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四（18-19节） -

　　第十八节重点突破夺权

　　第十九节造反派降温期

　　第十八节重点突破夺权

　　（1）

　　“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不再提“全面全国夺权”了，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不再提“1967年2月到4月是决胜负的时期”了，整个文革运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顿。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在1967年1月1日发起的“全面全国夺权”，已经失败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一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呢?这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认为，他之所以要发动文革，是起源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一部分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另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这里讲得很清楚，从中共建国之初，党内就出现了关于新中国“何去何从”的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应该直接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必须先搞一段资本主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在毛泽东的强势领导下，党内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占据上风，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开始复苏起来，并且势力越来越大。到文革前夕，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已经大大超过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势力，出现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堕落了，变修了。毛泽东说：【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毛泽东认为，这些变修的党员干部，把自己手中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毛泽东说：【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2）

　　如何处理变修的党员干部?怎样阻止党员干部变修呢?毛泽东用过思想教育，整党，甚至撤职的办法，但都没有效果。毛泽东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总结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党内从建国开始就有一条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二)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越来越大;(三)走资本主义路线势力的越来越大，客观上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困难，主观上的原因是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腐败堕落了;(四)怎样扭转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势力越来越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先用教育整党的办法，结果不行;又用“四清”的办法，结果还是不行;所有的办法都用了，最后只好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这个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我们这批人一死，资本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靠他个人的威信支撑着。一旦毛泽东去世，中国马上就会走上资本主义路线的发展道路，所以毛泽东要趁他还活着的时候，把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打垮，至少也要大大削弱这股势力。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

　　怎样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呢?这就是“夺权”，夺取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走社会主义路线势力的手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最初的夺权设想，是先区分出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然后有针对性地夺权。后来发现，区分谁是走资派，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所以毛泽东干脆不分了，只要是当权派，一律夺权。毛泽东说：“不管谁的权，先夺过来再说。”

　　这样一来，造反派就对当权派一律夺权。不管是军队的当权派，还是地方的当权派，都要夺他们的权。这种对当权派的一律夺权，必然引起当权派的集体抗争。“二月逆流”就是以周恩来为首当权派的集体抵制，也得到林彪军队派系当权派的支持，造成毛泽东在党内孤家寡人的孤立局面，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暂时把局势稳定住。

　　（3）

　　不少人从“常识论”的观点来看，认为毛泽东搞“全面全国夺权”，他一个人领导几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再加上一批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就要对全国的当权派进行夺权，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异想天开。因此有不少说毛泽东很愚蠢，完全是胡来。

　　但毛泽东这样的人，从来不用“常识论”来思考问题。当年毛泽东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上井冈山，要战胜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要夺权全中国的政权。按照“常识论”，毛泽东上井冈山无疑是非常愚蠢的，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毛泽东硬是把“常识论”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这时候没有人敢说毛泽东愚蠢了，这个就叫奇迹。所谓奇迹，就是用“常识论”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讨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应用“常识论”来进行评论。

　　毛泽东发起“全面全国夺权”，也是他相信奇迹，但这次奇迹没有发生，这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无情地失败了。虽然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智慧，讲出很多头头是道的道理，什么毛泽东骄傲自满起来，什么毛泽东变老糊涂了，等等之类，但这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从来不是按照常规或常识来出牌的人。

　　如果遇到高官们集体抵制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就会停止文革，那就不是毛泽东了。毛泽东是不会认输的，他还要继续战斗，要把文革“搞到底”。当然，毛泽东也要反思他的战略，现在这种“全面全国夺权”的打击面太大，而周恩来派系为代表的老干部们又意外地团结，自己的力量不够发起和支撑一场“全面全国夺权”。于是毛泽东改变战略，从“全面全国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毛泽东的这个思路，与解放战争时蒋介石的思路一样。

　　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对毛泽东控制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但由于战线太长、太大，蒋介石的人力物力支撑不起，所以失败了。于是蒋介石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延安，试图先在一点上取得突破，再带动全局的胜利。现在，毛泽东也采用蒋介石的战略，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毛泽东的思路是，对其他地方暂缓夺权，特别是对军队的夺权要停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先夺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权，这就是周恩来控制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外交部长是陈毅，财政部长是李先念，只要夺下“外交部”和“财政部”的权，那么支持周恩来的势力就会大为动摇，然后再乘胜追击，一举夺取周恩来的权。

　　毛泽东的“重点突破夺权”战略，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调整期，大约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积蓄一下力量，为决战做准备;第二步是决战期，毛泽东大致把决战期定为1967年7月到8月之间，在决战期对周恩来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发起重点猛攻，一举夺下这两个部门的权力。

　　（4）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调整和改善他与党内高官们的关系，扭转自己过于孤立的处境。

　　在“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中，毛泽东夺权的范围太大，不是周恩来派系的干部也要夺权，这样就引发全党性的普遍抵制，不仅造成毛泽东的极度孤立，也造成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极度紧张。现在，毛泽东要改善与老干部们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与军队老干部们的关系，把党内大多数老干部团结过来，这样才能在对周恩来的重点进攻战役中，保证自己不会陷入党内孤立的境地。

　　本来，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要拿掉整个老干部集团，换上一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人。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党内大多数老干部，是有违他搞文革的初衷的。可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把理想暂时搁置一边，先拿掉周恩来集团再说。

　　为了团结老干部，毛泽东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停止暴力批斗，这样大部分老干部的日子比较好过了，自然也就改善了毛泽东与他们的关系;第二件事是停止全面夺权，不再触及大部分老干部的权益，这是让他们不再反对毛泽东的关键;第三件事是从姿态上安抚老干部，毛泽东在1967年4月底，和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开“团结会”，让他们上天安门，也是为了改善关系，一方面安抚他们不再闹事，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和瓦解周恩来派系的效果。

　　毛泽东做的第四件事，是释放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联动”的成员。在1967年初全面夺权开始时，因为“联动”极端反对中央文革，被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根据《公安六条》的精神，谢富治主管的公安警察出动，将一百多名“联动”的主要成员逮捕入狱。这些高干子弟入狱，必然引起他们父母对毛泽东的不满甚至怨恨。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特别提出“联动”不是反革命组织，不仅是为“联动”鸣冤叫屈，也是煽动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4月22日亲自下令，释放全部“联动”的成员。当然仅仅释放“联动”成员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明白，这是毛泽东主动释放他们，而不是周恩来争取来的释放，要把这个“释放之恩”记在毛泽东的账上。因此，在“联动”成员释放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接见他们。

　　江青讲话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我是有点不好，就是接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接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你们了。主席说要立刻释放你们。】

　　众人顿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些人激动得哭了。

　　江青接着说：【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可以回家去。】

　　众人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5）

　　江青继续说：【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搞“联动”的话，可以把“联动”的牌子挂出去，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如果不搞“联动”，可以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我不知道我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得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要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江青说这些话，是要试图让“联动”感谢自己和毛泽东的宽大处理之恩，试图把“联动”团结到毛泽东这边来。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保护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在全面全国夺权的日子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积极向当权的老干部们夺权。可是一旦暂停全面全国夺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没有了目标，就会造成他们的革命热情消退和涣散。

　　因此，毛泽东需要给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一个新的斗争目标，让他们的革命热情有地方发泄，保证他们到1967年7、8月间，仍有足够的革命热情。因为在这时毛泽东要对周恩来发起总攻，此时造反派们保持足够的造反热情，是非常重要的。

　　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新斗争目标，最为合适的就是刘少奇这只死老虎。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问题重新推出来，让刘少奇成为斗争的靶子，让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们的革命热情，暂时转移到斗争刘少奇身上。然而，刘少奇在文革前五十天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已经揭批的差不多了，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提出来作为新的揭批靶子。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改了三遍，直指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书。毛泽东说：【刘少奇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当然，只批刘少奇一个人，靶子还不够大，于是毛泽东把批判面扩大到整个刘少奇集团的高官。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该文件指出：【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刘、邓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作为毛泽东的过渡调整战略，在二月逆流之后，“全国全面夺权”暂停了，转而出现一个揭批刘少奇和揪叛徒的新浪潮。

　　（6）

　　1967年3月到6月，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从“全国全面夺权”到“重点突破夺权”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内，毛泽东除了发起批判刘少奇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之外，没有其他大的行动，这段时间的文革，相对不是那么激烈。当然，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我们做一些简要介绍。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文化大革命从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海瑞罢官》，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1967年一月风暴的夺权，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

　　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吹响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标志性文章。毛泽东说：从1967年4月开始，文革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毛泽东这么一说，很多人就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实质性的夺权已经过去，以后就是在思想上搞文革了。这种所谓的“思想夺权”，当权的老干部们当然是不怕的，他们纷纷额手相庆，以为文革到此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真正的文革还在后面呢。

　　从建国开始，北京在“五一”和“十一”这两大节日，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游行和联欢，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打破惯例，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红卫兵成了主角，使老干部们黯然失色。而1967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又回到惯例，不再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是清一色的老干部，他们又成了主角。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老干部们说：【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广场上是小将。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今天除了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

　　毛泽东让除了刘、邓、陶之外的老干部，统统上天安门，表示出他对高官们的示好与和解。毛泽东又说：【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谭震林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还不是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吗?】

　　这时徐向前插话说：【我身体不好，请萧华代替我工作。】毛泽东说：【还是你搞吧。】

　　对于毛泽东抛出的橄榄枝，周恩来也做出了回应。5月5日，周恩来给“大闹怀仁堂”的五个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周恩来的信是这么写的：

　　（7）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为了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

　　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告诫这些人，完全可以用找他们谈话的形式，这样可以当面把话讲得更清楚透彻，完全没必要写信。周恩来写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上述五个人，实际上是写给毛泽东看的。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我提醒这五个人注意，不要以为毛泽东让步了，就可以翘尾巴了。我告诫他们不要再次发起什么‘逆流’，请毛泽东放心。”

　　4月1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吹响了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号角。该文虽然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但谁都知道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该文在最后给刘少奇下了一个定义：【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7年4月起，各种报刊大量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人民日报》就有几十篇之多。这次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从政治上、思想上、历史上把刘少奇彻底批臭。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300个“黑帮”陪斗。这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大会，可谓盛况空前，史无前例。

　　刘少奇的“罪行”，除了“镇压学生运动”、“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洋奴哲学”等过去已经揭发出来的以外，又新揭发出来一个“叛徒”的问题，主要是发生于1936年8月的薄一波等61人自首出狱的“叛徒集团”问题。

　　1935年9月，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人一起走完长征，来到陕北。1935年11月，刘少奇授命主持中共北方局，他化名“胡服”，秘密潜入天津，开展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当时北方局的干部极为不足，刘少奇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想出一个“奇招”：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发表“反共启事”的自首手续出狱，然后再来为党工作。刘少奇把这个想法上报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说：“登反共启事出狱，虽然有些不好的影响，但这样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只要搞好革命，那点影响是可以弥补的。”

　　张闻天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张闻天后来说：“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1936年8月，狱中的薄一波等党员，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在自首书上签名按手印，并发表“反共启事”。该启事写道：【(薄一波等)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个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以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8）

　　不过，当时也有人反对刘少奇的这种做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中间，有刘格平和张良云两个党员，坚决拒绝发表“反共启事”，他们声称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发表任何叛党启事。因此刘格平和张良云一直坐牢到1944年才出狱，比薄一波等多坐了8年牢。解放后，刘格平因为当年违背了刘少奇的指示，在刘少奇当权的年代，一直未被重用。直到刘少奇倒台，刘格平这位当年反对刘少奇的人，才扶摇直上，成为山西省第一把手。

　　按照中共的纪律，一旦党员发表“反共启事”，那就意味着叛党，那就是叛徒。允许狱中的党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然后再回到党内工作，中共的历史上仅此一次，可见刘少奇做的这件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后来，一些人把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解释成因为“日军即将占领华北，为减少这批干部的牺牲。”事实上，日军占领华北是一年以后的事，刘少奇不应该事先预知一年后的事，况且刘格平等人在日军沦陷之后，也没有被枪毙，因此减少牺牲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为了减少牺牲，就可以暂时叛党的话，那么谁都可以为了避免牺牲，发表一个“反共启事”出狱，那岂不是没有了原则。这件事也反映出刘少奇的性格，认为一件事情只要有好处就可以干，不太讲原则。从这点看，刘少奇认为私有制可以发展经济，就可以放弃共产党搞公有制的原则，也不为怪。

　　在1936年的时候，毛泽东只负责领导红区的军队，不管白区的事务，因此毛泽东说他当时不知道刘少奇干的这件事，也是可能的。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自首叛变材料》，声称刘少奇背着毛泽东让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并把薄一波等的出狱性质重新定为“自首叛变”，这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不过把薄一波等人重新定为“自首叛变”，周恩来最初是反对的。尽管周恩来对这件事并无责任，但他认为这件事是张闻天当政时的党中央批准的，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责任。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不过最后周恩来还是同意毛泽东批发《薄一波等自首叛变材料》，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把文革的“大夺权”，转向到对刘少奇集团的“大批判”，这就让周恩来派系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压力大为减轻，也就不再反对了。

　　（9）

　　在这一段调整过渡期，还发生了文革中首次大规模流血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1967年1月12日，青海省造反派响应夺权号召，夺了《青海日报》的权。1月23日《军委八条》发布以后，中央号召军队积极“支左”，青海省军区负责人赵永夫认为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不是左派，所以宣布对《青海日报》实行军管。但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拒不接受军管，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冲突。2月23日，赵永夫下令军队用武力强行占领《青海日报》，遭到造反派的抵抗后，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169人，伤100多人。

　　因为《军委八条》中有“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的条文，这对于军队来说，就是可以动武的尚方宝剑，赵永夫据此下令军队强行占领《青海日报》。当天，赵永夫电话向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汇报，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剑英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毛泽东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从毛泽东的内心来说，他对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当然是反对的，但毛泽东当时却没有表态。因为前几天才发生了高官们集体“逼宫”的“大闹怀仁堂”，毛泽东不想在此时批评军方，恶化他与军方关系，所以毛泽东就没有表态。

　　毛泽东不表态，就被认为是支持或默许，于是赵永夫成为军队中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3月8日，叶剑英让赵永夫来北京参加“军级干部会议”，安排赵永夫在会上多次讲话，介绍“反击右派组织”和“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赵永夫一时间大出风头。

　　这样一来，毛泽东认为再不表态不行了，因为如果军队把这种开枪镇压正当化的话，造反派就无法生存了。于是3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批示说：【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毛泽东的语气虽然轻，但态度是坚决的。林彪深知毛泽东常用这样客气的语气来表达坚决的态度，因此他马上也表态，支持重审青海事件。

　　其实林彪也不赞成军队对造反派动武，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已经表现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不再对军队进行夺权了。从林彪的立场来看，既然毛泽东不再对军队夺权，那么军队也就不再干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军队抓捕毛泽东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动武镇压造反派，这就是重新挑起军队与毛泽东的冲突，这是林彪不愿意看到的。

　　林彪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军队不能随便抓人，查清了的确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要少抓。一般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林彪同意毛泽东重新处理青海事件，3月24日对赵永夫实行“隔离审查”处理，叶剑英和徐向前也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

　　青海事件发生于2月23日，而中央直到3月24日才对青海事件作出结论，这是中共高层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10）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第一个重要事件是林彪主持发布《军委十条》。

　　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表示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特别是对军队，毛泽东表示出不再在军队里搞文革的意向。这就使林彪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也想与毛泽东和解，修复一下两人在“二月逆流”中一度紧张的关系。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在地方上搞文革，他不管，只要不在军队中搞文革就行。现在毛泽东已经准备停止在军队中搞文革了，那么军队也就不该再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然而，军队的高官们却还在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特别是1967年1月28日，旨在抵制文革的《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高官们出现一个抵制文革的高潮，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二月逆流”之后仍在进行。

　　因此，林彪认为有必要向军队发出一个指示，让军队高官停止干预地方上搞文革，改善军队以及林彪本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在2月23日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下令向造反派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后，林彪更感到有必要发出一个文件，限制军队抵制文革的过火行动，这就是林彪发出《军委十条》的基本背景。

　　1967年4月2日，林彪找黄永胜谈话，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场。据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问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答：“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应当怎么办?”

　　黄永胜答：“我看就是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军委八条》。”

　　林彪说：“只靠八条解决不了问题了，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于是林彪口授了《军委十条》，由张云生记录整理。】

　　《军委十条》的基本精神与《军委八条》相反，《军委八条》是鼓励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而《军委十条》是限制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军委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4月4日，毛泽东对《军委十条》批示说：“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毛泽东当然很乐意看到林彪所代表的军队高官们，不再抵制他搞文革。

　　（11）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五一三事件。

　　按照林彪的意思，军队本来是不介入文革的。可是毛泽东发出让军队介入文革，让军队“支左”的号召后，军队不得已介入了文革。但军队介入文革，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去支持左派的造反派，反而去支持右派的保皇派。特别是《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大肆镇压造反派，大量抓捕造反派头头，使造反派遭受重大打击，造反的气焰也被压下去不少。

　　这次，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发出后，军队又不介入文革了，他们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全部释放，不再管文革的事了。这样一来，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掀起一场造反浪潮。对于地方上的造反派重新造反，林彪不管;可是军队中的造反派，也开始又重新造反了，这样一来，林彪对军队中的造反派就不能不管了。

　　这次军队造反派的造反，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但他们也没有反对军队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里的造反派，就等于是在失去上面支持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造反，其下场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当时，军队文艺团体的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保皇派，被称为“老三军”;另一派是对军队现任领导进行造反的造反派，被称为“新三军”。当然，保皇派不会自称自己是“保皇派”，而是自称自己为“革命派”，与造反派有所区别。

　　1967年5月初，“老三军”准备以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占领北京的文艺阵地。而“新三军”则坚决反对“老三军”的演出，声称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保皇派”占领，他们公然声明：如果“老三军”举行演出的话，他们就要冲击会场，强行阻止演出。

　　“老三军”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申请演出，但萧华怕因为演出而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老三军”对此当然很不满，他们要设法取得比萧华更上级别的支持。据邱作会回忆说：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是老三军保皇派的)，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在京部队文工团想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对刘素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12）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

　　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嫒等人，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保皇派’，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毛泽东已经暂时放弃在军队里搞文革，所以对军队的事情就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刘素嫒问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她去跟叶群谈，自己不管。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态度，知道这次毛泽东让他自由处理这件事。这件事怎么处理呢。林彪反复想：“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最后他认为，毛泽东现在是要军队的，不会因为造反派得罪军队，所以林彪开始大胆地打击军队中的造反派。

　　有了林彪的同意，“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5月13日晚于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开始不久，军队的“新三军”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乘几十辆汽车来，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往里冲，两派发生了武斗，剧场变成了战场。

　　听说“老三军”和“新三军”发生了武斗，北京城里的军事机关，马上出动人员去支援“老三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海军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与造反派进行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中央文革小组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被制止下来。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武斗被制止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5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老三军”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不满。会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13）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等造反派。5月15日上午，林彪让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新三军”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因为毛泽东已经不插手军队的事了，中央文革小组当然也不好反对，只好站到林彪一边。前面提到，这次军队造反派的造反，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造反派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中央高层的风云已经变了，他们以为中央文革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造反，所以就采取这次大胆的行动。当中央文革表示支持“老三军”后，造反派的“新三军”就崩溃了。

　　此后，林彪乘胜追击。5月23日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日，“老三军”演出队在天安门前搭起临时舞台，进行长时间的演出。这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6月9日，“老三军”又更上一层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这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前来观看演出，给保皇派的“老三军”撑腰。

　　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邱会作也回忆说：【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军队机关的造反派受到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从1967年5月“五一三”开始，到1971年“九一三”，在这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军队极大多数都是稳定的。军队的稳定，是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副主席的功劳。】

　　邱会作把军队的稳定归功于林彪，显然有失偏颇。军队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毛泽东改变了文革的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暂时不在军队里搞文革了，这才是军队稳定的关键。

　　（14）

　　在文革调整期发生的另外一件重大事件，是“首都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事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但敢公开声称打倒周恩来的群众组织非常少，而“首都五一六兵团”就是极少数公开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中，最大最著名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革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为正式发动文革的标志。不过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发至县团级，并没有对群众公开发表。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想到公开《五一六通知》，于是《人民日报》在1967年5月17日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社论，其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谁也没想到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会引发出一场攻击周恩来的事件，后来又引发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后来又引发出涉及数百万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特别是陶铸公开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之外，谁都可以怀疑。”于是怀疑周恩来的红卫兵，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这并不是上面有人煽动，完全是自发的结果。毛泽东虽说有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但绝不能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随便抛出这个炸弹，因此这次“五一六兵团”的“炮打周恩来”事件，与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

　　怀疑周恩来的代表人物，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的父亲张世军是林业部副部长，他也算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张建旗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恩来司令部。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灭火器的作用。周恩来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张建旗还说：【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引起很多人的猜想，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是文革运动的风向标，每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人们就会纷纷猜测，下一次是要打倒谁了。

　　特别是这次《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这就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还要来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针对刘少奇的，那么新的文化大革命是针对谁的呢?不少人自然就联想到了周恩来，误以为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就是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15）

　　因此，怀疑周恩来的人，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时机到了，纷纷成立起反对周恩来的组织。这些组织都自称是“五一六红卫兵团”，意思是打倒周恩来，保卫毛泽东的兵团。比如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大五一六兵团”，北京钢铁学院的“钢院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北外五一六兵团”等，其中，以张建旗为首的“钢院五一六兵团”最为著名，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此后，各种“五一六兵团”的活动频繁起来，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比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此后，“五一六”成为反对周恩来的代名词。

　　6月14日，这些“五一六兵团”组成一个联合体，号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6月30日，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作出的决议说：【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的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五一六兵团”发起对周恩来的攻击之后，同时也出现一批支持和保卫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支持周恩来红卫兵组织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支持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特地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一些红卫兵组织还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目前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表态。

　　随着“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多的攻击，社会上也出现一股强烈的保卫周恩来的势力，甚至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也成为保卫周恩来的一员。

　　（16）

　　5月27日，王海容和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我们前面说过，毛泽东虽然准备打倒周恩来，但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不能提前发起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当前“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的攻击，反而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所以毛泽东不同意“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过，毛泽东对“五一六兵团”采取的措施，也是很轻微的，只不过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

　　在毛泽东表态之后，中央文革立即表态支持周恩来。陈伯达说：【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中央文革表态之后，“五一六兵团”的活动一度有所收敛，但在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又立即活跃起来。“五一六兵团”以后的事情在“七二零”事件之后再述。

　　在文革调整期，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是所谓“伍豪脱党启事”。

　　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交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江西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恩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周恩来在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批示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封“黑材料”的态度是暧昧的，只是把周恩来的信转给文革小组的成员看，并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说“存”。这个“存”字，就等于给周恩来塞进一枚定时炸弹，虽然现在没有爆炸，但将来随时可能爆炸。八年后的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关于他“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颤抖着的右手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17）

　　到1967年7月，毛泽东认为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准备发起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在发起这场战役之前，毛泽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离开北京。这个理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发起这么大的一场战役，毛泽东如果在北京的话，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不测之事，所以远离北京是最稳妥的方案。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也一直是在外地坐镇，直到刘少奇已经成为瓮中之鳖时，毛泽东才回到北京，给刘少奇最后的一击。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林彪、周恩来、杨成武等人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文革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文革计划是：第一年1966年开张，第二年1967年看眉目，第三年1968年收尾。在1967年初，毛泽东原来说文革要在1967年2月到4月“看眉目”，可是1967年2月遇到了“二月逆流”，这个文革的眉目没有看出来。因此，毛泽东把“看眉目”的时期，推迟到1967年下半年，也就是要在1967年下半年发起决战。

　　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他要到武汉去看看，并准备在武汉畅游长江。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然后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了刘少奇。这次毛泽东又想畅游长江，或许也是想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周恩来。当然，毛泽东去武汉，更重要的不是畅游长江，而是准备亲自去当地解决棘手的武汉两派武斗问题。

　　参会者一听毛泽东要去武汉，都一致反对。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泽东坚持要去，说：“都说乱，到底乱到什么程度?我要自己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嘛。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参会的人见毛泽东这么说，只好同意他去。

　　这时，周恩来立即表示，他先去一趟武汉，给毛泽东探探武汉的安全情况，并给毛泽东安排住处。参会的人听周恩来这么说，都纷纷说好，毛泽东也不便反对周恩来的这个好意，就让周恩来先去武汉“安排住处”。

　　以前毛泽东外出，从来不需要周恩来给他“安排住处”。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天下大乱，所以周恩来自告奋勇先去武汉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还让人感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不过，周恩来先去武汉，除了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之外，他要想看看武汉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毛泽东提出要离开北京去外地，并说声称文革要在1967年下半年“看眉目”，所以周恩来预感到毛泽东这次去武汉，不是单单去游泳，而是很可能要在武汉搞起一个大动作。因此，周恩来要先去武汉看看情况，以防毛泽东在武汉搞起大动作的时候，他能够根据武汉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

　　7月13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乘专机来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下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毛泽东的老住处了，他先后29次下榻于此，是毛泽东除北京中南海之外，居住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

　　（18）

　　周恩来查看东湖宾馆，做出了三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撤换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另一派是造反派。周恩来把负责毛泽东梅岭一号的服务员都换成造反派的工作人员。

　　第二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部队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第三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去机场迎接毛泽东，而是让陈再道也临时入住东湖宾馆，在宾馆等候毛泽东。

　　据当时也去了武汉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王力没有说明为什么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从事后来看，这三项措施是诱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因素之一，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解决武汉两派武斗的问题呢?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武汉两派的情况。

　　当时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两大派。武汉的保皇派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反对打倒湖北省委，拥护武汉军区，因此这个组织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且武汉军区的很多干部和战士，都直接加入了“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武汉军区支持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造反派，是称为“三钢”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以及称为“三新”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三钢”和“三新”尽管人数上比“百万雄师”少，但他们的立场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不仅要夺湖北省委的权，还要夺武汉军区的权，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在1967年1月底发布《军委八条》后，武汉军区对执行《军委八条》很坚决，对造反派下手很快，解散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一大批造反派的头头。

　　到1967年4月《军委十条》颁布后，特别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这样武汉军区只得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都释放了，于是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组织起来，对保皇派来一个大反攻。因为很多造反派头头都被武汉军区抓捕过，所以他们非常痛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街上到处写有“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军委十条》出笼后，军队不便直接干涉造反派了，于是军队高官们就发动保皇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这样一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冲突越来越升级，从1967年6月开始，武汉的两派演变为大规模武斗。仅仅在1967年6月间，两派武斗就打死数十人。为此，中央文革紧急致电武汉军区，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中央文革的精神，当然是支持武汉的造反派，他们认为武斗的责任，是保皇派“百万雄师”挑起的，要求武汉军区制止“百万雄师”武斗。其实，武斗并非保皇派“百万雄师”单方面的责任，中央文革把武斗的责任强加于“百万雄师”，必然引起“百万雄师”极度不满，这是后来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19）

　　另外，“百万雄师”本来就是武汉军区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制止自己的组织。陈伯达给陈再道打电话，要求他设法制止武汉的武斗，陈再道反问说：“陈伯达呀，你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住武斗吗?”

　　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不但没有制止武斗，反而像火上浇油，武斗愈发激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准备亲赴武汉，制止那里的武斗。毛泽东认为，以他的威望亲自“御驾亲征”，武汉的武斗立即可以平息下去。

　　毛泽东的专列于7月14日凌晨离开北京前往武汉，路上他同杨成武等谈话，讲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军委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后，受压的组织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

　　毛泽东这里表明他的立场：第一，军队介入文革后，因为“情况不熟悉”，犯了错误。毛泽东所谓的“错误”，就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第二，《军委八条》后，军队抓了很多人，取缔了很多造反派组织，压制了造反派;第三，《军委十条》后，被压制的造反派又恢复起来，来了个“反复”。毛泽东称赞这种造反派恢复起来的“反复”好，希望看到造反派压倒保皇派。

　　毛泽东要平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而平息武斗无非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保皇派打垮造反派，这就像军队中的保皇派“老三军”，打垮了造反派“新三军”，于是军队中的武斗就平息了;第二种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就像上海的一月夺权，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样武斗也就平息了;第三种是彻底取缔所有群众组织，一切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这样武斗当然就平息了。

　　毛泽东希望看到是第二种办法的平息武斗，也就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如果用第一种办法平息武斗，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因此，毛泽东平息武斗的基本精神，就是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毛泽东在武汉的所作所为，都要围绕着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个基本点来理解。

　　然而，群众组织并不在党的领导下，要想让群众组织听从自己的号令，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难题，毛泽东也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会见了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毛泽东请李宗仁坐，李宗仁不肯，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上首?】

　　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

　　两人坐下后，毛泽东指着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李宗仁觉得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的确，对于群众组织来说，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领导党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因此，毛泽东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必须发明一套新的领导群众组织的办法。如果毛泽东能处理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基本成功了;相反，毛泽东如果处理不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很危险了。这次毛泽东亲临武汉，亲自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新的考验。

　　（20）

　　发生于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因为相当具有戏剧性，广为被人们关注。但关于“七二零”事件，有相当多的版本，对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也有很大出入，所以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资料，首先是亲身参与“七二零”事件的一些人的回忆，比如陈再道、王力、杨成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对此事有回忆。其中陈再道和王力两个人，是“七二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但他们两人的回忆，出入相差较大，需要认真分析。此外还有文革当时的揭发批判材料，参与“七二零”造反派的回忆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首先梳理一下“七二零”事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和立场，第一个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陈再道的资格相当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进入红四方面军的序列，成为红四方面军骨干将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主要将领是徐向前，陈再道是徐向前的部下。1935年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作战，结果全军覆没。幸运的是，陈再道的部队没有加入西征作战，免遭灭顶之灾。

　　1938年张国焘离开延安出走之后，红四方面军残部的将领们受到肃整，不过也有一批红四方面军投到毛泽东门下，重新受到重用，比较著名是许世友和陈再道。在抗战中，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陈再道成为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的主将之一;建国后，授上将军衔，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在军队中，非常讲究来自哪支部队的“出身”，根据出身分出不少“山头”。这种观念也很好理解，就如我们遇到与自己同一个中学、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人，就会有格外的亲切感和好感，

　　从历史上看，陈再道与徐向前和邓小平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与林彪并无关联，所以陈再道不是林彪派系的人马。文革前，陈再道在“大比武”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是站在林彪一边，而是支持罗瑞卿，因此林彪是不喜欢陈再道的。同样，陈再道与周恩来也没有历史联系，也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

　　那么陈再道为什么能担当武汉军区司令员这么重要的职位呢?理由是毛泽东支持他。毛泽东对军队中林彪的势力过大，也是所有防范的。毛泽东特别重用一些许世友、陈再道这样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以平衡林彪的势力。陈再道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不是林彪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理清这个概念，对理解武汉“七二零”事件来说，是很重要的。

　　（21）

　　有人也许奇怪：既然陈再道是毛泽东派系的人，他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呢?发生于文革之后的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陈再道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原因。

　　文革后的陈再道复出，1978年，陈再道下令拆掉一所幼儿园，花费几十万元外汇，给自己建造一座全部现代化设备的楼房。为此，诗人叶文福写了一篇当时具有震动性的叙事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中写道：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我说什么?我怎么说?你是受人尊敬的前辈，我是后之来者。

　　……

　　牛金星的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

　　但愿我的诗句，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窝。

　　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1978年在《诗刊》上发表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一时间的街谈巷议。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反腐倡廉的概念，叶文福的这首诗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在战争年代，陈再道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为的并非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当新中国建国后，陈再道这样的人认为胜利了，大家就应该分享胜利果实，应该各自建设自己的安乐窝了。可是鉴于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们想盖楼而不敢盖，一旦毛泽东去世，没人敢约束这些老军头了，他们马上把“艰苦奋斗”丢在一边。

　　毛泽东搞文革，不仅不让他们盖楼，又进一步约束他们，给他们降工资，削减他们的各种特权，所以陈再道这些人就对毛泽东不满了。陈再道这样的人，不是对毛泽东本人不满，而是对文革这种“反修防修”的运动不满。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分歧，是一种无法调和的思想深处的分歧。在这种思想分歧的促使下，陈再道抵制毛泽东的文革，也就不以为奇了。

　　“七二零”事件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王力。王力也算是老干部，不过比陈再道的资历差多了。王力1939年入党，先是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做文秘工作。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

　　（22）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成为陈伯达手下的一员文将。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此后，王力又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1964年起，毛泽东让王力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陈伯达是组长，王力是组员。在文革中，王力多次为毛泽东主笔写大块头理论文章，是王力红极一时的时期。

　　王力这次为什么到武汉来，参与了“七二零”事件呢?据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而王力的回忆，则与陈再道的说法大相径庭。王力说：【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

　　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应变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大段列出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因为搞清王力为什么去武汉，对于破解“七二零”事件之谜，是第一个重要的要点。

　　（23）

　　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概要是：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保皇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三钢三新”，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向群众公开发表支持“三钢三新”的偏向性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冲入东湖宾馆将王力抓走。抓王力的行动惊动了同时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他以为陈再道起兵造反了，急忙乘飞机离开了武汉。

　　不少人探讨武汉“七二零”事件，把主要精力放在王力怎样被抓，毛泽东怎样仓惶离开武汉等戏剧性的情节，而忽视这个事件内在的政治斗争。我们前面用较大的篇幅，引用了“七二零”事件”中两个当事人陈再道和王力的不同说法。特别是王力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陈再道的说法，于是很多人就想当然地以为，既然王力反驳陈再道的说法，那么王力的说法就是真的了。

　　其实不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七二零”事件，就会发现，陈再道的说法倒是比较接近真相，而王力的说法反而是不真实的。不少研究者被王力的说法误导，从而对“七二零”事件得出错误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王力的说法进行一些澄清。

　　王力写的《王力反思录》，是研究文革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不少王力的回忆。王力在谈到别人的事的时候，是比较客观的，可信性较高;可是谈到他自己的事的时候，可信性就比较差了，他总想设法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王力这本回忆录中，关于他自己的内容，一定要小心求证。陈再道的回忆，在谈到他自己的事情时，也有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的倾向，这方面也需要小心求证。

　　研究“七二零”事件第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是：王力为什么会去武汉?搞清王力去武汉的目的，对理解“七二零”事件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把事情理顺一下。六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云南、四川、贵州，这些地方因为两派武斗闹得很厉害，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那里的武斗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派谢富治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谢富治当过云南省第一书记，云南的部队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在云南有各上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这个身份，王力走到哪里，他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声音。种老关系，容易解决那里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派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我们推测，毛泽东是看

　　谢富治和王力在云南办完事后，他们又按计划来到成都。7月13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在成都的谢富治，要他到武汉去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为什么突然叫谢富治去武汉呢?这点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一致的，都说让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既然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那么王力这么一个书生，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的。

　　（24）

　　因此，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

　　按照陈再道的说法，周恩来本来没有让王力去武汉，而王力跟在北京的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打了电话之后，硬要和谢富治一起去武汉。

　　而王力在回忆录中，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

　　王力没有直接说周恩来是否让他去武汉，但根据前后文来推测，应该是周恩来本来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所以才有谢富治提出让王力去武汉。如果最初周恩来就让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的话，谢富治就没有必要再向周恩来提出让王力和他一起去武汉了。王力在这里想撇清自己，做了一些说明，结果是越描越黑，反而露出了马脚。

　　毛泽东去武汉是绝密行动，谢富治必须为毛泽东保密。谢富治带王力去武汉，已经是多余了，他再提出“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这些红卫兵去了武汉，岂不是要给毛泽东泄密吗?从常理来说，谢富治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他带一批红卫兵去，不但无助于保卫毛泽东，反而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累赘，所以谢富治不太可能主动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

　　退一步说，即使是谢富治真的向周恩来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他总得说出一个为什么要带他们一起去的理由吧?王力却丝毫不提谢富治为什么要带他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这就是在忽悠人了。因此，王力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真实的。谢富治早在1972年去世，所以王力可以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死无对证。

　　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王力也承认他跟关锋打过电话，王力说：【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王力这里的解释，有很多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按照王力的说法，既然谢富治已经向周恩来提出王力一起去武汉，周恩来也同意了。按照常理，王力就应该执行命令，不应该又提出什么“不想去”，难道谢富治和周恩来做出的命令，王力还可以讨价还价吗?

