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二（11-15节）

　　目录

　　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

　　第十二节 文革点火期

　　第十三节 滴水洞的沉思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第十五节 红卫兵登场

　　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

　　（1）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在外交部长陈毅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访问。那时刘少奇出行时的派头是很大的，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全国人大的七位副委员长，国务院的三位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四位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自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如此前呼后拥的隆重仪式场面，刘少奇已经享受过很多次了，但此时的刘少奇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享受中国最高规格的送行典礼。当时刘少奇对时局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已经正式发了下去，时局稳定下来了，暂时用不着担心。

　　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火药味十足的讲话，也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响应。甚至，毛泽东在会上都没有“敢”骂彭真，只是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通小人物的吴冷西，这让刘少奇感到毛泽东已经是黔驴技穷，更加放心地出国访问去了。

　　彭真在送走刘少奇后，也是傲气十足。当时日本共产党来华访问，向彭真提起《海瑞罢官》的时，彭真居然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抱怨毛泽东说：“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

　　3月31日，康生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讲话的同一天，也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彭真还没把毛泽东的讲话太当一回事，对康生敷衍地说：“我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二月提纲》也可以修改一下。”

　　可是当彭真得知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时候，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妙了。在彭真的保护伞刘少奇现在远在巴基斯坦访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整”他的话，彭真肯定是大劫难逃的。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会设法“自保”，彭真当然也不例外。现在彭真已经等不及刘少奇了，因为刘少奇还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而那时彭真已经被打倒，生米煮成了熟饭，届时刘少奇再想救彭真，也来不及了。彭真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那么怎么才能“自救”呢?现在彭真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戴罪立功”。

　　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已经是“罪人”了。现在彭真要趁自己还有权的时候，做一两件对毛泽东有好处的事情，为毛泽东“立功”，以求得到比较宽大的处分。怎样才能“立功”呢?彭真想出的方法是“丢卒保车”。

　　毛泽东已经点名批评了“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此时彭真来个“反戈一击”，帮助毛泽东批判“三家村”的这三个人，说不定能得到毛泽东一定的宽恕。于是彭真就准备把“三家村”的三个人抛出去，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刘少奇。

　　（2）

　　4月3日，彭真马上召集北京市长刘仁，邓拓等一批亲信，到他家里开会。彭真首先告诉与会者，周恩来已经改变立场，同意推翻《二月提纲》了，现在我们这些人到了危机的紧要关头。彭真是个直爽的人，并不隐瞒自己的目的，说：“现在‘守’肯定是‘守’不住的，只有设法争取主动。‘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

　　彭真虽然没有明说，但参会的人都知道，彭真这是要抛出“三家村”来“丢卒保车”了。这时彭真借用一句江湖上的话，对众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了”。

　　彭真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心中一酸。不过大家也都明白，他们这个团体到了存亡危机的时刻，必须有人出来掩护大家撤退，必须有人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家，否则大家都得完蛋。

　　这时邓拓站出来了，拿出英雄气概说：“我犯了错误，由我自己负责，其他人没责任。”

　　邓拓知道，现在“三家村”中的吴晗和廖沫沙已经被批判了，他想逃也逃不过去的，不如站出来承担责任，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保全彭真和其他人。

　　大家一方面佩服邓拓的勇气，一方面也知道，此时彭真只能对邓拓“挥泪斩马稷”了。彭真安慰邓拓说：“很快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你改了吧，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我准备把你下放到顺义去，那里条件好，可以做出成绩来，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

　　然后彭真又对参会的人，称赞邓拓说：“我们对邓拓同志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但他不是反党的，我们都知道，只是别人不知道。”

　　会后，彭真指示北京市委赶紧写一份《关于邓拓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说：“责任要写的含糊一点”。当《报告》出来以后，彭真把其中一句“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这份报告于4月8日上报中央。

　　4月10日，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管吴晗和廖沫沙，他只能“包庇”邓拓一个人了，彭真说：“我对批判吴晗、廖沫沙没有什么牵挂，就是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邓拓的问题和吴晗的问题不一样，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粮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该区别对待。”

　　（3）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次彭真没敢“浑水摸鱼”，而是真正上纲上线地批判，文章中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借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丑化革命派，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邓拓同志吹捧死人，借古讽今，大量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时《北京日报》还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写道：“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是错误的，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

　　彭真用这个《编者按》，一方面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声明要“戴罪立功”，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三家村’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次彭真是抢先在全国的报纸上，第一个点名批判“三家村”，试图来一个“丢卒保车”，争取主动。

　　但彭真的企图马上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说：“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过关。”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通知全国报刊，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文章和按语。

　　上次彭真不让转载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这次毛泽东也不让转载彭真的《批三家村》，算是对彭真的一个小报复吧。只是《新华社》下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北京日报编者按》，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

　　《新华社》是隶属于周恩来国务院领导另一套宣传系统，主要负责对外国的宣传工作。《新华社》广播了彭真的《北京日报编者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是因为疏忽大意犯了错误。”

　　周恩来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不太可能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大意”。《新华社》的广播，应该是象征了周恩来表示对处理彭真的一种态度，就是不希望把彭真一棒子打死。毛泽东尽管很不高兴，但也拿周恩来没办法。

　　1966年4月16日以后，邓拓就被停职检查，此时邓拓把希望寄托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身上。但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之后，对邓拓的批判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5月16日，中共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知道党内斗争的规则，一旦他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那就是宣布他的政治死刑。邓拓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选择了“死”。一方面邓拓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人，他没有接受大批判的勇气;另一方面，邓拓希望自己的死，能够最后保护彭真他们一次，因为报纸上明确地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4）

　　邓拓在5月17日夜，服药自尽，时年54岁。死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北京市委的，一封是给妻子的。邓拓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说：“许多工农兵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邓拓先表示他对批评自己“毫无怨言”，之后邓拓又写道：“文章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到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

　　这里邓拓把责任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声明与彭真等人无关。邓拓最后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遗书的结尾，是以口号结束的，他写道：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之所以这么喊口号，是因为他想保护他的妻子儿女。邓拓知道中共的方针，如果他死前高呼万岁，向党表示最后的忠心，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得到比较宽厚的待遇，不会因他的死而受到太多的牵连。

　　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说：“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明白，他如果给丁一岚写一封长信，反而有可能把她也牵连进去。要保护丁一岚，这封信越短越好。也许正因为邓拓临死之前煞费苦心地保护家属，夫人丁一岚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一直活到1998年。而另一位“三家村”人物吴晗的夫人袁震，则在文革中被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3月过早地去世了。

　　1969年10月11日，在邓拓自尽的三年之后，“三家村”人物第二位的吴晗死于狱中。“三家村”人物第三位的廖沫沙，倒是把牢底坐穿，1979年平反，一直坚强地活到1991年。

　　“三家村”人物的结局当然是悲剧，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如果那时刘少奇胜利，毛泽东失败，那么邓拓、吴晗等就会成为英雄，而张春桥、姚文元等就要坐牢了。书生投身于政治的时候，就要做好杀头坐牢的准备。

　　据说在张春桥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女儿准备结婚，张春桥告诉他未来的女婿说：“与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坐牢的。”可见张春桥早就知道搞政治这个东西，是要做好杀头坐牢准备的。

　　（5）

　　再回到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周恩来的意见，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这件事，而是由级别较低的“中央书记处”来讨论这件事。这种低调处理方式，显然不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但毛泽东也好拒绝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不能不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他还需要周恩来帮助打倒彭真和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急召在外地视察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1966年4月9日，邓小平回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上，首先是康生传达毛泽东不久前的谈话，然后康生批评彭真对《海瑞罢官》搞“学术批判”，是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彭真辩解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我总想再放出来一些错误观点。现在看来，新的错误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

　　陈伯达则对彭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批评，彭真辩解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国难时期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只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彭真特别强调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定下“调子”，说：“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对这次重大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这次会上邓小平是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邓小平拥护毛泽东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涉及的范围。

　　另外，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第二是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小组，重新起草一份提纲。陈伯达小组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简单的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但这个通知里，并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撤销《二月提纲》，更没有说《二月提纲》有什么错误。这是一种“蒙混过关”，当然毛泽东不满意了，因为他要批判《二月提纲》，而不是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也知道，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来处理这件事，是不可能让他满意的。于是毛泽东于1966年4月16日，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

　　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打算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上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那不过是给周恩来面子。现在周恩来的面子也给过了，毛泽东就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然而，毛泽东这次会上要解决，不仅是彭真一个人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问题。

　　（6）

　　毛泽东早就想打倒陆定一了，多次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散中宣部”。但毛泽东说归说，真的要打倒陆定一，总得有个理由才行。这次又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打倒陆定一的理由，那就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刑事案件。

　　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是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至今迷雾重重。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6年的6年间，化名“基督山”、“王光”、“黄玫”等，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分别寄给林彪，林彪夫人叶群，以及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匿名信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完整披露过，但从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来看，匿名信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一、声称叶群伪造自己的履历，是假党员。

　　二、声称叶群在延安时代与多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包括后来被枪毙的王实味。

　　三、声称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不是叶群和林彪生的，甚至暗示林豆豆是叶群与刘少奇的私生子。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在写给豆豆的匿名信里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匿名信里有一首打油诗，含有一至十的数字，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八(拔)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这些匿名信的内容无法证实，客观上起到破坏和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的作用，这也可能是后来林豆豆没有跟父母一起登上三叉戟的一个契机。这种匿名信是侮辱人格的诽谤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罪，严慰冰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入狱。

　　严慰冰写这些攻击林彪的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在分析严慰冰的动机之前，先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现在有一种传言，把破案过程说得活灵活现，甚至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这个传言是这样说的：【严慰冰这个案子是1966年春天破的，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跟匿名信的字迹很像，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

　　（7）

　　其实这个传言是很拙劣的。第一、叶群在1966年上半年，一直陪林彪在苏州疗养，并不在北京;第二、叶群这样身份的人外出，都有警卫员跟随左右的。而警卫员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让陌生人靠近叶群，以免出现暗杀。严慰冰踩到叶群的脚，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太近了，叶群的警卫员早就会出手档开严慰冰了。

