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五（20-21节）

　　目录

　　第20节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第21节林彪事件(上)

　　第20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9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所谓“知识青年”指的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学生，按现在的标准看起来，中学文化水平算不上“有知识”。不过在1969年的时候，农村的文化水平还较低，有初中文化就算是“有知识”了，所以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红卫兵的主体，也就是1966、1967、1968年这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插队落户”，也就是这些城市青年的户口，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安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农民。

　　在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队落户之后，以后每年又陆续有一些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前后共有约1600万知青到农村插队，直到1977年才停止。考虑到当时城市人口一亿多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知青”下乡。

　　毛泽东本来的文革战略部署中，本来并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出台的应急之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考虑。在“造反有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红卫兵，已经变得非常不安分，把这些人留在城市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要把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从而就消除了红卫兵不听指挥，继续造反的隐患。

　　很显然，当时如果不把红卫兵们送到农村中去化整为零，他们在城市中闹事起来，而且谁的话也不听，那就只能动用军队开枪镇压了。毛泽东让红卫兵“上山下乡”，避免了最坏的情况，这就是军队向群众开枪。当然“上山下乡”运动也有经济上的意义：文革后很多工厂处于停工停顿状态，很难接受这么一大批人就业，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去农村就业，也就是务农。

　　由于当时城乡生活差别很大，特别是大城市的知青，到农村去以后，发现那里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城市，于是产生一种被“欺骗利用”的感觉。他们对毛泽东搞的文革，以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毛泽东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自己被毛泽东当成工具利用了，用完后就廉价处理了。这些知青成为中国第一批反毛泽东的人，对毛泽东怨言极大，认为他们的青春被毛泽东耽误了。

　　（2）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也无可奈何。所谓“点火容易灭火难”，文革这把“造反有理”的大火点起来了，不把这批红卫兵送到农村去，造反之火就熄灭不下来。为了安抚下乡的红卫兵，后来毛泽东又放松了插队落户的条文，从1971年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顶职、病退、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其实知青真正在农村务农，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之后，这些人多半成为学校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文书、农机修理工等，脱离了直接的农业劳动。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不那么艰苦了。中小城镇的招工，也都优先安排知青当工人。

　　然而，这批知青的人数极大，再加上知青的家长，几乎半数以上城市居民，都对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非常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被人民所不满。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因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伤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夺权的文革”已经结束，“整党的文革”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前的文革，称为第一场文革，也就是“夺权的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的文革，称为第二场文革，也就是“整党的文革”。

　　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它是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取党政军各领域“当权派”的权力。但“夺权的文革”只是把刘少奇的权夺过来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权都没有夺过来，因此这场“夺权的文革”失败了。毛泽东最后遣散红卫兵，就意味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彻底结束。

　　虽说毛泽东全面夺权的“夺权的文革”失败了，但它也大大削弱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有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搞文革的话，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整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因此，毛泽东趁着这个机会，又发起了第二场“整党的文革”，这可以说是对第一场文革失败的补救。

　　关于“整党的文革”，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的目的是改组和改造中共。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共已经变成“暮气沉沉”的保守党，不想再革命了，不想再进取了。因此毛泽东要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并且认为只有“朝气蓬勃”的革命党，才能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

　　（3）

　　中共的“九大”，就是毛泽东搞“整党的文革”的开始。很多人说，中共“九大”是一次非常“不正常”的大会，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什么是“正常”呢?“正常”就是跟过去差不多，变化不大。如果中共“九大”是“正常”的大会，那就说明“九大”跟过去差不多，还是老一套，那么毛泽东的大刀阔斧整党又体现在哪里呢?因此，“九大”的“不正常”，正是体现了毛泽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以及进行大力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后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当然也就没必要召开党中央全会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不正常”的，它的不正常，首先表现在人事上。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5人，按照规则，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全体中央委员，应全部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可是这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9人。在没有到会的136人中，除10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扩大”，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等74人都扩大了进来，使参会人数达到133人。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在开幕式上，周恩来率先讲话说：【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接着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九大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修改党章草案的讨论;(三)专案审查报告，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周恩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大家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些是：(一)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正确?(二)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不该搞?(三)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四)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显示了毛泽东的一种策略，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4）

　　与两年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比，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十一中全会两年多之后开的。但以我的感受来说，两次全会的政治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紧张、恐惧;八届十二中全会是：轻松，踏实。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是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有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把文革看成是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一样，我当时已经准备随时被关起来，后来我考虑到的问题都成了现实。但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我的疑虑基本上都消除了。】

　　邱会作说出参加这次大会绝大部分老干部的心里话。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老干部们人人自危，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牵连进去。可是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搞文革的武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被遣散了，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的噩梦，已经不再可能出现，老干部们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大家的心情就轻松愉快下来。

　　大家的心情轻松下来，就可能会出现“畅所欲言”的情况，而这种“畅所欲言”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的上半阶段，大家心情很好，会上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心情很好，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毛泽东要吸取以往的教训，警惕这次会议上大家“心情很好”状况，所以他要在开幕式上提醒大家：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什么是不该说的话呢?这就是毛泽东端出来的关于文革的四个致命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按照中共的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都要总结上一次全会到这次全会之间的工作情况。从上一次1966年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到这次1968年10月召开的十二中全会之间，党中央的主要工作和任务就是搞文革。因此按照惯例，应该在这次全会上，对这两年搞文革的情况做出一个总结和评价。

　　可是要对这两年的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就很难不涉及到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这四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话题，一旦讨论起来，都很有可能引发出否定文革的论调。现在毛泽东的文革是处于受挫折的低谷阶段，不过毛泽东是不认输的，他要进行各种努力，把文革继续搞下去。而在低估和挫折阶段，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内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说什么“文革不该搞”、“文革缺点很多”、“文革搞不下去了”。如果党内这种否定文革的论调泛滥起来，毛泽东的文革就真的搞不下去了。因此，毛泽东必须事先制止否定的文革议论。

　　（5）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先把这四个致命话题讲出来，主动提出大家来“议论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反话”，他口头上让大家来“议论一下”，其实上是在提醒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因为毛泽东又不可能用“大白话”告诉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

　　果然，一些悟性好的高官，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是不要议论这四个致命的话题;而那些悟性不太好的高官，不明白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就去向那些悟性好的高官请教，于是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不要议论毛泽东说的四个话题，不要与毛泽东“过不去”。果然，这次大会上，谁也没有议论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避免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

　　不过，大家都不对文革进行评价，这次大会上不对文革做出一个总结，也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毛泽东本人来对文革进行评价，不免让人感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所以，这次对文革进行评价的重任，又落到林彪身上。这就像1962年刘少奇挑战毛泽东，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后，林彪出面讲话，帮毛泽东回答刘少奇的问题。这次，林彪再次出来，帮毛泽东对文革做出总结。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专门对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林彪说：【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我就只能讲个大概。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三个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林彪这里代替毛泽东，回答上述四个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关于“文革该不该搞”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必要性，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然的话，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遭受一些牺牲，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

　　（6）

　　【这次文化大革命，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人民一定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些损失。所以，现在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林彪阐述搞文革的必要性，他的论点是：如果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反复辟”，中国就会发生内战。而一旦发生内战，那么付出的牺牲就会更大。搞文革就等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与大规模内战相比，文革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文革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意义，林彪说：【在我看，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文化革命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世界第二次文化革命是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

　　【这三次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如果同中国这一次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它们的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林彪用世界历史来举例说明，把文革说成是超过人类历史任何一次的文化革命。这也就是说，文革的是无比正确的，对人类历史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学会了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七亿人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群众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不会被冒牌的社会主义所欺骗，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

　　【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苏联这些国家，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第二点。】

　　（7）

　　【我过去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这种损失，与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

　　林彪总结文革的胜利成果：(一)老干部受到了教育，学会了继续革命;(二)群众普及了毛泽东思想;(三)军队也受到了教育;(四)文化上的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也就是后来说的“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五)文革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的错误，就是只看到暂时局部的损失，没有看到长远整体的胜利。

　　关于“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的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在1924年就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斯大林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林彪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这个新理论指导的有力武器，文革就一定能搞到底。

　　林彪的这次讲话，是代表参加这次全会的全体人员，对这两年来的文革工作进行的总结。林彪从各方面全面地肯定了文革，而且把文革说得近似于完美。林彪以党内第二把手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就压住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如果林彪也像当年刘少奇一样，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讲话，对文革表示怀疑，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法再搞下去了。

　　虽然林彪的这次讲话是空话大话连篇，但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把文革总结到这个地步，也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怎么说，这次林彪又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林彪对文革进行了总结之后，其他参会的人们，就不必再对文革的问题进行讨论了，但这次全会上不讨论文革，大家难免陷入无话题可说的尴尬地步。为此，毛泽东给大家带来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问题，第二个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

　　（8）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人事方面。两年前的十一中全会上，中共高层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人事变动，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在这次十二中全会之前，很多高官已经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全会将进行非常重大的人事变动。可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却再次出人意外，这次全会没有提及人事的变动，甚至没有提出人们最为期待的“党内地位排名顺序”。

　　中国的体制是仿照苏联的“人民政府”体制，与传统的封建君王体制或资本主义民主体制，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高低次序。外国的政府高官：总统、总理、国务卿等的行政地位，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但中国的体制却不一样，比如中国最高的四个职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他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级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

　　为了弥补政府高官的地位模糊问题，中共另外制定一套“党内地位排名顺序”，来明确政府高官的地位顺序。在每次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都要公表一个最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名顺序，来明确每个官员的高低地位。按照中共的纪律，政治局排名低的人，要接受政治局排名高的人的领导，这与他们担任的行政职务和级别的高低无关。

　　比如林彪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周恩来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朱德的行政职务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尽管周恩来和朱德的行政职务都高于林彪，但在党内的排名，林彪排第二位，周恩来排第三位，朱德排第九位，所以周恩来和朱德都要反过来接受林彪的领导。因此，看中国的政治，仅仅看官员的行政级别是不行的，更要看他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非常明确的，十一位常委排名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明确打倒了的，剩下的八名常委，他们的排名顺序是什么呢?这次大会上完全没有提到和说明。

　　到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选出政治局常委五人，可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三人都没有排名。当时的公报是这样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这样一来，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人就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了。

　　（9）

　　这种取消“党内地位排名”的新体制，也是毛泽东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本意是，取消党内地位的排名，可以让大家减少为了争排名的内讧。但事与愿违，这种不分排名的体制，反而造成权力和责任分不清。因为没有排名，高官们相互不服气，更加不团结了，特别是引起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严重内讧，继而引发林彪出逃的政治灾难。因此，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毛泽东又重新恢复了“党内地位排名”的体制。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回过头来说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对犯了错误官员的处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被明确打倒了的，应该给予明确的处分。在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等人做出明确的处分，该会议公报说：【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然而，这次全会对邓小平和陶铸的处分，又让人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还出现了意见分歧。林彪的意见是不仅要严厉处分刘少奇，还要处分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和贺龙，但毛泽东却不同意。林彪在这次全会上讲话的最后说：【我的讲话到这里为止，最后有几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打倒彭德怀、贺龙!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的口号，也是代表林彪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这五个人，但毛泽东却表示另外的意见。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这里说的“大家要开除他”，这个“大家”中带头的就是林彪。不过这次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并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次大会没有对邓小平问题的作出结论，只是对邓小平继续进行“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是伸缩性非常大的，等于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当成是犯罪嫌疑人，最后审查的结果，既可能是有罪，也可能是无罪。同样，毛泽东对陶铸和贺龙也没有做出“有罪”的结论，也只是继续“隔离审查”。至于彭德怀，虽说早在1959年已经给予了撤职的行政处分，但并没有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10）

　　毛泽东为什么不对邓小平等人开除党籍呢?因为毛泽东在经历了“夺权的文革”失败之后，他已经预感到下一场“整党的文革”将是一场硬仗，绝非那么容易取胜。因此毛泽东要保留一些预备力量，以备应急时用。如果开除了邓小平等人的党籍，那么今后就无法再启用邓小平了。这时，毛泽东已经把邓小平、陶铸和贺龙等人，留下来当作应急的预备队。陶铸和贺龙如果不是因病死于文革期间，后来也很可能重新复出的。看来，一个人政治生命，也取决于由“天命”这个东西规定的寿命。

　　文革开始后，那些被“打倒”的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党内受到的都是“隔离审查”的处分。为了搞清这些被“隔离审查”的干部，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中央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全方位地彻底审查这些被“隔离审查”高官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中央先后成立了10多个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邓小平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

　　这些专案组，除了刘少奇专案组得出结论之外，大部分专案组都没有得出结论，有的专案组虽然得出了结论，但没有被中央通过。比如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

　　但中央没有批准彭德怀专案组的这个结论，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974年病逝，也还是处于“隔离审查”状态，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结论。彭德怀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更没有被判刑。

　　刘少奇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后来林彪等人死后被开除党籍，性质是追溯，与刘少奇不同。1968年10月18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刘少奇专案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里对刘少奇的处分，只是开除党籍，并没有对刘少奇判刑，也没有剥夺刘少奇的政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被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才是罪犯。而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仍然算人民内部矛盾，不算敌我矛盾。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虽然是铺天盖地大批判了一通，但最后的处分，还算是手下留情的，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对刘少奇判处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力。后来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人，都受到了判刑处分。

　　（11）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刘少奇的叛徒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参会的人每人发一袋《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其中一份长达74页的材料名字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主要是揭发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被捕的“叛变”情况。

　　现在主流的说法是：刘少奇的这份“罪证”材料完全是诬陷。不过事实也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不会是绝对清白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光彩的和不愿意公开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大人物，当他们在位的时候，人们不敢讲他的坏话，可是一旦倒台，墙倒众人推，各种各样的不光彩事情就被人们揭发出来曝光了。这种揭发材料，里面固然有诬陷的东西，但也有真实的东西。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蒋介石时代的国策第一条就是“反共”，当时加入共产党本身就是极大的罪过，有关共产党的案子都是重案。据说蒋介石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因此共产党员一旦被捕，要想出狱，绝对没那么容易。

　　一般来说，被捕的共产党员要想出狱，只有三条路：(一)叛变，(二)写悔过书宣布脱党，(三)被党组织营救出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敌人不知道该人是共产党员，被当成错抓的人释放。

　　刘少奇三次被捕，而又轻而易举地出狱了，这就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刘少奇是怎么出狱的呢?刘少奇在自己的履历书中，关于他出狱的说法是：因为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把他关了一阵就放了。但刘少奇的说法，疑点也很多，特别是关于1929年的那次被捕。

　　刘少奇自己写的《简历》说：【1929年，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来，刘少奇自己又改了这个《简历》，改为：【1929年，在罢工中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

　　刘少奇自己修改的自己简历，是一个疑点。按照刘少奇修改前的说法，他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如果是叛徒出卖，那么敌人就已经知道刘少奇的共产党员身份了，又怎么会轻易把他放出来呢?所以刘少奇后来自己也感到不妥，就把“被叛徒出卖”，改为“在罢工中”，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但刘少奇对自己《简历》的修改，反而让人感到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鉴于这些疑点，毛泽东早就对刘少奇的被捕产生过怀疑，1953年，毛泽东秘密让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查一下伪满政府的档案资料中，关于刘少奇被捕的情况。

　　（12）

　　据“高岗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张秀山回忆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对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材料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有些人因此说，毛泽东在1953年就开始“整”刘少奇的黑材料了，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因为在1953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毛泽东之所以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应该是出于一种想知道真相的好奇心。另外对于一个政党的领袖，也有必要了解清楚自己部下的真实情况。虽说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是非常信任的，但他也想搞清一个长时间隐藏在心中的疑问：刘少奇到底叛变过没有?

　　以前毛泽东没有机会知道这个秘密，现在缴获了伪满政府的档案，就可以查出刘少奇被捕时的真相了。然而，高岗却误解了毛泽东的动机，以为毛泽东秘密查刘少奇的档案，是想“整”刘少奇。于是高岗开始大肆进行搬倒刘少奇的活动，结果没有搬到刘少奇，高岗自己却倒台了。不过，如果高岗没有自杀，到文革时，他是第一个反对刘少奇的人，应该可以作为“反刘英雄”复出了。

　　高岗当年查出了刘少奇什么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文革中，公布出刘少奇的很多“叛变”罪证。刘少奇专案组还找了一些当时跟刘少奇一起工作的原中共党员，揭发刘少奇叛变的情况。特别是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孟用潜的揭发，特别具有杀伤力。

　　孟用潜的揭发供词说：【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沈阳)纱厂开支部会，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以及满洲省委委员丁基实等人。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

　　【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刘少奇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他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是当作煽动工潮案审讯，当作是一个工潮案，而不是共产党案。最后刘少奇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

　　（13）

　　除了孟用潜的揭发材料，还有与刘少奇一同被捕的原中共党员丁基实、成柱周，以及当时参与过审讯刘少奇的伪满警察刘多荃等人的供词。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提供的材料来看，刘少奇的叛徒案，似乎是“铁证如山”。据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

　　【给刘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为“叛徒、内奸、工贼”。关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问题，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岗去调查，结果给高岗惹下致命的麻烦。现在，叛徒的帽子给刘少奇直接扣上了。全会对刘少奇进行了认真揭发批判，印发了大量审查材料。那些材料，极大多数有时间、地点、事实真相、并有旁证材料和实物照片。当时，对这些材料本身是没有不信的理由的。】

　　【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对当时的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对当时的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者全部推翻。但不管怎样，决不能说刘少奇的材料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捏造的。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使别人对我们党的公信程度有质疑。】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是“靠边站阶段”，从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在这个阶段，刘少奇虽然失去了权力，但仍然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仍可以自由行动。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与刘少奇见面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二个“批判阶段”，这个阶段从1967年1月到1967年6月。

　　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大约1967年1月16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1月13日见面的三天后，刘少奇的电话就被拆除了。前文分析过，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次见面的态度很不满，最后下决心彻底打倒刘少奇。1967年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掀起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据王光美回忆说：【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14）

　　在这个对刘少奇的“批判阶段”中，还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批斗。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

　　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在这个“批判阶段”中，虽然报刊上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对王光美进行批斗，但还没有发生对刘少奇本人的直接批斗，刘少奇也还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到1967年7月，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三个“批斗阶段”，就开始对刘少奇本人直接批斗了，这个阶段是从1967年7月到9月。

　　王光美回忆说：【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15）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9月13日凌晨，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

　　1967年9月王光美被逮捕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四个“隔离审查阶段”。此后不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了，只是把刘少奇隔离软禁在家里，由刘少奇专案组来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半年后，到1968 年4月，刘少奇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站立不稳等症状;7月出现严重病情，经抢救后脱险。

　　1968年10月，刘少奇的审查结果出来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这个审查结果，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此后，对刘少奇的处理进入第五个“削官为民阶段”。此时刘少奇被撤销一切职务，被开除出党，变成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了，但也不算是罪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标准，对刘少奇的处分就是“削官为民，永不录用”。这在中国古代，也算是比较轻的处分，重的处分是杀头，处刑，流放。

　　刘少奇“削官为民”之后，按道理他应该离开中央，到民间去自力生活。但从1968年10月以后，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自行进食了，全靠鼻饲维持生命，因此他也无法自力生活，只能继续住院。刘少奇就这样靠鼻饲生活了一年，到1969年10月17日，作为中央战备疏散计划，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疏散到河南开封。到开封后刘少奇的病情加重，11月12日在开封去世，终年71岁。

　　有一些传闻说：刘少奇生病后无人照看，去世时白发一尺长等等，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刘少奇从1968年10月就已经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了，如果无人照看，是不可能再活1年多的。应该说，刘少奇并不是被故意“害死”的。

　　（16）

　　除了揭批刘少奇之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第二个重点讨论话题，是批判“二月逆流”。本来“二月逆流”是发生在1967年2月的事，已经过去1年半多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来批判呢?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对参加“二月逆流”闹事的“三老四帅”的不放心。

　　毛泽东知道陈毅这些人都是胆子大的，敢说话的，在1967年2月红卫兵造反派兵临城下，对他们磨刀霍霍的时候，他们都敢跳出来“放炮”。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遣散，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他们讲起话来就更无所顾忌了。这次参会的老干部们，绝大多数对文革都有很大不满，如果陈毅等人带头挑起批评或者质疑文革的话题，众人跟着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么情况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在“二月逆流”闹过事的“三老四帅”，是这次会议的最大危险分子。对此，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方法是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第二个方法是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但把他们的嘴堵住，不让他们放肆地讲话。

　　第一个方法显然是下策，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硬不让他们来开会，反而会损害毛泽东自己在党内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只能采取第二个方法，先发制人，用批判“二月逆流”的作为理由，使“三老四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样他们就无法放肆地说话了。用批判“二月逆流”来堵住陈毅等人对文革的批评，可谓毛泽东的一个高招。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对陈毅等人的防范，还是有必要的。在两年后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与林彪发生正面冲突的关键时刻，陈毅果然跳出来“放炮”，声称：“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后来，又把陈毅和陈伯达一起批判，称为“二陈合流”。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话题。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准备“九大”而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江青等人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三老四帅”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17）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做出认真的检讨。”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这次批判“二月逆流”不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中央文革的建议，这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如果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成为毛泽东的指示，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毛泽东就要与“三老四帅”的关系紧张起来。而批判“二月逆流”由中央文革提出来，毛泽东只是附和一下，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了，这样毛泽东就可以避开与“三老四帅”关系紧张，可以作为第三者来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件事。

　　毛泽东唯独不让“三老四帅”中的谭震林来开会，是毛泽东对谭震林公开扬言“我不跟毛主席了”的惩罚。另外，这次除了批“三老四帅”之外，还要批朱德，也是因为毛泽东怕朱德在会上挑起否定文革的话题，批一下朱德，就可以把朱德的嘴堵住，保证这次会上不会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这次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一个重点，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被批判的人也都承认，自己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尤其几个元帅，他们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们的人调子还高。总理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头戏，他挨个批判这些老同志，尤其是几个元帅，总理批的很厉害，也很具体。】

　　周恩来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心情也是轻松的，现在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老干部们都保住了，至少是他们的肉体生命不再有危险了。保住老干部是周恩来的胜利，这些现存的老干部，都在心里感谢周恩来，这使得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比在文革前飞跃了一大步。

　　在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反对。因为这次批判“二月逆流”，是在党内“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红卫兵的揪斗相比，那根本不算是什么事情。

　　（18）

　　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上的哲学是避免斗争，折衷主义，他知道“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得罪过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已经停止夺权了，大家已经都安全了。所以此时让毛泽东批判一下“三老四帅”，出一出气，大家又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因此，周恩来不仅没有反对批“二月逆流”，而且还动员“三老四帅”认真检讨一下，让毛泽东高兴，把这件事情淡忘过去。周恩来自己也发言批判“三老四帅”，甚至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这也是为了让毛泽东高兴。大家忘掉过去的不愉快，重新团结起来。

　　林彪在这次会上也对“二月逆流”狠狠批判了一下，因为这是毛泽东的部署，林彪当然要跟着执行了。不过林彪的批判，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人的差役，把打人的棍子举得很高，但打下去并不重，这是打给别人看的。林彪在讲话中说：

　　【主席原定在1967年3、4月份文革“见眉目”的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二月逆流”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和批判“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会要流产的。】

　　林彪说：“二月逆流”破坏了毛泽东原定在1967年3、4月文革“见眉目”的打算，这点林彪是看得很准的。林彪又说：这次全会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就会流产，这点林彪看得也很准。这次会议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陈毅等人来一个否定文革的“放炮”，引发高官们的共鸣，那么文革就要流产了。

　　林彪尽管给“二月逆流”帽子戴得很高，但打下去的手并不重。林彪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

　　林彪明确把谭震林以外“二月逆流”几个人称为“老同志”，明确把他们与彭德怀和贺龙区别开。在林彪看来，彭德怀和贺龙是一定要打倒的。林彪还明确肯定，要把“二月逆流”的几个人选为“九大”代表。

　　（19）

　　至于参加“二月逆流”几个老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林彪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反对了。因为过去的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的舒服，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他们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反对革命继续前进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林彪对“二月逆流”原因的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要点。

　　周恩来以为这次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只是狠狠批评一下，出一口气，就完事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在这里还留了一个后手，让周恩来在后来的“九大”上栽了一个跟头。

　　据吴法宪回忆说：【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并且登在了《简报》上。】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出来了。彻底算这些同志的历史老账，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彻底揭发陈毅等人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而且陈毅等人自己也都承认了，周恩来也承认对陈毅等人的批判是正确的。而且，这些揭发批判材料，都白纸黑字地印在会议的《简报》上。陈毅等人“认罪过关”后，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九大”。但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陈毅、李富春等人的历史问题严重，而且这些历史问题陈毅等人自己也承认了，周恩来也同意了，所以陈毅等人不能当选政治局委员。

　　（20）

　　这下让周恩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周恩来本人也批评过陈毅的历史问题，陈毅本人也承认，这些都白纸黑字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上。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把当时随便批判一下的材料“当真”了。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当政治局委员，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周恩来找不出理由反驳。结果在“九大”上，陈毅等人只当选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使周恩来的势力大损，这些是后话了。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言说：【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开得好嘛。】

　　【“二月逆流”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公开讲的，大闹就是公开讲嘛。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对“二月逆流”表态。他对“二月逆流”参与者的批判是很轻的，甚至说 “大闹”是“党的生活允许的”，这样就与江青等人对“二月逆流”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拉开了距离，显出毛泽东的宽厚。

　　毛泽东又说：【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没有好人?在座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嘛。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贺龙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等人的揭发材料看来，贺龙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的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对于军队方面的老干部，毛泽东一方面肯定红四方面的干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贺龙，公开说对贺龙“不保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应该主要是对林彪的让步，打倒贺龙让林彪满意。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康生等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准备在“九大”上继续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说：【不要再批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样，“二月逆流”的问题终于结束了。

　　（21）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准备开始他的第二场文革：整党的文革。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力量，第一个当然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江青集团。可是单单靠江青集团的力量显然还不够，还需要林彪集团来配合，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可是毛泽东的整党还没有开始，后院就起火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两股力量：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出现了严重的内讧。

　　为什么会出现内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江青这个人，在于江青有野心，想接毛泽东的班。人一旦有了野心，就不会安分守己，就忍不住要跳出来争夺权力，天下就不太平了。至于江青的野心，我们先看几个人的回忆片段。林彪“死党”之一的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什么都不是，但她已经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周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这个问题，在江青公开场合出现时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与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场合，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小组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在文革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可以与周恩来平起平坐了。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与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与毛主席近一些。不能如愿，她有时就用毛巾去给毛主席擦擦鼻涕，整整衣服。】

　　林彪“死党”之一的李作鹏回忆说：【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上，江青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有好日子过。”江青又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后来毛泽东也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想接毛泽东的班，做党主席，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当然，江青也明白，自己要想做党主席，没有军权是不行的，所以她就想方设法伸手向林彪控制的军队抓权，结果引发了与林彪集团的严重冲突。

　　（22）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江青伸手向军队抓权，应该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那时毛泽东急需林彪的帮助，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向林彪夺权，和林彪把关系搞糟。

　　江青向军队抓权，等于是要夺林彪的权，当然引起林彪的强烈反弹。据李作鹏回忆说：【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随着她的地位的提高，她试图控制军队的野心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了，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

　　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我们防止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真的如同防止盗贼一样严格。】

　　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林彪集团在反江青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哪些是江青代表毛泽东，哪些是江青自己的私货。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成为提供这种情报的重要人物。汪东兴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方便，向林彪提供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情报。据邱会作回忆说：【军委办事处与江青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在杨成武时期，与江青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抵制江青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群又转手传到黄永胜那里。】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汪东兴似乎有点像林彪安插在毛泽东身边的间谍了，把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情报，在第一时间向林彪汇报。汪东兴为什么这么做呢?据吴法宪回忆说：

　　【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讷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

　　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汪东兴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23）

　　关于江青对汪东兴的态度，邱会作也回忆了一些细节，他说：【江青出席中央碰头会，从她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江青凡是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是进场后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噘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毛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骂人了。

　　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中央碰头会在钓鱼台16楼开会，我到会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护士给江青端来一杯开水和一包药，江青端起开水喝了一口，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哎呀，不得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你心里有没有毛主席呀?”

　　我坐的比较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走到外面，叫护士给江青重端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才息怒。】

　　邱会作还特别提到汪东兴对他们说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里长谈过两次，每次谈话都在5个小时以上，所谈的内容是天南地北，但中心是谈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据汪东兴说：“江青与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从汪东兴的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所顾忌了。现在看来，我们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东兴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

　　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大胆地抵制江青，除了听信汪东兴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林彪态度的转变。据邱会作回忆说：【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

　　林彪之所以对江青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以前江青是通过红卫兵和造反派，间接地向林彪夺权，所以林彪也没有必要撕破脸直接跟江青斗。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没有了，江青直接伸手向林彪夺权，林彪就不能对江青再客气了。林彪怕自己手下的人，鉴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不敢跟江青斗，就给他们壮胆说：毛泽东对江青也是公事公办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迁就江青了。

　　在林彪的支持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果然与江青勇敢斗争起来。这里摘录其中一件事。据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

　　（24）

　　【待续】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1968年5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像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江青就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她心中极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

　　江青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

　　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江青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江青这样赤裸裸地向军队插手，引发与林彪的关系紧张，毛泽东当然也不满意。毛泽东为此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江青出于个人野心，并不听毛泽东的话，还是背着毛泽东继续向林彪和军队伸手插手，造成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关系紧张。后来毛泽东与林彪彻底闹翻，江青不能说没有责任，这也是后来引发“九一三”事件的远因吧。

　　毛泽东对江青也是没有办法，他晚年提到江青，曾十分痛心地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我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来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25）

　　应该说毛泽东对江青并不满意，但江青在文革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如果毛泽东不用江青的话，那么谁能替代江青这个先锋呢?

　　陈伯达是个迂腐的书生，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根本不堪用。张春桥倒是比较足智多谋，可是张春桥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老干部们。江青的资历虽说也浅，但她可以借助“毛夫人”的招牌，压住相当一部分人。

　　康生的资格虽然老，也相当足智多谋，但康生熟知党内斗争的深浅，在关键时刻不肯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打冲锋。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中，康生看到周恩来派的奋起，赶紧缩到一边不出头了。康生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不能指望他出来当先锋的。

　　本来毛泽东曾想培养陶铸当先锋，没想到陶铸连几个月的考验都没有通过。陶铸想八面玲珑保住自己的地位，到处当好人，谁也不得罪，根本没有江青那种不怕得罪人的战斗精神。于是，毛泽东就陷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困境。尽管江青不理想，但毛泽东也还不得不用江青。

　　随着“九大”的临近，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第二次面临分配胜利成果的难题。第一次是1949年建国时的分配胜利成果，那次分配得很成功，没有引发大的不满和内讧。在这次召开“九大”时，一大批当权派的老干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出现许多权力的真空和职位的空缺，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权力重新分配，第二次分配胜利果实。这次毛泽东的分配胜利果实不太成功，留下很大的隐患，这是导致后来林彪事件的起始点。

　　按照常规，党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是一种党内地位的象征，历来都是由第一把手或者第二把手来做。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做的，1956年“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1969年“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1974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做的，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做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做的，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做的，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和2002年“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是江泽民做的，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

　　（26）

　　“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做，这是早就定好的。但是由党的第二把手做《政治报告》，有些内容不一定反应第一把手的意思，这在“八大”时就出过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后来听说主席说过，他在“八大”基本是一个闲人。像《政治报告》这样的文件，我们看见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来写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提法，修改之后，先给坐在右边的周总理看了，再给坐在左边的刘少奇看，周总理还在那个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时，印发了周总理的这个批注。】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给毛泽东看的《政治报告》草稿中，原先并没有这句话，是后来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这样的提法，所以在主席台上提出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阶级斗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再次提到此事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按照常理，既然让林彪做“九大”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应该由林彪来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所以，林彪得到毛泽东指定他来做《政治报告》的指示后，就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完全由林彪自己来起草文件，万一有什么提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是很麻烦的，上次刘少奇就是教训;可是如果完全由毛泽东那边准备好一份《报告》，林彪只是照本宣科地宣读一遍，那么林彪就成了傀儡人物，做给别人念稿子的傀儡事情，林彪的面子和自尊心都是不允许的。

　　因此，林彪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准备两份《报告》：第一份由毛泽东那边指定人写好，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发下去;第二份是林彪的口头讲稿。林彪并不宣读毛泽东那边起草的正式《政治报告》，而是讲自己的口头讲稿，这样就不会有傀儡人物的形象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27）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搞两份《报告》的建议，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正式的《政治报告》，另一份林彪的口头讲稿，则由林彪自己起草。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又说：“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

　　林彪授意后，我和李春生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根据叶群的布置，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1969年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林彪会客，向来不让工作人员在场，但负责迎送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我在林彪门外等着他们谈话的结束，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等三个人从里边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我听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从他们谈话的和谐气氛来看，这次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过程是顺利的，但结果并不顺利。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头三个题目的初稿。但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钓鱼台开会讨论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云生这里说的轩然大波，就是陈伯达起草的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后来被毛泽东否决。这引发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陈伯达这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授意写的。这是目前的主流说法;第二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自己写的，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来自陈伯达本人。

　　第一种说法，最初来自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它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政治报告》。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

　　（28）

　　关于“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这件事，吴法宪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报告》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陈伯达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的愤怒，是生气陈伯达背叛自己，投靠到林彪一边去了。关于陈伯达的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关于陈伯达《政治报告》的第二种说法。陈伯达出狱后，多次否认他曾经得到林彪的授意，声称那份《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不过陈伯达的说法，疑点很多。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回忆说：

　　【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毛家湾那里谈了一下，林彪表示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

　　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圈阅退回，就这样，陈伯达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据陈伯达的秘书说，陈伯达是在见了林彪之后，定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而且，陈伯达写好提纲后，又去与林彪商量，最后定下总题目和小题目。因此，陈伯达这份《报告》的总纲精神，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授意，至少是陈伯达与林彪商量决定的。因此，陈伯达说《政治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是不真实的，这主要是陈伯达想撇清他与林彪的关系。因为那时林彪是第一号“坏人”，陈伯达说他不是听从林彪的指示，而是自己写的，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罪过”。

　　（29）

　　另外，毛泽东的本意是不同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但陈伯达把提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圈阅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毛泽东是想拖一拖，让林彪自己主动改正。如果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同意或批评，就会引起林彪的不愉快，影响他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指望林彪自己主动改正过来，这样就不会伤及两人的感情。

　　陈伯达本来是毛泽东的人，历史上与林彪并无什么交情，怎么会加入到林彪集团里去呢?这主要问题是江青。江青对陈伯达丝毫不给面子，动辄训斥，让陈伯达的自尊心难于忍受，终于选择离开毛泽东，投奔林彪了。

　　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其实江青也不是单单对陈伯达，对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是动辄训斥，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不生气呢?因为他们两人对江青“服气”，认定自己应该接受江青的领导，所以对江青的训斥没有反感。而陈伯达仗着自己是毛泽东多年政治秘书的老资格，对江青根本不服气，对江青的训斥耿耿于怀，这样他与江青就无法和平相处下去了。

　　关于陈伯达向林彪靠拢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

　　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人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陈伯达加入林彪集团之后，也就开始为林彪效力，开始站在林彪一边，与江青集团进行斗争。

　　（30）

　　本来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写《政治报告》。可是陈伯达却来了一个反常的举动，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单独写。这样一来，就出现两份《政治报告》，一份是陈伯达单独起草的，另一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出现两份《政治报告》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前，原来中央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我不愿同张、姚合作。在起草人的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了另外一个稿子。】

　　陈伯达说的他自己的行为，显然是反常的。因为既然是中央决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那陈伯达就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显然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为什么陈伯达这么大胆，敢违背中央指示呢?这是因为陈伯达得到了另外一个“中央”的支持，这个另外的“中央”就是林彪。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也回忆说：【写《政治报告》的工作开始了，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陈、张、姚三人起草报告，而陈伯达却甩开张、姚，自己干。我们向陈伯达提出：“张、姚他们来问怎么办?”

　　陈伯达固执地说：“不管他们，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果然，这时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自己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姚文元，说：“告诉张、姚他们，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后来张春桥又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我们答复：“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不会闲着的，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31）

　　陈伯达以前对江青是唯唯诺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江青身边的红人，陈伯达本来应该不敢得罪这两个人的。可是陈伯达这次有了林彪在背后撑腰，居然大起胆子来，敢挺起腰杆跟江青集团斗争了。陈伯达不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写作，主要是要贯彻林彪的想法和主张，防止张、姚“塞进他们那些东西”，把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搅混了。

　　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是什么呢?据邱会作回忆说：【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就开始自己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他已有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了下来，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的“克己复礼”思想就很重了，他认为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应该满意了。文革这几年确实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搞派性，搞武斗，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的认为，毛泽东既然已经把刘少奇等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革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在“九大”以后，文革就应该停止了，政治运动不应该再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中共应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题，应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是熟知毛泽东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题目，只谈建设，不谈革命，肯定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这点，林彪在动手写之前，就应该很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题目不会高兴。那么为什么林彪还要偏偏惹毛泽东的不高兴，偏要提出这种题目的《政治报告》呢?这是因为林彪试图通过这份《政治报告》，给毛泽东提意见，或者说是向毛泽东“进谏”。

　　林彪希望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轨道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林彪的这个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早就想向毛泽东提了，可是他又不敢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自从彭德怀之后，党内敢向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人就没有了。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更不是一个好办法，彭德怀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的信，出了大问题。

　　（32）

　　那么林彪怎么才能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呢?于是林彪就想出一个妙招：借着这次起草《政治报告》的机会，写一份反应自己看法的《政治报告》草稿，把自己的意见通过《政治报告》草稿间接地表达出来。毛泽东看到这份《政治报告》草稿，也就是看到了林彪的意见。林彪希望通过这份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政治报告》草稿，让毛泽东看了以后，开始重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

　　林彪用这种对毛泽东的劝说，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毛泽东能够接受林彪的看法，采纳林彪的意见，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毛泽东不理解林彪的看法，不采纳林彪的意见，顶多是否决林彪的这个《政治报告》草稿。这样，林彪和毛泽东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相反，如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试图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的话，那必定会引发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林彪写这个《政治报告》草稿，其实只是旨在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并不是真的想把它作为正式的大会文件。当然，林彪也不便直接向陈伯达交代自己的用意，因为这种极为敏感的话，是不好直接说出口的。林彪应该是通过叶群，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了陈伯达。叶群和陈伯达都是福建老乡，两人的私交相当密切。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刚到林办不久，就常听叶群说，她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去老夫子那里，他正在午睡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陈伯达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就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陈伯达本人也十分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也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根据林彪的意图，陈伯达很快就写好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是核心关键，它的本意，并不是用于在大会上发表，而是用于表达林彪、也是表达陈伯达给毛泽东的进谏和意见。陈伯达的秘书回忆说：【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简信，附上第一部分稿子，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呈送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没有回音，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能对陈伯达说，怕干扰陈伯达的写作思路。】

　　陈伯达期盼毛泽东能够好好看一下他写的第一部分，这其实是他和林彪劝说毛泽东停止文革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能认真思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33）

　　可是陈伯达的稿子送出去后，毛泽东那边一直没有回音。原来毛泽东一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心中就冒起火来，根本没有看陈伯达的稿子。

　　在“九大”开完之后，陈伯达终于收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稿子。陈伯达惊讶地发现，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牛皮纸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竟然连牛皮纸口袋都不愿意打开，当然不会看到陈伯达呕尽苦心写的他和林彪的“意见书”了。陈伯达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陈伯达写这个稿子，意图并不是要“反”毛泽东，只是想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可是毛泽东误解陈伯达的这番苦心，当然让陈伯达难过伤心了。毛泽东退陈伯达的稿子，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说陈伯达写稿子的事。

　　陈伯达把第一部分草稿写好送呈毛泽东后，一直不见回音。这时，他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单独写的事情，当然得罪了江青，于是江青就要开会批判陈伯达。

　　批陈伯达的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会前，江青通知首都党政军各方面的人来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江青声称陈伯达一个人单独写稿子，是试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责令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刚解释了一句话，立即被江青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接着江青又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这时有林彪在后面撑腰，倒也不怕江青，他不允许别人来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针锋相对地对江青“反威胁”说：“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结果，陈伯达顶住了江青的批斗，没有检讨，江青也拿陈伯达没办法。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话。”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江青的批判会没有吓住陈伯达，之后陈伯达还是继续单独写《政治报告》，不跟张春桥和姚文元合作。

　　（34）

　　中共“九大”原定在1969年3月15日开幕，在此之前的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说：“《政治报告》让伯达、春桥、文元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这是毛泽东正式让林彪挂帅，陈伯达牵头写《政治报告》。尽管此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快笔头来说，有一个月时间，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了。

　　前面提到，陈伯达把关键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写好后，送呈毛泽东批阅，但迟迟得不到毛泽东的回音。因为第一部分代表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意见，看不到毛泽东的回音，陈伯达猜测毛泽东可能是在考虑他们的意见，于是就慢慢地写后文，等待毛泽东的指示和意见。这样一来，陈伯达的稿子就迟迟没有写出来。

　　前面也提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看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到1969年3月7日，陈伯达仍然没有写完，毛泽东不满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问陈伯达：“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陈伯达虽说是书生，但起码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陈伯达知道这时不能说出林彪，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扛下来这个责任，反而不会出大事，所以陈伯达就说“我自己一个人写”。

　　毛泽东早就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汇报，知道陈伯达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抛开，自己一个人写。毛泽东本来给陈伯达的指示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一起写。陈伯达之所以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写，肯定是得到林彪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更超过对陈伯达的不满。不过毛泽东这时也不好把林彪端出来，只是把不满发泄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说：“现在又想重复‘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毛泽东本想干脆另起炉灶，让康生牵头，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但这样又太不给林彪面子。于是毛泽东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的。”

　　毛泽东又说对康、张、姚说：“《政治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这样就因为《政治报告》的原因，把“九大”开幕的日期从3月15日推迟到4月1日。当时各地代表已经按照原来的通知，在3月15日之前都来到了北京。现在开会的日期后推，只好组织代表们先在北京参观。

　　（35）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陈伯达的稿子，因为完全否定陈伯达，也就是完全否定林彪了。所以毛泽东给陈伯达一个面子，让他继续“一个人”写下去，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同时写另外一个稿子。这样一来，张、姚写了一份反映毛泽东想法的稿子，陈伯达写了一份反映林彪想法的稿子，这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稿子，就变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之争了。

　　周恩来也明白，陈伯达和张、姚的两份稿子，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周恩来这时又不得不在两人之间摆平衡了。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说：【九大《政治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

　　周恩来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说大家来讨论陈伯达的稿子，并且周恩来亲自主持对陈伯达稿子的讨论。于是陈伯达就把他写好的前三部分《报告》稿，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周恩来对此没有发表意见，而江青等人对陈伯达和他的稿子进行了攻击。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骂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向来都是集体领导，为什么你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毛泽东虽说指示双方“各搞各的”，但毛泽东亲自指点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子。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把张春桥他们几个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毛泽东本来指示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但康生深知这场《政治报告》之争，实际上牵扯到毛泽东与林彪之争，康生如果替毛泽东写稿，那就会得罪林彪了。康生不想得罪林彪，因为他也得罪不起。得罪林彪的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一个一个地倒台，这让康生不得不考虑得罪林彪的后果。于是康生就“及时”地生病了，没有参加起草《政治报告》。

　　据汪东兴回忆说：【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36）

　　康生给林彪的电话是很有政治艺术的。第一，康生向林彪表明，这份《政治报告》他没有参加，这就是说，他没有做不利于林彪的事;第二，康生评价这份稿子是“份量不够”，这表明他并不完全赞成这份稿子，也就是表示对林彪的同情;第三，康生又说这份稿子的“基本思路”站得住，并建议林彪在这份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康生这样做，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得罪林彪。

　　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稿子，当然也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次轮到陈伯达“进攻”和提意见了。陈伯达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陈伯达的，但他也不能支持林彪与毛泽东闹翻，他要调和毛、林之间的矛盾。鉴于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必须否决陈伯达的稿子，但周恩来并没有说陈伯达稿子的内容不行，而是以陈伯达没有按时交稿为理由，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周恩来这样做，既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也不会得罪林彪。

　　关于这点，邱会作回忆说：【对陈伯达初稿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总理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次，陈伯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他明知道毛泽东不会高兴强调“发展生产”的意见，但还是在毛泽东面前提了出来，后来陈伯达又大胆地抵制在《政治报告》中加入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据吴法宪回忆说：【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37）

　　林彪并不意外毛泽东否定他指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但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跟他“交心”。以前毛泽东对林彪有不同意见时，总要通过各种方法，向林彪“交心”，说明为什么不同意林彪的意见。比如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的《滴水洞家信》，就是向林彪“交心”，婉言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见。

　　可是这次毛泽东什么理由也没有说，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见，这样林彪大为不快。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体的批示。

　　我去向林彪报告主席的批示，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林彪说：“现在不用讲。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

　　林彪问：“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我说：“很难说。”我确实感到很难说。因为主席已决定在张、姚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宁愿当个旁观者，而不愿把自己牵连进去。

　　林彪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说：“不要紧，你说说看。”在他那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一点笑容的。

　　我不得已，从口中挤出这么一句：“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

　　林彪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想听听秘书的意见，但秘书也看出这里水很深，不敢发表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不做任何解释，就否定了他的稿子，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林彪也就采用消极的态度，对毛泽东的稿子不发表任何看法，送到他那里审改的稿子，他连看也不看，更不要说提出修改意见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政治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

　　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了林彪的消极态度，说：

　　【过了几天，主席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主席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

　　在这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之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林彪原来布置“拉条子”，说他在大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

　　（38）

　　3月底，总理把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某月某日”。

　　这天中午，总理给林办打来电话：“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说：“收到了。”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央办公厅，他们在等着付印。”

　　张益民说：“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总理很着急地说：“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他不再看了。现在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张益民请示总理：“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

　　周恩来问：“送出多长时间了?”

