”中的一封。而且，章含之的这封“告密信”并不高明，不但没有让毛泽东相信她的忠诚，反而让毛泽东怀疑她的忠诚度。
章含之揭发的问题，是半年前1975年8月发生的事。章含之在半年前为什么不揭发这件事呢?显然当时她是害怕邓小平，不愿意得罪人;现在邓小平打倒了，不用怕得罪邓小平了，所以这时才出来揭发。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章含之这封信只是一种投机性质的东西，不值得重视。
但在另一方面，公开出来的章含之这封信，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是历史研究的难得宝贵史料。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和张春桥历史都是叛徒。一般认为，康生和江青等人是一伙的，而且康生与江青还是同乡，两人的关系一直良好，为什么康生在突然要告发江青呢?在分析这件事之前，先看一下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行动。
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12月，周恩来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之前。据《百年潮》(中共党史学会期刊)2006年登载《康生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张春桥》一文记述：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面对这种形势，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做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问题。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反而留下了他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65）
另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述：【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张春桥的严重历史问题。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1975年8月，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康生第二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8月，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章含之的信中专门提到。康生第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底，再次向周恩来告发。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去世，这次告发是康生死前两、三周的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写道：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康生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
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66）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生办公室的电话：“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67）
康生在一年之中，前后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两次向周恩来亲自告发，一次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告发。看这个架势，康生似乎是非把江青和张春桥扳倒不可，临死前也不放过他们。在分析康生的告发动机之前，先分析一下江青和张春桥到底有没有历史问题。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6日发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专门提到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该文件称：【根据大量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张春桥的历史，的确有一点复杂。据该材料说：【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8月混进党内。】
张春桥在中学读书期间，的确进行过一些“拥蒋反共”活动，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是蒋介石统治时代，当时遵纪守法的本分中学生，就是要追随蒋介石“拥蒋反共”，绝大部分中学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张春桥做的那些事并不应该算“特务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张春桥参加国民党领导下的组织“华蒂社”，也是很正常的事。
后来张春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的复兴社活动，可以说是年青人初闯社会，什么组织都要参加一下试试看，在分析对比中，发现哪个组织适合于自己。这就像我们今天找工作的一样，年青人多找几个公司尝试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当时张春桥还没有加入中共，所以加入国民党组织也不应算“叛党”。至于攻击鲁迅，进行反共活动，也是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办事，不能说是什么大问题。1937年，张春桥对国民党失望，来到延安投奔中共。当时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那边干了一段时间，都国民党失望了，转而投奔延安，应该说也不少。
（68）
至于江青，该材料说：【1926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1929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1931年春，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俞启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12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关系密切，并在影剧界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1937年7月，江青到西安，与叛徒徐明清订立攻守同盟后混入延安。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江青的历史比张春桥简单得多，她在上海与中共党员俞启威同居时，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后来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过。不过江青当时是很小的人物，国民党抓她这样的人，只是吓唬一下，试图把她吓倒不敢再干左翼活动。江青在出狱发表过声明，说过一些“拥蒋反共”的套话，这不过是敷衍了事，不应该作为什么大问题。
据当时与江青在一起的“叛徒”徐明清交代说：【1935年4月我在上海被捕，1936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1937年7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告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