　　严慰冰案的破案过程，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这里不再重述，只是略述一下要点。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着匿名信到中宣部核对严慰冰的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写。这个案子虽然破了，但因为是牵扯到中宣部夫人的大事，公安部不敢自己处理，于是上报到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那里。但彭真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告诉林彪。由于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公安部对严慰冰不敢采取行动，任凭严慰冰继续给林彪写匿名信，让林彪的“受害”多了两年，直到1966年严慰冰被捕为止。

　　从1963年夏到196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彭真为什么要压着这个案子呢?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事情出来的话，陆定一也要受到牵连。毛泽东本来就想“找茬”整陆定一了，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就等于保住了陆定一。第二个原因是破案上的需要。这件事也许不是严慰冰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团伙的行为，所以暂时不惊动严慰冰，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不管怎么说，有这个破案上的需要，彭真就可以为自己压住严慰冰案，找到推脱责任的理由。

　　这个案子最费解的问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写匿名信是神经偏执狂的发病行为;第二种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出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痛恨，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之后;第三种也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受人指使的政治阴谋，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期间。

　　第一种说法说严慰冰有精神病，它的根据是，陆定一曾带严慰冰到医院去看精神科。但当时的医生诊断，并不认为严慰冰有精神病。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严慰冰精神状态。1971年林彪叛逃后的10天，那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严慰冰，忽然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看到严慰冰的行为可疑，就提审她。

　　严慰冰在提审中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林副主席出事了。”

　　那时林彪事件还在保密中，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事了，关在狱中的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呢?严慰冰得意地说:“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原来，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看《人民日报》，那时报纸上总是说“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这几天报纸上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所以她猜测出林彪出事了。从这件事来看，严慰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8）

　　另外，1978年严慰冰平反出狱，也说明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案件是不存在“平反”问题的。严慰冰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1982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哪有精神病患者加入作家协会的。所以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病”的说法，并不让人信服。

　　第二种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对叶群的生活作风和品行看不惯，对她的历史也有很大的怀疑。严慰冰从清查历史档案中发现，叶群隐瞒了历史，隐瞒了年龄，是一个无人介绍的冒牌党员。从1960年开始，叶群以林彪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成为颐指气使的女霸，为林彪结党营私，阴谋夺权开路。这一切，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曾对二妹严昭说：“林彪不甘寂寞，叶群是个妖精，我看总有一天他会扰乱江山的。”当1960年林彪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时，严慰冰更意识到林彪的狼子野心，萌发了她痛骂林彪和叶群一家的念头。】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叶群对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一贯歧视和虐待，连节假日也不准她回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放假，在该校就读的林晓林有家难归，像孤儿一样到处游荡。1961年，严慰冰到哈军工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儿子陆德，知道了这一切，对叶群的这种做法很是气愤，写了大量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严慰冰的匿名信有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第三种说法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想要迫害林彪。其实这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是一致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第二种说法赞扬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而第三种说法则批判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六年间，狗胆包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旧中宣部阎王殿活阎王陆定一的臭婆娘)，抛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匿名信，竟达数十封之多，妄图污蔑、中伤林副统帅。严慰冰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忠实干将，长期以来，严慰冰为配合这一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目的，写了大量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以达到她配合彭、罗、陆、杨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9）

　　【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十分清楚。他为使严慰冰“合法”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与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密谋，从1961年就把严慰冰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以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史书翰等直接参与并策划了包庇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书翰知道他们的罪行必定会被揭露，十分紧张，说：“有些问题说出来，同志们追问怎么办?在严慰冰的问题上，我洗也洗不清了。”1966年8月25日，史书翰已感到其反革命罪行无法掩盖，突然服安眠药畏罪自杀，于27日死亡。】

　　史书翰是中央保健局局长，当时说陆定一逼史书翰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事发后史书翰自杀。

　　尽管对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仍然不太清楚，她试图让林彪生气烦恼，损害林彪的身体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林彪的身体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之一，如果林彪在文革前病逝，那么毛泽东要想发起文革，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把林彪“气死”，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臂膀，间接地阻止了毛泽东发起文革。严慰冰有这样的政治动机吗?从上述第二种说来看，严慰冰是有这样的政治动机的，但只是个人行为;从上述第三种说来看，严慰冰不仅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1966年4月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这件事，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入狱。

　　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66年4月才知道这件事呢?大概因为是彭真的队伍里出了告密者。因为1966年4月2日之后，周恩来的态度转变了;4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被严肃批评了。这时候，彭真队伍中的某些人，看到彭真不行了，要垮台了，所以这些人赶快要改换门庭，揭发彭真的“罪恶”，就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吗?刘少奇本人在1966年6月27日的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

　　从刘少奇讲话的口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这件事交给彭真去处理，他没有直接管。

　　那么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吗?据邱会作回忆说：“在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恩来厉声问陆定一是否知道，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

　　从周恩来讲话的口气和动作来看，他似乎不知道这件事。这也就是说，彭真只把这件事报告了刘少奇，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当事者林彪。

　　（10）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两大部署：第一个部署是打倒彭真和陆定一，搬走了打倒刘少奇的绊脚石;第二个部署是准备搞文化大革命，起草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次杭州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月16日到21日，这段时间刘少奇还在国外访问;第二个阶段是4月21日到24日，这段时间刘少奇回国了，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重点，参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主要是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案子因为不是政治问题，不需要在会上揭发批判。等刘少奇回来后，彭真和陆定一已经“靠边站”了，刘少奇已无力挽局，只好追认这个结果。

　　这次杭州会议是突然召开的，据参会者宋任穷回忆说：“4月16日，中央忽然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另一位参会者李雪峰回忆说：“叶剑英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吗?”

　　李雪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又说：“我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说：‘现在又出事了，我自己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马上要求跟毛泽东当面谈话。李雪峰听见彭真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我要求跟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但毛泽东没有见彭真。

　　毛泽东不见彭真的消息，马上在众高官中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我对没有希望的人，连批评都不批评。”现在毛泽东不见彭真，那就是对彭真不抱希望了。

　　高官们都知道，几天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也批评了彭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批彭真的话，彭真肯定是没希望了。高官们都是很会“自保”的，据李雪峰回忆说：“我们在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敢和他讲话。”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虽多，然而决定彭真和陆定一命运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过几次个别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法知道，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周恩来的立场有很大转变，同意了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同意了解散中宣部与北京市委，还同意了搞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方法是“一手软、一手硬”，这次周恩来立场的重大转变，应该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用了“一手硬”的办法。毛泽东大概跟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带林彪重上井冈山，重组红军。

　　（11）

　　周恩来最怕毛泽东的这一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一旦爆发起来，那是什么都不管的，很可能真的来个“兵变”。周恩来也发觉毛泽东在北京附近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所以周恩来感到此时不能再刺激毛泽东了，要打消毛泽东“动武”的念头，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和平的方法，就必须做出妥协，所以这次周恩来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周恩来的斗争方式，是以柔克刚，“一边妥协，一边斗争”。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方式，特别注意不要让毛泽东生气，因为毛泽东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来气”了，就会不顾一切，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所以周恩来在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从语气上也好，行动上也好，特别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恭敬，特别注意让毛泽东心中的“气”平息下去，也就让毛泽东“消气”。一旦毛泽东“消气”了，毛泽东也会做出一些妥协，这样就不会发展成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可是刘少奇就不懂这点，他要不然当面顶撞毛泽东，气走毛泽东，专门惹毛泽东生气;要不然“浑水摸鱼”，耍滑头，这样更让毛泽东生气，而周恩来从来不在毛泽东面前耍滑头。刘少奇不是想办法让毛泽东“消气”，而是火上浇油，让毛泽东的“气”越来越大，更加激发起毛泽东掀起一轮更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湖南人，也许湖南人天生就不会妥协吧。

　　这次会上，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就点名批彭真了。毛泽东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说：“凡是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这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西风落叶下长安’，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闻，声称毛泽东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传闻当然是假的，它是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毛泽东说彭真的话，戴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当然是一个“渺小人物”，但刘少奇就不是渺小人物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是“炮打司令部”，要用大炮才能把刘少奇打倒，怎么可能“动一个小指头”就打倒刘少奇呢。

　　（12）

　　以前在会上，众高官不表态，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一旦表态支持毛泽东，众高官马上看出毛泽东占上风了，彭真的大势已去，于是马上都投靠过来，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来，纷纷要求对彭真进行“组织处分”。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了。

　　这次刘少奇出国访问，在国外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据陪同刘少奇一起访问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在机场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道路两边的人群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

　　刘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国，先到云南昆明。他们刚到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刘少奇一行人都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陪同刘少奇一起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担心地猜测：“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

　　刘少奇一行人马上乘专机直接飞往上海，然后又乘专列前往杭州。据王光美说，当时因为紧急，刘少奇的专列调度不过来，他们是乘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车上，他们还不知道彭真出问题了，王光美吩咐卫士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热带水果分一分，给毛泽东送一份，周恩来送一份，还特别嘱咐给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总理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问题。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出事了，总理谈话之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来单独汇报了，也没给彭真回电话。”

　　（13）

　　刘少奇没给彭真回电话，一来，是出于他在白区工作养成的警觉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么打给彭真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他不能再跟彭真电话联系了;二来，刘少奇也有一种自保的“丢卒保车”心态，认为彭真已经不行了，现在他要丢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许白区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这种“丢卒保车”的习惯。因为白区敌人的势力太大了，只能“丢卒保车”。彭真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三家村”，但并没有能够自保;刘少奇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彭真，最终也没有能够自保。

　　刘少奇不保彭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彭真有气。周恩来给刘少奇送来一份揭发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刘少奇一看这篇文章，不由怒从心头起，他马上明白这是彭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讨好毛泽东。这就是意味着，彭真已经背叛刘少奇了。刘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讨好毛泽东没成功，现在才想到给自己打电话，想让自己来保他。对于刘少奇来说，彭真已经是“叛徒”了，当然不会保叛徒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刘少奇容易倒台，跟刘少奇的队伍不团结，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有很重大的关系。彭真没有跟刘少奇团结一心对付毛泽东，而是在刘少奇回来之前，先背叛了刘少奇，去讨好毛泽东。而刘少奇回来后，也没有力保彭真，任凭毛泽东把彭真打倒。这样毛泽东很容易把刘少奇的队伍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队伍就团结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曾想把周恩来的队伍各个击破，但周恩来的队伍却没有各自打小算盘，而是团结起来跟毛泽东抗争。1967年8月4日，陈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陈小会》上，公然说：“你们说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陈毅敢说公然反对毛泽东的话，还敢公开为刘少奇辩护，他又说：“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