　　张益民说：“半个多小时了。”

　　总理失望地说：“不用再追了，已来不及了。”】

　　这次，林彪居然把毛泽东送给他最后审定的稿子，又送回给毛泽东。尽管林彪不是故意的，但这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很大不快。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

　　林总原来打算提出建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就不宣读《报告》了。林总与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总说：“我就是故意要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据另一个林彪“死党”李作鹏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苦苦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肯定是重大转折之一。可惜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李作鹏说的话是很中肯的。既然毛泽东已经与林彪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在新《党章》中明确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39）

　　前面提到，在中共“九大”开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同时，在《修改党章报告》方面，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

　　《新党章》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起草，全是毛泽东的嫡系在做这件事。本来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嫡系，毛泽东没想到陈伯达居然在关键时刻投奔林彪，改换门庭，这让毛泽东大为震怒。《新党章》中的一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过去的《党章》中，还从来没有写过具体的“接班人”。

　　在《新党章》中规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来自江青的提议。据原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回忆说：【1968年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应该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江青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同志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毛泽东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但林彪并不高兴这样做。据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9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林总在会上提出：《新党章》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讨论之后，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他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

　　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林彪写入《党章》呢?这是出自“论功行赏”的必要。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人，不管是企业领导人，还是政党领导人，都必须对有功的功臣进行奖赏，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保持集团的战斗力。对毛泽东的文革来说，林彪立的“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打倒刘少奇的阶段，没有林彪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在“九大”上，毛泽东不对林彪“论功行赏”，不对林彪有点“表示”，那是说不过去的。

　　（40）

　　“论功行赏”无非是三种方式：金钱、地位、名誉。企业一般采用“金钱”的方式，在年底以“奖金”的形式，奖励干得好的，为企业立功的功臣。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不发奖金，所以不能用“金钱”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给林彪发奖金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的对林彪“行赏”的手段，只有“地位”和“名誉”。林彪现在的地位，在党内是副主席，在政府内是副总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可能再上升了，只有提升在政府内的地位。总理的地位已经有周恩来占据了，所以林彪的地位要想再上升，只有“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的地位再上升了，如果林彪上升到国家主席，那就要像以前的刘少奇那样，《人民日报》上并排登载毛主席和林主席一样大的头像，在很多场合林彪就要跟毛泽东平起平坐了。刘少奇那样不掌握兵权的人，当国家主席还问题不大;如果林彪这样掌握重兵的人，再当上国家主席，那就是尾大不掉了。

　　当然，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无妨;但毛泽东并不想让林彪接班，因为林彪并不信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林彪主导写的《政治报告》，提倡的都是“唯生产力论”那一套，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现在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

　　因此，毛泽东不想真的让林彪接班，所以就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一旦林彪当上国家主席，那就养虎貽患，到时候就非让林彪接班不可了。

　　这样一来，毛泽东对林彪“行赏”，提升“地位”的手段也不行，剩下的就是“名誉”了。因此，毛泽东把林彪写入《党章》，就是给林彪一个名誉，作为对林彪的奖赏。

　　毛泽东本人直接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毛泽东就让江青出面，让江青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然后毛泽东再来“同意”一下，这样一切就非常自然了。

　　可是林彪也是高手，他看破了毛泽东的意思，看破毛泽东并不想真的让他接班。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他接班，就应该对林彪许愿，在“九大”之后让他当国家主席。可是，毛泽东对“国家主席”的许愿只字不提，只是给林彪一个空头的“写入党章接班人”的名誉。

　　这样一来，林彪感到毛泽东并无诚意让他当“接班人”，所以不满意毛泽东对他空头名誉的“行赏”。因此，林彪多次提出删掉《党章》中接班人的一段。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才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给他的这个“接班人”名誉。

　　（41）

　　因为写《新党章》的权力把持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所以江青就想掺入一些私货，在《党章》中把江青也写进去，提升江青的名誉。江青这样做，显然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把江青写入《党章》。据邱会作回忆说：

　　【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张春桥对江青是马首是瞻，江青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敢反对江青的话。而康生还是有眼光的，及时把江青删掉，避免了到毛泽东那里挨批评。不过江青这个人的野心还是按捺不住，越膨胀越大，她甚至想要取代林彪，由她来当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九大”期间，江青进行过一次露骨的“争当接班人”的表演。据邱会作回忆说：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我承担军委办事组的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

　　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讲话了。江青说：“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

　　“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说：‘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

　　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

　　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

　　我们都各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江青这里讲的关于她和毛泽东谈论林彪接班人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但江青这么说，目的在于强调她的重要性。人们听上去，林彪似乎还是依靠江青，才当上接班人的。这样的话，江青在毛泽东眼里，应该比林彪更有地位了。

　　（42）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接着说：“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

　　前面说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做了长篇讲话，把毛泽东的文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后来江青提出：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喻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是不正确的，并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林彪。这里江青再次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并声称毛泽东同意她的观点。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继续说：“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

　　江青又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江青的《讲话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江青私自召开会议，并声称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止林彪一个人，江青也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露骨地向林彪争权，争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江青这样毫不掩饰的讲话，当然让康生看得冒汗，赶紧把江青的讲话压下来，没有扩大传出去。江青本想通过这么做，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其实是适得其反。江青这样赤裸裸的争权，赤裸裸地争出风头，反而买来人们对她的反感。

　　这里也看出，姚文元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的，江青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江青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的话盲目执行，对江青的非理智行为，不但不设法阻止，反而帮着火上浇油。表面上看，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百依百顺，讨得江青的欢心，实际上这样反而是“害”了江青。倒是康生在关键时刻帮了江青，使江青没有犯大错误。

　　江青集团中，没有一个本着对江青负责的“军师”来辅助她，这也是江青失败的因素之一吧。康生并不是江青集团的人，不过他还是及时阻止了一些江青的愚行。只是在“九大”以后，康生也不太管江青的事了。

　　（43）

　　在“九大”召开之前半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约0.7平方公里，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心部分。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划界，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就成为两国的国界。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所以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的主权。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珍宝岛这个归属不明的小岛，就成为一个引发冲突的导火索。中苏双方的巡逻队，都登上珍宝岛巡逻，表示该岛是自己的领土。这样一来，中苏双方的巡逻队就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刚开始是“文斗”，双方进行对骂;后来发展到“武斗”，双方用棍棒打斗;最后发展为“战斗”，双方动用轻重火器交战，苏联方面还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中方参战的只是步兵。

　　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69年3月2日，双方死伤数十人;第二场战斗发生于3月15日，第三场战斗发生于3月17日，苏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中方只是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轻武器还击。当时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在几十米的近距离上，用轻武器对苏军展开反坦克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经过上述三次战斗之后，中方实际控制了珍宝岛，但直到1991年，俄罗斯才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珍宝岛问题。当汇报人说珍宝岛地区敌人炮火打到我方纵深七公里，毛泽东说：【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苏修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

　　【我们抗议他们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把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此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与苏联发生核大战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认为，一旦苏联打进来，那就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就拔不出去了，哪怕中国死一半的人，最终还是会取胜的。

　　（44）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是小规模的，双方死伤数百人。可是这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却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珍宝岛事件的第一个后果，是证明了毛泽东“反苏联”路线是正确的，此后中国反苏的调子愈发升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中国与美国的接近，导致中美建交。

　　珍宝岛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在中国掀起一场“备战热”。此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向备战军事一边倒，一切为“打仗”做准备。这样一来，民用产业就大大压缩，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导致人民对文革的很大不满;

　　珍宝岛事件的第三个后果，是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下，林彪等军人的角色愈发重要。林彪以战备的理由发出“第一号令”，造成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局面，最终导致林彪的“叛逃”。

　　当然珍宝岛事件也使苏联受到很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格列奇科，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日本侵华那样的泥潭战，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糕。因此，苏联最终没有发起对中国的战争。

　　虽说毛泽东做好了与苏联核大战的准备，但他也没有想挑起战争，还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周恩来则一直设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在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进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等临时的协议，暂时缓和了中苏双方的紧张对峙。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九大”的话题。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幕式。当毛泽东出场的时候，全场沸腾，全体人员起立，一边鼓掌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第一个出场，毛泽东之后，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11人。在主席台的前排，毛泽东坐在中央，坐在毛泽东右边的是老干部，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是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个座位排列是周恩来安排的。4月1日上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

　　（45）

　　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上主席台。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个人，在“八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认为，江、张、姚三人一下子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未免太唐突了一些，但周恩来也不好直接反对，于是委婉地说“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不过，毛泽东还是批准江、张、姚三人上主席台。另外，刘伯承的座位排在朱德前面，也是毛泽东提出的。

　　历史有时候像是开玩笑，坐在毛泽东右边的五个人，下场都不错，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坐在毛泽东左边的六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林彪客死他乡，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入狱，康生死后也遭到开除党籍，骨灰被迁出八宝山。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上主席台，引起众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很多老将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斗一辈子，还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只不过摇摇笔杆子，居然就扶摇直上坐上了主席台，让老将军们从心底里感到不服，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的此举，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

　　毛泽东等人在主席台上坐下后，待掌声平息下来，毛泽东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会场上马上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由于掌声停不下来，毛泽东只好打断掌声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人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听到此话吓了一跳，周恩来赶紧打圆场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林彪也反应过来，马上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但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向台下的众人“求救”，说：“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台下的众人全体一齐举手。林彪松了一口气，说：“好!全体通过。”

　　毛泽东不好再推辞，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台下的众人又全体一齐举手。毛泽东接着说：“大家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全场众人鼓掌通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当众提议林彪当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

　　（46）

　　毛泽东对“九大”的期待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第二场“整党的文革”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整党的起点，所以毛泽东试图在“九大”中，引入他的整党概念，把“九大”开成一个与以往的党代会完全不同的崭新大会。

　　首先毛泽东想在“九大”上引入更多“民主”的元素。以往的党代会，参会代表分为“大代表”和“小代表”两种。“大代表”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等高官，而“小代表”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普通党员。在过去，这些“小代表”只是按照上级指示，投某个人的票，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性。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因此毛泽东希望在“九大”上也引入这样的民主，至少要有一种民主的气氛。

　　毛泽东说：【没有自由权就不叫选举，而是奉命行事，我们不能搞那一套。拉选票，这是古来有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金钱。我们共产党不搞这套，也搞不起呀，谁能用钱买选票?我主张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要多讨论几次，让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但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班子也要实行这个原则。老、中、青三种人，在中央委员中大体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们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党员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把这些人好好培养出来，就是未来的希望。】

　　在毛泽东的这个主导思想下，“九大”的气氛与过去的党代会有很大不同。“大代表”们受到了压制，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地盛气凌人讲话了，而“小代表”的意见得到空前的尊重。虽说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服从上级的角色，但他们受到的尊重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要搞的整党，主力军就寄托在这些“小代表”身上，所以他要在这次大会上，鼓舞“小代表”积极参与党内的大事。

　　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中央委员会”，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在文革之前，“中央委员会”都是清一色的老干部，因为没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是进不了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级别又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年一年地熬，非要熬到老年，才能熬到这个级别上。

　　（47）

　　年轻人要想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毛泽东的文革，就让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有机会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过去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王洪文的表现欠佳，但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反映出毛泽东要彻底整党和改造党的决心。

　　出于整党和改造党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打破过去的老规矩。大会主席团主席，过去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这次毛泽东决定事先不规定，而是当场选举。

　　早在1969年3月25日，负责筹备大会的周恩来，就“九大”主席团常委的问题，致信毛泽东和林彪，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参加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批示说：“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指出，正、副主席和秘书长由谁来担任。到大会前一天的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提到大会主席团的问题，但毛泽东仍没有回答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问题。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再问了，毕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因此，在大会开始后，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都还没有明确下来。周恩来和林彪，都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大会的一开始，直接征询代表们的意见，请代表们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

　　首先，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们提出主席团主席的候选人。当然，这时毛泽东肯定是不便提名自己当主席的，他必须提名别人，而这个别人也只能是林彪。如果毛泽东提名周恩来当主席，那林彪的面子就没处摆了。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一开始，就说：“现在，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要临时搞这么一个“民主选举”，所以吓了一跳。林彪当然不敢接受主席的位子，马上请台下的众人选毛泽东，众人立刻一致举手同意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然后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众人马上一致举手同意林彪当副主席后，毛泽东又说：“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众人鼓掌通过。

　　（48）

　　毛泽东搞这个民主选举，虽说有做秀的成分，但毕竟是党代会上第一次向代表们进行“民主选举”，让代表们，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小代表”，有受宠若惊的主人翁感觉。

　　有人说毛泽东这次提议林彪当主席，是对林彪的野心进行“试探”，这种说法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搞这种所谓的“试探”，那就未免也太幼稚了。因为林彪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当主席的建议，这并不能证明林彪没有野心。

　　因为这次毛泽东营造会议的民主气氛，代表们在选举时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那些有希望当选的人，对自己能不能当权，能以多少票当选，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各方面都在悄悄地拉选票。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一伙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毛主席的亲信，未来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拉选票。他们的做法，对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出场、退场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时候，都俨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领导的神态，他们跟随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一起出入场，江青有几次是跟周总理并排入会场的。元老派则是跟在中央文革成员之后出入会场。不仅如此，在江青一伙控制的新闻报道上，还特别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会场的大幅照片。

　　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还是老同志占优势，大为不满。江青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问题，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朝气蓬勃的。”

　　对这个问题，还是康生比他们高明，康生说：“关键是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争中央委员的名额，是只图虚名。”

　　康生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伙最后还提出了别人说不出口的问题。江青说：“在选举中保证中央文革成员有足够的票数，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威望问题。”

　　江青把中央文革成员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看成是反映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问题。林彪集团则有意安排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江青等人不仅没有得全票，比林彪集团的人的票数还要低，这就等于是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不够。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提到。

　　（49）

　　另外，江青还利用《人民来信摘报》来宣传自己。毛泽东在《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民”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九届中央常委，并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建议李讷、毛远新二人成为“九大”代表。毛泽东对此批示说：“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周恩来这边的人，当然也担心选票的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根据毛主席既要保证朱德、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

　　但总理还是不放心。24日下午正式选举，上午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的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老同志，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吧。”

　　散会后，总理把我们几个留下，心事还是很重。总理轻轻拍着自己的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吗(指老同志当选)?”

　　我们说：“预选通过了呀。”

　　总理说：“不见得稳固。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黄、吴、李和我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们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

　　由于“民主选举”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在候选人的提名上争论激烈，使预选时间拖长，原定3月21日进行选举和闭幕，已经不可能了，不得不推迟到3月24日。此外，因为对中央委员名额的争夺激烈，毛泽东在选举前一天的3月23日，不得不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再增加5人至279人，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毛泽东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

　　林彪则说：“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50）

　　在说到“九大”选举结果之前，先说一下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的“九大”开幕式之后，会议转入小组讨论，一直讨论到4月14日，才又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对这次大会很用心，讲话次数很多。据邱会作回忆说：【这期间，毛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召集人、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

　　毛泽东的讲话，大概分为四个大题目。第一个大题目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与四清运动不同，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基层，搞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是两次革命，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搞工人阶级。

　　我们把制度和方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了。】

　　这里毛泽东提到文革，主要指出三点：(一)文革是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样的革命，若干年可能需要再来一次;(二)文革不搞不行的理由，是领导权不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在资产阶级手里;(三)我们现在的制度，对老百姓管得太死，毛泽东希望权力下放。

　　文革事实上也是一个权力下放的运动。文革前每个单位的领导权，都完全掌握在当权派手里;文革后，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按道理说，这种“三结合”的革委会，群众有一定的监督权，但事实上，群众的监督并没有实现，这是一个遗憾。

　　在毛泽东谈文革的时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一个粗人说直话。许世友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老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许世友这样直白的话，当然没有人敢应和。毛泽东对许世友这样的粗人，似乎也不太计较，没有批评他。

　　（51）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二个大题目，是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革命根据地那个时代，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是好事，因为不进城，蒋介石就霸住这些地方了;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延安那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不是军人的，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

　　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党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个别实在不行的党员，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当然还要经过上级批准，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里毛泽东说的“整党建党”，就是他下一步要搞的文革。毛泽东认为，中共在农村根据地时代，在没有进城以前是好的，可是进城之后，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党员干部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所以要整党，更准确地说，是要“重建”，毛泽东特别引用外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党在重建”。

　　毛泽东的整党思想是：党支部的整党，不能只在党员之间评议，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对党员的评议。评议出来的不合格党员，要劝退出，严重的还要纪律处分。

　　毛泽东本想在“九大”之后就整党，但由于“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激烈，攘外必先安内，毛泽东“九大”后的主要精力放在“安内”上了，结果整党的计划就推迟了下去。

　　（52）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三个大题目，是准备打仗。毛泽东说：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准备打仗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总的战略还是积极防御，这条不能变。人家打进来，我们不打出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但是你打进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进来了，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我看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有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总之我们不怕打仗，要有准备就是了。人家就问了：准备好了，仗打不起来怎么办?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准备好了没有仗打，这是经常的。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苏美搞那么多的原子弹，花的钱不计其数。他们的原子弹并非为了展览的，将来打不起核战争怎么办?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

　　几年来，林彪同志抓战备抓出成绩来了。准备打仗，思想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存起来。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准备打仗，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不久前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军公然冲动坦克等重型武器，使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要准备打仗。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担心，就是苏联会出兵干涉中国，现在这个担心似乎越来越有变成现实的趋势，因此毛泽东开始号召人们“准备打仗”。

　　毛泽东对苏联的战略是“积极防御”。这是中国绝对不侵犯苏联的领土，而是等待苏联打进中国来。一旦苏联打进了，中国就有理、有利，可以利用人民战争来击败侵略者。

　　为了准备战争，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准备。物质准备就是大搞“三线建设”，在各地大建分散型的小工厂，少建大工厂。大量的小工厂固然有利于战争，使生产能力不会一下子全部破坏，但小工厂的经济效益不高，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大量的军事项目建设，军工厂，深挖洞等，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四个大题目，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多，这里只摘要一些。毛泽东说：

　　【我看党内最危险的路线斗争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二次是王明的左倾主义，三次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

　　‘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错误了。王明的左倾主义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几支相当大的军队，这些都让王明断送掉了，红军被迫长征。王明他们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纠越‘左’。

　　（53）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些路线斗争的时候，谈到了很多细节，这里就略去了。毛泽东除了说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些公认的“坏人”之外，还“口无遮拦”地提到朱德和陈毅。毛泽东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朱、陈他们有时也不反我。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陈毅向上海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毛泽东在会上讲到这些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老干部们清楚，但大部分年轻人不清楚，他们听了很新鲜，也很激愤，特别是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朱德和陈毅，更是抵制情绪很重，这就造成朱德和陈毅两个人非常被动。后来朱德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毅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在“九大”会议期间，甚至还开了一次批陈毅的小会。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3日晚，上海代表小组在京西宾馆开小组会，会议从晚上九时开到凌晨五时，批判陈毅。我先后进去了两次，都向他们提出说：“陈老总是个病号。”

　　王洪文还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会照顾病号。”

　　上海小组的会已经开到凌晨4时多了，我只好向总理报告。总理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惊奇，并说：“真有那样的事吗?你去给王洪文同志打个招呼，做点工作，我马上就去。”

　　这样我立即进去对王洪文说：“我受总理的委托，对陈老总的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你们的会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了，一个病号能受得了吗?会出事的。”

　　我向王洪文说这番话时，陈老总看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王洪文把我拉到会议室外面，说：“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指示，陈毅这个人很顽固，对自己的错误基本上不承认。更使人气愤的是，他的发言名为自我批评，实为教训人。明天就要选举了，他选上中央委员，又会尾巴翘起来的。这点事，我们就不要干扰总理了。”王洪文说完回会议室继续开会。

　　不久，周总理来到会议楼休息室，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总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只设法把陈老总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复杂，一句话说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总理与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把王洪文、陈老总都叫来了。总理当着王洪文、陈老总的面，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邱副总长呀，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还有他们两个(指陈、王)也一起吃一点，搞点东西吃。”

　　陈老总一只手捂着肚子，向总理说：“我不必吃什么东西了，我这就回医院，好吗?”

　　总理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陈老总送上电梯去了。

　　陈老总走后，王洪文要向总理说明为什么开这个会，总理都用别的话堵住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

　　（54）

　　1969年4月14日，“九大”再次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前一天，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周恩来就明天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请示毛泽东说：“老同志是否还是坐在前头?”

　　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要选这些人。”

　　这时王洪文大胆插话说：“我们不大愿意选他们。”

　　王洪文的大胆插话，让毛泽东感到他是一个敢捅阎王殿的名副其实造反派。毛泽东本人就是大胆妄为之人，所以他也欣赏大胆敢干的人，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提拔王洪文当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4月14日下午5时，当毛泽东出现的人民大会堂会场时，台下掌声雷动，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见众人的口号声不息，只好对着话筒说：“不要喊口号了。”这才把众人的口号声平息下去。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二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是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这里说明一下“九大”的议程。在4月1日的开幕式上，林彪作了《政治报告》，康生作了《修改党章报告》，之后的4月2日到4月13日，分小组讨论《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在4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对《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进行表决通过。所以毛泽东说：今天有三项议程，除了表决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外，还有几个人要在大会上发言讲话。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插话说：“先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通过了再发言。”

　　毛泽东说：“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的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

　　毛泽东说完后，周恩来开始发言。周恩来这次的发言，主要是赞扬和吹捧林彪，因为周恩来发言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二是关于林彪的。周恩来说：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只有懂得了这些路线斗争的历史，才能懂得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55）

　　周恩来吹捧毛泽东之后，开始吹捧林彪。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公开讲话之中，对林彪最大力度的高度吹捧。周恩来借着《党章》中写入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机会，对林彪大力吹捧，也显得很自然。这里稍微多引用一些周恩来吹捧林彪的话。周恩来说：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这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了，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反革命阴谋，并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同志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1966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2月的工业会议，1967年3月的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年10月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全国解放后，在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提倡把我军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56）

　　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林彪同志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如此高强度、大力度地吹捧林彪，主要目的还是保持和加强与林彪的合作关系，这对于周恩来本人的命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借着这个机会，大大吹捧林彪一番，让林彪高兴。

　　周恩来的吹捧是很有艺术的，不是空洞地说大话，而是用很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周恩来说林彪是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这个用词真可谓恰到好处;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为有了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这句话吹得很高，却又不太肉麻。

　　周恩来表扬别人技术是超一流的，这种表扬技术，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句表扬吹捧的话，把别人说得很高兴，那么接下去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周恩来在各方面的朋友极多，这与他高超的表扬别人的技巧有直接的关系。

　　在今天的会上，林彪本来没有准备发言，可是他听到周恩来在讲话中如此大力度地吹捧他，感到有必要说几句谦虚的话，否则就是默认周恩来对他的吹捧了。林彪在周恩来讲话完之后，插话说：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

　　总理对毛主席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57）

　　林彪继续说【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事情，只知道跟毛主席就是了。在那时候的一切领导人中间，我前前后后比来比去，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很高明。

　　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二方面军的贺龙底下，在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早就没有了。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了。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他能够允许我存在吗?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的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

　　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是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林彪讲的插话，既是中肯的，也是必须的。林彪说他事先不知道周恩来讲话的内容，这应该是真的。林彪听到周恩来这么捧他，心中应该是感谢和感激的。林彪临场发挥，说了一番表示谦虚的讲话，也讲得恰到好处，这表明林彪的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都是很强的。周恩来把林彪捧一下，林彪自己再谦虚一下，这个一唱一和，更加完美了林彪的形象。

　　林彪讲话完之后，众人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同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见众人给林彪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就对着话筒说：“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

　　听到毛泽东的话，众人的鼓掌声平息下来。接下来是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等人发言，他们分别代表军队、工人、农民、战斗英雄、革命干部发言，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短。其中来自珍宝岛前线的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孙玉国一上台，就立正朝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则站起来向孙玉国招手致意。孙玉国把珍宝岛的战斗经过，在大会上简要讲了一遍。孙玉国发言中，毛泽东数次带头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都鼓掌，台下的众人更是掌声雷动，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58）

　　孙玉国发言完之后，毛泽东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你是哪里人?”

　　孙玉国回答说：“二十九岁。东北人。”

　　毛泽东然后向众人说：【他叫孙玉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我们什么也没有。苏修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苏修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它们。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

　　孙玉国在退场前，走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孙玉国又准备和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用手向左边一指，孙玉国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赶紧到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林彪面前，与他握手。孙玉国和林彪握手之后，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孙玉国又赶紧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

　　孙玉国和周恩来握手后，周恩来又用手向左一指，孙玉国又返回毛泽东左边，和坐在毛泽东左边的陈伯达等人握手。孙玉国握手完后，正准备退下去，周恩来又对他向右一指，孙玉国赶紧又转身回来，和坐在毛泽东右边同董必武等人握手。孙玉国是来自基层的小干部，根本不知道中央在人事上等级森严的规矩，但他还算机灵，被周恩来一点就通。

　　毛泽东的本意，并不喜欢这种等级森严的人事规矩。毛泽东搞的文革，也是想打破这套规矩，但并没有能够实现。

　　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于是“九大”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4月15日起，先由四十五个小组提名，提出进入预选的候选人名单。列入预选名单的候选人，再在大组进行预选。通过大组预选的候选人，就成为正式的候选人，提交大会进行最后的决选。

　　这场选举，成为前所未有的“激战”，原因就像林彪说的那样：“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这次大会打破了过去论资排辈的条条框框，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能当选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了。这样一来，竞争当然也就激烈了。

　　这次选举中竞争最为激烈的，自然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前面说过，江青野心勃勃，要跟林彪争当“接班人”，这当然引起林彪的高度关注。因此，林彪就设法在这次大会上，打压一下江青的威风和锐气。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跟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上，他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59）

　　1969年4月24日，“九大”举行全体正式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共279人。在选举时，参会代表对通过预选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凡是过半数的候选人就当选。“九大”代表共1512人，正式选举时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1510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1510票的全票，林彪得了1508票，周恩来得了1509票。

　　据说林彪少两票的原因，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要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林彪自己与叶群一起投了林彪的反对票。周恩来少一票的原因，也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自己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江青少了8票，只得了1502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少了十余票，他们的得票比林彪集团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要少。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4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全场设有五个票箱，主席台上一个，主席台下四个。投票开始后，毛主席第一个在主席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个应当是林总，第三个应当是周总理。但江青在投票时，又借机出一个小小的风头。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时，她也站起来了，江青待林总走到自己跟前时，她迈出一步就跟在林总后面了。周总理完全知道江青的习性，让她在林副主席的后面，自己的前面投了票。

　　投票结束之后，大会休息了约二十分钟，接着在大会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宣布选举结果。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青一直比较注意听，当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数时，她停了一小会，即退席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出场。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得票情况并不佳，江青少了八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谁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当“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公布完之后，林彪站起来宣布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样“九大”就在国际歌声中闭幕了。散会时，不少“小代表”走到会场的主席台前，要仔细再看看毛泽东的“龙颜”。毛泽东也站起来，多次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才离开。

　　在参加“九大”的高官中，江青集团是抱着最大的喜悦来的;可是在散会时，江青集团却高兴不起来了。据邱会作回忆说：

　　【散会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是低着头向外走，他们不像往常那样，昂首到处张望。在“九大”选举时，江青一伙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了，但没有一个得全票的，特别是江青没有得到全票，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60）

　　在“九大”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进行。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同志的人，决不是‘小代表’，而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可以来个大鸣、大放、大字报。”

　　周总理向坐在他旁边的江青说了一句话：“你说几句吗?”

　　江青说：“我是受害者，不说话!”

　　康生接着说了话，他说：“要查选票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毛主席的指示是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

　　陈伯达说：“康老说得好。”

　　周总理说：“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见。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不要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此事，由汪东兴先报告毛主席。在必要时，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

　　党代会上的选票少几张，并不影响选举结果，但却被认为是一个人“威信”的反映。林彪故意比毛泽东少两票，就是意味着他不想冒犯到毛泽东的威信。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如果只少一、两票，面子上还无伤大雅，可是他们少了许多票，票数比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还要少，这就让他们感到当众出丑，大伤面子。

　　江青对军委办事组的人愤怒地说：“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

　　江青集团没想到林彪集团会在选票上做文章，事先完全没有防备，吃了一个亏。这样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之间，又结了一次仇。据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一伙对选举问题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使黄永胜略有不安，他对着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了没有?”

　　吴法宪补上一句说：“本来就不应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一下生气了，用很粗鲁的语言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帮帮硬，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我也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我的话是有意给黄永胜壮胆。

　　黄永胜说：“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讽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

　　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

　　（61）

　　4月25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机会同周总理见面，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同黄、吴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的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我将总理上面说的情况，同黄、吴说了，并建议他们两人在顺便的时候，向总理说一下在选举中的问题，他们同意我的建议。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本来以为江青他们看不出来，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可是没想到江青他们看破了，并扬言要查票，使黄永胜等人略有不安。不过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帮了他们的忙。周恩来没有牵扯到此事，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跟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也猜到江青他们少了选票，应该是林彪集团干的。毛泽东对江青有野心，想跟林彪争接班人的事，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林彪对江青有很大的不满，毛泽东心中知道。但林彪用这种当众让江青出丑的方式，来报复江青，也让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快，这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结了一个疙瘩。

　　对于江青等人提出查选票的要求，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回答也很艺术，他说：“要查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毛泽东这句话，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毛泽东只是说自己不参加查选票的事。这样一来，是不是查选票，就由周恩来最后决定了。此时周恩来当然做出对林彪集团有利的决定，不查选票。

　　周恩来还特别告诉邱会作说：“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这是周恩来向邱会作暗示：你们内部的人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这次选举的事，已经有人写信给我揭发你们了。不过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不会传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还向他们建议：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

　　“九大”闭幕之后，下一个节目就是由“九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要进一步由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这时，选举争夺战进入白热化了。因为成为中央委员，还算不上中央决策人，只有进入中央政治局，那才是进入了决策人集团。

　　（62）

　　按照惯例，“九届一中全会”应该在“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召开，可是这次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在“九大”闭幕四天之后的4月28日才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这主要是因为决定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很费心思。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来策划中央政治局“组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因为陈伯达本来是八届政治局常委，排名还在康生之前，可是毛泽东却没有让他参加“组阁”小组。而黄永胜不是八届政治局常委，反而参加了“组阁”小组。很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陈伯达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也不满，她认为自己虽比不上周恩来和康生，比起黄永胜还是很绰绰有余的。毛泽东让黄永胜而不让江青参加组阁，江青当然不高兴了。

　　毛泽东破格提拔黄永胜参加组阁，而且还准备提拔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这其实是针对林彪的考虑和布局。因为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在军队中第二位的实权人物。如果毛泽东把黄永胜从林彪集团中“拉”出来，“拉”到自己这一边，就可以大大改变军队中的实力对比，局势就会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可是黄永胜却“死不开窍”，毛泽东多次“拉”他，都没有拉过来，这些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5日晚，军委办事组正在京西宾馆开会，汪东兴来电话通知：主席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主席召集周、康、黄开会，并不新奇，但“九大”刚闭幕，一中全会还没有开，新的政治局尚未产生，这样的会就不是一般的会了。

　　黄永胜不知道去开什么会，这时叶群来了。叶群一进门就笑笑地告诉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

　　叶群又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江青根本不知道，主席怕她干扰组阁工作。今天的会议主要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

　　黄永胜刚要出门，林彪办公室来电话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要到京西宾馆去。”

　　叶群为了回避江青，她从后门走了。黄永胜说：“我也走。”

　　江青来了之后，一看黄永胜和叶群都不在，就谈了几句。她说：“一中全会就要开了，要产生中央政治局。关于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具体情况，现在就不谈了。”】

　　（63）

　　毛泽东要“拉”黄永胜，林彪当然也要“拉”黄永胜。林彪让叶群提前把让黄永胜参加组阁的消息透露给他，表示对黄永胜的信任。另外，江青此时还不知道她被排除在组阁小组之外，因此江青对别人吹牛说：“关于组织政治局的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

　　邱会作接着回忆说：【黄永胜开会回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花时间;二是先搞一个名单出来，为了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人是幕后。”

　　林总说：“对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主席说：“那只好独裁了，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的三人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同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毛泽东的最初想法是，让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商量名单，毛泽东和林彪不参加提名。毛泽东虽说不参加提名，但最后的批准权在他那里，实际上他还是可以提名的。但林彪如果不参与提名，那林彪真的就被架空了。因此，毛泽东刚刚说他和林彪在幕后，不参加提名工作，林彪马上提出相反意见：“请主席指示人选方针原则”，这其实就是林彪要求毛泽东参与提名工作。

　　毛泽东看出林彪的不满，就退一步说“那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这样一来，提名工作还是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五个人参加，这样林彪就有了提名权，不是在“幕后”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之后，我同黄永胜有过一次闲谈。我问黄永胜：“你这个军委办事组长参加了组阁，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参加呢?”

　　黄永胜说：“康生事实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我说：“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永胜说：“这是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曾经定了七个人的中央常委名单：毛、林、周、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的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永胜爽快地说：“那么多的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常委，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

　　（64）

　　关于黄永胜推掉常委之事，吴法宪也回忆说：【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出面提名她当常委。江青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去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当政治局委员，要拉拢周恩来，想让周恩来出面提她当常委。江青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碰了个软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想让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江青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四处活动，都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江青不能当常委。”

　　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会议后，黄永胜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从吴法宪和邱会作透露的情况来看，政治局常委的最初方案是七个人。毛泽东向黄永胜伸出橄榄枝，想用“常委”这个高位把黄永胜拉过来，但黄永胜坚决不干。如果黄永胜接受了毛泽东的橄榄枝，那么文革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或者张春桥也就不好上了。据说江青曾放出话来：如果黄永胜上常委，她就也要上，因为黄永胜的资历和江青差不多。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就没话说了。

　　另外，毛泽东对陈伯达有看法，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可是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替陈伯达说好话，毛泽东最后只好同意陈伯达当常委。

　　从这次组阁结果来看，毛泽东本想让黄永胜当常委，但黄永胜没有当;毛泽东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但陈伯达却当了。可见毛泽东在人事安排方面，并不能完全让他满意。这也反映出，毛泽东达不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完全独裁地步。

　　（65）

　　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次选出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中，都是上一届的常委;21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这10人是毛泽东(76岁)、林彪(62岁)、周恩来(71岁)、康生(71岁)、刘伯承(77岁)、叶剑英(72岁)、朱德(83岁)、陈伯达(65岁)、李先念(60岁)、董必武(83岁)。而新当选的11位新人中，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出身：

　　(一)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三人：江青(55岁)、张春桥(52岁)、姚文元(38岁);

　　(二)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五人：叶群(52岁)、黄永胜(上将，59岁)、吴法宪(中将，54岁)、李作鹏(中将，55岁)、邱会作(中将，55岁);

　　(三)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三人：谢富治(上将，60岁)、许世友(上将，64岁)、陈锡联(上将54岁)。

　　留任的10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大，都在60岁以上，新当选的11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小，普遍在50岁左右，平均年龄年轻10岁以上。这个新旧政治局委员的年龄差别，体现了毛泽东启用新人，搞体制改革的思路。下面概要介绍一下这些新政治局委员。

　　新政治局委员中最重要人物是江青。本来江青按照她在文革中的表现和贡献，应该可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江青没有进入。当然这些原因中，毛泽东的原因是最为重要的。

　　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常委，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江青的性格，第二个考虑是形势的需要。从江青的性格来看，她是善于搞破坏，而不善于搞建设的人。让江青去打倒某个人，她可以干得很好;而让江青去团结一批人，干一件建设性的工作，江青就无法胜任了。

　　从形势的需要来看，在第一场“夺权的文革”中，主要任务是打倒、造反、夺权，这些事江青干起来都得心应手。而在今后的第二场“整党的文革”中，主要是党内斗争，这与造反和夺权不一样，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手腕和技巧，这时江青就不能胜任了。硬让江青出来干的话，她只能是帮倒忙。所以，综合各种考虑，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政治局常委。

　　（66）

　　至于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江青没有道理不当政治局委员。不过在江青入选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还出现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6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林总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要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呢?这应该是毛泽东给林彪出了一个“考题”。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感到痛心，他希望林彪和江青能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先向林彪示好：这个表示就是让叶群进入政治局，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加上叶群的名字。

　　同时，毛泽东又划掉江青的名字，这里毛泽东希望林彪重新加上江青的名字。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那就是林彪推荐江青，准备与江青重归于好的表示。

　　当然，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心中也不一定真的想与江青重归于好，也可能只是迫于面子。因为毛泽东加上了叶群，林彪也加上江青，这算是礼尚往来。林彪不加江青的话，面子上似乎说不过去。不管林彪是不是心甘情愿，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就有相当的好处。

　　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就等于是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就等于是林彪向江青示好。“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会对军队中反江青的势力，起很大的遏制作用。因为军队中的反江青势力的总后台就是林彪，如果这些反江青的人看到林彪都向江青示好了，那么他们也要考虑转变态度，赶紧跟上新形势，向江青示好。

　　特别是黄永胜等坚定的反江青分子，他们本以为林彪是坚决反江青的，所以才这么大胆地反江青。如果林彪做出向江青示好的举动，黄永胜等人就会怀疑林彪反江青的坚定程度，更进一步怀疑林彪这个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更有甚者，周恩来等人也会怀疑林彪的反江青，到底是真是假。

　　因此，不管林彪的用意何在，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来说，就是一场小胜利。然而，林彪却看破了毛泽东的用意，林彪把叶群的名字划掉，却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第一，林彪以此表示他不想与江青重归于好;第二，林彪不想为了面子，让自己吃一个哑巴亏。当然，这样一来，林彪就要再次得罪毛泽东了。不过林彪心里也有气，他不喜欢毛泽东给他出这样的考题。

　　（67）

　　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划掉江青，加上叶群，是因为毛泽东“不好意思”让江青一个人进政治局，所以要拉叶群进去“陪衬”江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毛泽东这个人的做事风格，从来没有“不好意思”，从来是不怕别人议论的。如果毛泽东让江青进政治局都“不好意思”，那他还怎么“好意思”打倒自己多年的老战友刘少奇呢?况且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不需要“不好意思”。

　　林彪审阅后的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到名单上毛泽东划掉了江青，林彪划掉了叶群，如果按照这个名单公布下去，江青和叶群都进不了政治局。周恩来马上明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又闹矛盾了，现在只有他周恩来出面，才能调解得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这场矛盾。于是周恩来马上开始行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了江青、叶群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第一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原本只有江青，没有叶群，而毛泽东加上了叶群;第二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周恩来把江青和叶群的名字都加上去了。这次毛泽东再次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再次划掉叶群的名字，林彪还是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4月26日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江青同志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68）

　　毛主席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

　　周总理对林总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总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毛泽东既然划掉了江青的名字，就不能再出尔反尔，轻易把江青留下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难处，于是专门带人去毛泽东那里登门拜访，坚决要求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这样众人的恳请，就让毛泽东可以下台阶了，于是毛泽东顺势同意江青进入政治局了。林彪也一样，顺势同意叶群进入政治局了。

　　这里林彪说“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亲自决定加上“叶群”的名字，林彪却划掉“叶群”，这分明就是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决定。当然周恩来等人也装糊涂，没有人会为难林彪的。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最后，27日下午，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毛主席说：“今天下午谈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单。”主席接着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个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临走时，主席对黄永胜没头没脑说了一句：“黄永胜，你也能统管三军。”】

　　毛泽东和林彪的这次矛盾，在周恩来手中圆满解决了。如果换一个人，未必能像周恩来处理得这么恰如其分。最后毛泽东对黄永胜说“你也能统管三军”，这是毛泽东对黄永胜还抱有希望，还要试图“拉”黄永胜。此时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了，所以他对黄永胜说这句话的画外音是：“你黄永胜要跟我毛泽东走的话，我就让你统管三军”。

　　尽管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但在周恩来心中，对这次“九大”政治局的人选，是非常不满意的。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问题。

　　（69）

　　前面说了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和叶群的当选情况，下面再说其他新代表的当选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当选政治局委员，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定局，没有人吃惊。因为从1967年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被认为是理应如此。如果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没有被打倒的话，他们也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谢富治(上将)、许世友(上将)、陈锡联(上将)这三个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当选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上与林彪没有关系，不买林彪的帐，林彪也指挥不动他们。所以，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三个人进入政治局，明显是毛泽东作为平衡林彪势力的棋子。对于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大家还不吃惊，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早就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进政治局，似乎没什么悬念。不过许世友和陈锡联这两个纯粹的军人，也进入了政治局，这就让人有些吃惊了。当时的一些外电据此报道，中国新成立的政府是“军人政府”。

　　更让人吃惊的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四个将领黄永胜(上将)、吴法宪(中将)、李作鹏(中将)、邱会作(中将)，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个人，军衔不过是中将，居然也能进入政治局。据邱会作本人说，他对自己能够进入政治局，都感到很意外。为什么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可以一下子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呢?这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说明一下当时军队的领导体制。在文革之前，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由一名军委主席，一名常务副主席，和几名普通副主席组成。除了军委主席毛泽东之外，具体领导军队的是常务副主席林彪，他可以召集其他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开会，研究和决定军队的主要工作，林彪是军队中实权最大的人。

　　军队中实权第二大的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罗瑞卿被打倒后，杨成武接任;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具有很大的实权。在林彪和总参谋长之间，还有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他们的地位比总参谋长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军队的一些事务。

　　文革之后，中央军委的几个副主席都被“炮轰火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基本上瘫痪了，于是就成立一个“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机构，代替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办事组是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其他的军委副主席无法干预军委办事组，这样一来，林彪在军队中的实权，就比文革前大了许多，因为他不必再受到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的肘掣了，可以一个人“独裁”军队的事情。

　　（70）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林彪是文革的受益者，文革之后林彪的权力更大了。但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权力大了，同时也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后来林彪仗着他在军队中的“独裁”地位，擅自决定发出“一号命令”，这又给林彪带来致命的灾难。这是后话了。

　　中共过去一直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在中央的地位都不高。虽说总参谋长是军队中实权非常大的人，但建国后的历届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是第一个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总参谋长。这样一来，军队在中央的发言权显然大了很多。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军队和林彪，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毛泽东让林彪的主要亲信进入中央政治局，表面上是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立功奖赏，但在表面之下，这个安排还有另外一层作用，这就是堵死了林彪激励部下的手段。

　　对于领导人来说，用某种手段激励部下努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激励手段，第一个是钱，第二是地位。比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要激励一个重要的员工好好工作，那么就可以用每年涨工资的手段：第一年1万，第二年2万，第三年3万……，第10年10万;这样使员工感到只要努力工作，就不停会得到涨工资的回报，员工也就一直努力工作。

　　相反，如果公司老总第一年就把这个重要员工的工资提到10万，以后每年的工资不变，一直是10万。这样的话，第1年员工当然非常高兴，可是在此之后，员工不管怎么干，工资也不变，那么员工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到头了”，再怎么努力结果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尽管员工一直拿着高工资，而他的工作积极性反而越来越低。

　　在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不能用钱来激励，那就只能用提高地位来激励了。一个人工作干得好，几年后提升科长，再干几年提升处长，再几年提升局长，再几年提升部长，再几年提升副总理……，这种逐渐升官，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部下的积极性，激励部下为你卖命。相反，如果一下子把这个人提升为副总理，以后他再怎么干，也都是副总理，不会再升了。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对部下用 “封官”进行激励的手段。因为部下感到从你那里已经不会再得到好处了，为你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

　　对于林彪来说，如果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第一步先提升为中央委员，第二步再提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第三步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林彪就可以用“封官”来激励部下替他卖命，干得好就可以继续升官。相反，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一步到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在那时的权力格局下，黄永胜他们可以达到的最高职位了，他们已经“到头了”。

　　（71）

　　既然黄永胜等人感到自己已经“到头了”，那么林彪想用“升官”来激励他们替自己卖命，也就不再可能了，他们替林彪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这点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毛泽东愿意把林彪的四个主要亲信，“一步到位”地都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据说黄永胜当时已经被内定为第一副总理，他已经是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如果黄永胜有野心，他还想继续升官，还想往上爬，那他只有离开林彪，改投到毛泽东门下。黄永胜帮毛泽东一起扳倒周恩来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升为总理;帮毛泽东一起扳倒林彪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取代林彪，升为军队的第一把手，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黄永胜也可以统帅三军”。

　　毛泽东曾想用“统帅三军”这个诱饵，把黄永胜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让黄永胜反戈一击向林彪进攻。然而黄永胜这个人野心却不强，没有想继续往上爬，没有想取代林彪或周恩来。如果黄永胜是江青那样野心勃勃的人，那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是很看重和看好军委办事组的，他想把军委办事组拉在他的手上，为此主席多次拉黄永胜，可是黄永胜不为所动。这不是说黄永胜不愿意离开林彪，而是黄永胜没认识到主席的用意，毫无“悟性”。试想，如果毛主席拉动了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并和江青一伙结合起来，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林彪、总理在主席那里就是蚂蚁一样了，轻易就可以捏死。】

　　上面谈了这次新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里还要谈谈几个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次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上一届委员，最突出的就是陈毅。在“九大”上，朱德和陈毅两个人，一直是毛泽东重点要摆平的对象。陈毅是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因此他是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来参加“九大”的。然而上海是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地盘，因为陈毅作为上海的代表，受了不少批，挨了不少整。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在上海讨论陈毅的代表资格问题时，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二月逆流”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中心的“裴多菲俱乐部”，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为中心的黑据点，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陈毅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72）

　　徐景贤回忆说：【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前面说过，陈毅等人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很多自我批判，当时他们以为自我批判之后，“二月逆流”的问题就可以过关，以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半年后的“九大”上，陈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批判材料，却成为揪他“小辫子”的重要材料。据徐景贤回忆说：

　　【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文稿，“啪”地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说：“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你却反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原则，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文稿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我接着说：“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騒动，代表们刚刚才晓得陈毅原来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

　　我淸了淸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说：“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过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那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声呼叫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陈毅这时是哑巴吃黄连，因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为了“过关”，随便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错误。陈毅原以为承认了错误，检讨一下，就没事了。而在现在，他想要推翻自己过去承认过的错误，也是很难的。

　　（73）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026人，选举出中央委员97人;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512人，选举出中央委员170人。可见参加“九大”的代表人数，以及选出中央委员人数，都大大增加了。

　　参加“九大”的1512位代表中，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他们对中共早年的党史并不清楚。“九大”上江青等人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朱德、陈毅等人的检讨材料抛出来，大部分代表头一次听说朱德、陈毅在红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泽东，都感到义愤填膺。因此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大部分人主张不选朱德、陈毅等人。这时毛泽东又表态说，还是要把朱德、陈云等人选进去。

　　毛泽东说：“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

　　许世友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把他们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

　　毛泽东说：“那些反过我的人，要选他是困难的，要你许世友投他们的票也是困难的。那些人，资格很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有的还犯过大错。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我们看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看我们的行动。”

　　许世友说：“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他们。”

　　毛泽东说：“那不就成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要选进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既要保证朱德等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最后的选举结果是：朱德(809票)，陈云(815票)，陈毅(867票)，叶剑英(821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李富春(886票)，李先念(922票)。

　　大会总票数是1510票，要过得到半数以上(755票)才能当选。除了李先念之外，其他人都是800多票，勉强过半数当选。这样低的得票率，使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这次选举还有一件趣事，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党员居然也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广州军区代表迟泽厚回忆说：【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74）

　　对于上一届“八大”的21位政治局委员来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开除党籍，这只有刘少奇1人;

　　第二种情况是犯了严重错误，被排除于中央委员之外，降为普通党员。第二种情况的有5人：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谭震林。

　　第三种情况是犯了错误，受到降级处分。第三种情况的有6人：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朱德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也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委员;陈云和李富春降两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委员。

　　第四种情况是犯了错误，但经过检讨后，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第四种情况的有3人：陈伯达、李先念、叶剑英。

　　剩下没有犯错误的“干净”的人，只有6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刘伯承。

　　周恩来派系最重要的人物陈毅，没有获得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没有进入政治局，这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在1955年评元帅的时候，原方案中就没有陈毅，是周恩来力争之后，陈毅才进入十大元帅的第六名。十大元帅的前六名是：朱德(总司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司令)、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贺龙(红二方面军创始人)、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

　　这次陈毅等人没有进政治局，许多老干部深感意外。江青都进了政治局，陈毅反而进不了，许多人纷纷为陈毅打抱不平，也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看法。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伤害了广大老干部。但大多数受伤害的老干部仍顾全大局，对毛主席还是诚心拥护的，这是我们党团结的象征。但把一些应当进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陈毅、李富春、陈云、聂帅、徐帅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进政治局，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纳新了”。】

　　当然毛泽东也意识到对陈毅等人过分苛刻了一些，所以又给他们一些安慰，让陈毅等人保留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

　　为陈毅的事，周恩来本想跟毛泽东再次“争一争”。这时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一张纸条，说：【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

　　（75）

　　邓颖超一方面是关心周恩来的身体，另一方也是劝周恩来不要争，“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周恩来后来终于没有争，这或许是听了邓颖超的意见。

　　到了周恩来这样地位的人，已经没有人敢给他提意见了。“对事对人要放眼量”这样告诫的话，别人是不敢对周恩来说的。邓颖超以夫人的身份，常常在关键时刻给予周恩来劝告和提醒，这对于帮助周恩来少犯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江青有邓颖超这样的情操，以夫人的身份在关键时刻给予毛泽东劝告和提醒，中国的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周恩来这次“没有争”，周恩来派系大为受损，却反而是“塞翁失马”。因为周恩来派系力量的下降，凸显林彪派系力量的骤强，不仅使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矛盾激化了，也使毛泽东把防范的重点，从周恩来派系转移到林彪集团上，最终引发了双方的激烈斗争，使周恩来派系反而得了“渔翁之利”。这些是后话了。

　　“九大”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汪东兴。本来人们都普遍认为汪东兴一定会进入政治局，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联系人，也是最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之一。因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除了汪东兴和温玉成之外，都进入了政治局，而汪东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对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原因，邱会作回忆说：

　　【九大开幕之前，汪东兴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东兴，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东兴。记得我们去看汪东兴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

　　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

　　（76）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似乎是来自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不信任。而且汪东兴敢当着邱会作他们的面，说“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之类对毛泽东不敬的话，的确让人吃惊。汪东兴这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后面我们再专门分析。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会议的议程就是选举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毛泽东坐下后，不见周恩来，问道：“总理呢?”