　　更为离奇的是，如果王力真的不想去武汉，他要请示的人，应该是自己的上级，陈伯达或者周恩来，而不是关锋。因为关锋的地位，比王力还要低一些，王力打电话问关锋：“我能不能不去?”就等于是他向自己的下级请示：“我能不能不去?”这不是可笑的事吗?因此，王力说的他与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完全不符合逻辑，应该是谎言。

　　王力承认他与关锋打过电话，又用谎言来搪塞他们电话里说的内容，所以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可以说是有道理的，所谓“话糙理不糙”。那么王力和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25）

　　我们再看后面事情的发展，陈再道说：【但王力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王力的说法则与陈再道相反，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

　　陈再道说，周恩来对王力等人有一个指示，就是他们到了武汉之后，不得公开露面。王力没有直接提到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但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这就是间接地承认周恩来有这么一个指示，谢富治违反了周恩来的指示，所以才“闯祸”。这里王力又把责任推到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看大字报。

　　但王力的这个说法还是破绽百出，因为王力来武汉之前，他们谁都知道周恩来的指示，不得公开露面。出去看大字报这件事，完全是违反周恩来不得公开露面的指示。就算谢富治是“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非要去看大字报，那么王力完全可以不跟谢富治去看大字报，可以让谢富治一个人去看大字报，自己留在宾馆不露面。为什么谢富治“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王力也“非要”跟着违反呢?

　　再者，即使是出去看大字报，完全可以稍微化妆一下，戴个墨镜什么的，人们就认不出来了。本来谢富治和王力都是知名度较低的人，那时又没有电视，报纸上也极少登谢富治和王力的照片，即使是他们不化妆，武汉的人能把他们认出来的可能性也极低。前面我们提到蒯大富的回忆，蒯大富说谢富治和他坐在面对面，他也不知道面前这位就是谢副总理，是谢富治自我介绍了，蒯大富才知道。还有，那时看大字报是人山人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大字报上，谁会注意到人海中有王力这个几个人呢?

　　因此，王力说他们的“被人发现”，应该是谎言，而陈再道说王力他们“有意公开身份”，应该是正确的。

　　王力又说：【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

　　王力等人“被发现”之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他们，木已成舟。周恩来不让王力露面也不行了，所以周恩来被迫“临机应变”，允许王力等人公开露面。

　　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都没敢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他们都不敢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陈再道说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王力“硬要去”，王力哪有胆量和资本跟周恩来叫板，“硬要去”呢?其实这也是陈再道暗示，是毛泽东让王力去的，所以周恩来不好反对。

　　接下来，王力等人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指示，否则王力应该没有胆量随便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但王力也不敢说，这是毛泽东让他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于是就涂乱搪塞，说什么“谢富治硬要去”、“他们被发现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26）

　　王力在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回忆中，说了不少谎言，但我们也要理解王力，他也不是故意要撒谎。因为“七二零”事件与毛泽东牵扯很深，王力不敢说他的行动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不敢说毛泽东的责任，于是就只好用胡乱撒谎的方式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根据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透露出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场攻防战。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毛泽东让王力去;周恩来不让王力公开身份，毛泽东让王力公开身份。周恩来和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攻防战呢?这起因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策略。

　　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思路，基本上是上海模式。上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被上海市委打成非法组织，而保皇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这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支持“工总司”的声明，这一下子大大鼓舞了“工总司”，大大打击了“赤卫队”，形势立即发生逆转，“工总司”很快壮大起来，打垮了“赤卫队”，之后又进一步打垮了“赤卫队”的后台上海市委。

　　上海模式经验的第一条，就是一定要首先取得群众组织之间斗争的胜利，造反派群众组织要打垮保皇派群众组织，这是彻底打垮上海市委的保证。如果上海的“工总司”没有彻底打垮“赤卫队”，那么彻底打垮上海市委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上海“工总司”为什么能打垮“赤卫队”呢?这里中央文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总司”，等于认定“工总司”是中央的钦定组织，大大提高了“工总司”的身价和声望，使“工总司”迅速壮大起来，这是“工总司”打垮了“赤卫队”的重要因素。

　　现在，武汉的情况也与上海类似，保皇派“百万雄师”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造反派“三钢三新”受到武汉军区的压制。因此，毛泽东希望王力像张春桥那样，在武汉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声明，给“三钢三新”一个中央钦定组织的地位，大大提高“三钢三新”的身价和声望，使“三钢三新”迅速壮大起来，从而打垮保皇派“百万雄师”，最终打垮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

　　周恩来也意识到毛泽东试图用上海模式来解决武汉问题。因此周恩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阻止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去武汉，但毛泽东要让王力去，周恩来阻止不了。于是周恩来就以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为由，给王力下了一个限制令，不许他公开露面，这样王力就不能公开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这时王力跟关锋打了电话，在北京的关锋向王力透露了毛泽东的意思，让王力公开露面，公开支持造反派，这应该就是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内容了。王力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才敢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

　　7月18日，王力按照上海模式，在武汉向群众公开发表讲话，声称他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三钢三新”的，并称“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然而，上海经验在武汉却没有成功，王力的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引发了“七二零”事件。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继续介绍。

　　（27）

　　武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群众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而周恩来的想法，则是依靠党组织，依靠党领导下的军队来解决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个分歧，早在1966年11月的上海“安亭事件”中，就凸显出来了。在“安亭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派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上海解决问题。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春桥一系列的指示，其核心是“依靠党组织”解决问题。然而张春桥意识到，这个“党中央”做出的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相同。张春桥揣摩出，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于是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违背“党中央指示”，不但没有依靠党组织，反而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这次张春桥成功了，他完全撇开上海市委，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依靠造反派解决了问题，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有人也许奇怪，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给张春桥指示，而要张春桥去揣摩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在党中央会议上，作出“撇开党组织”的指示。因为党中央是党组织的最高代表，“撇开党组织”解决问题，就是不要党中央了。因此毛泽东无法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作出不要党中央的指示，所以就只能靠张春桥自己去揣摩毛泽东的想法了。

　　实际上，“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离开了党组织，他还是“毛主席”;而“党中央”离开了党组织，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毛泽东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而“党中央”必须拥有下层的党组织。如果下层的党组织都被踢开了，那么“党中央”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严格地说，也可以把文革理解为“毛主席”与“党中央”之间的斗争。

　　以周恩来的智慧，当然看破了毛泽东试图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群众来解决武汉问题，试图把武汉变成第二个上海。对于毛泽东发起的攻势，周恩来的对抗措施，第一个是试图阻止文革小组的人与造反派接触，所以周恩来下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人不要露面。但毛泽东下了一个相反的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上街去看看大字报，听听群众的意见。王力在回忆录中不敢直接点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只好胡乱把责任推到已去世的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倒是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直接把毛泽东说了出来。

　　吴法宪说：【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7月15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武汉解决问题。】

　　（28）

　　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详细报道了7月14日谢富治、王力等人是怎样被“认出来”的。该报道写道：【7月14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其它同志不顾旅途的疲劳，这天晚上十点钟，就来到被“百万雄师”多次围攻的武昌中心区红色根据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

　　这里说明一下当时武汉地区的武斗形势。在武汉三镇的武昌、汉阳和汉口，武昌地区是几个主要大学的所在地，由造反派控制，被造反派自称为“解放区”;汉阳地区的造反派全部被赶走，由清一色的保皇派“百万雄师”控制，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地区“百万雄师”的势力比较大，但造反派也有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几个“红色据点”，被造反派称为“游击区”。

　　谢富治、王力等人首先来到造反派的据点湖北大学，这本身就是表示对造反派的一种无形的声援。下面我们继续应用当年红卫兵报纸的报道：

　　【守卫湖大校门的革命小将樊斌，看见一行十多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热情地迎接他们。这时，王力同志拍着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

　　樊斌回答说：“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

　　王力同志又指着小将手中的武器，笑着问：“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

　　另一个革命小将插进来说：“自卫，我们这样搞是被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

　　谢副总理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它‘百匪’?”

　　湖大的革命小将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他们比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

　　接着，王力同志指着湖大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

　　革命小将气愤地说：“6月30日，陈大麻子纵使‘百匪’围攻我校，大刀砍、长矛戳，机枪扫，连装甲车都使上了。这墙，就是‘百匪’的装甲车冲垮的。”

　　这时校门口围满了人，把这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向他们讲述在陈再道之流的操纵和扶植下，“百匪”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

　　守门的革命小将樊斌，一直注视着那身材高大的身影，亲切微笑的面孔，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他和战友们一起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同志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到过这位同志。想到这里，樊斌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啊!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

　　又有一位革命小将，这时发现那位神采焕发年纪稍长的同志，大声喊道：“呵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

　　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的劲儿，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夜，真是一个不眠之夜。湖大的革命小将们精神抖擞，通宵苦战，写大字报，印传单，张贴标语，要把毛主席派来亲人的喜讯，告诉给战友们。】

　　（29）

　　从当年红卫兵报纸报道的情况来看，王力等人并没有遵守周恩来“不露面”的指示悄悄地看大字报，而是大张旗鼓地主动与造反派攀谈讲话，故意让人把他们认出来的。然而，王力等人7月14日的这次露面，又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武斗。

　　7月15日，受到极大鼓舞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扛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巨幅标语，大喇叭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昂的歌曲，在武汉举行盛大游行。而保守派的“百万雄师”则大为恼怒，因为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居然不告诉他们，单单与“三钢三新”见面，这显然是在压制他们。于是“百万雄师”出动大批人员，向“三钢三新”的游行队伍大打出手，暴发大规模武斗，致使一人死亡，多人重伤，轻伤不计其数。

　　当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又来到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另一个据点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与学生群众谈话，完全不理睬保皇派“百万雄师”，这样的做法更加激怒了“百万雄师”。

　　这天谢富治和王力俨然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发表讲话，谢富治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也非常健康。】

　　众人立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谢富治继续说：【同志们，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最信任革命小将。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来的，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你们要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当小学生，小学生还没有当，所以，我们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的问好，对你们的关怀，带给你们了。】

　　众人又爆发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

　　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在华中工学院讲话之后，仍然不理睬“百万雄师”，又来到武汉钢铁公司，这是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三钢”的基地。王力发表讲话说：【我们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顺利前进。】

　　从7月14日到16日，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连续访问了多个“三钢三新”的据点，直到7月16日晚，谢富治和王力等人才到“百万雄师”设于3506厂(军工厂)的联络总站。

　　（30）

　　“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等人的迟迟来访，反应十分冷淡。“百万雄师”的俞文斌回忆说：【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代表团反映情况的，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

　　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我们回去，我们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召集两派组织谈谈，由中央派人监督，两派一起回去”。

　　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负责人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个群众组织都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我们!”

　　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一)立即停止武斗;(二)停止煽动性的宣传;(三)撤除所有的工事……”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但谢富治不说话。王力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的观点来。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由此可见，武汉“七二零”事件，与王力等人明显偏向性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某种意义上，“七二零”事件可以说是王力等人煽动起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谢富治和王力虽然自称“中央代表团”，但他们这个“中央代表团”，却未经中央的批准，是“自封”的。

　　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的7月13日，召开了林彪、周恩来等人参加的常委会议，这次会上只是作出派谢富治到武汉去保卫毛泽东安全的决定，并没有人让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去解决武汉问题。

　　对此，王力在回忆录也明白地说：【7月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7月13日中央会议的精神。总理说：“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至于王力到武汉来的任务，王力也明确地说：【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

　　既然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向武汉派出“中央代表团”，也没有让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武汉问题，那么为什么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自封“中央代表团”，到处演讲，发表指示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31）

　　毛泽东7月14日晚乘专列来到武汉，入住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也就是东湖宾馆。东湖宾馆有几个主要建筑群：梅岭一号、梅岭二号、百花一号、百花二号、南山甲所、南山乙所。毛泽东住梅岭一号，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卫士住梅岭二号，周恩来住百花一号，谢富治、王力以及与他们同来的几名红卫兵住百花二号。另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也入住东湖宾馆，住在南山乙所。附图是东湖宾馆的布局图，从图上可以看出，王力住的百花二号，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的途经距离差不多有1公里。因此后来“百万雄师”冲入百花二号抓王力，并不至于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是绝密行动，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知道。毛泽东在入住东湖宾馆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5日，找谢富治和王力谈话。据王力回忆说：【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等人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王力这段回忆是“话里有话”，一些话他不便直说，只好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王力说毛泽东一早单独与谢富治和他谈话，没叫周恩来，直到后来才叫周恩来过来。王力说“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这句话十分蹊跷。周恩来在14日晚上亲自去车站接毛泽东到宾馆，到15日早上，毛泽东就忘记了周恩来也在武汉，这是不太可能的事。王力说这些话，大概是想给毛泽东不叫周恩来过来这件事，找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编得太随便了。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过来之后，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那么毛泽东准备怎么解决武汉问题呢?这天早上毛泽东与谢富治和王力的单独谈话，应该是向他们“交底”，告诉他们毛泽东解决武汉的策略。尽管王力没有透露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撇开武汉党委和武汉军区，依靠群众组织解决问题。毛泽东给谢富治和王力的任务是“点火”，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明确中央文革的立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反对保皇派“百万雄师”。进而发动“三钢三新”大胆起来造反，打垮“百万雄师”。

　　其实早在6月26日，中央文革就给武汉军区发电报，明确了中央文革支持“三钢三新”和反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但发给武汉军区的电报，被军区扣了下来，并没有传达到群众中去，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还不知道中央文革的态度。这次谢富治和王力当众表明中央文革的态度和立场，就可以使造反派倍受鼓舞，而使保皇派感到胆寒。

　　（32）

　　毛泽东之所以要“坐镇”武汉，是因为如果毛泽东本人不来，只派谢富治和王力来武汉，那么陈再道肯定不把谢富治和王力放在眼里。陈再道在武汉也是小霸主，很容易控制谢富治王力的行动，使他们无法与造反派接触，武汉这把“火”根本无法点起来。因此，只有毛泽东亲自到武汉坐镇，陈再道才不敢干涉谢富治和王力的行动，他们才能顺利地“点火”。

　　事实上，从7月15日到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每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各处会见造反派，煽风点火，他们两人的点火任务还是完成得不错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本来是不错的，如果在其他地方，保皇派就会被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吓住，不敢再反抗了，于是保皇派自行瓦解，造反派全面胜利。一旦造反派全面胜利，一统天下，不仅武斗的问题自然解决，夺权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这样毛泽东的计划就成功了。可是湖北的民风极为强悍，胆大妄为的保皇派居然敢抓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这是毛泽东没想到的。

　　王力回忆说：【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王力的话说得很艺术的。本来周恩来给王力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而王力请示说“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反对，只得同意了。王力所谓的“具体工作”，就是出去接见造反派和煽风点火。

　　毛泽东7月14日到武汉坐镇解决武汉问题，但他一没有召见湖北省委的人，二没有召见武汉军区的人，只是派谢富治和王力出去煽风点火，试图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直到7月18日，毛泽东才见了陈再道等人，但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做出强硬和明确的指示，因为毛泽东本来就没有想通过武汉军区来解决问题。

　　周恩来原本是不想直接参与武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表示他要亲自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在毛泽东7月14日晚到达武汉之后，7月15日就准备返回北京，因为北京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呢。可是毛泽东却要周恩来留下，“协助”他处理武汉问题。于是周恩来就多留下几天，处理武汉问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15日要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主席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吴法宪也回忆说：【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7月15日到17日上午连续开会，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放出来。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33）

　　王力和吴法宪的回忆，都说毛泽东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要周恩来出面解决武汉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周恩来留下来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很可能是毛泽东想给周恩来一个难啃的骨头，让周恩来啃不动束手无策，这时候毛泽东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使周恩来的威信下降。

　　毛泽东这个想法的最大证据，就是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参加讨论武汉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15日到17日，连续三个上午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讨论武汉问题，可是却没有叫陈再道来参会。按理说，陈再道是武汉问题的当事人，应该叫他来开会，况且陈再道也住在同一个东湖宾馆，很容易叫来的，但毛泽东偏偏不叫。

　　毛泽东不叫陈再道来开会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不准备通过党组织解决武汉问题;第二个是给周恩来做武汉军区的工作出一个难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毛泽东在会上已经同意周恩来的部署，但毛泽东却不让陈再道知道他是什么态度，这样周恩来去处理陈再道等人，势必会遇到强烈的抵制。

　　从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在东湖宾馆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处理武汉问题。周恩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很严重的错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军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支持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高官，听到周恩来的讲话，马上炸锅了，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因为陈再道等人不知道周恩来讲的这些话，是事先与毛泽东商量过和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以为这只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于是对周恩来大为不满。

　　陈再道当面顶撞周恩来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陈再道质疑周恩来的讲话不是毛泽东的意思，而周恩来也不会跟陈再道争辩，不会信誓旦旦地说这些话真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周恩来那么做，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会大为损失，因为人们看到，周恩来到了靠打毛泽东的旗号给自己撑腰的地步。

　　周恩来用下命令式的方式，警告陈再道要遵守纪律。陈再道却也大胆包天，竟然对周恩来拍桌子，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这话是指周恩来犯过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

　　面对陈再道公然挑衅周恩来的权威，周恩来也放出狠话，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34）

　　武汉“七二零”事件，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面。上面是高官的层面，下面是群众的层面。在群众的层面，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一方是保皇派“百万雄师”，另一方是造反派“三钢三新”，这个很容易理解：在高官的层面，也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但高官层面的对立双方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因此出现许多不同的解释和说法。

　　关于“七二零”事件中，高官层面的两个对立双方，至今为止主流的说法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立场都一致，他们是一方;而与毛泽东等人对立的一方，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

　　仔细剖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主流说法非常不合理。陈再道和钟汉华不过掌握一个小小的武汉军区，他们就试图要对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巨头，岂不是愚蠢到痴人说梦的地步?如果陈再道真的蠢勇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可能当上司令员这样的高官，早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陈再道和钟汉华真是起兵造反，对抗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为首的中央，这就是典型的反叛，这种反叛罪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在陈再道他们失败之后，按理说应该遭到极为严厉的处分，至少应该判刑入狱。然而事情并非这样，“七二零”事件后，林彪和周恩来都力主严厉处分陈再道，而毛泽东不同意，主张保陈再道。

　　7月20日的“七二零”事件发生后，7月22日晚，林彪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先撤销陈再道等人的职务，然后展开对陈再道等的大批判。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陈再道的撤职，但在有关陈再道的中央文件上，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的后面亲自加“同志”二字，这就意味着陈再道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要打倒的对象。1967年9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接见参加集训军队的干部。毛泽东朝大声问：“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惊喜地高举右臂说：“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安抚陈再道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这是毛泽东公开保陈再道。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陈再道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处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陈再道又调任中央军委顾问，可见毛泽东一直是保陈再道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这个人是很喜欢的，多次夸奖陈再道打仗勇敢。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毛泽东专门对蒙哥马利提到陈再道，毛泽东说：【陈再道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会打仗，作战勇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陈再道就是土包子打败洋包子，放牛娃打败黄埔生的一员战将。】

　　相反，林彪和周恩来是不喜欢陈再道的。陈再道仗着有毛泽东的撑腰，对周恩来很不尊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前面我们提到，陈再道居然对周恩来不客气地说“周胡子……”，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撑腰，陈再道这样对待周恩来的话，早被周恩来处置了。

　　（35）

　　林彪同样也不喜欢陈再道，因为陈再道对林彪也不尊重。据王力回忆说：【林彪说：“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我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以后在京西宾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吴法宪还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七二零”事件的主流说法是不合理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七二零”事件中，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是一致的，是这场冲突中的一个方面;陈再道和钟汉华，是这场冲突中的另一个方面。而毛泽东的立场有点矛盾，在支持造反派的事情上，毛泽东同意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而在打倒陈再道的事情上，毛泽东不仅反对打倒陈再道，而且保护陈再道。

　　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三钢三新”。而毛泽东一方面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的陈再道。这两件事看上去似乎很矛盾，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出了解决的方案。

　　早在6月24日，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就反映了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该电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责任主要是陈再道和钟汉华，但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而支持造反派。

　　通过这份电报，毛泽东给陈再道下达了一个指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的“百万雄师”，但另一方面又声明不追求责任，仅仅要陈再道转变立场，转变为支持造反派的“三钢三新”。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这个指示，应该是很好执行的。陈再道只要转变一下立场，抛弃“百万雄师”，改为支持“三钢三新”，就可以照样当他的司令员，也没什么损失，应该不难做到。如果陈再道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既支持造反派，又保护陈再道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本身是不错的，但他把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最初，陈再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支持他的保皇派“百万雄师”大力支持。而“百万雄师”在陈再道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到百万之众，甚至武汉军区的一部分干部和士兵都加入到“百万雄师”之中。这样一来，就像老虎养成了，陈再道自己也控制不住“百万雄师”了。

　　陈再道知道，如果他宣布“百万雄师”这样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是非法组织，或者说他们是保守的、不革命的，势必会引发一场极大的混乱甚至暴乱。一旦出现暴乱，陈再道就不得不为此负责，他自己也就会跟着完蛋。

　　因此，在“百万雄师”这只虎已养成的情况下，陈再道已经不能转变立场了。陈再道非常担心，一旦他转变立场，立刻就会引起一场大乱。事实上也正如陈再道担心的那样，王力等人宣布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之后，果然引发了一场大乱，让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36）

　　因此，对毛泽东要求他转变立场的指示，陈再道是无法执行的。陈再道一方面硬着头皮顶住，另一方面设法让毛泽东改变主意。毛泽东刚开始不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以为他故意不执行命令，所以十分生气。但“七二零”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才逐渐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也就不再追究陈再道的错误，反而保陈再道了。

　　“七二零”事件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认为陈再道搞兵变，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最初毛泽东也以为陈再道搞兵变，但不久后毛泽东就改变了主意，不再认为陈再道搞兵变了。据王力回忆说：【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做出了新的分析。主席说：“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不过是‘百万雄师’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七二零”事件中陪同毛泽东的杨成武也回忆说：【“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到上海，一天晚上散步时，毛泽东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问我：“你认识陈再道吗?”

　　我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问：“他会反对我吗?”

　　我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另据张春桥在197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七二零”事件后主席到上海，一夜没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七二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能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林彪和周恩来。给“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兵变”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林彪和周恩来。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周恩来不是保护老干部，支持保皇派，反对造反派的吗?为什么在‘七二零’事件中，周恩来却反过来支持造反派，而反对陈再道这些老干部呢?”周恩来在原则上当然是保护老干部，反对造反派的，可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周恩来都要保，也不是所有的造反派周恩来都要反。

　　在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周恩来和林彪结成暗中的同盟关系，共同抵制毛泽东的夺权。而毛泽东的力量，除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之外，还有陈再道这样的军队高官，他们既不属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派系，也不听从周恩来和林彪的指示，他们是毛泽东的嫡系，也是毛泽东抗衡周恩来和林彪的重要棋子。

　　因此，对于周恩来来说，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可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更有利于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因此周恩来是愿意支持造反派对陈再道造反的;林彪的立场也是一样，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林彪也愿意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

　　下面，我们就在上述新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七二零”事件的形成和经过。根据我们这个观点来理解“七二零”事，很多不解之谜就迎刃而解了。

　　（37）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放在保住自己的“自留地”，也就是在北京的几个主要中央部委，对地方上的文革，可以说没有多少余暇顾及。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派代表到中央上访、告状，周恩来只是接见和安抚一下，大部分都不作具体的处理。周恩来对地方问题的处理，是有选择的，一般选择周恩来派系比较强大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周恩来说话算话。

　　湖北武汉是当时武斗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湖北的事情基本不过问。因为周恩来清楚，把持武汉的陈再道等人，并不买他的帐，如果周恩来硬要插手武汉事务，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搞得自己尴尬，自讨没趣。

　　但是当毛泽东提出去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担心毛泽东在武汉会搞什么动作，就留了一个心眼，先去武汉看看。周恩来去武汉，对武汉事务插了一点手，马上得罪了武汉的“地头蛇”陈再道等人。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一件事，是不让武汉军区所属的武汉独立师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来武汉，一直是独立师负责警卫。1966年6月毛泽东来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就是武汉独立师负责警卫，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亲自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去迎接毛泽东，亲自护送毛泽东到宾馆，极为风光。

　　这次，周恩来突然不让武汉独立师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让独立师大为不满，口出怨言。据中央文革在武汉办事组的张根成回忆说：【总理把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宾馆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武汉独立师，就是后来抓王力的那支部队。

　　周恩来的做法，不只是陈再道和独立师的干部不满，战士们也跟着不满，大家都有被失去信任的挫伤感。这种不满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周恩来的，他们认为周恩来是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特别是周恩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更是让陈再道有一种被降低人格的感觉，心中充满怒气，这是后来陈再道强烈顶撞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二件事，是把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全部撤换，使这些人感到自己不被中央信任，也非常不满。后来就是这些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带领造反派冲进宾馆抓王力。因为东湖宾馆的面积非常大，有几十平方公里，没人带路的话，造反派很难找到王力的住处。

　　（38）

　　周恩来插手这两件事，主要当然是着眼毛泽东的安全，未必是有意为之，但这些都得罪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人，后来成为引发“七二零”事件的火药桶之一。

　　按照原计划，周恩来准备毛泽东一到就离开武汉，不再插手武汉的事务了，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出面处理武汉事务。对于周恩来来说，毛泽东让他处理武汉事务，也不是一件坏事，他一方面可以观察毛泽东在武汉干什么，推测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另一方面可以把武汉事件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从7月15日到18日，周恩来每天上午在毛泽东处开会，每天下午找武汉军区的高层干部谈话。这就给陈再道等人造成一个错觉，他们知道毛泽东明明就住在东湖宾馆，可是周恩来有意不让他们见毛泽东，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他们甚至怀疑周恩来在中间假传圣旨，所以对周恩来的不满和气愤就更大了。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开会时，明确了他的立场。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毛泽东保陈再道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虽然不满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做法，但还需要陈再道这样的人来平衡军队中林彪的势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打倒陈再道是“不策略”的。毛泽东提到的孟夫唐，是湖北省副省长，他公开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算是老干部里面的造反派吧。

　　当谈到处理武汉事件的具体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几个头头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

　　这里说的“工人总部”，是被陈再道强行解散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给周恩来说的这些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方针，都是冠冕堂皇的大话，听上去很公正，但实际上却无法实施。现在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双方死了几百人，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和解和达成协议呢。因此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方针，武汉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毛泽东搞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岂不明白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一派打倒另一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说出他真正解决武汉问题的底牌，那就是鼓动“三钢三新”起来打倒“百万雄师”。毛泽东这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是故意给周恩来一个解决不了问题的方针，看周恩来怎么去解决武汉问题。

　　（39）

　　当时毛泽东对解决武汉问题还是非常乐观，信心十足的。毛泽东说：【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给他的方针，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大话空话。如果周恩来真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执行，不但一事无成，反而显得周恩来无能。然而周恩来并非等闲之辈，他对毛泽东的指示，巧妙地做了修改，变成可以具体执行的指示。7月18日，周恩来在对陈再道等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自己对武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著名的四点指示。周恩来说：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

　　第二、“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第四、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周恩来的四点指示，大体上与毛泽东的指示符合，但又把毛泽东的指示发挥了。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周恩来就发挥成“这是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的错误”;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续保持名称”，周恩来就发挥成“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也不能取缔解散”;特别是周恩来说“三钢三新是左派”，这是毛泽东没有说的。周恩来的这个讲话中，给武汉事件明确定性：“三钢三新”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犯了路线错误，要立即改正。

　　周恩来的这个四点指示，显然对陈再道等人不利。因为“三钢三新”明确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让陈再道向“三钢三新”承认错误，转而支持他们，等于就是要让陈再道投降了。陈再道等人对周恩来积压已久的愤怒马上爆发出来，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现在，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让我们支持“三钢三新”，我想不通。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陈再道更是一口否认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却说：【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