　　（14）

　　彭真算是胆子大的，还是刘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为刘少奇辩护。陈毅为什么这么胆大包天呢?他自己来了个说明，说：“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陈毅坦然说出他胆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来的另一个干将谭震林，也公然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也要造反，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

　　陈毅和谭震林公然讲“造反”，是为了保周恩来，他们暗示说：如果毛泽东要整周恩来，他们就要造反，不怕牺牲。1967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但他有这样忠实的部下拼死保护他，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与周恩来暂时和解了。

　　周恩来能够有忠实的队伍，也跟他的自己品格有关。1967年8月，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挺身而出，无畏地说：“谁要揪陈毅，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挺身保陈毅，陈毅也挺身保周恩来，结果他们没有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来有忠实的部下，陈毅也有忠实的部下。在红卫兵打倒陈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开联名贴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态度鲜明地支持陈毅。这样忠实的部下，刘少奇的队伍里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理解为刘少奇没有“枪杆子”的支持，这种概念是非常片面的。

　　枪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枪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拼命，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你，这是决定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你当炮灰”。

　　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的关键，不是没有“枪杆子”，而是刘少奇的队伍不行。刘少奇的队伍，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得势的时候气势汹汹，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纸老虎”。如果刘少奇也有一支愿意为他当炮灰，有一支愿意为他流血牺牲的队伍，毛泽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打倒刘少奇。

　　（15）

　　这次杭州会议，林彪没来参会，而是派总参谋长杨成武替他开会。不过毛泽东这次因为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所以林彪不来也没关系。毛泽东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养好身体，关键的时候再出马。

　　当时有句术语叫做“揭开了盖子”，一旦一个人的“盖子”被揭开，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这次会上，彭真的“盖子”被揭开，于是众高官群情激愤地批彭真，经过众人揭发，彭真的帽子越来越多，什么“搞政变”、“里通外国”等等。彭真辩解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犯错误是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众高官并不接受彭真的辩解，说他的检讨不深刻，没抓住要害，是对抗的态度。

　　刘少奇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他没有保彭真，任凭大家去批彭真。刘少奇放弃彭真，“丢卒保车”，而毛泽东则是乘胜追击，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吴晗朝里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毛泽东所谓的“朝里有人”，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指彭真，更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继续说：“我多次说过两头蛇的问题。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样能好受吗?现在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分两个中央。”

　　毛泽东这里用寓言的方式，说明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毛泽东又说：“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纲》。因为刘少奇搞“浑水摸鱼”，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扩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号称“文化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几乎是在点名批评刘少奇了，但批评刘少奇的程度还是很轻的，没有给刘少奇上纲上线，只是说他“不打招呼”，这个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既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是周恩来听见毛泽东这样说，肯定会出来自我批评一下，给毛泽东“消消气”，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不满刘少奇的沉默，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那是在用暗语跟刘少奇说“你休想那么容易就成修正主义”。这次刘少奇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据王光美回忆说，她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中央丝毫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如果刘少奇事前知道要处理彭真的话，他可以托病住院，推迟或放弃这次访问，那么形势就大不一样。现在，刘少奇除了为自己的“大意失荆州”遗憾外，别无他法。

　　（16）

　　世界各国，利用领导人出访或休假的时机，发动政变的例子极多。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度假，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发现来迎接他的居然是一辆普通的伏尔加轿车，这时赫鲁晓夫才恍然大悟，他已经被打倒了。在赫鲁晓夫度假期间，勃列日涅夫等人背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免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强迫赫鲁晓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

　　1966年4月24日，杭州会议结束，毛泽东达到了他的两个目的：搬掉彭真和陆定一两块绊脚石，通过了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关于《五一六通知》，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跟彭真同乘一架飞机，“押送”彭真回北京。在飞机上，他们三个人面对面“干坐”，什么话都不敢讲，也不能讲。5月7日中央正式决定，由李雪峰接替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结束后，5月在北京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杭州会议的结果。因为中共有规定，凡是由中央发出的文件，需通过在首都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才能成为定案。在外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能拿出草案，最后还需到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来追认为定案。

　　这次北京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这次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批彭真和陆定一，据李雪峰回忆说：“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替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这时听见后面有人念批判彭真的材料，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彭真是历史上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争吵，吵架就停了。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彭真这次完全不必要跟别人吵架，争辩“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1966年2月，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当时彭真硬气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而二个月后的1966年4月，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自打嘴巴地说：“吴晗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借海瑞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再到1966年5月，彭真已经投降了，想用“我第一个喊叫万岁”来提醒大家，他曾经对毛泽东是有功之臣。彭真先硬后软，前倨后恭的态度，并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好感。邱作会回忆当时的事情说：叶剑英开会出来时，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与叶剑英同乘一辆车，邱作会说：“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以及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慰冰的事，特别地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17）

　　这次会上批陆定一，比较有戏剧性。在会前，先向参会者发了一份林彪的手书影印件，上面林彪亲笔证明说：“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这种“处女证明书”，有点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斗争，是什么手段都要用的，林彪这封证明书激起了众高官的义愤。

　　这次会上，林彪和陆定一正面交锋，林彪先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彪气愤地质问说：“那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气愤倒是真的，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颇大，据说林豆豆看了严慰冰的匿名信后，寻死觅活，吓得叶群不得不四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证明林豆豆是亲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宁。

　　对林彪的质问，陆定一只是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气得拍着桌子，口出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

　　周恩来也气愤地说：“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周恩来说着，还激动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周恩来的气愤应该是真的，因为周恩来最生气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坏党的团结。严慰冰写匿名信，挑拨离间党内高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参谋长杨成武，更是气愤地跳起来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告诉你陆定一，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说着杨成武走到陆定一面前，一挥手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厉声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刘少奇主持的会议，等于自己反对自己，心里有气，表情也不自然。周恩来很慎重，除了批判严慰冰以外，基本不讲话。批完陆定一之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据李雪峰回忆说：“邓小平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只有几步路，我俩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陆定一的门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进门后，应由李富春先说，李富春又推我先说，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我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陆定一听后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18）

　　说到陆定一，我们应该提一下1962年陆定一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10人小组，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观点。因为1956年正是周恩来的势力强盛的时候，所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被会议通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周恩来本人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距离右派只差50米”，差点丢了总理的职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座谈会上，重新提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新社会的锻炼，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还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提前离开广州，临行前周恩来嘱托陈毅，代表他在这次会上继续谈知识分子问题。陈毅在3月6日的会议上，非常直率地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让我跟大家说：‘你们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们要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们行这个‘脱帽礼’。”

　　据说当时到会的知识分子们，听了陈毅的讲话，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了。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春天并没有来，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倡议，在党内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对者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陆定一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忽左忽右。‘左’发生在1957年，表现为‘拔白旗’;‘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点名，但参会的高官们都知道“脱帽加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陆定一公然批评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右倾”。陆定一还说：“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没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

　　（19）

　　周恩来则明确反驳说：“有人说我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党中共作报告，是党中央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上也提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两种意见僵持起来，周恩来只好去找毛泽东裁决。据胡乔木回忆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陆定一在党内的地位和身份，与周恩来相差甚远，在周恩来看来，陆定一也不过是一个“渺小人物”。可是这个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会议上与周恩来大唱反调，背后肯定是有什么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来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

　　在周恩来与陆定一的争论中，刘少奇的态度是支持谁，尚没有资料披露出来。而毛泽东的态度，胡乔木则明确说“毛泽东没有说话。”所谓没有说话，就是不表态，表示中立的意思。

　　从毛泽东采取的中立态度来看，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应该是刘少奇向周恩来“发难”。那么，为什么刘少奇要向周恩来“发难”呢?目前这方面透露出来的材料还很少。不过从动机来看，刘少奇大概是觉得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是对知识分子“收买人心”。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下去，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周恩来那边去了，会大大影响刘少奇的势力。因此刘少奇让陆定一出马，给周恩来“搅局”，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下去。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和刘少奇相互“斗”，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也来个“中立”，任凭他们两人去“斗”。不过周恩来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泽东不表态，也就不再提起这个问题，避免了一场与刘少奇的冲突。但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陆定一与周恩来的恩怨，并没有到此结束。1966年陆定一被打倒后，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批”陆定一，这里摘录一部分。

　　（20）

　　周恩来说：“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把学生一律都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把学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左’，实际上是‘右’。陆定一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历史，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陆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解放后陆定一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其实自己留了一部分。陆定一老婆从彭德怀罢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个规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她写信也最多的，是发宣言式的，公开用明信片写。”

　　在讲话中，周恩来把他与陆定一的旧账重提，重新批判陆定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而且还把陆定一过去是地主出身的旧账，也翻了出来，不免有一些恩怨报复的“记仇”味道。前些时候揭发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会上，周恩来气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陆定一那边。周恩来的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包含对陆定一的旧怨?大概只有周恩来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没有完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周恩来。然而，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提倡用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三七开”的方法论，而在评价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时候，就不用“三七开”的方法论了，而说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近似于完人。还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刘少奇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周恩来又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

　　到1978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威望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只要以前反对过周恩来的人，都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

　　党内的高官都知道，陆定一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公开地反对过周恩来。因此，1978年陆定一平反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自己曾经“反周恩来”的事情，进行自我批评。陆定一说：“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但陆定一的自我批评，又充满很多为自己的开脱辩解，他说：“当时党内对是否团结知识分子，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等同志，是重视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敌人，要打倒。此外还有的一种人，是在两种主张之间，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但同时我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21）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政治局同意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毛泽东不会仅仅停留在撤销《二月提纲》，他还要进一步批判《二月提纲》。因此，会上成立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东西，这篇东西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对陈伯达特别交代说：“这篇文章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很会用人的，他要写《评/海瑞罢官》这种“口诛笔伐”的文章时，就找姚文元，因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写《五一六通知》这种理论文章时，就找陈伯达，因此陈伯达是理论文章的高手。