　　原来周恩来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坐在台下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到台上来坐，这时大家对周恩来报以热烈鼓掌，周恩来这才走上台去。

　　这次选举政治局委员，仍然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过半数的候选人当选。277人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果，选出政治局委员25人，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会议投票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之后，马上举行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据邱会作回忆说：【选举结束后，就在主席台前召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和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后一个到达台前的。

　　毛主席说：“下面是什么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

　　总理说：“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还任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总理刚说完，林总就说：“赞成。”】

　　这里需要指出，朱德从一开始就只是中央军委委员，从来没有当过军委副主席。最早的军委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后来又增加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不同，政治局委员具有决策权的实职，而军委副主席是没有决策权的虚职，在党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安排陈毅等五人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面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对林彪的一个制约。不过林彪对这个方案立即表示“赞成”，因为这个方案实际上对林彪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无实权，实权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手里，周恩来也明确说：“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77）

　　在“九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对这次大会应该说是并不满意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毛主席究竟对“九大”满意不满意?对林彪接班满意不满意?从“九大”当时的情况来看，主席好像是满意的，但从“九大”以后主席的一系列做法来看，主席是不满意的。主席可能还是信了苏修“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认为军队上了台，掌了权，外电也是这样评价和攻击的。毛主席嘴上在调侃，其实心有疑虑，以后的事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九大”的结果来看，毛主席革刘少奇的命成功了，权力却给了解放军(林彪)很大一块，无形中形成了“军政府”。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九大”写进党章，形成这种局面，毛主席应该是高兴的。所以毛主席的不高兴，说明他内心并没有想把班交给林彪。】

　　邱会作在这里说毛泽东对林彪有“疑虑”，这个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路线矛盾。从两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林彪上台后肯定要把文革停下来，肯定不会继续革命。毛泽东集聚他毕生最后的精力搞的这场文革，如果交到林彪手里，那就是前功尽弃，毛泽东的一切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所以，毛泽东的内心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林彪接班。那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其实林彪早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事实上的接班人。在1969年的“九大”上，只不过是把林彪事实上的接班人地位，正式化和公开化而已。林彪的实际地位并没有提升，职权还是跟以前一样，仅仅是得到一些名声上的荣誉而已。

　　高明的政治家，和高明的棋手一样，可以提前看到好几步棋，而蹩脚的棋手，只能看到眼前的一步棋。毛泽东在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将来怎么把林彪的接班人拿下来。因为将来要拿下林彪，现在就不能让林彪的羽毛太丰满了，所以毛泽东就在“九大”上，暗暗布置下将来拿掉林彪的政治布局。

　　毛泽东的第一个布局，是把林彪的势力局限在军队之内，不让林彪插手党和政府的事情。“九大”后，林彪还是只管军队，党政的职务没有给林彪一个。不仅如此，就是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也没有让他们在党和政府部门兼职。

　　（78）

　　毛泽东真正中意的接班人，比如张春桥，毛泽东就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兼职。张春桥在党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这是一个实权很大的职位;张春桥在政府内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都是有实权的职位;张春桥在军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这也都是有实权的职位。

　　毛泽东知道，一个接班人要想真正接班，必须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势力。毛泽东给张春桥在党、政、军各方面安排这么多有实权的职位，就是想让张春桥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日后接班。

　　对比之下，毛泽东没有给林彪安排一个党或政府的有实权职位，也就是不想让林彪在党和政府内发展自己的势力。试想，如果林彪真的要接班，他只在军队中有势力，在党和政府内一点势力没有，这样能接好班吗?这样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最初就没有打算让林彪接班。后来林彪为了“争”国家主席这个政界的职务，终于跟毛泽东闹翻了。

　　毛泽东的第二个布局，是让刘伯承等5人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只安排林彪一个军委副主席就可以，没必要再安排其他人当军委副主席。刘伯承等5个军委副主席，虽说没有实权，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林彪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可以形成对林彪的牵制。

　　毛泽东的第三个布局，是让黄永胜等林彪的四个亲信“一步到位”进入政治局，堵死林彪搞“封官许愿”的空间，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林彪也是政治高手，他从毛泽东的各种布局，应该很清楚地看出来，毛泽东并没有真心让他接班。林彪也知道毛泽东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过是安慰他一下，不能当真的。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地位还是《宪法》规定的，不是也照样打倒。试图靠一纸空文来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实力和智慧。

　　林彪既然看出来，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不是自己，那么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是谁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毛泽东真正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集团，将来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既然是这样，江青集团就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了。一旦江青集团壮大起来，可以独当一面了，那么林彪就没用了，也就是林彪倒台的时候到了。

　　（79）

　　毛泽东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把江青集团扶持起来。而林彪却发现，真正对他构成威胁的，正是江青集团。林彪的生存之道在于，不但不能扶持江青集团，而是要尽可能地打压江青集团，否则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只要江青集团壮大不起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没有人可以取代，林彪就是安全的。基于林彪的这种想法，在“九大”之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和白炽化了。

　　在“九大”上，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搞得江青集团大丢面子。“九大”后，江青集团当然要对林彪进行报复。据吴法宪回忆说：

　　【“九大”以前，江青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

　　（80）

　　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跟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

　　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提到了政治局里。江青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

　　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81）

　　《吴法宪回忆录》出版较早，说话顾忌较多。吴法宪对江青拉拢他们批判林彪的事，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吴法宪不敢点破江青后面的人。《邱会作回忆录》出版较晚，说话顾忌就少了不少，比较大胆了。邱会作也回忆了江青拉拢他们的事情，因为邱会作说的比较具体，这里用比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说：

　　【“九大”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但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发难”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关于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在后面介绍)。

　　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幽默。所以毛主席在“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

　　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

　　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82）

　　邱会作这些话，说的是比较诚恳的。邱会作他们认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927年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了，而江青1937年才到延安，交情是不能和林彪相比的。如果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是要林彪?还是要江青?邱会作他们相信毛泽东肯定是要林彪，所以就大胆地反江青了。邱会作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周恩来教育他们，他们也不懂。等他们最后“懂”的时候，为时已晚了。

　　邱会作又回忆说：【从1969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江青她这个人，叫你去你就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

　　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

　　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

　　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和黄永胜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亊!”

　　有关《解放军报》的亊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

　　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

　　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吧。”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东兴说了一下。汪东兴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

　　（83）

　　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

　　黄永胜和吴法宪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国防部所在地)去等。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

　　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

　　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

　　大家都认为黄永胜说得对，黄永胜有点懂“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

　　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康生等人在中央时间久了，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就看得比较“透”了。而邱会作等四人刚刚进中央，当然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十分幼稚。不过他们的幼稚，却让周恩来感到“感动”。世故狡猾的人从来不会让人感动，忠厚老实的人才会让人感动。

　　林彪也看出邱会作等人幼稚，不懂“中央政治”，所以“五七一”计划等，都不能让这些人知道。直到林彪走后，黄永胜还大声疾呼：“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黄永胜到那时还没有真正明白“中央政治”，没有明白林彪为什么要跑。

　　（84）

　　上面邱会作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情况是这样的。1969年5月，已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再次外巡，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看到从走廊到客厅、书房、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最先提出“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成了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毛泽东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了。”

　　还有，据参加修宪工作的杨福云回忆说：【1970年7月17日，修宪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四个副词，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主席一进北大厅，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

　　（85）

　　周总理又说：“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

　　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这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

　　周总理最后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参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根据杨福云的回忆，周恩来亲口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亲口说“四个伟大”讨厌，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毛主席语录摘下来，这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这件事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发生的，可见此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到了当众不给林彪面子的地步。

　　林彪是旧思想较重的人，也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这样当众不给林彪面子，虽不能说是当众羞辱他，但至少是当众让他难堪，这或许是导致林彪走上不归路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九大”之后的事。

　　关于“九大”之后，还有一个人应该提到，他就是陈伯达。尽管毛泽东不喜欢他，陈伯达最后还是进入了九届政治局常委，但已经是坐冷板凳的人了。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江青放言，黄永胜如果当常委，她也要当。许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的这个观点。”

　　“九大”后，陈伯达就基本上没有见过毛泽东了。陈伯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也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跟毛泽东疏远了，跟林彪就走得近了。陈伯达渐渐成为林彪住所毛家湾的常客，经常去毛家湾“看电影”，逐渐成为林彪的笔杆子。据说陈伯达的轿车总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看来陈伯达还是不想让毛泽东知道他去林彪家。

　　（86）

　　“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场文革计划，这个计划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整党建党;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第一个干扰是“备战”。

　　“九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多次发展到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备战”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个干扰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进行下一场文革的部署。

　　尽管有各种干扰，毛泽东还是开展了他的“整党建党”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次整党建党的目标是“吐故纳新”，即“吸收新鲜血液”和“排除废料”。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把那些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的党员排除出去，把充满革命热情的新党员吸纳进来。

　　这次整党建党，在“纳新”的吸收新鲜血液方面，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当时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是“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降低了过去苛刻的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入党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够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大约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使过去以革命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在成分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的“排除废料”方面，则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次整党中，要对过去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且整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称“开门整党”。在评审党员是否合格时，不搞秘密主义，要吸收非党员的群众代表参与评审。通过审查的党员重新登记，未通过审查的党员，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开除，劝退等不同方式，把这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进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倾向往往是扩大化;可是这次整党的倾向正好相反，是缩小化，因为整党是整到自己头上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在整党中有约0.6%的党员被开除，约0.4%的党员被劝退，约0.5%的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合计有1.5%的党员被“吐故”。

　　毛泽东指望在这次整党中，至少把20%以上的党员清除出去，这样整党才有意义。可是结果只有1.5%的党员被清除出去，这样的比例，显示出这次整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到林彪事件之后，整党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毛泽东在这次整党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官官相护，使“吐故”难以搞下去。虽说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但各级党委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老党员手里，新党员起不到改变局势的作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整党建党，又算是白搞了。

　　（87）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毛泽东进行了几项非常大胆的改革。第一项中央委员的改革。以前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一旦成为中央委员，就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而“九大”新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毛泽东认为：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

　　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工资仍是每月68元;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工资仍是每月67元2角;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没有变成城市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在大寨大队挣工分。大寨大队每天劳动工值1.5元，按一个月出满勤算，陈永贵一个月也就是45元。

　　据说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知道这个规矩后，就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了。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时从他办公室里搜出不少瓶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是从哪里来的?据揭发材料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卖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按照当时的标准，王洪文这样做算是“走后门”，以权谋私;然而按照现在的标准，用自己的钱买宴会上的剩酒，就算不了什么以权谋私。

　　“九大”上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是不脱产的，平时在自己以前的单位工作，召开会议时才到北京来开会，开会之后又回当地去工作。这样的中央委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毛泽东说：【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长期脱产，到我们中央来坐机关，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

　　毛泽东本来想把中央的专职领导干部，换成工农兵的兼职领导干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不会出现干部的腐败。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担任中央领导，由于水平有限，工作搞得并不好，所以也没有能够推广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二项改革，是拉平干部与群众的物质待遇。给群众提高工资的代价太大，国家负担不起，所以就给干部降低工资，这是成本最低的。毛泽东说：【干部要减薪，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不过给干部减薪的阻力太大，终究没有实施起来。

　　（88）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三项改革，是精简国家机构。毛泽东认为现在国家机关的干部太多，人浮于事，要把一大批干部下放下去，精简政府机构。

　　1970年6月，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各部门设立报告》，把国务院的各部委，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只保留原来18%的干部。除了中央机关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机关以及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等，也进行了干部人员的机构精简。

　　为了安置精简出来的大批干部，就开始了一场“干部下放”运动。第一种是把干部直接下放到农村落户，第二种是把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让城市机关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干部，无论官阶高低，年龄大小，一律称“五七学员”。“五七学员”按照军队编制，过军事化的生活，集体整队出工、收工;“五七学员”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打井、修渠等。前后大约有数十万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干部下放工作就停顿下来。197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一大批下放干部返回城市，基本上还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精简国家机构，又算是白搞了。

　　此后“五七干校”并没有立即撤销，大多数地方把“五七干校”变成干部去轮流劳动锻炼一下的地方，已经失去精简国家机构的意义。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正式撤销

　　毛泽东搞“整党建党”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收到他想得到的效果。究其原因，第一个是阻力很大，第二个是遇到干扰。第一个干扰就是上面提到的，中苏关系全面紧张。

　　1969年8月13日，也就是“九大”结束后的三个月，位于新疆的中苏边界铁列克提争议地区，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对中方一支38人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全部阵亡。这既是苏联对珍宝岛事件的报复，也是新的挑衅。如果说珍宝岛冲突是中方取胜的话，铁列克提冲突则是中方失利，此后中方停止了在铁列克提争议地区的巡逻。

　　铁列克提冲突之后，中苏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毛泽东不得不把工作的第一重心放在备战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以军事为中心，国家预算的50%以上用于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项目，使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产战斗机4千多架，坦克1万多辆。现在中国军队保有的战斗机数量为1500架，坦克7400辆，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数量。

　　（89）

　　战斗机和坦克都是极为昂贵的兵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几年之中，倾国家之力，建造了那么多的战机和坦克，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我们在提到文革对人民生活影响的时候，不应当忽视因为“备战”的军事生产，造成民用商品的物质短缺。如果没有倾国家之力搞备战，文革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

　　1969年9月3日，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国由周恩来赴越吊唁，苏联由总理柯西金前往吊唁，中苏双方的总理，本来可以在越南进行一次总理级会谈，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可是周恩来害怕在越南与苏联人谈，弄不好会被栽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说也说不清。所以周恩来有意避开柯西金，匆匆回国，由李先念副总理留下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说。柯西金也知道中方因为政治原因，不便在公开场合与他讲话，所以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转告中国，柯西金希望在返国的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见面时，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握手，以同志相称。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3小时40分。在机场会谈，中方就避免了欢迎仪式和招待活动的外交礼仪麻烦。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们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周恩来又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周恩来最后说：【吵架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来提议：双方达成谅解，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柯西金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使中苏关系暂时得到缓解。

　　从周恩来的发言来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他的讲话即表示了中方希望和平的诚意，也没有降低中国的身份。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可以成为后代外交官的学习教材。

　　（90）

　　有人说毛泽东反苏联仅仅是“意气用事”，不过只要从毛泽东在“九大”后进行的大刀阔斧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反修”是出自真心的，动真格的。建国时，中共照搬了苏联一套政治体制，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政治体制是不满的，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九大”后，毛泽东有了可以“独裁”的权力之后，毛泽东就自创了一套毛氏体制。毛氏体制，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过政治体制，还有教育体制(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赤脚医生)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一个被称为“毛主义(英文Maoist)”的新分支。

　　毛主义在1970年前期，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世界各国出现过一些信奉“毛主义”的左派政党和组织，比如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美国的“革命共产党”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提起，只稍微提一下目前上台执政的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

　　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模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于1994年开始进行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尼共的力量迅速扩大后，在2008年宣布停止武装斗争，通过大选的上台执政，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并于2011年再次当选。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外援，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点与毛泽东当年的夺权政权十分类似。

　　毛泽东生前曾大力支持过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援助，并在中国境内设置“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他们开展宣传战。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宣布停止输出革命，断绝一切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相继放下武器向当地政府投降。但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至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和进行游击战。

　　毛泽东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也不会出现“毛主义”这个词。在文革之前，世界各国认为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认为中国只是在模仿苏联那一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新东西。毛泽东的文革，不仅在思想上，也在体制上，搞出自己一套新东西，让世界上一部分左派感到眼睛一亮。因为他们与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苏联那一套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焕然一新的东西，使他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毛主义”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分支。

　　（91）

　　尽管毛泽东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有一个地方却复古了，这就是撤销“中央文革小组”，恢复“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的这个“复古”是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造反夺权的机构，现在造反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个组织了;第二个考虑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建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整党建党”工作至上而下地推行下去。“政治局”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就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当然，新的政治局和以前还是不同的，这点我们后面继续说明。

　　毛泽东并没有宣布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不再提起它了，让它不了了之。早在“九大”之前的1969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份中央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署名不要加文革小组了，文革小组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署名用常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组”只是管文化革命的，现在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需要保留了。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原来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说“设立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机构”，这就在《党章》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最不高兴的当然是江青，江青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康生也不太满意，因为在政府和军队中，毛泽东都没有给他实职，也成了一个闲人。关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从“九大”选举到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心里都很不痛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挖了她的祖坟一样。为什么?主要有三件伤心事：一是毛泽东没有委托她参加中央的“组阁”工作;二是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没有明确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存在。

　　1969年4月30日晚，江青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开，新选的政治局委员也通知参加，我们也如往常一样，规规矩矩都去开会了。今天的碰头会，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会最早，并且坐在总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

　　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重要问题。你们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子里，有种的，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

　　江青放了两段狂言之后，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东兴就得到报告：“来人了!”这是江青进中南海毛主席那里的代号，汪东兴立即回到主席那里去了。

　　（92）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林总的指示说：“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主席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

　　前面提到，九届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政治局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而毛泽东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只有13人，其他10人被排除出决策圈子。这10人是：张春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董必武、谢富治、李雪峰、汪东兴。

　　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个人是早就坐冷板凳的，被排除出去毫不奇怪;叶剑英、李雪峰是新坐冷板凳的，排除出去也不奇怪;许世友、陈锡联是纯粹的军人，排除出去也可以理解;可是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被排除出去，就有些让人意外。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为毛泽东立了很大功劳，为什么毛泽东不让他们进入决策圈子?这些我们后面再分析。

　　“九大”之后，江青、康生等人成了“闲人”，林彪和林彪亲信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虽说依然掌握军队的实权，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到党和政府。不过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林彪集团使用“掺沙子”的计策，这次毛泽东掺的沙子就是李德生。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五个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林彪的亲信，而毛泽东又让李德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李德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少将军衔，历史上与林彪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是毛泽东可以信任的人。据李德生回忆说：【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毛泽东不仅让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给李德生实权，让他当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回忆说：【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李德生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

　　（93）

　　谢富治不明白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掺沙子”的意图，因为当时的高官们，大部分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无间的，没想到毛泽东在暗中要提防林彪。谢富治提出李德生不适合当总政治部主任，本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德生文化程度低。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呢?

　　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最主要三个部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号称“三总部”。当时，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这两个人都是林彪的亲信，这两个人毛泽东暂时还不能动，所以毛泽东可以“掺沙子”的职位，只剩下总政治部主任了。因此，尽管李德生的文化水平低，毛泽东还是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重用李德生，后面还要说到。

　　“九大”后具体主管党和政府事务的是周恩来，这样周恩来的实权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文革前周恩来只管政府，党是刘少奇管的，现在周恩来把党也兼管起来。然而，周恩来的实权虽然扩大了，但他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而毛泽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一班人的‘班长’。虽然政治局常委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在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

　　但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有些事还当面请示。

　　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太过“纵容”，促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九大”后主持日常工作的13名政治局委员，其中5人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是毛泽东的人，另外5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人，陈伯达的派别不明朗，真正属于周恩来的只有李先念1人，加上周恩来自己也才2个人。周恩来在这种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只能把毛泽东放在政治局之上，因为周恩来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政治局。【本节完】

　　第21节 林彪事件(上)

　　（1）

　　虽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了，但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似乎是走入了歧途，结果越研究越糊涂。国内、海外的研究者们，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细节上，比如林立果怎么策划暗杀计划，林彪怎样仓惶出逃，却忽视了最关键的动机问题：林彪出逃的动机何在?

　　历史案件和现实案件一样，动机是理解案情最重要的东西。搞不清作案动机的案件，自然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感到扑朔迷离。人们认为林彪事件扑朔迷离，其原因也就是人们想不通林彪出逃的动机。

　　关于林彪的动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但说服力都不强。第一种说法是来自1972年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是因为篡党夺权的阴谋暴露，迫不得已乘飞机外逃。在第一种说法中，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林彪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这种说法可以自圆其说，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们信服。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其证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证据是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第二个证据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计划。第一个证据的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其实完全是光明正大搞的，谈不上什么阴谋。如果林彪真的策划暗杀毛泽东，那一切都应该在暗中进行，就没有必要争当国家主席，主动把自己的篡党夺权“阴谋”暴露出来。

　　第二个证据倒是非常符合阴谋论，可是不符合林彪的性格。林彪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应该非常清楚，靠林立果那几个人的“小舰队”，要想暗杀毛泽东，成功的可能性百分之一都不到。林彪绝不是一个莽汉，所以他不可能拿自己的全家性命押宝，去干一件成功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的“五七一”计划。

　　由于林彪动机的第一种说法难于让人信服，从1980年代末开始，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比如著名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小节《把林彪逼上绝路》，也声称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

　　在第二种说法中，林彪对毛泽东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毛泽东“逼”林彪的结果。关于这种说法，很多人举出不少的“证据”，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逼”走林彪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林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林彪出逃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毛泽东“逼”林彪出逃，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还不至于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因此“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毛泽东单方面主动“逼”林彪出逃，是不符合逻辑的;林彪单方面主动“篡党夺权”，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毛泽东或林彪单方面造成的，它是双方各种矛盾和斗争激化的结果，这也就是谚语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其实，“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和林彪两败俱伤，谁也没有好处，因此“九一三”事件应该是毛泽东和林彪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既然“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和林彪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为什么又发生了呢?这就应验了一句哲学名言：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

　　我们要理解林彪事件，在分析它的细节之前，要先考虑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九一三”事件是林彪与毛泽东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偶发事件?

　　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基本问题：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与林彪的矛盾，有“可以调和”的部分，也有“不可调和”的部分。这个“不可调和”的部分，就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接续他的“革命路线”，而不是仅仅接替他的国家领导人职位。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只能接替他的职位，而不能接续他的路线。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已经反映出林彪的思想与毛泽东相距甚远，他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如果毛泽东让林彪接班，那么林彪肯定不会继续革命的，而肯定会停止文革，一切回到老路上。

　　所以，毛泽东让林彪接班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算是白搞了，毛泽东为“继续革命”付出的一切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因此，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出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林彪接班的，这是毛泽东与林彪不可调和的部分。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不得已让林彪暂居党内第二把手的位子，那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

　　既然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现在又已经是名义上的“接班人”了，因此毛泽东必须考虑怎样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第一种选择是让林彪体面地下来，保留林彪的荣誉和地位;第二种是让林彪不体面地下来，那就是要打倒林彪了。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可以调和”的部分，是选择让林彪体面地下来，还是选择打倒林彪。

　　毛泽东让林彪体面地下台，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林彪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并且积极辅佐毛泽东的新接班人，那么毛泽东可以考虑让林彪体面地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关于这点，毛泽东曾经当面对林彪提起过让张春桥接班的问题。

　　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之事，一些严肃的文章和回忆录，都提到过这件事，但都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有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段细节，说毛泽东亲自带领张春桥去林彪在苏州休养的别墅，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细节，不能当作历史真相来相信。但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一事，应该是有的。毛泽东和林彪对话的大概内容是：毛泽东提出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要试探一下林彪的态度。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主动提出把接班人让给张春桥，并表示要尽力扶持张春桥接班，那么毛泽东就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让林彪体面地下来;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不做任何表态，那就是林彪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毛泽东就只能让林彪不体面地下台了。

　　因此，这次林彪对毛泽东的表态，其实也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林彪选择不表态，也就是表示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选择打倒林彪了。那么为什么林彪对毛泽东的话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这些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3）

　　林彪是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人，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接班，林彪应该马上明白，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应该也清楚，毛泽东已经给他安排了两种下场：第一种下场是林彪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可以让他体面地下来;第二种下场是林彪不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就要打倒他了。但林彪最后选择了不表态，也就是“不让位”。

　　林彪此举，是因为他看到还有第三种下场，这就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强行”接班。当然第三种下场不是毛泽东安排的，也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而是要林彪通过自己去争取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进行一场斗争了。

　　前面分析了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林彪的关系;这里再分析一下从林彪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有“可以调和”的部分和“不可调和”的部分。

　　林彪本来并没有想要上党的第二把手，是196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在林彪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林彪“推”上了党的第二把手。如果说刘少奇上党的第二把手，是自己主动想上来的，而林彪上党的第二把手，则是被动上来的，不是林彪争取的结果。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英雄主义者，非常注重名誉，从不检讨。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从未检讨过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因此，如果毛泽东向林彪“要回”接班人的位子，林彪的自尊心会难于接受。从林彪看来，这样他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拨弄的傀儡一样，需要他的时候，把他拉上台表演，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要把他推下去。林彪这样自尊心强的人，怎么会甘心给别人当傀儡呢。所以，林彪一旦上了接班人的地位，再让他退下去，他就不干了。况且这个接班人也不是林彪抢来的，是别人请的。

　　还有，林彪如果从接班人的位子上退下去，受影响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跟着鸡犬升天，他们当然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了。还有林彪的一批老部下，靠着林彪的提拔有了今天的高官地位。如果林彪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接班人，肯定不会再用林彪的旧党，林彪的旧党们就要靠边站了。所以林彪的一批亲信高官，也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他们都用各种手段，劝说林彪不能退下去。

　　再有，如果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周恩来，林彪或许还有可能答应。因为林彪认为今天共产党的天下，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人，他“服气”周恩来当接班人。可是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就不服气了。新中国是林彪这些人拼着流血牺牲，花了伤残的代价，才换来的。林彪自己也在战争中受重伤，成了半残废。张春桥不过摇笔杆子写了几篇文章，就要来“摘桃子”接班，林彪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让林彪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可以，要林彪去接受张春桥的领导，林彪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林彪一个人，就是军内一大批老将军，也很难服气张春桥的领导。在林彪看来，与其让张春桥接班，还不如我来接班，这应该是林彪争当接班人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说成是“野心”，当然也可以，但毕竟还有一些不同。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林彪的底线就是接班人的位子不能让，特别是不能让给张春桥等文人，这是他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部分。

　　（4）

　　当然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也有和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如果毛泽东尽管不情愿，最后还是让步，保留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让林彪和平地接班，那么林彪将依旧把毛泽东看成是大恩公，依旧忠于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坚持不让步，非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林彪也就不再忠于毛泽东了，就要“强行”接班。既然是“强行”，也就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手段。因此，林彪与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就是选择和平接班，还是选择强行接班。

　　毛泽东的底线，是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的底线，是一定要接班。两个人的底线相差太大，最后导致出现“九一三”事件，也就不奇怪了。林彪看清了毛泽东的底线，而毛泽东却没有看清林彪的底线，而且大大低估了林彪坚守底线的决心。毛泽东以为只要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林彪就会让步，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因此后来毛泽东一再提高对林彪的压力，没想到最后压出一个“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内心中，并不想与林彪摊牌，更不想打倒林彪，因为这样对他本人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毛泽东一直在设法和平地解决与林彪的矛盾，毛泽东在对林彪“施压”的同时，又一直给林彪留有退路。毛泽东对林彪施压的目的，只是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而不是要打倒林彪，这点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只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就不会为难林彪，会让他体面地下来。

　　林彪的内心中，更不想与毛泽东摊牌，毕竟他是弱者，毛泽东是强者，他与毛泽东摊牌的风险太大了。因此，林彪为了避免最后与毛泽东摊牌，他也要向毛泽东“施压”。林彪试图让毛泽东知道：林彪和林彪集团不是任人宰割的，在军队里是有威信和有力量的。如果毛泽东一定要拿掉林彪接班人的位子，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林彪希望毛泽东看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主动知难而退，最终让他接班，从而和平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林彪向毛泽东施压，小的事情不说，大的事情就有“林副主席一号令”和“设立国家主席”等。当然林彪的施压也不是恶意的，他希望这样可以让毛泽东知难而退，避免最后的摊牌。这些事将在后面详述。

　　林彪的另一种防卫之策，就是打击和削弱江青集团，特别是不能让江青集团把威信树起来。只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威信树立不起来，毛泽东即使想让他们接班也很难，这样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稳固了。所以，“九大”以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就发生了激烈的内讧。

　　林彪集团要打压江青集团，江青集团也要打压林彪集团。因为江青集团也想接班，特别是江青想接班。江青接班的障碍，首当其冲就是林彪，不搞倒林彪，江青是不可能接班的。而且，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已经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如果毛泽东去世，林彪接班，江青集团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江青集团为了今后自身的生存，也要跟林彪集团斗争。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王子们，为了争夺接班人而发生内讧，可是这样的内讧又必然地爆发，让皇帝头痛不已。毛泽东虽不是皇帝，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可是这两个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接班人，不可避免地爆发起内讧，也让毛泽东头痛不已。

　　（5）

　　林彪和毛泽东斗争的性质，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刘少奇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刘少奇想用自己的威信，压过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跟毛泽东当面争吵，当众说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过时了”，这当然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而林彪当众对毛泽东毕恭毕敬，手中挥动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从来没敢挑战过毛泽东的权威。可是“九大”之后，林彪开始变了，他悄悄地开始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了，这就让毛泽东感到：第二个刘少奇又来了。

　　确切的说，林彪不是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是要对毛泽东“施压”。林彪想迫使毛泽东让步，想让毛泽东放弃换接班人的想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威信，林彪要让毛泽东知道，他也是可以单独指挥军队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林副主席一号令》。

　　这里先简介一下《一号令》出笼的背景。前面说过，中苏关系由于1969年发生的几次边境流血冲突，极度紧张起来，大战有一触即发的局势。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达成临时协议，暂时缓和了一下关系，但双方仍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可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们无心搞重大的庆祝活动，只搞了简单的庆祝节目。国庆口号的最后一条就是：“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虽然有人建议毛泽东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例行的国庆节登天安门，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还是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林彪在天安门讲话，重点也是战争，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据说在196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得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也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因此，中国马上开始了紧急战争准备，首先是领导人的紧急疏散。吴法宪回忆说：

　　【过了1969年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10月15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6）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根据这个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对一些老同志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疏散决定之后发出的。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这次是真的认为苏联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战争准备进行了认真的部署。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到外地，成为“二线”，周恩来带领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一线”，周恩来成为临时军队总指挥。按照常理，林彪是军队的负责人，又是国防部长，应该由林彪留守北京“一线”，担任临时军队总指挥。可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夺了林彪的军权，交给了周恩来，这肯定让林彪十分不悦。作为军人，在打仗的关键时刻，却离开了军事指挥部，被夺了指挥权，林彪怎能高兴呢?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显然是不信任林彪。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除了以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从历史来看，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总会出现“吴三桂”式的人物。因此毛泽东不仅要防范苏联的入侵，更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借着苏联入侵的机会，投靠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放心的，因为不论从周恩来的历史，还是从他的表现，都说明周恩来是坚决反苏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不会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可是毛泽东对林彪就不放心了，他担心林彪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后来“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外逃苏联，也验证了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心中郁闷;10月17日，林彪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防备苏联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也就是所谓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10月18日，《一号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出。《一号令》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号令：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突然袭击，尤其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7）

　　《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向全军发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它还是新中国第一次发出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一号令》发出后，全军近百万人马上行动起来，把数千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数万门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导弹随时准备发射。因为武器疏散到野外，操纵武器士兵也必须跟随武器一起疏散，近百万士兵从军营疏散到野外，宿露了近两个月之后才重新回到军营。

　　从原则上讲，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是极其重大的指示，这样的指示应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至少应该由中央军委集体发出。以“林副主席”个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显然是不正常的。林彪为什么要发出《一号令》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是：林彪误判了战争形势，是无意中造成的误会，这不是林彪的阴谋;第二种观点是：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要以此来试探他调动军队的能力。

　　探究林彪发出《一号令》的动机十分重要，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林彪事件的性质。有人因此推论说林彪是无辜的，是冤案的，所以这里我们多花一些笔墨，探究一下《一号令》的细节。先看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汪东兴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汪东兴回忆说：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0月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发布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8）

　　另外在《聂荣臻回忆》中，聂荣臻也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

　　毛泽东同志听了报告，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聂荣臻提到的林彪和黄永胜“造谣”，指的是叶群解释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是为了“保密”。叶群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

　　汪东兴和聂荣臻等人指控林彪搞“阴谋”，有四项罪名：

　　罪名之一：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

　　罪名之二：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罪名之三： 10月18日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向毛泽东汇报，造成“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

　　罪名之四：谎称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当场烧掉，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里说林彪搞“阴谋”也不确切，因为林彪都是明着干的，不应算阴谋。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聂荣臻所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指控的“四项罪名”是成立的。

　　第一，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这种极其重要的命令，显然是错误的，“罪名之一”成立。

　　第二，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发布过指示。以前林彪起草的《军委八条》、《军委十条》等重要文件，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不是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的。黄永胜主持的总参谋部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一号令》，显然也是错误的，“罪名之二”成立。

　　第三，如果说《一号令》在发送之前，上报远在武汉的毛泽东，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有“先斩后奏”的理由。而周恩来就在黄永胜身边，两人同时住在北京西山，黄永胜去请示周恩来，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周恩来呢?所以“先斩后奏”的“罪名之三”是成立的。

　　第四，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显然不是为了“保密”，因为《一号令》都已经发出去了，还有什么保密的?所以“罪名之四”也是成立的。

　　（9）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烧掉《一号令》的传阅件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考虑到他与林彪的关系。《一号令》传阅件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必须在传阅件上批示“同意”，或者批示“不同意”。

　　毛泽东当然不会批示“同意”。虽说毛泽东可以不做批示，但那就意味着默认，就是默认林彪在军队中的权威，毛泽东当然不愿这么做。因此毛泽东既不能批“同意”，也不能不做批示。

　　那么毛泽东批示“不同意”行不行呢?也不行。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很客气的，从来没有对林彪送来的材料直接批示“不同意”。如果这次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不同意”，不仅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同时也就是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那就要与林彪发生公开冲突了。

　　这时毛泽东还不想与林彪公开冲突。因此，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同意”不行，批示“不同意”也不妥。这里毛泽东就来一个高招：烧掉传阅件。毛泽东烧掉了传阅件，不能再批示了，也就省去了批示的麻烦。这样一来，毛泽东既表示了对林彪的强烈不满，又给林彪留下退路，不至于造成两人的公开冲突。毛泽东烧《一号令》，看似鲁莽，其实是高招。

　　前面提到的为林彪辩护的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要想成立，必须要推翻上述第二种观点指控林彪的四项罪名。那么，第一种观点提供的材料，能推翻这四项罪名吗?这里先看佐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材料，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张云生说：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我奉命随林彪、叶群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筑里，叶群住在宋美龄住过的一所旧式小楼上。

　　林彪到苏州后第二天的下午，林彪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

　　林彪示意我作一下记录，我坐在沙发上记录，而林彪像平时常见的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着：“一、……;二、……;三、……”

　　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林彪问我：“都记下了吗?再念一遍。”

　　我说：“都记下来了。”我又照念了一遍。

　　林彪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我问林彪：“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宁慢勿错，可以压几个小时。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

　　（10）

　　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叶群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说：“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叶群蛮有兴趣地问：“哪两条建议?”

　　我说：“第一，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对，对，这条建议好。”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毛主席报告。首长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

　　……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由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由你负责传给黄永胜。”

　　我问：“再压多久呢?”