　　（40）

　　陈再道也不示弱，冲着周恩来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据邱会作回忆说：【早在总理来武汉之前，军区内部就统一口径说“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总理叫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帮助他们解脱，他们顶着不干。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对周总理非礼，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陈再道的错误就在这里。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也没想到陈再道居然如此强硬地抵制自己的指示，这样一来，周恩来没办法了，只得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就等着周恩来没办法来找自己，于是他答应让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他亲自跟陈再道谈。7月18日晚，毛泽东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等人。毛泽东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能不能合起来?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

　　毛泽东的话，比周恩来轻了很多，没有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也没有让军队立即转变立场，而是给他们一段时间的“过程”。

　　在毛泽东的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承认自己和武汉军区犯了错误，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回去作军区的工作。毛泽东很高兴，因为周恩来说服不了陈再道这些人，而他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别人自然会说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毛泽东又对谢富治、王力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

　　毛泽东同陈再道等的谈话结束后，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等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在毛泽东和陈再道等人谈话结束后，马上返回北京，一来他在北京的确有很多事要办，二来他对武汉的事情根本解决不了，陈再道不听周恩来的，只听毛泽东的，周恩来留在那里也是尴尬。这次，周恩来又输了一场。不过没想到周恩来离开武汉后的第二天就风云突变，周恩来从输家又变成了赢家。

　　（41）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怏怏而去，毛泽东心情很好，他认为武汉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看来，武汉的造反派不能取胜的关键，在于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在毛泽东亲自出面后，陈再道承认武汉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答应作检讨，给下面做工作，让他们思想转弯过来。

　　毛泽东认为，现在陈再道已经答应武汉军区放弃保皇派“百万雄师”，转而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了，这样一来，“三钢三新”加上军队的支持，马上可以打垮“百万雄师”，造反派在武汉一统天下，武斗自然也就没有了。进而造反派彻底夺权和掌权，武汉就可以变成第二个上海。

　　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却是有失误的。毛泽东在文革中，主要的情报来源是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又专门挑有利于他们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所以使毛泽东出现很多误判。

　　毛泽东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从陈再道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另外一种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小组“蒙蔽”了，被“欺骗”了。特别是这次毛泽东来武汉，周恩来不让陈再道的部队保卫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甚至很久不让陈再道面见毛泽东，这就使陈再道等人产生一种想法：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毛泽东与他们这些人隔离开，想独霸毛泽东，进而“蒙蔽”和“欺骗”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终于亲自召见了陈再道。尽管毛泽东的意见比周恩来缓和一些，但口径与周恩来大致上是一致的，也要求陈再道和武汉军区转变立场，改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陈再道在毛泽东面前，当然不敢像在周恩来面前那样坚持己见，只得违心地承认错误。但在心中，他仍然不服气，认为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蒙蔽”的结果，所以他想要设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

　　陈再道不敢像彭德怀那样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也不敢给毛泽东写信，所以陈再道就希望“百万雄师”搞出一个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把事情闹大，从而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被蒙蔽了，重新思考“百万雄师”的问题。虽说陈再道有让“百万雄师”闹事的意思，但他绝不敢想到抓钦差大臣，事情发展到抓王力，这也出乎了陈再道的意外。

　　陈再道有这样的想法，武汉军区的高官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也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蒙蔽”了，也想闹点什么事出来，促使毛泽东“清醒”过来。而且，谢富治、王力等人对“三钢三新”的偏袒，也使得“百万雄师”认为毛泽东被蒙蔽了，他们也要设法发起一种行动，促使毛泽东的改变想法。这样一来，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想法一致，于是他们就联合行动起来。

　　（42）

　　从7月16日开始，武汉街头上出现大量“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这里“百万雄师”用这些大标语，想要提醒毛泽东，谢富治和王力是脱离工农兵的“钦差大臣”，不要相信他们的汇报情况。

　　与此相反，造反派“三钢三新”也在武汉街头大量刷写大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造反派要制造一种效果，表示他们有来自北京中央的支持，以此来“压”保皇派。保皇派也不甘下风，于是谣言就出来了。一种谣言针对王力的，传说王力的老婆是华中工学院的副教授，王力的儿子是“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头头，所以王力支持“三钢三新”是出于私利。

　　另一种谣言是针对毛泽东的，有人伪造了两条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第一条是：【毛主席说，文革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第二条是：【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有了这两条毛主席指示，“百万雄师”在声势上又压倒“三钢三新”，因为“三钢三新”只是有谢富治和王力的支持，而“百万雄师”则有毛主席的支持。“三钢三新”则声称，所谓“毛主席指示”是“百万雄师”编造出来的，而“百万雄师”坚称，自己的信息来源很可靠，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假的。

　　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人们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假。有人给北京打电话，问中央有没有派出谢富治和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北京的答复是“谢副总理和王力是去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去处理武汉问题的。”因为北京的中央，的确没有派出过“中央代表团”去武汉。这样一来，人们对王力、谢富治来武汉的正当性，愈发产生了怀疑。

　　不管怎么样，“百万雄师”的人，宁愿相信毛泽东的这两条批示是真的，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总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的，而“百万雄师”正是武汉最大的人民群众组织。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前往机场送行，一起去送行的还有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谢富治、王力等人送周恩来回来后，顺路又去了造反派的另一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这天谢富治和王力都发表了讲话。

　　文革结束以后的流行说法，说王力在这次讲话中向造反派泄露了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激怒了“百万雄师”，从而引发“七二零”事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王力这次虽然讲了不少话，但他并没有按照周恩来的四项指示讲，更没有提到周恩来的指示，相反，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讲的。

　　（43）

　　王力回忆说：【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刘丰、肖前都讲了话，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我还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王力所谓“中央指示”，就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18日的会上对王力等人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于是，王力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说：【同志们，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这个旗帜举起来，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检讨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

　　王力等人18日夜去造反派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访问，这又大大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被激怒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王力的讲话，而是两位军队干部刘丰和肖前的讲话。他们两人的发言虽然很简短，但意义非常重大。在这以前，武汉的军队从来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没有支持过“三钢三新”。可是这次刘丰和肖前的发言，却承认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今后他们将坚决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武汉空军是接受空军司令部和武汉军区的双重领导，过去武汉空军要看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的态度，不敢随便发出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刘丰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下属，是林彪派系的人，他们平日就与陈再道不合。这次刘丰看到毛泽东也批评了陈再道，感到反陈再道的时机来了，于是就发出了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

　　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听到武汉空军的态度，大为振奋，因为一旦有军队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打垮百万雄师了。于是造反派立即高呼：“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万岁!”第二天，造反派们把王力、刘丰等人的讲话录音，用大喇叭和宣传车到处广播。造反派有了武汉空军的支持，声威大震，同时也大大刺激了“百万雄师”，使他们感到危机来临，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传达周恩来讲话的精神。讲到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时，武汉军区的干部大为不满，谢富治说：【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王力接着讲话，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军队干部说，说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王力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44）

　　这下军队干部被激怒了，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一怒之下，起身离开会场，牛怀龙也退场抗议。两人回到独立师作战部后，牛怀龙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本来按照规定，周恩来18日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别的部队遵守了这个指示，但陈再道的嫡系武汉独立师却没有遵守。当天晚上，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就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又由军代表向“百万雄师”等保皇派群众组织传达。

　　蔡炳臣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王力说：“三钢三新”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

　　王力提到的“打解放军”，这是造成武汉独立师憎恶造反派“三钢三新”，支持“百万雄师”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汉独立师不是纯粹的野战军，而是一只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的部队，类似于公安部队。在中央发出军队支左的通知后，武汉军区派出武汉独立师作为“支左”的最主要部队，同时维持社会治安。

　　每当发生武斗时，武汉军区就派出独立师去制止武斗。然而，由于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就不满意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认为他们是在拉偏架，常常把动武的行动转到解放军战士身上。因为军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战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打解放军战士反而是最安全的。这样一来，一些“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就打解放军泄愤。据统计，在6月就有226名战士受伤，其中38人重伤。

　　因此，独立师的干部和战士对那些打自己的“三钢三新”极为痛恨，而出来保护和帮助解放军战士的，却是支持军区的“百万雄师”，这样独立师的官兵普遍对“百万雄师”很有好感。现在他们听说王力要把殴打自己的“三钢三新”说成是革命左派，而把帮助自己的“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组织，当然是气愤不过，纷纷说：“想不通。”

　　牛怀龙也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这样一来，部队里的愤怒情绪就点燃起来。牛怀龙和蔡炳臣最后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引向王力一个人身上。于是干部们向下传达的时候，就不提周恩来，只说王力，于是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到王力一个人身上，众人的愤怒也集中到王力一个人身上。独立师的战士们群情激愤，大骂王力处事不公，纷纷吵着要找王力去说理。

　　（45）

　　19日傍晚，数十名独立师的士兵聚集在武汉军区大院门口，要向王力当面质问：【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但王力认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没有接见这些人。

　　于是愤怒的战士决定去寻求广大群众的支持，几十名战士出去联络“百万雄师”，几小时后，几百辆满载“百万雄师”愤怒群众的大卡车开到军区大院，要找王力论理，可是这时王力已经离开这里，回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找不到王力，怒气冲冲的人群就在军区大院里大闹，于是军区干部立即向王力汇报，说：“百万雄师”听了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现在已经占领了军区大院，希望王力过来见一见这些群众，以免事态失控。但王力认为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去见保守派，于是事情就进一步恶化了。

　　7月20日凌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又跟踪追到王力住的东湖宾馆，闯入宾馆抓走了王力，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关于“七二零”事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在7月19日晚，有人派小车将“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对他说：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他们可以去向毛泽东请愿，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后来俞文斌等人经过商量，认为直接找毛泽东是不策略的，于是他们与独立师人员共同商议，具体的行动是找王力论理。

　　19日深夜，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部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按这个协调组织进行的。凌晨2时，成百辆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开会成立独立师与百万雄师的“临时联合代表团”，共同与王力谈判与辩论。随后，军民双方的联合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某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

　　这个后一种说法，主要是来自“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的独家披露，其真实性有待证实。不过也有人透露，据中央文革武汉办事处的张根成回忆说：【20日那天我和王力一起被抓走，把我关押在独立师的师部。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向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询问说：“那个人怎么了?”

　　蔡炳臣忙向那个主任眨眼，示意他不要讲。那个主任不明白蔡炳臣的意思，还追问：“那个人呢?”

　　蔡炳臣只好反问：“哪个人?”

　　那个主任说：“就是那个游泳的人。”

　　蔡炳臣不想回答，就说：“那谁知道呀。”】

　　从张根成的说法来看，似乎独立师的干部们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了。不过总而言之，后一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有较大的疑问。因此，我们认为前一种主流的说法，可信度比较大的，也比较符合事情前后发展的合理性。

　　（46）

　　关于王力在东湖宾馆被绑架的事件，有许多个版本，总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多，但细节上有一定差别。因为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搞得十分清楚。这里，我们分析对比多个版本，把事件的经过整理如下。

　　先要说一下武汉市内军队布置的情况。当时武汉市内有三支部队，第一支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也称8201部队;第二支是武汉军区直辖陆军第29师，也称8199部队;第三支是武汉空军，也称空15军。

　　独立师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是一支地方部队，以维持当地治安为主要任务。武汉的“支左”任务，主要由独立师担任，所以独立师对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陷入较深。

　　29师原属第二野战军，是一支野战部队。本来29师并不驻扎在武汉市区，1967年2月解放军“支左”开始后，29师四千余人也奉命进驻武汉参加“支左”，驻扎在武昌军区大院东侧。29师的“支左”任务不多，所以陷入武汉的两派群众斗争也不太多，态度相对中立。武汉空军的作战任务接受空军司令部的领导，但在地方性事务上，也接受武汉军区的领导，即所谓接受双重领导。

　　东湖宾馆的警卫，本来是由独立师负责的，但这次周恩来调来大批中央警卫团的士兵，接管了毛泽东住的梅岭地区的警卫，但由于东湖宾馆的很大，方圆几十平方公里，所以宾馆的各个大门，以及不太重要的地方，仍由独立师担任警卫。

　　毛泽东入住东湖宾馆后，东湖宾馆的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派29师的一部分人来加强宾馆的警卫，但被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否决，他说：“独立师与29师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29师为好”。钟汉华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也承认：【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如果当时调29师的一些人来警卫东湖宾馆，绑架王力的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7月20日凌晨1时，第一批冲击东湖宾馆的人来了。武昌公安局东湖派出所的两名公安干警，带领“百万雄师”的12个人，乘车来到东湖宾馆北门。哨兵拦住他们，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要见公安部长谢富治，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哨兵回答说：“谢部长不在这里住”。

　　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

　　这时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人，立即赶到现场。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听王力说‘工人总部’要翻案。‘工人总部’翻案的话，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因为‘工人总部’的案子是我们办的。我们要问谢部长。”

　　王振英说：“谢部长不住这里。谢部长、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你们要见首长的话，要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

　　（47）

　　武汉公安的人扬言说：“今天晚上我们来了14个人，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谢部长到天亮还不接见我们，就要来几千人!天亮了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

　　王振英警告说：“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宾馆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东湖宾馆的重要性。”

　　武汉公安的人满不在意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吧，谢部长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的话，我们就冲!”

　　说着武汉公安的人就往宾馆里冲，王振英等人拼命挡住，双方对峙不下。这时情况很紧急.王振英立即打电话向三个方面报告。第一个方面当然是驻扎在梅岭地区的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汪东兴听到报告后，传来指示说：“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

　　汪东兴的这个指示颇为蹊跷，不清楚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不管是谁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情况不是那么严重。既然来人要找王力和谢富治，也就应该由王力和谢富治去解决。他们当时乐观地估计，即使王力和谢富治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至于出现绑架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一旦汪东兴传来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那么王力和谢富治要躲起来或者逃走，就不行了，他们两人必须面对群众了。

　　王振英打电话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武汉军区领导。王振英给住在东湖宾馆乙所值班的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报告，可是钟汉华的秘书却说钟汉华睡觉了。这么紧急的事情，钟汉华即使是睡觉，也应该起来。这时钟汉华有意不管，他希望闹点事出来，提醒一下毛泽东。不过钟汉华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绑架事件。

　　王振英也知道钟汉华不想管这件事，而武汉独立师肯定会站在钟汉华一个立场上，所以王振英不再给独立师打电话，而是给武汉的另一支部队29师打电话。29师政委张昭剑听到报告后，马上带自己身边的一个排的战士赶过来。凌晨3点，张昭剑率领29师一个派的战士，赶到东湖宾馆北门，他们立即手挽手拦住武汉公安的人。

　　武汉公安的领头说，“你们不是独立师的，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你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

　　然后武汉公安的人又向守卫北门的独立师卫兵，煽动说：“你们看，他们不相信你们了，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守北门的几个独立师战士，看到29师的人来插手这件事，本来心中就不高兴。被武汉公安的几个人一煽动，果然怒火上升。这几个战士居然带着枪走了，不再守门了。这下子守北门的就剩下29师这一个排的人，他们死死挡住武汉公安的人，不让他们冲进东湖宾馆。

　　（48）

　　双方从凌晨3点僵持到早上5点，东方已经发白了。这时突然传来消息：百万雄师的三十多个人，从东湖宾馆的西门冲入了东湖宾馆。原来，这些在东湖宾馆北门冲击的人，是佯攻，是声东击西，把宾馆警卫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北门这边来。他们真正的主攻方向是西门，因为西门距王力等人住的百花二号只有几百米，而从北门到百花二号则有几公里远。

　　守卫西门的也是独立师的卫兵，开始时他们阻拦这些试图冲入宾馆的人，这些人大骂阻拦战士说：“你们是独立师的叛徒!不躲开，老子用刀捅了你。”

　　守西门的武汉独立师卫兵，本来就同情百万雄师，听他们这么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百万雄师的人冲了进去。如果当时派29师的士兵过来担任东湖宾馆的守卫，这些人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冲进东湖宾馆的。

　　冲入东湖宾馆的三十多个“百万雄师”，由原东湖宾馆的百万雄师派系的工作人员带路，径直来到百花二号楼。这些人头戴钢盔或柳条帽，手持长矛、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当他们冲入百花二号楼的时候，住在一楼的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随同谢富治、王力一起来武汉的)，堵住楼道，并指责对方，双方发生了冲突。这五个人当然挡不住几十个“百万雄师”，他们很快冲到二楼，直奔王力和谢富治住的房间。

　　当这批人冲进来之后，住在百花二号二楼的谢富治，马上给住东湖宾馆乙所的陈再道和钟汉华打电话，要他们赶紧过来。谢富治亲自打来电话，陈再道和钟汉华不敢推说睡觉了，于是就赶紧赶过来。

　　这些百万雄师的人在王力和谢富治住的房间外面，震耳欲聋地高喊：“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王力滚出来!”

　　谢富治让王力留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二楼的人群，大声呵斥说：“我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

　　百万雄师的人被谢富治这句话震住了，静了下来。毕竟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这时一个人身份的威慑力，就显示出来了。谢富治跟百万雄师的这些人一个个握手，并问他们的名字，寒暄一阵，气氛暂时缓和下来。

　　然后谢富治请他们到会议室说话，人们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这次“百万雄师”已经商议好，他们不惹谢富治，只揪王力一人，所以他们向谢富治提出要求说：“你把王力交出来!”

　　谢富治说：“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众人却不依不饶地说：“王力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人们见王力出来了，马上把他团团围住，愤怒地指责他说：“你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时陈再道和钟汉华赶了过来，陈再道看到这种场面，就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49）

　　王力见陈再道出面，有点放心下来，就态度傲慢地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王力的话和说话的态度，又激怒在场的人，众人吼道：“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又有人说：“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

　　这时，跟王力一起来的四个红卫兵，对百万雄师的人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红卫兵的话更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人，有人挥舞拳头打了过来，红卫兵们挨了不少拳头。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又冲进来三十多个独立师的士兵，他们是来支援“百万雄师”的。士兵们端起枪对准王力，逼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王力倒也沉得住气，他镇静地说：“我希望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众人却不答应，吼道：“你不要耍滑头，今天必须谈，否则我们决不答应!”

　　看到士兵冲了进来，作为司令的陈再道却一言不发。谢富治气急败坏地指着陈再道大声说：“我叫你过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立即让这些战士撤出去，马上撤，你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着谢富治气得发抖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惹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啦，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陈再道的话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哄堂大笑。这时因为挤进楼里的人太多，闷热难忍，于是谢富治建议大家到外面的草坪上，众人也同意了。于是众人转到楼外的草坪上，继续围攻王力，双方僵持不下。

　　就在这边僵持的时候，在武汉军区大院那边等着批斗王力的人，却等得不耐烦了。原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商议好，把王力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来批斗。他们大部分人留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派出“小分队”去揪王力。

　　凌晨1点，第一支小分队14个人先到东湖宾馆的北门佯攻，吸引宾馆的警备力量;第二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百万雄师的成员，他们在凌晨5时冲入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号楼揪王力;第三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独立师士兵，他们去增援前一支小分队，共同揪王力。

　　在武汉军区大院里等候的大部队，等到早上6时，王力还没有揪出来，于是他们等不及了，大部队出动了。几十辆大卡车呼啸着奔向东湖宾馆，打头阵的是独立师五团五连，他们乘坐两辆卡车，车顶上架着轻机枪，步枪上刺刀，后面是武汉公安的一车人，再后面是“百万雄师”的千余人，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杀气腾腾地冲进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号。

　　（50）

　　这批千余人的大部队冲进来，一伙人冲进王力住的房间，把王力的文件之类的东西都抄出来带走，这是准备寻找王力的罪状。另一伙人对准王力挥拳就打。不幸的是，他们误把陈再道当成王力了，几个拳头砸在陈再道头上，边打边骂：“打死你这个小爬虫!”

　　陈再道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大喊道：“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

　　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喊道：“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打错了!”

　　独立师的几个人忙扶起陈再道，把他扶到会客室里休息。陈再道也趁机离开现场，撒手不管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见陈再道离开，也借口离开这里，也撒手不管了。

　　错打了陈再道的人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王力，拳头像雨点一样朝王力打去。这时，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冲过去保护王力，被众人的一顿拳头打开。就在这个时候，29师政委张昭剑带着几个人赶来了。

　　原来在北门的张昭剑政委听说已经有人冲进百花二号，就把29师的一个排留下来守北门，自己带着几个人赶往百花二号。因为从北门到百花二号有几里路，张昭剑到现在才赶到。张昭剑不愧是军人，他马上冲进人群，用自己的身体为王力挡拳头，结果被打断了肋骨。

　　这时，百万雄师的头头喊：“大家别打了，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百万雄师的人把王力强行推上大卡车，准备带走。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中央派的人，要犯大错误的!”

　　几个人喝问张根成：“你是什么人?”

　　张根成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一听，把张根成也推上另一辆卡车，准备一起带走。这时，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来到现场，他走到百万雄师的汽车队前时，车上有人高喊：“牛师长来了!”

　　车上的人立即鼓掌，向牛怀龙伸出大拇指。牛怀龙赶紧摆手说：“不要这样。”

　　牛怀龙又来到独立师的汽车队前，只是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说完然后，牛怀龙扬长而去，并没有阻止对王力绑架。

　　王力被揪上汽车后，众人高呼：“王力被我们揪出来了!我们胜利了!”然后汽车发动，向武汉军区方向呼啸而去。这是上午7时20分的事。

　　王力被抓走后，百万雄师的人继续对谢富治围攻，一直到上午9时多才散去。

　　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一伙人居然在他的眼皮下把王力抓走，这让谢富治赶到羞辱难当。谢富治不顾别人的劝阻，驱车去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来到军区大院门前，守门的几个军人认出了谢富治，故意喝问：“你是什么人?”

　　谢富治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

　　对方却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

　　又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还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

　　陪同谢富治来的人见事不好，急忙把谢富治拉上汽车，逃走了。

　　（51）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抓到王力，马上开始下一个节目：批斗王力和胜利大游行，这里先说胜利大游行。王力被抓到武汉军区大院之后，“百万雄师”群情振奋，立即举行数十万人规模的胜利大游行。就在大游行之前，又传来两个振奋人性的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中央军委的来电(7月20日凌晨4点收到)。来电说：【(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第二条消息是中央文革的来电(7月20日凌晨收到)。来电说：【(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

　　事后知道，这两条来电是编造出来的谣言。可是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人们根本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最重要的是，这些伪造的“中央来电”符合“百万雄师”的愿望，肯定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于是“百万雄师”拼命传播这些“中央来电”，一时间大家都以为这是真的。

　　“百万雄师”取得了揪王力的胜利，又得到伪造“中央来电”的鼓舞，这些人热血沸腾，冲上街头举行胜利大游行。当天，“百万雄师”数十万人上街，出动卡车一千多辆，游行的人手持长矛、棍棒等武器，高呼口号：“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滚出武汉”、“欢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来武汉”等。

　　武汉街头也贴满了伪造的“中央来电”，还有各种大标语和大字报：“揪出中央文革中的一小撮混蛋!”“武汉问题要由武汉人民来解决”、甚至还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狂热的气氛也感染了武汉独立师的许多官兵。自从军队“支左”以来，独立师一直强烈地同情保皇派“百万雄师”。据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回忆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平日上街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常常遭到造反派围攻、殴打，而每次都是“百万雄师”上来保护我们的干部战士。所以，我们的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感情很深，他们听说王力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这可把他们激怒了。】

　　独立师以前虽然同情“百万雄师”，但还未敢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现在他们撕下这层面纱，公开与“百万雄师”站在一起。为了配合“百万雄师”的胜利大游行，武汉独立师也出动数十辆军车上街游行，车上满载士兵，手中握着上了刺刀的枪，车顶上架着轻重机枪，摆出一副与“百万雄师”并肩战斗的姿态。

　　（52）

　　这时，又出现一份以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名义发出的《特急呼吁》。该《呼吁》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死亡，在临死之前拼命挣扎，实行新的反扑。为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向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以下特急呼吁。】

　　【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

　　该《呼吁》最后的署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后来查明，这份的《特急呼吁》是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写的，但他们用“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名义，使很多群众误以为真是全体8201部队支持百万雄师，大大提高了百万雄师的威望。

　　针对这份8201部队的《特急呼吁》，“百万雄师”马上也发出一份《十万火急声明》，作出以下的誓言：【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三钢三新”是不是革命左派，只能由我们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7月2l日，在军队声势浩大的支援下，“百万雄师”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并开始扫除造反派的据点。 “百万雄师”正处于强势之上，他们所到之处，造反派迅速逃走，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挡，就把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拔除。到7月22日为止，武汉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百万雄师”打垮了造反派，统治了武汉。

　　武汉的一般居民是基本同情“百万雄师”的。因为“百万雄师”要维护社会秩序，而造反派要搞乱社会秩序，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然盼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他们支持和同情“百万雄师”的基本心理。

　　“七二零”事件发生后的7月20日到24日，武汉市各界人士也纷纷在《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支持“百万雄师”的革命行动。

　　（53）

　　当武汉的“百万雄师”欢庆他们的胜利的时候，北京却认为这里发生了一场反革命暴乱。7月25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群众的盛大集会，林彪亲自出席，愤怒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示威游行。在此巨大的压力下，“百万雄师”撑不住了，终于在7月27日宣布解散。

　　“百万雄师”解散后，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仍登载有大量赞美“百万雄师”的文章，于是上级下令，将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全部销毁。据说现在已无法找到这5天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了。

　　关于这次“百万雄师”胜利大游行，还有一个件插曲。周恩来于7月20日下午紧急飞往武汉，准备在汉口王家墩机场降落，可是周恩来的行踪被泄密了。20日下午，25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大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众人站在跑道两边，大喊“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据随周恩来到武汉的张佐良医生回忆说：【飞机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看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

　　“百万雄师”的告状人群，使周恩来的飞机无法降落，只好改飞到另一个临时机场降落，使周恩来被困了好几个小时。

　　这里再交待几句后来的事。“百万雄师”解散后，武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百万雄师”的彻底垮台，让造反派的“三钢三新”轻易取得了胜利，但造反派内部马上出现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抗“百万雄师”的时候，“三钢三新”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是当“百万雄师”这个敌人消失后，造反派内部的分歧立即凸显出来，“三钢三新”很快分裂成两派：“钢派”和“新派”。

　　陈再道倒台后，新成立的武汉军区比较倾向于支持“新派”，于是“新派”成了新的保皇派，“钢派”成了新的造反派，这新的两派又开始武斗，又开始新的一轮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夺权斗争，这种现象就是当时所谓的“翻烧饼”。

　　文革的夺权，大多数演变成这种翻来翻去的“翻烧饼”闹剧。毛泽东没有预想到造反派的思想觉悟这么低，与他的期待相去太远，这也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内因之一。到了1969年，毛泽东不得不宣布取缔一切群众组织，不管造反派、保皇派一律取缔，这才停止了这场“翻烧饼”的夺权闹剧。

　　（54）

　　我们再说百万雄师批斗王力的情况。百万雄师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连推带拖把王力揪下卡车，然后王力被反剪着的双手，拉到四号楼的楼梯边阳台上示众，在这里开始对王力进行批斗。

　　百万雄师的人先把王力的军帽夺走，军装上的领章撕了，后来又把王力的军装扒掉，再后来又把王力的衬衣扒掉，最后连外裤和汗衫也扒了，只剩下一条短裤，鞋子也被弄走。好在当时天气特别热，打赤膊也问题不大。同时，对王力又是一顿拳脚，王力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左眼被打得肿起来，膝盖软骨被打伤，左脚趾被踩成骨折，这算是给王力一个下马威。

　　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让王力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楼下的众人。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有人把扩音器和录音机放在王力面前，让他当众回答问题。一个人拿起话筒说：【王力，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的‘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

　　王力说：【我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武汉的群众问好!我们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

　　王力在关键时刻，还能沉得住气，问题回答得不卑不亢。那人又问：【王力，你说“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

　　王力说：【百万雄师的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

　　这样的回答，“百万雄师”当然不能满意，于是他们立即向王力进行了一阵咒骂。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拿出一份传单，内容是中央收回“四点指示”，让王力签字，被王力拒绝。

　　就在这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赶来了。钟汉华急得语无伦次，捶着自己的身子喊：“你们不能这样干哪!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啊!你们绑我好了。”

　　众人根本不理钟汉华。钟汉华尊为武汉军区政委，名义上是武汉军区的最高负责人，地位比陈再道还要高一些，但在关键时刻，他说话根本不顶用，没人听他的。钟汉华见众人不理他，又给众人作揖，甚至磕头劝阻，但还是没人理他，倒是有人嘲笑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后来钟汉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被人背走。

　　这时，武汉军区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这一派主张把事情继续闹大。另一派是军区政委钟汉华，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他们主张赶紧停止闹事。

　　（55）

　　本来钟汉华也是倾向于闹点事情出来的，但他没想这些人居然把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绑架了，这可把钟汉华吓坏了，赶紧来救王力，可是根本没人听他的话，搞得堂堂的政委给部下磕头作揖。到了关键时刻，谁说话算数就显现出来了。武汉军区听陈再道的话，不听钟汉华的话。

　　在这紧张的时刻，29师政委张昭剑，带着29师警卫营和三个连的战士赶来了。前面提到，张昭剑在东湖宾馆为了给王力挡拳头，被打断了肋骨，他是忍痛赶来的。

　　按照道理，29师属于武汉军区领导，张昭剑应听从陈再道的命令。不过张昭剑是机灵人，他马上从这场混乱中，嗅到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他给武汉空军司令部打电话，询问情况摸底。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说：“武汉军区的问题大了，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立即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我听空军的。”

　　张昭剑摸到这个底，心里也有底了，他知道现在救王力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带着29师警卫营外加三个连的人赶了过来。张昭剑虽然也是政委，但他这个政委说话是有人听的，不像钟汉华那样的空头政委。

　　张昭剑赶到后，立即下令，一个连控制大门，另外一个连控制侧门，其余的人控制四号楼。29师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插入四号楼，控制了所有的楼梯。战士们臂膀紧紧挽起来，结成了一道人墙，把楼梯拦腰截断。

　　“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都在院子里看批斗王力，在楼上揪王力的人很少。没想到29师的几百名战士突然插进来，截断楼梯，这样就把“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与王力隔绝了。

　　“百万雄师”的人开始向四号楼上冲击，骂29师的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几百名战士硬是用身体阻挡住“百万雄师”的冲击，有的士兵被打成重伤，但“百万雄师”始终没有冲过去。

　　在楼上的少量“百万雄师”，敌不过大量冲上来的29师士兵。张昭剑提出让王力暂时休息，“百万雄师”的人只好同意，于是张昭剑让人把王力送到二楼的一件小房子里休息，而“百万雄师”的人也跟了过来，继续在小房子里围攻王力。

　　忽然窗户“哐当”一声砸破了，一个独立师的战士砸开窗户跳了进来，原来他们在下面搭起人梯，爬了上来。这个战士举起冲锋枪，把枪口对准王力。就在这时，警卫营长乐庆祥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枪口，厉声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那战士还要动手，乐庆群说：“你现在要打的不是王力同志，是党中央!要打你就先对我来吧!”看到乐庆祥这种坚决的态度，那个战士把枪收了回去。

　　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天气又极炎热，双方都累得精疲力竭。张昭剑乘这个时候说：【现在军区食堂预备了饭，现在大家先去吃饭，有问题六点钟再派代表来谈判。】

　　（56）

　　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也又累又饿，于是他们接受了张昭剑的建议，只留下二、三十个人监视现场，其余人都去吃饭了。这时候，29师的战士三三五五地走过来，与这些留下来的人谈话、辩论，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人包围控制了。

　　乘这个时机，29师的几个战士扶着王力悄悄下楼，坐上早已隐蔽在楼后面的一辆吉普车。这时军区大院的侧门也已经被29师控制，所以吉普车顺利开出军区大院，一直开到29师师部驻地。