　　陈伯达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写，康生则是顾问。据说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进行斟酌，前后修改八次，可以说是毛泽东尽全力的一篇重头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批评彭真违反党纪党规。《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彭真同志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平心而论，毛泽东虽说没有对《二月提纲》表示反对，但也没有赞同。现在一些人撰文说，彭真发《二月提纲》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这是不正确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个要点，是批判彭真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的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掩盖了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我们从《二月提纲》前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彭真的确有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企图。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个要点，是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五一六通知》写道：“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这里毛泽东用暗语，给刘少奇反扣一个帽子，并且把“学阀”升级为“党阀”，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个要点，是指出为什么要发起这次斗争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22）

　　这里毛泽东说明自己发起这场斗争的原因，是一刘少奇为代表的“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要“伺机夺权”，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击，防止他们“伺机夺权”。毛泽东特别用“接班人”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用词，把矛头直指是指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的第五个要点，是点明了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他搞这次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同时，毛泽东也明确地指出夺权的方式，是“清洗”和“调动职务”，也就是利用党内机器进行斗争，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群众”也卷入这场斗争里面去。

　　1966年5月16日，北京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然后作为党内的“机密文件”发下去，发放的范围是“县团级”以上。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通知》的存在，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正式刊登了《五一六通知》的全文。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点，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的这一天，就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它是一个夺权的宣言，标志着一场夺权运动的开始。同时，毛泽东也非常精明地声明，他要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实权领域，让他们放心。

　　关于《五一六通知》，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的不真实“传闻”，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也多有引用，在这里有必要澄清。这个《传闻》是这么说的。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回答说：“没有意见。”

　　（23）

　　刘少奇再彭真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大家举起了右手。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已有人特别撰文对这个《传闻》进行了“辟谣”，陈伯达本人后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解，我们这里不再赘述。真正的事实是：5月16日的会议上，并没有人对《五一六通知》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也没有说什么“这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之类的抱怨之词。

　　大概编造这个《传闻》的人，是想塑造一个刘少奇最后仍“敢于坚持真理”的亮点。不管是出于什么意图，都不应该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少奇同意了《五一六通知》，因为他最好的对策就是同意，把彭真和陆定一作为“丢卒保车”抛出去，稳定住局势，以后再伺机行动。另外，《五一六通知》也让刘少奇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安心，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价码”，并不是太高，毛泽东只是要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对此，刘少奇也想好了对策，他准备放弃文化宣传领域的权，以退为进，以保住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

　　刘少奇几十年在党内经营起来的势力，盘根错节，许多领域都有刘少奇的人。特别是刘少奇还有两员大将：组织部长安子文和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都是实权在握的大员。组织部类似于古代的“吏部”，是专门对官员进行“审核”的。如果得罪了组织部，他给你在评语中写一两条“穿小鞋”的话，那么你就别想升职了，所以组织部长是一个党内得罪不起的实权人物。而薄一波的国家经委主任，也是主管经济领域的一个实权单位。

　　正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党羽极多，所以此时刘少奇还是很镇定的。刘少奇认为，他即使是放弃了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也不至于就会被打倒。毛泽东要想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刘少奇干脆就把这些权让出来。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夺到了权，心满意足了，这场斗争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不仅“忽悠”了刘少奇，也“忽悠”了周恩来和林彪。周恩来和林彪也以为毛泽东想要夺权的领域，仅局限于文化宣传领域，以为毛泽东夺到了这些领域的权，目的达到了，这场党内斗争就会结束。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想让毛泽东夺到权以后，尽快结束这场党内斗争。等周恩来和林彪发觉，毛泽东的夺权范围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后，已经有些为时已晚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就轮到党内高官对此进行“表态”了，林彪和周恩来都做了长篇发言，他们两人的态度，左右着这场斗争的发展方向。

　　说到党内高官对《五一六通知》的表态，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这里也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个传闻是摘要如下。

　　（24）

　　【在中央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

　　时间：1966年5月23日，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去年罗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你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主席也担心。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其实这个传闻是很拙劣的，首先是档案的标号“19660523，中共档案从来没有用“年月日”来编号的。这个所谓《档案》的内容，也是东拼西凑的。编造这份《档案》的人，似乎是想说“洪洞县里没好人”。想说中共高官，各个都想借批判别人来自保。但伪造的历史，毕竟是伪造的。

　　（25）

　　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众高官都误解了这个《通知》的意图。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急速恶化，越来越僵，不摊牌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众高官都是通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可谓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党内出现大的斗争，如果这样，在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会丢官丢职，所以众高官都是反对斗争，渴望和平的。

　　从众高官的内心来看，他们当然支持稳健的刘少奇，不喜欢爱冒险的毛泽东。毛泽东曾经评价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不好过。”

　　从众高官来看，毛泽东的性格倒是很像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大跃进时，毛泽东捅了一个大娄子，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党中央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现在毛泽东又捅出一个“娄子”来，抛出一个《五一六通知》，宣布要在文化宣传领域夺刘少奇的权。

　　现在，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和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斗争公开化了，他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支持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此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众高官看来，既然周恩来公开支持毛泽东了，掌握军队的林彪更是毛泽东的铁杆，这次斗争肯定是刘少奇败，毛泽东胜，所以众高官都纷纷表态，坚决批判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示好。

　　但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取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因为《五一六通知》里白纸黑字这么说的。这个“夺权”反而也让众高官送了一口气，大家都害怕毛泽东返回到“一线”来指挥，不知道又要捅出什么篓子来。但如果毛泽东只是掌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线”权力，不掌握经济基础的“一线”权力，大家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家认为在“上层建筑”捅的篓子再大，也不至于搞到饿死人的地步。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众高官纷纷支持毛泽东的夺权，甚至希望毛泽东早点夺权，快点夺权，大家认为毛泽东把夺到手了，这场斗争就结束了。不仅是众高官，就是周恩来和林彪这样政治敏锐度极高的人，也被《五一六通知》迷惑了，产生同样的想法，甚至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的想法。

　　刘少奇知道自己这次是“大意失荆州”，一下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他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暂时不可能恢复。刘少奇很明白，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养晦韬光”，不能再跟毛泽东顶撞了。刘少奇很清楚众高官都想尽快平息这场斗争，如果刘少奇跟毛泽东顶撞，把这场斗争扩大化，众高官就会埋怨甚至讨厌刘少奇。

　　刘少奇也很清楚，众高官支持毛泽东，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不得已为之。刘少奇尽管得不到众高官的支持分，但还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分。只要有众高官的同情分，刘少奇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刘少奇采用一个新的对策，他对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斗争毫不还手，摆出无奈、无辜、甚至可怜的样子，一方面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另一方面也可以麻痹毛泽东。刘少奇的这个对策，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为“假痴不癫”。

　　（26）

　　5月30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开会讨论，提出主动把《人民日报》的大权交给毛泽东。会后，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立即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样毛泽东就轻而易举地把《人民日报》拿到手里。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一直把《人民日报》紧紧攥在手里，再没有让给过别人。

　　《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北京的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此时毛泽东仍在外地，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是各高官对《五一六通知》进行表态。5月18日，林彪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先声明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林彪先声明没有“稿子”，也是告诉大家，这篇讲话他没有跟毛泽东商量过，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彪的这篇长篇大论讲话，就是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后来批判林彪的时候，把林彪这篇《五一八》讲话又翻出来，试图以此证明林彪早有搞政变的企图。这应该说是乱扣帽子，林彪真有搞政变的企图，他就不会公开讲了，何必暴露自己呢?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主要有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首先，林彪用了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语出惊人地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

　　林彪举了一些外国搞政变的具体例子，又举了一些中国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这段话是林彪这样的武将才能说出来的，掷地有声的话，公然亮出吓人的“杀”。林彪又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就统统付之东流了。”

　　（27）

　　这里，林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说：毛泽东打倒“彭、陆、罗、杨”的原因，是一个“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措施”。毛泽东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应该林彪从军人的角度，对毛泽东想法的一种误解。林彪对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后来造成了他与毛泽东的不少“误会”。

　　同时也由此可见，林彪的思想体系，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相差甚远。早在1949年进城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林彪认为彭真这些人是“拿枪的敌人”。林彪认为，如果不打倒彭真这些人，再过不久，他们就会“拿枪”起来，就要搞武装政变;而毛泽东认为彭真这些人是“不拿枪的敌人”，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拿枪的敌人”搞武装政变，而是“不拿枪的敌人”搞和平演变，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没认为彭真有企图搞武装政变。

　　林彪是典型的军人思想，迷信武力，这点毛泽东很不欣赏。林彪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巨大差别，也造成毛泽东不可能真正把林彪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在讲了一通“政变经”后，林彪开始讲“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这里林彪主要谈他的“天才论”。林彪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说实话，毛泽东对林彪这个“天才论”，并不是很欣赏，后来两人因为“天才论”引发过一场大斗争。

　　之后，林彪又批判了一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罗瑞卿和杨尚昆是以前就被打倒的，现在又拿出来继续批判。不过林彪的批判水平不高，没什么亮点。

　　然后林彪又谈“保持晚节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这里林彪告诉那些“打个人小算盘”的人，要清楚大形势，不要站错了队。最后，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28）

　　这里，林彪一方面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向在座的高官警告说：你们这些人，谁敢反对毛主席，就让谁灭亡。

　　林彪的讲话之后，掌声响起一片，众高官都说林彪讲得好，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要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下去，供党内学习，毛泽东也同意了。

　　林彪讲话两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表态讲话。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几乎同林彪完全一样，也分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几乎是仿照林彪的讲话说的。

　　在“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上，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61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阵地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是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革命军队起来造反，我们要有信心。”

　　从内心来说，周恩来是不太可能同意林彪的观点的，他也认为彭真等人不可能搞武装政变，所以提出“最重要的是党权”。不过周恩来非常敏锐地看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下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上升，在林彪的地位上升之前，先跟林彪搞好关系，对他今后的政治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大大称赞林彪一番。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有力。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

　　周恩来称赞了一番林彪之后，再谈“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他也完全赞同林彪的天才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