　　叶群说：“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7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个战斗号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估计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发生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令”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似乎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

　　但是，只要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样一场虚惊是完全不必要的。当然这是马后炮式的分析。】

　　这里要提一下，张云生说林彪与10月17日抵达苏州，这个时间不正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中说，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其他材料也说林彪10月16日抵达苏州，只有张云生说林彪10月17日抵达苏州，所以张云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张云生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张云生的回忆不能推翻这项罪名，反而做出一个反证：他曾经建议叶群向毛泽东请示，叶群并没有立即向毛泽东请示，还说林彪可以“先斩后奏”。但叶群也无法拒绝张云生的建议，只是答应由她向毛泽东请示。那么叶群到底请示了没有?张云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就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张云生只是说他用电话把林彪的《一号令》直接传达给黄永胜，至于黄永胜是不是向上汇报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张云生的回忆也不能推翻第二项罪名。

　　（11）

　　至于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张云生没有参与这些事，不清楚情况，当然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

　　张云生解释说：林彪发出《一号令》，是林彪本人误判形势，以为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所以让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前面提到过，苏联有可能在10月20日对中国发起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10月15日就知道了，大家还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如果毛泽东和大家认为有必要让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那么在10月15日会议上，就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10月15日会议上没有做这样的决定，就说明毛泽东与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只是领导人的疏散。

　　因此，即使是林彪个人以为10月20日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他也应该先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而不是擅自发出命令。所以用林彪误判形势，作为发出《一号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份常常用来佐证林彪“无罪”的材料是《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说：【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17日下午他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

　　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

　　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阎仲川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起的。】

　　吴法宪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

　　吴法宪说林彪10月17日向秘书口授《一号令》，抄了两份，一份由叶群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另一份由秘书传达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还说，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12）

　　而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完全没有叶群加上这句非常关键的话。是张云生说假话?还是吴法宪说假话?从逻辑上来看，吴法宪的说法有很大问题。也许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只是他被叶群“忽悠”了。

　　叶群说“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报毛主席”，那么毛泽东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还都没有结果。在毛泽东的意见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急着下发《一号令》，显然就是不经过毛泽东同意，擅自发出《一号令》。这些材料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又说：“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吴法宪这里的“后来”，意思非常含糊。如果这个“后来”是在林彪已经下发《一号令》之后，那么林彪就是在毛泽东同意之前，擅自发出《一号令》了，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

　　当然，这里的“后来”也可以理解为林彪在得到毛泽东同意之后，发出了《一号令》，这样可以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但各种事实无法证明毛泽东事先同意过《一号令》，汪东兴没有说他接到过叶群的电话，更没有说毛泽东“没有意见”。而且，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烧了，没有留下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更不能说明毛泽东同意过。因此，吴法宪的话，还是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的话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吗?这个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当时吴法宪等人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就让阎仲川用电话向各大军区传达。黄永胜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报告就在身边的周恩来。所以，吴法宪的话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

　　关于林彪的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吴法宪都没有提出辩解材料，当然也就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不过吴法宪还是为林彪做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

　　第二、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的共同决策。不能因为林彪一个人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13）

　　吴法宪的辩解是无力的。第一，吴法宪说“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句话并不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早就受到威胁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让林彪接班。这些在前面多次提到，不在赘述。

　　第二，吴法宪来了一个“偷梁换柱”，说林彪《一号令》的内容没有错。事实上，林彪《一号令》的内容也确实没有错，而是他不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以个人名义擅自发出《一号令》的方式错了。

　　第三，吴法宪还是用“偷梁换柱”来辩解，说林彪误判了形势，不能当成罪过。其实对林彪的指责，并不是他对形势的误判问题，而是他把擅自发出军事命令的问题。

　　当然，把林彪的“六项指示”传达为《林副主席一号令》，可能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传达人员阴差阳错地搞错了。但名称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即使是《林副主席一号令》的名称改为《林副主席六项指示》，性质还是一样的。

　　以上吴法宪的辩解，并无法推翻林彪的四项罪名，所以说上述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林彪擅自发出《一号令》是“别有用心”的。林彪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发这个《一号令》呢?这应该是林彪不满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夺了他的军权，所以林彪要向毛泽东示威，他要让毛泽东明白，林彪在军队里说话是算数的。

　　因此，这次林彪有意不通过毛泽东，不告诉周恩来，自己一个人单独发出命令，看看部队会不会接受林彪的个人命令。林彪在《一号令》中，既不提党中央，也不提毛泽东，只是说“林副主席指示”。果然，各个部队看到“林副主席指示”，马上就行动起来，没有疑问，毫不犹豫地执行林彪的命令。

　　如果是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肯定会有疑问;即使是周恩来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也不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因此，林彪用《一号令》证明了他在部队中是有威信的，林彪说话是算话的。

　　10月19日，毛泽东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后，马上做出相应措施，指示总参谋部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本来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是中央政治局和总参谋部，都要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可是林彪亲信控制的总参谋部，只接受林彪一个人的领导，无视周恩来的权威。

　　10月20日，周恩来亲自前往总参谋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早晨8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这样就迫使总参谋部不得不同时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也是毛泽东所谓的“掺沙子”。

　　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该文件指出：“军队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和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这个文件显然是针对林彪的，声明调动军队必须经过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批准，这其实就是禁止林彪再次单独发号施令。

　　（14）

　　毛泽东对林彪的《一号令》，虽说非常不满，亲手烧了《一号令》的传阅件，可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置还是非常轻微的。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林彪，甚至不再提起此事，只是做了一些防范动作。而这些防范动作，不是最高层的官员，根本看不出是针对林彪的。毛泽东这么做，可以说是对林彪的一种让步。

　　如果这次毛泽东对林彪采取比较严厉的处置，那么后来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的事情，可能就不至于发生了。林彪看到毛泽东让步，促使他感到，现在是“逼”毛泽东让步的最好时机，因此林彪要再“逼”一步，“逼”毛泽东放弃另立接班人的想法，真正让他接班。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知道政治斗争和打仗一样，取胜的机会将是瞬间即逝，决不能错过取胜的机会。林彪说他打仗取胜的经验是：“我有长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决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林彪看来，目前是打赢他与毛泽东的这场政治战争的最佳时刻，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为什么是最佳时机呢：

　　第一， 毛泽东已经把红卫兵和造反派遣散了，又把老干部得罪了，毛泽东暂时只有江青集团等一些文人，力量不够强;

　　第二， 第二，毛泽东想通过“整党建党”，在党内建立起一支新的力量，可是“整党建党”才刚刚开始，新的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是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

　　第三， 第三，目前林彪派系在政治局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是林彪势力在党内的最高时期。综合这些因素，现在是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最佳时机。

　　林彪已经看出来，毛泽东并不想让他接班，早晚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只是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如果等到毛泽东拿掉林彪接班人的准备完成之后，林彪那时再动手，就为时过晚。因此，林彪要在毛泽东准备好之前先动手，让毛泽东措手不及，才能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

　　林彪正式“挑战”毛泽东，开始于1970年3月。在此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从来没有与毛泽东唱过反调，更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提出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

　　（15）

　　1970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示：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会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常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即使是发生了《林副主席一号令》等令毛泽东非常不快的事，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挽回的余地。可是一旦他公开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也就是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那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就无法挽回了。

　　建国后，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至今为止只有两个人：彭德怀和刘少奇。这两个人的下场怎样，林彪是最清楚不过的。然而，林彪还是鼓起勇气，成为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第三个人。至于林彪的想法，我们后面再详细分析。

　　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林彪在1969年9月也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70年8月，他也发起了挑战毛泽东的“庐山之战”。林彪重上井冈山时，也学毛泽东，做词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再回顾一下毛泽东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林彪的这首词，无论从笔法还是从意境上，都无法与毛泽东的词媲美。本来，林彪并不是擅长做诗的诗人。林彪到井冈山上寻找的，大概也跟毛泽东一样，是在故地激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重新开展一场人生的奋战。这两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两人在“决战”前的雄心壮志。

　　不过毛泽东是一个人孤独地上井冈山的，而林彪却是带着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一起上井冈山。

　　（16）

　　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玉石，林彪把此石带回北京后，让人刻成一方砚台。1970年5月1日，林彪在该砚台背后题写诗句后，赠送给叶群。诗句是：“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汉的话剧《关汉卿》)。

　　林彪还在题诗之后，写了题名：“书赠战友叶群。林彪。1970年5月1日”叶群看后，回赠林彪一幅字，写道：“教诲恩情感不尽，天长地久永相随。”

　　林彪给叶群赠物，是他到了“决战”的时候;向叶群赠言，要叶群做好最坏的准备。林彪把叶群称为“战友”，也是恰当的，因为叶群的角色，早已超出妻子，称“战友”名符其实。一年后，林彪和叶群还真的实现林彪题诗的“死同穴”，也实现了叶群题诗的“永相随”，这是后话了。

　　1970年3月，中央开始讨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以及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过去恭顺的常态，居然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立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毛泽东明确反对设立国家主席一事，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拒绝当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此后林彪仍然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7月，毛泽东再次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但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情况下，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最后放“狠话”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说到这个地步，林彪才不再提国家主席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当国家主席呢?要理解这个理由，我们必须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上来分析。

　　（17）

　　最初提出国家主席问题的人是周恩来，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总理的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次政治局会议，住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同志向林彪同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汪东兴的回忆，周恩来在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首先指出“设国家主席”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常委”提出的。并且，周恩来用“国家主席是不是还写上?”这样的语气，表示出他和政治局常委是倾向于“设国家主席”的。

　　当时的九届政治局常委只有五个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所说的“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四人的意见。既然政治局常委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必须表明态度。这次毛泽东十分慎重，专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呢?汪东兴本人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不提，而《吴法宪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都提到汪东兴传达的内容。

　　吴法宪回忆说：【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赶回来的。汪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18）

　　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散会时，汪东兴还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早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东兴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

　　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的毛泽东原话，大同小异。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这里要注意到，毛泽东专门提出“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这句话说得很重。毛泽东说的“大家”是谁呢?显然是指周恩来信中说的四位政治局常委。现在周恩来这封信的内容还没有透露，单从毛泽东讲话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的语气来看，周恩来这封信中提出的政治局常委建议“设国家主席”，是比较认真和郑重的。

　　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指示后，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当场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不布置“讨论”也是正常的，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最重要的林彪缺席。在林彪缺席的情况下，是不好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周恩来特地吩咐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从这次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都是让叶群亲自去他的住处，他亲自向叶群说明自己的想法，然后由叶群直接向林彪汇报。可是这次，毛泽东不仅没有叫叶群去，甚至没有提到向林彪转达他的意见，还是周恩来提出让叶群去向林彪汇报。

　　从周恩来“设国家主席”的信，毛泽东就察觉出，这封信的主使人应该是林彪。因为其他三个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与国家主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是设了国家主席，也不会轮到他们三人当，只有林彪一个人与此有利害关系。因此，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周恩来的信，向毛泽东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林彪想要当这个国家主席。

　　（19）

　　林彪的建议是非常巧妙的，他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一些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反而认为林彪是为了毛泽东好，是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因此，毛泽东在这里要把林彪的目的“点破”，说：“我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一个人可以当。因此，设国家主席的得益者，只能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汪东兴回忆后来的事情，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3月17日至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才正式讨论毛泽东3月8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这时林彪表示出不同的意见。林彪让自己的秘书跟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这个电话，公开表示他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此时，毛泽东还给林彪留面子，他没有直接对林彪的意见表态，而是说“问候林彪同志好”，间接地表示反对林彪的意见。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

　　关于此事，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说：【林彪、叶群从苏州回到北京后不久，于运深给我看了一份叶群在苏州和主席秘书来往的电话记录。叶群给主席秘书的电话说，请他转报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因为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

　　主席秘书回给叶群的电话，说：他已经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国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20）

　　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大部分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事情发展到此，本来可以就过去了。可这次林彪一反常态，他不让事情过去，还要继续坚持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回忆说：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林彪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

　　这次是林彪亲自向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与用电话记录的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他的三条意见。由于林彪的地位，周恩来又召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邱会作回忆说：【3月8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

　　现在林彪的意见又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念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主席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彪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主席很快就对林彪的建议(政治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传出叶群与毛主席秘书来往的那次电话内容以后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一份毛主席批件。这是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主席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在这以后，我又在毛家湾看到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没有。这反映出，尽管毛主席对“设国家主席”一事并不赞成，但政治局内的意见并不一致，林彪的那个“提议”还在起作用。】

　　这是林彪第一次公开用书面意见的形式，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而且林彪的意见，得到包括康生在内的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由于林彪的意见是多数人的意见，这让毛泽东犯难了。

　　（21）

　　设不设国家主席，对于除了林彪之外的三位政治局常委来说，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此引起的间接关系，还是与三位常委紧紧相关的，因为国家主席是关系到将来谁“接班”的问题。

　　如果林彪当了国家主席，那么林彪接班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相反，如果林彪不能当国家主席，那么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或者张春桥等人了。从周恩来等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林彪接班，比江青他们接班，要好得多。

　　谁来当接班人，对于康生来说，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如果毛泽东安排林彪上台，完全没有必要把康生拿掉;而毛泽东安排江青或者张春桥上台的话，那么康生的威信就显得“太高了”一点，毛泽东为了江青或者张春桥的顺利接班，就有必要把康生拿掉。

　　尽管康生在历史上与林彪并无特殊关系，相反与江青倒是有特殊关系，可是“九大”之后康生成了“闲人”，此时他逐渐看出来，拥戴林彪，比拥戴江青集团更有利于自己。此后，康生就慢慢“淡出”江青集团了。

　　因此，一贯支持毛泽东的康生，在国家主席问题上，却站在了林彪一边。直到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还是公开表示支持林彪。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记述：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毛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至于陈伯达，早就跟着林彪走了，成为反江青集团的先锋。这样一来，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个站在林彪一边，而周恩来的态度，虽说主要是中立，但还是偏袒林彪的。

　　周恩来也希望毛泽东不要再换新的接班人，这样搞下去又是一场大的运动。而且从周恩来看来，也是宁可林彪接班，不愿江青或张春桥接班。所以，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在政治局常委中就孤立起来了。

　　（22）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苏州，他与林彪直接见了面。这是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见面。据邱会作回忆说：

　　【叶群告诉我们，林彪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4月25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彪和叶群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在苏州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彪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

　　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彪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

　　那天正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

　　前面多次说过，毛泽东这个人的脾气，如果他“骂”你，就是对你还抱有希望，如果客客气气的，那就是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年龄比林彪大很多，又是林彪的老领导，本来毛泽东“骂”林彪几句也是可以的。据说1966年林彪拒绝当党的第二把手时，毛泽东曾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

　　这次毛泽东在苏州与林彪见面，对林彪客客气气，“国家主席”的事一概不提，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是不抱希望了。

　　1970年4月底，毛泽东和林彪都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据邱会作回忆说：【时隔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看法真是幼稚可笑。】

　　毛泽东用曹操和孙权打比方，明确说希望你们不要当“孙权”，基本上已经把话“挑明”了。即使是到了这个程度，林彪仍继续坚持唱反调。据邱会作回忆说：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提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毛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

　　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23）

　　当时我们几个人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我们感到谁当国家主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因此，不管主席怎么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谦虚”。

　　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的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在1970年7月，又发生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关于“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纪念解放军诞生43周年发表社论，这篇《社论》是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第一句话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会上陈伯达对张春桥起草的《社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沿用“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春桥的新提法中，增加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康生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张春桥的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而张春桥坚持不改，态度十分坚决，在会上形成意见对峙和激烈争论。周恩来不好表态，因为此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最后决定：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怎么来的呢?在林彪刚刚当上第二把手的1966年8月，当时“两报一刊”的说法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提到林彪。“两报一刊”在提到林彪时说：“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

　　但1966年11月之后，“两报一刊”就把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删去，只提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显然，“学生”比“战友”要低一个档次，而只提“亲密战友”，就使人感到林彪有“平起平坐”的感觉。

　　1966年11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时，提出新的说法：“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人民解放军……”这样，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地位，首次与毛泽东并列在了一起。

　　1966年11月底，陈毅在接见军队造反派时，又进一步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

　　1967年2月，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再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

　　（24）

　　1967年4月之后，“两报一刊”就形成一个习惯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据汪东兴回忆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

　　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

　　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

　　这次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突然改动过去三年多来的一贯提法，显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过这次“缔造”和“指挥”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让步，删去“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了过去的说法。但“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九一三”事件前夕的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南巡”中，又重新提起“缔造”和“指挥”的问题，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现在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这是后话了。

　　1970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时，特地删去了很多林彪特有的颂扬毛泽东的话，比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等。毛泽东还为此写下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删掉的这些话，都是林彪的原话，可以算是间接地批评林彪吧。

　　（25）

　　毛泽东与林彪的最根本矛盾，其实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的宣传，古今中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造神”，第二种方式是“歌功颂德”。

　　第一种方式的“造神”，是封建帝王时代使用的古典方法，把封建帝王塑造成“现人神”。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帝王的领导，是因为帝王已经超越了“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人民要服从帝王这个“神”的领导。封建帝王不仅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说出来的话“句句是法律，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第二种方式的“歌功颂德”，是近代发展出来的近代方式。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民的醒觉，用“神”来蒙蔽人民的手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近代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普遍采用“歌功颂德”的方式。比如美国也搞个人崇拜，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等人，都修建有规模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堂等纪念性建筑，对这些伟人的历史功绩和功劳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宣传，让人们崇拜这些伟人，敬仰这些伟人。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的话，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早在建国之前，中共就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但那时的宣传采用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方式。一方面是毛泽东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历史功绩和功劳;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恰当的“歌功颂德”宣传，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有好处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一面旗帜，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伟人旗帜，它就没有凝聚力，就很难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一个超越民族的伟人旗帜，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可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著名“五一八讲话”，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个把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式宣传，上升为“造神”宣传。这里再回顾一下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片段，林彪说：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

　　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毛主席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

　　（26）

　　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毛主席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强调：毛泽东之所以和我们不一样，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林彪这里所谓的“天才”，其实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是“神”。因此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整篇讲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人，毛泽东是神。所以我们不服不行，必须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的话，完全是臣子对封建帝王“表忠心”用的话，更是把毛泽东当作帝王对待了;对毛泽东喊“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完全是封建帝王的待遇。

　　那么林彪心里真的认为毛泽东是“超天才”，是“现人神”，“句句是真理”吗?显然不是。林彪早年就多次怀疑过毛泽东，甚至写信让毛泽东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彭德怀。革命胜利建国后，林彪也没有迷信毛泽东。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中央派人去林彪住的毛家湾，搜查林彪家里的罪证。从几万册图书中，发现林彪亲笔写的眉批，其中一些是针对毛泽东的。例如：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来看，他绝对不是真心地认为毛泽东“句句是真理”。既然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不是出于真心，那必然就是别有用心了。接着问题就来了：林彪的别有用心，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还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恶意呢。

　　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需要把林彪的言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时林彪还不是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他在党内的排名仅是第六位。

　　（27）

　　第二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时林彪一跃变成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人的地位变了，他的想法和做法跟着改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林彪做出著名“五一八”讲话的1966年5月18日，中央已经发出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时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刘少奇，这点林彪已经看到，但单单为了打倒刘少奇，似乎不需要搞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毛泽东的文革，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应该还有别的目的。那么毛泽东的这个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林彪当时想来想去，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毛泽东想当皇帝。

　　在林彪还不是接班人的时候，林彪对毛泽东尽管不迷信，但对毛泽东还是充满感激的，毕竟林彪能有今天的一切，少了毛泽东的栽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那时林彪的想法是：不管毛泽东想干什么事，他就要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后来从林彪家中抄出来的图书眉批，有叶群亲笔写的一条：【抓一号(毛泽东)的活思想，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

　　叶群的这句话，应该也是林彪的意思，就是好好琢磨毛泽东想办什么事，提前主动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这时林彪琢磨出毛泽东“想当皇帝”之后，他就要帮忙让毛泽东实现“皇帝梦”。

　　林彪想：毛泽东要当皇帝，必须有人替他先行一步搞宣传。因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说毛泽东是“天才”、“句句是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完全是把毛泽东当作皇帝来进行宣传了，是一篇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造神”讲话。

　　林彪本以为他这次琢磨出毛泽东的心思，主动帮毛泽东去实现“皇帝梦”，毛泽东一定会大为高兴。但林彪没有想到这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毛泽东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写了一封间接批评他的《滴水洞家信》，让周恩来转给他看。

　　林彪看了《滴水洞家信》，马上明白毛泽东没有想当皇帝的意思。因为如果毛泽东想当皇帝，那就应该继续鼓励林彪这么做，而不是反对林彪这么做。之后，林彪沉寂下来，没有再发表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讲话。

　　毛泽东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时代发展到今天，再试图当皇帝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50多年前袁世凯试图当皇帝，搞得众叛亲离，最后不得不自己狼狈地宣布退位。毛泽东不会再犯袁世凯的错误，毛泽东不想当皇帝。

　　（28）

　　毛泽东其实并不反对进行适当的“个人崇拜”宣传，但毛泽东所希望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宣传，而不是林彪搞的古典“造神”宣传。毛泽东知道，在人们的思想觉悟已经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进行“造神”宣传，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造成负面的结果。

　　毛泽东希望林彪搞“歌功颂德”式的宣传，就像歌曲《东方红》里说的那样：“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希望林彪宣传的时候，强调毛泽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强调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中国人民翻身当家作主而奋斗;强调人民拥戴毛泽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样的宣传，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使人民真心地拥戴毛泽东。

　　而林彪搞的“造神”式的宣传，是反时代而行的。秦始皇时代，人们或许还会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可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怀疑这种“句句是真理”的造神宣传。“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话，人们尽管嘴上不敢提出异议，心中肯定是不相信的。因此，这样的“造神”宣传，不仅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疏远了毛泽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

　　毛泽东本来以为林彪看了他的《滴水洞家信》，会停止这种“造神”宣传，而林彪不但没有停，反而变本加厉，调子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林彪的地位变了。林彪本来一度停止了“造神”宣传，可是他在1966年8月当上接班人之后，又重新开始了“造神”宣传。

　　林彪本来没想当接班人，可是一旦当上了，林彪就要当下去，这个原因前文中已经分析过。历史上的太子，往往是“大好”和“大坏”两种下场，因此林彪需要巩固他的太子地位。这时林彪发现，把毛泽东造成“神”，对自己是有利的。

　　刘少奇曾是接班人，可是毛泽东找个借口就把刘少奇拿下来，因为那时毛泽东还不是“句句是真理”。如果毛泽东成为“句句是真理”的神，那么毛泽东说过的“林彪是接班人”，也自然就上升为真理，谁也不能推翻，谁也不能怀疑。这样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等于有了“皇帝钦定”的保险。

　　如果说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前，他对毛泽东进行造神宣传，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那么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对毛泽东进行的造神宣传，那主要就是为了林彪自己，而不是为了毛泽东了。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进行造神宣传的代表作，就是《〈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29）

　　在林彪的主导下，军队中早在1964年就开始出版《毛主席语录》。不过早期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都是署名“总政治部”，并无林彪个人的名字出现。1966年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时林彪的名字就与《毛主席语录》挂靠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人们学《毛主席语录》之前，先要学林彪的《再版前言》，在宣传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宣传林彪。

　　因为林彪的《再版前言》是造神运动的重要文献，这里全文引用。林彪在《再版前言》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

　　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典型的“造神”宣传，而不是“歌功颂德”宣传。《再版前言》只字不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功绩，只字不提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的努力和奋斗，而是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天才”。

　　（30）

　　林彪号召人们要像读《圣经》那样，背诵毛泽东的话，并声称毛泽东的话，像《圣经》一样，具有“立竿见影”的“精神原子弹”威力。

　　林彪的《再版前言》发表于1966年12月，而林彪在1966年7月就看到了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因此，林彪应该已经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造神”宣传。然而这时林彪却将错就错，继续进行“造神”宣传，应该主要是为了他自己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林彪的《再版前言》最后一句话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个提法，与后来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差不多完全一致。1966年12月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期，林彪的《再版前言》在最后没有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这样的思想，几乎就是后来被批判的“唯生产力论”，也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由此可见，林彪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是由来已久的。

　　毛泽东曾在一篇新华社电讯稿上，对当时的中宣部长陶铸批示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的这些话，明显是针对林彪的语言。而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话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但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陶铸反而赞成了林彪的造神宣传，认为毛泽东反对造神是“谦虚”。陶铸提出的“不宜突然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等于是抵制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造神”宣传问题上，毛泽东被绑上了林彪的战车，想下也下不来。这就像毛泽东在《滴水洞家信》中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样的讲法过去没有过，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31）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上一次的三届人大是1965年召开的，按照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原则，四届人大应该在1970年召开。前面提到，在召开党代表大会前，事先要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召开全国人大前，也要事先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是由周恩来主持，因为政府一直是周恩来主管的;而修改宪法是大事，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林彪为副主任，但具体起草《修改宪法报告》，毛泽东则指定由康生主持，由张春桥主笔，这就让陈伯达很不高兴。因为新中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就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所以陈伯达认为他应该主持修改《宪法》。陈伯达不高兴，他就跟林彪跟得更紧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70年夏天，毛家湾内显得异常忙碌。东院的庭院内，常常停放着一排客人坐乘的小轿车;西院的会客厅，常常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这些“观众”大半是毛家湾特别邀请来的，因为每一场电影只能容纳一、二十人，所映的影片，大部分是进口的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命前的国产片。这些“观众”难道没看过这些影片吗?倒也不一定。但不论主人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湾请去看一次电影，那个“政治含量”是不轻的。

　　1970年夏天，毛家湾的待客热有一个很窄的范围。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从陈伯达到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再如，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来“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

　　1970年8月，修改宪法进入收尾阶段，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这次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激烈争吵。对此吴法宪回忆说：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

　　（32）

　　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

　　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当讨论宪法中的国家机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就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

　　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

　　我想这只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地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

　　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

　　康生说：“对、对，写上、写上。”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几个文人，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被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

　　（33）

　　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据吴法宪回忆，这次争论是张春桥引发的。本来吴法宪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可是张春桥把话题引到了林彪身上，公然讽刺林彪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当然会引起林彪派系的吴法宪跳起来反对。

　　以张春桥的身份，如果背后没有人给他撑腰，肯定是不敢公然讽刺林彪的。如果是比较有政治头脑的高官，听到张春桥敢说这样的话，就会猜到张春桥背后有人，不但不会跟张春桥争吵，反而自己要好好思考一下，张春桥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但头脑比较简单的吴法宪，没细想为什么张春桥会这么大胆，以为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阴阳怪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跳起来跟张春桥争吵。林彪派系的军人，多半是吴法宪这样的有勇无谋之人。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

　　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

　　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

　　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吴法宪头脑的确简单，会后他还对陈伯达大骂张春桥，认为这件事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问题。虽说陈伯达是书生，但政治头脑还是比吴法宪强许多，立即察觉到“今天的事情不简单”，让吴法宪把情况向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汇报一下。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

　　（34）

　　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

　　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

　　周恩来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据吴法宪说，周恩来对他的意见完全表示支持，而且特别说到赞成设国家主席。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全力支持我，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

　　当时我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天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设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指针)，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斗争。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听后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周总理明确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周总理还说，他同意设国家主席。周总理关于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止和我们说过一次。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吴法宪也报告了叶群，叶群很快就传回了林彪的话：“吴胖子说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

　　当然，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主席。】

　　吴法宪和邱会作的回忆都说，林彪明确支持吴法宪，鼓励吴法宪跟张春桥斗。对于这场斗争，林彪一点没有退却的意思，他让他的四大金刚以及陈伯达，在会上与张春桥等人好好斗一斗。

　　（35）

　　不过吴法宪等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要斗的对手，表面上是张春桥，实际上是毛泽东。这样，吴法宪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林彪的棋子，而张春桥是毛泽东的棋子。吴法宪和张春桥的斗争，其实就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代理斗争。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8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叶群没有参加会议，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等人，让他们准备好，在会上跟张春桥斗。

　　周总理估计会上要争斗起来，他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支持军委办事组，支持吴法宪的。周总理的思想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地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周总理在会上是很小心的，他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理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总理念到“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争起来，他们表示同意。

　　总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见呢?”

　　没想到从来是颐指气使的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

　　这样带有“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方针”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周恩来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林彪知道会议的情况后，却紧抽了一口气。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林彪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召开)上，会有更大的斗争。】

　　林彪是很有眼力的，他看出张春桥、江青等人的突然让步，让《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其实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指点，是毛泽东让他们故意让步的。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让步，是不是要麻痹和迷惑一下林彪?是不是毛泽东要在几天后的庐山会议上，发起什么重大的动作呢?

　　林彪一点也琢磨不透毛泽东的下一步棋是什么，这是最让林彪担心害怕的。因为毛泽东的战术，总是出人意料，防不胜防的。因此，林彪下了决心，他在庐山会议上，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才能避免被动挨打，才能避免他被毛泽东的战术打得措手不及。

　　（36）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登上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三次上庐山。早在19世纪末，外国人看中了庐山这块避暑胜地，九江租界和汉口租界的外国人纷纷在此兴建别墅，后来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再此修建别墅。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共建成三百多幢别墅，最有名的当属蒋介石的“美庐别墅”，另外还有汪精卫别墅等。

　　中共建国后，中央在庐山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是1959年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毛泽东下榻于庐山上蒋介石的美庐别墅，据说毛泽东进门时曾高喊：“蒋委员长，我来了!”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出现一次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

　　1960年，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所别墅“芦林一号”。据说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陪同他的当地官员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却唯独没有提到“房子好”。于是聪明的官员就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幢别墅。

　　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是1961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毛泽东入住为他专门修建的“芦林一号”。1970年8月毛泽东第三次上庐山，也依旧入住“芦林一号”。而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聪明的官员也在庐山上，专门为林彪修建了一幢别墅。林彪别墅于1969年建成，所以1970年8月林彪上庐山时，就入住进了专门为他修建的别墅。而周恩来大概是为了拉开自己与毛泽东和林彪的距离，没有住进以前他曾经住过的马歇尔公馆，居然住进普通的楼房。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往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去，负责整理房间，做淸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面的树林里，警卫战上们日夜站岗放哨。

　　周恩来总理是个大忙人，他住在大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楼房里，便于和各地的中央委员们接触。全会开始前的气氛是轻松的，这从周恩来的神态中也可以感觉到。会前，我们几个年轻的中央委员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

　　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周恩来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啊，只有三、五天?”我们觉得会期太短，看庐山都看不够。】

　　（37）

　　这次庐山会议之前，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没有闻出火药味。他们以为这次会议将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这有点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人们也以为那次会议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没想到会上彭德怀突然抛出《万言书》，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在毛泽东上庐山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据汪东兴回忆说：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在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

　　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

　　黄永胜说：“我报告了林副主席。”

　　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对在他的住房周围大搞土木工事，是十分敏感的，因为刘少奇已经搞过一个“列车窃听案”，把窃听器装到他的专列上。在毛泽东看来，这次林彪下令在“芦林一号”附近修飞机场，会不会趁着修飞机场的机会，派人在毛泽东的住处悄悄安装窃听器，甚至安装炸弹呢?还有，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了飞机场，林彪就可以突然派出大量空降兵，突然从天而降，包围毛泽东的住所。

　　（38）

　　因为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连周恩来也不知道，这让毛泽东更加怀疑里面“有鬼”，所以毛泽东对此不能不防。后来在庐山会议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曾一度搬出“芦林一号”，住到了另外的别墅中。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专门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就是暗指在他的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这件事。

　　九届二中全会定于8月23日开幕，在前一天的8月22日，毛泽东事先召集五位政治局常委开会。据列席这次会议的汪东兴回忆说：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经济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从汪东兴的这段回忆，可见这次康生也跟毛泽东有点小小的“顶牛”。毛泽东说要讲“形势问题”，康生却提出要讲“修改宪法”，经毛泽东再次坚持，康生才作罢。不过在毛泽东让康生讲“修改宪法”时，康生又推辞让周恩来讲，于是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表示不悦。

　　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康生都有大会讲话，而林彪偏偏没有大会讲话，不免让林彪觉得他被冷场了。按理说，周恩来已经准备好讲“经济计划问题”，那么“形势问题”就应该让林彪来讲。毛泽东不让林彪讲话，在林彪看来，那就是毛泽东要有意对他“冷场”，要慢慢降低林彪的威信。

　　本来毛泽东是不想让林彪在大会上讲话的，可是这次林彪却“非要”讲话。在第二天开大会之前，林彪突然表示他要讲几句话，毛泽东也不好不让林彪讲，于是林彪违反毛泽东的意愿，成了大会的第一个发言人，而且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这就是林彪著名的“称天才”讲话。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先看汪东兴回忆8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

　　（39）

　　汪东兴回忆说：【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汪东兴的回忆中，对这次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些不太重要的话，讲了很多，而把关键的“设国家主席”的一段话，却隐去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写道：

　　【1970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

　　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还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周恩来年谱》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可见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除毛泽东外的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感到相当大的压力，甚至有点“逼宫”的味道。对这件事，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邱会作说：

　　【8月22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常委会中，还讨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主席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

　　（40）

　　毛主席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开，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因此毛主席刚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在常委会上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

　　毛主席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

　　毛的弦外之音就是：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

　　后来毛主席又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最高指示和“谆谆教导”。】

　　邱会作的回忆，与《周恩来年谱》的记录大体一致。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当天晚上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我记得总理并没有说什么大的问题，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态度。

　　总理说：“今天下午，在主席那里开了常委会。主席同林副主席说，他以前说过的那些问题(没有点明什么问题，后来汪东兴补充发言时给点出来了)，这次好好说一下。明天下午三点是开幕式，会议从二十四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小组会议，身体不好的，还是以休息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弃这次休息的好机会。”

　　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同时提出：“我们最希望总理能休息一下。”

　　总理讲完后，对汪东兴说：“你来做补充。”

　　汪东兴接着发了言，他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汪东兴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

　　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东兴还是有能力的。】

　　（41）

　　自从毛泽东1943年成为中共第一把手以来，他的意见被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反对，这是第一次。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是以政治局常委中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了罢免刘少奇。这次毛泽东要对付的林彪，显然比刘少奇难对付多了。

　　政治家的最主要能力之一，就是团结人的能力。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撼不动，就是得益于他超强的团结人的能力。看来林彪团结人的能力也是一流的，不仅把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拉了过去，这次连康生都被林彪团结过去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暗吸一口冷气。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小看了林彪的政治能力，本以为林彪是彭德怀那样一介武夫，没想林彪打政治仗的水平也是一流的。在平时百事不管的林彪，到了关键时刻，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高手。

　　在政治局常委中遭遇“四比一”的绝对劣势，一般人就会屈服，但毛泽东却不会，如果屈服了也就不是毛泽东了。有人说：毛泽东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个人独裁”的表现。

　　这种说法，是学者们喜欢翻弄的书本教条;而对于大腕级政治家来说，他们从来不把“少数服从多数”看作是一种需要遵循的原则，而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因为真理在开始阶段，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如果在真理的开始阶段，就必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真理就不会诞生了。

　　就拿毛泽东上井冈山为例，1927年中共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反对毛泽东上井冈山搞农村根据地，那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苏联模式的大城市暴动，才是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上井冈山，是违反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是违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多数意见是错误的，而毛泽东的少数意见倒是正确的。

　　如果当年毛泽东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跟着搞大城市暴动，那么中共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不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江山了。

　　再比如说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违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据参与此事的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42）

　　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央委员的成员情况，我们认识到：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回忆的情况，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政治家们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态度。华国锋等人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罢免“四人帮”;如果不能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抓捕“四人帮”。

　　很显然，他们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不过是当作一个“工具”来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没有一个人主张要把“少数服从多数”当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现在大部分人都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立了功，如果当时华国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四人帮”就很可能粉碎不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了。

　　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并不能教条地遵守，而是要看两个问题：第一，那个“多数派”是不是代表正确的道路，代表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那个“多数”人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华国锋的立功，就是在于他没有教条地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因此被称为“英明果断”。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这次林彪为首的四个人的意见是多数意见，但这个意见对不对呢?毛泽东认为他们的意见不对，更认为他们四人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因此，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是不应该遵从他们的多数意见的。不能简单地把这个行为，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独裁”，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然，毛泽东要想反对掉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肯定不能像华国锋那样派军队来解决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了。毛泽东首先要搞定的人，当然还是周恩来。对付周恩来，毛泽东依旧是“一手硬，一手软”的老办法。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软”的办法，就是向周恩来示好，拉拢一下周恩来。

　　（43）

　　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毛泽东曾在那次常委会上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毛泽东说的事，是指1970年5月江青找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谈话，说周恩来和陈伯达的坏话，试图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这次谈话，引起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怀疑。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周恩来，所以赶快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向周恩来示好。

　　毛泽东本来准备安排江青做一个检讨，向周恩来说明，这件事只是江青的个人行为，与毛泽东无关，以免周恩来怀疑毛泽东是江青的背后指使。所以毛泽东说：“这些事讲清楚，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只是因为后来林彪先发制人，先发表了“称天才”的讲话，改变了大会的议事日程，江青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硬”的办法，还是过去“重上井冈山”的老办法。毛泽东再次放“狠话”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的这些“狠话”，对林彪无效，对周恩来还是很有效的。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就怕党内大乱，天下大乱，一旦遇到毛泽东要“豁出去”，周恩来就让步了。

　　1969年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在开幕之前，政治局的五位常委先在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最后确认一下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说：

　　【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44）

　　据汪东兴的回忆，本来没有林彪的讲话，而是林彪在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点意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林彪讲话。另外由于林彪的地位高，所以周总理和康生都让给林彪先讲。可是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又与汪东兴的有所不同。陈伯达回忆说：

　　【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着，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后出来，大会开了。原定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草案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林彪讲后，康生便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经常被人断章取义，用来证明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专门介绍。

　　陈伯达提到，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他和周恩来、康生在外面等。这点与汪东兴的说法不一样，汪东兴说政治局常委五个人在一起谈话，而不是毛泽东和林彪单独讲话。

　　关于这个问题，邱会作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40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

　　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

　　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总对毛主席笑笑地说：“好，我说几句。”

　　毛主席又接着说了一句：“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

　　（45）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宪法修改小组杨福云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3时前，我们早早到了会场，我们几个还未近距离见过毛主席，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我们早到会场，坐在前面。时间过了下午 3时，中央常委还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直到3时45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才走上主席台，会场上爆发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间，他左边坐着林彪、陈伯达，右边坐着周恩来、康生。他们一就座，记者一拥而上，拍电影、拍照。强光罩着毛泽东，很快他就不耐烦了，打手势，叫他们赶快离开。

　　周恩来马上示意记者，叫他们停止拍照，关灯。五位常委，都显得很严肃，谁都没有笑容。我当时想，中央全会理该这么严肃。

　　毛泽东宣布全会开幕，然后说：“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

　　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周恩来传达完后，毛泽东问：“还有谁讲?”

　　林彪说：“我讲几句。”

　　毛泽东看林彪一眼，没有说什么。】

　　另据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中说：【(《陈伯达传》提到毛泽东与林彪单独谈话)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过，吴法宪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

　　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事前报告了毛主席。”

　　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伯达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关于上述几个人回忆的不同，以及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的话，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46）

　　按照官方的见解，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称天才”讲话，是暴露林彪“篡党夺权”野心的最重要证据之一，是瞒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搞的一次“突然袭击”。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也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中共高官在公开场合上讲话，一般来说，如果是短暂的讲话，讲话内容当然不必经过上级批准。但如果是长篇讲话，比如林彪“称天才”那样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长篇讲话，讲话内容就应该经过上级批准，或经过集体讨论。党员在公共场合擅自发表与中央精神不同的个人意见，要作为违纪论处。林彪这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长篇讲话，事先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所以从党纪上来说，林彪的讲话是有违纪问题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试图为林彪“翻案”的人，试图“颠覆”过去官方的见解。他们著书撰文，声称林彪的“称天才”讲话，事先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并反过来说毛泽东的话“林彪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反而是不实之词。进一步，他们又因此而推论出林彪被“冤枉”了，林彪事件要翻案。

　　这种“新见解”真的有道理吗?在这里特别进行一些分析。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林彪事先向毛泽东提交过“称天才”讲话的书面文稿，更没有毛泽东在林彪讲话稿上“画圈”同意的书面证据。所以持“新见解”的人，声称毛泽东在与林彪谈话的时候，“口头上”同意了林彪的讲话。那么林彪和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进行过交谈呢?

　　毛泽东于1970年8月19日乘专列到九江，然后换汽车上庐山;林彪于8月20日乘飞机到九江机场，然后换汽车上庐山;周恩来也于8月20日晚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开幕，在开会前的8月20日到23日的三天时间内，毛泽东和林彪都在庐山上，可以说住得近在咫尺。在开会前的这三天时间内，毛泽东与林彪见过面，谈过话吗?没有。毛泽东与林彪在这三天内，没有任何单独接触。

　　这似乎不符合“亲密战友”应有的气氛，但事实却是这样。毛泽东肯定是没有召见林彪，那么林彪主动提出求见过毛泽东吗?也没有林彪主动求见求毛泽东的记载。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主动求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没有召见过周恩来单独谈话。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0年8月21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在8月21日这一天，周恩来把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只是用书面形式呈报毛泽东和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相反，周恩来到林彪的住处，与林彪进行过单独谈话。可见此时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温度，要高于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温度。

　　（47）

　　在周恩来与林彪单独谈话后的第二天8月22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这次会上四位常委向毛泽东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

　　8月22日的常委碰头会，是林彪上庐山之后，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但在这次会上，林彪并没有提出他在第二天的开幕式上要讲话。8月22日的常委会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话。

　　在8月23日上午，林彪和毛泽东没有见面，只是到了8月23日下午3时前，林彪才与毛泽东见面，这时距离林彪发表他的“称天才”讲话，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

　　这次林彪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单独谈话呢?还是有其他人在场?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林彪与毛泽东不是单独谈话，而是五位常委在会前碰头时，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第一种说法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自《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说：【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第一种说法的另一个根据，来自《晚年周恩来》高文谦独家提供的吴法宪的回忆。在吴法宪自己的《吴法宪回忆》中，并无这样的内容。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说：

　　【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据汪东兴说：林彪在开会前，当着其他常委的面，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同意林彪讲话，但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要讲什么，所以这不能算是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讲话内容。

　　再据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说：在开大会前，常委们在休息室里闲谈的时候，林彪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这也就是说，林彪是在休息室里，当着其他常委的面，向毛泽东提出讲话的要求。

　　毛泽东问林彪要讲什么?林彪简单说讲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不是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江青搞鬼，并要林彪讲话时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

　　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有不少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一)张春桥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中央讨论决议，才能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林彪无论如何不可能擅自点名批评张春桥，这根本不需要毛泽东提醒林彪，这种常识林彪应该是有的。因此，毛泽东特别提醒林彪“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反而显着很不自然。

　　（48）

　　(二)毛泽东说“江青在背后搞鬼”这样的口气，显然表现出毛泽东支持林彪，而不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后来毛泽东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又转而公开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呢?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表示支持林彪，是不合理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后来的态度。

　　关于这次林彪与毛泽东见面的第二种说法，是来自陈伯达的回忆。陈伯达说：【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周恩来、康生在外面等。】

　　陈伯达的第二种说法，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就是大会原定下午3时开幕。在3时前，所有中央委员，包括邱会作等政治局委员，都已经在座位上就座，就等着五位政治局常委出来。可是五位政治局常委迟迟不出来，一直让众人等了45分钟，五位常委才出来。

　　如果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时间不到一分钟就完了，没必要让众人等45分钟;同样按照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就完了，也没必要让众人等45分钟。

　　怎样解释五位常委迟了45分钟才出来这个事实呢?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的说法是合乎逻辑。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与林彪在会前曾经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

　　毛泽东与林彪单独谈话的内容，第三者无法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后来也都没有提起过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因此，这次谈话内容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谈话肯定是不愉快的，两个人的矛盾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激化了。在这次谈话之后，林彪马上发表了他的“称天才”讲话，使两人关系进入难于逆转的对立时期。

　　陈伯达还回忆说：【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说：陈伯达会后问林彪，林彪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泽东谈过，林彪“骗”陈伯达说“我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伯达责备自己，居然愚蠢地相信了林彪骗他的话。从陈伯达回忆的前后文来看，陈伯达的意思很明显，他强调“毛泽东事先不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

　　不少为林彪翻案的人，在引用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时，删去了“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后半句话，只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前半句话：“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这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就根据这个断章取义的前半句话，撰文下结论说：“据陈伯达回忆，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这样的断章取义，完全违反了陈伯达原话的本意。所以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近年来为林彪翻案的这种“新见解”，其实并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不过是一种炒作而已。在这一点上，还是官方的见解站得住脚，毛泽东说的“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49）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称天才”发言。林彪的这个发言，是会议日程中原来没有的，不过绝大部分参会人员，对此并没有在意，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会“别有用心”，更不可能怀疑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此，林彪讲话时，众人依旧给予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

　　林彪这个长篇讲话，大部分内容是他一贯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都是冠冕堂皇的，不了解高层内情的一般中央委员，根本听不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异样。当时作为一般中央委员参会的吴德回忆说：“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的政治局委员们，听了林彪这个所谓的“即兴讲话”，就马上感觉到非同小可。林彪讲话的关键内容，夹杂在空话、套话之中，不知内情的人，一听而过毫无印象，而知道内情的人，就体会出林彪的讲话大有深意。

　　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

　　林彪在讲话的开始，和往常一样，先说“我完全拥护主席……”之类的套话，然后又特别提到周恩来，说“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议程安排”，林彪这里是对周恩来拉拢一下感情。

　　林彪继续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它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宪法》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

　　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事实上所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胜列举。】

　　（50）

　　林彪这些吹捧毛泽东的套话，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这么说了，这时已没有新意。林彪接下去的话，才是他通篇讲话的关键。林彪说：

　　【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不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对林彪的这些话感觉不到什么;可是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就明白林彪这样说，简直是对毛泽东“挑战”了。就在四个月前的1970年4月，毛泽东审阅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时，亲笔删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几句话，并做批示说：“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等于是用批示向林彪质问说：“我已经讲过一百次了，你为什么不听?你是什么动机?”

　　7月18日，周恩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据周恩来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话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尽管林彪早已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但林彪在这里还是又搬出被毛泽东删掉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并说“我有一点看法”。林彪不仅不同意毛泽东的话，而且明确说“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等于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妥”，并公开坚持自己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

　　（51）

　　林彪说的“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林彪的这句话，几乎就是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了。据参会的邱会作回忆说：“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张春桥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同志们必须记住……’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

　　林彪继续讲话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起大的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

　　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毛主席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这里，林彪再次强调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前面一个问题上，林彪强调毛泽东是“天才”，这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是强调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这句话正是林彪最具代表性的话。林彪最后说：

　　【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52）

　　林彪这里所谓的“深思”，其实是暗示毛泽东要“深思”。林彪说“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不“深思”，就“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一声号令发下去，那么整个事情就会“改变面貌”，林彪一连重复说了三次“改变面貌”。改变什么面貌呢?这就是林彪强烈建议毛泽东“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认真思考一下。

　　毛泽东并未认真思考林彪“改变面貌”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果然一年之后，使中国“改变面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

　　林彪讲完话之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般中央委员，只是对林彪这位“副统帅”进行礼仪性的热烈鼓掌，而知道内情的人，鼓掌的意义又另有不同。

　　据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结束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地掌声。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这时叶帅和陈老总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彪为了表示尊重，蹲在台子上和两个老帅说了几句话。】

　　吴法宪也回忆说：【林彪讲完话，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开幕式的原定日程是：周恩来做有关经济计划的讲话，康生做有关修改宪法的讲话。插入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接下来应该轮到周恩来讲话。但周恩来却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周恩来不讲话，就轮到康生讲话。关于康生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写道：【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康生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康生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参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主席去开会，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53）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先对他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也保密。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作鹏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

　　我说：“不知道为什么?”