　　这时留下监视的人发现王力跑了，喊叫：“王力跑了!”可是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正在食堂吃饭，留下的这些人根本阻挡不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王力跑了。

　　29师师部驻地的后面，是一座名叫洪山的小山。山并不高，但长满密密麻麻的灌木林，荆棘夹杂其中，人很难上去。王力被救到29师师部后，张昭剑考虑，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他要把王力隐藏起来才行。隐藏在师部里肯定是不行的，这次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也来到29师师部，于是张昭剑灵机一动，就带着王力和王振英，爬到后面的小洪山上躲起来。

　　果然，张昭剑他们三人才走不久，“百万雄师”的三十多辆大卡车冲进了29师部，逼29师交出王力。29师的人说王力不在这里，“百万雄师”不相信，就在把29师师部搜查遍了，也没找到人。不过几万“百万雄师”的人把29师师部团团围住，继续在附近搜查，他们总以为王力躲到某所房子里去了，没想到王力躲到山上去了。

　　张昭剑、王力和王振英硬着头皮爬上山，浑身被荆棘划了很多血口子，他们三人在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张昭剑悄悄下山，到29师下属七连的驻地，把王力悄悄转移到七连的驻地。在动员七连的战士去救王力以前，张昭剑让战士们每人先写《决心书》：“誓死保卫毛主席司令部!有我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当王力见到来救他的战士们时，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战士们被“钦差大臣”的话感动了，纷纷向王力递上自己的《决心书》，请王力转交给毛主席。王力紧握战士们的手说：【一定到北京转呈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由此可见，王力在群众面前，始终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讲话的。其实毛泽东并没有给王力“钦差大臣”的权力，王力过分行使了他的权力，这也是王力在一个月之后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张昭剑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在救出王力之后，又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张昭剑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立了大功，很快被提升为陆军17军政委。不过粉碎四人帮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铁道兵司令员，当年支持陈再道的牛怀龙和蔡炳臣也都跟着升官了，而反对陈再道的张昭剑就靠边站了。

　　（57）

　　前面交待了“百万雄师”绑架和批斗王力的情况，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共高层对这件事的反应，首先当然是毛泽东的反应。关于毛泽东反应的细节材料很少，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总参谋长杨成武、中央保卫局主任汪东兴等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细节，只是海军政委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概要地提到了几句。李作鹏和杨成武一样，以保护毛泽东为任务，随毛泽东一起到武汉，他们都没有上街和群众见面。

　　李作鹏回忆说：【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突破警戒线，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不是还要来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地紧张。】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群众在宾馆闹事，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群众到中南海门前示威抗议，那些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市民群众，从来没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在行动上没有指挥，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关于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则来自陈再道本人的回忆。陈再道说：【毛主席很快就感觉到武汉事件不是我搞的，当时他就在武汉嘛，那些闹事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在武汉。可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毛主席以为群众和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一连地对身边的人员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了，历史真是在捉弄人呀，跑来跑去跑到贼窝里来了。”】

　　【但是，毛主席马上弄清真相后，立刻下令：“不要把陈再道弄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没有反对我，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亲自派人来和我谈话，当场我就给毛主席下跪了，我说：“快请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远是忠于毛主席的呀!”我这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现在关于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中“连夜转移”的戏说文学作品很多，细节都大都是根据上述这些梗概编纂出来的，不足为信。我们只能根据后来的各种事实，来推测毛泽东的反应。

　　首先，7月20日早上王力被绑架的事情，肯定在第一时间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包括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内的一千多人闯进宾馆，把“钦差大臣”抓走。这种事情按照常理来判断，肯定是“造反”了，所以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陈再道造反了，我被劫持了。”

　　（58）

　　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冲进东湖宾馆是冲着他本人来的，抓王力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真正的对象是他自己，所以毛泽东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

　　毛泽东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向北京方面求援。7月20日一大早，中央保卫局主任汪东兴、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武汉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20日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了。”

　　毛泽东受到兵变的威胁，这是绝密的事情，消息绝不能轻易外传，所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只有林彪、周恩来两人知道。他们两人紧急商议，结论是毛泽东立即转移，离开武汉。同时决定，周恩来紧急飞往武汉，亲自帮助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

　　有人说：毛泽东本来不愿意离开武汉，是经过林彪和周恩来再三劝说才离开的，这种说法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毛泽东早就想离开武汉了，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他本人继续亲自坐镇武汉，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促使矛盾更加激化，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毛泽东之所以不能立即离开武汉，是因为领袖的面子问题。

　　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全军最高统帅，如果遇到风吹草动就立刻离开，别人就会以为毛泽东是胆小逃走。这种胆小怕死的形象，对于领袖来说，是致命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必须等到别人来“劝他”之后，才能离开。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就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遇到这样情况，也必须这么做。

　　林彪和周恩来都明白毛泽东的这个心思，知道毛泽东表示“不愿意离开”，实际上是在等他们去“劝”，给毛泽东铺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可是江青却不明白。江青得知武汉的紧急消息，吓得要命，她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赶紧离开武汉，毛泽东表示不走。

　　据吴法宪回忆说：【江青非常担心武汉局势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江青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毛泽东不愿意。林彪对江青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你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送去。”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的回忆稍有不同，邱会作回忆说：【7月20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总长他们都在武汉，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林总还交代，要你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去。”】

　　（59）

　　【20日下午4时，我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总。我先见叶群，叶群和我谈了一阵子，她说：“今天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去武汉了。”叶群还说：“江青哭哭啼啼地来找林总，要死要活求林彪和我亲自去武汉保证主席的安全。林总写了一封短信，劝主席速离武汉，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字，林总决定派你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在武汉固守待援。”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综合上面几个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把事情的经过理顺如下。

　　(一)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商议，劝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这时他们两人并没有叫江青来参与此事，这个决定是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做出的。这点叶群说的很清楚：“今天上午总理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

　　(二)江青得知此事后，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劝他立即离开，毛泽东不同意。

　　(三)江青着急，马上找林彪，说她准备亲自去武汉。

　　(四)林彪不同意江青去武汉，请江青去和周恩来商量。

　　(五)江青找到周恩来，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动身去武汉。周恩来说林彪的意见是对的，江青不能去，周恩来让江青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六)江青写好信后，周恩来已经动身去武汉了，不在北京了。江青此时还是不放心，又哭哭啼啼地去找林彪夫妇，请林彪夫妇也去武汉保卫毛泽东。

　　(七)林彪不同意去武汉，但答应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劝毛泽东离开。林彪立即写一封短信，江青也在上面签字，林彪派邱会作去武汉送信。注意这里有两封信：第一封信是江青单独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江青在信上签名。所以邱会作临走时，叶群交给他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应该放着这两封信。

　　(八)当晚6时，邱会作带一个医疗小组，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武汉。再此之前，周恩来已经在下午3时50分，乘飞机去武汉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20日下午3点多钟，我们和周恩来就乘车去西郊机场。机场上停着待飞的3架飞机，有1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2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我们登上飞机，我看到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战士。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行大约40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群众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60）

　　【飞机在山坡机场着陆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说那里的人已离开机场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周恩来怎么由王家墩机场去东湖宾馆的事情。武汉城里交通很乱，他们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我们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叫声震耳欲聋。】

　　【我们来到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楼，谢富治和几名负责同志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诉说7月20日的事情。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离开武汉。当天深夜2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第二天上午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根据上面高振普的回忆，以及结合其他材料，我们把周恩来的行踪理顺如下。

　　(一)周恩来下午20日3时50分从北京起飞，他带了中央警卫团两个中队，3百多人，分成3架飞机飞往武汉。

　　(二)周恩来去武汉的消息被泄露，王家墩机场被“百万雄师”占领，周恩来一行人改在一个军用机场临时降落。

　　(三)周恩来本打算从军用机场乘直升飞机直接去东湖宾馆，但大家反对，于是他们等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走后，再次乘飞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四)周恩来把随行的300多中央警卫团战士留在机场，自己带几个随从，乘两辆普通的吉普车进城。据其他材料介绍，周恩来换了普通的军装，戴上墨镜，打扮成普通军官的样子。

　　周恩来这样做，虽说看似危险，但实际上反而安全。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进城，应该是乘坐高档轿车，前有大量军人开道，后有大量军人殿后，浩浩荡荡地进来。没想到周恩来只乘坐普通军官做的吉普车，悄悄开进了东湖宾馆。

　　(五)周恩来依然住在他过去住的百花一号楼，这里距离王力被绑架的百花二号楼只有100米左右。这里周恩来也要摆出大无畏的领导人气概，这样才能赢得部下的敬佩。

　　（61）

　　(六)周恩来入住后，谢富治、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等人立即向他汇报情况，他们开会共同商议好毛泽东撤离武汉的方案。

　　(七)周恩来与众人商议好撤离的方案后，才去找毛泽东，这也体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因为这样周恩来就可以说，请毛泽东立即转移，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武汉众高官的全体意见。如果周恩来一个人劝毛泽东走，毛泽东的面子还不够，众高官都劝他走，毛泽东的面子就足了。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处处照顾他的面子，于是毛泽东接纳周恩来的意见，立即转移离开武汉。

　　关于毛泽东是怎样离开武汉的，李作鹏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住的别墅附近和周总理住的别墅附近，均有“百万雄师”的人员活动，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也有“百万雄师”观点的。为了不使别墅内的工作人员和别墅外的“百万雄师”知道毛主席的转移行动，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静悄悄地离开别墅，离开武汉。】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回忆说：【7月20日深夜，实际是7月21日凌晨2时许，毛主席的转移开始了。毛泽东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分乘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宾馆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我们的车队顺利到达王家墩机场。】

　　一些戏说历史的书，说毛泽东从武汉慌张逃走，这是不真实的。毛泽东是井然有序“撤走”的，他采用了与周恩来一样的策略，乘坐一辆不引人注目的普通吉普车。如果毛泽东乘坐他平时坐的大轿车，一出门就会被人们发现。另外，李作鹏说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这里所谓的“伪装”，是不是毛泽东也像周恩来那样，穿一身普通军装，戴一副墨镜的“化妆”呢?这些就只能猜测了。

　　毛泽东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先上了停在机场附近的毛泽东专列。这时，邱会作乘坐的飞机也到达王家墩机场。据邱会作回忆说：【我们乘伊尔18专机夜航，于20日晚11时左右达到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21日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杨成武的话，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

　　【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林总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

　　【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62）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造反派不是一切都好的。”】

　　【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

　　【大约早上7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18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

　　本来按照中央的规定，毛泽东是不能乘飞机的，但这次破例了，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邱会作还透露一个信息，毛泽东决定乘飞机离开武汉，但到了机场，还没有决定飞往哪里，直到最后才决定飞往上海。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东湖宾馆，继续处理武汉问题。李作鹏回忆说：【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零”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具体工作。】

　　【我随周恩来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晚上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用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百花别墅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再道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生气了，“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百万雄师’算什么?八亿人民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退出去了。】

　　陈再道之所以继续对周恩来这么“硬”，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为毛泽东还在保他。不过当时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王力”，倒也是实话。因为那时“百万雄师”不听他的话了，29师不听他的命令了，就是独立师，陈再道也不能完全指挥得动。关于陈再道的态度和处分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被绑架的王力找回来。鉴于陈再道的态度，周恩来决定临时停止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周恩来给孔庆德和叶明布置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王力找回来。

　　（63）

　　周恩来派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去找王力，孔庆德听说王力被29师的人救走了，派人去29师查问。29师政委张昭剑因为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领导了，就推说王力不在这里，这样孔庆德就找不到人了。周恩来又派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去找，7月21日下午2时，刘丰找到29师师部，张昭剑信任刘丰，马上说王力藏在他们这里。刘丰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马上把王力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命令武汉空军调两个连的士兵接应，29师派一个连的士兵护送，共三个连的兵力护送王力，行动时间在天黑之后。当时“百万雄师”还在武汉街上大规模游行，通往机场的长江大桥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为了不暴露目标，这些人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打出“专揪王力战斗兵团”的旗号，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果然一路畅通无阻，把王力送到了机场。

　　找到了王力，周恩来还要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首先周恩来把可靠的武汉空军调进城里，进驻造反派集中几个学校“支左”，意在保护造反派的据点。然后武汉空军逐步从独立师手中接防城里的战略制高点和军事要地，驻在东湖宾馆的独立师也全部撤走，由武汉空军接管。

　　另外，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以“武汉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支持“百万雄师”的《特急呼吁》，这个我们在前面提过。有人把这份《特急呼吁》反映到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那里，建议独立师立即发一份声明辟谣，蔡炳臣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此置之不理，任其流传。这份由“百万雄师”铅印的《特急呼吁》，很像那么一回事，使群众认为“百万雄师”有军队的支持，大涨“百万雄师”的士气。

　　对此，周恩来让留在武汉帮助他的海军政委李作鹏，给停泊在武汉长江上的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下令，发表一份《严正声明》。《严正声明》说：【所谓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8201部队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与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论调完全相反。

　　（64）

　　但老百姓却又开始怀疑，这份所谓的东海舰队《严正声明》，是不是又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所以老百姓对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和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都是半信半疑的。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老百姓根本无法判定真假。

　　接下来是对“百万雄师”的处理，这是最让周恩来伤脑筋的。刚开始周恩来听毛泽东说“陈再道反了”，他也以为陈再道真的造反了。可是到了武汉实地察看之后，周恩来很快就明白，“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陈再道造反，周恩来并不难处理;而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就很难处理了。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回忆，陈再道在1979年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他们这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7月19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陈再道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然后“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这也就是说，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义愤”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谢富治和王力的责任，不过是“私自”透露而已，因为这个方针并不是他们制定的。这里，陈再道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指出，造成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原因在于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换句话说，就是周恩来是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肇事者”。

　　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他的“四点指示”是引发“百万雄师”闹事的“引爆剂”。当然，周恩来有他的苦衷，他本来是不想插手武汉事件的，是毛泽东让他来处理，结果出现这么一种结局，周恩来本人也始料未及。

　　中共建国后，一直宣传这样一个概念：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永远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具有120万人的武汉“百万雄师”，他们的确包括了武汉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因此“百万雄师”的人们就有一种天然的想法，认为他们既然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那么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此，当王力说“百万雄师”是“右派”时，“百万雄师”的人想不通，他们不相信毛主席党中央会不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蒙蔽了。

　　（65）

　　据一位“百万雄师”的成员后来回忆说：【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如果是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像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百万雄师”的总部决定，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没有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他们就一定要抗争到底。7月20日晚，“百万雄师”干部们召开会议，成立“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拟出具体的行动纲领：【(一)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派人来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二)揪王力问题要通告全国，争取外援;(三)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天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向北京施加压力。】

　　因此，“百万雄师”每天在武汉街头举行几十万人规模的游行，从7月21日一直持续到7月25日。当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出现时，终于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于是“百万雄师”骤然瓦解，于7月27日解散。

　　周恩来是“人民的总理”，可是这次他却站到120万武汉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所以周恩来必须处理好“百万雄师”问题，否则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周恩来不再提及他的“四条指示”，而是发出另外的指示：“建议武汉的‘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双方各派出100名代表去北京参加谈判。”

　　这次，周恩来表示出中立的态度，他要让中央承担把“百万雄师”打成保皇派的责任，他个人不承担这个责任。周恩来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认为“百万雄师”是保皇派，这个结论不是周恩来个人做出的。

　　因此，周恩来要淡化自己在“七二零”事件中的作用，他要把王力捧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这样一来，人们对“七二零”事件的焦点，关注到“英雄王力”身上，周恩来的作用就大大淡化了。于是，周恩来亲自率几万人去首都机场迎接受伤的王力，并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型游行，欢迎王力的“胜利归来”。

　　（66）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先把我们送上飞机先飞，然后他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总理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总理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我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

　　【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

　　王力不敢提周恩来的名字，推说是林彪、江青干的，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力也只能这么说。

　　周恩来对武汉事件处理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陈再道打成反革命，让陈再道承担“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不能把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否则他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当然，陈再道一个人还不够分量，后来又把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放了进去，说“七二零”事件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策划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做法，他也知道不能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毛泽东只是指示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陈再道毛泽东还是要保的，而王任重就不保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保陈再道，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在刚开始误以为陈再道造反了，因为毛泽东想不通，那些热爱他的人民，怎么会对他派出的“钦差大臣”造反呢?当毛泽东了解到“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让毛泽东感到非常的失落。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毛泽东的化身，享有非常高的威信。可是这次武汉人民不再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了，甚至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绑架起来，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人民以后也会不信任他了?毛泽东心中不能不有所思虑。

　　因此，毛泽东更要把自己淡化出“七二零”事件，因为他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所以毛泽东把“七二零”事件全权交给林彪和周恩来处理。像“七二零”这样震惊全国、甚至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且毛泽东本人也被卷了进去，可是事后毛泽东居然对“七二零”事件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指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心态。

　　（67）

　　对于“七二零”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有不同的想法，前面说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想法，这里再说林彪的想法。

　　林彪本人完全没有参与或插手武汉问题，所以“七二零”事件的爆发，林彪是没有责任的。不过 “七二零”事件却给林彪带来一个好机会，那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肃清军队内的非林彪派系。

　　解放军内的派系，可大致分为三大派系：红一方面军派系，红二方面军派系，红四方面军派系。早期的红军有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约12万人，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主要干将有林彪、彭德怀等人。

　　红二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南省和湖北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湘鄂西边区。红二方面军约2万人，总政委任弼时，司令员贺龙，主要干将有许光达、肖克等人。

　　红四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鄂豫皖边区。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总政委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主要干将有王树声、徐海东等人。

　　这三支红军，基本上完全是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成长与发展，都与毛泽东无关。后来，这三支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合成一只队伍，但这支队伍仍保留着明显的三大派系。1966年文革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红一方面军)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红一方面军)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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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红二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红二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红二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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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红四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红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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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三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人数较多，将领也多，红二方面军的人数较少，将领也少。因此，文革前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布局是比较平衡的，它与当年三支红军的势力布局相吻合。

　　这样的布局，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林彪来说，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林彪进入中央高层较晚，在此之前林彪只管自己的一支军队，其他军队不属于林彪管，所以林彪与这些军队的将领也就无法建立那种“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友情。

　　（68）

　　比如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杨成武回答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杨成武在建国后才认识陈再道，那么林彪也应该差不多在建国之后才认识陈再道，这样林彪与陈再道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关系就十分生疏，就无法建立起在个人感情上的信赖关系，这对于林彪控制整个军队，是很不利的。而陈再道这些人对林彪也不服气，被林彪视为军队中的“钉子”，一直希望拔去而后快。

　　武汉“七二零”事件，陈再道犯了错误，正好给林彪一个拔钉子的机会。于是林彪借着这个机会，不仅要严惩陈再道，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希望借此一举拔除军队内非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尽管遭到毛泽东的阻止，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红一方面军)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红一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红一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红一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红四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陈宏(红四方面军)

　　************************

　　在新的势力布局中，红二方面军的势力全军覆没，这也与贺龙的倒台有关。红一方面军的势力增加，红四方面军的势力减弱，要不是毛泽东保护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红四方面军的势力也可能会全军覆没。毛泽东为了平衡军队中的势力，不让林彪的势力过大，所以他不能让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都被打倒，陈再道也就要“保”了。

　　7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7月22日下午，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周恩来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是把王力和谢富治塑造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周恩来的飞机比王力的飞机早降落一些，周恩来下飞机后，马上在机场主持欢迎仪式，迎接王力和谢富治，到机场欢迎王力等人的还有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因为王力本身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另外，还有几千人的红卫兵队伍夹道欢迎。

　　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王力因为脚部受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欢迎的人们高呼口号“欢迎王力同志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7月23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又代表周恩来去钓鱼台慰问王力，并向王力赠送毛主席塑像。

　　在处理陈再道这方面，周恩来与林彪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打倒陈再道这个毛泽东的嫡系，对林彪和周恩来都有好处。7月22日，林彪主持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的中央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认为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

　　（69）

　　并做出三个决定：第一、以中央的名义立即调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对两人进行撤职处分;第二、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王力和谢富治回到北京;第三、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公告》，挽回武汉军区“叛军”的形象。

　　林彪主持的会议为武汉军区起草的《公告》说：【“七二零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和周恩来起草的《公告》，有三个要点：第一，武汉军区在“七二零事件”中的行动是叛变行为;第二、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第三、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

　　林彪和周恩来把他们的会议结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会议的决定，没有异议，只是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此时毛泽东也很清楚，处理这次“七二零事件”，必须打倒陈再道，不打倒陈再道就无法向群众交代。

　　这时，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陈再道，他就要亲自做出打倒陈再道的指示，那样陈再道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毛泽东让林彪和周恩来处理“七二零事件”，让林彪和周恩来打倒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给陈再道留一条后路，让陈再道被打倒之后，再重新站起来。这样一来，陈再道先被林彪和周恩来打倒，然后毛泽东再把他救出来，这样陈再道就会对毛泽东感激涕零，继续为毛泽东所用。

　　王任重虽然参加革命也较早，但王任重过去一直是文官，没有在军队中任职过。毛泽东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他对王任重这样的文官并不珍惜，因为很容易找到取代王任重的文官;而毛泽东对陈再道这样的武将就很珍惜了，所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想找到一个陈再道那样会打仗的武将，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要保陈再道，王任重就不保了。

　　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广大革命群众一百万人，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下午五时许，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红旗挥舞，欢声雷动，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70）

　　这次大会上，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讲话，两人都表现得比较低调。这是林彪唯一一次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群众。有人因此说，这是林彪有野心的表现，他想要享受这种领袖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对林彪内心想法的推测，根据是不足的。

　　这次林彪上天安门，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由于武汉的“百万雄师”公开声称，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公开表态，他们就要顽抗到底。所以林彪有必要上天安门，进行公开的表态，这样“百万雄师”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从7月26日开始，在京西宾馆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林彪委托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周恩来没有忘了陈再道多次对他当面顶撞，这次周恩来要借机教训一下陈再道。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在京西宾馆，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邱会作回忆说：【那天开会的阵势是很大的，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另一句是“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

　　【陈再道等人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判。陈再道一听到总理的话，吓得立即瘫倒在地上，身后的两个卫兵又把他拉起来，因为总理讲了“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气愤地给了陈再道一个耳光，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秘书和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

　　这次，林彪和周恩来都想严厉处罚陈再道，可毛泽东出面制止他们进一步对陈再道的批斗。据吴法宪回忆说：【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武汉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这次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毛泽东这封信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泽东特别说“你们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意思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要打倒陈再道的，而是“你们”要打倒陈再道。

　　此后，“七二零事件”不再被人们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

　　（71）

　　文革中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全称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搞过两次。第一次“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发起的，1967年1月配合“全国全面夺权”运动，在军队内掀起“揪军队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当时的军队内，最大的当权派就是林彪，主要的大权都掌握在林彪手中，因此“揪军内当权派”，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林彪。所以林彪想方设法地抵制毛泽东的“揪军内一小撮”，终于使毛泽东放弃了对林彪派系夺权的计划，暂停“揪军内一小撮”。

　　毛泽东暂停了“揪军内一小撮”，而林彪却又搞起“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7月发起第二次“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林彪为什么要发起“揪军内一小撮”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个典型事例：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关系。

　　据陈再道本人回忆说：【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主席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把我叫到他面前，给我交底，说：“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止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从陈再道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非常信任他的，很明确地向陈再道交底说：“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分子的话，你听谁的?”，陈再道则说：“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陈再道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指挥，其他谁都不认。陈再道靠着毛泽东撑腰，不仅敢当面顶撞周恩来，林彪的帐他也不买。这样一来，林彪要想完全控制军队，就必须拔掉陈再道这样不听他指挥的人。以前林彪没有机会，现在陈再道自己跳出来，正好让林彪如愿。

　　前面说过中共的军队，是由三支各自独立的军队组成：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任弼时和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以及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这三支红军在各自的地盘上独立发展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可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三支红军合为一支红军，这样问题就来了：谁来领导呢?

　　（72）

　　1936年10月，中共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但张国焘兼任红军总政委。因为红军总政委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张国焘的实权与毛泽东相当，毛泽东根本领导不了张国焘，因此张国焘就成为毛泽东掌控军队的最大困难。特别是张国焘这个人，具备最高领导人的资质，各方面并不输给毛泽东。当时红军的人都看得出来，将来能够领导中共的，不是毛主席，就是张主席。

　　张国焘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如果在陕北长期呆下去，非跟毛泽东火并不可。因此张国焘提出在甘肃和宁夏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派出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张国焘的想法是，一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他就可以离开陕北去新的根据地发展，避免双方的火并。后来张国焘的西路军失败，属于运气不佳，苍天不作美。

　　张国焘的才智，还表现在他具有远见性的审时度势水平。当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马上知道自己输了，毛泽东赢了，自己再呆在陕北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国焘做出一个让人预想不到的计划：出走。张国焘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出走，引起中共内部的巨大震惊。当时张国焘出走在中共内部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后来林彪出走引起的震惊。张国焘的这个“出走”，使他得以善终，一直活到1979年。林彪后来的“出走”，有很多程度也是模仿张国焘的“出走”。

　　毛泽东当然清楚张国焘是他所遇到最大的竞争对手，后来美国作家斯诺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时问：“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张国焘对毛泽东也是很了解的。1968年10月，美国政府派官员向住在香港的张国焘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因为美国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总是很难理解。张国焘说：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张国焘还对文革的走向提出预测：【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激进派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考虑到张国焘的预测是在1968年，他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73）

　　张国焘这个毛泽东领导不了的人“出走”之后，毛泽东收编了张国焘留下的残部，此后毛泽东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掌控军队了。尽管红二方面军的掌门人任弼时，并非毛泽东完全领导得了的，不过红二方面军的势力比较弱小，对毛泽东的威胁不大，而且任弼时早在1950年病逝，更是客观上帮了毛泽东的忙。因为任弼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很高，1945年中共“七大”上，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如果任弼时活到文革，那么毛泽东就会有不少的麻烦。

　　林彪要想完全掌控军队，也要除去他领导不了的人。林彪领导不了的人，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第一个是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元帅，第二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对于这两个人，毛泽东一直把他们放在“替补队员”的位置上，虽然现在没有重用，但随时可能重新出山。因此，林彪在军队中地位最大的威胁，来自贺龙和徐向前，林彪要拔掉这两个最大的钉子。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钉子，比如陈再道、许世友等掌握兵权而林彪指挥不动的高级将领。

　　有人说：“林彪这样做，正好证明他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谁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领导这个单位，而一些不听话的人，是阻碍实现自己意志的障碍，当然是拔去后快的。林彪这种心情和做法，毛泽东一样会有，周恩来也一样会有。周恩来领导国务院，也要设法除去张春桥等妨碍他的钉子。因此，林彪想要除去军队中不听话的人，不过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不应该对林彪提出特别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应该上升到“篡党夺权”的高度。

　　借着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机会，林彪开始启动“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排除军中的异己分子。林彪对武汉问题讲话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一来，本来局限于在武汉军区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后来说：【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零事件’是红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其实“七二零”事件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中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而逐步在中央内部逐步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党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这才是最惨痛的教训。】

　　王力的说法是中肯的，林彪在军队中的势力，正是借着“七二零”事件膨胀起来的。这次林彪搞“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而是学毛泽东，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夺取非林彪派系将领的权。

　　（74）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中，军队中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彻底打垮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从此以后，军队中就形成一支在林彪控制之下的群众组织，林彪依靠自己的这支群众组织，对非林彪派系的将领“造反”，进而夺权。

　　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军内的造反派垮了，“三军革命派(军内支持林彪的群众组织)”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的学生造反派对抗，中央文革依靠北京“学生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

　　邱会作也回忆说：【三年以后，也就是1970年5月13日，那天天气很好，叶群建议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从西山坐了一辆面包车去的，我们先到叶群后到。叶群笑着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这次，林彪利用他控制军内的群众组织，先制造舆论。这些群众组织马上在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声称“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这些大字报说：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而“揪军内一小撮”则是文革的“第三战役”。在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第三战役中，林彪想要揪出的是贺龙和徐向前两个元帅，这两个人倒台的话，林彪在军中就真正站稳了。

　　先说林彪对徐向前的进攻。因为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领导，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陈再道与徐向前联系起来。吴法宪等人公开散布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军内的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在北京城里游行示威，在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标语的同时、也打出“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并抄了徐向前的家。

　　林彪把徐向前看成是一个要想拔掉的钉子，毛泽东对徐向前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据徐向前回忆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而且让徐向前“大胆地干”，这个问题，让徐向前想了很久。徐向前听得出来，毛泽东让他“大胆地干”，这个“大胆”明显就是针对领导军队的林彪去的。但徐向前又拿不准，毛泽东真的会反对林彪吗?毕竟林彪是他的亲密战友呀。徐向前前思后想，始终没想清楚，所以徐向前始终没敢做出明显的反林彪的动作。

　　（75）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是把徐向前作为遏制林彪在军队中势力的一个有力棋子。针对林彪对徐向前发起的攻势，毛泽东发出了“保”徐向前的声音。196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纪念日，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出席这个招待会的高级将领，就表示“没事”，而没有出席的高级将领，就意味着“有事”，就有可能要被打倒。

　　这天周恩来给徐向前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也要出席。】徐向前出席这次招待会，意味着毛泽东是“保”他，所以徐向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将军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67年8月6日，南京的造反派借着“揪军内一小撮”的东风，要揪许世友，许世友躲到大别山里去了，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并筹备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

　　这时，毛泽东发出了保许世友的信号。8月18日，毛泽东派人把许世友接到上海，亲自召见了他，据说许世友当场给毛泽东下跪，表示自己永远忠于毛主席。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许世友交谈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是非同一般的，以后就没有人再找许世友的麻烦了。

　　对于林彪要想拔掉的另一个钉子贺龙，毛泽东就没有“保”了，贺龙没有出席这次“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对贺龙的处理，一直是很犹豫的，因为贺龙曾经和刘少奇走得很近，这点与徐向前完全不同，这是毛泽东不保贺龙的一个原因。但毛泽东最初的本意是“火烧”一下贺龙，并没有想“打倒”贺龙。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

　　可是林彪发起打倒贺龙和徐向前的动作之后，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此时毛泽东的重点进攻目标是周恩来，还需要林彪的配合，所以要给林彪一些“甜头”，让林彪得到某种程度的满意。所以，毛泽东在“保”徐向前的同时，就“不保”贺龙了，让林彪打倒贺龙，使林彪感到一定程度的“如愿以偿”。

　　“七二零”事件后不久，中央就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开始着手打倒贺龙的准备。同时，林彪利用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对贺龙派系的高级将领进行批斗和夺权。例如，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是贺龙派系红二方面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七二零”事件后不久的8月14日，一群“三军革命派”冲入许光达家中，撕去他的领章帽徽，将他逮捕，关押到装甲兵招待所。从此许光达失去自由，一直被关押批斗，1969年5月去世。1969年6月，贺龙也在关押中去世。

　　（76）

　　陈再道、许世友和许光达同是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毛泽东却一再保他，而许光达没有犯什么错误，毛泽东也不保他，这就反映出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出身将领的不同态度。当然，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让林彪满意。所以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给贺龙平反了，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这次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因为林彪的这个口号，从客观上讲，完全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文革精神，反而可以说是毛泽东文革精神的“积极贯彻者”，所以它在理论上得到文革小组的支持。

　　从实际情况来的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大多数对军内的老军头极为不满，因为这些老军头仗着自己的老资格，看不起文革小组的小字辈，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非常高兴，他们也想打倒这些人而后快，所以做出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从1967年7月25日开始，《人民日报》借着“七二零”事件的东风，不断登载各种文章，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8月1日纪念解放军建军4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为此发表了社论，明确指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并没有理会到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还有深一层的意思，被林彪“利用”了。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急忙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很不策略。”毛泽东发出指示后，报刊上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戛然而止。

　　据王力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后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在“七二零”事件后，徐向前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彻底垮台。这次全军文革小组没有再重组，而是转而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军委办事组”，这是林彪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最大收获。

　　1967年8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军委办事组”，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以前的中央军委正、副秘书长，直接掌控军队的大权。军委办事组的正组长最初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组员是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基本上是林彪的心腹，这样“军委办事组”就完全在林彪的掌控之下，使林彪在军内的控制力骤然大增。