　　最后周恩来谈“保持晚节问题”，也跟林彪的调子一样，说：“我们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总之，周恩来的讲话，完全是模仿林彪讲话讲的，这也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一来，可是不让别人抓到什么把柄，因为这些话都是林彪说的，有问题首先是林彪有问题，周恩来不会有麻烦;其次，模仿林彪，可以让林彪高兴，有助于他今后与林彪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29）

　　最后在5月26日，刘少奇在会上表态，刘少奇也模仿林彪的讲话，先推脱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然后刘少奇谈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说：“最近世界上是政变成风，亚非拉地区自1960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主席前几年同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

　　刘少奇也并不赞成林彪的“政变经”，但他也要捧林彪一下，跟林彪这位“新星”搞好关系。刘少奇又说：“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的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

　　刘少奇也完全赞成林彪的“天才论”，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最后刘少奇也表态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刘少奇的这段话，参会的众高官心中都知道，他的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因为毛泽东搞这次运动就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大家也知道刘少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所以大家还不敢轻易得罪刘少奇，因此也没人跟刘少奇“过不去”，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30）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党内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因为在此以前，林彪在党内非常低调，极少抛头露面，除了为保卫毛泽东，在军队中搞学《毛著》等运动之外，基本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林彪全无关系;1959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是毛泽东叫林彪上山批彭德怀，并非林彪主动的。

　　在文革前的中央会议上，林彪除了称赞毛泽东之外，基本上不发表自己意见，不向别人提意见，也不过问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事情，这点与彭德怀正好相反。1959年彭德怀被撤职后，夫人浦安修埋怨他说：“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是不应该干预政治的。

　　文革前，林彪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从不过问与军队无关的事，即使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林彪也基本上没有参与。林彪与党内其他高官的关系都不错，与刘少奇的关系不错，与周恩来的关系更不错，基本上不得罪人。高官们都觉得林彪这个人的人品不错，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林彪在5月18日的讲话，是他第一次在党内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为什么?起源于什么契机?我们将在后来逐步分析。

　　林彪的这次讲话，标志着他以一个硬派军人的形象，踏入政界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为林彪的讲话叫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林彪一旦出来从政的话，搞好与林彪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是极为重要的。其他高官也纷纷赞扬林彪，一来是他们对林彪的印象都不错，二来是他们看到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对林彪热情赞扬，他们就更跟着大捧大赞了。于是中央准备印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供党员干部学习。

　　当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审批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非常不满。毛泽东为什么不满呢?主要有这么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

　　什么是“庸俗化”呢?举个例子，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果理解成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是把毛泽东“高尚化”;如果理解成是为了自己与刘少奇争权夺利，那就是把毛泽东“庸俗化”。毛泽东自认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非常反感有人把他的动机“庸俗化”。

　　林彪的讲话为什么把毛泽东庸俗化了呢?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打倒彭真等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苦迭打”。林彪讲话给人的感觉是：彭真等人在暗地里捣鬼，准备搞“苦迭打”，毛泽东发现之后，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倒彭真等人，除掉了“苦迭打”的隐患。

　　如果从林彪讲话的说法，去理解毛泽东打倒彭真的行动，那么毛泽东不过是在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之后，采取的一种自卫行动。谁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采取这种自我保护的行动。因此，打倒彭真不过是凡人的庸俗行为，谈不上是伟人的高尚行为。

　　（31）

　　而毛泽东是怎么解释为什么要打倒彭真的呢?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思想文化阵地。《二月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他要打倒彭真，是因为彭真试图阻止广大工农兵群众搞文化革命，毛泽东是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搬掉彭真这块革命的绊脚石。

　　如果从《五一六通知》的说法，去理解毛泽东打倒彭真的行动，那么毛泽东的动机就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庸俗行为，而是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高尚行为。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他打倒彭真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苦迭打”。而现在林彪这么一解释，就把毛泽东的动机庸俗化和矮小化了，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

　　第二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了。

　　毛泽东认为自己不是天才，他的“毛泽东思想”，是他在几十年的复杂革命斗争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毛泽东思想是从无数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真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的尤显珍贵，来之不易。毛泽东的看法，认为他的毛泽东思想，是来自于“实践”。

　　而林彪提出的“天才论”，却说毛泽东思想是来自“天才”，毛泽东靠他的“天才”，轻而易举地想出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奋斗并无直接关系。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就把等于毛泽东几十年革命奋斗史“矮化了”。

　　“实践论”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天才，而是来自几十年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天才论”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来自个人的“天才”。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毛泽东思想来自“实践”，比毛泽东思想来自“天才”，更加能够塑造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更加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林彪说毛泽东是“天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就是变相地矮化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当然让毛泽东很不高兴。

　　第三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粗暴化”了。

　　林彪说：“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来解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按照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靠使用军队的手段，解决了彭真这些人的问题。甚至林彪还说，毛泽东用军队的手法，是“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并且号召说“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也就是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思想。

　　（32）

　　毛泽东肯定是对军队进行了一些调度部署，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毛泽东是不想动用军队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一旦动用军队，用暴力强行解决问题，那么毛泽东所作一切的“正当性”，就全部失去了。

　　林彪的说法，会让人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迷信暴力的军事强人，是想建立一个军人统治的暴政。这样毛泽东当然是很不高兴的。

　　第四个理由：林彪把对毛泽东的忠诚“封建化”了。

　　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按照林彪的说法，对毛泽东的忠诚是不需要理由的，不管毛泽东带领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好，我们都要忠于毛泽东，人民都要拥护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民支持我，拥护我，不是“不需要理由”，而是非常“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毛泽东在文革前多次说过：“广大人民群众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少数修正主义分子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趁着现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按照林彪的说法，人民为什么要拥护毛泽东，那是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天才，句句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天才的领导。同样按照林彪的说法，打倒彭真这些人，是因为彭真“反对毛主席”。一个人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就可以被打倒，不管你反对毛泽东的理由，是对还是错。

　　而毛泽东是想告诉人民：我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拥护毛泽东的理由，不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位几百年出现一次的“句句是真理”的天才，而毛泽东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试图让人民相信：你们支持我毛泽东，最终目的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幸福，是为了解放你们自己。

　　同时，毛泽东想要告诉人民，他打倒彭真这些人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而是因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正是因为毛泽东阻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们才会“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打倒彭真这些人，不是出于“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不让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林彪宣扬的完全是封建社会对“真命天子”的愚忠思想，在20世纪，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过时的封建主义东西。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用这种过时的封建主义东西，就可以把人民欺骗了，把人民忽悠了，让人民真的迷信毛泽东是一个“句句是真理”的神圣来顶礼膜拜。因此，林彪对毛泽东进行“封建式的愚忠”宣传，反而是丑化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反感。

　　但在事实上，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宣传，占主导地位的正是林彪的这种“封建化”宣传，实际上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到文革后，人们又把这种封建式的愚忠宣传，归因到毛泽东本人身上，说这是毛泽东自己要搞的，因此推论毛泽东这个人封建帝王思想很重，继续损害着毛泽东的形象。

　　那么文革初期为什么会“封建式的愚忠”宣传占主导地位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33）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这个《五一八讲话》，把毛泽东庸俗化、简单化、粗暴化和封建化，几乎就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东西。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林彪的思想水平太低，只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到这个程度;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林彪的思想水平太高，他要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丑化毛泽东。从当时的毛泽东来看，他是相信第一种原因的。

　　现在中央催发林彪讲话的文件，毛泽东如果不批准，那就是太不给林彪面子了，大大影响林彪在党内的威信。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林彪，所以毛泽东只有“违心地”同意了下发林彪讲话。但毛泽东同意了，他还必须跟林彪讲清楚：“这只是我给你面子，不是我真的同意你的讲话。”并且，毛泽东还需要提醒林彪，今后不要再这么做了。

　　可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怎么跟林彪讲呢?如果直接写信给林彪批评他，显然要伤害林彪的自尊心，而且现在也不是批评林彪的时机。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写“家信”的办法，间接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林彪，还不伤害林彪的自尊心。这个“家信”写给谁呢?当然只能是写给自己的夫人江青了。于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在林彪叛逃之后，被公布出来，作为毛泽东“早就识破林彪阴谋”的一个证据。

　　毛泽东写好这封“家信”后，给到武汉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看。据后来周恩来自己说：“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7月11日到武汉，跟主席汇报我出国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我汇报完后，主席要我多留一天。第二天上午我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这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

　　周恩来看了这封信之后，马上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主动提议说：“要不然我去找林总谈谈?”

　　毛泽东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善解人意，马上同意。于是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这封家信，先到上海给江青看了，然后又去在大连疗养的林彪那里，给林彪看这封信。林彪看了毛泽东的“家信”后，又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无法知道了，因为当时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在场，周恩来不说的话，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这封“家信”一旦流传出去的话，对林彪的威信十分不利，所以周恩来告诉林彪，看过这封信的，只有周恩来和江青(事实上还有王任重和毛泽东的秘书)，这是绝密的。为了让林彪安心，毛泽东特地把这封信的原件烧了。

　　但具体是怎么烧的，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周恩来当着林彪的面烧的，有人说是毛泽东当着叶群的面烧的，也有人说是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的。但从合理性来考虑，“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的”，是最为合情合理的。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滴水洞家信”，凝聚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下面我们将特别分析一下这封信。

　　（34）

　　毛泽东把《滴水洞家信》烧毁之后，这封信本来应该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可是没想到一个意外的事情，又让这封信重见天日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中共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向人们公布林彪的问题。1972年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三百多名党政军最高层官员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材料中，出现了这封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

　　为了使参会者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在会议资料中，还特别添加了这封信的抄写影印件。据当时参会的人透露，抄信的人字迹比较稚拙，上面有几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

　　周恩来在会议一开始，特别对这封信做了解释，说：“会议材料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封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都没看过。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你们的，是根据抄件翻印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参会的人最想知道这个秘密，一个个等着周恩来的下文。周恩来接着说：“1966年5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在河北厅讲了话。林彪的讲话稿经多次改动后，送到主席那里，请主席批。主席总是有点不安，因为林彪那篇东西里有些话过了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当时为了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鼓革命群众之气，所以说话有些过。主席觉得如果不批，不让林彪那篇东西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