　　李作鹏说：“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八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永胜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在林彪的“四大金刚”中，黄永胜和吴法宪的地位比李作鹏和邱会作高，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而李作鹏和邱会作只是组员。这次黄永胜在北京留守，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李作鹏和邱会作就怀疑，林彪的讲话事先通知了吴法宪，而没有通知他们两人，所以感到有被疏远的不满。

　　其实林彪也没有事先通知吴法宪。吴法宪三人上庐山之后，去林彪住处拜访一次，但林彪并没有亲自见他们。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1日，我们在山上住下之后，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适。晚上无事，我和李作鹏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我们三人吹了一会，就一起散步去看林总。我们是九点以后才去的，因为林总早休息了，就没有去打扰，叶群接待了我们。这次是礼节性拜访，我们在那里闲谈到次日一时左右回来的。

　　叶群和我们一起，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谈起来了。叶群说：“我们20日从北戴河来，比你们早一天到。从准备好的文件来看，这次会议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们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看一下庐山，我可以当个导游。”

　　我们当场还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四点一起游仙人洞。临走时，在叶群的会客室里，叶、吴、李、邱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后来也成为罪证)】

　　（54）

　　另据吴法宪回忆说：【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

　　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

　　叶群还告诉我：“明天下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

　　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据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林彪在大会开幕之前，并未单独与他们见面。叶群与吴法宪等三人多次谈话，但从未谈到林彪要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之事。甚至在前一天，叶群还对吴法宪说：林彪不准备讲话了。

　　林彪之所以要对他的亲信“保密”，是因为林彪要把这次讲话，作为一个“突然袭击”，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林彪事先对吴法宪等人说他要讲话，而吴法宪等人的“嘴”也不是那么严，万一消息透露出去，毛泽东事先知道了林彪要讲话，那么毛泽东就会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这样一来，林彪的“突然袭击”就很可能失效或落空。因此，林彪为了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就连他最为信任的“四大金刚”也保密了。

　　另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在讲话前一天的8月22日晚上，曾经与陈伯达谈过话。这种说法主要来自邱会作的回忆，但陈伯达本人否认。邱会作回忆说：【据陈伯达讲，8月22日晚，他到了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国家长期处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极为不利的，会承受不起。陈伯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

　　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彪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

　　实际上，我认为陈伯达还是把林彪说动了。事前，吴法宪向林彪报告了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也是促使林彪要讲话的原因。】

　　此外，叶永烈写的《陈伯达传》中，也提到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频繁接触。《陈伯达传》写道：【8月22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55）

　　政治局常委会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 日下午3 时举行开幕式，23 日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我们认为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进行频繁接触，并不符合常理。以前陈伯达去林彪处“看电影”，还怕别人看见，悄悄地去。这次上庐山，陈伯达如果公开频繁去林彪那里，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特别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些是陈伯达要避开的。

　　再说，林彪也知道陈伯达是一个迂腐的“书生”，在政治斗争方面，肯定不能指望陈伯达会有什么“高见”。因此，林彪与陈伯达在庐山上密谈和密谋，完全就是毫无必要的。既然是毫无必要的事情，林彪自然也就不会与陈伯达频繁来往，引人注目，授人口实。

　　那为什么邱会作声称“据陈伯达讲……”呢?大概他只是听到别人的传闻，而非陈伯达亲口讲的。陈伯达本人回忆说：【叶群到我那里只一次，她说的话，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果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有一回，周总理来电话说：“我还未见到毛主席。不过，有些人主张还要国家主席，你是否准备一个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会上批我批得那样厉害，我一说，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有许多事，我都是一个人吞下了。】

　　林彪这个“突然袭击”的讲话，果然让毛泽东始料未及，毛泽东一时间心情很不好。林彪这时还要乘胜追击，再给毛泽东一个重手“追击”，迫使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这也是林彪的胜利。这次林彪发动“追击”，就要动用他的亲信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

　　第一、我们几个人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

　　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

　　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

　　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

　　第五、我们几个人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56）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

　　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

　　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

　　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

　　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对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晚上九时许，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

　　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

　　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伯达到了吴法宪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话，一直谈到24日凌晨三时才散伙。】

　　（57）

　　8月24日上午，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改变会议的原定日程，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毛泽东同意改变会议的日程，专门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吗?对此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周恩来直接做出的指示，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事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放林彪的录音。

　　支持第二种说法的，多半是泛泛地说“毛泽东同意放林彪的录音”，但没有给出特别的证据。而支持第一种说法的证据较多，比如吴法宪回忆说：【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

　　汪东兴也回忆说：【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全体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前面提到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也回忆说：【23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我们都没有睡，等着作记录的李鑫回来。李鑫回得比较晚，他告诉我们：吴法宪提出明天上午要全体中央委员再听一次林彪讲话录音，进一步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再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好反对，就这样定了：明天上午听录音，下午开始讨论林彪讲话。】

　　《周恩来年谱》也记载：【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吴法宪提出：明天全会各小组要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

　　上述材料，特别是严谨的《周恩来年谱》指出“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而没有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8月24日上午全体委员听林彪讲话录音，是周恩来在23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当场拍板决定的。这件事周恩来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做出的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庐山会议的进程。

　　如果周恩来不附和吴法宪的建议，不改变会议日程去讨论林彪讲话，那么庐山会议将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果。或者，周恩来当时不做决定，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和商议怎样处理林彪的讲话，那么庐山会议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显然，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表现出举足轻重的角色。

　　周恩来对林彪8月23日讲话的意图，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明白林彪这是向毛泽东挑战，不仅要当国家主席，而且还要拿掉张春桥，除去危及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危险人物。

　　（58）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林彪当国家主席，拿掉张春桥，对于周恩来这些老干部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周恩来在内心中应该是高兴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

　　不过周恩来办事还是很沉稳，他在林彪讲话后，并没有发表大会讲话，更没有像康生那样在大会上公开支持林彪。最重要的是，周恩来要考虑到党的团结，他希望林彪与毛泽东“适当”地斗争一下，但又不能让这场斗争走得太远，特别是不能让斗争上升到危及党分裂的情况。因此，周恩来在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问题上，态度是“有喜有忧”，徘徊不定。

　　尽管周恩来没有公开支持林彪，但他还是表现出对林彪的偏向性，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决定在大会上学习和讨论林彪的讲话。关于放林彪录音的过程，汪东兴回忆说：【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

　　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因为这是“先斩后奏”，毛泽东没办法再反对了。在此之前，林彪的讲话录音已经播放了多次，大家都说很好，毛泽东也没有理由反对印发。如果毛泽东硬要反对印发林彪的讲话，那就是公开反对林彪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要公开反对林彪，所以也就只能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了。

　　林彪的讲话还没有印出来，在听完林彪讲话录音的当天下午，各大组就开始讨论林彪的讲话了。这次庐山会议，按地区分为六大组，即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进行分组讨论。这里先介绍华东组的情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

　　【8月24日上午，全体中央委员又集中到大礼堂，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反复听了两遍。中央委员们觉得这个讲话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胧胧觉得讲话内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可是，讲话中没有点名，使大家疑惑丛生，说不清楚究竟指的什么人。

　　（59）

　　连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陈励耘和王维国，也吃不准林彪讲话具体指的是谁。他们去找吴法宪，吴法宪诡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陈励転和王维国这才心领神会。可是，吴法宪关照说：“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这个组没有林彪的几员大将当“宣讲员”，张春桥倒来参加了。张春桥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很是客气。

　　许世友掌握的华东组讨论，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林彪的大将当“宣讲员”，二是陈励耘和王维国虽然知道了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其它中央委员们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

　　8月24日晚上，华东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江青来了。江青没有固定的小组，而是任她选择。许世友热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发里，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开腔了，他当着江靑的面，提出宪法里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

　　这时，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见。许世友一向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也开口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浙江的陈励耘发言了：“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

　　江靑答：“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

　　程世清的讲话有些不太客气：“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听了江靑的讲话，大多数人不说话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

　　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是因为许世友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许世友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宣布散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情上我思想还是不通。”

　　张春桥在华东组的讨论会上，坐着静听，没有发言。整个华东组第一次讨论的气氛，由于没有人煽风点火，比较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景象。】

　　（60）

　　接着介绍中南组的情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回忆说：【我分在中南组旁听。会议进行了一段时间，李作鹏、叶群进来了。他们坐下后，召集人请他们讲话。李作鹏一开口，就带着浓重的火药味。

　　李作鹏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斗争产生的，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李作鹏一说这些，会场气氛马上变得紧张。我一时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正紧张思考的时候，李作鹏越说越言辞激烈，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

　　我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就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确实有点紧张。李作鹏继续说：“有人连‘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李作鹏发言完，叶群接着讲，她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吴法宪、李作鹏同志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结果。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叶群引了许多条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称天才”的语录，称毛主席为天才是有根据的。叶群也用了林彪好几段讲天才的话，然后煽动说：“这些话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有人反对，我们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说着，叶群掉下了眼泪。

　　叶群又举了不少“事实”，说明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她说：“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有人下命令收回《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举《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挂《毛主席语录》，把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毛主席语录》都摘下来了。”

　　这时有人插话：“真是反革命!”

　　叶群讲这些“事实”时，是一条一条说明的，所以发言时间很长，讲了一个多小时。叶群讲完，就散会，已过了吃晚饭时间。】

　　（61）

　　关于西北组的情况，邱会作回忆说：【我下午去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的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我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法宪说：“人家也是好心嘛!”

　　我说：“对对对，知道了。”

　　24日下午，在西北小组会上，我第四个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三是，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我发言的具体内容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我的发言主要是讲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我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是全面继承，捍卫……’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要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

　　我发言之后，康生、董必武、粟裕、邓颖超等都做了发言。

　　康生说：“我同意邱副总长的发言，他用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态度，对问题应当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

　　康生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习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样;一种是学习还可以，但用得不好，我就属于这种人;一种是不好好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个别人，但也不是多数人。”

　　康生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邓颖超说：“我同邱会作同志长征就在一起，他是一个很使人喜爱的干部，很多同志就很喜爱他。他刚才的发言，是很能启发人的。”

　　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她还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邓颖超还争功似的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家差不多都发了言后，邓颖超说：“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

　　邓颖超提议后，立即一致通过。由邓颖超、粟裕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

　　（62）

　　晚饭后，政治局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我在会场的电话室门口与总理相遇，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下午很有力量!”

　　我问：“你怎么知道?”

　　总理说：“跟你一组的人(指邓颖超)同我说的。她还问我说，邱的发言，很显然是话中还有话的，话并没有说完，是怎么一回事?我叫她独立思考。”

　　我说：“这次林总的讲话，我事先确实不知道，因此没有向总理汇报。我要有什么打算，肯定会事先向总理报告，并得到总理的指示。”

　　总理说：“这次发生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这点，我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现在事情才开始。”

　　我说：“我一定听总理的话!”

　　对林彪的讲话，我确实是不知原委的;在会前，连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我也是不知道的。】

　　关于西南组的情况，吴法宪回忆说：【8月24日下午，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这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

　　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李先念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以后大家继续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一般，比较平静。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这次会议上讨论最激烈的，是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关于华北组的情况，下面重点介绍。

　　（63）

　　陈伯达在8月24日的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拥护林彪的立场鲜明发言。关于这件事，陈伯达本人回忆说：【我是属于华北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话是汪东兴说的。】

　　陈伯达不愿意具体讲那次会议的情况，汪东兴则回忆说：【8月24日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陈伯达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下面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简报》登载陈伯达的讲话，摘要陈伯达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陈伯达先吹捧一下林彪的讲话，陈伯达不仅吹捧林彪，还学着林彪讲话的口气说：“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陈伯达不愧是搞政治宣传的高手，懂得怎样抓住人的心，他在吹捧林彪之后，马上把话题一转说：这次在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结果”。这样一来，就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人们开始纷纷猜想：这是和谁在斗争呢?陈伯达留下这个让众人猜的谜语，继续说：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用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观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64）

　　陈伯达引用的林彪三段“称天才”讲话，都是文革以来中央党报经常发表，大标语经常张贴的内容，大家对这些话都熟得不能再熟，已经被当作是经典语言了。可是陈伯达又把话题一转，说：“现在居然有人反对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这样一来，人们就更吃惊了，纷纷猜想：是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反对林彪的经典语言?

　　比起吴法宪等人的讲话，陈伯达讲话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要清楚得多，宣传煽动力也大得多。陈伯达接着说：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宣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

　　陈伯达把问题更提升一步，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不仅是林彪个人的讲话，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也就是说，林彪的经典语言代表了党中央的精神。反对林彪的经典语言，不仅是反林彪，还是反党中央，而且进一步又提升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

　　从陈伯达“上纲上线”的能力可见，陈伯达写政治文章，攻击对手的能力是很强的。陈伯达继续说：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证明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天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陈伯达继续从“理论”上证明，林彪提出的“天才论”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甚至提出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天才的。

　　（65）

　　这样一来，林彪的“天才论”就成了有理论依据的东西了。陈伯达说“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这句话甚至有影射毛泽东的味道。

　　陈伯达最后说：【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消。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陈伯达不愧为毛泽东看中的政治秘书，写政治檄文，搞政治宣传的能力超强。尽管陈伯达是为林彪的“天才论”辩护，但他辩护的思路和脉络，则是陈伯达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是一篇很有宣传力和煽动性的演讲。以前陈伯达总是淹没在毛泽东的强大光环之下，人们看不到陈伯达的真面目。陈伯达的庐山讲话，是陈伯达唯一一次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不经过毛泽东批准的“独立”讲话，也算是陈伯达展露了一下他的“天才”吧。

　　陈伯达讲完之后，汪东兴接着讲话。这里摘要《九届二中全会简报》登载的汪东兴讲话。汪东兴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是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汪东兴的讲话，不像陈伯达的讲话那么具有理论性，但他的立场和态度却是非常鲜明的。汪东兴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这样的话，就挑明了林彪昨天的讲话，其实是代表着一场政治斗争。

　　汪东兴继续说：【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66）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

　　(伯达同志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了回来。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汪东兴这些话，更加挑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又是一次“夺权斗争”。汪东兴挑明说：“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汪东兴这里已经不点名地把张春桥说成是“坏蛋”，并声称“我们不甘心权被张春桥夺走。”由此可见，汪东兴反对张春桥和支持林彪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华北组的会场，被陈伯达和汪东兴两个人的讲话一煽动，人们情绪一下子就爆发起来。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还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陈伯达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当时的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样写道：

　　【华北组24日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马福全、钱学森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然有人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67）

　　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我们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在宪法上写上。】

　　由《笫六号简报》可见，当时人们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话的反响是非常大的，《简报》甚至提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等极端主张，这不仅给张春桥等人造成极大的压力，更给毛泽东造成巨大的压力。

　　汪东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汪东兴本人回忆说：【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汪东兴的解释，显然很难让人信服。关于汪东兴的为什么说这些话，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68）

　　在华北组的讨论中，还有一个人的发言值得注意，他就是陈毅。本来陈毅在“九大”之后，基本上就坐冷板凳了。陈毅名义上还是外交部长，但实际上已经不管事，由副部长乔冠华代理外交部长。陈毅虽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但还是中央委员，所以也来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陈毅的政治嗅觉本来就是很敏感的，他听了林彪的大会讲话，再听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讲话，马上明白这次是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干将张春桥开炮。在“九大”时，陈毅作为上海代表，被张春桥等上海帮整得够呛，现在看到林彪集团要对张春桥开刀，自然是大为高兴。陈毅这个人的性格，在这种时刻是憋不住的，马上跳出来发言，支持陈伯达和汪东兴。

　　陈毅听完陈伯达的发言后，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我陈毅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陈毅还说：“我虽然身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同他们斗争。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九大以后，我是被打进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当陈毅听完汪东兴的讲话后，又发言说：“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

　　陈毅的发言，在华北组并不是最激烈的，但因为陈毅的身份特殊，所以后来被扣上“二陈合流”的帽子，又被批判了一次。

　　在庐山会议的六个组中，前面五个组的情况大致介绍了，还有一个组，就是周恩来所在的东北组。一般周恩来坐镇的组，气氛都比较平静。不过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表示同意林彪的“天才论”。不过周恩来的话说得很巧妙，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不过周恩来又说：“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这样一来，周恩来就表现出一种比较中立的姿态，而不是向林彪一边倒。

　　这次林彪“炮打”张春桥，不但得到周恩来派系的支持，就是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军，也支持“炮打”张春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这三位大军区的司令员，也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69）

　　许世友还直接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把张春桥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许世友这些军队高官，在文革夺权运动时，被造反派整的够呛，所以他们对张春桥等造反派出身的人满腔怨恨。这次看到林彪带头整张春桥，当然是非常高兴，立即响应。

　　邱会作回忆说：【8月29日上午，李作鹏和我在宿舍闲谈，叶群也来了。叶群说：她拾到了三个“险球”。这三个“险球”是指周总理转给叶群的三封信，并附有条子说：“此件存你处，不必再呈、转了。”

　　这三封信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写给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信的内容是打击张春桥的。许世友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农村改造三年;杨得志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原来没有写信，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

　　叶群对我们说：“与此事不搭杠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们。”

　　这样的信不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不去火上加油，只有周总理能够做到，同时也只有总理能够把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解决处理。】

　　邱会作说周恩来的好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周恩来看过后，转送林彪;而林彪看过后，就应该转送毛泽东。可是在8月29日的时候，毛泽东保张春桥，明批陈伯达，暗批林彪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毛泽东看到林彪转来的三封信，而这三封信是支持林彪和反对张春桥的信，必然要使毛泽东生气，给毛泽东火上浇油，甚至有可能误认为林彪转来这些信的用意，是继续挑战。相反，如果林彪压下这三封信不转给毛泽东，又是违反纪律的，传出去的话，就更说不清了。

　　就在林彪左右为难的时候，周恩来帮林彪下台，主动提出这三封信不必再转给毛泽东了，存放在林彪那里就行。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两人知道，只要周恩来不说，毛泽东就不会知道。所以周恩来巧妙地用这些信，向林彪示好，继续团结林彪。

　　8月25日上午，全会印发了华北组的发言简报，即《六号简报》，造成极大的反响。在此之前，其他分组的人隐约听说华北组有激烈的发言，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8月25日上午他们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又进一步烧起来。据徐景贤回忆说：

　　【《六号简报》一出，天下果真大乱。8月25日淸早，王洪文还没有起床，我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会议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简报》。

　　我看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拿了《六号简报》，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别墅，把他叫醒。

　　（70）

　　看过《六号简报》，我们两个人议论开了。王洪文和我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疑窦丛生，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才好呢?

　　我们想找张春桥，我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张春桥住的那幢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我问他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没有，他说没有收到。我就在电话里把《六号简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要他马上来拿《简报》。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山，把我手里的一份《六号简报》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赶紧把上海的中央委员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如何表态。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我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看来他们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了。他们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轿车朝着江靑的住所疾驰而去。

　　上海的中央委员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简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家议论后认为，整个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讨论后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小组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我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下午，华东组的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它省、市的中央委员们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央委员们。等到张春桥进场的时候，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还是像上次来华东组参加讨论时一样，面带微笑走进来，但这回根本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8月25日下午两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讨论开始。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简报》，王维国(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被认为是林彪死党)抢先第一个发言。王维国今天在发言中，先是大肆赞扬林彪的讲话如何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声称“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在王维发言时，张春桥听得非常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

　　（71）

　　王维国打了头阵，华东组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讴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情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妄图“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必须把他“揪出来”。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简报》，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可是所有的人发言时，都没有公开点名。

　　郭沬若副委员长作为中央委员，也被编入华东组参加讨论。郭老耳朵重听，带了一副助听器，困难地听着别人发言，听到一半，他也要求发言了：“我是一个懵懂派，搞不淸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其实郭沫若还是没有搞淸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被认为是林彪死党)座位的位置，正好在张春桥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那个人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

　　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过去总是“揪”别人的，现在轮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被别人“揪”了，心头该是什么滋味。但张春桥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是猛吸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的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候补中央委员，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这些批张春桥的中央委员们还不知道，就在这天上午，张春桥已经到毛泽东那里去“告御状”了。

　　在8月24日这天，毛泽东没有出门，也没有参加会议，然而各种消息照样源源不断传到毛泽东那里。第一，毛泽东受到林彪的突然袭击，一时间还没有想好反击的办法;第二，毛泽东摸不清林彪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索性就采用“静观其变”的态度。

　　8月25日这天，毛泽东本来还想继续“静观其变”，可是张春桥等人坐不住了，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毛泽东那里“告状”。

　　关于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汪东兴说：【8月25日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72）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我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似乎是故意避开提及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不过吴法宪的回忆中提及了此时，吴法宪说：【8月25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汪东兴不知道，但汪东兴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我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邱会作关于此事的回忆更详细一些。邱会作说：【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军委办事组打电话，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法宪再转告我们。

　　汪东兴告诉我们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毛主席的住处，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和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

　　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

　　（73）

　　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

　　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

　　汪东兴还说：“许世定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

　　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

　　主席笑着说：‘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对张春桥他们告状这件事，陈伯达回忆说：【江青、张春桥见了《六号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中，江、张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人(汪东兴)，也没有事。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关于这个情节，江青却有不同说法，她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据《毛泽东传》记述：【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随后，毛泽东向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毛泽东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他这里告状之后，马上公开表明支持张春桥，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下面将重点分析这个问题。

　　（74）

　　这次带头反张春桥的林彪、陈伯达、汪东兴，本来都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汪东兴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他们都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人。为了表述方便，这里且称他们为“旧党”;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身边又异军突起一批新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里称他们为“新党”。

　　毛泽东对“新党”的热情，明显高于对“旧党”的热情，这就让“旧党”们感到被冷落，不再被重视，用过去的老话，这种情况叫做“失宠”。因此，“旧党”就自然而然地对“新党”非常不满，想要把“新党”排挤出去。比如陈伯达，以前毛泽东的重要文件都由他来起草，可是张春桥来了之后，毛泽东就把重要文件交给张春桥起草了，这使陈伯达不免感到“失宠”，有机会就攻击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3日晚，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我们听陈伯达和吴法宪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的。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和口气来看，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我们大家在一起听陈伯达讲到24日早上3时，吃了夜餐。】

　　林彪对张春桥的戒心，倒不是陈伯达那种“同行是冤家”的心态，而是出于对毛泽东要“换接班人”的担心。很多严肃的研究者，都提到毛泽东跟林彪谈起让张春桥接班的事情，一些人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吴法宪回忆》中就说：【8月29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根据吴法宪的说法，毛泽东对林彪说“对张春桥再观察两年，不行的话把他拿掉”，可是如果毛泽东观察了张春桥两年之后，觉得张春桥“行”的话，那会怎么样?那就是毛泽东要交班给张春桥，而不是交班给林彪了。林彪能甘愿屈居于张春桥之下，甘愿接受张春桥的领导吗?

　　（75）

　　其实林彪为什么要“造反”的心态，在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倒是讲得很明白。《五七一纪要》中这样写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夺权正在进行，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这里的“对方”，当然就是毛泽东了。这也就是明确指出毛泽东要改变接班人，这是林彪“造反”的关键。

　　《五七一纪要》还写道：【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毛泽东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所谓“安排后事”，就是更换接班人。《五七一纪要》又说“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这里的“革命领导权”，就是指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只要保住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就等于保住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又写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这里所谓的“他们”，是指江青集团。也就是说，只要张春桥等江青集团上台，林彪集团就要下台，就要进监狱。因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是势不两立的，不是林彪集团把江青集团吃掉，就是江青集团把林彪集团吃掉。

　　至于林彪集团的战术，《五七一纪要》中也明确写道：【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先斩B-52的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正式《五七一纪要》中说的这种战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的力量”，先斩张春桥这个“爪牙”，逼迫毛泽东就范。

　　《五七一纪要》又指出他们为什么急于“抢班夺权”，《五七一纪要》写道：【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了多久，政局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76）

　　后来林彪的行动，大致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这里所谓的“笔杆子”是指江青集团，而“枪杆子”则是指林彪集团。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看庐山会议。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论，是因为他看出政局朝着有利于江青集团，而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关于这点，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发表了一篇明显支持林彪的讲话之后，有人问汪东兴：反对毛主席的人是谁?汪东兴说：“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

　　林彪看来，毛泽东已经是铁了心要换接班人，让张春桥或者其他人接班，政局朝着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因此林彪越早出手，主动权就越大。林彪认为，如果等到毛泽东一切布置就绪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只有束手就擒了。在林彪看来，刘少奇的教训就是因为等到毛泽东部署好了之后，不得不束手就擒。所以，林彪要抢在毛泽东还没有布置好之前，抢先下手，打乱毛泽东的部署，争取主动权。这可以说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的原因。

　　至于汪东兴，他的动机说与林彪和陈伯达又有不同。1970年汪东兴只有54岁，比陈伯达和林彪的年龄小很多，只比张春桥大一岁。由于汪东兴比毛泽东年轻23岁，尽管他现在是全身心地为毛泽东服务，但汪东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将遇到什么样的局面和结局。所以，毛泽东的接班人是谁，对于汪东兴来说，绝不是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而是关系到自己将来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过去封建王朝的人都知道，储君是不能得罪的。如果得罪了储君，虽说现在有老皇帝“保”着，还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一旦老皇帝过世，新皇帝上台，得罪了储君的人就必然遭到报复。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数不胜数，比如在秦国搞变法的商鞅，老皇帝过世，新皇帝上台，很快就遭到车裂之刑的报复。

　　汪东兴从近侧看毛泽东，当然能看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将用江青集团取代林彪集团，这使汪东兴自然产生一种危机感。因为汪东兴与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而与林彪的关系较好。因此，如果是江青集团的张春桥等人接班，那么对于得罪了江青的汪东兴来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相反，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汪东兴的下场就好得多。

　　这样一来，汪东兴出于对自己的未来命运考虑，也要尽可能阻止江青集团接班，这个动机与林彪是一致的。因此，汪东兴不顾毛泽东的指示，力助林彪当国家主席，力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后路。

　　（77）

　　汪东兴本来与张春桥并无个人恩怨，但出于自己将来后路的考虑，汪东兴也要帮林彪打倒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对我们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主席。张春桥既滑头又胆小，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和伯达他们指挥的。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小组了，不过张春桥、江青还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小组。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汪东兴并不是林彪集团的人，他支持林彪的动机，只不过是出于为自己将来的考虑。毛泽东早就不信任汪东兴了，在“九大”上汪东兴没有进入政治局，就是明显的表现。但毛泽东要撤汪东兴的职，却又是“投鼠忌器”。虽说撤汪东兴的职很简单，但汪东兴兼任着两个至关重要的职务：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如果撤了汪东兴，那么让谁来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呢?

　　汪东兴在庐山上犯错误之后，毛泽东一度让汪东兴停职反省，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暂时接管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暂时接管中央警卫局。杨德中是周恩来的亲信，王良恩则被认为与林彪有说不清的关系。如果汪东兴被正式撤职，那么中央办公厅将由王良恩接管，而中央警卫局则将由杨德中接管。

　　对于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可以让张春桥等人当主任，还能应付过去。而张春桥等文人，因为在军队中没有资历，没有威信，让张春桥接管中央警卫局，肯定是接管不了的。这样的话，打倒汪东兴的代价，就是中央警卫局被杨德中接管，也就是中央警卫局将被周恩来完全控制了。

　　谁都知道，中央警卫局是“重中之重”，汪东兴尽管不让毛泽东满意，但汪东兴至少不是周恩来的人。留着汪东兴，毛泽东还能控制中央警卫局;而打倒汪东兴，毛泽东就将失去对中央警卫局的控制。对于毛泽东来说，从全局的利弊来考虑，显然是保留汪东兴，要比打倒汪东兴好得多。所以，尽管汪东兴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毛泽东还是保留了他。

　　毛泽东保留汪东兴，并不等于信任汪东兴，更不等于欣赏汪东兴这个人。后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被打成林彪集团的人，王良恩自杀了，据说王良恩的死与汪东兴有关。据邱会作回忆说：【我放出来以后，1989年到北京，我的一个知己来看我。他说听吴旭君同志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东兴离开时，毛主席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78）

　　毛泽东上庐山之后，并没有召见任何人。据汪东兴回忆说：“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独自一人思考问题。每次毛泽东在大战之前，似乎都要一个人独自思考一番。比如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独自一人在滴水洞思考了11天之后，才最后做出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所以这次毛泽东在庐山上独自思考了3天，毛泽东冥思苦想的应该是林彪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和林彪因为“设国家主席”的争执，已经使两人的关系相当紧张了，毛泽东必须把解决林彪问题提到当务之急的议事日程上来。从毛泽东一贯的作风来看，毛泽东这次在庐山会议上，一定会对林彪有所行动的。即使是林彪不发表讲话，不揪张春桥，毛泽东也照样会做出一些打击和削弱林彪势力的动作。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对林彪有动作了。庐山会议9天前的8月14日，张春桥在修宪小组会上，对着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公然说：“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

　　“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原话，是最为人熟知的林彪语录之一。因此，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非常明显地在讽刺林彪本人。所以吴法宪听到这句话之后，马上跳起来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

　　张春桥把这句话说给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听，就是要吴法宪把这句话转告到林彪那里。林彪知道，张春桥本人肯定是不敢讽刺自己的，一定是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张春桥讽刺林彪呢?林彪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很可能会利用某种时机，亲自说出“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这样的话。

　　如果毛泽东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的干将们再跟着宣嚷，那么林彪一点儿反击的余地都没有了，只有认栽。因此，林彪要先发制人，打乱毛泽东的部署，先攻击张春桥。

　　林彪明白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代表毛泽东说的，这是毛泽东借张春桥的嘴指桑骂槐地讽刺自己。因此，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也同样是指桑骂槐地批评毛泽东。

　　对于张春桥来说，一旦他说了“天才地……是一种讽刺”这种讽刺林彪的话，那肯定把林彪彻底得罪了。但张春桥仗着有毛泽东撑腰，以为林彪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然而，当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时，张春桥有点害怕了。据坐在张春桥身边的邱会作说，张春桥居然神情失措地请他抽烟。

　　（79）

　　张春桥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如果林彪要逼毛泽东做出选择：是选择林彪?还是选择张春桥?这时毛泽东有可能选林彪，而抛弃张春桥。这样的事，已经有过王力、关锋等的前车之鉴。在一般人看来，林彪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战友，而张春桥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如果毛泽东“二选一”的话，肯定要选择林彪的。

　　基于这样的想法，吴法宪等林彪的亲信，以为张春桥肯定要完蛋。吴法宪回忆说：“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对于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邱会作也想不通，他说：“毛主席为了一个造反派张春桥(林彪称之为小记者)，竟然打击了跟随他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此，邱会作甚至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内幕，林彪没有告诉他。邱会作回忆说：

　　【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二十多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要讲话，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

　　晚上，我和李作鹏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

　　吴法宪说得很诚恳，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

　　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张春桥当然就更担心了。而且，毛泽东上庐山后一直独自一人思考，没有召见过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就更让张春桥担心了。8月25日张春桥看到《六号简报》之后，感到大事不好，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召见他们的意思。因此，张春桥就请江青带着他们，作为不速之客，硬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与其说是告状，其实是向毛泽东求救。

　　张春桥也知道，按照规矩，见毛泽东一定要事先向他的秘书申请，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才能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讨厌别人不请自来，所以硬闯毛泽东那里去告状，弄不好要惹得毛泽东大怒一场，情况可能搞得更糟。

　　（80）

　　这样一想，张春桥他们就计划先到周恩来那里去说，再由周恩来把这件事转告毛泽东，这样就可以避免硬闯告状，惹毛泽东生气的危险性。据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已经到了他那里，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出来见他们，他们又走了，直接去找毛泽东了。

　　这可能是江青、张春桥到了周恩来住处之后，再仔细一想，这件事如果先跟周恩来说，很可能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他们又急忙从周恩来那里出来。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江青、张春桥紧急离开周恩来去见毛泽东，的确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他们自己。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据汪东兴说：【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

　　为什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闯”毛泽东的住处呢?肯定是他们先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求见毛泽东，而毛泽东的秘书推说毛泽东要休息了，不见江青他们。所以江青迫不得已，才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硬闯”进来。徐景贤回忆了江青向他们得意地说起“硬闯”这件事，徐景贤说：

　　【8月25日晚上，约摸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我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穿军装的人把我们引上高高的台阶，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靑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

　　我们走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髮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江青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江青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今天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口说：“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81）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今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看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江青用手势比划着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吃吃地笑起来说：“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华北组出了《六号简报》。”

　　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老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组去宣讲。所以，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王洪文把憋在肚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说：“那么，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江青说：“老汪吗?他也收到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

　　江青又说：“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你们要相信，不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

　　江青说完这一番话，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哈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说：“请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

　　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靑秘密接见以后，受宠若惊，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洪文从别墅的酒柜里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林彪早在8月23日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就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毛泽东当场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所以林彪发动一批人攻击张春桥，对于毛泽东来说，完全不是意外的事情。

　　毛泽东知道林彪下一步要攻击张春桥了，但毛泽东在8月24日，却没有做出任何措施来阻止林彪攻击张春桥;到了8月25日，毛泽东仍然照常睡觉，并没有准备“救”张春桥的意思。只是在江靑带着张春桥不请自来，张春桥抱着毛泽东的大腿大哭了之后，毛泽东才决定出手“救”张春桥。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82）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林彪没有看清毛泽东的意图，在庐山会议上向张春桥发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行动。结果张春桥去毛泽东那里求救，抱着毛泽东的腿大哭，于是毛泽东就出手“救”张春桥，从而林彪大败亏输，但林彪又不肯检讨，因此一年后导致了“九一三”事件。

　　这种看法的典型说法，就如某“林彪问题专家”说的那样：【林彪至少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轻视了“江青问题”，以为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事情就会当真，犹如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二是林彪不是用“团结”的方法，“韬晦”的谋略，而是极力压制文革派，想尽快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逐出政坛，太露锋芒。历史证明，像叶剑英、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把事情放到毛泽东身后去办才是大谋略的政治家。】

　　上述这种看法，可以说完全误解了林彪问题。这样的看法会把林彪问题引入迷途，让人越看越糊涂。我们认为，研究林彪问题，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林彪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去“抠”各种微观的细节。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有几个实质性的大问题需要阐明。

　　第一个大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让林彪当接班人?

　　从历史来看，中共的高层领导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所谓“四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是中共公认的掌舵人;第二梯队也是四个人：彭德怀、高岗、邓小平、林彪，这四个人虽说无法与“四巨头”相比，但与其他中共高官相比，他们又显得非常突出。

　　特别是后面三人的年龄都比毛泽东小十几岁，高岗1905年生，邓小平1904年生，林彪1907年生，因此这三人被视为中共的“第二梯队”接班人，他们也具有接班人所需要的才能和威望。

　　第二梯队中的高岗首先在1954年倒台，彭德怀在1959年倒台，邓小平在1966年倒台，剩下的就是林彪一个人了。从才能和威望来看，林彪接毛泽东的班，应该是可以接下来的。

　　政府和政党的第二把手就是接班人，这是废除皇子继位的帝制之后，人们所公认的基本原则。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把一切全权交给了刘少奇，万一毛泽东出事，就由刘少奇接班。所以当年毛泽东让刘少奇当接班人，曾经是真心想让刘少奇接班的。

　　（83）

　　但后来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满了，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革，亲手拿掉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的同时，也拿掉了中共的接班人，所以必须有一个人来填补党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接班人的空缺。

　　按照惯例，第二把手的空缺应该由第三把手的周恩来填补，但这又是毛泽东不想看到的。当年毛泽东让刘少奇任第二把手，就是要挡住周恩来。毛泽东不想让周恩来当接班人，表现得非常明显，对此人们没有任何异议。

　　既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又不想让周恩来当接班人，必须就有一个人来“占”住接班人的位置。1966年8月初拿掉刘少奇的时候，造反夺权还没有开始，还没有涌现出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所以接替刘少奇的人，只能从党内高官中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合适的候选人显然只有林彪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人。因此，毛泽东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让林彪当接班人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一些人误以为林彪是在1969年的“九大”上成为接班人的，这是一种误解。林彪早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明文规定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九大”上只是把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林彪接班人地位，再次写入《党章》而已。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又产生了第二个大问题：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吗?

　　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的动机来看，无非是两种：第一种动机是真的让林彪接班，真的要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林彪;第二种动机是并不想让林彪接班。毛泽东在1966年让林彪当接班人，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只好让林彪暂时当接班人，因为林彪不占住接班人的位子，周恩来就要上来。

　　如果说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让林彪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打倒刘少奇和刘少奇派系的老干部，然后林彪派系取代刘少奇派系接班掌权。从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来看，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有想让林彪接班掌权的举措。毛泽东在文革中大力扶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等新兴造反派，而不是林彪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所以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点也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84）

　　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又产生了第三个大问题：毛泽东怎么处置林彪呢?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接班，可是林彪因为历史的原因，又占据了接班人的位子。因此，毛泽东要想让年轻的造反派接班，就必须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否则别人也没办法接班。

　　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也无非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毛泽东“强行”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第二种办法是林彪“自愿”把接班人的位子让出来;第三种办法是“半强行半自愿”，林彪虽不自愿交出接班人的位子，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后面两种办法是和平地解决林彪问题，前一种方法则是用“打倒”来解决林彪问题。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肯定是倾向于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林彪问题，而不是“打倒”。毛泽东发起一场“打倒林彪”的运动，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和目标，显然是弊远大于利。因此，毛泽东在尽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林彪问题的前提下，又必须拿掉林彪的接班人位子。

　　毛泽东必须要拿掉林彪的接班人位子，这又产生了第四个大问题：毛泽东什么时候拿掉林彪呢?

　　在1967年到1968年的夺权高潮中，因为局势非常混乱，毛泽东暂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1969年的“九大”时，因为要处理的文革遗留问题太多，而且当时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到了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仍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到了1970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平稳下来，国际形势也缓和下来，这时候毛泽东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林彪问题了。因此在1970年，毛泽东就开始对林彪有所动作，削弱林彪派系的力量。

　　从毛泽东的计划来看，他应该是考虑在1971年左右拿掉林彪，最晚不应晚于1972年。毛泽东拿掉林彪之后，就马上把自己的新接班人推上来，作为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时间，绝不能太晚，因为毛泽东本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把时间拖得太久。

　　综合上述，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林彪事件，可以得出四大结论：(一)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动机是让林彪暂时占住刘少奇空缺下来的接班位子;(二)林彪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拿掉林彪只是早晚的事;(三)毛泽东尽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拿掉林彪，实在不行，只好“打倒”;(四)拿掉林彪的时间应该在1971年左右，不应晚于1972年。

　　（85）

　　上述分析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林彪来说，他看问题当然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不是真的要让他接班?

　　林彪刚开始就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的动机十分疑惑，林彪越来越看出，毛泽东并不是真的想让他接班，他只是一个暂时替别人占位子的角色。然而，林彪既然上了接班人的位子，他也不会甘心再下来。而且，林彪要想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不失面子地体面地全身而退，也是很难的。

　　当时的中共并无退休制度，像朱德等八十多岁的人，照样担任现役公职。所以那时中共高官退下来，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犯错误降职，情况严重的被打倒。这样退下来的高官，在文革时非常多。

　　第二种形式是坐冷板凳，表面上没有降职，但失去实权，失去参加高层会议的资格。朱德、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陈云曾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因为从1964年开始，刘少奇就不再通知陈云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了。

　　第三种形式是“退居二线”，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是因病或者其他原因，暂时退出高层领导，但随时又可以回到高层领导来。

　　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以前，曾一度是“退居二线”的状态，最著名的当然是毛泽东曾经退居二线。

　　林彪以“退居二线”的方式让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恐怕不容易接受。如果林彪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把接班人交给张春桥，林彪的威信毫无损失，但因为林彪比张春桥的威望高出很多，只要毛泽东不在了，林彪随时可以从“二线”回到“一线”，张春桥根本挡不住林彪。这就像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一线”，刘少奇根本挡不住一样。

　　从毛泽东看来，林彪应该以“不可逆”的方式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就要找出林彪犯了错误，让林彪的威信失落，把林彪赶到冷板凳上，逐步淡出政局。如果林彪不肯坐冷板凳，那就只能打倒了。

　　林彪是一个荣辱感非常强的人，让林彪做冷板凳，他肯定是难于接受的。林彪不甘心毛泽东给他安排的命运，他要奋起抗争，这就必然要与毛泽东发生一场冲突了。1970年3月，毛泽东传来指示“不设国家主席”，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此举正是冲着林彪来的，这是把林彪赶上冷板凳的第一步。

　　（86）

　　一些人以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头衔，林彪没有必要去争，甚至有人说林彪的身体不行，他根本就不想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最基本的事实。

　　毛泽东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六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真的不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正好可以满足林彪不当国家主席的愿望，那林彪为什么还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

　　又有人说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误解了毛泽东意思，这更说不过去。林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怎么会误解毛泽东呢?再说，第一次、第二次还可以用“误解”解释过去，毛泽东都说了六次了，再用“误解”来解释，就说不过去了。

　　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据叶群(或者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只是象征性的虚职，不是具体的实职。林彪担任的唯一具体的实职，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上，所以林彪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林彪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只担任国防部长行吗?也不行。因为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国防部长自然就是国务院总理的下级。林彪再担任国防部长，就成了周恩来的下级，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林彪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也同时要辞去国防部长，这才能“名正言顺”。可是林彪辞去他这个唯一的实职国防部长，那不是正好符合毛泽东让林彪淡出政局的意思吗?

　　林彪不甘心这么淡出政局，他要“争一争”。林彪继续“名正言顺”地担任国防部长的唯一办法，就是林彪任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因为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地位是高于国务院总理的。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通过，再由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任命。】因此，国家主席或副主席，名义上的地位都在国务院总理之上。周恩来也说过：“我这个总理还是少奇同志任命的。”

　　林彪当国家主席，或者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林彪就可以以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既“名正言顺”在周恩来之上，又保住了国防部长这个实职。

　　（87）

　　本来在刘少奇时代，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机构。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比国防部长地位高，与国务院总理地位一样。在刘少奇时代，国防委员会主席是由国家主席兼任的，因此刘少奇从1959年开始一直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如果毛泽东让林彪当“国防委员会主席”，林彪是可以不争国家主席的。但毛泽东既然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当然就更不会设“国防委员会主席”了。

　　这样分析下来，就可以看出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内在动机了。尽管“国家主席”是一个虚职，但林彪不当上这个虚职，就无法保住国防部长的实职。

　　因此，只要设“国家主席”，不管林彪当国家主席还是副主席，都能“名正言顺”地继续兼任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实质的问题其实是逼林彪辞去国防部长，否则林彪就陷入“名不正、言不顺”尴尬境地。

　　因此，林彪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发起突然袭击，试图依靠众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把毛泽东硬推上国家主席，这样林彪也可以顺势当上国家副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让给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当然是更加理想。于是这一场“强烈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风潮，就被林彪集团掀起来了，甚至连康生、许世友等毛泽东派系的人，也都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认为毛泽东有可能拗不过众人，最后不得已当上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也有可能硬是不当国家主席，这种结局林彪也想到了，不过林彪认为还是值得争取一下。即使这次争取不成功，自己也不会有重大损失，这样的冒险值得试一试。最后让林彪阴沟翻船的，并不是“设国家主席”问题，而是“称天才”问题。关于这点将在后面分析。

　　8月25日上午言辞激烈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出来之后，对人们的震动很大。据杨福云回忆说：【25日上午，中南组继续开会讨论林彪讲话。从会上的反映看，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六号简报》。中南组上午的发言，主要对“那几个人”(一些发言者对被攻者的代称)展开了批判，有的发言目标明确，有的随大流，一般性地谴责。比昨天更深入一层的是，有的人提出要把“那几个人”揪出来，至少要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88）

　　25日下午，大概是中午人们看了华北组《六号简报》，下午，一些人的情绪又上来了，一些发言很激烈，对“那几个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会议开到后半段，在一些人的提议下，中南组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是要求在新宪法中写上“国家主席”一节，大家鼓掌通过;第二项是要揪人，大意是：要求中央把“犯错误的人”调离中央，交全会批判，下放劳动。大家鼓掌通过。】

　　在会议形势向林彪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出手是不行了。8月25日下午，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福云回忆说：【就在中南组的中央委员们鼓掌通过两项“决议”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毛泽东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五位常委外，还有各大组组长，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楼下召开。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一边走一边斥责汪东兴：“汪东兴，你不是要设国家主席吗?你去当好了。”

　　毛泽东在会议室对大家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会议情况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毛泽东的处理比较高明。首先，毛泽东在开常委扩大会议之前，先分别找其他四位常委单独谈话。关于这点，《汪东兴回忆录》中也说：【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前面提到，因为四位常委一致同意“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不能直接召开常委会，否则毛泽东将面临人数劣势。因此毛泽东转而采用个别谈话的形式，因为个别谈话场合下的人数比是“一对一”，毛泽东就不会处于人数劣势了，他要一个一个地把常委争取过来。

　　（89）

　　第一个争取过来的是康生。本来康生以为林彪和张春桥发生冲突时，毛泽东肯定是舍林彪而抛弃张春桥，没想到这次毛泽东却横下心来舍弃林彪。当康生明白毛泽东决定舍弃林彪时，马上转变过来，支持毛泽东而反对林彪了。

　　毛泽东第二个争取过来的是周恩来，在周恩来面前挑明，不惜一切代价舍弃林彪。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为了顾全大局，也就不再偏袒林彪，以避免刺激毛泽东干出“出格”的事情。

　　争取到康生和周恩来，毛泽东在常委中的人数比已经是“五比二”了，剩下的两个人是林彪和陈伯达。这样毛泽东在人数上已经有优势，就不怕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了。

　　即使是对陈伯达，毛泽东暂时也要争取和团结一下，据陈伯达回忆说：【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我最后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毛主席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违反了以前多年的习惯。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叫随到。

　　但是文革后，江青干涉我见毛主席的事，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几次打电话，我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

　　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件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远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可见江青的挑拨离间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毛主席的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暗示是，只要他离开林彪，还是给他出路的，还是要团结他的。因此陈伯达在关键时刻，又放弃了对林彪的支持。陈伯达的背离，使林彪面临极为被动的境地，这是庐山会议上林彪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90）

　　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上的冲突，主要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两件事。如果说“设国家主席”这件事是林彪挑起来的，那么“天才论”这件事则是毛泽东挑起来的。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早在1966年毛泽东就在《滴水洞家信》中对林彪的“天才论”表示过不满，但毛泽东公开表示反对“天才论”，则是在1969年“九大”的时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形容毛泽东的副词，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话，后来变成了林彪的象征。否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就等于是否认林彪。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对外宾说“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是个讽刺”，这句话明显是讽刺林彪的。因此林彪也要在大会上，借着批张春桥来捍卫自己，这是回应毛泽东挑起的批评“天才论”。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却重点讲了“天才论”，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但林彪这次疏忽大意了，没有注意到早在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毛泽东就已经删掉了林彪的这三个副词。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初稿中，都写着“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这是对林彪的肯定。可是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时，毛泽东把它们划掉了，所以《政治报告》和《党章》正式出版印刷的时候，这三个副词都没有了。

　　这本来是一件大事，可不知为什么，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人没有注意到，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注意到。这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特别提起这件事，而周恩来等人都很忙，他们只看了初稿，以为最后的印刷稿不会有大的变化，也就没有专门再花时间去看印刷稿。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7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党章》，说是林彪叫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周恩来不清楚“九大”《党章》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91）

　　林彪不知道“九大”《党章》中毛泽东已经删掉了这三个副词，所以他看到吴法宪和张春桥因为这三个副词发生争吵，以为这次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打倒张春桥的突破口，所以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在这三个副词上大做文章，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如果林彪事先知道毛泽东已经删了这三个副词，他应该不会揪住这三个副词来批张春桥。后来毛泽东批评他们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这让林彪等人无话可说。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张春桥他们告状之后，并没有立即做出结论，只是临时决定暂停小组讨论，休会两天。此时众人已经感觉到风云有变，但具体的形势还不明朗，大家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下午5时，西北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

　　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全会的极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兴奋极了。

　　25日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议，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毛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

　　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法宪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对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

　　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92）

　　吴法宪也回忆这件事说：【8月25日下午4点多钟，召集人张国华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

　　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

　　林彪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能沉得住气。但林彪担心的是，吴法宪等人沉不住气，所以特别安慰他们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但后来的事情，应验了林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吴法宪沉不住气崩溃了，给林彪造成极大的被动。

　　毛泽东休会两天，第一个目的是感到当时人们揪张春桥的情绪很热烈，所以要休会两天，让人们头脑冷静下来;第二个目的是毛泽东要进行水面下的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重新整顿自己的队伍。《毛泽东传》写道：【从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吴法宪也回忆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

　　（93）

　　毛泽东不停地找人谈话，主要是团结和整顿自己的队伍，把大家模糊不清的思想扭转过来。毛泽东特别注意江青、张春桥等人，要与其他人搞好团结。毛泽东对张春桥成为众矢之的是有些意外的，他必须做一些挽回和补救工作。关于这点，徐景贤回忆了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之事，徐景贤说：

　　【毛泽东先后找有关人员作个别谈话，做做工作。他找了许世友，又找了张春桥，他特意叮嘱张春桥，要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和张春桥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支持造南京军区的反，许世友当然不高兴。这一回在庐山，由于陈伯达和几条枪杆子的发难，毛泽东觉得许世友和张春桥更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所以他亲自出马做调节关系的工作。

　　张春桥在庐山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罅洞穴里的蛙类;石鱼是在山涧淸溪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地上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许世友也知道这次请客是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就两个人吃，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呢，别看他文绉绉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这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把张春桥餐厅里玻璃柜子里的存酒，喝了个精光。

　　会议快结束之前，各分组分别搞一次会餐。华东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一幢俱乐部里，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张春桥和许世友坐在一桌，举杯对饮，我们作陪。

　　饭吃到一半，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走到张春桥身边。就是他在8月25日华东组会议上冲着张春桥大吼：“站出来嘛!”