　　（77）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有所变化，他认为文革中造反派之所以打不过保皇派，是因为有军队在背后悄悄地支持保皇派，特别是给保皇派提供武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看得很明显，造反派只有简陋的自制武器，而保皇派却是各种武器齐全。对此，毛泽东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给造反派发枪。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大动乱年代》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毛泽东看到一些部队支持所谓的“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并不是通过他自己直接说的，而是通过他写给江青的一封信，由江青转述出来的。1967年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尚没有透露出来，但信的大意是“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据王年一先生说：【毛泽东当时认为，军区和人民武装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江青的“文攻武卫”由此而来。“武装左派”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毛泽东用“润之”的名字给江青写了一信。这个信，我处有一个复印件。】

　　王年一先生说他有毛泽东这封信的复印件，可惜他没有公开出来。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呢?这个原因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关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过程，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

　　【我向林彪、叶群报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义、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宾馆后，许多穿着军装的人在京西宾馆外边结队示威，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叶群说：“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应当支持。”林彪则默不做声。当夜，叶群拉着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亲自到京西宾馆，坐车绕着宾馆四周的街道转了一圈，给那些高喊“打倒陈再道”的军内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撑腰打气。】

　　【“八一建军节”前后，北京街头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第二战役;现在“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第三战役”的开始。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煽动下，不少地方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部队的枪支、弹药，武斗更加升级。】

　　【林彪问：“抢枪的情况很多吗?”林彪对别的动向不以为然，对有些部队的枪支被抢似乎很注意。

　　我回答说：“从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经发生抢枪的情况有五个省，看来还在蔓延。”

　　林彪说：“那好，给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主席在上海，有关武汉事件的处理情况也该写信报告一下了。”】

　　（78）

　　【接着，林彪口述了给主席的信，我作了记录，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

　　【林彪口述这封信后，让我誊清，立即送钓鱼台去给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时为什么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规矩，我去钓鱼台前须先经叶群点头。叶群听说后非常同意，催促说：“这样好，叫你去你就快去。”】

　　【到了钓鱼台16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看完信，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找江青去了，我被一位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听从走廊里传来的说话声音，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唯独没有江青。】

　　【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后，才由陈伯达落笔。他们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给了我。我拿回来仔细一看，他们改动之处并不多，而且在我看来，那几处改动也无关紧要，何必这样郑重其事呢?】

　　【林彪对钓鱼台对他信稿的改动，既无称赞，也无不满，双方都是作作姿态，无需过分挑剔。林彪又让我把信稿重誉一遍，立即派人坐飞机把这封由他签名的信送往上海。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封信，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毛泽东这时还要顾及与林彪的关系，不能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的自尊心很强，受不了这个。所以毛泽东就旧技重演，又给江青写一封信，间接地表达他与林彪的不同看法。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主席写给江青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是在一张纸的正反面都写的。当时江青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

　　（79）

　　【林彪在此之前刚刚给主席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对于林彪提到的实质性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并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主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要建立第二武装。】

　　【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7月18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这与主席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

　　早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我不是提倡武斗，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我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另据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袖之一戴维堤回忆说：【鉴于“北航红旗”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

　　8月1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首次明文规定要给左派发枪，以建立群众武装，同时严禁给保守派发枪。该决定说：【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今后，军区和人民武装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枝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

　　不过这场“给左派发枪”的行动，很快就嘎然而止了。对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80）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左派发枪”呢?这要从毛泽东搞文革的思路去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本质是夺权，但毛泽东所谓的“夺权”，并不是仅仅把权力夺过来，然后一切按照旧的章程办，按照老的一套办，国家机器还是老样子。毛泽东的“夺权”是要创造一套新的国家机构，建立一套与过去传统旧体制截然不同的新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国家。

　　在毛泽东的新国家机构设想中，军队的改革是重点中的重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学说。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职业官吏，没有职业军队，没有职业警察，没有职业法官的，公民自治的社会方式。马克思反对建立国家军队，即所谓的“正规军”，提出用“人民武装”来取代它。

　　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公民持枪，是谁都可以拥有枪支的“人人有枪”社会。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有人有枪，有人没有枪，那就像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一样，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枪的人在没有枪的人面前，具有极大的优势和特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废除这种“枪”的特权，实施“人人有枪”的“人民武装”体制。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武装”。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是禁止老百姓拥有武器的，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固有观念：老百姓不应该拥有枪支武器，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因此，很多中国人对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国家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想象不出“人人有枪”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天下大乱。

　　在旧中国，只允许军队有枪，禁止老百姓有枪。这样没有枪的老百姓，在有枪的军队面前，是完全没有平等可言的，也是无法抗衡的。因此在旧中国，掌握“枪”的军人，就有了绝对的特权，就可以控制和掌握政权。而对于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社会来说，掌握“枪”并不是军人的特权，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军人执政的军政府。

　　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一个给老百姓“发枪”的领导人，肯定是头脑发昏，肯定要天下大乱;而按照美国的思维，给老百姓“发枪”是很正常的，禁止老百姓有枪才是不正常的。所以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这里我们应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给左派发枪”。按照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要人人有钱，同样要人人有枪。

　　有人总担心“人人有枪”会导致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就一直人人有枪，但美国从没有天下大乱，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内战。而世界上那些天下大乱的国家，都不是人人有枪的国家。如果以为禁止老百姓有枪，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

　　（81）

　　毛泽东要改造中国的军队，改造的思路就是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新中国建国以后，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军思想，一种是“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这是模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一支“国家正规军队”，培养一批职业军人。另一种是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也就是“人民军队”思想，毛泽东一贯反对军队搞“专业化、正规化”。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四清”运动，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显然与“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背道而驰，接近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在毛泽东时代，还有大量民兵，民兵持有大量的枪支。文革武斗时最初的一批枪支，都是从民兵那里来的。毛泽东建立民兵的思想，让人民掌握一部分武装，也是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所以有不少人把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只能理解为“胡闹”。

　　上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解释，是要说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并不是“胡闹”，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行动。接下去我们要讨论促使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契机和结果。在此之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需要澄清。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中的武斗是毛泽东有意挑动和煽动起来的，不少人撰文引举种种事例，特别是“给左派发枪”等，作为毛泽东主动挑动或煽动武斗的证据。但这些人的文章都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煽动武斗?武斗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武斗对毛泽东并无好处，因此毛泽东主动挑动、或者有意煽动武斗的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不合常理之一的论调，是把文革的“天下大乱”，解释为“毛泽东有意把国家搞乱”。可是这个国家并不是别人建立的，正是毛泽东自己出生入死、花费几十年的心血才建立起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为什么自己又要有意去搞乱它?这个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因此，合理的解释是：文革的“天下大乱”，不是毛泽东有意搞乱，而是被迫乱了的。

　　不合常理之二的论调，是把文革中的“武斗”，解释为“是因为毛泽东为了夺权”。毛泽东要夺权是不假，但能够用“文斗”夺权的话，武斗就没有必要。孙子兵法第一条，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作为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能够用“文斗”来夺权，就尽可能用“文斗”来夺权，用到“武斗”夺权，那是出于迫不得已，并非毛泽东主动或者有意想要这么做。

　　（82）

　　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并不是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时就提出了，而是一年后的1967年7月，文革开始一年多之后才提出来。文革的武斗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武斗”的前身是“暴力批斗”。文革开始时，红卫兵和群众对“黑五类”、“黑帮”等“坏分子”进行批斗的时候，就有使用体罚、打骂等暴力行为。不过最早的“暴力批斗”，还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四清”时就出现了戴高帽子，打人，罚跪等“暴力批斗”行为，据说文革中的“喷气式”，还是王光美在“桃园经验”时搞出来的。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后两个月再次去武汉，与新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人，就“暴力批斗”等问题做了长篇谈话。毛泽东说：【体罚这种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打倒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搞来了?那是对敌人的，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己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红卫兵和造反派对“黑五类”和“黑帮”的“暴力批斗”，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革命老干部身上。对于造反派在揪斗老干部时的“暴力批斗”，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

　　【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挨打、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那么，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打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是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没人能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继续说：【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就要整你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

　　【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文革中的“暴力批斗”继续发展下去，就发展成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了。最初的武斗，只是拳脚，后来发展到棍棒，再后来发展到短刀长矛，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

　　虽然毛泽东以前就有“人民武装”的概念，但建国以后的军队和民兵，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事组织，还没有一支独立于共产党领导之外的军事组织。而“给左派发枪”，这就意味着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这个尝试太大胆了，弄不好真的要重上井冈山了。因此毛泽东对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也是非常慎重，不敢轻易动这个念头。不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最终让毛泽东下了决定，豁出去给左派发枪，搞真正的“人民武装”。

　　（83）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想法，应该是在武汉形成的，促成毛泽东这个想法的关键因素是他对军队的失望。在发起文革之前，毛泽东对军队是寄予厚望的。当时毛泽东认为地方上的干部，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大，革命意志已经消退，甚至出现腐化堕落，而军队的干部由于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小，仍有较高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希望军队干部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

　　毛泽东刚开始对林彪寄予厚望，但不久林彪的表现就让他失望了，林彪并不支持文革。之后，毛泽东又对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官，比如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嫡系的人，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可是陈再道这些人也让毛泽东失望了。在武汉，毛泽东敦促陈再道转变立场，积极支持文革，可是陈再道却勉强应付，甚至纵容“百万雄师”闹事，反过来想要促使毛泽东转变立场，想要敦促毛泽东停止文革。

　　经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毛泽东对军队彻底失望了，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这意味着四分之三以上的军队不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样一来，毛泽东依靠军队搞文革的设想，事实上完全落空了。

　　如果把当时的党中央也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那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是造反派，而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元老则是保皇派。在势力方面，保皇派占绝对优势，他们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都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毛泽东代表的造反派，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只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支持力量，只剩下群众造反派这一支力量了。因此，武装群众造反派，建立一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可以控制的“第二武装”，成了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最后赌注。如果这支“第二武装”建立不起来的话，毛泽东的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这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局。所以，毛泽东最后的冒险，就是给群众造反派发枪，建立一支党内元老们控制不了的新的武装力量。

　　对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决定，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极为担心，也是极为关注的。首先，林彪受到的威胁最大，一旦有了“第二武装”，不可避免地要与他这个“第一武装”的掌门人发生冲突。因此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间接地劝毛泽东放弃给群众发枪的决定。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林彪的意见，而是用给江青写信的办法，间接地坚持自己给群众发枪的观点，坚持建立“第二武装”。

　　而周恩来的对策，和以前一样，不是阻挡这股洪流，而是顺势引导。毛泽东要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二武装”，周恩来就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三武装”，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周恩来给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发枪的由来。

　　（84）

　　“北航红旗”是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中，最亲近周恩来的一个组织。在北京1967年5月出现“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后，“北航红旗”是第一个带头公开声明支持周恩来的。下面引用一段“北航红旗”领袖之一的戴维堤，回忆他们保卫周恩来的一段细节。戴维堤说：

　　【1967年9月9日，我当“北航红旗”保卫部长，参加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组织的庆祝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韩爱晶(“北航红旗”头头)让我带领着北航600个学生负责保卫工作。周总理在主席台上，还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总理后边，江青没有到场。】

　　【这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了，说今天是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今天大会的宗旨就是要“砸八一”，废除“八一建军节”，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纪念日9月9日为“建军节”。接下去的人发言说“秋收起义”多么伟大，将“八一南昌起义”说成是国民党军阀的政变行为，所以不能代表共产党，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烈要求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

　　【当时我离主席台很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非常难看。“废八一”根本没有和周总理商量，直接就在大会上提出了。接着大会主持人请周总理讲话。记得总理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刚得到通知，来晚了。大家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参加纪念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但关于改‘八一建军节’的问题，我是不同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不同意的。毛主席肯定‘八一’的伟大意义，他老人家说过：‘八一’不能砸!”】

　　【下面的话，我实事求是地说，也许是迫于压力，周总理说：“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我周恩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只是一个参加者。”

　　这时候会场里开始骚乱起来，为了平息会场气氛和矛盾，周总理继续接着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周恩来历史上犯了好多错误，但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我就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今天，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忠心耿耿的。同学们，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呀!”

　　这时只见周总理把上衣扯开了，露出胸膛来，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些极左派已经把周总理逼成这个样子了。】

　　【周总理讲话的时候，下面的极左派就喊：“周恩来下去!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直接要轰周总理下去，他们胆大包天。后来他们许多人直接从会场后边冲过来了，可能要揪斗周总理。

　　我见事不好，马上指挥北航的六百人，把主席台包围起来。我跳上主席台，护住周总理，大声地喊：“北航红旗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

　　我对总理说：“今天有坏人，快点离开会场。”这时候韩爱晶、蒯大富也帮我架着总理向外走，这样我就把总理连抱带拖，带出了会场，周总理的警卫员当时不在主席台上。

　　（85）

　　出了会场一看，外边人山人海，足有几万人，北京工人体育馆前面的广场站满了人。我大喊着赶紧把周总理的车调了过来，我也顾不得礼貌了，直接护着周总理进了汽车。我和几个同学倒站在总理的汽车前面开路，想让总理赶紧离开。】

　　【下面又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了。总理的车没开，总理又打开车门出来了。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五点多了，面对人山人海，总理说：“同志们，今天我不能灰溜溜的走，我这样走了就对不起大家。”

　　总理又对刚刚赶来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能不能搞点稀饭来，我和同学们都饿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那天接连开了四个会。

　　这个时候保卫部队陆续赶过来，基本上就安全了。后来卫戍区战士用三轮车拉来了几大桶稀饭，我先给总理盛了一碗，自己也盛了一碗。总理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太累了，我陪着总理把稀饭喝完。总理喝完粥之后，还用舌头舔干净了碗底，我和在场的人们都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以上这件历史镜头发生在公元1967年9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北边广场上。】

　　【我说这段历史，不是想表我的功劳，我想说当时总理被逼到那种程度，他们那帮反总理的极左分子，甚至坏人确实是对总理不礼貌的，甚至想批斗总理。只是因为我们“北航红旗”的红卫兵们的誓死保卫，才避免了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免遭批斗，甚至更严重事件的发生!】

　　看了上面“北航红旗”保卫周恩来的片段，就不难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武装“北航红旗”了。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林彪在正面阻拦，周恩来在侧面包围，显然并不顺利，但毛泽东当时还是决心要把“第二武装”建立起来。可是一件大事使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嘎然中断，这就是发生于1967年8月22日的“火烧英国办事处”。

　　8月22日，失去控制的造反派群众冲入位于北京光华路的英国办事处，把十几名英国外交官打得头破血流，强迫他们向毛主席像下跪，然后放火烧毁了英国办事处的办公楼。这件事也从反面证明，造反派动武打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挑动，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挑动造反派殴打英国外交官的。这起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

　　“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他和中央文革，已经失去了对造反派的控制能力。而且，不仅是毛泽东控制不了造反派，就是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控制不了造反派的群众，成为一支完全失控的，失去理智的民众，这样的民众才会干出“火烧英国办事处”的荒唐事。

　　因此，在“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再提起“给左派发枪”了，因为此时的“左派”已经失去理智，再给他们发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的命令》，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计划就此终止。

　　（86）

　　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的下一个战略，是从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本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武汉，主要目的是预防重点突破夺权发生万一的情况。没想到了武汉后，发生了“七二零”事件的意外。“七二零”事件是在毛泽东计划外发生的，所以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之后，很快把重点转回到对周恩来的重点进攻上。

　　这次毛泽东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首先拿掉了刘少奇的左右手彭真;同样，这次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首先也要拿掉周恩来的左右手陈毅。毛泽东7月13日离开北京，7月15日“打倒陈毅”的战役就打响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外交部的文革情况。

　　外交一直是周恩来的强项，所以中共从一开始，外交都是委托周恩来搞的，比如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谈判等，都是周恩来负责。因此建国后，外交部由周恩来主管，也是理所当然，可以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老巢。从1949年到1958年，周恩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才把外交部长让给他最信赖的陈毅担任。

　　文革开始后，前一段时间的夺权，都是集中在刘少奇控制的文化宣传部门，外交部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在外交部也引起轩然大波。陈毅听了广播之后非常震惊，因为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事前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于是陈毅连夜去询问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事先也不给一个通知?”

　　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受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外交部也开始出现大字报，但陈毅反对贴大字报。6月4日，陈毅在外事口干部会上讲话，禁止在外交部内贴大字报，陈毅说：【文革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政变’，不能由群众乱搞。做外交工作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跟着闹有什么意思?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

　　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陈毅不得不在两天后的6月6日，解除了大字报禁令，但对外交部机关干部的控制加强了。然而外事口的两个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却不像机关干部那样容易管住，他们成为外事口造反的带头兵，特别是要造陈毅的反，因为陈毅明显压制外交部的革命运动。

　　（87）

　　1966年11月，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帅在军事院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后，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打倒陈毅的呼声越来越高。再此情况下，为了保住陈毅，周恩来安排陈毅做一次检讨，来平息一下造反派对他的愤怒，以便造反派的谅解和认可，然后“过关”。

　　1967年1月2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陈毅公开做检查，周恩来亲自对陈毅的检查稿进行了推敲和修改。陈毅说：【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十多天里，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和压制了外事口各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受打击、伤害的革命同志们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陈毅的检查讲完后，赢得了一阵长久而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他的检查被接受，他的检查过关了。陈毅成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

　　但1967年1月全国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外交部又迎来了“夺权”的新危机。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长期经营的地盘，基本上都是周恩来派系的人，所以要想在外交部夺权，绝非易事。当然周恩来不会硬性阻止夺权，而是采用了“顺势引导”的手法，在外交部组织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让自己的群众组织来夺自己的权，这样外交部的权就仍然控制在周恩来手里。

　　首先，周恩来鼓励外事口各单位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战斗队”，并指示外事口各个单位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事口造反联络站，显然是一个周恩来引导下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周恩来在“联络站”成立之后，随即开始引导在外事口实施夺权。据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回忆说：

　　【当时外事办还没有“战斗队”，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不革命!应该成立战斗队。”

　　接着陈毅也给我打电话说：“革命还要下命令啊?你们为什么不夺权?我们自己人不夺，别人可要来夺了。自己的同志夺权，到底清楚些嘛。这是我和总理研究了的。”于是我们外事办匆匆成立“战斗队”，宣布夺权。】

　　【1月18日上午，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开会，讨论研究有关夺权问题。多数意见认为：不夺权，联络站就要落后，别人就要来夺权。这次会议决定，“联络站”夺外交部党委的权，各个“战斗队”夺本单位的权。“联络站”在外交部实施夺权的声明，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去了。

　　（88）

　　中午12时，“联络站”负责人张殿清等，到反帝路(原东交民巷)15号，把副部长们集中到会议室，向他们宣布：“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夺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都在场，他们一致表态，支持“联络站”的革命行动，服从夺权决定。下午4时，联络站向周总理汇报夺权情况。晚上，陈毅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联络站”代表。陈毅说周总理和他本人，都同意和支持联络站的夺权声明，并祝贺这个胜利。

　　1月19日，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外交部革命造反夺权胜利大会。1月25日晚，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夺权，外交部就做的好一些。领导运动，监督业务，不算保守。我希望外交部树立成一个夺权的典型。”】

　　外交部的群众组织一直是保皇派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联络站”夺权后拥有1700多人，那时外交部总共有2300多人。外交部的文革搞得比较文明，没有发生武斗和严重的打砸抢。不过在“二月逆流”之后，社会上发起一阵“打倒三老四帅”的风潮，作为“四帅”的头号人物陈毅，自然成了要打倒的风云人物。这时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陈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开大会批斗他，而且号召打倒陈毅。

　　而另一部分不同意打到陈毅的人，则从“联络站”分裂出来，另行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此时，“联络站”转变成造反派，而“造反总部”成为保皇派。4月13日，“联络站”与北京35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他们的口号是“坚决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但陈毅等人在5月1日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批陈联络站”大受打击，一时间偃旗息鼓。

　　不过在1967年4月30日，一个政治新星姚登山突然从国外回到北京外交部工作，这一下子改变了外交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促成了外交部的第二次夺权。

　　1967年4月30日，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姚登山，被印尼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姚登山回国时，在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陈毅、江青、陈伯达等人以及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姚登山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89）

　　姚登山回国的第二天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毛泽东接见了他，并与周恩来、林彪、江青、康生一起合影。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江青，他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姚登山一跃而为一步“登天”的政治新星。

　　这里稍微简介一下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二次大战前，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二战后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撤退，印尼独立成功。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印尼民众普遍支持共产党，因而导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印尼共产党于1924年成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组织，有登记党员500万，共青团员300万，支持者近1000万。印尼共产党与中共是非常友好的，受到北京的影响很大，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数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艾地曾说：“我是毛泽东的小学生。”

　　毛泽东在艾地死后，于1965年12月专门作一首悼念诗《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965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卫队翁东中校发动“九三零事变”，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等7 位印尼将领的住所，并把他们杀害。然而，陆军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很快率军队回击，这次政变遂告失败。

　　政变失败后，策划者翁东中校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也被处死，苏哈托成为新总统执政。苏哈托上台后，开始对印尼共产党大清洗，死亡人数约五十万人左右，由于印尼共产党中的华人很多，许多华人被杀死。另外，苏哈托认为中共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印尼出现大量迫害华侨的事件，迫使大批华侨出逃，4000多名华侨归国。

　　1966年4月15日上午，一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印尼军人和民众，在装甲车的配合下，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士兵和民众冲进院内，抢走文件档案，捣毁家具和陈列品，砸坏汽车，并开枪打伤使馆工作人员一名，殴打工作人员多名。姚登山作为这次抗击印尼“暴行”的领导人，被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姚登山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成为抢眼的政治新星。

　　（90）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北京突然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打倒陈毅”浪潮，同时对外交部进行夺权。其实“打倒陈毅”的目的，也是旨在外交部的夺权。关于这场“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意图，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清楚，但高官们是清楚的。不过高官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多谈这个问题，只有吴法宪等少数被打倒的高官，提到了这个话题。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8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要夺外交部的权，红卫兵是不行的，因为红卫兵不懂外交事务，即使夺了权也无法掌权，所以外交部的夺权，必须依靠外交部内部懂业务的造反派，靠他们来夺权和掌权。1967年7月的时候，外交部的群众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联络站”，这个组织是造反派，外交部夺权就靠“联络站”了;另一个组织是“造反总部”，这是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还有一个组织是后来成立的“攀险峰”，它也是保皇派组织。

　　姚登山回国后回到外交部工作，他作为被毛泽东接见过的“响当当”造反派，成了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顾问，实际上是“联络站”的幕后控制者。据外交部英文翻译冀朝铸(后来尼克松访华时的那位著名翻译)回忆说：【淹没在巨大荣誉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间挽着他俩的胳膊照了一张相，相片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登出来。姚登山回到外交部后，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人热烈欢迎他，选他做头领。在姚登山的领导下，“联络站”更加肆无忌惮，企图全面接管外交部的大权。】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成立了自己的两个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我参加了“攀险峰”。一些“联络站”成员脱离了自己的组织，也参加了“攀险峰”。在外交部，“联络站”和两个新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之间，很快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联络站”早在“二月逆流”之后就提出“打倒陈毅”，但因为外交部内部有“造反总部”和“攀险峰”两个保皇派组织抵制“打倒陈毅”，所以在外交部内部没有打开突破口。“打倒陈毅”的突破口，是从外交部的外部打开的。

　　（91）

　　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办公楼对面的广场上安营扎寨，打出大标语“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誓不收兵”。7月16日，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加入进来，他们张贴“陈毅罪行”的大字报，漫画，街头演讲，高音喇叭广播，宣称“舍得一身剐，誓把陈毅拉下马。”

　　7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发表呼应声明，宣称：“揪陈大军来外交部安营扎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将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后，大家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七二零”事件上，“揪陈大军”一时间冷却下来。等到“七二零”事件解决后，从8月1日开始，“揪陈大军”又复活起来。北京外语学院的一伙造反派强行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同时，他们还封锁外交部大门，不准任何人员进出，造成一些外事活动的被迫中断。

　　在此情况，周恩来不得不接见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说：“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造反派：“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造反派：“陈毅应该交给我们批判。”

　　周恩来：“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当时的“三反分子”，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

　　周恩来听后愤怒地责问说：“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造反派：“我们不强加总理。”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造反派：“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怒道：“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造反派：“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付总理。”

　　（92）

　　周恩来：“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同志的大会不能开。”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毛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他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

　　周恩来知道，这些造反派“揪陈毅”是有背景的，他不能硬顶。于是周恩来最后做出让步，跟造反派达成协议：8月6日，先在外交部内部开一个批判陈毅的小会，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不过周恩来提出来他的条件，就是约法三章：(一)不准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二)不准贴“打倒陈毅”的标语条幅;(三)开会时“两派”轮流发言(造反派与保皇派)，不允许武斗和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

　　造反派同意了周恩来的条件，于是8月6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开第一次批判陈毅会。这天，周恩来和陈毅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会场，周恩来还特别嘱咐陈毅：“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周恩来来到会场门口时，有人向他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立即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已经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这么干?不把标语撤下，会议不能开。”

　　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于是周恩来站在烈日之下，拒绝进入会场，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造反派才同意摘下标语，周恩来这才进入会场，亲自陪陈毅挨批。在文革中的批判大会，只有陈毅和谭震林“享受过”周恩来亲自“陪批”的殊荣。

　　据一位参加这次会议的当事者回忆说：【显然是周恩来做了说服工作，陈毅一反过去的不合作态度，变得非常配合，叫他站起来就站起来，叫他低头就低头。有一次，叫他向某“革命小将”赔罪，他就走过去向这名小将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根据周总理同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陈毅当场不回答问题，但发言者有时仍要陈回答问题，这时陈就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向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这时台下便响起一阵掌声。不难想象，从来桀骜不驯的陈毅，在说这些话时，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愤懑。】

　　在这次批陈会上，两派(造反派与保皇派)轮流发言，各说自己“批陈”的理由。造反派“联络站”认为陈毅是“三反分子”，必需彻底打倒;而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则认为陈毅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但陈毅的问题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

　　这次会议由于周恩来亲自主持，再加上陈毅的配合，所以第一次批判陈毅会开得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小动作，会议按时结束。

　　（93）

　　外交部的夺权运动，因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势力相当，处于胶著状态，一直到1967年7月，并无多大的进展。1967年7月中旬开始，北京突然出现一股“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浪潮，这标志着毛泽东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进入了决战阶段。

　　决战阶段的第一场战役，是北京两个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冲击外交部。这些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闯入外交部大院贴大字报，宣称“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但这样的冲击还是打不倒陈毅的，因为外交部的大部分人认为红卫兵只是胡闹，并不认为红卫兵的行动符合中央精神。所以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依然积极支持陈毅，红卫兵的冲击行动并没有大的战果。

　　决战阶段的第二场战役是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第一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谢富治，因为谢富治的家就外交部附近的东交民巷，他每天上班路过外交部门前。谢富治对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红卫兵说：“揪陈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谢富治毕竟不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他也是路过这里顺便讲话，并不是正式的讲话，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第二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戚本禹。8月4日，北京召开“首都新闻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姚登山也出席了。开会前，戚本禹对姚登山说：【革命小将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陈毅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陈毅下去?】

　　姚登山说：【外交部的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

　　关锋说：【陈毅不下来，与中央文革无关。】

　　姚登山问：【那是不是总理一个人不同意?】

　　关锋未作回答，而是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的思想不是毛主席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7月1日，主席对缅甸问题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讲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戚本禹也说：【外交部的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关锋和戚本禹的讲话，批评了外交部，认为外交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就暗示对外交部夺权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戚本禹明确指出陈毅的问题很严重，挑明可以打倒陈毅。

　　8月5日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的讲话。戚本禹明确支持“打倒陈毅”，表明“联络站”打倒陈毅的行动是正确的。这是“联络站”首次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使他们大受鼓舞，情绪骤然升温，多次长时间高喊：“打倒刘、邓、陈”，“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等口号。戚本禹的讲话很快又传达给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学生，那里也马上一片欢腾。红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一定要揪出陈毅。

　　（94）

　　外交部内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讲话大为震惊，因为这个讲话精神与周恩来对陈毅问题的指示完全不符。因此，“造反总部”当晚决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戚本禹告状。“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告状信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

　　【姚登山同志不顾八月四日总理关于批陈问题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组织听了姚登山的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打掩护。】

　　【我们认为，姚登山这样做的结果，给人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日的讲话，而不提总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现寄上姚登山的传达全文和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此致。敬礼!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戚本禹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原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打倒陈毅”的口号，也不是戚本禹就敢这么说的。那是1967年7月1日，康生向毛主席请示缅甸问题，问能不能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毛主席明确指示：“群众提‘打倒奈温’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提。”毛主席又说：“中国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喊就是了。”】

　　王力说：【毛主席8月12日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也表示他赞成“打倒陈毅”，还说：“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可见他们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这些事，毛主席是早已知道的。当时翻译叫范承祚，他说：“毛主席对陈毅问题的说法，同王力的讲法是一致的。”我说：“你说反了，不能这么说。只能说王力是根据毛主席的精神讲的，很多是毛主席的原话。”】

　　王力还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这句话原来是戚本禹说的，他也是代表中央说的，我是奉命保护戚本禹。戚本禹是怎么理解，中央文革是怎么理解，我不知道。叫我表态，我就得表态。】

　　【我的讲法有一点地方同总理不大一致，总理是见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不许进会场，不许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戚本禹说群众可以喊“打倒陈毅”，我也这么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后来江青在王力的“八七讲话”问题上大做文章，那只是作为借口，抛出王力作为替罪羊。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过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讲话中的那些话过分的话，就是他的原话。】

　　（95）

　　对于中央文革插手“打倒陈毅”的主使问题，王力解释说：【因为陈老总的问题，造成总理很大的被动，整陈老总的是江青。江青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动造反派打倒陈毅。林彪把外交部的局势搞乱了。】

　　王力出于自身的原因，把“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的主使人，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也是不得已为之。但王力在提到他后来著名的8月7日讲话时，辩解说：【我的‘八七’讲话，伤害了陈老总，是不对，我承认。当时我的错话不少，但这些错话的发明权不是我，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话。在‘八七’讲话中，我奉命要讲的。】

　　王力申辩说：他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的原话，而且这些话他是“奉命讲的”。奉谁的命呢?王力没有明确说。但是从前后文的关系来看，因为他讲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所以这个“奉命”也应该来自同一个人吧。

　　关于这些事的细节，王力当然是不便透露出来的。不过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讲话来看，毛泽东在1967年8月，在上海做出了一些倾向性很明显的讲话。

　　1967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毛泽东这里说的“有些人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毛泽东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呢?熟知党内斗争形势的王力等人，应该一下子就能猜到。毛泽东又说“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有人说毛泽东这是针对林彪说的，这并不合理。因为那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不应该针对林彪讲这样的话。

　　特别是毛泽东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就明显地挑明他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打响了。

　　戚本禹8月4日的讲话，当然受到支持周恩来的外交部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的抵制，他们表面上写信向中央文革“告状”，实际上是向中央文革“抗议”。

　　“造反总部”的告状信送到中央文革那里后，8月7日文革中央办公室打电话到外交部，通知说：王力当晚9时要与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代表谈话。8月7日晚，姚登山和联络站6人，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与王力谈话。他们的谈话从9时起，谈了差不多3个小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王力“八七讲话”。

　　（96）

　　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时候，陈伯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给毛泽东立了大功。后来毛泽东论功行赏，给陈伯达党内排名第四的高位。可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夺权的时候，就没有再用陈伯达了，这个原因也是明显的。陈伯达对刘少奇的好感不多，他曾说：“刘少奇在外面形象温和，实际上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泽东差不多。”而陈伯达对周恩来很有好感，前面提到过，在陈伯达要“自杀”的时候，周恩来专门和他谈话，打消他自杀的念头。周恩来在各种场合也公开说陈伯达的好话，两人关系不错。