　　周恩来向参会者的解释，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实际的原因并非如此。周恩来又说：“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写得深刻，非常深刻的一封信。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这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就是个右派。”

　　周恩来用毛泽东的这封信，给已经死去的林彪，扣了一个“右派”的帽子。周恩来又解释说：“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这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

　　周恩来这么大张旗鼓地解释这封信的来历，还加上影印件，就是担心参会者怀疑这封信的真伪。后来果然有传闻说，这封信在林彪出事以后，由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仿照毛泽东的口气写成的。当然这个传闻是假的。毛泽东这封信的真实性，是完全经得住各种检验的。

　　还有不少人怀疑毛泽东这封信的真实性，是因为觉得这封信过于高深莫测，搞不清毛泽东到底要说什么意思。

　　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就是为了给江青看的，这样当然就搞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了。如果把思维改变一下，意识到毛泽东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林彪看的，那么毛泽东信中的意思就十分清楚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林彪呢?因为这里有三个问题。

　　（35）

　　第一是林彪的性格问题。毛泽东深知林彪的性格，他的自尊心极强，是绝对不会轻易检讨错误的。如果毛泽东直接给林彪写信，那么林彪就必须给毛泽东回信。同时，林彪给毛泽东的回信中，也必须回答毛泽东指出的问题。林彪是个极不愿意检讨错误的人，而且林彪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这就等于给林彪出了一个很大的回信难题。

　　如果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林彪只是一个旁观的看信者，他就完全没有必要给毛泽东回信了，这样就自然而然地省去了林彪的回信难题。

　　第二个是林彪的动机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林彪的讲话，因为它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但林彪是“好心办坏事”，还是“坏心办坏事”呢?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好心办坏事”。既然林彪是好心，如果毛泽东直接给林彪写信，责备林彪的话，就会伤害林彪的“好心”。而毛泽东给江青写信，就不存在责备林彪的意思，最多是“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这样就不会伤害林彪的“好心”。

　　第三个是信件的处理问题。按照中共的规定，毛泽东写给各个官员的信，都要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收藏，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能销毁。这个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举个例子，如果皇帝写信给某大臣干一件事，大臣遵照皇帝的指示干了这件事之后，但皇帝又把他的信烧毁了，说没有给某大臣发过指示，那么某大臣不就有口说不清了吗?

　　因此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属于“公信”，必须上交中央办公厅存档，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毛泽东这封信中有批评林彪的内容，把这样的信存档，就等于在档案中，给林彪塞进一个黑材料，为想整林彪的人提供方便。反林彪的人随时可以从档案中找出这封信，来作为批判林彪的把柄。

　　而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家信”，纯属私人信件，自然就不必上交中央办公厅，烧毁当然也没有关系。所以毛泽东后来把这封“家信”烧毁，也不存在违规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用写“家信”给林彪看的方法，既让林彪知道了自己的不满，又不伤害与林彪的关系，实为非常高明的一招。

　　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措辞总是十分谦虚的。比如他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那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信件中，开始是这么说的：“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

　　毛泽东在这封“名为写给江青，实为写给林彪”的《滴水洞家信》中，也是用平等的，谦虚的语气，向林彪解释自己的性格，解释自己的想法，试图想让林彪明白毛泽东的一番苦心。

　　（36）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毛泽东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向部下发号施令，或者向大众进行演讲。毛泽东用对待朋友的平等身份，谈论自己事情的信件，那是非常少的。而这封《滴水洞家信》，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因此，我们在这里多费一些篇幅，全文抄录毛泽东的这封信，然后做相应的解释。

　　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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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武林是杭州的别名)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鲁迅那样坦率。鲁迅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我在跌了几跤之后，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37）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蒋介石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蒋介石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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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注1：“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今译。

　　越是高耸的东西，越容易折断;越是洁白的东西，越容易弄脏;越是《阳春白雪》那样高雅的东西，能理解的人越少;越是名气大的人，他的实际能力往往并不怎么样。

　　本文注2：《阳春白雪》是中国著名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相传是春秋晋国师旷所作。后来常用《阳春白雪》比喻高雅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

　　（38）

　　在这一部分，我们专门分析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对《滴水洞家信》进行逐段的分析。

　　《家信》的开头一段：【江青：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都是很有兴味的。】

　　解说：这一段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与林彪无关。

　　《家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解说：这是指1959年彭德怀跳出来，事隔七年多的1966年，彭真、刘少奇又跳出来，所以毛泽东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家信》：【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解说：这里毛泽东称呼林彪为“朋友”，这是毛泽东表示出一个非常谦虚的姿态。

　　林彪比毛泽东小14岁，又一直是毛泽东的部下，说他是毛泽东的“学生”，完全不过分。毛泽东在林彪面前摆一点长辈的架子，老师的尊严，林彪应该完全不会反感。相反，毛泽东这里却称林彪为“朋友”，也就意味着毛泽东把林彪看成是与自己身份平等的“朋友”，实在是对林彪过于“客气”了一点。

　　也许是毛泽东想要批评一下林彪，但又怕得罪了林彪，所以先把林彪“捧”一下，称林彪为“朋友”。不过这里毛泽东称林彪为“朋友”，应该是一个败笔，它反而让林彪起了疑心：“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客气?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林彪对毛泽东的大捧特捧，让毛泽东起了疑心：“林彪怎么大捧特捧我，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同样毛泽东对林彪的过于客气，也让林彪起了疑心。比如在1969年中共“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突然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大吃一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

　　林彪急得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

　　这时林彪急中生智，向会场的众人说：“毛主席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举手。”

　　会场上的人都举手了，毛泽东这才不再推辞，当了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这么客气的态度，已经超过了让林彪心存感谢的程度，林彪反而很不安起来，怀疑这种过于客气的背后，是不是另有文章。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好得过了头，你恐怕也会怀疑他是不是另有所图吧。

　　林彪对毛泽东吹捧过了头，毛泽东对林彪客气过了头，反而给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造成了隔阂。这正是应验了“物极必反”的原理。

　　（39）

　　让我们的话题再回到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

　　《家信》：【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解说：毛泽东开始批评林彪了。林彪把“批判彭真”的主要目的说成是“防止政变”，这样的提法，过去毛泽东和中央都从来没有这么提过，这是林彪自作主张这么讲的。所以毛泽东说他对林彪的提法，“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没有明确批评林彪的提法“错了”，而是间接地说自己“感觉不安”，这是非常婉转地批评林彪的提法不对。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此后再也不提“政变”的话题了，这算是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

　　《家信》：【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的本意是不赞成你那么吹捧《毛著》的，我只是违心地同意了你这么吹捧。”

　　《家信》：【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鲁迅那样坦率。鲁迅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我在跌了几跤之后，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为什么反对你那么吹捧我呢?是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运气比较好，正赶上当今世上没有英雄，让我这个“竖子”占了便宜，成了名。我在跌了几跤之后，越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们偏偏不相信我是这么想的。】

　　《家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这个人是矛盾的，又自信，又不自信。我总觉得是因为山中无老虎，我这样的猴子才变成了大王。但我也不是单纯的猴子，我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虎气为主，猴气为次。

　　这里毛泽东说的“虎气”，是指“敢想敢干”，指勇气;“猴气”，是指“见机行事”，指计谋。

　　《家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像你们吹的那么“神乎其神”。

　　（40）

　　《家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今年四月杭州会议上，我表示了对你的提法有不同的意见，可是你在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吹得很凶，我只好被迫接受了。我知道你的本意，你是为了打倒彭真、刘少奇那些“鬼”，来树我这么一个“神”，于是我就变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神”了。

　　《家信》：【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你把我捧的越高，我会摔得越重。不过我也做好思想准备，不怕跌得粉身碎骨了。】

　　《家信》：【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解说：毛泽东这里主要是对江青说的，也间接对林彪说，注意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家信》：【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解说：这里毛泽东提到的“黑话”，是指右派说的话。在文革时期，称右派言论为“黑话”，右派分子为“黑帮”，比如“三家村黑话”、“彭贼黑帮”等，还专门有《陈毅黑话录》等出版物。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这些反对个人崇拜的话，有些接近右派言论了，右派不正是提倡“反对个人崇拜”吗?但右派“反对个人崇拜”，是要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我“反对个人崇拜”，只是感到“天才论”的一些提法，有些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家信》：【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说的这些话，现在不能公开，要不然就会给左派泼冷水，帮助了右派。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全国打倒大部分右派，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扫除。扫除不干净的漏网右派，过七、八年以后再横扫一次，要经过这样多次的横扫，才能把右派全部扫除干净。

　　（41）

　　《家信》：【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的这些近似右派言论的话，不仅现在不能公开，将来也不一定公开，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不欢迎我说这些右派言论。也许在我死后，右派会上台当权，他们会公开我的这些右派言论，企图利用我的右派言论来“永远高举黑旗”。不过右派当权是不会长久的。

　　这里毛泽东又是一个败笔，他说他的这些话将来有可能公开，那不是等于给林彪头上装上一颗定时炸弹?后来毛泽东也觉悟到这一点，为了安抚林彪，他把这封信烧了，也就是意味着永远不会公开他的这些右派言论了。

　　《家信》：【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你用不着那么担心右派搞政变。即使右派政变成功，他们也是短命的。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这些右派言论，得势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左派言论，将右派打倒。

　　《家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到目前为止的文化大革命，还只算是“认真的演习”，今后才开始真正的战争。不过在目前这个演习阶段，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会学到各自的教训。

　　（42）

　　毛泽东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那时文革的确还是在“演习”阶段。到1966年8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战争状态”。这里毛泽东给林彪预先“打招呼”，我要搞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开始呢。

　　《家信》：【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解说：毛泽东这里同时对林彪和江青说他的这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望他们既要有必胜的信心，又要有遇到挫折的心理准备。

　　《家信》：【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解说：这是写给江青的，也是信的结束语。其实毛泽东真正写给江青看的内容，只是这封《家信》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中间都是写给林彪看的。平时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都较短，在这封信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家信”。

　　毛泽东在这封《家信》中，给林彪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关于“政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搞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反修防修，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的和平演变;而林彪认为搞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是为了防止“苦迭打”，与毛泽东思想大相径庭。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从此再不提“政变”问题了。

　　毛泽东这封《家信》中给林彪提的第二条意见，是“天才论”问题。毛泽东不希望林彪把他吹捧成“天才”，这点我们前面讲过，“天才论”矮化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而且煽动对毛泽东进行封建式的愚忠，实际上反而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

　　毛泽东希望着重宣传他“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面，可是林彪却要把毛泽东塑造成“句句是真理的天才”。林彪塑造的毛泽东形象，背后的画外音是：不是毛泽东应该“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应该“为毛泽东服务”。这其实是让毛泽东脱离人民群众，把毛泽东“放在火上烤”。

　　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以后照样大吹“天才论”，终于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因为“天才论”公开争吵起来，最后导致林彪与毛泽东分道扬镳，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为什么非要坚持“天才论”呢?我们将随着事件的发展，继续进行分析。

　　第十二节 文革点火期

　　（1）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一场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就是点火期。因为那时候大家还不理解革命，也不敢起来革命，更有一些人不愿意革命，甚至要阻止革命。因此要点燃一场革命之火，是非常不容易的。

　　革命的火种要想燃烧起来，首先要找一堆易燃的干柴，先把这堆易燃的干柴点燃，把火烧大之后，才能把那些不易燃的，难燃的，甚至阻燃的东西统统烧起来。易燃的干柴在哪里呢?毛泽东很清楚，年轻人就是易燃的干柴。当年加入共产党干革命的毛泽东他们一批人，不正是年轻人吗?