　　现在，陈励耘那股有恃无恐的气势半点也没有了，他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扬，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干了。】

　　（94）

　　毛泽东在休会的这两天里，通过谈话等各种方式，把重要人物都团结到了自己一边。这时，毛泽东才正式亮出他的牌：打倒陈伯达。据邱会作回忆说：

　　【8月27日下午4点左右，陈伯达叫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到他的住处去谈话，对此我们有点犹豫。吴法宪说：陈伯达告诉他。主席叫他找我们的。

　　我们到陈伯达的住处时，我们看到陈伯达精神十分紧张，很沮丧。大家坐下之后，喝了一点热茶，陈伯达精神的紧张程度稍微纾缓一点，他说：“我叫你们来是经过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谈了一下，对我有批评，对你们也有批评，主席要我找你们几位谈一下。”

　　陈伯达颠三倒四地说了不少话，在谈话的时候，吴法宪拼命记录，我也帮他记了一些要点。

　　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

　　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俱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小组，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搞好团结。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

　　陈伯达说：“毛主席一出此言，我脑子就懵了。‘军事俱乐部’是1959年毛主席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在十年以后又拿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来了?我是罪孽呀，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吴法宪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在他的住处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伯达的住处。

　　吴法宪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他不肯见就回来。”

　　李作鹏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

　　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95）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谈话。总理说：“主席的话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最高层搞的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

　　由邱会作的回忆可知，毛泽东做出“打倒陈伯达”的决定，事先既没有与周恩来商量，更没有与林彪商量。1969年的“九大”号称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人们普遍认为，“九大”象征着这场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将进入安定团结的时代，再不会发生“打倒某某人”的事情了。事实上，从1969年4月的“九大”到这次庐山会议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高层的确没有出现过某人被打倒的事情。

　　陈伯达是中共最高层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之一，“打倒陈伯达”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必将是非常大的。所以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准备打倒陈伯达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认为毛泽东把问题搞严重了，中央好不容易出现的安定团结局面，又要结束了。

　　林彪虽说表现出镇定的样子，内心中应该也是震惊的，他也没想到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陈伯达，更没想到毛泽东还提出“军事俱乐部”，这就是准备要把林彪打成第二个彭德怀。不过林彪也认为，毛泽东现在还不到和自己摊牌的时候，因为此时摊牌，对毛泽东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林彪暂时还不会有危险，但以后就不好说了。

　　毛泽东之所以让陈伯达与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私下谈话，目的还是想“拉”这三个人。如果吴、李、邱三人听懂了“军事俱乐部”含义，马上求见毛泽东，表示与林彪划清界限，洗心革面重新跟随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不仅可以放过这三个人，还分化了林彪的队伍。

　　邱会作说他们对“最高层搞的名堂一窍不通”，这也是实话。陈伯达明明告诉他们三人：是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与他们谈话的。按照道理，既然是毛泽东派陈伯达跟他们三人谈话，那么在谈话之后，他们三人就应该给毛泽东的一个回话。而吴、李、邱三人，似乎根本没有理解毛泽东指派陈伯达与他们谈话，是给他们一个改换门庭的机会。他们三人没有去找毛泽东，没有给毛泽东回话，反而去找林彪，又告诉了周恩来，这就枉费了毛泽东的一场安排，于是毛泽东只得拿掉这三个人了。

　　（96）

　　陈伯达被打倒的性质，与林彪完全不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是妨碍他把文革搞到底的绊脚石，不拿掉林彪，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而陈伯达不过是一介书生，没有多大能量，毛泽东本来是没有必要打倒他的。

　　虽说毛泽东早就对陈伯达有看法了，自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后，毛泽东就不用陈伯达了，也不见陈伯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想要打倒陈伯达。

　　如果陈伯达发现毛泽东疏远他之后，自甘寂寞，称病休养，就不会有后来被打倒的悲剧。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胡乔木，与毛泽东发生矛盾之后，很快就称病了。胡乔木于1961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声称自己因病需要请长期病假。

　　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说：【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

　　毛泽东当然知道胡乔木有病只是借口，真意是退出政坛。毛泽东已经不想再用胡乔木了，可是怎么处置胡乔木，却有一点麻烦。现在胡乔木主动提出因病休养，省去了毛泽东处置胡乔木的麻烦，所以毛泽东也很高兴，建议胡乔木“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安心长期休养。

　　毛泽东信中还特别提到陈云、林彪、康生三人“长期休养”之事，这三个人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林彪和康生的病到文革就好了，陈云的病到毛泽东去世后就好了，胡乔木本人的病在毛泽东去世后也好了。

　　如果陈伯达学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长期休养”，毛泽东肯定会欣然同意。这样一来，陈伯达就很可能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家休养，一直休养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复出，重登政坛。那样的话，陈伯达的一生就可以说是十分圆满了。

　　（97）

　　可惜的是，陈伯达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毛泽东冷落他之后，又去靠近林彪，大概陈伯达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非要尝到监狱的滋味才罢休。所以说陈伯达被打倒，很大程度是他自己造成的，只要陈伯达不介入林彪集团，毛泽东是不会打倒陈伯达的。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陈伯达投靠林彪本身就是“老鼠搬家”的行为，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又跳出来向张春桥进攻，从侧面向毛泽东发难，更是典型的“背叛”行为。所以毛泽东打倒陈伯达，一方面是严惩“叛徒”，另一方面是对林彪“敲山震虎”，从侧面打击林彪。

　　陈伯达没想到毛泽东会用这么严厉的方式处置他，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陈伯达慌了手脚，对应失措，失去了挽回败局的机会，不仅造成他个人的悲剧，也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从陈伯达的角度来看，虽说他不可能全部挽回败局，但仍有可能挽回一定的败局，使自己的下场不至于那么遭。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天才论”没有错。

　　当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任何“右”的言论已经没有存身之地，所以林彪集团只有打出比江青集团“更左”的言行和旗号，才能反对江青集团，这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这次借着对毛泽东“称天才”来打击张春桥，就是要表现得比张春桥“更左”。这样一来，因为陈伯达的言论比张春桥“更左”，所以要想从陈伯达的言论中揪出错误来，反而很不容易。

　　只要陈伯达坚持自己认为毛泽东是“天才”的看法没有错，要想给陈伯达扣一个帽子，倒也很难。即使“毛主席是天才”的这种看法有错，但这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并不是陈伯达做了什么错事。既然陈伯达没有做错事，只是对“天才”的看法错了，那么这种错误就不可能上升到被“打倒”的地步。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自己一旦认了错，别人就救不了他了，只能被打倒了。更有甚者，因为陈伯达说的“天才论”，其实是林彪的观点，陈伯达承认自己错了，也就等于承认林彪的“天才论”错了，就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地步。

　　如果陈伯达坚持“天才论”没有错，林彪也配合说“天才论”是合理的，毛泽东处理起来就会很棘手，总不能把林彪和陈伯达认为“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作为一种反动的观点。

　　（98）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二件事，是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坚持自己对张春桥的批评是合理的。

　　林彪集团早就在收集江青集团的“黑材料”了，张春桥的黑材料当然也收集了不少。邱会作回忆说：【上海解放军二医大革命组织“红旗”，搞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张春桥的老婆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仅是江青的红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

　　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

　　总理的话提醒了我，二医大革命组织，把张春桥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给了总理，但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有一次黄永胜在办事组说：“搞不清张春桥、姚文元是怎么回事，说多了主席肯定不高兴，但抓住‘眼镜’(指张春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九大”期间，好像是进入选举程序的时候，黄永胜悄悄告诉我：“告诉你，眼镜(指张春桥)是个叛徒，材料转到主席那里去了。”

　　毛主席好像并不重视这些材料，因为在选举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张春桥仍然榜上有名。】

　　张春桥本来在中央里就不得人心，再加上林彪集团的人，早就把张春桥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私下悄悄传开了。他们散布消息说，已经找到张春桥是叛徒的证据，可是张春桥的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没有处理。所以众人对张春桥很有看法，只要陈伯达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毛泽东也很难说服众人说张春桥没有错。这样一来，陈伯达还能在大部分高官中间赢得一个好名声。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一旦自己认了错，就等于承认张春桥没有错，也就把张春桥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关于张春桥有错的问题，黄永胜就敢于坚持。黄永胜没有参加前期的庐山会议，直到陈伯达的事情出来之后，黄永胜才赶来庐山。

　　黄永胜上山后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

　　（99）

　　毛泽东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说：“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说：“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说：“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如果陈伯达能像黄永胜这样，坚持张春桥有错，那么情况反而对陈伯达有利。可是陈伯达这样的书生胆子小，一看毛泽东要打倒他，就彻底崩溃了，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三件事，是把林彪集团牵扯进去。

　　陈伯达出事后，陈伯达怕连累林彪和林彪集团，就把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承担下来，声称所有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与林彪和林彪集团无关。陈伯达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好心，不牵连别人。如果在一般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或许是对的，但在庐山会议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反而弄巧成拙。

　　本来，陈伯达与林彪和林彪集团的确是有“勾结”的，如果陈伯达坦诚地承认，这件事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有关，甚至承认这件事与林彪和叶群有关，那么毛泽东反而不好处理陈伯达。

　　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是“各个击破”，如果陈伯达声明这件事是他和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人一起策划的，那么毛泽东要处理陈伯达，就不得不连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人一起处理，这样就不是“各个击破”，而是“一网打尽”了。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目前显然不是“一网打尽”的时机。如果毛泽东硬搞“一网打尽”，在庐山上把林彪和林彪集团揪出来，那么局势对毛泽东反而不利。

　　对于毛泽东来说，打倒林彪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打倒林彪之后，林彪的党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子，就必须有人来填补。毛泽东本来想培养张春桥几年，等张春桥的威信建立起来之后，在拿掉林彪让张春桥接班。这次毛泽东因为保张春桥而打倒陈伯达，已经引起众人的不满，如果再为了张春桥而打倒林彪，那么人们的不满就更大了。因为张春桥已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想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就不行了，江青更不行。

　　（100）

　　因此，如果毛泽东此时打倒林彪，张春桥又不能接班，那么林彪倒台后空出来的党第二把手的位子，只能让周恩来接替。毛泽东费了半天力气，打倒了林彪，结果却让周恩来接班，那么毛泽东岂不是白费力气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毛泽东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还不能打倒林彪，还不能把林彪端出来，这点林彪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在现在跟他摊牌。如果陈伯达把林彪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和林彪是一伙的，毛泽东为了避免与林彪摊牌，反而要从轻处理陈伯达。

　　林彪并不怕陈伯达把他牵连进来，倒是怕陈伯达一个人把事情承担下来，声称此事与林彪无关，反而使毛泽东可以对他们“各个击破”，使林彪更加被动。后来吴法宪要检讨，试图替林彪责任承担，保护林彪，林彪却反对吴法宪这么做。据吴法宪回忆说：

　　【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

　　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

　　林彪知道吴法宪一旦检讨了，吴法宪自己都认错了，林彪就无法再保吴法宪了，就中了毛泽东“各个击破”的战术。如果吴法宪坚持不检讨，林彪集团以及陈伯达死死抱成一团，要不然就全部揪出来，要不然一个也揪不出来，这样毛泽东反而不好办，反而会从轻处置他们。只是吴法宪不懂林彪的意思，又抱着检讨之后就能“过关”的侥幸心理，违背林彪的指示作了检讨，结果使林彪更加被动了。

　　综上所述，陈伯达被打倒，应该说他自己的责任很大。陈伯达要不然就不要卷入林彪集团，要卷进去，就干脆和林彪死死卷到一起。如果陈伯达一方面不认错，另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与林彪是一伙的，这样毛泽东反而会从轻处置陈伯达。陈伯达选择的对应方式，应该说是最“糟”的一种，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林彪。陈伯达这样的书生，本来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

　　（101）

　　毛泽东的拿手战术是“各个击破”，这次只拿掉陈伯达一个人，对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则采用“恩威并重”的战术，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压力，感觉到再继续跟着林彪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感觉到希望，感觉到毛泽东给他们出路，促使他们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成员第一步施加的压力是“调查情况”。这种“调查情况”是表示上级已经对你有怀疑了，但还没有认定你有罪。这时候头脑“灵活”的人，就会赶紧“弃暗投明”。关于这次的“调查情况”，邱会作回忆说：

　　【8月26日下午，吴法宪通知我到总理的住处开会，这个会除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之外，还有康生、汪东兴参加。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召集你们来谈一谈，把有些情况搞搞清楚。”】

　　周恩来明确说，他和康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来“把情况搞清楚”。叫吴、李、邱三人来，显然就是挑明了毛泽东怀疑吴、李、邱这三个林彪的亲信。

　　陈伯达没有被叫来，因为陈伯达已不是嫌疑犯，已经被“定罪”了。这样毛泽东就把吴、李、邱三人与陈伯达分离开，让三人感到他们只是被怀疑，还有挽回的希望。

　　这次毛泽东让汪东兴也去，应该说是让汪东兴作为“弃暗投明”的榜样，让吴、李、邱三人看到汪东兴认真检讨，“弃暗投明”之后，就可以重新做人，不但不被处理，还可以保住高官的位子。

　　关于此事，吴法宪也回忆说：【8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

　　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

　　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周恩来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总理趁势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上午接着谈。”总理又强调：“主要是把情况搞搞清楚。”】

　　（102）

　　吴、李、邱三人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理解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康生“调查情况”的用意，还跟康生争辩，这样就失去“弃暗投明”的出路。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向他汇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我们也告诉了林彪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吴法宪说：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应该说林彪对“设国家主席”问题，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并没有想一定会成功，所以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没有失算，不成功也是意料中的结果。林彪是在“天才论”的问题上失算栽了跟头。

　　吴、李、邱三人向林彪汇报了周恩来和康生“追查”他们，林彪懂得毛泽东的用意，所以林彪要表现出镇静自若的满不在乎态度，说“让他们去讲吧”，这样才能稳住吴、李、邱三人。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8月27日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是中央定的吗?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

　　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

　　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

　　（103）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李作鹏对付康生是有办法的，以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有机会李作鹏就挖苦康生。李作鹏说：“康老呀，我记得在‘九大’时，主席说陈毅是‘右’的代表，现在怎么成了反革命了?这是创造性的，还是讽刺呀?”

　　我们三个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顿，康生那个嚣张劲头才下来。不过我们也只是嘴上痛快，因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这些人不谙世故。总理说话一直没有倾向性，总是说：“平心静气，平心静气，主要是把情况搞清楚。”】

　　邱会作在事后才感叹他们“不谙世故”，因为康生是代表毛泽东来找他们“了解情况”的。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什么情况，应该找其他人去了解，那样才能了解到真正的情况。毛泽东是借口“了解情况”，向他们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改变立场。然而吴、李、邱三人却不懂，还反过来把康生“收拾”一顿，可见这三人是“无药可救”了。因此，第二天毛泽东就发出让吴法宪写检查的指示。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恩来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104）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

　　林彪明白，吴法宪这时是不能检讨的，因为检讨就是承认自己“有错误”。吴法宪说的话都是根据林彪讲话的精神，一旦吴法宪有“错误”，那就意味着林彪的讲话有错误。吴法宪解释他的检讨可以保护林彪，实际上相反，吴法宪不检讨，那样才能保护林彪。不过在这个时候，林彪也不能强行命令吴法宪不做检讨，这样“逼”吴法宪，反而会把吴法宪“逼”到毛泽东那边去。所以林彪对吴法宪的检讨，只好听之任之了。

　　另外，让吴法宪检讨，虽然是出自周恩来之口，但实际上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吴法宪的检讨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而不是写给周恩来看的。吴法宪接着回忆说：【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我拿着这个提纲，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吴法宪之所以违背林彪的意愿写检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吴法宪想保住自己现有的地位。此时毛泽东在“九大”上让吴法宪等人“一步到头”进入政治局的布局，发生了作用。因为吴法宪当时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他马上想到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吴法宪看到汪东兴检讨后就过关了，所以他也试图通过检讨来过关。吴法宪一写检讨，林彪就很被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当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张春桥他们把前一段在北京讨论宪法时，做记录的人找来写了一个材料，又把这个材料捅到主席那里去了，并大肆宣扬说：“吴法宪造谣，说假话”。吴法宪当时已经“溃不成军”了，他没有和我们商量，竟承认自己说了假话。这件事引起了林总、周总理的极大注意，我和李作鹏对吴法宪则极为不满。

　　（105）

　　林总在吴法宪困难的时候，真是帮他。林总认为吴法宪不会说假话，并为吴法宪专门说了一段话，林总还叫把他的话传出去。

　　林总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的问题。吴法宪跟我几十年，我就没有听他说过假话，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吴法宪对毛主席、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是不会说假话的人。”

　　林总还说：“在宪法小组，对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宪法，确实有过争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决不能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这样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时，总理在东北小组也做了文章。虽然总理没有像林总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吴法宪是不会说假话的人”，但他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总理说：“吴法宪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对争论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说假话。”

　　懂得内幕的人，对总理的话是完全理解的。吴法宪说假话风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吴法宪的“溃不成军”，其实还是私心作怪，想保自己的地位。吴法宪以为顺着上面的意思说话，就能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说了一些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不利的假话。后来吴法宪和邱会作关在一个监狱里，据邱会作回忆他们的监狱生活说：【一天，我们在一起闲谈，我说起了“8月8日”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吴立宪立即紧张起来，并一下拥到我的肩上，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8月8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累了黄永胜和李作鹏，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

　　我这么说后，吴法宪哭得更伤心，他说：“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搞到，还是关监狱关到现在。”】

　　林彪没想到，他最为信任的吴法宪，居然在关键时候掉链子。这场“天才论”的争论，表面上是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背后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争论。林彪之所以敢支持吴法宪继续争论下去，是林彪相信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如果林彪事先知道吴法宪是个私心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他绝不会让吴法宪去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吴法宪像黄永胜那样，在关键时刻顶得住，林彪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106）

　　文人与武将的性格差异，往往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才能表现出来。面临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态度，陈伯达和林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陈伯达马上就屈服求饶，请毛泽东宽大处理。陈伯达回忆说：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

　　毛主席说：“这样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又说不了很多话。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查。康生提的意见多，我都记下来了，不管康生自己的存意怎样，我当时都接受了，便算是我的。但检讨提到陈毅同志，这的确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当时我勉强记下来，我认为那些话是应该删去的。】

　　由陈伯达的回忆可见，他不仅主动检讨，而且把康生说的所有事情都认了。即使是陈毅与他“二陈合流”的事情，陈伯达的回忆中说“我勉强记下来”，可见陈伯达连“二陈合流”这种根本没有的事情也认了下来，这就给陈毅带来了麻烦，使陈毅又遭到一次批判。好在陈毅也挨批挨惯了，并不在意。

　　陈伯达继续回忆说：【回到北京家中，想再三求毛主席和党中央宽大一些。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毛主席那里，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回电话说：“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

　　以后我又打过几次电话，徐业夫不是说毛主席有事，就是说毛主席已经休息，总之是不能见。我也就不好再求了。

　　我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疏通一下。康生不接电话，我要曹轶欧(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以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

　　恩来同志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使我终生难忘。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陈伯达说：他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他;他请康生在毛泽东面前“疏通”，康生不理他;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总而言之，是陈伯达单方面求见，而毛泽东不理他，这点与刘少奇有些相似。刘少奇下台后也多次求见毛泽东，多次给毛泽东写信，但毛泽东都不理他。

　　（107）

　　林彪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除了毛泽东召他去开会外，从来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信。不仅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是庐山会议之后，直到1971年9月林彪外逃，林彪也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林彪的态度是不屈服，不求饶，不检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官对毛泽东态度如此强硬的，大概只有林彪一个人。

　　一般人看来，林彪态度这么强硬，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事实上林彪还是给自己留后路的，这就是“外逃”。当然林彪的这个后路，不是向毛泽东屈服的后路。一些人也认为林彪的悲剧是因为他个人的脾气太倔，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检讨一下，认个错，毛泽东念及他们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应该就会原谅林彪的。

　　这种看法是按照一般市井百姓的心态去理解毛泽东，而林彪却很清楚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是一个不讲私情的人，试图用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来打动毛泽东，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另一种“铁面无私”之人，他不是在“法律”面前不讲私情，而是在“主义”面前不讲私情。

　　中国人一般是很重视私情的，某个人曾经帮过我，我就要回报他，不管他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我只是回报他这个人，而不管他信奉什么主义。而毛泽东这样的人，却不讲这种私情。毛泽东的看法是：只要你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就要打倒你，不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多少交情。

　　毛泽东与张春桥，可以说没有多少私交，而与林彪则是几十年一起出生入死过的老战友。从私情来说，毛泽东与林彪的私情，远远大于张春桥，但毛泽东却不是以私情为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张春桥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人;而林彪走社会主义道路则不坚定，更不想继续革命。因此，毛泽东在张春桥和林彪两人之间，取张春桥而舍林彪，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张春桥，只是他认为张春桥是坚定要继续革命的人。

　　另外，毛泽东支持张春桥，也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海是文革搞得比较好的代表性地区，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那就是对上海这个文革典型的否定，也是对文革中产生出来的一批靠造反起家的人的否定，也就是对整个文革的否定。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发动文革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文革的。

　　（108）

　　所谓“敌人”有两种：“公敌”与“私敌”。“私敌”是起因于个人恩怨，而“公敌”则起因于主义、路线、宗教等非个人恩怨的东西。比如士兵在战场上与敌方的士兵作战，敌方士兵与自己从未见过面，毫无个人恩怨，这样的敌人就是“公敌”，而不是“私敌”。在解放战争期间，有一个常用词“人民公敌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公敌”，而不是“私敌”。

　　对于毛泽东这样不讲私情的人来说，他的敌人基本上都是“公敌”。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公敌”，现在毛泽东又把林彪看成是自己的“公敌”。毛泽东要打倒林彪，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他的主义、他的理想。既然毛泽东把林彪看成是“公敌”，而毛泽东又是不讲私情的人，那么林彪就不能指望毛泽东念及他们老战友的旧情和私谊，而与他重归于好。

　　这样一来，林彪就没有必要去向毛泽东求饶了。因为既然是“公敌”关系，求饶不求饶，下场都一样，刘少奇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林彪就干脆强硬到底。

　　从另一方面来看，林彪也确是有胆量的人。像陈伯达这样的人，不要说不敢对毛泽东造反，根本就连想也不敢想。而林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在林彪看来，毛泽东既然要张春桥而不要他，既然毛泽东对他不讲私情，那么林彪也没有必要对毛泽东讲私情，没有必要再念及毛泽东对他的恩情了。此时，林彪开始策划对毛泽东“造反”了。

　　以前林彪还只是想怎么逼毛泽东让步，还没有想过暗杀等手段，现在林彪与毛泽东恩断情绝，就开始对毛泽东动起了“杀机”。当然暗杀毛泽东的事，是绝对不能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讲的，所以林彪就出奇兵，让不引人注目的林立果担当这个重任，这些是后话了。

　　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常委会是否照常开会我不知道，但周总理、康生则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以我所知，林总一次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时候林总就已经被排除在中央常委领导之外了。】

　　毛泽东从庐山会议开始，就把林彪排出最高决策层了。但林彪毕竟占据着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子，如果林彪对打倒陈伯达的事情不表态，就会在众人面前暴露出党内最高层的分歧，这点是毛泽东不希望的。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办法，让林彪主持批陈伯达的会，逼林彪表态。据邱会作回忆说：

　　【主席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109）

　　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但主席发了话，林彪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从8月28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从9时开始，11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

　　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

　　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说：“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

　　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对于让林彪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毛泽东希望林彪跳出来批陈伯达来保自己，就像当年刘少奇批彭真保自己一样，可是林彪并没有轻易上钩，他基本上没有批陈伯达，这就让毛泽东的计划落空了。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庐山参加会议。，因为黄永胜在此之前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还可以说是“清白”的，因此毛泽东趁着黄永胜尚“清白”的时候，试图把黄永胜拉过来。邱会作回忆说：

　　【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处，我们一直在吴法宪的住处等他。黄永胜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黄永胜才回来，而且是和叶群一起来的。黄永胜只简单地讲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情况，有些情况没有多讲，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评吴法宪的话。

　　黄永胜说，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110）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主席：“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因此他没有顺着毛主席的思路往下说，黄永胜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主席：“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主席：“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毛主席：“现在把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不过，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主席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毛主席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

　　黄永胜强调说：“老夫子(陈伯达)也是手无寸铁。”我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然认为黄永胜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贵的。如果黄永胜被毛主席拉过去，问题就复杂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来。】

　　分化瓦解林彪集团，一直是毛泽东处理林彪问题的重点。如果毛泽东把掌握重权的黄永胜等几个林彪的亲信拉过来，再处理林彪就好办多了。因此，毛泽东一再向林彪的四大金刚招手，可他们就是不上毛泽东的这条船，最后毛泽东只好向他们挑明说话。

　　据原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可见，毛泽东几乎用明话对他们说：“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但这四个人仍然是“执迷不悟”。

　　（111）

　　8月29日，毛泽东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做了检讨。毛泽东希望这次会上林彪出来表态，批评陈伯达和吴法宪，这样就表现出党内高层“团结一致”的象征。可是林彪却没有发表讲话，由周恩来和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25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解释这几天停开小组会的原因，是因为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错误发言”，把会议“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可是陈伯达和吴法宪错在哪里呢?周恩来却没有解释。因为周恩来无法说清“称毛泽东天才”为什么是错的，也无法说清“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是错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意思，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所谓“允许改正错误”的内涵是很深的，首先要理解“改正错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做出一些实际的具体行动。对于吴法宪来说，他要想“改正错误”，就要有实际的行动，例如表示要脱离林彪集团，积极检举揭发林彪集团等等。当然毛泽东也理解吴法宪等人这样做，是需要下决心的，决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毛泽东也说“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不能着急。”

　　周恩来讲话之后，陈伯达和吴法宪作了检讨。关于吴法宪作检讨的事，邱会作回忆说：【8月28日上午，总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我看吴法宪的精神有些紧张，恐怕他写不好，你和李作鹏都去帮他起草一个稿子，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马上照办。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吴法宪写检讨一事，是否要报告林副主席?吴法宪一旦检讨，势必影响到叶群，也就等于影响到林副主席。”

　　总理说：“你考虑得周到。但检讨还是要写的，不然主席那里不好交待，两边都要兼顾到。关键是检讨怎么个写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鹏去嘛。”

　　（112）

　　我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讲明情况，吴法宪表示感谢，说他自己先搞。吴法宪的思想压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书搞，吴法宪又不满意，主要是怎么说林彪，拿不定主意。

　　晚上我和李作鹏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共同商量检讨稿怎么写，大家商量了一个框架。吴法宪当时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就执笔给他写了一个稿子，吴法宪认可了。

　　吴法宪向总理交了卷后，总理又把我们三个人叫去亲自谈，亲自动笔修改后才定稿的。总理还说：“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

　　吴法宪的检讨稿很简单，第一点是说对林彪的讲话，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发言中有错误，自己发言中的错误自己承担。总理说：“这个提法好，要自己承担，保护副帅(指林彪，这是总理的专用语)”。第二点是说讨论林彪的讲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他的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法就等于替总理开脱了，因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讨论林彪的讲话和听录音毕竟是总理同意的。总理对这一条特别满意。】

　　吴法宪的检讨内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的态度。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如果吴法宪替林彪承担错误，保护林彪，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是“不深刻”，因为吴法宪还不肯脱离林彪集团;相反，如果吴法宪在检讨中不替林彪承担错误，表现出要脱离林彪集团的意思，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深刻”了，就可以过关了。

　　吴法宪在讲话中，替林彪承担错误，说自己错误地理解了林彪的讲话，错误地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林彪不满意，毛泽也不满意，只是周恩来比较满意。吴法宪要让林彪满意，就坚持不检讨;吴法宪要让毛泽东满意，就不替林彪承担错误。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是两头不讨好。

　　这次会上陈伯达也做了检讨，陈伯达在检讨中对自己的错误总结说：(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二)歪曲了林彪的讲话，乱讲“天才”问题，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三)作了煽动性发言，提出要“揪人”。

　　陈伯达检讨的内容倒是中肯的，不过他是这次事件的主犯，和吴法宪这样的从犯不同。因此陈伯达再怎么深刻检讨，也是不可能过关的。

　　林彪在这次会上没有表态。据说周恩来在会上曾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却始终没有说任何话。因为林彪不表态，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行动。

　　（113）

　　8月31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毛泽东即兴写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页边空白处，这与1966年他写《我的一张大字报》非常相似，同时，两者的内容也十分相似。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样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

　　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篇约七百字的短文，可以算是毛泽东晚年亲笔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先打电话让周恩来和康生过来看，这点与毛泽东当年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先让周恩来过来看的情况也类似。周恩来后来在会上对《我的一点意见》做了一些说明，他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考虑三天时间写《我的一点意见》呢?这将在后面分析。

　　（114）

　　毛泽东1966年写《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象是刘少奇这个超重量级人物，而这次毛泽东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我的一点意见》，表面上是针对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因为陈伯达这种轻量级人物，根本不值得毛泽东专花三天来给他写“意见”。只有林彪这样超重量级的人物，才值得毛泽东这么做。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着眼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着眼点是向众人解释陈伯达说的“天才论”为什么是错的。在这之前，毛泽东主要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要揪张春桥，并没有涉及陈伯达说的“天才论”。显然，要批评“天才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没有什么辫子可揪，所以毛泽东需要想三天，才想出突破口。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这个材料(陈伯达搞的恩格斯等论天才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

　　首先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字，在党内被点名批评是十分严重的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是没有点名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称“陈伯达同志”，这算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意思。

　　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搞的“称天才”语录有三点问题，并声称他用这三点欺骗不少同志。然后毛泽东借着列宁的称天才语录，把话锋一转，用列宁的话来批评陈伯达。

　　毛泽东写道：【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说：列宁指出领袖要相互配合，可是陈伯达与他在三十多年中，在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这里毛泽东是言过了，陈伯达与毛泽东过去还是配合的，不配合只是最近的事情。

　　毛泽东这样说，是意在把陈伯达的问题扩大到历史上，因为如果陈伯达单单只是一个天才论问题，那么打倒陈伯达的理由还是不够充分的。

　　（115）

　　对此陈伯达回忆说：【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周恩来在会上为陈伯达稍做辩解，是因为他看到这是毛泽东的软肋。毛泽东说陈伯达三十多年不配合，显然大家心中不服气。周恩来正面是为陈伯达说话，侧面则是树立了自己对事对人的公正形象。有人说毛泽东这么批陈伯达不明智，有损于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其实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毛泽东要想树立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他最好是打倒张春桥，拿掉江青，这样党内高官会一致拥护毛泽东英明伟大。毛泽东搞文革，并不是为了提高他在党内高官中的威信，因为发动文革本身就不是为了党内高官们的利益来考虑的。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继续批陈伯达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二个着眼点，这是要告诫林彪，你的野心得逞不了。毛泽东明着指责陈伯达“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些话实际上是说林彪的。毛泽东还推测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的动机说：“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

　　这里毛泽东明显说的是反话，如果陈伯达搞突然袭击是出于“良心”而不是“野心”，那么陈伯达这件事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因此，毛泽东其实是说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的目的，是出于“野心”而不是“良心”。可是陈伯达又有什么野心可言呢?其实陈伯达这样的人，还够不上有野心，所以毛泽东这里说的“野心”，指的是林彪，毛泽东其实是暗指林彪发起这次突然袭击，是出于“野心”。

　　（116）

　　毛泽东继续写道：【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毛泽东这是用暗语告诫林彪：庐山是炸不平的，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不会乱的，你林彪的野心是得逞不了的。

　　毛泽东这里又把话题一转，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三个着眼点，这是制造一个党内高层团结一致的形象。因为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不表态，众高官就会认为林彪有不同的看法，就会怀疑党内高层出现了分裂。此时毛泽东还不想把他与林彪的分歧向众人暴露出来，因为现在还不是时机，大家的思想转不过弯来。

　　因此，毛泽东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里，毛泽东代替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表态了，这个“一致”是毛泽东强加给林彪的。这样一来，众人就认为林彪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就解决了林彪不肯表态的难题。

　　毛泽东还说：天才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而不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奴隶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样就批驳了陈伯达说的“天才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时我们两人(林彪)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最后说：希望众人与他和林彪的态度一样，不要上当，不要相信“天才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林彪本人是坚持“天才论”的，毛泽东巧妙地用《我的一点意见》，把林彪的观点改为了反对“天才论”，这样林彪就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了。毛泽东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使林彪无法反驳，让林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17）

　　9月1日，九届二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会转为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吴法宪、李李作鹏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

　　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分组讨论会恢复后，张春桥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

　　张春桥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江青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众高官都知道，陈伯达在他的“称天才”发言中，点名赞扬过吴法宪，所以批判陈伯达，吴法宪也有问题。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闻出了政治气味，开始转向批吴法宪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全会开始批判陈伯达，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

　　小组会开始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

　　（117）

　　9月1日，九届二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会转为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吴法宪、李李作鹏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

　　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分组讨论会恢复后，张春桥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

　　张春桥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江青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众高官都知道，陈伯达在他的“称天才”发言中，点名赞扬过吴法宪，所以批判陈伯达，吴法宪也有问题。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闻出了政治气味，开始转向批吴法宪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全会开始批判陈伯达，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

　　小组会开始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

　　（118）

　　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

　　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林彪集团困难的时候，还是帮林彪的，周恩来并不希望林彪倒台。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也没有跟着批陈伯达，他们的“斗争经验丰富”，看出批陈伯达的水很深。

　　吴法宪接着回忆说：【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9月2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碰头。

　　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9月6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

　　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

　　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9月6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毛泽东批陈伯达，本来只是造一个声势，因为除了江青等造反派之外，大部分高官对批陈伯达是有抵触的，是想不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越批陈伯达，大家的抵触情绪越大，所以很快就停止批陈伯达。而康生却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痛恨陈伯达背叛了他，一定要把陈伯达这个“叛徒”彻底批臭才罢休，所以提议继续批陈伯达，结果反而惹毛泽东生气了。

　　（119）

　　毛泽东停止批陈伯达之后，从9月3日起，庐山的“战火”暂时平息，九届二中全会转回到原来的议题，就是审议《宪法草案》和《经济计划报告》。众人被这次会上的风云突变搞得很紧张，对这两个报告也没有心思讨论，很快就通过了，全会于9月6日闭幕。在闭幕式上，陈伯达在主席台上的座位没有了。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9月4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

　　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

　　陈伯达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由林副主席主持。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总主持会议的，毛主席说：“你要不主持会议，大家会有很多想法的。”】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不要出席闭幕式，陈伯达非常窘迫。因为陈伯达如果听了毛泽东的话，立即起身退出会场，会被认为是对毛泽东不满，愤然退场，所以陈伯达不敢走。可是陈伯达不走，大家继续要讨论闭幕式的事情，陈伯达加在中间非常尴尬。所以此时周恩来就及时地出面，让陈伯达退场。这样一来，陈伯达就是被命令退场，而不是自己主动愤然退场，这样就为陈伯达解了围，也为毛泽东解了围。

　　陈伯达走后，毛泽东才谈陈伯达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揭发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前面提到过，要打倒陈伯达，仅仅是“称天才”这点小错误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历史问题才行。一般来说，嫌疑人的历史问题都是别人来揭发的，可是众高官经过庐山会议上的风云突变，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了话，所以最好是不说话。

　　同时，由于陈伯达是毛泽东几十年来的秘书，所以没有人敢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因为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就避免不了要牵扯到毛泽东。假如有人揭发毛泽东的秘书是叛徒，那么毛泽东重用一个叛徒当了几十年的秘书，这岂不是让毛泽东很尴尬，并且暗示毛泽东用人很糊涂。

　　（120）

　　因为陈伯达的历史与毛泽东牵连得太深，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去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更没有人敢说毛泽东的秘书是托派和叛徒。因此，毛泽东就不得不亲自来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亲自给陈伯达扣上有变节行为的帽子。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有了历史问题，就需要成立专案组来调查。9月9日，陈伯达专案组成立，周恩来负责，成员有康生和李德生。

　　另外，毛泽东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毛泽东这里的意思，是看陈伯达今后的表现，如果表现好，可以给陈伯达当一个中央委员。

　　对于陈伯达来说，怎样才算是表现好呢?因为毛泽东今后要展开一场对林彪的斗争，如果陈伯达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那么还是有可能当一个坐冷板凳的中央委员。不过后来陈伯达并没有检举揭发林彪的问题，这样陈伯达也就面临彻底打倒的命运了。

　　9月6日的闭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发言。周恩来没有谈具体的事，只是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这次庐山发生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说对庐山会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要搞好读书学习，应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最后周恩来向众人宣布：他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周恩来发言之后，康生做了长篇讲话，从理论上批判了“天才论”。不过这次林彪没有发言，这与他在开幕式上作长篇讲话形成鲜明对比。相反，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没有讲话，但在闭幕式上却做了较长时间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指陈伯达编辑的《称天才语录》中所收恩格斯的德文第三版序言)，就照着吹。那末，你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

　　毛泽东首先指责陈伯达仗着读书多，欺骗了大家，所以号召大家多读几本书，才会不上当。毛泽东这里说的“黑秀才”当然是指陈伯达，而“红秀才”则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121）

　　毛泽东接着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我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这里是不点名地批评林彪等人劝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声称“当国家主席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所以毛泽东说，他在1959年就不当国家主席了，如果根据这个道理，那么毛泽东在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

　　毛泽东还特别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这句话显然是指林彪的，因为林彪六次提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说：我就是不干，你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继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毛泽东这段话，指的是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陈伯达又进一步把林彪对张春桥的批评扩大化，发展到“揪人”。毛泽东这里说“不讲团结”，主要是指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毛泽东批评林彪发起对张春桥的进攻，是破坏了党的团结。

　　关于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的讲话总是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的。毛泽东说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毛泽东援引了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很困难，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多得稿费。

　　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第一个“陈”指的是陈伯达;第二个“陈”指的陈毅。因为陈毅也跟着发言，说自己是有反党经验的人，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等等。毛泽东听说了陈毅的这一番发言，就在闭幕会上提出“二陈合流”的说法。

　　其实，毛泽东此话是错怪陈毅了。陈毅在会上最多也属于上当受骗之列，根本谈不上和陈伯达“合流”。后来，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病榻上的陈毅立即投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陈伯达之流毫无瓜葛。】

　　（122）

　　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误认为陈毅与陈伯达是一伙的，只是因为陈毅在历史上多次反对过毛泽东，这次又趁着机会向毛泽东发难，所以毛泽东要再次批陈毅一下，不能让他“旧病复发”。毛泽东说：【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此种人不可少，我说还可以允许。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

　　毛泽东批评陈毅“历史上历来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但毛泽东又说可以允许陈毅这样“反对派”存在，所以他说：“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这里所谓的“一分为二”，指的是有陈毅这样的反对派存在，也不一定是坏事，也可能有好的一面，所以称“一分为二”。

　　闭幕式结束时，林彪因为是主持人，不得不说几句，于是林彪简单地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林彪不仅没有批评陈伯达，甚至闭口不谈毛泽东写的重要文献《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只是泛泛地说经过毛泽东的指导，这次会议的问题顺利解决了。众人们都能从林彪的简单讲话中，看出林彪对陈伯达问题的温度差。

　　对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众高官来说，大部分人应该对陈伯达是同情的，对毛泽东袒护张春桥等人是不满的。据邱会作说：【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拾到一张条子，写上面着：“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条子后，一定也非常吃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林彪就下庐山回北戴河休养了。林彪并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辞行，而是带着叶群去江青那里，算是间接向毛泽东辞行。据吴法宪回忆说：【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

　　（123）

　　林彪回来以后，叶群又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

　　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巴，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

　　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

　　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

　　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林彪下山的时候，周恩来去送行。据邱会作回忆说：【9月7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下山到九江机场向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林总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

　　林彪在离开庐山之后，基本上不再与他的“四大金刚”联系了。林彪知道，这时候如果他继续与“四大金刚”联系，继续向他们发出指示，反而给“四大金刚”惹麻烦，反而让他们为难，所以林彪干脆就不再与“四大金刚”联系了。

　　林彪把“四大金刚”托付给了周恩来，说“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话外之音就是：我不再管你们了，也管不了你们了，你们就投奔周恩来吧。

　　然而，林彪并没有就此放弃斗争，束手认输。从此以后，林彪悄悄开始了他的另一场与毛泽东的斗争。

　　（124）

　　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出现林彪事件，好像是战略部署之外的一个意外。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是很清楚的，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到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都是一步一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的。

　　可是在林彪问题上，就看不出毛泽东拿掉林彪清晰的战略部署，因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是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并没有想过主动拿掉林彪;第二种看法是毛泽东是不准备让林彪接班的，早计划好了要拿掉林彪。

　　毛泽东真的准备让林彪接班的第一种看法，由于对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现在的主流看法是认为毛泽东早计划好要拿掉林彪。其中代表性的说法有《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说：

　　【毛主席还有一个苦涩，就是文革的问题。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的讲话，讲张春桥的话是含含糊糊的，而且也没有点名。所以听林彪讲录音，讨论林彪的讲话，毛主席都同意了，总理也非常积极。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讨论林彪讲话的时候，对张春桥形成了讨伐。而且，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都拥护林彪的讲话，几乎是一呼百应，这种号召力毛主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讲的，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于也否定了他。毛主席认为林彪不是对着张春桥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着文化革命来的。

　　林彪经过庐山会议的折磨，并没有什么损失，地位和威望并无损失，反而提高了。大家本来就对江青、张春桥十分怨恨，庐山会议上的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心里也明白，主席心里也明白，以陈伯达换张春桥本来就有些不值，保护张春桥伤害林彪就更不值。主席不停地张罗，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主席会想：这样的林彪能够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

　　毛主席借“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为由，把林彪和黄、吴、李、邱画在一个圈子里，先扣上帽子，然后进行削弱和打击。这种削弱和打击不是在庐山偶然形成的，而是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的，在庐山正是机会。

　　九大以后，主席开始挖苦林彪(四个伟大讨嫌啦，缔造不能指挥啦，三个副词啦，等等)，然后是国家主席问题，然后是九届二中全会，然后是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然后是华北会议，然后是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李、邱戴上紧箍咒，然后是南巡讲话，点了林彪的名，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拿下林彪，然后是“九一三”事件。】

　　（125）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毛泽东其实也是有一步步的战略部署拿掉林彪的，只是因为拿掉林彪的战略部署，不像拿掉刘少奇时那样是透明的，在新闻报纸上广为宣传，搞得众人皆知。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略部署是不透明的，只有在中央最高层的圈子里才能感觉到，一般中央委员都感觉不到，普通老百姓就更蒙在鼓里了。

　　毛泽东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准备在那时把林彪的问题向全党公开，进而向全国公开。可是林彪却提前动手了，在毛泽东没有来得及公开林彪问题之前，他先“叛逃”了。这样一来，因为新闻报纸上长时间对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大作宣传，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林彪这样的亲密战友也会“叛逃”，感到非常震惊，进而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产生怀疑，因为毛泽东居然看不出来，他的亲密战友原来是一个想要暗杀他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当时新闻报纸在吹捧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在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同时，也祝林彪身体健康;在歌颂毛泽东缔造解放军的同时，也说林彪指挥解放军。当时还有一种“三大助手”的说法，声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因为马、恩、列、斯是并列的，如果把林彪说成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那么林彪也可以和毛泽东并列了，形成新的“马、恩、列、斯、毛、林”六大伟人。黄永胜等人就多次说：“林副主席是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的最光辉的助手。没有林副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就没有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当然察觉出新闻报纸在吹捧他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毛泽东准备要拿掉林彪，就首先要停止新闻报纸对林彪的宣传和吹捧。毛泽东直接下令新闻报纸停止宣传吹捧林彪，显然是很难的。因为林彪是接班人，毛泽东找不出理由停止对接班人的宣传。

　　因此，毛泽东就下令停止对他本人的吹捧，新闻报纸停止了对毛泽东的吹捧，同时也就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由于毛泽东的威信已经很高，停止对毛泽东的宣传，对毛泽东不会造成什么损失;相反林彪的威信还不够高，停止对林彪的宣传，对林彪的损失就比较大了。所以，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天才论”，停止新闻报纸对毛泽东的吹捧，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

　　后来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时，把这个问题挑明了。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不得了嘛。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126）

　　毛泽东这里明确指出，所谓“大树特树”的宣传，其实并不是在树毛泽东，而是在树林彪。因为毛泽东本人已经“树得不得了”，还需要林彪再来树吗?然而，林彪的威信还没有到“树得不得了”的程度，还有必要继续宣传。因此毛泽东停止“大树特树”的宣传，实际上是停止了宣传林彪。

　　有人对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理解，认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头衔，给林彪当了也不要紧。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前提下。如果毛泽东真要让林彪接班，给林彪当一个国家主席，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毛泽东并没有准备让林彪接班，而是准备拿掉林彪。在拿掉林彪的前提下，毛泽东当然就不能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了，因为这样会增加毛泽东拿掉林彪的困难。

　　另外，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本来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了国家主席，那么这次毛泽东为什么又要重新出来当国家主席呢?人们就会想：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就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甚至联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回国家主席的大权，因为当时的外电就是这么评论的。毛泽东再次当国家主席，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名誉不利，连文革运动也会被披上“权力斗争”的色彩，所以毛泽东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对庐山会议的性质分析说：【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否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意味着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既然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那么林彪就不仅仅是拿下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的问题。

　　不过这次毛泽东打击林彪时，基本上没有让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插手，都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毛泽东这么做，也是看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中央的“民愤”太大，如果再让江青、张春桥充当打手去打倒林彪，那么江青、张春桥等人会引来更大的“民愤”，他们在中央就呆不下去了。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保护一下江青、张春桥等人，自己亲自出面打击林彪，使得江青和张春桥可以少得罪人。

　　（127）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这点林彪本人是最清楚的。为此，林彪建立了两只亲信队伍，一明一暗。“明”的地上队伍是“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掌握着总参谋部等军队主要指挥系统的权力;“暗”的地下队伍也称“小舰队”，是通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拉起来的一只队伍。关于林立果的个人材料，现在透露出来的不多，但毫无疑问，林立果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才干的人。

　　作为林立果政治才干的证明，就是林立果建立起来的“小舰队”。这个小舰队从事暗杀毛泽东的事情，每个成员都知道干这样的事情是有杀身之祸的，可是这些人却没有一个人为了保自己的性命而去告密。在林彪外逃后，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周宇驰等，劫持一架直升飞机，向外蒙古方向逃跑，结果没有跑成，周宇驰等人开枪自尽。

　　虽说林立果可以仗着林彪的地位，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人，但那些冲着高官厚禄而来的投机分子，在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自保的，绝不会为了林立果而牺牲自己的性命。林立果有能力组织起一只愿意为自己效死力的队伍，周宇驰等人愿意为了林立果去死，可见林立果的组织能力非同小可。

　　林立果的“小舰队”中，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告密的投机分子，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林立果有眼力识别出哪些人是投机分子，哪些人是忠诚可靠的，这样才只把忠诚可靠的人吸收进来。考虑到林立果组建小舰队时，才25岁，似乎真有林彪“少年将军”的遗传。

　　有人说林彪要搞政变的话，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林立果这样的毛头年轻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的错误之处，就是教条地认为：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年老的人去办，这样才稳妥。

　　林彪21岁当师长，23岁当军长，到25岁的年龄，林彪已经当军团长了。毛泽东说过：“在井冈山时代，我们的敌人都比我们年纪大，比我们有经验，比我们成熟，但胜利的还是我们。”因此，认为年轻人不能担当重任，是教条主义的看法。

　　林彪从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来看，25岁的林立果已经不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毛孩子，而已是可以充当天下重任的大将了。林彪的眼力也非同小可，看出了林立果的才干，敢放手让林立果去干。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林彪这样的百胜将军，如果要搞政变的话，他应该依靠“黄、吴、李、邱”等老将，而不是依靠林立果的“小舰队”。以此推论，因为林彪没有通过“黄、吴、李、邱”搞政变，所以林彪就没有搞政变的阴谋。

　　（128）

　　持这种论调的典型是《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说：【事实已经证明，黄、吴、李、邱是没有搞政变的，没有参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这就是不合情理。】

　　邱会作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的教条主义上。从各种事实来看，林立果的水平是高于“黄、吴、李、邱”等人的。在“九一三”事件后，从林立果住房中搜查出一张林立果亲笔写的谈话要点。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谈话说：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说“黄、吴、李、邱的政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这个看法是中肯的。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都承认，自己“不懂中央政治”。周恩来为此教育他们，他们也还是不懂。

　　林立果特别说“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立果这里提到的“我们”，就是林彪的地下部队。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发现黄、吴、李、邱等人搞政治斗争根本不行，所以林彪放弃依靠“四大金刚”，转而依靠林立果这只暗中的地下部队。

　　有人说林彪搞暗杀，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推论林彪不会干这样的“傻事”。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理解所谓的“英雄”，就是敢想敢干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如果按照上述的看法，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秦王朝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秦王朝的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毛泽东上井冈山也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蒋介石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林彪也知道，林立果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一。不过作为一个敢想敢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百分之一的取胜机会，就很值得去争取了。我们返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可能性有多大?恐怕千分之一也没有吧。林彪搞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林彪是值得一试的。况且，即使是失败，林彪还有外逃的退路。因此，林彪下决心试试自己的运气。

　　（129）

　　在分析林彪后续的所作所为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很多对林彪事件的翻案性研究，这些研究大大推翻了官方说法，提出各种崭新的论点，但也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是三条：(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

　　关于林彪为什么要外逃的官方解释，最早是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该文件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林彪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另一架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开枪打死驾驶员，然后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像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是多么孤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130）

　　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这份中央文件是在林彪9月13日外逃5天后发出的最早第一手资料。发出这份文件的时候，中央还没有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以该文件中只是说林彪外逃是为了投降苏联，而没有提到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九一三”事件的大致情况是：林彪私自调他的专机(三叉戟型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在关键时刻向中央揭发了林彪私调飞机之事。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开枪打伤警卫人员后，紧急登上三叉戟型飞机，飞机于9月13日零时30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飞入外蒙古后，因燃油不足迫降失败，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月13日3时15分，林彪死党周宇驰等人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一架直五型直升机，周宇驰等人用手枪逼飞行员向境外飞。飞行员骗过周宇驰等人，将飞机飞回北京并迫降在怀柔县境内。周宇驰开枪打死飞行员，然后周宇驰等两人开枪自杀，另一人被活捉。

　　“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林彪的一架飞机外逃，而是两架飞机试图外逃，只是后一架飞机没有外逃成功。搞清楚“九一三”事件是两架飞机外逃，对理解林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林彪为什么外逃问题，有很多翻案性的研究，比如“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软禁老死说”等，这些观点过于荒谬，这里只讨论一下最具有代表性的“避祸说”。

　　“避祸说”认为林彪并无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也不存在《五七一工程计划》，林彪外逃的原因，只是为了躲避毛泽东准备打倒他。林彪担心自己遭到刘少奇的下场，就带着老婆、儿子逃亡苏联，试图“避祸”。这种说法还宣称林彪外逃是毛泽东“逼”的，“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来的。

　　“避祸说”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无法解释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如果说林彪外逃还有“避祸”的理由，劫持直升飞机的“主犯”周宇驰，不过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小小芝麻官一个，他有什么理由要“避祸”呢?