　　因此，毛泽东这次对周恩来夺权，就不能用陈伯达了，而是用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些小字辈。王力也看出毛泽东不重用陈伯达了，开始重用他，王力看出这是自己走进党的高层的一个绝好机会。陈伯达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得到党内第四位的回报;如果这次王力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么这个回报也不会低吧。此时，这次王力认为机会来了，为毛泽东立功心切，所以在8月7日，发表了一个煽动性非常强的“八七”讲话。

　　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王力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也没有做过这么煽动性强的讲话。但王力这个极具煽动性的“八七”讲话，并没有成为他立功的阶梯，反而成了他倒台的滑梯。王力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向毛泽东表忠心的讲话，却被毛泽东批语“大大大毒草”，这是后话了。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王力这个点起外交部夺权大火的“八七”讲话。

　　8月7日晚，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造反派“联络站”的6名代表，招到钓鱼台来谈话。王力的谈话，不仅是他个人的谈话，也是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表态。王力对两个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表态：第一个是“打倒陈毅”问题，第二个是“外交部夺权”问题。在“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说：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外交部全部同志传达了戚本禹同志的谈话。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有人竟告状告到我们这里。他们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

　　【姚登山同志传达后，革命群众的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打倒陈毅”?陈毅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就可以揪。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97）

　　说到这里，王力激动地挥着手，又把外交部“造反总部”的告状信念了一遍，然后说：【我反对外交部“造反总部”的这种做法，鲜明地反对!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们。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打倒陈毅”问题上，态度鲜明是地指出三件事：(一)打倒陈毅是正确的;(二)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是正确的;(三)“造反总部”的告状信是错误的。王力讲话中对“打倒陈毅”的问题，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

　　王力继续谈“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他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党委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党委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外交部可以夺权!】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把它神秘化，别人不能干，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这个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不要听某些人的话，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

　　【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二十几岁也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为什么不可以呢?挑干部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挑干部，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这个统统打倒。】

　　王力“外交部夺权”问题上，也态度鲜明是地指出三件事：(一)外交部党委班子要“动”，要夺外交部党委的权;(二)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二十几岁可以当部长;(三)外交部的干部要选“革命派”，不能选“保守派”。

　　王力讲话中对“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也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周恩来强调外交部党委的权不能夺，外交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不懂外交的人不能搞外交。而王力不仅说外交部党委的权应该夺，而且说搞外交根本不要什么专家，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

　　最后，王力对姚登山说：【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旗帜鲜明地支持姚登山，鼓励姚登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带头在外交部造反。姚登山喜出望外，把王力对他的支持和鼓励，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来自中央文革，甚至来自毛泽东的意思。这对于姚登山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一步登天机会，姚登山当然不能放过，他立即表示要豁出一切为王力和中央文革效力。

　　（98）

　　这样一来，王力就把外交部第二次夺权的大火点起来了。王力觉得单单口头讲话还不够，第二天8月8日上午，王力又专门写信给姚登山，以书面形式确认他8月7日晚上的讲话内容。

　　王力给姚登山的信如下：【姚登山同志：我们接到外交部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我们认为，“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在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敬礼!】

　　王力在这里谎称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一致，也同意打倒陈毅。其实周恩来从来没有同意过打倒陈毅，更不知道王力的“八七”讲话。当周恩来看到王力“八七”讲话的传单后，感到震惊，他请康生和王力过来，提议三人谈一次话，但康生和王力没有理睬周恩来的建议。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王力成为红极一时的文革英雄，他这样英雄人物的讲话，甚至比中央文革的话还要有份量。姚登山和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根据王力的指示精神，马上行动起来。8月8日，“联络站”立即召开会议，传达王力“八七讲话”。“联络站”头头王中琪宣称：王力讲话是中央的正式指示，中央已经决定要打倒陈毅，并且要对外交部彻底夺权。

　　“联络站”大量印发王力的“八七讲话”，称它“吹响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8月9日，姚登山在外交部全体大会上宣读王力来信和传达王力讲话，并声称王力要求他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领导外交部的文革。之后，会场立即出现狂热的气氛，造反派“联络站”受到极大鼓舞，高喊“打倒保皇派”，并咒骂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是“保皇狗”。

　　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见造反派“联络站”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受到沉重的打击，无法反击，一下子抬不起头来。造反派凭借“八七讲话”所造成的声势，大造夺权舆论，积极准备夺权，贴出大标语：“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8月11日，按照原来的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规模的“批斗陈毅大会”。根据周恩来与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除了主席台前“批斗陈毅大会”的横幅外，会场上不挂任何标语。大会主席台上除了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外，还坐着周恩来和谢富治副总理，被批斗对象陈毅，则坐在主席台右前方的一把椅子上。

　　（99）

　　批斗会从下午1时半开始，各个造反派的发言人上台发言，揭发和批判陈毅的“罪行”，并要求“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会议途中，周恩来有事离开会场，周恩来刚刚走开，造反派立即违反不挂任何标语的协议。突然间，“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等大标语一下子从会场二、三层楼上同时垂挂下来，二、三层的护栏上也拉起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的巨大横幅，坐在一楼的造反派则纷纷举起“打倒陈毅”的小旗帜。

　　随后，会场上的人群骚动起来，他们站起来高呼“打倒陈毅!”，呼喊声此起彼伏。坐在前排的造反派开始冲向陈毅，周恩来留下的几十名警卫战士，手臂挽着手臂地奋力阻挡，不让造反派冲过来。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台上的谢富治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参加大会的黄镇大使站起来用手指着台上大声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据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回忆说：

　　【我带着陈老总和他的警卫宫恒征，从舞台的后门撤出，通过夹道进入了保密室，让陈老总坐在沙发上。我立即让部队战士撤到走廊的两头，并告诉他们，只要有人冲保密室，就采取强硬措施。造反派搜到保密室这里，看到有部队没敢冲，但他们又怀疑陈老总在里面。保密室在二楼，他们不甘心，就从院子里搭人梯，踩着肩膀隔着保密室的玻璃窗子往里看，找陈老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让陈老总暂到卫生间避一避。开始陈老总说：“算了，我去见他们。”

　　我说：“不行，这是总理给我们的任务。”

　　陈老总答应后，陈老总、我还有他的警卫宫恒征，我们三人躲进了卫生间，留在外面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要他找姚登山，并说：“你告诉姚登山，今天发生的混乱，他要负责。如果今天陈老总发生问题，他要负完全责任。”并指示钱嘉东，要姚登山亲自把陈老总送回家。

　　造反派在楼内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老总，认为陈老总已经走了，后来大部分造反派就撤走了。他们虽然撤走了，可陈老总的那辆奔驰车却遭了殃，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将汽车的窗帘撕了，车胎放了气，车座套也给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找到姚登山。姚登山来到保密室后，钱嘉东向他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说：“今天发生的事，你要负全部责任。陈老总的安全发生任何问题，你也要负全部责任。总理要你亲自送陈老总回家，现在你就不要走了，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让姚登山和我们一起从锅炉房的旁门出了楼，然后坐上卫戍区预先布置的停在那里的吉普车，向东绕道东单，经东长安街驶向中南海东便门。陈老总、姚登山、钱嘉东、我和宫恒征从东便门进入了中南海，陈老总安全地回了家。】

　　（100）

　　前面我们提到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兵团”，在王力“八七讲话”之后突然活跃起来，似乎是与王力遥相呼应。“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大量散发和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他们宣扬的理论是：(一)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第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第二司令部，第三个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二)周恩来是“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人物”，是“中国的柯西金”;(三)文化大革命的下一场战役，就是打倒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四)声称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说：“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

　　在“五一六兵团”的宣传攻势下，不少人对周恩来怀疑起来，认为文革的下一个目标，或许真的就是周恩来了。王力的“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的人明显感觉到，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恩来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的一些看法。因此，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王中琪，心领神会地说：“看来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抢先，不能落后了。”他们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就要打响了，所以要抢先立功。

　　王力讲话在外交部的干部中间也引起很大震动，一些干部以为周恩来不行了，开始另找靠山。外交部的22名司处级中层干部，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为王力的“八七讲话”叫好，声称今后要紧跟中央文革，这在当时被称为“22中将”。不过很快王力就倒台了，“22中将”在王力倒台后，又因为写这张大字报做检讨，这是后话了。

　　8月11日的陈毅批斗大会结束之后，外交部的造反派没有揪到陈毅，就立即着手对外交部进行夺权。王力在给姚登山的信中，撒了一个谎，声称“总理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这个谎言的杀伤力极大。

　　外交部的保皇派“造反总部”在告状信中，就是告状姚登山的讲话与周恩来不一致。“造反总部”敢告状，也是仗着有周恩来的支持。而王力的“八七讲话”，不仅否定了“造反总部”的告状信，还声称“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特别是强调周恩来与中央文革的意见一致。

　　当时中央文革的威信如日中天，王力说周恩来与他们一致，谁敢质疑王力的真实性?大家都以为周恩来真的转变立场了，真的不再“保”陈毅了。这样一来，就造成“造反总部”的人人心惶惶，以为周恩来不支持他们了，不少人开始悄悄退出“造反总部”。当时外交部西欧司战斗队的队长周从吾说：“王力的讲话我接受不了，但这是中央文革的讲话，白纸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现在我辞去队长的职务。”

　　面对王力的谎言，周恩来也不好出面辟谣，因为周恩来无法公开说：我与中央文革不一致。这样一来，周恩来只好沉默，而周恩来的沉默，又被认为是“默认”，因此搞得周恩来十分难受。

　　（101）

　　8月14日，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数百名红卫兵，在“联络站”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大院，砸毁“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这两个保皇派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墙上贴满侮辱性的大标语“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解散。

　　在这种强大压力下，“造反总部”的处境极端困难，成员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30多人，基本上彻底垮台了。而“攀险峰”顶不住压力，被迫宣布解散了。

　　自从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周恩来的外交部能够顶住造反派的夺权浪潮，靠的是保皇派群众组织在外围的保护。现在，外交部的两个主要保皇派群众组织垮台了，那么周恩来在外交部的势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打垮保皇派后，就开始夺权行动，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联络站”头头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第一个夺权的目标是外交部政治部。在对政治部夺权之前，他们向王力请示：可以不可以对政治部夺权?这次王力没有明确表态，而是通过秘书转告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都请示。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

　　王力这些话，就等于间接地肯定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于是8月16日，姚登山和王中琪发起“砸政治部”行动，他们包围了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没收所有公章。然后宣布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由于外交部政治部的当权者们已经失去保皇派群众组织的保护，抵挡不住造反派来势汹汹的夺权，只好乖乖地交出大权，造反派顺利夺权。周恩来对此也束手无策。

　　造反派“领导小组”在接管权力后，立即发出通令，通知各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并声称中央的最新口号是“打倒刘、邓、陈”。夺权当天的下午，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院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姚登山讲话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分界线。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接下去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革命不能改良，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要彻底砸烂。”

　　在对政治部夺权胜利的鼓舞下，8月19日，造反派开始向外交部发起总攻，对外交部党委进行夺权。这天还是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红卫兵打头阵，几百名红卫兵闯入外交部，强行赶走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在党委办公室大门上贴上封条，封闭党委办公室。他们还发出通令：【从即日起，外交部党委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陈毅是不折不扣的外事口最大党内走资派，根本不配当外交部长，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小组”，负责外交部的日常业务。】

　　（102）

　　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一些头头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以姚登山为主任，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开始掌握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的大权。此时，还有人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姚登山同志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8月20日，红卫兵和造反派进一步强行封闭所有外交部副部长的办公室，乔冠华等副部长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强迫他们在街头叫卖《红卫兵战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据乔冠华的儿子回忆说：【不久，造反派罚爸爸到王府井萃华楼附近卖《造反战报》，哥哥骑着自行车悄悄去看望了他，爸爸还是比较机灵的，造反派不看管他的时候，他干脆就坐在附近店铺的台阶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就把报纸丢弃在小胡同里，然后把自己的钱换成一张张毛票，如数上交。后来还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结束了爸爸的“卖报经历”。】

　　21日，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揪斗原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红卫兵和造反派逼张闻天承认，他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陈毅是后台，但被张闻天拒绝。

　　从1967年8月19日开始，整个外交的大权完全落入造反派手中。陈毅虽说还没有被打倒，但已经是时间问题了。陈毅倒台的话，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半年多之后的1968年6月，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在谈到“打倒陈毅”事件时，毛泽东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周恩来挑明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的时候，林彪在干什么呢?原来林彪看到外交部大乱，猜到这是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夺权。此时，林彪还是持中立态度，为了不惹麻烦，林彪干脆离开北京，到外地“打转”去了。周恩来一个人留在北京，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眼看毛泽东的重点进攻夺权就要胜利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件意外事件拯救了周恩来的命运，这就是8月22日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发起的这场“重点进攻夺权”，整个战略战术都是不错的，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让周恩来反败为胜。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姚登山等人傻眼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造反派们没有人敢负责，更没有人敢处理这件事。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夺到手的外交部大权，又送回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出面处理这件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轻而易举地把外交部的大权又拿了回来。关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详情，将在下面介绍。

　　（103）

　　在讲“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澳门1966年12月3日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及所谓“一二三”事件。

　　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干部逃入澳门，中共的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澳门。于是在澳门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华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亲中共的“左派”，另一派是亲国民党的“右派”。澳门葡萄牙殖民政府对左右两派华人，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当时澳葡殖民政府非常腐败，澳葡公职人员不论葡萄牙人还是华人，都贪污成风，不贿赂办不成事。1966年4月，一家华人学校要扩建校舍，向澳葡当局方面申请施工批准，但久久未得到回音。校方代表前后24次找当局交涉，也没有进展，大概是贿赂没有到位吧。于是校方一怒之下，不等当局的批准就先行施工，于1966年11月开始动工。而澳葡当局出动警察，禁止校方动工，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

　　这下惹怒了当地居民，纷纷抗议，亲大陆的社团更是推波助澜，号召大家“敢于斗争”，澳门总督府门前每天都有抗议的人群。12月3日，总督府门前终于发生了冲突，警察先使用警棍，试图驱散示威人士，但效果相反，前来示威的群众反而愈来愈多。到了下午，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愤怒的群众捣毁警车，捣毁总督府门前的石像和铜像。下午4时警察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逮捕。澳门总督在晚6时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宵禁。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奉命对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的诉求，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在澳门的亲大陆的社团，也向澳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澳葡当局具签“认罪书”。

　　澳门左派发动罢市，造成市场一片萧条，有钱人纷纷逃离澳门。中国军方在澳门周围加强军事部署，并宣称准备断绝澳门的饮水供应，更加剧了澳门的紧张气氛。在此压力下，澳葡当局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澳门亲大陆社团所提出的要求，

　　12月16日，澳葡当局对警察厅长等人撤职，下半旗为事件中的死难者致哀。1967年1月2日，澳葡当局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国民党在澳门的机构和团体全部被查封，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被全面驱逐出去。1月27日，澳葡当局发表“认罪书”，说：【向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各项要求，承担死难者和受害者的抚恤费及其他损失，共计200万澳门币。】

　　（104）

　　1967年1月27日澳葡政府发表“认罪书”，不仅标志着澳门中国居民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文革大革命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似乎证明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只要敢于斗争，貌似庞然大物的反动派一捅就破。同时，澳门的胜利似乎也证明文革可以扩大到国境之外，于是境外的文革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比如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的外交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向当地华侨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于是缅甸政府制定一条法令，禁止在缅甸的华侨学校里，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学生们当然不答应。此后缅甸华侨与缅甸政府发生多次冲突，中方一人被打死。6月30日，北京40万市民到缅甸驻华使馆示威游行，7月3日，北京一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缅甸使馆的一些设施，但好在没有出现伤人的情况。

　　又比如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蒙古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突然路上的红卫兵发现，蒙古汽车司机的刹车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蒙古司机居然踩着毛主席像开车。愤怒的群众马上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后来人们的愤怒压抑不住，把蒙古大使的专车烧毁了。愤怒的群众又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围墙上刷写“打倒蒙修”的标语。为了安抚愤怒的群众，中国外交部立即召见蒙古大使，对蒙古司机侮辱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将蒙古司机驱逐出境。

　　1949年大量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逃入香港，中共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于是香港的华人也分为两派：亲中共的“左派”和亲国民党的“右派”。港英当局对香港的左右两派华人，也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资方开除150名工人。此后工人在厂外集会，张贴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抗议资方无理解雇，部分工人强行冲进厂内要求资方谈判。资方招来警察，警察逮捕二十多名工人，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多名示威工人受伤。

　　此事发生后，亲大陆的港九工联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抗议”，香港左派报纸也发表社论支持工人，但港英当局对此置之不理。此后工潮演变成暴动，工人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工人用石块和玻璃瓶袭击警方，警方则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打死一人，打伤多人，逮捕多人。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递交一份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接受当地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香港左派得到北京的公开支持，倍受鼓舞。从5月20日开始，左派连日出动大批群众，在港督府门外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街头贴满反英标语。

　　（105）

　　5月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群众，100多人被捕。鉴于事态严重，港英当局宣布香港岛实施宵禁，这是香港二战后首次实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港英当局进行严厉的谴责，并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等于是号召香港群众起来造反，解放香港。6月19日北京举行10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

　　在北京的支持下，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巴士、电车、煤气、渡轮等行业出现罢工，左派学校宣布罢课。7月8日，香港边境沙头角发生枪战，约300名大陆民兵越境进入香港，包围沙头角警岗，双方爆发枪战，香港警察死5人，大陆民兵死1人。此后香港出现谣传北京准备收回香港，香港左派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自制炸弹及汽油燃烧瓶袭击警察。

　　8月4日，港英当局出动英军，从航空母舰出动直升机从天而降，查封左派工会的据点，拘捕左派组织头头，封闭左派学校。8月18日，港英政府查封了发表煽动言论的3家左派报社，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文汇报》等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

　　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撤消对3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记者和34名工作人员。这是姚登山等人在8月19日接管外交部之后，做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最后通牒”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方不接受最后通牒，自己一方又不敢采取报复措施的话，就会大丢面子，在国际上威信扫地，所以世界各国对“最后通牒”都是极为慎重的。

　　姚登山等人之所以大胆发出最后通牒，是因为有澳门胜利的经验。他们认为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一样，都是“纸老虎”，港英当局之所以还不投降，是我们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只要进一步施加压力，港英当局就会像澳葡当局那样全面投降了，因此，他们就用“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港英当局施压。

　　但姚登山等人并没有想到，如果港英当局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我方的对策是什么?他们自信地以为，只要“最后通牒”发出去，港英当局肯定会软下来。

　　然而事情出乎姚登山等人的意料之外，这次遇到的港英当局并不是纸老虎，他们完全没有理会中方的最后通牒。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港英当局没有接受“最后通牒”。这时姚登山等主持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才感到事态严重，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对应才好。

　　（106）

　　如果是周恩来主政外交部，肯定不会干出这样冒险的动作。周恩来多次批判香港左派说：“香港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的外交部被夺权之后，他也就管不了。

　　因为港英当局无视中国的最后通牒，激起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义愤。8月22日晚，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冲进英国代办处，打砸各类器物，打伤多名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并放火焚烧英国代办处的楼房。

　　据英国代办处的霍布森回忆说：【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他们先烧着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我们一起躲进了保险库，但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打，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据参加这次行动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们身后的大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代办处的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越过去了。晚上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开始燃烧，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英国人跑进地下室，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姚登山等人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红卫兵会干出如此出格的事情。在这个紧急关头，姚登山等和造反派头头们，没有人敢出头处理这件事，只好把外交大权重新交还给周恩来，任由周恩来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得知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知道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立即行动起来，展开“反夺权”行动。周恩来于8月23日凌晨，英国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小时，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这次周恩来叫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起接见，陈伯达站在周恩来一边。

　　（107）

　　周恩来：“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是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说：“都拿王力同志的讲话捞稻草，你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你们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外交大权四天中断，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

　　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你们其中有人要‘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你们能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周恩来：“你们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外交部，你们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了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陈伯达：“你们都要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你们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

　　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造反派头头们宣布：

　　【(一)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二)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三)“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四)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封条完全无效;(五)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马上撤离。】

　　周恩来借着“英国代办处”的东风，把被夺走的外交大权，又夺了回来。不过这件事周恩来还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怎样向毛泽东汇报，对周恩来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是考验周恩来智慧的时候。

　　（108）

　　按照常理，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么大的事，周恩来应该亲自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不便亲自去汇报。因为毛泽东肯定会怀疑，“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不是周恩来在背后搞起来的，毕竟周恩来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最大受益人，不可能不被别人怀疑。

　　如果周恩来亲自去汇报，毛泽东未必相信周恩来讲的是真话，所以周恩来必须找一个第三者去汇报这件事，才能让毛泽东相信他是清白的。这个第三者找谁合适呢?陈伯达是一个人选，但陈伯达在“打倒陶铸”事件之后，毛泽东疏远他了，而陈伯达又靠近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会太相信陈伯达的话。于是周恩来就想到了杨成武。

　　当时杨成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且杨成武本人没有卷入“外交部夺权”一事，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相对客观地讲这件事，毛泽东会比较相信杨成武的汇报。因此，周恩来就选定了杨成武，请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据杨成武回忆说：

　　【周恩来找我单独谈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的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周恩来不仅要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火烧英国代办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向毛泽东说明“外交部夺权”引发的一连串严重后果。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马上展开了“反夺权”，把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夺走的外交大权，又重新夺了回来。不过，周恩来的这个“反夺权”，还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才能算数。如果毛泽东不认可，再发起一场针对外交部的夺权战役，周恩来这个反夺回来的权，还有可能再次被夺走。因此，怎样说服毛泽东放弃再发起一场外交部的夺权战役，是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问题。

　　周恩来知道没有毛泽东的首肯，王力是不敢进行如此煽动性讲话的，“外交部夺权”是毛泽东的一步重要的棋。但现在毛泽东的这步棋出了问题，不仅没有起正面的作用，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因此周恩来想劝告毛泽东：你这步棋走错了，外交部夺权错了，再这么搞下去，就要起连锁反应。

　　周恩来很巧妙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周恩来说的“连锁反应”是一个话外音，毛泽东应该很清楚，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下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火烧苏联大使馆”了。

　　（109）

　　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反帝反修”的宣传下，对苏联的印象极不好，多次发生过针对苏联的抗议示威事件。就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第二天，一批红卫兵又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情况十分紧急，谁劝他们都没有用，只有周恩来亲自去解围了。据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说：

　　【红卫兵的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以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

　　【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周恩来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又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围攻苏联大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为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

　　这次包围苏联大使馆，周恩来亲自去解围，劝退了红卫兵。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亲自劝退，红卫兵说不定又要闹出“火烧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如果发生“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了。

　　因此，周恩来巧妙地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连锁反应，提醒毛泽东，如果任凭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闹下去，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这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周恩来能劝退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说明周恩来还能控制一定的局势。如果周恩来在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时候，亲自出面劝退红卫兵，很可能就不会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可是周恩来没有管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事，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周恩来心里有气，他被夺权了，当然也就不再管事了。

　　周恩来不管事了，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出来管事，就劝退了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因此，周恩来也想用这件事，告诫毛泽东：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如果你夺了我周恩来的权，没人管事，那就要天下大乱，就会从“火烧英国代办处”发展到“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周恩来要让毛泽东知道，夺周恩来的权，其代价将会有多大。

　　所以，周恩来让杨成武给毛泽东“捎话”说：“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这里，周恩来说“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周恩来说“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林彪在军队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只有这两个“不动摇”，也就是不触动周恩来和林彪的地位，才能保住不会天下大乱。

　　（110）

　　周恩来除了让杨成武给他“捎话”外，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表示他对“八七讲话”的不满，委婉地希望毛泽东对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这些挑动外交部夺权的人，给予一定的处分。

　　据杨成武回忆说：【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过来。”

　　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回北京的飞机后，又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会写几篇文章，就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很大。我的看法，王力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力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我的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周恩来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周恩来又叫我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我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问林彪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111）

　　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准备搞三年。他在1966年底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毛泽东在1967年初又说：“第一年开张，第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第三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标有多个，有刷新人们思想觉悟的目标，有改革政治体制的目标，也有改换人事布局的目标。其中改换人事的目标，也就是“夺权”，是最硬的指标，最难啃的骨头。毛泽东对搞文革的思想目标和政治目标有很多阐述，但对搞文革的改换人事目标，也就是“夺权”的目标，从来没有明确地讲过。不过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的人事目标，应该是第一年夺刘少奇的权，第二年夺周恩来的权，第三年夺林彪的权，这样文革大革命就胜利结束了。

　　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他本人的权力问题，而是要为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铺平道路。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这三个人在党内的威信太高，只要他们三人中的一个人掌握实权，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无法顺利接班。所以毛泽东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第一年对刘少奇的夺权比较顺利，刘少奇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实现了完全彻底的夺权，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接管了这些部门的权力。第二年对周恩来的夺权，就很不顺利了。本来毛泽东想来一个“一锅端”，来一个“全国全面夺权”，结果遇到高官们的强烈抵制，所以毛泽东只好放弃“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

　　周恩来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是：外交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毛泽东把第一个“重点突破夺权”的目标，放在了“外交部”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出马插手和煽动外交部的夺权，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仗着中央文革亲自出面支持的威风，一举打垮了外交部的保皇派，终于实现了外交部的夺权，实现了毛泽东“重点突破夺权”第一个的目标。

　　可是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虽然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但这些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热血沸腾，造反派野心膨胀，使得毛泽东本人也对他们失去了控制，最后干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无法无天之事。1970年12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斯诺问：“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泽东说：“就是那个时期。”

　　（112）

　　为什么会出现失控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群众的革命热情越来越激烈，第二个方面是造反派的野心膨胀，急于立功。关于造反派的野心膨胀，周恩来后来在讲话时说：“王力在8月7日要夺外交部大权，于是‘五一六兵团’就在天安门贴出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

　　康生插话说：“王力想当总理。”

　　毛泽东后来也说：“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他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发照会给陈毅本人。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

　　毛泽东说姚登山“闯了几个祸”，这也是对的。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立功心切，想立一个大功，一举当上外交部长，于是就搞了一个对英国的“最后通牒”，想把英国一举压垮，夺取一个外交上的大胜利。

　　然而“最后通牒”绝不是一般的强烈抗议，绝不是可以随便动用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国后，外交部只有两次对外国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次最后通牒是对印度，那次最后通牒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协商后发出的。当时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印度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就立即发起进攻。后来印度接受了最后通牒，此次是中国赢了一次外交胜利。

　　姚登山等人在外交部夺权后的第二天，居然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二个“最后通牒”，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周敏，回忆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说：

　　【总理问：“英国代办处烧了?”

　　周敏说：“基本上都烧了。”

　　总理问：“姚登山来了没有?”

　　周敏说：“没有。”

　　总理说：“马上叫他来。”

　　总理开始讲话，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他说：“外事行动，不能步步升级，要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你们怎么这么干呢?我没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汇报，这样大的事情也不请示。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总理气得手发抖。

　　陈伯达也很生气，说：“外事行动以后都由外交部掌管，别的组织不要插手。”

　　姚登山家住东单二条，离人民大会堂不远，此时也已到了。总理问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人：“火烧英国代办处，你们参加了没有?”

　　大家回答：“没有。”

　　总理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

　　大家回答：“不知道。”

　　总理说：“没参加，不知道就好。”】

　　（113）

　　虽然目前还没有透露毛泽东得知“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但毛泽东肯定也是非常生气的。对英国发“最后通牒”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也没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这就是“失控”。造反派已经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造反派失去控制了。

　　更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等造反派在“闯祸”之后，居然表现出“敢做不敢当”的软骨头，缩起头来，不敢出来了。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直接导火索，是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时限到达之前，已经有上万人的红卫兵和群众围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如果到时限之后，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中国反而受辱，因此英国代办处门前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闹事，这是很容易想到的。

　　姚登山要是有敢于负责的态度，他应该早早赶到英国代办处门前，阻止和劝说红卫兵和群众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这才是“敢做敢当”。可是姚登山在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的时候，居然躲在家里，周恩来问：“你们参加没有?知道不知道?”姚登山等人说“没有参加。不知道。”

　　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这么大的事情，而且是与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直接相关的事情，姚登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姚登山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不敢到现场去。如果姚登山去了现场，愤怒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向他提出问题：“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

　　姚登山就是害怕回答“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软了，群众就会指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贼，甚至有可能被愤怒的群众痛打一顿;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硬了，就会向群众火上浇油，群众就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干出更离谱的事。所以，姚登山不敢回答群众的问题，也就不敢到群众中去了。

　　同样，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不敢到现场去，因为他们也害怕回答群众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回答的太软，要被群众骂成卖国贼，挨打不说，还要毁掉他们“响当当”造反派的硬汉形象;回答的太硬，又怕给群众火上浇油，惹出更大的祸来。所以他们三人也采取缩头乌龟，不敢去现场，任凭现场的群众闹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

　　（114）

　　8月23日晚9时，一万多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面举行抗议大会;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了，英国不予理睬。这时该怎么办呢?据一位参加这次事件的红卫兵回忆说：【晚上10点，通牒限期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晚10时半，群众冲进英国代办处;晚11时，英国代办处起火。可见这次火烧事件，不是突发的，而是在这之前有两个小时的“潜伏期”。最糟糕的是，在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的时候，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于是愤怒的群众就自发地采取“显示力量”的革命行动，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一种传言，说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广播讲话稿，在英国代办处现场反复播出。这个传言是不真实的。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他们没有听到过这个广播，而且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在后来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时，都没有提到过他们曾经紧急起草过一份广播讲话稿。

　　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如果有一位有威信的中央首长到现场，就有可能控制和制止群众的过火行动。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去，任凭群众胡闹，闯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

　　当然，对周恩来不去现场，毛泽东倒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被夺权了，撒手不管也情有可原。最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他们是最应该出现在现场的，因为这件事就是他们挑起来的。如果他们有一点责任心的话，就应该挺身而出，哪怕是挨打挨骂，毁掉自己“响当当”造反派的名声，也要阻止群众的胡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这些人成了“缩头乌龟”，没有一个人去现场。他们为什么不去呢?答案只有一个：出于私心，为了自保。

　　毛泽东最不喜欢那种私心重，处处想着自保的人。因此毛泽东后来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与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经得起考验，私心暴露无疑。陈再道这样的军人，在“七二零”事件中闯祸之后，依然敢做敢当，没有当缩头乌龟。与陈再道相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人实在是差了一截，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失望太大了。

　　（115）

　　毛泽东费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准备，发起“重点突破夺权”，好不容易夺下了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可是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东风，成功地进行“反夺权”，又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要再发起一次“重点突破进攻”，再来夺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呢?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定位，权衡利弊，认真地再三思考，是否应该再次发起一场夺周恩来外交大权的战役。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天，第二天才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告诉杨成武，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周恩来掌握外交大权，反而更好。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是因为他对“左派”失望了。

　　在一个月前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还对“左派”抱有很大信心，甚至提出“给左派发枪”。可是“火烧英国代办处”，无情地粉碎了毛泽东对“左派”的幻想，他开始对左派失望，不仅不再提“给左派发枪”，甚至连支持“左派”夺权的问题，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是所谓的“左派”，都会绝对听他的话，所以才积极扶持造反派，但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造反派夺权之后，自我膨胀，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作主张，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世界上没有权威了，就是毛泽东的权威他们也不尊重。

　　向外国发出“最后通牒”是极其慎重之事，一定要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同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惯例，没有听说哪国的外交部，不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自作主张发出“最后通牒”的。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夺权后的外交部造反派，居然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就擅自对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这简直是完全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法无天了。外交部造反派无视毛泽东的权威，就使毛泽东对外交部失去控制。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反而让毛泽东感到安心了。至少周恩来掌管外交部，还是尊重毛泽东权威的，凡是重大的外交事情都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对外交部还能控制。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与苏联发生外交纠纷，进而引发中苏战争，这可是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绝不可大意。在红卫兵包围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只要有洞察力的人都会发现其危险性，这样下去弄不好就是第二个“火烧”，弄不好就会引发战争。可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王力、姚登山这些人又不见踪影了，他们不敢管，也没有能力管这件事。

