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们阅读的各类涉及“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书籍中，在论及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领域的相关史实时，们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加上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前置定语。但是，关于这一带有全局性的判断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判断依据何在?却鲜见有那本书籍专门加以说明。
史海钩沉，试加以考证。
一、“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崩溃论”溯源
应当说，在探究上述疑问答案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很多事物的本原往往都是既简单，又复杂的。说它简单，因为找到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这一判断的本原表述并不困难。这一表述最早见于华国锋同志于1978年2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华国锋讲道：“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详见1978年3月7日《人民日报》一版)。
其实，对这段看起来言之凿凿的论述，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关于“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边缘”问题这一论断提出的不严谨、不科学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请看，这篇报告中所指的“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从时间上限定在了1974年到1976年之间，并不是指整个“文革” 十年。从批判的矛头指向上看，主要指向的是当时已被批倒批臭的“四人帮”。更加有意思的是，按照这段文字的描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被执政党反复肯定，并给予好评的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进行的经济领域的“全面整顿”竟然也被包括在了这段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日子里。
继续读下去，我们会更加惊奇地发现，在为报告中的这一论断所提供的现实依据绝对是“时代特色”鲜明，但又绝对是驴唇不对马嘴的。
报告中讲道：“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实事求是地讲，几十年后的我们重看当年这段文字，只能认为这是一段思路极其混乱、充满了相互抵触与矛盾的论述。在这段论述里，报告的炮制者们先入为主地把所谓“经济崩溃”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但在具体阐述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手段时却又把邓小平始终大力支持，“四人帮”始终极力反对的分田单干、投机倒把(即自由贸易)等措施也一并囫囵包括在内，现在看，这些论据的使用，无疑是既不严谨，也不科学的，但是却充分地说明当时做出所谓“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论断完全是是为了华国锋等人彻底清算“四人帮”这一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就论断本身而言，既明显缺乏科学依据，同时也是缺乏客观现实支撑的。至于文中提到的“阶级敌人活动猖獗、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等语言，只不过是一些时代印记鲜明的空话、套话，说服效力基本为零，就更是不值得采信了。
试问，就是这样一段思路混乱、逻辑关系错综的论述，它的说服力到底能有多大呢?由此得出的论断其科学性、正确性又能有多少呢?
二、吴德的回忆和毛泽东晚年的一句“闲话”
对于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建设情况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笔者曾经读到过在文革期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吴德同志利用他晚年口述完成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点篇幅，较为含蓄地表达了一下他对文革期间经济建设工作(以北京市为例)的基本看法。他说：“由于没有放松生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面除了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农业方面除1969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1967年低，总的看也都呈上升趋势。”
似乎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吴德在接下来的回忆中并没有继续展开叙述，只是通过枯燥地、干巴巴地引用了一些数字，来为自己的说法提供相关支撑。但是通过吴德的引用，笔者却发现在十年“文革”期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71.5亿元，到1976年已提升至156.4亿元;农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量由1966年的4.9亿元、119万吨，到1976年已分别提升至9亿元和170.3万吨;钢产量由1966年的63.5万吨，到1976年已提升至163万吨;原煤产量由1966年的534.3万吨，到1976年已提升至747万吨;尤其是原油加工量，更是由1966年的产量为0，提升至1976年的512.1万吨(以上内容见吴德《十年风雨纪事》，第262-2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1版)。
面对这些鲜活的数字，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对“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一论断提出质疑吗?难道还能简单地认定文革期间经济建设停滞，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吗?
由此，笔者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在1975年12月份，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时曾经说过的一句“闲话”。当时，毛泽东不顾年老体衰，坚持要送这两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到门口。在同他们握手告别时，毛泽东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吧，十年后它将是了不起的!”(见《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319页，台海出版社2012年5月1版)
风烛残年的毛泽东同志在两个外国年轻人面前做出这样一番极为自信，同时也是极为自豪的一段表述，他的底气来自哪里?恐怕也与他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建设发展充满信心不无关系吧?而这种自信的取得，可能是建立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基础上的吗?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崩溃论”的修正和几十年来“崩溃论”的反复引用
其实，中共高层早就意识到做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边缘”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讲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绝不是什么“天外飞仙”式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包括“文革”十年)，不但为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它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创造了建设发展必要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崩溃论”的提出者们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和应对的。
因此，在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主持决议写作的胡乔木同志否定了在决议第四稿中写入的“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边缘”的说法，最终在决议的通行本中使用了“(文革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的表述，也算是对“崩溃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论及此，笔者相信很多读者已不难得出结论，关于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论断，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基本否定了。但是或许是由于这一论断在视听效果上更具有“爆炸性”，在否定文革的力度上更具有“毁灭性”，所以几十年来，这种不尽客观的说法在我国出版的各类历史教材、历史读物甚至是历史学专著(如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版)当中被反复引用，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人们无法公正、客观看待“文革”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在认识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应当说，在探究历史事件本原的道路上，笔者始终认为，只有以更宏观的视野，更客观的角度，更辩证的思维来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断或结论。如果人云亦云，完全消灭个人的主观能动，那只能是在错误认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故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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