　　周宇驰如果不是干了《五七一工程计划》那样的事，他为什么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为什么要枪杀飞行员?为什么要自杀?所以说，“避祸”只能解释第一架三叉戟的外逃，却完全无法解释第二件直升机的外逃。因此，“避祸说”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131）

　　几乎所有的关于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用了一个“小花招”，就是略去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存在，把整个“九一三”事件，描述为仅仅是林彪一架三叉戟在外逃，这样他们的论点才能成立。而一旦引入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他们的论点就不成立了。

　　因为“九一三”事件中，存在两架飞机外逃的事实，所以不管任何观点，必须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同时外逃的原因。目前只有官方的说法，只有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的东西，才可以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而各种对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无法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尽管官方的说法有很多时代的政治色彩，但仔细推敲下来，还是官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因此，我们认为官方的说法大体上是真实的，当然在一些细节上有商榷的余地。

　　(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说这是官方伪造的。可是这些人的论证，也都避开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周宇驰等人没有干《五七一工程纪要》那种泄露出来要杀头的事情，他们何必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呢?又何必要枪杀飞行员和自杀呢?

　　那些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清楚，如果没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因此，否定《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论点也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承认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却又说这只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单独搞的，林彪并不知情。然而这种说法也是有违常理的。

　　第一，因为暗杀毛泽东是风险极大、孤注一掷的行为，林立果怎么可能不经过林彪的同意，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去冒这样的巨大风险呢?

　　第二，林立果策划暗杀毛泽东的时候，必须想好一个退路，就是暗杀失败怎么办?显然，林立果暗杀失败的退路，就是乘林彪的专机外逃。而乘林彪专机外逃还要有一个准备工作，就是事先必须做好飞行员的工作。如果飞行员不配合，林彪的飞机根本起飞不了，更谈不上外逃了。

　　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可能调动林彪的专机?如果没有林彪事先做工作，飞行员怎么可能配合林彪外逃?

　　因此，林彪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而且他就是幕后总指挥，这样才能解释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132）

　　写林彪的“地上部队”相对比较容易，因为相关的史料较多，而写林彪的“地下部队”就比较困难，因为相关的史料很少。人们对林彪的“地下部队”知道得很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是一支搞暗杀等秘密活动的队伍，他们对外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详细知道他们的内幕。

　　有人说：因为没有发现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的确凿证据，所以就做出结论说林彪没有参与这件事。这样的结论是过于轻率了，因为找不到林彪的确凿证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林彪试图要搞暗杀，他的一切行动必然是极其秘密的，自然不会留下明确的证据。虽说林彪与此事有关的确凿证据找不到，但蛛丝马迹还是有的，我们还是可以推证出林彪是真正的幕后老板。

　　对于史料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一级史料;二级史料和三级史料。一级史料是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二级史料是研究论文，人物传记，历史著书等;三级史料是文学野史、传闻轶事等。

　　一级史料是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材料，二级史料是经过加工、整理、裁剪的东西。然而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时候，难免会混入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三级史料的文学野史，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注重历史真实性，但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史料价值要认真考辨。

　　真正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基于一级史料，因此我们在文章中基本上都采用一级史料。可是写林彪的“地下部队”时，因为一级史料太少，只好也选用一些二级史料。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一级史料，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原文，当事人李伟信、江腾蛟等人的交代材料，当事人周宇驰的女儿、妻子的回忆等。比如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的一篇回忆文章《现代荆轲：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承认她父亲确是要去暗杀毛泽东，所以称她父亲为“现代荆轲”。周向红的文章虽说没有直接涉及《五七一工程》，但还是从侧面提供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活动细节，最主要的文章是《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写的《“联合舰队”的覆没》以及《林彪出逃真相》，当时在《解放军报》连载(1985年)，曾经轰动一时。但邵一海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的，对文中的资料并没有给出出处。后来文革史专学王年一等人写的《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在讲到林彪的“地下部队”时，也是转引用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等文章。因为王年一等人在引用资料时，毕竟做过一些考证，所以我们这一部分转引一些《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中提供的史料。

　　（133）

　　1966年文革开始时，林立果21岁，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读书。在学校停课闹革命之后，林立果没有像很多高干子弟那样，积极投身文革参加红卫兵和造反派，而是采取观潮派的态度，因此林立果没有参加过造反派。林立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在那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都是造反派的头头。1967年3月，就在全国大夺权的高潮中，林立果离开北大，当兵入伍，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关于林立果到空军的事，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叶群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导弹部队当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毛远新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很快成了该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毛远新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1967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

　　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林彪女儿)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

　　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

　　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

　　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134）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党办”一个名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林立果。以后，帮助林立果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原空军司令)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周宇驰的写作水平不错，1966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的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

　　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

　　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

　　我表示说：“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

　　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叶群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1965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工作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135）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

　　结果林立衡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

　　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据《文革十年史》记述：【林彪时刻不忘记按自己的意图关心林立果的成长。其实几年前，林立果刚20 岁时，林彪就让他看发给自己的所有机密文件和各种资料，还有意让林立果参与许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许多重大问题，林彪都求过林立果的意见，甚至还让林立果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林彪在某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林立果参与起草的。由于林立果已经开始帮助起草文件，在叶群“老虎(林立果的小名)不是孩子了”这句话的关照下，林立果从此可以“合法”地从秘书那里看阅一些发给党副主席的文件了。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是提携他的“龙子”。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2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和刘沛丰，说：“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过了半年，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亊。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硏究空军的问題。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汇报情况，这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136）

　　然而后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又推翻了当时的供词。吴法宪回忆说：【1969年10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101(林彪)’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

　　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任职命令公布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的问题，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有一点冒失，但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林立果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被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周宇驰在党委办公会议上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把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

　　但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

　　（137）

　　彪平时最注意自己生活的空间就是温度，日常穿衣多少要根据温度来定，这是1950年代北京医院的专家给他定的，以温度30度来增减衣服。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我就用温度计测定。如果超过30度，林彪穿衬人们对林彪的误解，很多来自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的误解。一般人的印象中，林彪身体非常虚弱，怕光、怕风，对室温、食物等要求很严，并认为林彪的性格冷漠，喜怒不形于色。有人说林彪是一个每天坐在不见阳光黑屋子里的怪人，失去行动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并由此推论说，林彪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知道叶群和林立果的活动，进一步推论说林彪是被“劫持”上飞机的。

　　搞清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对理解林彪事件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发表了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他们披露了比较真实的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等。因此这里根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澄清一些人们对林彪在这方面的误解。

　　过去对林彪身体和性格的“标准”描述，具有代表性的是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该书写道：【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林彪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

　　林彪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 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在生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

　　林彪沉默寡言，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除“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林彪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推翻了过去人们对林彪身体和性格的典型看法。这里从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林彪要求住房的室温恒定21度吗?

　　李文普回忆说：【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没有盖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138）

　　刘文儒回忆说：【林衣就够了，如温度在28度，就给他加一件布料的。夏天一般没事，他穿一件衬衣就够了，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我得个把小时要看一次温度表，他自己也看，温度低了就主动找我给他加衣服。每天看温度计成了他的常态，走廊、厕所、会客室到处都为他安放有温度计。

　　最初给林彪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拥挤的难受了，他要我把领子给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发现口袋堵胸，我又给他把口袋拆掉。他从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没有，冬天不穿棉。林彪穿衣服不讲究，只要合适温度就行。林彪的换洗衣服有七八件，都是旧的。】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林彪对居住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可是林彪身边工作的李文普和刘文儒都说，林彪并没有规定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对室温并无特别要求，林彪只是根据室温不同，穿衣服的数量和厚薄不同而已。林彪在室内的各个部位放温度计，只是为了根据室温增减衣服，而不是查看室温是不是保持在21度。

　　另外，林彪的衣服也不是特制的，只是一般的衣服拆掉领子，拆掉口袋。从这些情况来看，林彪对居住环境和衣物并无特殊的要求。只是林彪因为身体较弱，怕出汗而引起感冒，比较注意及时增减衣服而已。

　　(二)林彪自己不能看文件，坐着不动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身体好的时候就6点起床，看一阵文件，早上7点半吃饭。他吃完早饭总是在走廊里转，走廊一头有个沙发，转累了就往那儿一坐，这时秘书就开始给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复上午的活动。林彪吃完晚饭，也要到院子里走走，有时候叶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着转，没人陪他就自己转，转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就睡觉。】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不能读文件”，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在身体好的时候，早上起来是自己看文件的，然后再听秘书念文件。可见林彪的身体并没有到不能看文件的地步。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还有一些书把林彪描写为每天枯坐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这样一来，林彪就变成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怪人了。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不但不是“常常坐着不动”，而是每天在走廊里走动，还要到院子里走动，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睡觉。根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的行为是通常的老人行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三)林彪吃饭讲究，不洗澡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吃的比较简单，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头鱼他都吃，他吃的菜都是煮的，他拒绝吃炒的菜，说吃了上火。长期素食，营养很差，林彪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林彪也吃零嘴，他只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时候，不言语，对我只伸两根手指，表示吃两块。

　　林彪外出不让带自己的炊事他确实是人们说的轻车简从。林彪外出的时候就带个菜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菜谱和制作方法交给那里的厨师。】员。司机也不带，就带秘书，内勤。

　　（139）

　　刘文儒还回忆说：【早先林彪不愿洗澡了，后来林彪到庐山，有人告诉林彪说：蒋介石的睡眠好，就是经常洗澡。林彪从那儿开始天天洗浴，下山后还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彪要洗澡我帮他弄好水，还要拿温度计量，温度要求调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时候水里要放点醋精，用药皂，红颜色的那种。林彪洗澡很快，在水里糊弄几下就上来了。】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吃饭并不讲究，外出时不带自己的厨师，比较随便。林彪后来也洗澡，这与一般人差异也不大。

　　(四)林彪不与别人闲聊，性格冷漠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神经一直是衰弱的，经常失眠，睡不着就叫我：“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发上跟他聊。林彪发困了，就说：“你看到我要睡着了你就走。”有时长时间睡不着，他就说：“别管我了，你去睡觉吧。”】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并不是不与别人闲聊。林彪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经常与他聊。

　　李文普回忆说：【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预。】

　　据李文普的描述，林彪并不是性格冷漠，也不是喜怒不形于色。林彪不时与叶群吵嘴，不时因生气而不理叶群，这是一般夫妇之间常见的。由此可见，林彪的脾气并非特别冷漠孤僻，与一般人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五)林彪吸毒，打兴奋针剂吗?

　　李文普回忆说：【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从1964年我回到他身边，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刘文儒回忆说：【报刊上时不时说林彪吸毒，还有个摄影记者说他在天安门上还闻到林彪的身上有鸦片烟味。我一天24小时都在林彪身边，林彪干了这种事，我能不报告?什么渠道提供的烟土?谁参与?说得出来吗?

　　有人说林彪上天安门要靠打强心针支持，还经常给他注射改变思维、改变意志和记忆的针剂。这全是胡说八道，给林彪打针，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维生素，根本不是什么剧毒药品。】

　　由此可见，关于林彪吸毒，打兴奋针剂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林彪的身体固然不好，但绝没有到靠毒品或药剂维持的地步。

　　从近年来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披露出来的林彪生活细节来看，林彪并不是特别异常的怪人，他和一般人也差不多，只是身体比较虚弱而已。而且，从林彪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来看，林彪的性格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林彪也是有正常喜怒哀乐的人，并非传闻的“喜怒不形于色，孤独、高傲”。

　　对林彪的身体和性格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有助于理解林彪的所作所为，有助于理解林彪事件。

　　（140）

　　前面对林彪的身体状况做了较多分析，这是因为不少人认为林彪的身体已经到了“风一吹就倒”，不能公开露面的严重地步。如果林彪的身体真的到了那样的状况，那么他争当国家主席之类的事情，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林彪的身体还是可以凑合的，当然在健壮方面不能与毛泽东相比。像毛泽东70多岁还能畅游长江的老人，的确是超出常人了。

　　从1966年开始，每年10月1日国庆节，林彪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国庆讲话。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林彪依旧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国庆讲话。只是1971年10月1日，取消了在天安门前举行国庆游行，因为在十几天前的9月13日，林彪“不辞而别”了。

　　林彪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讲话，讲话稿是张春桥等人准备的，林彪只是念念稿子。这次的国庆讲话基本上还是套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在前一年的1969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提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居然没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反而讲了不少发展生产的话。

　　林彪在1970年国庆讲话中说：【在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继续推向前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林彪的国庆讲话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后来揭批林彪的时候，没有揭发林彪国庆讲话中不提“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在1970年不提“文化大革命”了?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进行了一些交谈，从两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来看，当时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然而到了1971年5月1日五一节，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都不可以了。一贯提前几分钟迎接毛泽东的林彪，这次却比毛泽东晚到，并且勉强在天安门上坐了几分钟，就不辞而别了，与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

　　（141）

　　1971年5月1日的劳动节，既是林彪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因此，林彪在“九一三”完蛋了，但毛泽东也不是胜利者，林彪外逃使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出了一个“洋相”，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了。

　　在1970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在表面上还过得去;到1971年的五一节，两人在表面上都过不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必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先看毛泽东方面。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一直在庐山上住到9月9日，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庐山的。离开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再到武汉。汪东兴回忆说：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一)在华北组陈伯达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检讨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142）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检查是比较满意的，主要是汪东兴的检查，不仅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更积极揭发陈伯达，这就表现出他与陈伯达彻底划清界限的态度。相反后来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查，都是只说自己的错误，不揭发别人。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是没有诚意的。因为不揭发别人，就没有戴罪立功的表示，那就是不准备上毛泽东的这条船。

　　汪东兴继续回忆说：【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检讨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改过，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陈伯达的语录，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他们在北京是否和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检讨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表现出毛泽东要对庐山会议的事追查到底。同时，毛泽东的意思也很明确，他把汪东兴的检讨信作为“样板”，希望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也给毛泽东写检讨信，或者亲自找毛泽东谈话。这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与林彪划清界限，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所以毛泽东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林彪的“四大金刚”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反应如何呢?据邱会作回忆说：

　　【庐山会议之后，大概在9月中旬，汪东兴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他的检讨报告很短，内容也很简单，只说了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骗。主席对汪东兴的检讨报告除批了“政治局传阅”外，还授意总理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信到毛家湾给林彪看，并提议黄、吴、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检讨”。

　　（143）

　　总理已经把话说开了：“虽然主席说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检讨，实际上主席希望看到你们的检讨，这也是我们亲自登门的目的。”林总也只能同意周、康的意见，并顺手推给总理和康生跟我们几个谈。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与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

　　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永胜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

　　我和李作鹏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

　　李作鹏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

　　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

　　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9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

　　这样看来，毛泽东送去的汪东兴检讨信，还是产生了示范作用。尽管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坚持不检讨，但吴法宪却“动了心”，不与“大家”商量，就自己写了检讨送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显然，如果吴法宪也坚持不检讨，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可是一旦吴法宪检讨了，他又是引发庐山“战火”的关键人物，这样林彪就陷入被动了。

　　吴法宪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吴法宪在检讨中，并没有像汪东兴那就检举揭发别人，只是讲自己错误。这样的检讨，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没有诚意的，吴法宪只是想两头讨好，蒙混过关，并不想与林彪划清界限。

　　（144）

　　现在知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就抓住这件事不放，对林彪步步紧逼。按照毛泽东的话，他对林彪施展的政治战术叫“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这是毛泽东自己承认的政治权谋。不少人对“权谋”持否定态度，认为政治家应该光明磊落，不应该使用权谋。这种观点表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至上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因为使用权谋，长期成为坏人的形象。

　　然而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是一样的。大家都承认军队打仗需要计谋，不用计谋就无法取胜，像“宋襄公之仁”是愚蠢而不可取的。政治斗争同样也需要权谋，不用权谋就无法取胜，这个道理完全是一样的。毛泽东不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等政治权谋，他就战胜不了林彪，。所以不应用儒家说教和“书生之见”来评论政治权谋。

　　有人以为毛泽东靠着一个“党中央主席”的头衔，就能掌握大权，就能指挥一切;也有人以为林彪靠着一个“接班人”的头衔，就能保证接班，这样的看法是把严酷的政治战场“书本化”了。如果用“头衔”来衡量一个人权力的大小，新中国以来权力最大的是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可谓一个人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毛泽东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但在实际上，华国锋根本不要说指挥一切，就连说话也不算数，给华国锋再多的“头衔”，他也掌不了权。因此，在中国能不能掌权，不是看一个人的头衔，而是看一个人的威信。毛泽东从高手如云的政治家中间拿到第一把手的大权，除了靠正确的战略远见和政策之外，高明的政治权谋也是毛泽东建立起他在党内威信的重要支撑。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一步是“挖墙角”，首先是把林彪的黄永胜等“四大金刚”挖过来。即使不能挖过来，也要让“四大金刚”对林彪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尽管“四大金刚”不接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毛泽东仍然没有轻易放弃拉拢“四大金刚”，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毛泽东之所以不断拉“四大金刚”，是因为毛泽东对他们“不薄”。虽说“四大金刚”是靠林彪进入中央的，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他们是不可能进政治局的。本来林彪的意思是让黄永胜当“代总参谋长”，而毛泽东去掉“代”字，直接让他当总参谋长。毛泽东对这四个人也是“有恩”的，这是毛泽东拉他们四人的基本前提。

　　（145）

　　林彪当然看出来毛泽东对他实施“挖墙角”，拉拢他的“四大金刚”。林彪也清楚，“四大金刚”对毛泽东并无怨恨，因为过去毛泽东对他们也很不错，他们内心对毛泽东是有感谢之意的。因此，让“四大金刚”帮助林彪当国家主席，帮助扳倒张春桥，这还问题不大;让他们去干暗杀毛泽东的事情，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从未亏待过他们。毛泽东过去对“四大金刚”的重用和优待，其实也是对林彪的另外一种看不见的“挖墙角”。

　　因此，林彪建立另一支地下队伍的成员，物色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对毛泽东有怨恨的人;第二，从来没有受过毛泽东恩惠，只受过林彪恩惠的人。

　　第一种人的代表人物是江腾蛟。江腾蚊1919年生，1930年11岁时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典型的红小鬼出身老干部。1964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很快江腾蛟与叶群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1965年，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请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年11月林彪和叶群又把儿子林立果送到上海委托江腾蛟照顾，以免林立果留在北京参与造反派的活动。

　　1967年2月，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7年春节，叶群邀请江腾蛟到家里过春节，林彪亲自接见了江腾蛟，此后江腾蛟就成为林彪“四大金刚”之外的新亲信。1967年11月，林立果对江腾蛟说：“有个重要情况给你透露一下，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空军司令员的人选有个考虑，想要你当。”

　　后来吴法宪没有当上总政治部主任，江腾蛟也就没有当上空军司令。不过此后江腾蛟开始交厄运了，他带领南京军区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公开支持对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造反，把许世友逼到大别山老家躲起来了。许世友重回南京军区主持工作后，向毛泽东告江腾蛟的状，毛泽东支持许世友，于是在1968年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江腾蛟被免职后，林彪想把江腾蛟调到北京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却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此人不能重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断绝了江腾蛟的政治生命。因此，江腾蛟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怨恨。据邵一海写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江腾蛟表示关怀，江腾蛟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

　　（146）

　　第二种人的代表人物是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林立果身边的人，这些人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小人物，他们当然只知道林彪对他们的恩惠。据《联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做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这些受到接见的人：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老奸巨猾的林彪，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周宇驰说：“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林立果还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彪知道，因为他本人的目标太大，如果他亲自出面的话，这支地下部队就要暴露了。所以地下部队必须让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来指挥，这当然就是他的儿子林立果。为此，林彪要扶林立果树立起他的威信。

　　《文革十年史》写道：【林彪早就有将他从事的政洽斗争的领导权，移交给林立果的打算。1970年11月，林彪对通过《讲用报告》在军内已大出风头的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为此，林立果在军内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在军内的地位也提髙了。】

　　关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

　　（147）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

　　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林立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三代会”。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

　　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

　　（148）

　　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陈绥圻(吴法宪妻子)，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统统洗掉。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2000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后来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

　　他们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立果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

　　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据吴法宪的回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最初是在林彪办公室内部讲的，所以林彪应该是听过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之后，叶群又向吴法宪推荐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然后吴法宪再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干部会上讲。这样看来，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

　　有人说林立果做《讲用报告》完全是个人行为，林彪不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这就像吴法宪说的：“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林立果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他是不敢大张旗鼓地搞这种个人宣传的。

　　林彪为什么要大肆宣扬林立果呢?这是因为林彪准备要让林立果出头从政了。一个人搞政治，首先要有名气，让别人知道你。一个人的知名度越高，说话就越有份量。所以林彪首先要提高林立果知名度，而做《讲用报告》，就是提高知名度的好办法。

　　尽管吴法宪的说法有想推脱责任的部分，其实他还是帮助宣传林立果的最主要干将之一。林立果经过《讲用报告》之后，他的名字在军队内广为传播，人们知道了林彪有个儿子叫林立果。这样，宣传林立果的第一步就达到目的了。

　　（149）

　　尽管林彪曾经是中国无人不知的第二号人物，可是说到林彪的“思想”，人们又很不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的公开讲话很少，而且这些公开讲话中，绝大部分是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反映出林彪个人的政治思想。最初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可能反映了林彪的一些政治思想，可是这份《“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决了，现在我们看不到陈伯达起草的那份被否决的《“九大”政治报告》，只知道一个题目《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长达7个小时，3万多字，而且口气非常大，很多地方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按理说，林立果这样身份的人，不应该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所以林立果《讲用报告》中，很多应该是来自林彪的看法，也可以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一份反映“林彪思想”的材料。现在的林彪问题研究者们，大多数忽视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应该把这份《讲用报告》与林彪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

　　文革中为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各单位都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这种“讲用会”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被称之为“讲用报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本来应该全盘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可是林立果的主要讲话内容并不是这样。

　　林立果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二)中国一定要强盛;(三)学习毛泽东思想。前两个问题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并无直接关系，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前两个问题占了三分之二的内容，而且是先讲前两个问题，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了最后。

　　在林立果《讲用报告》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所占的篇幅最大。一般认为林彪只重视政治，不重视生产，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却再三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林立果说：

　　【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有这么几种倾向。一种是只要经济不要政治;另一种是空谈政治不要经济，这是极左的，形左实右的，实际上他不要经济，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政治。

　　用主席思想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做法呢?我们是既要政治又要经济，以政治为主，以政治统帅经济，用抓革命来促生产。

　　衡量社会主义企业(也包括农业)，我们体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要以政治标准为主，但经济标准也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主席这个话有普遍意义，不仅对文艺领域适用，对其它业务部门也都适用。】

　　（150）

　　林立果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说了很多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突破。这说明林彪的政治思想，还是重视发展生产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唯生产力论”倾向。由此看来，如果林彪真的接班上台，他是不会继续革命的，而是会走上以发展生产为主的富国强兵道路。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林彪是“不合格接班人”，也是有道理的。

　　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中国一定要强盛”所占的篇幅第二多。林立果说：

　　【当前，世界斗争很激烈，各种政治势力很复杂，要承认这个差别，讲究策略。我们既不搞刘少奇“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也不搞王、关、戚那一套形左实右，破坏统一战线的东西。

　　列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其中讲到为完成任务，要利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和不自觉的助手”。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他们和我们有多少共同语言?他们就是同苏修有点矛盾，他们不自觉地帮了我们的忙，是“不自觉的助手”。在某一个问题上或者在某一个时期，他们和我们暂时的同盟，是不自觉的。有自觉的当然更好，不自觉的也能帮助我们。

　　马克思也讲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要肯定的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让魔鬼领着你走。”关键在于我们搞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必须在我们手里头，而不是像王明那样，把领导权交出去，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林立果的“中国一定要强盛”话题中，外交问题占了相当的篇幅。林立果主张的外交路线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包括“不自觉的助手”，甚至包括“魔鬼”。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外交因为被“宁左勿右”的思想统治，变得非常僵硬，因而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重大外交纠纷。林立果提出的这种“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的灵活外交，也是后来中美建交的思想，这也反映出林彪的外交思想。如果林彪当政的话，他也会搞灵活外交，不会持续文革中形成的“宁左勿右”僵硬外交。

　　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所占的篇幅不多，内容空洞，而且举了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空军某医院用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创造了奇迹。最近三年多来，治好了三百九十五名精神病患者。”

　　本来毛泽东思想“创造奇迹”的好例子有很多，林立果偏偏举出“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这种极端的例子，这就像“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一样，不但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正面意义，反而有嘲弄毛泽东的感觉，这大约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种手段。

　　（151）

　　因为这时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相当不好了，毛泽东当众讽刺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而林立果也借着“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来反讽刺毛泽东。

　　虽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文很冗长，中间夹了很多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在文革那个时代，林立果能讲出这样的话，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至少有开眼界的感觉。由此看来，林立果这个人是有头脑的，特别是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中，应该说是出类拔萃的。

　　林立果的另一份“杰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笼时间，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1年3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李后主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周恩来年谱》没有直接提到这个记载的资料来源，但应该是来自李伟信的交代材料。乘第二架直升机外逃的三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活捉。后来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幕，主要是来自李伟信的交代材料，因为李伟信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唯一知情人。

　　当然，交代材料与回忆录不同。回忆录是在自由的情况下写的，没有压力，可以写得比较真实。而交代材料是在非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往往不敢实话实说，所以对交代材料的真实性要打折扣。

　　不过现在主流的历史学者，都认为李伟信交代的这些材料虽然是“孤证”，但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所以《晚年周恩来》等书都采用《周恩来年谱》的这个记载，认为林彪是在1971年3月初授意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据文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3月21日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文革十年史》写道：【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携林立果到苏州别墅，具体布置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的步骤。3月18日，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驰、李伟信等人汇聚在上海，3月21日，他们遵照叶群说的“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的指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

　　（152）

　　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

　　周宇驰说：“(林彪)再过五、六年就差不多可以接班了，也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林彪)再过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

　　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

　　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

　　林立果说：“办法是搞掉B-52(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

　　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们对这手着实有点心虚。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

　　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目前，主要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要根据林彪的意思，制定武装政变的计划。林立果说：“我看就叫‘五七一’，这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他们决定把武装政变计划定名为“五七一工程”，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一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文革十年史》提供的细节，有三点值得注意：(一)他们分析了林彪接班问题的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毛泽东的威信高，只要毛泽东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们认为林彪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和脆弱的;(二)他们的计划是两手准备，一方面争取“和平过渡”，另一方面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三)林立果说：是林彪让他们搞一个计划;林立果还说，他已经把他们研究的情况跟叶群说过。这也就是说，林彪和叶群都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林彪在1971年3月初下决心，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前面我们提到，在1970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过得去，那时林彪还没有想到搞“武装起义”。显然，在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这四个月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促使林彪下决心搞“武装起义”的计划。因此，这四个月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促成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关于这四个月的事情，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53）

　　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这四个月内，有几件事让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第一件事是毛泽东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叶群为什么写检讨信呢?这要回溯一下毛泽东对林彪亲信“四大金刚”的处理。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处理“四大金刚”的第一件事，是让周恩来和康生出面，代表中央找黄、吴、李、邱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给四人施加压力。据吴法宪回忆说：【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9月9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8月13日修宪小组会上与张春桥争吵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的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也说：“你在8月13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修宪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8月13日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9月12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154）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

　　我就对周恩来说：“8月13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周恩来的这两次谈话，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找他们“谈话”的，所以当吴法宪等人把怨气发在周恩来身上时，周恩来不高兴地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

　　当时被中央领导叫去“谈话”，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而且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四人相互揭发，“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这样一来，四人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毛泽东希望这四个人在压力之下，出于“自保”的心理而相互揭发，来保住自己。可是这四个人顶住了压力，在9月9日和12日的两次“谈话”中，都没有相互揭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能转用新的方式，“逼”这四个人写书面检讨。

　　在当时，口头检讨是比较轻的，意味着只是犯了比较轻的错误;而书面检讨则要重得多，就是意味着犯了严重的错误。吴法宪在庐山会议后期做过三次口头检讨，但没有做过书面检讨。9月16日，毛泽东把汪东兴的检讨信批“政治局传阅”，还让周恩来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信去给林彪看。周恩来明确告诉林彪，毛泽东希望看到“黄、吴、李、邱”和汪东兴一样，写检讨信，做书面检讨。

　　（155）

　　毛泽东让周恩来直接找林彪谈，也是给林彪施加压力，他希望林彪为了“自保”，顺着毛泽东的话，亲自发话让“黄、吴、李、邱”做检讨。因为“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的。如果林彪亲自让他们做检讨的话，“黄、吴、李、邱”就会有被抛弃的感觉，毛泽东就可以把林彪与“黄、吴、李、邱”的联盟关系瓦解掉。

　　然而林彪没有“中计”，他没有出面与“黄、吴、李、邱”谈话，而是请周恩来去找“黄、吴、李、邱”谈话。周恩来找“黄、吴、李、邱”谈话，希望他们写个检讨。黄永胜坚决不肯检讨，李作鹏和邱会作也表示不检讨，只是吴法宪松动了。吴法宪在未与黄、李、邱等人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检讨书，于9月29日送交毛泽东。

　　据汪东兴回忆说：【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叶群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但叶群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说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也作了批示，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吴法宪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给毛主席的检讨报告，确实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10月14日和15日，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的报告批下来了，毛主席对他们两个人的检讨报告批得很严厉，劈头盖脑地打下来。】

　　（156）

　　据邱会作的回忆，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这大概是毛泽东向叶群表示，只要写个检讨，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于是叶群回来后写了一份书面检讨，10月12日交了上去。叶群写书面检讨，林彪应该是首肯的，因为这么大的事，叶群不与林彪商量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叶群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看了她的检讨信，不但没有表示宽恕，反而在她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的批语。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两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毛泽东批示的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毛泽东批示的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批示的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他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说我们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关于毛泽东给叶群检讨信的批示，汪东兴回忆说：【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157）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邱会作有回忆说：【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信，毛主席都批给政治局阅。江青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对吴法宪和叶群的批示，如同在庐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一样的高兴，对他们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张春桥在会上就叫服务员给他拿茅台酒喝，十分嚣张;姚文元也举杯向江青说;“我们向江青同志祝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示，尤其对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不给面子，实际上就是不给林彪面子，这对黄永胜震动很大，对黄、吴、李、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个批示，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提到敌我问题。”想起来当时我们也太天真了，毛主席连林彪都不想要了，我们还有什么举足轻重之处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批示，不给林彪面子呢?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58）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一条批语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对毛泽东的这句批语，吴法宪感到不服气。其实毛泽东表面上是对着吴法宪说，实际上是对着林彪说的。

　　差不多一年后的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把这件事挑明了。毛泽东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问林彪“来了个突然袭击”，肯定是有目的，肯定心里有鬼。林彪的目的是什么?“鬼”是什么?毛泽东大致是清楚的，而吴法宪等人则不一定清楚。吴法宪等人只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并没有想过林彪的动机问题。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二条批语是：“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备吴法宪等人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搞倒张春桥的“借口”。9月19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让纪登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去等他，他要和这几个人谈话。这几个人毛泽东是比较信任的人，毛泽东和他们谈话，其实是向他们“交底”。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病重住院，所以毛泽东没有叫谢富治。

　　据吴德回忆说：【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毛主席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三个副词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吴德等人“交底”，是因为有些人本来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比如庐山会议上许世友等人跟着林彪集团揪张春桥和推举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牌，反而站错了队，帮了林彪。

　　（159）

　　所以毛泽东这次要先向吴德等人交底，也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三点：

　　(一)张春桥说的话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

　　(二)林彪提出的三个副词是毛泽东亲自删掉的;

　　(三)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

　　这样一来，这些人就知道应该怎么去拥护毛泽东了，这就是：(一)支持张春桥;(二)反对三个副词;(三)反对设国家主席。

　　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亲自揭开了为什么找吴德等人谈话的“谜底”。毛泽东说：【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就不服，六十六军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泽东一到北京就找吴德等人谈话，是因为谢富治、吴德、吴忠等人不听“他们那一套”，这里的“他们”，显然是指林彪集团。毛泽东先向吴德等人“交底”，就是要事先把“不听他们那一套”的吴德、吴忠等人，完全彻底地团结到自己这一边。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三条批语，是：“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这话其实是针对林彪说的。林彪以为在众人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因为不好意思薄众人的面子，只好违心地当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却是敢“反潮流”的人，敢于“一意孤行”违背多数人的意见。在众人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他也不干。

　　至于叶群写检讨信，我们前面提到过，是因为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林彪本来是不肯检讨的，因为这有前车之鉴。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比较喜欢让别人检讨的。有人说毛泽东让别人检讨，是为了“捉弄人”，这种看法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儿戏化”了。毛泽东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没必要搞“捉弄人”的报复。

　　（160）

　　因为政治家搞“捉弄人”的报复，只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对毛泽东本人毫无益处可言。毛泽东让别人检讨的目的，其实是出于维护自己威信的目的。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法院起诉一个嫌疑人，而嫌疑人坚决不认罪。当然法院可以硬判嫌疑人有罪，但由于嫌疑人不认罪，不少人就会认为嫌疑人是被冤枉的，转而同情嫌疑人，甚至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正。这样一来，法院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就会有降低。

　　相反，如果嫌疑人自己认罪了，这时法院再判嫌疑人有罪，就不会有人同情嫌疑人，因为他自己都认罪了。在嫌疑人自己认罪的情况下，人们就认为法院对该人判罪是没有错的，法院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毛泽东要处分一个人，如果该人坚决不认错，虽说毛泽东可以依仗自己的权力，硬对该人进行处分。但这样的话，不少人就会认为该人被冤枉了，不仅同情该人，甚至还可能认为毛泽东的处分不公正。这样一来，毛泽东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就会有所降低。

　　相反，如果该人检讨了，自己认错了，这时毛泽东再处分该人，就不会有人同情该人，因为他自己都认错了。在该人自己认错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认为毛泽东对该人的处分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彭德怀和刘少奇。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因此有很多人同情彭德怀，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处理错了，党内为彭德怀翻案的呼声一直不断。而刘少奇则检讨了，认错了，把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部承认下来。刘少奇检讨书，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后来又向群众公布了。人们看到刘少奇的认错检讨书，自然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没有错，因为刘少奇本人也都认错了。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处理错了，毛泽东的威信得到了维护。

　　毛泽东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威信是受了损失的;而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威信没有受损失，这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人的态度有关。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反而使他在党内和群众中，间接地树立起他的威信。如果刘少奇也向彭德怀那样，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刘少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不一样。而且毛泽东在刘少奇坚持不认错的情况下，硬打倒刘少奇，自己的威信也会受到不小的损失。

　　（161）

　　当然嫌疑人都是不肯轻易认错的，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引导”，让嫌疑人感到只要认错了，就能得到宽大处理，这时候嫌疑人就会为了得到宽大处理，而主动认错，这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因此，在林彪问题上，毛泽东也希望林彪像刘少奇那样，自己认错，写检讨书，那么毛泽东处理林彪就会好办得多。可是林彪看到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坚持不认错，不肯检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叶群做了检讨，也是对毛泽东的一大帮助，所以毛泽东要引导叶群写检讨信。但是叶群的检讨信毛泽东不满意，因为她没有实质性地承认错误，所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写了不少严厉的批语。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一条批语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也就是说，叶群的思想政治路线不正确，这就决定了她的检讨不能过关。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二条批语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这是批评叶群的人品性格，是很重的话。因为毛泽东把叶群的检讨信和他的批语发给政治局的众人传阅，人们看到毛泽东批评叶群的人品，就会使叶群在人们中间的威信大损，这也引发了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三条批语是：“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这是间接地讽刺林彪。因为林彪集团在“九大”上大获全胜，叶群和“四大金刚”都进入了政治局。所以毛泽东讽刺林彪在“九大”以后认为自己“不得了了，要上天了”。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四条批语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因为林彪在文革中曾多次说：“马列的书不一定读，只要读好毛主席著作就行。”因此毛泽东这里讽刺林彪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五条批语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这里也是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说马列的书不一定要读。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信的末尾写道：“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泽东说这句话，意思是林彪、叶群、还有黄、吴、李、邱等人，只要认错检讨，还是有出路的。希望他们赶紧检讨，争取宽大处理。

　　（162）

　　毛泽东自己说，他对付林彪的三项办法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时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毛泽东在吴法宪、叶群这些人的书面检查上加上严厉批评的批语，这就叫做“甩石头”。“甩石头”是为了打压对方的政治空间。以当时毛泽东的威信，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人，其他人就会自动疏远该人，甚至会主动检举揭发该人的问题，这样一来，该人在政治上就会被逐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二次“甩石头”，是1970年12月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间接地批评了林彪，所以这也是一次对林彪的“甩石头”。经毛泽东本人批准，中共中央把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石头”，甩到了全体党员中间。

　　毛泽东与斯诺这次谈话时间较长，内容也很广泛，比如谈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他是说赞成搞计划生育的。下面摘录这段谈话如下：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毛泽东的第二个话题，是尼克松访华的问题，这个话题当时没有传达下去，我们放在后面分析。毛泽东的第三个话题，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下面摘录这段谈话如下：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163）

　　毛：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的时候。《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刘少奇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是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刘少奇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

　　毛泽东这里说明文革初期要搞个人崇拜的原因，他指出：“那时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夺权，也就是夺“党权”、“宣传权”以及“地方行政高官的权”。而现在这些大权，毛泽东基本上夺过来了，因此也就不在需要再搞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继续说：【比如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

　　（164）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说“四个伟大”讨嫌，甚至说“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四个伟大”。斯诺不一定清楚“四个伟大”的含义，但只要是对政治敏感的中国人都清楚，“四个伟大”是林彪的象征。说“四个伟大”讨嫌，就是影射林彪讨嫌;说总有一天要去掉“四个伟大”，也就意味着总有一天要去掉林彪。毛泽东还说“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泽东这里说的“那一套”，显然是指林彪的那一套。林彪听到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这么绕着弯子奚落他，还把这些话大张旗鼓地传达到全体党员，不可能不产生忿怨。

　　毛泽东把这次与斯诺的谈话传达到基层，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让大家的思想转弯，给大家说明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人们有个朴素的疑问：在文革初期大张旗鼓地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不反对，为什么这时候又开始反对了?