　　（116）

　　中苏关系比中英关系更难处理，那时中国人把苏联认为是头号敌人之一。在制止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软，会被说成是违背毛泽东的“反修”思想;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硬，又可能煽动起严重的中苏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王力、姚登山根本不敢插手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处理苏联外交纠纷的高超艺术。在本文后面附文一篇《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它反映出周恩来处理这种问题的高超技巧。

　　处理天下大乱中的外交问题，特别是中苏关系，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稳住局面，这时不能没有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决定，承认周恩来的反夺权，外交部暂时还是继续让周恩来掌控比较好，等待以后有时机的时候，再考虑夺周恩来的权。这样一来，毛泽东精心准备的一场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就嘎然而止了。

　　这次，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暂时停战，毛泽东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打倒中央文革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不过，毛泽东在对周恩来让步的同时，又悄悄给周恩来埋了一个陷阱，他要离间一下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然后让杨成武转告周恩来，说：“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一个人单独处理，把他们抓起来。”

　　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转交给毛泽东，就是希望毛泽东对王力的讲话表态。毛泽东对王力讲话批示“大毒草”，让周恩来感到满意。毛泽东又说让周恩来“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让周恩来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如果周恩来是一般人，就会中毛泽东的“计”，马上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但周恩来却没有中毛泽东的“计”。

　　周恩来想到，如果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自己单独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就会让林彪产生一种看法。这样，林彪会认为周恩来背着他林彪做事，抓人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林彪打个招呼就抓，无视他林彪的存在。这样一来，林彪就会对周恩来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大打折扣。

　　周恩来不愧是高手，马上来一个“将计就计”，他立刻让杨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这时，杨成武却搞不清这里面的玄机，向周恩来解释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117）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杨成武也觉得周恩来的话有理。特别是周恩来说“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这等于是向杨成武下命令，同时又说“你就说是我让去的”，这是鼓励杨成武不要害怕违背毛泽东的指示，你把承担推到我身上就行。

　　毛泽东特别交代杨成武说“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毛泽东并没有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可是杨成武在关键时刻，居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反而遵照周恩来的话，去向林彪报告了。杨成武没有想到，他这么做是给毛泽东“惹麻烦”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离间周恩来与林彪关系的计策失败，却反过来离间了毛泽东自己与林彪的关系。

　　因为杨成武说是周恩来派他来向林彪汇报，林彪就会对毛泽东产生看法。这么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按照常理，毛泽东应该先通知林彪这个党内第二把手，这才是尊重林彪的地位。可是毛泽东居然不告诉林彪，还是周恩来派人来告诉林彪，那么林彪就会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不尊重他的地位，反而还是周恩来尊重林彪。这样一来，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反而产生裂痕了。

　　毛泽东的这个计策本来是不坏的，只是没想到他非常信任的杨成武，居然在关键时刻会违背自己的指示，反而听周恩来的话。杨成武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杨成武怕得罪周恩来，杨成武想谁都不得罪，想八面玲珑做好人。而毛泽东非常不喜欢八面玲珑的人，杨成武在关键时刻辜负了毛泽东，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使毛泽东感到杨成武“不能信任”，这就为后来毛泽东“打倒杨成武”埋下了伏笔。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毛泽东对文革思考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此时毛泽东才吃惊地发现，造反派已经完全失控了，天下真的大乱了。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刻，连毛泽东自己都控制不住局势，只有周恩来还可以稳住局势，如果周恩来撒手不管，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应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名言：“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革命之火就可能会把一切烧成灰烬。”

　　毛泽东后来也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明白，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不能再降低周恩来的威望，相反要提升周恩来的威望，这样才能稳住局势，尽快走出天下大乱的混乱。

　　（118）

　　因此，毛泽东不仅停止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反而开始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毛泽东树立周恩来威信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打成反革命集团。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此后，中国开始了一场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反对过周恩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登山等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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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

　　(陶铁柱，是参加这次“反修”行动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头头之一。)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和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王保尔、陈其健等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反修”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119）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红卫兵们又刷大字报，又喊口号，火车比规定时间晚开了10分钟。海拉尔车站站长面露难色，因为误车是他失职，但他也不敢流露。

　　临开车前，红卫兵们突然发现有两位战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见了，他们估计可能被苏联列车扣住了，急忙让站长发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几个“反修勇士”飞快地跑到列车头前不远卧在铁轨上。

　　这时不得不停下来。红卫兵们要求上车，但苏联列车员硬是不开门。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站长对几个工人说：“不开门就用铁榔头砸!”几个工人果然抡起榔头砸了几下，列车门终于开了。

　　红卫兵们一拥而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同学，只见她们的手被反绑着，嘴里还塞上了毛巾。

　　红卫兵们当然怒不可遏，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地说：“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说：“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9月7日再搞一次行动。

　　在我们行动前一天的9月6日，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9月7日的这一次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华山拐弯抹角，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9月7日，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

　　（120）

　　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121）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附文完】

　　（122）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对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是怀有愤怒的，所以就给周恩来一个“复仇”的机会。第一，毛泽东在王力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为周恩来解气;第二，毛泽东授予周恩来单独全权处理王力的特权。毛泽东以为周恩来复仇心切，会对王力下重手，立即给他扣个反革命的大帽子，召开批斗大会，狠狠批判一通。

　　但周恩来没有按照毛泽东想的那样去做。周恩来知道，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损害他的声誉。人们对周恩来的印象是宽厚仁慈，如果周恩来出重手处分王力，人们就会认为周恩来是挟私报复，影响人们对周恩来的好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对王力下重手，只是把王力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因为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前面说过，中央文革小组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京派”，指的是北京出身的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另一派是“海派”，指的是江青以及上海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康生的立场比较中立，但倾向于“海派”。“京派”和“海派”素有矛盾，双方各不服气，争着得到更多毛泽东的“宠”，争着得到毛泽东更大的重用。

　　1967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重用“京派”的王、关、戚，让“海派”的江、张、姚不免有些失落感，所以打倒“京派”的王、关、戚，“海派”的江、张、姚是高兴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海派”一家独擅了。陈伯达和康生因为毛泽东亲近王、关、戚，而冷落他们，也对王、关、戚不满，所以周恩来让文革小组的人去批判王、关、戚，他们都很积极。相反，周恩来倒是表现出对王力的友好态度。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康生坐在总理的位置上，江青宣布开会。陈伯达的发言主要针对关锋，康生的发言主要针对我，说我想当总理。江青说：“王力，你眼里就没有我江青。”

　　当时我没有发言权，没有说话。凭良心说，我眼里还是有江青的，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又常常代表主席说话，我对她还是尊敬的。

　　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说：“逼总参谋部向香港派一个营兵力这件事，要王力负责。”

　　总理说：“这件事王力不知道。”

　　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

　　总理说：“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王力不知道。”

　　他们发言完，总理除了上面讲了两句话，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也得听听王力的意见，叫他说说吧。”

　　我就哭了，说：“我没有什么说的了。”

　　这次会议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钓鱼台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后来我出狱后，王光美同志对我说：“你作了替罪羊。搞得这么乱，是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的。”1967年8月底乱到极点了，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江青正好把我端出来当替罪羊。】

　　（123）

　　王力说：因为1967年8月底中国乱到极点，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要找一个人当“天下大乱”的替罪羊。虽说王力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王力并不是在什么错误也没有的情况下，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来的。事实上，王力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他犯了“失职罪”。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可见他在这方面是心虚的。这就像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普通群众不去救火，并无过失;而消防队员不去救火，那就是犯了“失职罪”。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发生险情的时候，王力的身份是消防队员，而不是普通群众，他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排除险情的。王力没有去救火，这就是典型的“失职罪”。

　　既然王力犯了“罪”，受到处分，也是理所当然的，并非完全冤枉他。如果当时王力去了现场，也不一定能劝住群众。不过如果王力去了的话，毛泽东恐怕就不会那么严厉处分他了。

　　康生后来在批判会上说：“王力这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外交部夺权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外交部夺权后，他们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对抗总理的指示，反对中央，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

　　本来，最“恨”王力的人应该是周恩来。王力煽动外交部夺权，把周恩来整得好苦。可是批判王力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响应康生的话重惩王力，反而表现出非常的宽大，还替王力辩解，让王力都感动得哭了。周恩来的这个表现，又让人们大为称赞。

　　还有，王力提到批斗他的这次会议，“叶群身体不好请假”，这应该是因为林彪不高兴。毛泽东这件事没有通知林彪，还是周恩来派杨成武告诉林彪，所以林彪对这件事上就不闻不问不参与，叶群也就不来参会了。

　　关于打倒王力等人的事，吴法宪也有回忆说：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了。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124）

　　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泽东女儿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

　　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

　　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

　　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没人养怎么办?

　　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戚本禹的两个孩子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

　　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

　　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

　　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

　　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

　　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

　　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戚本禹两个孩子送到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周恩来没有对王力等人立即进行严厉处分，反而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8月27日，按照原定计划，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因为外交部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王力等人已经倒台了，他们还是按照王力“八七讲话”的激进强硬态度，对待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要亲自参加陈毅批判大会，而造反派却提出周恩来不能参加批陈大会，声称周恩来参加批陈大会，大会就成了“假批真保”。于是从8月26日开始，造反派一群人对周恩来进行围攻，纠缠不休，一直纠缠8月27日凌晨5时。

　　（125）

　　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不住愤怒起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周恩来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的极限，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也忍无可忍，警告造反派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完话，保健医生赶紧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

　　这时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周恩来高喊说：“我们要拦陈毅的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听到这些话，转过身来怒吼道：【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造反派们从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放这样的狠话，他们一时间惊呆了。周恩来回去后心脏病发作，一下子病倒了，36小时不能工作。这时毛泽东传来话说：【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27日的批判陈毅万人大会，按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周恩来表现出坚定和强硬的态度，镇住了造反派们，他们果然没有敢对陈毅动手，批陈大会上也没有出现过火行为。周恩来因为病倒，让陈伯达代替他主持大会。陈毅仍然坐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不时按照群众的要求，站起来低头认罪，态度很老实，比上次批斗会上更老实。陈毅也不愿意自己给周恩来再添麻烦，所以表现得特别老实。

　　到8月31日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恩来才召见姚登山及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们开会，周恩来说：“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现在，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的。”

　　周恩来又批评姚登山说：“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你最近到处讲话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这个大标语。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

　　姚登山不知道王力已经倒台，还根据王力的讲话来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我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点革命之火。”

　　周恩来生气地说：“你这是推卸责任。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看来非把中央抬出来你们才相信。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一派红卫兵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夺权撤销了!希望你们就此止步。”

　　周恩来在外交部“反夺权”后，造反派“联络站”很快倒台，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又死灰复燃，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次毛泽东对外交部的夺权，周恩来虽说胜利了，但也是靠好运气险胜的。

　　第十九节造反派降温期

　　（1）

　　这次的外交部夺权，周恩来靠好运气险胜毛泽东，让毛泽东不得不感叹“人算不如天算”。1967年9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在外交部工作的毛泽东表侄孙女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外交部夺权的情况。当王海容说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毛泽东感叹一声，吟诗两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后，毛泽东再无心听王海容的汇报，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这两句诗本是唐朝诗人罗隐感慨诸葛亮命运的，诗意是：“运气来的时候，天地都来帮你;运气走了，就是英雄也无能为力。”这两句诗正好反映了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感叹周恩来靠好运气赢了自己。自己虽说是英雄，却也无可奈何。

　　不少人误以为毛泽东吟这两句诗是说王力的，因为这两句诗是在王海容谈到王力问题时，毛泽东说的。其实不然，这两句诗是毛泽东感叹自己的。第一，在毛泽东眼里，王力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第二，王力倒台，也不是因为天地运气不帮忙。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暴露出造反派已经在“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成了“极左派”。如果“极左派”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很可能爆发内战或外战，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称自己是“左派”，而周恩来等一大批老干部是“右派”。毛泽东原来计划中的文革，本来是一场“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时毛泽东惊讶地发现，他的文革，又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极左派”。

　　“右派”是要把文革之火熄灭下去，而“极左派”是要文革之火把一切都烧光。毛泽东的“左派”，现在处于被“右派”和“极左派”夹攻的尴尬境地。对“右派”和“极左派”同时出击是不可能的，当前“极左派”成为毛泽东最大的威胁，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与周恩来的“右派”暂时停战，共同对付“极左派”这个新的敌人。

　　为什么会出现“极左派”呢?毛泽东认为，在群众运动的初期，总会出现因群众的革命热情过于高涨，从而产生过激或过分的行动。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2）

　　毛泽东的斗争思想是：革命应该分三个阶段：发动阶段，攻坚阶段，收尾阶段。在革命的“发动阶段”，不能压制极左的过分行动，否则无法形成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大火也燃烧不起来。

　　一旦革命过了这个“发动阶段”，革命大火已经点燃起来，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那些极左的过激行动就变得有害无益了，就要开始对极左的过激行动进行限制和制止。否则，极左过激行动长期蔓延下去，反过来会破坏革命。

　　革命通过了“攻坚阶段”，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还有“收尾阶段”的考验。“收尾阶段”主要是革命成果的分配问题，胜利成果分配不均或分配不合理，就会产生内讧，使革命功亏一篑。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也为了分配胜利成果大伤脑筋，最后又因此引发林彪事件。这些是后话了。

　　毛泽东谈到井冈山斗争经验时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有一个政策叫做“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怎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呢?就是烧掉他们的家财房屋，使他们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当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去井冈山，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位。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我的前委和前委书记。】

　　毛泽东自己的经验是：革命“发动阶段”产生出来的过激行动，只有靠群众自己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抛弃过激和极左的行动。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的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极左的过激行动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极左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3）

　　毛泽东在文革之初，也对造反派的过激行动采取“不压制”的策略，希望造反派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极左过激行动的危害性，自觉改正极左错误。然而，造反派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极左错误，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烧外国使馆的地步。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不得不对群众造反的“极左行动”进行降温了，特别是要打击和取缔那些“极左派”。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一个行动，是打倒“王、关、戚”三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极左”倾向比较严重的人，纵观他们的讲话和行动，明显比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左”得多。张春桥在上海并没有搞极左，这是上海经验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用打倒“王、关、戚”三人，作为搞极左的“下场”，用杀一儆百的方式让人们看到，极左是要犯大错误，栽大跟头的。在当时的“极左”气氛下，毛泽东要是从轻处理“王、关、戚”，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二个行动，是取消不久前他发出的“给左派发枪”指示，发出一个相反的禁枪令。这点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三个行动，是巡视各地，给各地的过激造反行动降温。毛泽东于9月16日从上海出发，分别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3日返回北京。这次外巡中，毛泽东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领导人谈话，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登在《人民日报》上，细节登在《红卫兵小报》上，作为给极左派敲的警钟。

　　这一路上毛泽东主要说了以下几点看法：

　　(一)提醒红卫兵不要犯极左错误。毛泽东说：【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要防止坏人用“极左”的口号，搞得我们犯错误。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二)不要提过激的口号和要求。毛泽东说：【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发通牒干什么?他们不照办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

　　(4)

　　(三)不要私心太重，争当造反派组织的核心领导。毛泽东说：【有的群众组织头头私心杂念重，争核心、争名位、名次。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四)要团结大多数。毛泽东说：【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古田会议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以后又排斥我，说：“山上没有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一个洋人)不听意见，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张国焘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是好的。许世友是个和尚，但是一员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又要比较的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五)不要搞派性，不要武斗。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我们过去内部也斗，但不搞喷气式。主要是朱德和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上海张春侨、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四个行动，是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周恩来派系也反对极左派，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有两大好处：

　　(一)毛泽东反“极左”，有悖于他的“造反有理”精神。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反“极左派”，就会使不是极左派的造反派，也对毛泽东产生怀疑甚至失望;而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造反派就不会对毛泽东产生怀疑或失望。

　　(二)毛泽东派系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搞斗争，而不擅长搞稳定。毛泽东派系的康生、江青等主要干将，都是长于斗争，而短于稳定局势。如果让江青、康生这些人去反“极左派”，就会把斗争激化，不仅使局势得不到稳定，甚至有可能恶化。毛泽东现在不想把斗争激化，所以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周恩来会把局势稳定下来。

　　于是，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授命，打击极左派，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此后，文革进入一个降温的时期。

　　（5）

　　从1967年9月开始，周恩来接手扭转天下大乱的重任，他一方面要给造反降温，一方面要打击极左派。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收场。在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在英国伦敦的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中国外交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必须尽快善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中央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表态。这是一件颇难的事情，如果调子太软，在当时群众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时代，会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调子太硬，就会激化问题进一步升温。周恩来亲自过问《人民日报》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报道，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就是中央态度的晴雨表。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人民日报》巧妙地报道了这件事。第一，没有提到“最后通牒”，只是说群众示威，这就暗示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最后通牒”;第二，使用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一词，这样的态度就不至于被骂为“投降主义”;第三，使用“强烈的行动”一词描述火烧英国代办处。“强烈”是中性词，既没有表示赞扬，也没有表示批评。

　　据说当时周恩来私下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方表示了歉意，但没有公开报道。后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主动降温，进一步缓和了中英关系。之后，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了房屋，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这件事总算是平息下来。

　　周恩来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香港问题的收场，因为香港问题是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导火索。香港问题不收场，那么就可能重新引发中英之间的外交冲突。周恩来知道，这次在香港问题上不能强硬，只能妥协，因为国内局势不稳，要尽快把可能引爆国内暴乱的香港问题解决掉。

　　周恩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是全方位撤退和让步，但周恩来要把这个明显“投降主义”的政策贯彻下去，也非常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左派们就不同意。当港英当局拒绝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香港的左派们也非常气愤，他们也要对港英当局采取报复措施，提出将进行更大规模罢工，组织渔船在香港海面大规模示威，最厉害的报复措施就是搞炸弹袭击。左派在香港街头放置各种真假土制炸弹，旁边下纸条“同胞勿近”，专炸英国人。但是这种炸弹袭击，搞得香港一般百姓也人心惶惶，一些平民也被炸弹误炸牺牲，引起香港居民对左派的反感和厌恶。

　　于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香港办公室，向香港左派总部的香港工会发出指示说“香港问题要转弯，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更不要搞炸弹袭击。”但香港工会头头们头脑很热，表示难于接受香港办公室的指示，把这个指示斥责为“投降主义”。于是周恩来把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招到北京，亲自与他谈了五个小时，香港工会的总头头终于认识到自己错了，表示接受“转弯”的指示。

　　（6）

　　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思想打通了，可是其他头头的思想还没有通。于是周恩来就把香港工会的头头们请到北京，然后把他们暂时扣在北京两个月，不让他们回香港。周恩来对他们说：【之所以把你们扣在这里两个月，就是要你们把头脑冷静下来。我已经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香港不搞上街游行，不搞罢工，不搞真假炸弹，这些对人民有害，对港英当局无用。】

　　因为香港左派领导人被扣在北京，香港当地的斗争无人领导，也很快就降温熄火了。据统计，这次香港暴动造成52人死亡，802人受伤，1936人被捕。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假炸弹，1167个真炸弹，造成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此次暴动，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些人被抓捕，有些人被遣返大陆，对中共在香港的势力造成致命的打击。香港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怀有戒心。左派的声势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才慢慢恢复过来。1997年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董建华颁发勋章授予当时左派负责策划暴动的头号人物杨光，被视为是对当年左派暴动的一种肯定。

　　不过1967年的这次香港暴动，也促使了港英当局进行社会改革。港英当局通过这次暴乱，察觉到有必要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港英当局在暴动结束后的1968年，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处，大大加强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等方面的福利措施，并修改劳工法，大幅加强对工人的保障。这样看来，香港暴动也算是没有白搞。

　　周恩来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外交部夺权的收场。周恩来第一个要解决的人，当然就是姚登山了。尽管姚登山也应该是周恩来最“恨”的人之一，但周恩来还是要保持他“宽容宽厚”的风度，在批评姚登山的同时，并没有对姚登山严厉处理，以免别人说周恩来挟私报复，影响周恩来的声誉。

　　9月18日，周恩来召开外交部干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对姚登山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国时我亲自去机场接你，我又把你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8月27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那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7）

　　【姚登山你干扰了外交部，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不过姚登山在国外抗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不能放了，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姚登山还是要保的。】

　　虽然周恩来说“姚登山还要保”，但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姚登山还是被打成外交部的头号“五一六”分子。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姚登山等人的十大罪状，当场逮捕姚登山，之后姚登山被关进秦城监狱。

　　周恩来对外交部夺权的收场，第二个要解决的人是陈毅。因为外交部的很多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如果周恩来现在一下子把陈毅说得一点儿错误也没有，就不能让人们心服。所以周恩来用半批评办支持的态度对陈毅表态，让人们觉得周恩来没有偏袒陈毅。

　　周恩来批评陈毅说：【陈毅是有严重错误的，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陈毅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陈毅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陈毅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然后周恩来的话语一转，说：【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这是最高指示!】

　　周恩来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保陈毅，这样就显出他处理陈毅是公正的。之后，陈毅有一个月时间冷处理，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回到外交部。不过到10月以后，陈毅就重新公开露面了。

　　周恩来除了对火烧英国领事馆、香港问题、外交部夺权问题进行收场之外，最大的任务是批判走极端倾向的极左路线，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为此，以周恩来为主导发起一场“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即所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对此，毛泽东是大力支持的。毛泽东说：【所谓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67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8）

　　所谓“五一六兵团”，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毛泽东要支持周恩来主持的这次“批极左、抓坏人”运动，而毛泽东特别点名“五一六兵团”，把它作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毛泽东把“五一六兵团”定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可以说有两个寓意。

　　第一个寓意是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实际上就是宣布：谁反对周恩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个寓意却是相反的，在树立周恩来威信的同时，也把周恩来推到火上“烤”。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运动是周恩来为了“保自己”搞起来的。如果运动中出现冤案，或者出现扩大化，这个责任也会被算到周恩来头上。

　　因此，周恩来也知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搞好了，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搞不好，反而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所以周恩来要特别慎重。周恩来在谈到“五一六”问题时说：【现在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这种人就是“五一六”。】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我周恩来。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但“五一六”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反江青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五一六”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这是不会得逞的!】

　　【“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第一，不扩大化，按主席思想，只抓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如张建旗，以便孤立少数。青年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第二，各单位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我们不要去抓。】

　　后来外交部在清查“五一六”时，清查出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对此批示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最后外交部定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100多人受到各种处分。姚登山关进秦城监狱，其他人送到干校监督劳动。

　　总而言之，周恩来对清查“五一六”还是慎重的，对他直属的单位能控制组，对各地方周恩来就控制不住了。比如后来成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江苏大打“五一六”，有人说了几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说有3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江苏成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

　　（9）

　　文革进入降温期之后，周恩来主持具体的收拾摊子工作，遏制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稳定天下大乱的局面。而毛泽东则思考路线方针的大问题，也就是文革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毛泽东从三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思想上、政治上、人事上。

　　在思想上的思考，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出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点我们将在后面着重说明。在政治上的思考，毛泽东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十分不满。建国时，中共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弊病很大，苏联因此而走上了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决定进行大胆和创新的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上出现“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教育体制上出现“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上出现“赤脚医生”，这些都是苏联所没有的。关于这些我们也将在后面具体论述，这里先说毛泽东在人事上的思考。

　　毛泽东本来试图依靠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完全抛弃现有的党员干部，重建一套革命新人的人事体系。可是造反派却让毛泽东非常失望，没有涌现出优秀和杰出的人才，根本无力取代现有的党员干部。于是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调整他最初的人事战略，因为造反派不堪用，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放弃“踢开党委闹革命”，转为“依靠党委闹革命”，作为他下一步文革的主要人事战略。

　　不过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党”不行，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都是暮气沉沉，不想革命的。所以毛泽东就想到改造党，向党内注入新人新鲜血液，把目前这个暮气沉沉的党，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党，这样才能实现毛泽东的文革计划和心愿。

　　于是毛泽东就着手开始他“改造党”的计划，也就是“整党”。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67年10月，毛泽东表示要准备召开“九大”。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开会，讲述他召开“九大”的思路。

　　毛泽东说：【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意见已经反映上来了，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和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要整。】

　　毛泽东以前说“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毛泽东不踢党委了，但是要整党，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这样的指示以前是没有的，这反映出毛泽东搞文革战略方向的转变。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10）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这里阐明他的整党思想：(一)要吸收新血液，吸收工、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二)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思想革命的;不要那种暮气沉沉，思想保守的。

　　毛泽东又说：【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过去，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

　　这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新人入党难，党支部被老党员把持住了，新人难进来。毛泽东又说：现在入党的条件，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好。不听话的人难入党。毛泽东反对发展“听话”的驯服工具党员，提出要发展“敢想敢干”的党员。

　　毛泽东继续说：【关于整党，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毛泽东这里转变了他“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想法，重新承认党的重要性，重新承认需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强调不要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毛泽东又批评一些高官喜欢训人，特别提出陈毅，这是提醒陈毅，不要以为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打倒陈毅”不再提起了，他就可以翘尾巴了。

　　毛泽东还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八大”决议刚通过，我就反对。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开，把邓小平作为一个备用的棋子，留着备用。

　　毛泽东准备召开“九大”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一次胜利果实的重新分配，是一次“分蛋糕”的关键时刻，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动“心思”，希望趁着这次“九大”的机会，分到更多的权力，爬上更高的位置。

　　经过文革以后，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有多人被打倒，有多人靠边站，空出不少位置。一些有野心，想更上一层楼的人，就盯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有两个人比较明显，一个是江青，另一个是杨成武。他们两人马上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为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铺路。

　　（11）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党的最高实权机关;同样，中央军委办事组也成为军队的最高实权机关。江青名义上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她是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而杨成武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因此，江青和杨成武就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和第五号实权人物。这样一来，江青和杨成武自然地认为，他们两人是距离政治局常委距离最近的人。

　　中共中央成员的政治地位排行如下：(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四位)中央委员;(第五位)候补中央委员。

　　杨成武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实权最大的人，但当时杨成武在党内的身份，连普通的中央委员也不是，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杨成武要想从第五位的候补中央委员，一下子飞跃到第一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

　　可是文革把一切都打乱了，也把一切所谓的“常理”都打破了，使过去不可能的事情，也变成可能了。因此杨成武就想到趁着现在天下大乱的机会，在“九大”上挤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怕难有第二次机会。

　　当然，杨成武也明白，他要想连跳几级，一下子跳进中央政治局常委，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必须要有人提携才行。于是杨成武就想到了江青，希望江青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多多美言，因此杨成武就在各方面讨好江青，尽力为江青办事，希望以此换来江青在毛泽东面前的美言。杨成武是极少数几个人看过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他意识到毛泽东对江青很重视，认为依靠江青不会有错。

　　在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其中陈伯达和康生是政治局常委，而实际领导人江青，就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比杨成武的级别还要低。这样，江青要想一下子连跳几级飞进政治局常委，同样有相当难度的。因此江青就想到，需要为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进行一些舆论宣传的铺垫。

　　虽说江青把持着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要让文革小组宣传自己，不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所以江青就想找一个文革小组之外的机构来吹捧宣传自己，为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做舆论宣传。于是江青就想到杨成武，让杨成武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替自己搞宣传。江青和杨成武两个人相互帮助，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江青帮杨成武说“美言”，两人建立起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12）

　　关于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之事，原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吴法宪和组员邱会作，都有较为详细的回忆，这里摘录如下。吴法宪回忆说：【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当时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组织写《党史纲要》的事。】

　　【1967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党史纲要》(两条路线斗争史)。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党史纲要》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党史纲要》由军队组织写。】

　　按照党内分工，军队不应该负责写《党史》这样的东西，而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来写。江青却自己不写，让杨成武主持写，可见她是另有居心。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当然也看出江青的居心，但也不好劝阻，任凭江青去胡闹。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抽调30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写这个《党史纲要》。杨成武还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几个月，《党史纲要》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党史纲要》里面总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总理都没有，这能行吗?”

　　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

　　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党史纲要》，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党史纲要》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党史纲要》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江青写这个《党史纲要》，显然是背着毛泽东干的。江青这么做，本来是想抬高自己，为进入政治局制造舆论。但江青的头脑太简单了一点，她没有想到这么做太过分了，反而会引起别人对她的反感，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对毛泽东的反感，江青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等于是在自毁长城。毛泽东看到江青做了这样一件蠢事，只得让江青赶紧把《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以免传出去引起人们的反感。

　　（13）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1967年11月间，杨成武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对编写《党史纲要》的事，杨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现。为什么要办这样大的事?他没有作过任何说明。以我的想法，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军委办事组没有资格和权威担任。我曾将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杨成武表示过，但他避而不答。

　　为了编写《党史纲要》，军委办事组调集了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几十个笔杆子在京西宾馆专门从事这件事，杨成武的秘书和他的大女儿杨毅，参加了写作班子。对此工作，由杨成武亲自挂帅，别人不能过问。】

　　邱会作回忆说，在《党史纲要》这件事上，杨成武采取了保密的做法，可以推测这是江青让杨成武保密的。此时杨成武只想讨好江青，他也过分相信江青，误以为江青的意见，就是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就跟着江青“胡闹”，这也是造成杨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初稿就出来了。《党史纲要》的初稿，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也看过。我记得在《党史纲要》中，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总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没什么历史可写，也被放在“第三号”的位置上了。周恩来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现过，但不占重要地位，更不占创始人之—的位置，其余人就“榜上无名”了。

　　大约在1968年2月间，杨成武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一律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谁让他这样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谁监督烧的。】

　　邱会作的回忆与吴法宪差不多，不过当时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而邱会作只是组员，所以吴法宪知道的情况比邱会作多一些。

　　江青除了搞《党史纲要》宣传自己外，还搞了一次《红太阳》图片展，这也是杨成武帮江青搞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杨成武主持的军委办事组，还办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红太阳图片展》。这两件事，杨成武放在同样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红太阳展览》这样重大的问题，同样不是军委办事组应当办的事。

　　《红太阳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大约有图片300余张。《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样，江青没有什么历史性的照片，只有把生活照片当作历史照片了。我记的有几张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讷在一起照的。李讷趴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边，这种不折不扣的生活照，也作为政治照片展出来了。周恩来只有陪衬别人的集体照片，没有单独照片。

　　（14）

　　《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的，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是“名不正言不顺”，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党的第三位是错误的。对为什么要编《党史纲要》和办《红太阳展览》，杨成武只是个别与我说过一次。杨成武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这些事，都是为召开‘九大’作的重要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

　　这里杨成武对邱会作透露了一点内幕，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事”，这里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实就是江青个人。杨成武又说“《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的重要准备工作”，这就一语道破了江青的用意，为她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做准备工作。

　　本来，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与林彪的关系是很好的。吴法宪回忆说：【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但后来杨成武感到自己进入政治局，需要江青的帮助，于是就开始疏远林彪，而和江青靠得很近。邱会作对此回忆说：

　　【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我和吴法宪：“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过话没有?”

　　我们都说没有。这时杨成武来劲了，他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

　　林总对杨成武有所批评，但杨成武自以为有江青的青睐，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问题上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林总伤心地说：“人一旦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

　　邱会作还对杨成武的倒台，分析说：【杨成武的倒台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总对杨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杨成武的确是一个军政双全的人，也能团结同志。但自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他自己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实是拉糊涂了。杨成武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邱会作对杨成武倒台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杨成武过于依靠江青，为了江青得罪了林彪。毛泽东在上次给周恩来传话的问题上，就已经对杨成武有看法了，现在杨成武再得罪了林彪，那么他被打倒，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过造成杨成武倒台的直接导火索，却是他的女儿杨毅的个人问题。这件事我们将在下面说明。

　　（15）

　　杨成武在红军时代就是林彪的老部下，与林彪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1967年初，杨成武还专门写了一篇赞捧的林彪长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可是到了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就开始与林彪拉开距离，其中一个原因，是杨成武发现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有所变化。

　　1967年8月，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有一天毛泽东与杨成武谈到“四个伟大”(林彪的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泽东用不满的语气说：“谁封我四个官呀?我不要这四个官，我不要!”