　　毛泽东28岁入党，刘少奇24岁入党，周恩来23岁入党，林彪18岁入党。中国共产党主要就是靠这些年轻人组成的，年轻得可怕。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这么年轻，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拒绝中老年人加入进来，而是中老年人对这种革命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个客观事实，造就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知识也比我们多。”

　　毛泽东他们上井冈山的时候，真是几乎什么都没有。不仅没有物质的财富，没有枪，没有钱，就是精神的财富，比如“经验”和“知识”这类的东西，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也就是靠这颗火热的心，这批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的年轻人，硬是打倒了一批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老年人。

　　可是如今，当年的革命家也已经老了，革命的热情早已从他们身上消失。这些人已经变得跟当年他们要打倒的老年当权者一样，他们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让年轻人造反。这些当年的年轻革命家，现在已经变成反对革命，阻止革命的“老年反革命”了，这是一条历史的必然规律。

　　不过即使在“必然规律”之中，也往往会有例外。在这批老革命家当中，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心还没有老，依然保持着当年那颗火热的年轻人的心，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提出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老革命战友们纷纷摇头说：“很不理解。”他们的“不理解”是真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只好认为毛泽东是“老夫乱发少年狂”，70多岁的人，要干20岁的人做的事情，这不是胡来嘛。老革命战友中，没有人支持毛泽东，林彪也只能算是半个支持者。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老战友中间，已经找不到革命的知音了，他把目光放在年轻人身上。毛泽东清楚，不管哪个朝代，年轻人都是被老年人压迫的，他们想革命，想造反，他们就是革命的干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主角只能是年轻人，也只有靠年轻人，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毛泽东希望在这场革命中，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出来，就像当年井冈山的革命一样。

　　（2）

　　毛泽东知道，现行的体制都被老年人把持住了，年轻人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也不可能在现行的体制中发现具有领袖才能的年轻人。只有发动一场革命，让年轻人在革命中锻炼成长，在斗争中自发地涌现出像毛泽东本人那样杰出的领袖人才。因此，毛泽东更期望在这场革命中，诞生出一个杰出的年轻领袖人才，毛泽东就把权力交给这个年轻领袖人才，让他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路继承下去。

　　毛泽东已经找到了革命的干柴，但要点燃这些干柴，还需要一些火种。现在毛泽东年岁已高，不可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亲自去充当革命的火种，他需要一些人代替自己去点火。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个设想，他准备组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来承担这场革命的“点火”任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过》中，其中有一条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不起眼条文，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条文就是毛泽东悄悄植入的，准备借机组织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因为毛泽东大张旗鼓地组织一个班子，必然会引起刘少奇等人的紧张，会让他们提前有所防备和采取对策，所以毛泽东一切要悄悄地进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组织起一个“文革小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

　　当时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注，以为它只是过去那个“文革五人小组”的改头换面。旧“文革小组”是一个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同样也不过是一个无实权、无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没有人想到仅仅在半年多之后，“文革小组”居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1966年5月28日“文革小组”成立。毛泽东有意把初期的“文革小组”，搞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机构，进入这个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正因为最初“文革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所以毛泽东的“秀才”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江青的“秀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林彪的“秀才”刘志坚等人，都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这个小组，没有人跟他们争抢这个位置，更没人嫉妒他们。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的组长，但陈伯达并不想干这个没有什么实权，又是很得罪人的职务。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陈伯达就向周恩来提出说：“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康生同志是原来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有经验，应该让他当。”

　　周恩来却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吗?”

　　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说：“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

　　毛泽东更加痛快地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

　　（3）

　　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陈伯达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文革小组”的组长。直到半年后，陈伯达才明白他是瞎子捡到一个金元宝。这个文革小组组长，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远远超过他过去的一切职务。这个“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上等于是中央副主席。

　　1966 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1966 年6月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却没有自己专用的办公大楼和办公地点，只得借用“钓鱼台国宾馆”作为临时办公场地。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西郊，是中国政府于1959年建成的，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最高级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由17栋楼组成，编号“1号楼”至“18号楼”，其中为尊重外国习惯，不设“13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是属于外交部管辖的，彭真任“文革五人小组”组长的时候，曾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组织人在这里写《二月提纲》。陈伯达组成“新文革小组”后，提出继续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办公，外交部当然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文革小组就把钓鱼台国宾馆当成自己的办公场所，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在钓鱼台16 号楼召开。后来干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陈伯达住15号楼，康生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张春桥和姚文元住9号楼。文革时，“钓鱼台”的名声大噪，成为中央文革的代名词，其名声甚至一度超过了中南海。

　　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点火班子”，帮毛泽东四处煽风点火，终于点燃起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火。点燃一场革命的大火，既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场燃烧起来的革命大火，弄不好很可能把自己也一起烧掉。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当时的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我们说了很多话，毛主席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让王力最忘不了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公然对他们说出，这场革命中他们可能面临的最坏结局。王力回忆说：“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惊的，是毛主席接着说的话，他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当时王力还是很乐观的，没想过如果革命失败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只有毛泽东本人想到了，他准备在最坏的结局下，跟这些革命的点火者一起被枪毙。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群“革命点火人”，尽管没有一个人被枪毙，但下场都是很糟糕的。尹达1966年8月被打倒，王任重和刘志坚1966年12月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被打倒，穆欣1967年9月被打倒，陈伯达1970年10月被打倒，最后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6年10月被打倒，江青、张春桥几乎被枪毙。

　　尽管这些革命的点火人，都被自己点燃起来的大火，烧得粉身碎骨了，但历史终究会记录下这些点火人的名字。

　　（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哲学系教师七人，贴出一张署名大字报，题目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是分管北京高等院校的高级干部，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那时在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大字报已经很多了。但那时的大字报，都是批评或批判不掌握实权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甚至涉及到北京市委的干部。正因为这是第一张敢于直接批评掌握实权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以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么聂元梓等人为什么要贴这张大字报呢?

　　聂元梓生于1921年，聂氏兄弟姐妹都参加共产党干革命，1938年，年仅17岁的聂元梓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1953年，32岁的聂元梓被定为行政12级干部，当时行政13级以上就算高级干部，所以聂元梓年纪轻轻就跨入了高级干部的行列。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来蹲点。张磐石找每个系的党总支书记谈话，动员他们给校长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聂元梓平时对陆平的工作作风有点看不惯，认为陆平有个小圈子，重用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官僚主义严重。现在上级领导来动员她提意见，聂元梓就给陆平提了几条意见。当时聂元梓的意见只是就事论事，都是讲具体的人和事，并没有上纲上线。

　　不过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把北大和陆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向上面汇报了北大的问题之后，1964年10月，中央向北大派出一支庞大的工作队，把北大作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搞得轰轰烈烈。工作队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系是北京大学的重点系，所以张磐石亲自抓哲学系的“四清”运动，哲学系的很多教师给陆平提了不少意见，而且越来越上纲上线。

　　眼看陆平就要被“四清”工作队整倒了，可以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上级又传来指示，否定了北大的四清工作，张磐石也被撤消了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宣布工作队撤出北大。据聂元梓回忆说：“工作队员撤走以前，找我们谈话，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果然，工作队撤走后，陆平恢复元气，聂元梓等人就挨整了。聂元梓不服，曾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上书写信，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群众提的意见，对或者不对，都是难免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更不应该挨整。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干什么?我们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不要再整我们了。”

　　（5）

　　聂元梓的上书，没有任何下落。这时聂元梓也被“整”得越来越厉害，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被取消，陆平派还要派聂元梓下乡，到怀柔县去搞“四清”。据说陆平派准备把聂元梓等人派下乡之后，就不收回来了，北大就不要他们了。

　　就在这时，《五一六通知》传达下来了。聂元梓看了《五一六通知》，忽然感到救星来了。《五一六通知》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了彭真，并说彭真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需要进一步清洗彭真式的人物。

　　聂元梓知道北大校长陆平是彭真的人，现在彭真倒了，他们这些被陆平“整”的人，就有希望了。于是聂元梓找到哲学系里同样被陆平“整”的七名教师，联名公开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平和彭真的北京市委。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开始说：“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聂元梓大字报》在指出一些陆平等人“搞鬼”的事情之后，最后写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聂元梓大字报》贴出了以后，马上引起中央高层的“振动”，这毕竟是第一个直接批判“当权派”的大字报。一方面，陆平马上组织人写反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间几百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贴了出来，聂元梓等人反而成了劣势的少数派。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马上来到北京大学，他指出：公开张贴批评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李雪峰说：可以将聂元梓的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不过李雪峰只是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形式”，并没有批评《聂元梓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提出要对聂元梓等人采取处分。

　　这时周恩来也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到来北大，传达周恩来的意思说：“贴大字报可以，但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北大有一些外宾，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不好。”周恩来的态度更是非常微妙，也可以理解成支持聂元梓，也可以理解成反对聂元梓。