　　因此毛泽东在谈话中解释说，他当初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并且说，过去为了反对蒋介石，中共树立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他们不但不行，反而成了革命的阻力，所以毛泽东说“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这样一来，毛泽东借着这次谈话，把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传达给全体党员。这就是文革初期为了打倒刘少奇，搞个人崇拜是有必要的;现在刘少奇已经打倒了，所以个人崇拜也就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毛泽东这次借着与外国人谈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全体党员，也是高明的一招。如果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做一次讲话，来解释自己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反而很不自然。

　　最后斯诺问毛泽东“党现在怎么样?”，毛泽东坦诚地说：“不怎么样。”毛泽东对当前党的状况，是相当不满意的，这也是毛泽东要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原因。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二项办法是“掺沙子”，首先是在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中，掺入非林彪派系的人。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是由叶群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五人组成的，这时林彪可以完全控制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毛泽东向军委办事组掺入谢富治和李德生两个人，不过此时林彪也还可以掌控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继续向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4月，纪登奎和张才千参加了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还准备让李先念也参加军委办事组，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而作罢。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此后叶剑英代替了林彪，成为除毛泽东之外，军队中权力最大的人。

　　再者，毛泽东对林彪的“挖墙角”，也并不是一次性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又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对林彪进行二轮“挖墙角”。

　　（165）

　　毛泽东要对林彪动手，就事先不得不做出各种防范，包括防范林彪集团搞政变。毛泽东要防范第一个重点是政治中心北京。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前，先拿掉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罗瑞卿，再拿掉独霸一方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再改组北京军区。

　　文革前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杨勇，政委为廖汉生。杨勇与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因此，毛泽东以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为由，1966年5月成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等人组成的首都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北京卫戍区。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林彪，对北京周边的军队进行了调配，防止刘少奇的死党铤而走险。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著名《五一八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件事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毛泽东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6年5月做好军事部署之后，1966年8月亲自写《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举拿掉刘少奇。毛泽东在拿掉毫无兵权的刘少奇之前，还要对北京地区进行防范性的军事部署，那么毛泽东这次拿掉对军队有很大影响力的林彪，在此之前肯定要进行一些预防措施。

　　1970年12月，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将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撤职，换上毛泽东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掌管北京军区。

　　林彪从上次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之事得到了经验，认为毛泽东这次改组北京军区，就是针对他林彪来的，这也就是毛泽东要对他动手的前兆。因此，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加剧了林彪的危机感，促使他做出制定暗杀毛泽东《五七一工程》的决定。

　　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也是用“甩石头”的办法，第一步是制造石头。1970年l1月16日，中央做出《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该指示说：“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毛泽东通过中央文件，号召高官们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这样对陈伯达的揭发材料，就成为毛泽东进行“甩石头”的石头。果然，该中央文件发下去不久，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就送上来一份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166）

　　该报告说：【据我们知道，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圣经”，北京军区负责人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三十八军的这份揭发报告，正是毛泽东想要的。于是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块石头甩出去，在这份揭发报告上批示说：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北京军区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这里提到林彪对陈伯达“有意见”，这应该是强加给林彪的。毛泽东这么说，是要把林彪和陈伯达分开来处理，这是毛泽东常用的“各个击破”手法。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借着三十八军的揭发报告，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对林彪实施第二步的“挖墙脚”。

　　据邱会作回忆说：【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称之为“挖墙脚”。会议表面上是解决庐山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其实，北京军区并不是林总的“地盘”，他也从没有安插过干部。主席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主要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高过一切的。】

　　邱会作这里也说，毛泽东召开华北会议，是针对林彪的，改组北京军区，是为了北京的安全。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其内容大致是：对庐山发生的问题，是陈伯达兴风作浪捣的鬼。他不仅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历史上也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一句话不说，这时江青来劲了，她说：“以牙还牙，过去他们怎样整我的，我就怎么还击，我是不管他姓什么。陈伯达在庐山那样的表现是仗势欺人，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

　　江青的话很显然是指批判林总和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

　　周总理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立即带有情绪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

　　黄永胜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态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批判陈伯达的指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他说话的音量相当大，也略有点神气。

　　（167）

　　周总理看到会议难以继续开下去，于是就采取老办法：“今天的会到此为止。”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指示，要召开华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会议。”这就是华北会议的由来。

　　华北会议表面上是解决陈伯达对华北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了夺北京军区的权。人们都称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华北三巨头，主席对他们不信任不放心了，换上主席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去掌管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他们，经过华北会议之后都下台了。】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江青提出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幕后人”显然就是林彪，而“轿夫”显然就是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周恩来没有支持江青，而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压江青。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因为毛泽东的指示中，只有批陈伯达，并没有批“幕后人和轿夫”。周恩来这里偏袒了林彪。

　　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回忆说：【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其实李雪峰和郑维山，并非林彪死党，但由于李雪峰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而且在庐山会议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李雪峰没有反对陈伯达的发言。据吴德回忆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为什么你们华北组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李雪峰的这种态度，当然被毛泽东怀疑是陈伯达的重要支持者。

　　另外，被说成是“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又是李雪峰的秘书起草的，这些事都让毛泽东对李雪峰产生怀疑。至于李雪峰派秘书去烧文件，这就更让人怀疑了。因此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后，李雪峰被打成林彪死党，开除了党籍。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认定李雪峰与林彪无关，给他平反，恢复党籍，并安排了工作。

　　（168）

　　关于华北会议，李作鹏也回忆说：【1970年12月，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这个会议的起由，是三十八军的《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引起的。华北会议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并指定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和我负责会议的日常具体工作。

　　黄永胜看到毛主席亲笔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后次序(依次为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李作鹏)，征求我的意见：“工作怎么搞法?”

　　我说：“最好由李、纪牵头，我们协助。如果他俩不愿牵头，那你就应多尊重他俩的意见，挺身而出，大胆工作，绝对不可采取消极观望态度。”

　　黄永胜说:“难哪!”

　　我又说：“遇事多向总理请示。”黄永胜表示同意。

　　华北会议采取小组会议、中型会议、全体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是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等人的错误。毛主席决定李雪峰、郑维山隔离审查，北京军区由李德生、纪登奎领导。】

　　据李作鹏回忆，在华北会议上，黄永胜排名已经在李德生和纪登奎之后了。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而李德生只是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的组员，毛泽东把黄永胜排在李德生之后，意味着黄永胜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对此，吴法宪也回忆说：【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毛泽东看看黄永胜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11月13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关于华北会议的情况，邱会作还回忆说：【华北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总结，并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毛主席称赞华北会议开得好，解决了主要问题。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江青在会议上表现得非常不像话，动辄训人，甚至骂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也无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问题，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问题也要撤销职务，是不妥的。当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郑维山就不重要了。】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在文革后期是一个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是怎么看上李德生的呢?

　　（169）

　　《李德生回忆录》说：【毛泽东选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单从李德生在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成绩，不是单看文字报告就确定的。毛泽东从许多方面调查情况，多次当面考察，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过：“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

　　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两次当面考察李德生的情况。第一次是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的编组名单，当他念到华东组列席的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道：“哪个叫李德生?”

　　毛泽东虽然在多次文字报告中，熟悉了李德生领导的十二军在安徽“三支两军”的情况，却未见其人。周恩来当即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

　　周恩来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也有点奇怪，毛泽东为什么对一位列席人员、一位军长感兴趣，不由得回过头来看李德生是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当着众多参会人员，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毛泽东确实不认识李德生，而李德生当然认识毛泽东。他对于毛泽东的点名，也感到有点意外。

　　毛泽东再次发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

　　李德生大声回答：“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李德生回答：“52岁。”

　　两个月前，毛泽东亲自决定转发十二军制止武斗的经验，现在他还要直接听听李德生的看法，又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人们掉转目光，准备听李德生介绍经验，不料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

　　大家以为只是开场白，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已经讲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阵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引导到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在宣布编组名单的时候，出现毛泽东同列席人员这样大段对话，是很少有的事啊。】

　　毛泽东提拔李德生，并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部下，甚至毛泽东一直不认识他。李德生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人，历史上与毛泽东没有特殊关系。作为一个领导人，提拔重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担当至关重要的职务，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可见毛泽东是胆大的人。

　　（170）

　　《李德生回忆录》说：【毛泽东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谈话，是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宣布选举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结果，在念到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

　　李德生摘下军帽，露出一头浓密乌黑的寸发，宽宽的额头，微微谢顶。他端庄地面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泽东看到这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负过6次伤的老红军战士，正值壮年，体魄魁梧，红光满面，风华正茂，当时年已76岁的毛泽东不禁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

　　比李德生年长23岁的毛泽东，接连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

　　毛泽东在两次与李德生见面之后，就决定重用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这次改组北京军区时，毛泽东又大胆地启用李德生担当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对此《李德生回忆录》说：【1970年12月19日，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第二天，12月20日，就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吧。他简要地汇报了一下安徽的情况。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李德生毫无思想准备。他一直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了。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李德生想：如果不管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少兼一个职务了。

　　不料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据李德生回忆，毛泽东亲口对他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这也就是说，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没有和林彪商量过，毛泽东只和周恩来商量过，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心已经很重。

　　林彪得知毛泽东不跟自己商量，就任命李德生为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这当然让林彪非常不满。因为林彪名义上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负责人，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居然不通过林彪，可见林彪的实权已经被剥夺了。这也是促使林彪下决定制定《五七一工程》的原因。

　　（171）

　　自从毛泽东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北京军区等军队下层已经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可是中央军委还没有动静，这是因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没有做出搞“批陈整风”的指示，林彪这是明显地抵制毛泽东的“批陈整风”运动。林彪抵制“批陈整风”，这就让他的亲信“四大金刚”为难了。

　　这时候，林彪采取了“超然”的做法，就是不对“四大金刚”做指示，让他们凭自己的想法去自行其事。林彪这种“超然”的做法也是高明的，如果此时林彪继续给“四大金刚”做指示，一来正好给别人抓住把柄，说他们搞小集团，二来也让“四大金刚”为难。

　　如果林彪指示“四大金刚”不搞“批陈整风”，显然与毛泽东的指示相抵触。如果“四大金刚”不执行林彪的指示，那是不给林彪面子;执行林彪的指示，又要得罪毛泽东，所以他们将非常为难。所以林彪这时不做指示，任凭“四大金刚”自己行事，反而给“四大金刚”减少了让他们为难的事情。

　　在“批陈整风”的问题上，“四大金刚”也很知趣，也不去向林彪请示，这样双方都可以避免尴尬和为难。不过“四大金刚”与林彪不同，他们并不想彻底得罪毛泽东，还想给自己留后路，所以就不得不搞一些象征性的“批陈整风”，以便向毛泽东那边交差。

　　为此，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考虑召集军队高官开一次“批陈整风”的军委座谈会，做出一个“批陈整风”的样子，企图以此向毛泽东交差，“蒙混过关”。因为此时林彪已不对他们做指示，黄永胜就与其他几个“金刚”商量。

　　据邱会作回忆说：【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

　　我认为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的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日期就定下来了。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军委座谈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为：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首长和负责人，近一百五十人参加。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黄永胜在开幕式上讲什么话，又是一场争论。

　　（172）

　　我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首先要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现在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限，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黄永胜对我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

　　我对黄永胜的话是明白的，他说的“大局”就是指林彪反对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同意黄永胜的观点的，不应该把林彪和江青的矛盾摆到毛主席面前去，这样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我说：“在批陈的同时，军委办事组不做检讨，能够叫做批陈吗?”

　　我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瞪着我。发言后，我自己很后悔，但又觉得自己的话是应该说的。】

　　据邱会作回忆，此时四大金刚内部已经出现意见分歧，邱会作认为他们几个人应该赶紧做自我批评，与陈伯达划清界限，自己“解放”自己，可是黄永胜等人不同意。黄永胜是坚定支持林彪的，坚持要顾全“大局”，也就是不能只顾自己“解放”自己，而背叛林彪。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不能涉及别人”，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林彪和叶群。因为黄永胜的意见占上风，邱会作只得“少数服从多数”。

　　邱会作还回忆说：【就庐山问题来说，我始终是心情沉重的。因为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如果问题升级涉及到林总，就是党内大局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

　　邱会作这里说“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纵观林彪的历史，他是很少主动整人的，极少不点名地批评别人，因此大家都对他口碑不错。林彪批判彭德怀和刘少奇，那是为了拥戴毛泽东，并不算林彪主动要整彭德怀和刘少奇。

　　（173）

　　如果林彪是康生那样喜欢整人的性格，那么林彪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毛泽东还不会太在意。而有“不整人”口碑的林彪，这次却一反常态地主动批评张春桥，就让毛泽东感到不寻常，以至于认为“有鬼”。

　　邱会作说“林彪的政治生命就取决于毛泽东的一句话”，这话也不对。林彪的斗争技术大大高于邱会作这些人，毛泽东不可能一句话决定林彪的政治命运，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双方都有胜负的可能。毛泽东如果把林彪搞成“彭德怀第二”，毛泽东也不算胜利，因为打倒彭德怀使毛泽东的威信受到相当的损失。毛泽东并不希望用自己损失很大威信的代价，来换取打倒林彪。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军委座谈会2月15日就结束了。会后，黄永胜还是不肯检讨，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此没有错误。公道地说黄永胜说得对，但主席那里不这么认为。总理叫我给黄永胜做工作，我也没有做通。

　　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就把问题的实质给点穿了。总理对我说：“什么在会上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我一字一句地把总理的话传达给黄永胜，黄永胜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检讨吧。我不检讨，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检讨，把你们憋得够呛吧?”

　　接着黄永胜又说：“我们不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宗派主义呢。”看来黄永胜还是没有想通。不过，这时黄永胜肯写检讨了，我和李作鹏也前后写了检讨。】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讨论是不是检讨的问题时，完全没有向林彪请示汇报，也没有跟叶群商量。“四大金刚”不向林彪请示汇报，他们少为难，林彪也少为难，双方心照不宣。“四大金刚”只是跟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说服了黄永胜做检讨，于是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就可以一起跟着做检讨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1971年4月19日，毛主席在周总理有关计划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这个批示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军委办事组多数人的脑袋都打昏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批评，是庐山会议以后最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军委办事组极为不利。黄永胜急得嘴唇也抖动了，他说：“你说问题在哪里?”

　　我说：“散会再说。”

　　散会后，我到了黄永胜的房子里，黄永胜很沮丧地坐在沙发里。我说：“我们的会开了这么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陈伯达的材料批判陈伯达，我们自己没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揭发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

　　我说：“我想在主席看来，军委办事组是否批判了陈伯达，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评。我们犯了错误的人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不批判陈伯达，我们的座谈会，是开了一个太失败的会。”

　　（174）

　　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震动很大，我们给主席写检讨，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2月20日，我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当天就做了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让我们作检讨，又表示让我们过关，毛主席还批道：“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我们当时的思想是：有抵触情绪，又认真作检讨;想不通，又对毛主席感激万分。】

　　前面邱会作提到，他和黄永胜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黄永胜他们吃不准毛泽东对林彪的最后态度，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的处分，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像处理刘少奇那样，彻底打倒;第二种是像1958年处理周恩来那样，在一段时间内把周恩来整得够呛，但最后又让周恩来过关了，周恩来又官复原职，重新掌权了。

　　如果是彻底打倒林彪的第一种情况，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与林彪彻底决裂，反戈一击，就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但如果是林彪最后过关的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那就要彻底得罪林彪。等以后林彪官复原职，重新掌权，林彪能放过他们几个吗?那时候林彪肯定会像整倒杨成武那样，把他们几个全整倒，而毛泽东也不会救他们。

　　因此，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既可能是一步好棋，也可能是一步臭棋，这全取决于毛泽东最后将怎么处置林彪。黄永胜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尽管对林彪不满，要整一整林彪，但最后还是要让林彪过关的，毕竟他们是“亲密战友”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林彪的结局将是第二种的“最后过关”。当年高岗试图扳倒刘少奇，也是没有看出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不满，在那时只是想把刘少奇整一下，最后还是要让刘少奇过关的。

　　黄永胜等人基于林彪将“最后过关”的假设，那么他们现在的明智做法，就是尽可能不要得罪林彪。所以黄永胜等人，就想在军委座谈会象征性地批一下陈伯达，向毛泽东“交个差”，试图蒙混过关。因为他们做检查将要牵扯到林彪，既然他们认为毛泽东最后是要让林彪过关的，那么毛泽东就会让他们也过关。可以没想到毛泽东根本不让他们过关，这似乎也就是不想让林彪过关了。

　　这下黄永胜等人着急了，赶紧准备做检讨，写检查。因为毛泽东表示要给他们出路，他们还很感激毛泽东。

　　（175）

　　邱会作回忆说：【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经结束，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经我们商量后，军委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军队领导干部来开会，因为我们对主席的批示要做检讨，没有人听也不行呀。军委办事组成员，按排名顺序做了“检讨”。会后，黄永胜又报告总理，请总理安排我们几个人在一定的范围作检讨。总理考虑后说：“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检讨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于1971年2月间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总理在会上说：“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在黄永胜发言之后，以江青一伙为主对黄、吴、李、邱进行了猛烈攻击，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要是意志软弱一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的。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跟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

　　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毛远新又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少奇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毛远新的发言，影响是很大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从总理的眼神看有些吃惊和担心，我真是手心里捏出汗来。黄永胜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倒是要问：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176）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的检讨，是林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批评吴、李、邱等人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错误，因为黄永胜前期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没有发言，所以黄永胜对“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两个问题是没有错误的。也因为如此，黄永胜不肯检讨。因为黄永胜一检讨，错误的性质就变了，就不单纯是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了。

　　这时周恩来把问题的实质“点穿了”，周恩来说：“在会上有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批评的已经不单单是“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扩大为是“宗派主义”的问题。黄永胜听到周恩来这么说，只得检讨了。所谓“宗派主义”，用古代的话就是“结党营私”，搞小集团帮派活动。因此，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检讨时，江青集团的人就不再批他们“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把问题转为批判他们的小集团帮派活动。

　　康生还算是就事论事地说：“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张春桥就开始上纲说：“军委办事组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毛远新更是扣大帽子说：“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这次会上毛远新的发言是耐人寻味的。邱会作说：“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因为“未遂政变”这么重的话，毛远新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或暗示，是不敢随便说的。特别是毛远新说：“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要用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这句话，几乎是说林彪是另外一个司令部，要像打倒刘少奇那样把林彪打倒。

　　毛远新的话，意在威吓“四大金刚”，让他们知道如果再继续留在林彪的司令部，就要重蹈刘少奇的下场。张春桥也说：“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然而黄、吴、李、邱四人并没有被吓住，黄永胜反驳说：“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黄永胜这么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公开讲话，还是“批陈整风”，并提到过“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出面替林彪集团打圆场，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为准。”周恩来的话，婉言否定了毛远新说的“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提法，因为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公开讲话。

　　（177）

　　虽说黄永胜在这次会上还表现出“扛得住”的样子，但他们四人的心中越来越慌张和动摇起来。据邱会作回忆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受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最为严重的打击。在会后清晨4时回到京西宾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情况向林总汇报(叶群未参加会);二是，我们要从被动争取主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表意见说：“当前即使请林总出来讲话，对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提议，请周总理同我们谈一次话，主要是接受总理对我们的批评。”

　　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了。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商定，军委办事组一面进行整风学习，同时要尽快向毛主席写检讨。我们争取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批评”，只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并获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们就主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这次会后曾想向林彪汇报，但邱会作反对说“向林总汇报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其他人也同意了邱会作的看法，于是他们就没有去向林彪汇报，而是请周恩来跟他们谈话，向周恩来求援。有人说林彪搞政变，应该动用他的“四大金刚”，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四大金刚”都已经“躲着”林彪了，他们在会上挨批，毛远新说出“另一个司令部”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也不去向林彪汇报，甚至连叶群都不通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怎么能动用“四大金刚”呢?因此，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在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用“四大金刚”了。

　　邱会作四人统一认识之后，黄永胜在会上作了一次检讨，他主要说：(一)承认他们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二)承认在庐山会议上，陈、吴、李、邱在一起，长时间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三)承认开幕式上林彪讲话之后，叶群和他们谈过“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

　　这是“四大金刚”在检讨中，第一次提到叶群。这次提到叶群，下一次就有可能提到林彪了，这也是“四大金刚”动摇的表现。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我们整风的基础之上，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谈了一次话。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

　　总理说：“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接着说：“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

　　（178）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我们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紧接着，我们几个就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径”的三个统一。

　　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黄永胜怕吵起来，就说：“今天不谈了。”

　　过了几天，大家又在一块谈，这次主要是谈吴法宪新写的检讨稿。吴法宪向大家读了一遍，然后黄永胜让我们发言。我说：“稿子写得很‘文气’。”

　　李作鹏很生气地说：“什么‘文气’，应当是‘憋气’，这是什么检讨稿?”

　　黄永胜赶紧说好话，他说：“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帮助。老吴的稿子是一定会写好的。”

　　吴法宪听了李作鹏的话，手拿着他的稿子，抱着一个皮包，起来就走了。吴法宪边走边说：“我的稿子好坏，我自己负责。你们不要为我操心了。”

　　吴法宪走了，我们也就没有谈下去了。黄永胜最后说：“看来在一起要谈得好，是不可能的了。在一起不仅谈不好，还容易伤和气。”

　　从此以后我们四人，就没有再在一起谈检讨报告的事了。】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之间的团结从此也开始瓦解了，他们开始自己写自己的检讨，不再相互商量了。而且，指导他们写检讨的是周恩来，他们写的检讨事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说可以之后，才送到毛泽东那里。他们四人写的检讨，事先都没有给林彪看过，他们也不敢给林彪看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黄永胜、李作鹏和我，在3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我的检查报告写好后，于1971年3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转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黄永胜、李作鹏和我的检讨报告，很快就批了下来，主席的批示是：“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检讨写得一般，但满足了毛主席的心愿。1971年3月24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和周总理、康生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179）

　　毛主席是在他的卧室接见我们六个人的，主席坐在沙发上，向我们进去的人微笑招手。我们进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礼、握手，然后在两旁坐下。我们坐好之后，毛主席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礼多人不怪，有礼不怕迟。”】

　　原来坚持不肯写书面检讨的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这次也写了书面检讨，也就是向毛泽东这边靠拢了，毛泽东比较满意，因为这是孤立林彪的第一步。于是毛泽东趁热打铁，亲自召见“四大金刚”，进一步拉他们一下。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

　　黄永胜立即说：“我们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我们犯了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周总理说：“我们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

　　毛主席说：“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我是赞成不怕犯错误的，一个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错误，怕这怕那还做什么工作?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黄永胜也是跟着上去的一个，就没有事先考虑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虑会犯错误，还能上井冈山?”

　　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央准备开会一次会，要让黄永胜等人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答应了这个条件。林彪是黄永胜等人的直接领导人，按照一般的惯例，自己的部下犯了错误，领导人也应该做相应的自我批评。黄永胜等人一旦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那么他们的上司林彪不做自我批评，就说不过去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做检讨，就是“逼”林彪做检讨的第一步。

　　另外，毛泽东还安慰这几个人说，犯了错误也不要怕。毛泽东说到犯错误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自己”犯错误，第二个是“为革命”犯错误。所谓“为革命”犯错误，就是好心办坏事。毛泽东说一个人不应该怕犯错误，否则就会畏缩不敢工作。毛泽东还用自己的例子证明，如果当年他们害怕犯错误，也就不可能上井冈山了。

　　（180）

　　关于毛泽东在召见他们时所说的话，邱会作接着回忆说：【接着，毛主席手持报告，对着我说：“这个报告(指我的检讨报告)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立即回答：“是我自己写的。”

　　对我的回答， 毛主席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好像还要说别的什么似的。

　　周总理接着说：“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

　　毛主席说：“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识字牌背出来的。他还很年青的时候，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就熟悉了。”

　　周总理说：“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长征的路上，他是我们的青年小科长。”

　　毛主席说：“啊，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主席的突而其来之语，全场都震惊了，我反应还算快，立即站起来大喊一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周总理对我非常满意，大家也发出了笑声，全场的气氛很活跃。

　　毛主席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纪、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

　　关于毛泽东召见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说：“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

　　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

　　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

　　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

　　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

　　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表示出对“四大金刚”相当友好的态度，甚至开玩笑说“邱会作的字写得好，我死后你可以当主席”。这个玩笑就使紧张的气氛活跃起来，让他们感到一种在自己人圈子里谈话的轻松气氛。毛泽东要让“四大金刚”感到，毛泽东对他们是很好的，只要他们离开林彪，毛泽东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181）

　　毛泽东召见“四大金刚”的中心目的，是让周恩来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这一方面是向林彪“示威”，意思是：你看，你的四大金刚已经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检讨了，他们已经站到我这边来了。这自然会让林彪感到空前的孤立;另一方面是向林彪“施压”，毛泽东希望林彪在这样的压力下投降，也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只要林彪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就好走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1971年3月29日，周总理领黄、吴、李、邱、纪、李等六人，由北京乘专列火车到北戴河去了。我们到北戴河，得到最为热情的接待。叶群亲自到北戴河车站去迎接周总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总理、黄永胜各单独住一栋楼，吴、李、邱、李、纪等五人，住在空军疗养院。晚上，黄、吴同叶群谈话去了，其余的人都同总理一起，在他的住处看电影。

　　4月1日下午3时，林总主持了在他的住处举行的汇报会议。那天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总理到了之后，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林要周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

　　在叶群引导之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林总主持了汇报会，他简单干脆地说：“欢迎总理讲话。”

　　会议开始时，叶群还在走来走去，林副主席用严肃的口吻说：“叶群，你坐下来听总理讲话。”

　　周总理说：“毛主席要我领他们几位，到这里来向林副主席汇报和请示中央要召集一次会议的问题。主席说，庐山会议的问题到现在都有半年多了，本来问题已经处理了，但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还需要做一次处理。”

　　另外，总理还谈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周总理说完之后，他要黄永胜简要说一下战备工作方面的问题。黄永胜说完之后，李德生和纪登奎也作了汇报，周总理又要我简要说一下国防工业的问题。

　　最后，林总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庐山会议后半年多来，批陈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完全赞同。国内的工作很有成绩，国际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战备工作有成绩，国防工业生产情况良好，都是好事。全党、全国、全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前进。”

　　林总还说：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林总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

　　在林总住处开完会之后，我们即上原来的专列火车回北京，叶群到车站欢送周总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席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182）

　　关于这次北戴河之行，吴法宪也回忆说：【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10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列，我坐这样的专列还是头一次。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

　　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过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

　　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

　　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林彪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林彪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2时，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10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周恩来这次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是林彪事件中的一场重头戏，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83）

　　周恩来带着黄、吴、李、邱等人的北戴河之行，前面摘录了当事人邱会作和吴法宪的回忆，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在毛泽东接见吴法宪等人时，临别之际毛泽东对吴法宪说：“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吴法宪回答：“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毛泽东让吴法宪当面向林彪认错，这是让林彪难堪的事。因为林彪反张春桥的讲话，就是根据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来的。如果吴法宪本人认错了，那么林彪的那个讲话，自然也就是错了，这就是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林彪的讲话是“毛”，吴法宪的争论是“皮”。

　　可是吴法宪到了林彪面前，却又没有向林彪认错，这样就避免了林彪的一次难堪，算是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没有对林彪反戈一击。可是吴法宪答应过毛泽东“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样一来，他就对毛泽东失言了。对于吴法宪这种半路出家搞政治的人来说，夹在两位政治巨人之间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二)吴法宪没有兑现他对毛泽东的许诺，周恩来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吴法宪回忆说，他在列车上和周恩来谈话时，对他的检查上写要不要写林立果《讲用报告》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吴法宪说：“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吴法宪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写了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满意，林彪不满意;不写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林彪满意，毛泽东不满意。吴法宪请教周恩来：我是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写呢?还是应该站在林彪一边，不写?

　　这时周恩来立即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周恩来劝吴法宪做出“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吴法宪信任周恩来，就按照周恩来的话去做了，检讨报告上没有写林立果的问题。同时，吴法宪在向林彪当面认错的问题上，也根据周恩来的启发，做出了“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也就是没有认错。

　　周恩来显然是偏袒林彪的，如果他怂恿吴法宪在检讨报告上揭发林立果的问题，把林彪的问题扩大到庐山会议之外，就会进一步把林彪推入窘境，林彪事件的发展也会大不一样。周恩来对他的偏袒，林彪也是心知肚明的，他暗暗感谢周恩来。

　　(三)林彪对周恩来的感谢之情，外人也能看得出来。邱会作说：“那天相当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儿。林要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在叶群引导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184）

　　林彪知道，周恩来虽说是中立态度，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是站在林彪的一边。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一定要与周恩来搞好关系，于是有上述的一幕。跻身政治局的高官们都已经看出，这次毛泽东要“整”林彪，很多人都不敢和林彪来往了，连“四大金刚”都躲着林彪。此时，周恩来表现出与林彪“关系亲切”，那就是对一种林彪无声的支援。

　　(四)林彪只是泛泛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既没有自我批评说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错，也没有批评吴法宪等人。林彪只是说吴法宪等人“无心插柳柳成行，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其实是为吴法宪等人辩解，根本算不上批评。

　　(五)林彪没表示参加将要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对“批陈整风”运动更没有任何表示，这等于是对毛泽东的无声抵制。

　　(六)林彪没有召见“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也没有提出要见林彪，双方都在“避嫌”。吴法宪说：“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

　　邱会作说：“毛主席派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林彪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据另一位当事人李德生回忆说：【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一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林彪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据李德生说，周恩来带他们去见林彪，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是让林彪表态认错，第二是让林彪出席会议。可是林彪既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因此毛泽东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周恩来一行人从林彪那里回来之后，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回忆说：【1971年4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里，又一次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周总理领黄永胜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谈后的接见，陪同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

　　（185）

　　我们走进毛主席住处时，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李、邱写的检讨报告。我们坐好之后，静候毛主席说话。毛主席首先说：“在北戴河挨骂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总批评之意)

　　黄永胜很聪明，脑子反应很快，按照主席的思路，为取悦主席，黄永胜立即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主席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前者用来打错误的东西，是思想武器;后者用来打敌人，是战斗武器。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批评也是一样的，可以用来打错误的东西，也可以伤自己人。”

　　接着毛主席的谈话进入了正题，一口气说了三个问题：第一点说的是路线问题，第二点说的是批陈整风问题，第三点说的是陈伯达问题。然后主席说：“你们几个人的报告(黄、李、邱)我都看了，报告写得都好。我批的是(手拿黄的报告，照念的)：报告写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后就是实践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后，又说：“你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

　　周总理说：“完全拥护主席对黄永胜等五位同志的报告的批示，这是毛主席的重大决策。”

　　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黄、吴、李、邱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可以说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从庐山会议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在此期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坐卧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之后，问题解决了，哪有不高兴之理?】

　　这次毛泽东召见，主要是想了解黄、吴、李、邱到北戴河的情况。毛泽东首先问：“在北戴河挨(林彪的)骂了吧?”如果林彪骂他的“四大金刚”，那就是林彪投降了，可是林彪并没有骂他的“四大金刚”。如果把此事如实说了，毛泽东肯定不高兴。此时黄永胜巧妙地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就让毛泽东误以为林彪批评他们了，因此“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这就让黄、吴、李、邱大为高兴，以为他们已经过关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其实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当时被黄永胜忽悠了，误以为林彪骂了他的“四大金刚”，这就说明林彪已经投降了，所以毛泽东也就放过黄、吴、李、邱了。可是很快毛泽东就知道了实情，林彪并没有骂“四大金刚”，这就是说林彪还没有投降，“四大金刚”当然也就不能放过了。

　　（186）

　　前面提到，毛泽东说“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很好’，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不够，要再补写一个。”因此吴法宪在毛泽东接见他们之后，马上赶写检讨报告。对此吴法宪回忆说：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道歉的话。

　　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

　　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

　　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

　　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

　　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李、邱的批示)是一样的，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

　　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据吴法宪回忆，他在最后一次写检讨的时候，曾经写了向张春桥道歉的话，这样就是完全认错，完全认输了。然而其他几个“金刚”，不同意吴法宪向张春桥道歉，最后吴法宪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删去了对张春桥道歉的话。吴法宪听从了其他三人的话，这就意味着他陷入林彪集团拔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吴法宪在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亲收”，可是却通过机要部门先送到周恩来那里，这就体现了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吴法宪请周恩来看过之后再转呈毛泽东，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得到周恩来指点。

　　（187）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批示之后，也立即让邱会作打电话通知吴法宪，并安慰他“不要有想法”。这样一来，吴法宪就更加信任周恩来了。“四大金刚”从林彪门下，转到了周恩来的门下。

　　1971年4月15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军队各总部大军区负责人，共99人参加了会议。据邱会作回忆说：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批陈整风”，实际上是和江青一伙的较量，因此整个会议过程都斗争得很激烈。

　　4月14日晚上，政治局检查“批陈整风”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已经印发的文件，只有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印发。这样，会议很自然就会从批“黄、吴、叶、李、邱”开始，而不会从批陈伯达开始了，会议批判的目标变了。

　　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着急了。总理问张春桥说：“为什么不先印发批陈的文件，而只印发他们的检讨报告?现在立即赶印批陈文件，并通知各小组照原定计划办。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主要形式是小组会，因此控制小组会的导向成了主要斗争场所。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江青一伙的姚文元、毛远新、徐景贤等人，窜到各小组发言，他们说：“这次会议不是‘批准’检讨，而是‘听取’检讨。要是前者就不用开会了，印发他们的检讨就行了。”

　　他们一个劲煽动，要大家逼着黄、吴、叶、李、邱在大会上做检讨。他们认为陈伯达已经打倒了，继续批判毫无意思。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组来游说了半天，姚文元讲话之后，胡炜等热烈响应他的讲话。然后，粟裕、邓颖超先后发言：“主席的批示(对黄永胜检讨报告‘很好’的批示)，就是我们会议的指导思想，另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胡炜说：“在小组会发言，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话。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的。”

　　粟裕说：“我们的小组会，可以与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

　　邓颖超说：“我们不应当接受与毛主席批示相违背的任何东西!”

　　气氛紧张了，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小组召集人冼恒汉只好宣布：停会看文件。

　　我把小组会情况，特别把姚、粟、邓、胡等人的发言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4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明确了如下两点：(一)会议只能提批陈。(二)从庐山会议以来，毛主席没有说过的话，不要说。

　　（188）

　　我所在的西北小组，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多数人都同意总理的指示，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总理的指示。在小组会上，姚文元向我挑战说：“邱副总长，你是不是也像在庐山会议开始时那样，同我们说点内情嘛。”

　　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喝茶，我在小组会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着我发言，我就是不开口，会议已形成了僵局。

　　这时邓颖超走出会场去叫总理，总理来后，简明扼要地说：“我们要批陈，这是首要的!会上可以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是批判。”

　　总理说完就走了。姚文元看总理动真格的了，他也不说话了。】

　　据邱会作回忆，会议开始时，只印发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如果这样开会，这次会议就变成对黄、吴、叶、李、邱的批判会了。这时是周恩来挽回了局面，赶印出“批陈整风”文件，并作出明确指示：“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另外在邱会作遭到姚文元等人攻击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支持邱会作，扭转了局面，控制了会议的大方向。

　　吴法宪也回忆说：【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当时，让我感动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新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新人，积极性蛮高。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

　　（189）

　　周恩来本希望调节毛泽东和林彪双方讲和，可是毛、林谁都不肯让步，这样周恩来的斡旋也就失败了。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

　　我说：“是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

　　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

　　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周恩来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林彪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总得知吴法宪被迫害的消息，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了。叶群由西郊机场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并且游走了两、三个小组。叶群在各小组都说：“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我们都回来了。”林总回京后，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总理知道林总回到北京，很高兴。周总理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会议期间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使会议开成一个真正团结的会，说穿了就是调节好主席和林彪的关系。

　　为此，24日总理将会议情况报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主席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总也表示不参加会议。这样，总理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也只有按毛主席的心愿了结这次会议。】

　　（190）

　　据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林彪本来是不准备参加这次会议的。可是当林彪听说会上有人要揪吴法宪时，他立即赶回北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亲自出面支持吴法宪。因为吴法宪一旦倒台崩溃，那么林彪也就差不多了。由于揪吴法宪的事情被周恩来压下去了，所以林彪也就没有出面。

　　关于这次会议以后的事，吴法宪回忆说：【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们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4月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

　　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

　　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对此邱会作也回忆说：【林总对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对主席的思想、意志了解，对主席的个性也了解。我们则一无所知，总把主席当成神圣的领袖。庐山的事，林总对主席远了，其实对我们也远了。林总深知只要把问题摊开了，在毛、林之间，不论谁是谁非，我们肯定会选择毛。所以林总对我们也不说话了，不向我们提任何建议。

　　“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总理来到京西宾馆，深情地对我们说：“还是要振作精神，我还指望你们一起工作呢。没有你们我是寸步难行呀!”

　　因为我们同总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点，我说：“他们在会上的做法，比庐山厉害得多，我们反他们的宗派没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到我们头上。我们今后怎么工作?”

　　我说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时，黄永胜坐在沙发里伤心得落了泪，他这天还正好发烧，带病去挨“板子”。总理看见黄永胜那么难过，就过去拉黄永胜说：“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其实，总理是眼见肚明的。】

　　（191）

　　本来毛泽东安排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是由林彪主持的，这就像当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他手下的大将彭真一样。可是这次林彪不肯出席会议，所以只得由周恩来主持了。不过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会议的特权，在这次会上保护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把斗争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四大金刚”要不是周恩来的出手庇护，当场就被众人哄倒了。

　　周恩来在会议最后代表中央作总结讲话时，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黄、吴、李、邱点名批评，也对叶群点名批评了。但周恩来批评的调子是缓和的，只是说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周恩来特别提到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检讨的批示：“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同时周恩来也婉言为林彪说话，他谈到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时，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周恩来还为林彪的“天才论”做开脱，说：“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最高最活’的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

　　林彪的“四大金刚”也把周恩来当成自己人了，据邱会作回忆，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公然在周恩来面前抱怨江青等人，黄永胜还在周恩来面前委屈地落泪。他们之间如果不是特别信任的关系，是不敢这么说话的。

　　黄永胜等人感到委屈，是因为他们夹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很难受。整个庐山会议的问题，都是由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引起的。因为林彪不检讨不认错，毛泽东只好把黄永胜等人当成“李代桃僵”。黄永胜等人再检讨，而林彪不认错不检讨，这件事情也结束不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就想劝说林彪做个检讨，把这件事情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针对当时的情况，我同黄永胜交换过一次意见。我说：“我看现在的温度比庐山上还高了。”

　　黄永胜说：“对我们抓住不放，同在庐山上是差不多的。”

　　我说：“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么?”

　　黄永胜说：“要我们做自我批评。”

　　我说：“我们的自我批评是需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帅的态度。我看，林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黄永胜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谁能开这个口呢?”

　　我说：“我看你就能开口。为慎重起见，可以先向叶群说，如果说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说。”

　　黄永胜当时情绪还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见。过了大约三天，黄永胜主动对我说：“北戴河回话了。”

　　叶群传达了林总对黄永胜建议的回答。

　　林总说：“(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上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

　　（192）

　　(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得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

　　(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

　　最后，林总还说了几句：“告诉他们，要是晚上睡不着，可以加点安眠药。”

　　黄永胜要我去把林总的话，向周总理汇报。我把黄永胜的建议和林总回答，都向总理汇报了。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其余什么也没有说。】

　　邱会作等人希望林彪做一个自我检讨，认个错，这样就可以减去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可是林彪却不肯检讨认错。林彪说了他的理由：(一)林彪认为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没有什么可自责的”，还说毛泽东同意并且知道他的讲话要点;(二)林彪认为，“他们”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三)林彪认为，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

　　第一点林彪似乎是说，他的讲话是得到毛泽东批准的。这里林彪有点强词夺理了。如果林彪要征求毛泽东的批准，就要事先给毛泽东看他的讲话稿。因为这种长篇讲话，只看“要点”，是看不出来问题的。只有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讲话稿，才存在批准或不批准的问题。林彪事前并没有给毛泽东看讲话稿，毛泽东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怎么能谈得上批准或不批准呢?

　　第二点林彪说的“他们”，显然就是指毛泽东了。林彪看出毛泽东想要从“我们”的检讨中，得到什么东西。林彪不便把这个“什么东西”点破，他让黄永胜等人自己去猜，可是黄永胜等人不但没有去猜，甚至没有细想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让他们检讨，就是在为他们下台铺垫道路。因此林彪想说的是，做检讨就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挖坟墓。

　　第三点林彪说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这点林彪是看破毛泽东的这盘棋，林彪看出来庐山问题，其实是联系到毛泽东要解决的接班人问题。不把他林彪搬掉，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就解决不了。可是黄永胜等人还以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根本没有想到林彪并不是毛泽东理想的接班人。比如邱会作说：“我们认为，如果说林彪在庐山的讲话不适合，甚至讲错了，希望毛、林之间谈一谈，消除误会就成了，他们当然还是‘亲密战友’。”

　　邱会作等人没有怀疑过毛、林之间的‘亲密战友’关系。因此，他们还把林彪对他们的谈话，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也可见林彪的“四大金刚”对周恩来是完全信任的，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周总理听了邱会作的汇报，当然不好说什么，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明说，只有自己去体会。

　　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之后，一直到1971年8月的近五个月时间里，一直太平无事，黄、吴、李、邱等人以为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而他们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开始启动他的地下部队，准备实施“五七一工程”了。

　　（193）

　　林彪知道毛泽东不是心胸狭隘的人，他看出来毛泽东要拿掉他，并不是源自个人恩怨，也不是因为林彪做了什么错事得罪了毛泽东。如果真是因为毛泽东怪罪林彪做了什么错事，那么林彪向毛泽东好好检讨一番，或者来个负荆请罪，凭着他们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原谅他的。

　　林彪对毛泽东是了解的，他意识到毛泽东与他的矛盾，是因为不能完成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想，甚者可以说林彪是毛泽东实现他理想和抱负的障碍。毛泽东要完成文化大革命，要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林彪就必须拿掉，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毛泽东决心发动文革的时候，就下决心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当然也包括亲密战友林彪。

　　现在有不少令人思想混乱的观点，有人说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解决个人恩怨问题，甚至有人说毛泽东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毛泽东“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那么怎么来解释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呢?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显然不符合“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

　　因此，从毛泽东发起文革，到林彪事件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不应用“个人恩怨”的观点来理解。从历史上来看，林彪对毛泽东的贡献和帮助都很大，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如果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理解林彪事件，就会越想越糊涂。只有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才能把毛、林斗争的实质看清楚。

　　关于林彪事件，还有一些令人思想混乱的观点，比如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道这件事。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凭想象。他们按照常理来推证，认为这么重大的事情，林彪应该亲自指挥才对，而不是交给林立果这样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林彪没有亲自指挥这件事，所以就推论林彪不知情。

　　按照一般的常理，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如果林彪“不能”亲自指挥，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不得不把这个重任交给林立果。这里分析一下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的问题。

　　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是林彪自己招募的亲兵，而是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中央警卫团，也就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部分官兵。中共高官没有自己的亲兵或保镖，安全工作一律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这是中共的特点。这样一来，中央警卫团派去的警卫官兵，就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保卫高官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以监视高官的行动。

　　（194）

　　在正常的时候，警卫官兵当然是保卫高官的安全，可是当该高官出了“问题”后，那么中央警卫团就会对该高官身边的警卫官兵进行“换人”。换人之后的警卫官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监视该高官，一旦发现该高官有异常情况或异常活动，就立即向上级报告。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显然是进行过“换人”的。在林彪出逃的时候，他身边的警卫官兵不仅阻止林彪的坐车，甚至向林彪的坐车开枪。可想而知，此时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已经成为监视他的人了。

　　现在尚不清楚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是什么时候“换人”的，推测大概是在1971年初改组北京军区的前后。林彪当然知道他身边的警卫官兵被“换人”了，所以林彪也就清楚，自己已经被二十四小时监视了。

　　再看一下“指挥”的问题。一个将军要进行指挥，他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得到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做出指示;第二个条件是把指示下达到执行部队，部队按照将军的指示行动。所以林彪要亲自指挥，他也必须要有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的途径。

　　那么林彪怎么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呢?第一种方式是用秘密电台，林彪当然不可能自己架设电台;第二种方式是用电话。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都被“换人”了，那么林彪的电话肯定也被监听了，所以林彪要是用电话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那就等于是找死，因此电话是不能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直接通过人来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如果有人频繁地来找林彪密谈，这个情况马上会被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报告上去，这个人一出门就会被盯上，林彪的计划很快就会暴露。

　　由上所述，林彪既不能用电台和电话联系，也不能使用一般的人来进行联系。唯一可以与林彪频繁接触，而又不会引起别人怀疑的人，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因此，林彪把“五七一工程”交给林立果，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这也体现了林彪的智慧，他居然在二十四小时被监视的情况下，实施自己的计划。

　　另外，如果林立果没有特别的公事，而到全国各地频繁走动，也会被人怀疑，所以必须给林立果四处活动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就是为林立果“选妃子”。

　　（195）

　　“选妃子”这个借口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来显得林立果这个人胸无大志，不过是个好色之徒，也就不会有人特别注意他了;二来“选妃子”是要保密的，所以林立果神神秘秘的活动，被人们认为是为了“选妃子”，也就不会引起怀疑了。

　　当然，林立果这场“选妃子”的幌子，也必须有个结果，所以林立果最后还真的选了一个“妃子”。但林立果对这个“妃子”并不感兴趣，没跟她说过几句话，更没有把她带走。还有，林立果外出的时候，经常身边带一、两个年轻女兵，这样就让别人感到林立果不过是个胸无大志好色之徒，不会把他与搞暗杀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

　　还有人说，林彪如果搞政变，应该动用掌握兵权的“四大金刚”，这样才符合常理。但这里的常理，又忽略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四大金刚”并不想跟林彪造反，他们早就躲着林彪了，这点前面提到过;第二件事是“四大金刚”已经被盯死了，毛泽东早就开始防备林彪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了。毛泽东在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中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毛泽东在那次南巡时，还亲自召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谈话。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巢，也是林彪唯一有可能染指的大军区。毛泽东对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丁盛立即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红心”，表示坚决跟着毛泽东走。“九一三”事件后，丁盛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更没有被认为是林彪死党，他依旧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综上所述，林彪既不可能亲自指挥搞暗杀，也不可能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唯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动用不被人们注意的林立果来实施这件事。林立果这支出其不意的奇兵，谁也没想到，包括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林彪敢于重用林立果出奇兵，可见林彪打仗确是有一套的。

　　1971年3月22日～24日，林立果等人在上海秘密起草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文件也可以看成是林彪武装起义的行动纲领。因为《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较长，我们放在附录里。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分析，将在后面进行。

　　（196）

　　附录：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1971年3月22日～24日)

　　全文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9.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197）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链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四（18-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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