　　毛泽东又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

　　毛泽东这句话，指的是文革时开大会以前，首先要说两句固定格式的祝词：“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个祝词也成为当时约定成俗的流行语，提到“万寿无疆”，就是指毛泽东;而提到“永远健康”，就是指林彪。因此，杨成武一听毛泽东说“永远健康”，马上清楚毛泽东这里说林彪，明白毛泽东对林彪有所不满了。

　　提到林彪的“永远健康”，还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据原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夏，有一天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革命样板戏，前头并排坐着毛泽东和林彪，我正好坐在他们后面。戏开演前，台上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当报幕员准备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时，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未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第二天，林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是随便与林彪开玩笑?还是有意识地提醒林彪什么事呢?这个无法猜测。不过林彪还是慎重的，他马上主动提出不要把他与毛泽东并提，不要喊“永远健康”，一来表示自己的谦虚，二来也是为了消除毛泽东可能有的“想法”。

　　（16）

　　但这封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却表示林彪不必如此谦虚，并没有很认真处理这件事，所以在群众大会的场合，人们还是照样喊这两句祝词。

　　如果说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还有开玩笑的意思;而毛泽东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这显然就是对“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不满。于是杨成武就留了心，在公共场合他就不再喊林彪“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了。杨成武的此举，很快被叶群发现。据杨成武回忆说：

　　【1967年底，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我不能再那样喊了。”

　　于是，我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

　　这时，我才意识到，叶群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杨成武说林彪对“永远健康”看得很重，这没有说到点子上。林彪并不是在意“永远健康”这句话，而是在意杨成武对他的态度。杨成武不喊“永远健康”，那就意味着他不想再与林彪靠得那么近了，想要疏远林彪了。

　　杨成武疏远林彪的第二件事，是发表《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196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统对权威》。当时的“军人”发表这种署名文章，并不是出于什么宣传目的，主要是作为“表忠心”的一种态度。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吴法宪”的《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就是意味着吴法宪向林彪的“表忠心”。那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统对权威》，就是意味着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

　　对于林彪来说，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本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他表忠心的方式。自从1960年以来，林彪就一直在军队中大捧特捧毛泽东，可以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是林彪的专利。现在杨成武也要来“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那岂不是抢林彪的专利，争林彪的风头。

　　更重要的是，杨成武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感觉：林彪主持下的军队，对毛泽东的权威树立的不够，所以杨成武才需要提出“大树特树”

　　（17）

　　如果军队中早已“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提什么“大树特树”。这样一来，杨成武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就包含有对林彪暗喻批评的意思了，所以林彪对这篇文章非常不满，更进一步对杨成武不满。

　　杨成武写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向毛泽东表忠心，没想到毛泽东却对这篇文章也不满。杨成武在文章发表前，先把文章送交毛泽东过目，以为毛泽东会很高兴，可是毛泽东看后的表示却很平淡。据杨成武回忆说：【三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杨成武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态度，还是照样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据邱会作回忆说：

　　【1967年冬，杨成武发表了《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原是总参谋部大批判组的稿件，是杨成武硬抢过来的。当时杨成武口气很大，很得意地说：“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杨成武却说《大树特树》是林彪那里搞的文章，硬逼着杨成武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太不够实事求是了。】

　　【为了文章的发表，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提出要下发文件，通知全军组织学习。文章发表时，军委办事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由《解放军报》召开新闻界的会，通告杨成武的重要文章要发表;军委办事组对全军召开电话会议，讲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组织收听、阅读等事宜。对发表一篇文章事先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我见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发表后，宣传得很厉害，标语刷了很多。】

　　【文章发表时《人民日报》登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转到第三版，新华社也以重要新闻播发了。杨成武对《人民日报》登的版面位置很不满意，为了此事，当时在中央文革管宣传的戚本禹还专门上门来道歉。杨成武的文章发表后一、两天，我们到了杨成武家，一见到杨成武，他就气愤地说：“戚本禹刚刚走掉。这个戚本禹真是乱弹琴，太可气了，《大树特树》这么重要的文章，他在《人民日报》上登在第二版。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多重要吗?】

　　对于杨成武的抢风头，林彪也不能等闲视之，否则别人会误以为林彪对宣传毛泽东不热心。

　　（18）

　　11月29日，林彪给海军“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一下子，全国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林彪的题词，同时让人们感到，林彪还是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的，这样林彪就挽回了杨成武暗喻他宣传毛泽东不够的影响。

　　《大树特树》这篇文章，本来是杨成武想要吹捧讨好毛泽东的。杨成武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就误以为毛泽东喜欢别人吹捧，林彪就是靠吹捧毛泽东爬上去的。于是杨成武把林彪当作榜样，也来大捧特捧毛泽东，以为这样就能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以为这样可以使他更上一层楼，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杨成武犯了东施效颦的错误，他没有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的时代背景不同。林彪在1960年之后毛泽东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吹捧毛泽东，是给毛泽东雪中送炭，毛泽东当然要感谢林彪了。而现在杨成武吹捧毛泽东，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毛泽东不但不会感谢他，反而看出他有野心。于是，毛泽东很快就对杨成武这篇文章做出了批评。

　　据吴法宪回忆说：【谁知道，杨成武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12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毛泽东对杨成武的公开批评，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准备要拿掉杨成武了。但毛泽东本来并没有想要“打倒”杨成武，只是准备给杨成武一个冷处理，降职处分就算完了。没想到杨成武在他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与空军司令吴法宪闹翻了，进而又与林彪严重冲突，引发林彪对杨成武的巨大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所以就决定“打倒”杨成武了。

　　（19）

　　杨成武让自己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后，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讨好一下杨成武，就派自己的秘书单世充专门去“帮助”杨毅，为杨毅的工作创造方便。余立金这么做也是出于“好心”，但没想到却惹出一场男女关系问题，牵连到他自己也被打倒了。

　　据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1968年3月初的一天，单世充的老婆纵素梅(空军司令部门诊部护士)来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纵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因为这是牵扯到杨成武女儿的问题，吴法宪找余立金一起商量，决定先把单士充关押隔离起来，等问题搞清楚后再作处理，并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声誉。

　　单士充被关押隔离后，他躲过了别人的注意，偷偷与杨毅通了电话，把他们事情的暴露及他被隔离的情况告诉了杨毅，杨毅又告诉了她父亲。

　　杨成武一听这件事，就感到不对。如果吴法宪真的想维护他杨成武的声誉，那就应该把纵素梅关押起来，而不是把单世充关押起来。因为关押单世充，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是承认单世充有罪。如果单世充有罪，那么杨毅也就肯定不干净，这样杨成武的威信也就受到损害。

　　因此，杨成武感到非常恼火，认为吴法宪这样做，是要故意损害他的威信。谁都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铁杆，而杨成武从1967年下半年以后就对林彪有所疏远，已经得罪了林彪.因此杨成武认为，这是林彪在背后指使吴法宪这么做的。

　　这样一来，杨成武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忍下这口气，对吴法宪对他的冒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第二个选择是对吴法宪进行反击。如果这样，就必然要触碰到吴法宪背后的林彪。也就是说，杨成武对吴法宪的反击，就会上升为一场杨成武与林彪的斗争。

　　杨成武个人当然是敌不过林彪的，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当时杨成武认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肯定要超过对林彪的信任，否则毛泽东怎么可能当着自己的面，说林彪的“坏话”呢?这么一想，杨成武就认为，一旦他与林彪发生冲突，毛泽东肯定会站在自己的一边，那么这场斗争的胜利肯定就属于杨成武了。

　　（20）

　　此时杨成武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处理“王、关、戚”事件的时候，没有遵守毛泽东的“只对总理一个人说”的指示，反而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去向林彪汇报。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杨成武本人却一点没有察觉。

　　杨成武认定毛泽东会支持他，自然也就大胆地对吴法宪进行反击了。杨成武行动的第一步，是把空军政委余立金“拉”到自己的一边。正好这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紧急给中央送来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杨成武和吴法宪几个人知道，对余立金是保密的。于是杨成武就把余立金找来，悄悄向他透露这份揭发他的材料，并表示自己一定“保”余立金。这样一来，余立金马上对杨成武感激涕零，表示愿为杨成武效力。

　　杨成武要余立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关押的单士充释放出来。于是余立金在不告诉吴法宪的情况下，把单士充放了出来。单士充本来就是余立金的秘书，余立金就让单士充回到他家中的秘书办公室。杨成武还传来话说：没有杨成武的命令，单士充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吴法宪得知单士充被放出来，当然也是大为恼怒，于是派人招单士充到空军司令部来谈话。来人对单士充说：“吴司令要你去谈话。”

　　单士充自恃有杨成武和余立金撑腰，拒绝去见吴法宪，说：“杨代总长有指示，没有他的命令，我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这下子吴法宪没办法了，输了一步。然后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她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又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据吴法宪回忆说：【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志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

　　我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

　　接着，我要求面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

　　杨成武招来吴法宪，又不见他，完全不给他面子，狠狠回击了一下吴法宪。另外，杨成武又派妻子赵志珍去林彪那里告吴法宪的状。杨成武知道吴法宪的后台就是林彪，他向林彪状告吴法宪，也就是向林彪开战了，等于是向林彪说：你不处分吴法宪的话，咱们就没完。

　　（21）

　　据杨成武回忆说：【我在病中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

　　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后再向101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吴法宪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吴法宪“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这里插一点题外话，关于林彪代号“101”的由来，据说是来自电话号码。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专用电话号码，林彪是101、罗荣桓是102、刘亚楼是103、谭政是104。部下给林彪打电话，就拨打101，于是也就称呼林彪为“101”了。同样，华东野战军中，陈毅代号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陈士榘是504，这也是来自电话号码。

　　关于赵志珍到林彪那里告状，吴法宪的回忆说：【第二天上午，赵志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

　　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余立金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

　　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纵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赵志珍和余立金走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林彪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志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

　　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志珍把我们带到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志珍向陈绥圻说：“成武要和法宪同志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22）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

　　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这次，杨成武对吴法宪下达了两项指示：第一个是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第二个是不要“整”单世充。但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敢于同杨成武斗争，要顶住”，把杨成武的这两项指示全部顶回去了。这样杨成武又输了一步。当然杨成武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开始公然向吴法宪夺权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3月中旬，吴法宪又到军委办事组来了，吴说：“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杨代总长和我之间发生的一点问题，同你们三个人(李作鹏也来了)说一下。我说的问题，现在绝不能外传，所说的内容也由我自己负责。将来上面怎么说，就以上面的为准。】

　　【吴法宪说：“杨成武以前的问题，你们都知道，搞《红太阳展览》，搞《党史纲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总算过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对他的《大树特树》不满意。”

　　接着吴法宪又说：“杨成武对我说：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就照顾不过来了。杨成武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立金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是杨成武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杨成武让余立金主要负责空军的工作，等于就是用自己的权力强行夺吴法宪的权。因为吴法宪是杨成武的部下，对杨成武的命令无法直接抵制，他只得去向林彪报告。据邱会作回忆说：

　　【吴法宪说他很快就把杨成武的话报告了林总。林总听了之后，有些吃惊，但林总不知道杨成武这一考虑的来头，因为杨成武与毛主席那里是通着的。究竟是毛主席的打算，让杨成武先对吴法宪吹风，还是杨成武自己的考虑?林总一时摸不清，因此林总说话很谨慎。林总只对吴法宪说了一句：“杨的考虑不妥，一切要由主席来定。”其余就没有多说了。】

　　（23）

　　林彪不知道杨成武的底，于是就要摸杨成武的底。据杨成武回忆说：【那是1968年3月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说有要紧的事。我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座、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林彪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请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一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

　　我想：我建国前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嘛?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

　　林彪当然知道杨成武解放前根本不认识叶群，让杨成武写证明，虽然有“强人所难”的味道，但却是一个很小的要求，杨成武并不难做到，写这样的证明也不会伤害到什么人。相反，杨成武拒绝写这个证明，拒绝林彪这个小小的要求，那反而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

　　林彪就是要用这个难题，来摸杨成武的底，看杨成武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杨成武痛快地答应林彪的要求。这样的话，就说明杨成武与毛泽东是“通气”的。林彪明白毛泽东对自己有不满，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没有上升到摊牌的地步，毛泽东还要团结林彪。对于写一个“叶群不是假党员”的证明，毛泽东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小事上为难林彪的。如果杨成武与毛泽东“通气”，杨成武应该知道毛泽东不会在这件小事上为难林彪，就会很痛快地答应。

　　杨成武的第二种反应，是说“我回去考虑一下”。这说明杨成武回去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这也说明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

　　杨成武的第三种反应，是一口回绝林彪的这个“小要求”，完全不给林彪面子。如果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事后杨成武就会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会让杨成武马上来向林彪道歉，因为毛泽东不希望杨成武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跟林彪把关系搞僵了。

　　几天之后，杨成武也没有来向林彪道歉。因此，林彪认定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这件事是杨成武的个人所为，所以林彪决定向杨成武发起进攻了。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的时候，就把这场斗争就炽热化了，林彪的反击就是拿掉杨成武。

　　（24）

　　林彪在肯定了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之后，就把他对杨成武的不满告到毛泽东那里。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成武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据吴法宪回忆说：【3月23日凌晨1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从打倒杨成武这件事的前后来看，杨成武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也主动发起与林彪的斗争，要处分吴法宪。当然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也是出于气愤，毕竟吴法宪处理他女儿的事情，不但没有维护杨成武的面子，反而给了杨成武难堪。

　　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公然要夺吴法宪的权，这就引发了与林彪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白炽化的斗争。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还不准备用“打倒”的方式来处理他。然而，在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爆发了白炽化的斗争之后，如果毛泽东护着杨成武，势必影响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最后决定满足林彪的要求，打倒杨成武。这就像邱会作说的那样：“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25）

　　杨成武倒台了，而江青有一段时间跟他走得很近，所以江青要赶快撇清她与杨成武的关系。于是江青就表现出最为积极的态度，坚决要求打倒杨成武。据吴法宪说，打倒傅崇碧也是江青促成的。吴法宪回忆说：【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傅崇碧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是不是真的听了江青的话，打倒傅崇碧，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不过傅崇碧并无犯什么大错，他被打倒，应该是因为与杨成武的关系过于密切，受到杨成武的牵连。不过对傅崇碧的处理，要比杨成武和余立金轻很多。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发出《通知》，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人们不禁对中央的这个《通知》感到惊讶，不知道这三位在军内担任要职的将军所犯的“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对此，毛泽东提出召开一次大会，由林彪主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毛泽东说：“杨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了台的人，现在下台了，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林彪同志去作报告，把问题讲清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出场，接见了参会人员，引起一阵轰动。因为毛泽东在1967年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就很少出席这种大规模的大会了。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这是林彪在文革中少有的长篇讲话之一。林彪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刘、邓、陶、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比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的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林彪的讲话，首先提到毛泽东对“杨、余、傅”问题的定性，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定性呢?因为“杨、余、傅”三个人，并没有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只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文革造成了障碍，毛泽东说：“杨成武这个‘障碍兵’可以搬开。”

　　（26）

　　为什么说“杨、余、傅”给毛泽东造成障碍呢?这是因为他们隔阂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尽管对林彪有所不满，但现在还离不开林彪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需要与林彪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杨成武的错误，就是公然向林彪的心腹吴法宪夺权，这等于是给毛泽东制造麻烦，搞坏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这样一来，毛泽东从保持与林彪的关系出发，所以要拿掉杨成武。因此毛泽东说：“杨、余、傅”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众人热烈鼓掌。林彪接着说：【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众人更热烈的鼓掌。姚文元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众人跟着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林彪接着说：【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众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众人的气氛安静下来后，林彪继续说：【同志们!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个人主义。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王明的教条宗派垮了，刘少奇的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泼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去年八月展开全军的大夺权，结果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姚文元带头喊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这里姚文元说的“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就是不点名地喊“打倒杨成武”。

　　林彪对杨成武的调子，与毛泽东显然不同。毛泽东只是说杨成武的问题“不大不很小”，而林彪要给杨成武的问题升级，升级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林彪还特别点名批贺龙，把贺龙的问题也提升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这也反映出林彪对贺龙的一种态度。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他就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杨成武就是这种人。】

　　江青带头高喊口号：“打倒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

　　林彪接着说：【杨成武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上他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对毛主席是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并且用特务的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

　　（27）

　　叶群带头高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喊口号：“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谢富治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众人也跟着热烈喊口号。

　　林彪这样一煽动，杨成武的问题就升级了，林彪的内心是希望把杨成武彻底打倒。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对杨成武这样有“野心”的人，总是很担忧的。因为杨成武想要继续往上爬，林彪就成了他的障碍，杨成武必须要设法“搬掉”林彪这个障碍，他才能更上一层楼。因此，林彪遇到杨成武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不免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危机感。

　　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陪毛泽东外游三个月之后，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林彪不满地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杨成武本人也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时，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问我：“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我怎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杨成武说林彪对他的态度冷淡，其实更应该说他对林彪的变冷淡了。杨成武开始对林彪“封锁消息”，不再告诉林彪毛泽东说过些什么话了。这次杨成武敢于公然挑战林彪，林彪也觉察出，杨成武应该是从毛泽东那里，听到某些对自己不利的话，所以他才敢这么大胆。这样一来，林彪就不得不思考：“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不利于我的话呢?”

　　毛泽东也看出林彪这个疑虑的心思，他要打消林彪的疑虑，于是就拿掉杨成武，让林彪放心。而且毛泽东这次“人情做到底”，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让林彪彻底放心。

　　毛泽东让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已经看出来，总参谋长这个军队第二把手的人物，大概是比较难与林彪合得来的。如果毛泽东换一个非林彪派系的人当总参谋长，这个总参谋长过不了多久，因为与林彪合不来，不免又要遭到被打倒的命运。所以，毛泽东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这样才能避免总参谋长再次被打倒。关于毛泽东对军队人事安排的考虑，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谈到。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这次大会上。林彪继续讲话说：【杨成武表面上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组来迫害江青同志。】

　　周恩来带头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喊口号：“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28）

　　林彪接着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来她的伟大作用。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她有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

　　叶群带头喊口号：“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喊口号：“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在林彪讲话完之后，周恩来接着讲话。周恩来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30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学习和锻炼。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八台样板戏，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出来的。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周恩来和林彪在会上大捧特捧江青，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帮江青撇清她与杨成武的关系，搞好与江青本人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和林彪都希望江青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因为周恩来和林彪都看出，江青这个人好对付，成不了大的气候，所以希望她进入政治局常委，占一个位置。因为政治局常委就那么几个位置，江青占掉一个位置，就能阻止一个其他能干的人上来。

　　周恩来接着说：【同志们，根据刚才林副主席的具体指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杨成武的这种卑鄙的活动，我们最近才知道，听到后极其愤慨!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了，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的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上纲上线。因为这次打倒的“杨、余、傅”三人，并非周恩来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所以周恩来没有必要为了“保”他们，而得罪林彪，或搞坏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要团结林彪，周恩来也要团结林彪，所以周恩来表现出积极支持林彪的态度。

　　打倒“杨、余、傅”事件，也是一个偶然的插曲，并不在毛泽东的战略计划中。毛泽东解决了“杨、余、傅”问题之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回到他的战略计划上。

　　（29）

　　自从群众运动走上“极左”，毛泽东自己也控制不住之后，毛泽东感到现在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众组织，不能成为依靠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次改变他的文革战略，“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依靠党委闹革命”，把重建党组织，作为搞文革的“新重点”。

　　毛泽东之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东西。毛泽东本来并不喜欢，也不迷信苏联式的体制，但1949年建国时中共对苏联“一边倒”，在苏联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照搬苏联的体制。

　　自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体制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认为，苏联这种体制长期下去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毛泽东第一次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当时毛泽东觉得党委的权力太大，如果没有人监督，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一些人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毛泽东认为应该发动群众，利用《大字报》的形式来监督党委和党员。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使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毛泽东发动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搞“大鸣大放”，只是想让他们大胆地监督党委和党员。没想到在“大鸣大放”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轮流坐庄”，要向共产党“夺权”，这就使运动的性质变了，变成了“反右”运动。

　　文革开始以后，各级党委机构基本上被打倒了，毛泽东不喜欢的苏联式政治体制在中国瓦解了，这可以算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个胜利。但旧的党一元化领导体制打破之后，新的体制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认为，新的体制应该不再是党一元化领导体制，而要加入群众的监督，这就是全新的政治体制“革命委员会”，也叫“革命三结合委员会”。

　　（30）

　　“革命委员会”由三部分组成：(一)革命群众代表：这些人来自造反派头头，不一定是党员，即使是党员，也是资格很浅的党员;(二)革命干部代表：这些人来自老资格的党员干部，也就是老干部;(三)革命军人代表，这些人来自军队。

　　本来毛泽东设想中的“革命委员会”是没有军人的，毛泽东并不愿意军人出来参政，搞成军政府。可是在文革过程中，军人出力很大，特别是林彪出力很大，所以新的政治体制中，不给军人分配一定的权力是不行的，所以要搞一个“三结合”的新体制。

　　毛泽东认为这种“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新体制，因为有三种力量相互牵制，可以相互监督，不会出现过去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8年9月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到此，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尽管在表面上，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型政治体制，已经在全中国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群众”的实力很弱，基本上成为一个摆设的“花瓶”，根本无法形成牵制力量，也起不到监督的作用。除了上海等几个很少数地方的革委会大权掌握在造反派的革命群众手里，绝大部分地方的革委会的大权，都是掌握“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军人”手里。这种新的“革委会”，在实质上与以前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大同小异，可谓“换汤不换药”。这样一来，毛泽东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仅仅流于形式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回来谈目前的形势。

　　在1968年初，毛泽东的主要力量还是用于“反极左思潮”，给过热的群众运动适当降温。但毛泽东也不想过分降温，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提问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乱了一阵子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要让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就解决了。】

　　（31）

　　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他又说：【现在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这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群众。从今年9月下旬起，全国群众组织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够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认为，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够”，没有“闹够”，要等到他们自己打累了，闹累了，自然而然也就不想再打了，这时候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就自然熄火了。根据这个想法，毛泽东解决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方法，就是放手“让他们闹够”，只有等到他们闹够了，运动才能回头。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对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采取观望态度，等到他们“闹够”。可是这次毛泽东的经验没有灵验，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不但没有“闹够”的趋势，反而是越闹越大。到1968年，不仅是工厂武斗，连文质彬彬的大学里也出现严重的武斗现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文革的典范学校，又成为武斗的典范。

　　北京大学从1968年3月开始，多次出现几千人规模的大武斗。据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回忆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据的那座楼的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学生用匕首扎伤。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呢?】

　　最著名的武斗是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双方使用了步枪、手榴弹、燃烧瓶等热武器进行武斗。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原本是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领导“清华井冈山兵团”，但这个组织又在1967年中旬分裂成为“团派”和“四派”，蒯大富成为“团派”的头头，与“四派”发生长达百日的大规模武斗。

　　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派出一支三万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但遭到“团派”的武装对抗，当场打死工人5名，打伤7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七事件”。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7月27日下午四点多，“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下午五点多，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

　　（32）

　　下午五点半，在10号楼的楼道内，工人王松林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晚上10点，9003楼里的工人韩忠现被“团派”用长矛刺死，晚上11点，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工人李文元。

　　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工宣队有5人牺牲，特重伤20多人，较重伤有一百多人，轻伤有几百人。】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居然敢打死中央派去的工宣队，毛泽东感到不能不采取强硬措施了。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尚未入睡的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当毛泽东得知清华大学发生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马上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开会。毛泽东在听取情况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他们是北京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也是全部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这天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五个半小时。据“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过去哪次都不同。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过去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可是这次我们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谢富治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33）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江青、林彪夫人叶群、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说：“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就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

　　……

　　毛主席说：“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34）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毛主席说：“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天就会掉下来了。”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

　　……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

　　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35）

　　蒯大富对毛泽东这次接见回忆说：【我进门一看，一屋子的人，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

　　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主席接见我，也就是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握握手，就没有其它的了。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

　　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那真正是告御状。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把我们的人抓走了好多。”

　　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不抓人，不打人。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什么大伤。

　　我以后知道，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武斗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上，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这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上宣告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

　　（36）

　　蒯大富回忆说毛泽东哭了，哗哗直流眼泪，这次毛泽东真的是伤心至极了。蒯大富是毛泽东期待最大的革命小将，恰好是两年前的1966年7月29日，毛泽东亲自点名被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来参加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次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席群众大会并讲话，刘少奇对众人说：【至于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晓得。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说：【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毛泽东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捡拾，毛泽东已到了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两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神采轩昂;可是两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却在人民大会堂伤心地眼泪直流。这似乎是应了当时刘少奇的话“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我也不晓得，中央其他同志也不晓得。”现在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晓得了。

　　毛泽东从1927年上井冈山开始，历经各种艰难曲折，遭受各种失败挫折，但每次毛泽东在遇到挫折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都能化险为夷。可是这次，毛泽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因为他无法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敢于跟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敢于发动全国全面夺权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毛泽东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寄托在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身上，毛泽东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是这次，毛泽东寄予无限期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一点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双方就大打出手。虽说武斗的规模越搞越大，但武斗的性质却越来越低级，越来越不是为了主义和信仰去斗争，而单纯是为了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和利益去斗争。造反派的这种出于派性恩怨利益的武斗，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群众对他们越来越反感。

　　造反派的失去人心，就是毛泽东的失去人心;造反派的失败，也就是毛泽东的失败。对此，毛泽东怎能不伤心呢?在1968年5月，毛泽东发起了最后一次挽救造反派的运动，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

　　（37）

　　毛泽东对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原因，总想不通。196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呢?我就想不通。这一定是有人操纵。第一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总是好的，群众组织之所以出现的大规模武斗，一定是受到了坏人的操纵和挑拨。那么坏人是谁呢?第一个嫌疑人是走资派;第二个嫌疑人是旧社会残余的地、富、反、坏、右;第三个嫌疑人是群众头脑中的小集团主义思潮。

　　到1967年12月，毛泽东逐渐把煽动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嫌疑人，集中在“地、富、反、坏、右”身上。在12月18日会见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毛泽东谈话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他们这些人就是武斗的幕后指挥。】

　　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日报》在1968年4月10日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看法。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认为文革之所以陷入武斗的泥潭，是因为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地主、富农等被剥夺财产，仇视社会主义的坏人，在背后煽动捣鬼，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196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几个问题的通知》，此后，就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的对象，主要是清查解放前有历史问题的人，特别是清查国民党特务。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38）

　　这次“清队”运动的高潮，是康生指控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国民党特务，并指控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声称云南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就是赵健民一伙“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煽动起来的。为此，赵健民被逮捕，数万人被牵连。

　　毛泽东本想通过“清队”运动，把在背后煽动挑拨群众武斗的坏人揪出来，这样一来，群众组织的武斗就会结束。可是事实又打破了毛泽东的期待，搞“清队”运动对停止武斗毫无帮助。相反，“清队”运动却走上了扩大化的老路，据说全国一下子揪出来几十万名国民党特务。

　　揪出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了，他不得不对这场运动泼冷水和刹车了。毛泽东说：【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搞逼供信，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于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

　　毛泽东又说：【投降过国民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打AB团，福建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抓改组派，说明当时我们是不成熟的。后来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在毛泽东的刹车下，“清队”在几个月之后就停了下来，但已经制造出不少冤案，不少人受到迫害。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挽救造反派的最后努力，“清队”运动无效后，毛泽东不得不把红卫兵和造反派，彻底推下历史的舞台。1966年，毛泽东亲自接见1100万红卫兵，是毛泽东把这些红卫兵小将亲手推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国掀起一场翻天动地的大运动;可是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又要亲手把红卫兵小将们推下历史舞台，这个悲剧性已经超出了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又怎能不让毛泽东落泪呢。

　　要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可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呀。现在毛泽东亲手拿掉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那他的文革又靠谁来搞呢?又怎么搞下去呢?

　　（39）

　　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对文革小组成员发誓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了吗?显然没有搞到底。是什么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呢?

　　毛泽东在1966年的天安门城楼上，之所以说这样悲壮的话，是因为他当时把党内的反对势力想象得十分强大。可是事实上，党内的反对势力并没有毛泽东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们的抵抗都是有限的。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党内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而是毛泽东自己搞文革的主力军：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

　　1968年8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10天之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也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这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前面提到，聂元梓回忆说：她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过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动手就打，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头上打出一个包，聂元梓被匕首扎伤。

　　什么样的人会对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见面就打?按照常识考虑，肯定是流氓团伙，黑社会组织才会这样不讲起码的文明，专靠使用暴力。现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文明程度，居然堕落到与流氓团伙一样，他们又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更厉害了，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扔手榴弹，这简直就是土匪团伙干的事情。

　　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毛泽东想尽各种方法，试图把红卫兵和造反派从堕落的道路上挽救回来。可是现在红卫兵造反派堕落到了土匪的地步，无法再挽救了，毛泽东只得挥泪斩马谡，亲手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

　　毛泽东曾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无限的期望，说：【你们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之所以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这么大的希望，第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敢想敢干，敢于造反;第二原因更重要，就是毛泽东认为年轻的一代，比他们老的一代人思想觉悟更高。

　　（40）

　　毛泽东等老干部这一代人，学生时代根本没有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受的都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毛泽东谈到他年轻的时候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包括在中学读了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而解放后的年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雷锋，培养共产主义觉悟。毛泽东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受到过剥削阶级思想的污染，比较单纯，共产主义觉悟更高。这一代新人，正是毛泽东亲手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给予无比的希望，认为由这些共产主义新人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要大大高于他们当年上井冈山的水平，一定会很好地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任务。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培养出来的这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思想觉悟居然还不如井冈山的老一代。

　　有人说：“文革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搞坏了。”严格地讲，这句话并不正确。中国人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发生在文革之前，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与旧思想和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引进苏联式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纯粹的舶来品，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孝礼义”那一套思想道德，就不得不抛弃了。

　　“道德”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对“自私自利”私心的克制。不管古今中外，所谓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私心比较少的人，这是全世界通用和公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歌颂“自私自利”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反对“自私自利”的。比如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只有克服和遏制自己的私心杂念，才能恢复到周朝时代的良好社会道德风气。

　　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更是号召人们“大公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体制到方法都有较大的问题，使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是流于形式，而并没有真正培养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邯郸学步”，说古代有一个人，看到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很美，于是就学邯郸人的走路方式，结果邯郸人的走路方式没有学会，反而把自己过去的走路方法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用“邯郸学步”的寓言来形容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41）

　　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新的共产主义道德没有培养起来，而旧的传统儒家道德也忘掉了，结果就造成道德的严重缺失。因此，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自私自利”心态，甚至比旧中国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还要严重。

　　毛泽东曾说：【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我父亲不得人心，我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可见在旧中国，还是有一些像毛泽东母亲那样私心比较少的人，而到了新中国，私心重的人反而更多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武斗不止，就是私心太重的表现。大家出于私心，都要争当“核心”，结果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派性武斗，其实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军阀混战，性质是一样的。北洋军阀就是因为私心太重，大家都想争当国家领导人，结果就成了混战一场的“春秋无义战”。

　　在中共内部，也一直存在着斗争。在红军时代，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都发生过斗争，但大家一边斗争，一边还是以大局为重，相互克制忍让，个人服从大局，不让斗争发展成“武斗”。如果中共在井冈山时代就出现内部武斗，那么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去围剿，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毛泽东这一批在剥削阶级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人，还能做到顾全大局，克己复礼。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一批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思想觉悟居然比他们在井冈山时期的觉悟还要低。简直可以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清华大学武斗之后，毛泽东也觉得红卫兵不行了，他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现在这批红卫兵大闹之后，已经闹得心“野”了，再让他们安心下来读书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这批心“野”了的红卫兵，继续留在大城市里，就等于留下一批闹事的火种，所以必须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才能把局势彻底稳定下来。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也得有一个方法，于是毛泽东就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然，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也就是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也有思想上的考虑。因为毛泽东从文革中发现这批知识青年的私心太重，有必要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于是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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