　　（6）

　　不过北大校长陆平就要“自保”了，他第二天就组织开会，说：谁表示赞同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都要检讨。同时陆平派人找聂元梓谈话，要求聂元梓公开检讨，并且要求她亲自去把那张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拒绝了陆平的要求。就在聂元梓等人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聂元梓事先并不知道广播大字报的事，她回忆说：“我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不由地驻足倾听，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党中央对我们的大字报，评价是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是非常兴奋。但是，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我还没有十分理解。”

　　原来康生夫人曹轶欧正在北大搞“调研”，她把这张大字报向康生进行了汇报，康生又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看到《聂元梓大字报》，非常振奋，立即在大字报上做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对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要求《人民日报》尽快刊登《聂元梓大字报》。此时陈伯达已经掌管了《人民日报》，他马上派人连夜赶写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6月2日与《聂元梓大字报》一起刊出。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聂元梓大字报》呢?因为毛泽东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一直开展得不顺利。用整风的办法不行，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传达《五一六通知》，收效也不大，用《人民日报》刊登批判文章，门槛太高，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文章能刊登出来，绝大部分人无法参与进来。

　　现在聂元梓等人发明了《大字报》形式，门槛非常低，只要会写字的人就可以参与进来，正好符合毛泽东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让所有群众都参与进来的想法。毛泽东希望群众放开胆子，解放思想，敢于揭发批判各机关的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人物，把现行的旧机构、旧纪律、旧秩序统统打倒。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特别亲笔加了一句话：“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7）

　　以前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而现在毛泽东却说：不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首先要辨别上级领导是不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样就等于是在鼓励下层干部起来造反，只要打出“保卫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的旗号，就可以公然不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这样一来，一场“天下大乱”的大戏就开幕了。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北大校园内马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几天内就贴出了几万字张向陆平“开火”的大字报。还有上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到北大，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

　　6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同时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一张大字报打倒一个大学的党委，这在新中国的历史，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以往，人民群众对政治运动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大人物的事，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而《聂元梓大字报》是一个“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具体事例，它让广大群众意识到，原来小人物也是可以打倒大人物的。《聂元梓大字报》大大地鼓舞了各行各地的小人物和老百姓，起来对本单位领导人进行造反。《聂元梓大字报》宣扬的是“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的思想，这为以后的夺权运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从今天来看，《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论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什么马列主义。聂元梓等人最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不过是因为受到北大校长陆平的“迫害”，他们试图用大字报来“反迫害”，用大字报来为自己抗争。《聂元梓大字报》中喊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口号，这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非出于真心地要誓死保卫毛泽东。聂元梓本人也奇怪：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

　　其实，《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是它“歪打正着”地给了毛泽东一个很大的启发，给毛泽东提示了一条让全体群众参与进来的政治运动方式。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总是主角，群众不过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而这一次，共产党不再是主角了，小人物和群众也可以自发地加入到政治运动中来了。小人物和群众自发地参与政治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开启了“小人物参政”的先例，从此“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

　　（8）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广播之后，北京大学党委立即倒台，这个示范效应是巨大的。顷刻间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特别是北京市的大专院校，甚至中学，都出现大量攻击现任领导班子的大字报，不少学校领导机构已经“瘫痪”。还有一些造反者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到北京大学去学习造反经验。仅仅1966年6月到7月的两个月间，全国就有70多万人到北大去“取经”，以至于引发了后来的“大串联”。这样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号召，它还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

　　在文革前中国的体制，基层干部对于老百姓“管人”的权力非常大，不仅仅是管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管。特别突出的是住房，一个人住房的大小、好坏，全由单位领导一句话决定。在文革之前，反对单位领导就是“反党”，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所以尽管不少人对单位领导有所不满，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聂元梓本人就是对单位领导不满的典型。她本来响应工作队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留下他们那些得罪了领导的人，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除了“挨整”之外，绝无出头之日。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起来造反，并不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号召。聂元梓等人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

　　同样，全国各地像聂元梓那样对单位领导非常不满的人，也大有人在。在不管哪个单位，都有大把对领导不满的人，不满的动机也是各种各样，有人是被领导“整”了，有人是被领导批评了，甚至有人只是对领导的住房分配不满。这些各种各样对单位领导不满的人，看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打倒领导的示范，于是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起来造反。

　　毛泽东号召人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所谓“走资派”，而老百姓并理解什么是“走资派”，也搞不清谁是“走资派”，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要打倒的是欺压他们的当权派，不管这个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派”。但老百姓为了借助毛泽东这个“钟馗”来打鬼，大家都说自己是捍卫毛泽东的，而把他们要打倒的人，统统扣上“走资派”和“黑帮”的帽子。

　　（9）

　　因此，文革有两个层面。在上面的层面，是毛泽东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下面的层面，是老百姓希望打倒欺压自己的当权派。毛泽东在上面号召打倒“走资派”，顺应了下面的人希望打倒单位领导的霸权，这两个层面一拍即合，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造反洪流，这是文革迅猛掀起的最主要内因。

　　不少人认为文革是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关到牛棚里。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应该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两个阶层。“大知识分子”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学者、教授、副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一般工农大众高得多，住房条件也好得多，他们还是某些领域的学霸，是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

　　那时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国民党时代还要高。国民党时代有很多地主、资本家，大知识分子根本算不上有钱人。解放后，地主、资本家等有钱人都被打倒了，每月工资几百元的大知识分子，反而成了当时的“有钱人”，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平要高于国民党时代。在“三年困难时期”，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特别供应，比一般群众的待遇也高出一截。

　　“小知识分子”主要是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大中专学生，他们的工资跟一般工农大众差不多，住房条件也差不多，完全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优待。由于解放后大大增加了各种学校的招生人数，所以到文革前夕，小知识分子已经占到知识分子总数的绝大多数。当时的小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不满的。后来出现的红卫兵，其主体是知识青年，也都是小知识分子。

　　这些小知识分子的不满的爆发对象之一，就是那些大知识分子。他们不满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不满意他们学霸的作风。当毛泽东号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纷纷起来造“学术权威”的反。把学者、教授送到牛棚里去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这批小知识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在大造反。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是这批小知识分子，把大中学校党政领导拉下马的，也是这批小知识分子。他们一造反，很多单位的党委领导就瘫痪了，无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又凸显出来。

　　刘少奇认为，任何群众运动，都应该置于“党”的领导下，文革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更应该坚持党的领导。现在一些学校的党委领导已经瘫痪了，那么中央就应该派出工作组，去接替那些瘫痪了的单位党委，保证这场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

　　（10）

　　毛泽东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毛泽东有自己一套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早在1939年的延安时代，毛泽东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什么是“造反”呢?小人物打倒大人物叫做“造反”，而大人物打倒小人物则叫做“镇压”。毛泽东根据他自己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小人物起来反对大人物进行“造反”，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应该支持的。

　　毛泽东认为，底层人民总是对的，小人物总是对的，因此小人物起来造反，自然也就是对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小人物起来“反党”，并不是小人物的错，而是我们的“党”有错，应该允许他们造反，帮助我们党改正错误。而刘少奇则认为，不论什么人，“反党”就是错的，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来“反党”。

　　就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1966年6月9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先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群众至上”，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而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则是“领导至上”，刘少奇说：“要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要在运动中锻炼党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

　　当然刘少奇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没有正面与刘少奇争论“群众至上”还是“领导至上”的问题，而是从侧面间接地反驳刘少奇的观点，说：“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

　　刘少奇的观点是：必须由资深的共产党员来掌握这场斗争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泛泛地说：只要是左派掌握领导权就行，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显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差甚大。

　　刘少奇提出：中央应该派出工作组，到那些瘫痪了的机关学校，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没有明确反对，只是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当然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对派工作组的，只是当时苦于没有反对派工作组的合适理由。

　　（11）

　　刘少奇还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这场运动的重点，是夺权?还是批判学术权威?文革的范围是限定于大中学校?还是工厂和农村都要搞?”

　　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最后刘少奇提出：“请主席回北京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则说：“我暂时还不回去，请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这次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占上风，相反刘少奇略占上风。首先，刘少奇提出的核心问题“派工作组”，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认，因为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要派工作组，刘少奇就占上风了，因为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组派什么人去，都是刘少奇说了算。现在大专院校的党委基本上是刘少奇的人，而这些党委被打倒，由工作组取代，工作组还是刘少奇的人，所以刘少奇在这样的斗争中，并不会丧失权力。

　　第二，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文革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回答，这让参会的高官看来，毛泽东并不是高瞻远瞩的。

　　刘少奇其实并不怕夺权，因为刘少奇很清楚，毛泽东只能“破”，却不能“立”。

　　毛泽东身边都是一些“搞破坏”的人才，是一些只会搞大批判的笔杆子，当让这些人干实事就不行了，所以毛泽东身边非常缺少“搞建设”的人才。也正因为没有“搞建设”的人才，毛泽东的文革只是打倒了旧体制，却无法建立起来一套自己的新体制，只是“破”，没有“立”，这是毛泽东的致命伤。

　　刘少奇身边“搞建设”的人才济济，所以他要等毛泽东的“破坏”搞完之后，必须重新“建设”的时候，那时毛泽东还得靠刘少奇这边的搞建设人才。因此，当时刘少奇也不害怕毛泽东的夺权，只是他没想到毛泽东最后不惜拼了搞军管，也要打倒刘少奇。

　　另外，因为毛泽东没有回答“工厂和农村”要不要搞文革的问题，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和邓小平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毛泽东在此信上批示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很显然，在所有的领域一齐搞文化大革命，是很危险的，这方面大跃进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

　　（12）

　　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调动军队的事情，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军事体制，与旧中国大为不同，采用了“大军区”体制。中国有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却没有陆军司令，因为陆军被分成13个军区，每个军区司令的级别都与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的级别相同，都是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

　　中国这样的军事体制，显然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击型的。因为陆军被分割成13个军区，军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较差，在执行统一的对外作战任务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解放军的13个军区，以及空军和海军，都是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就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并不是中央军委的上级领导，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单纯的党中央主席，是领导不了中央军委的，他非要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才能指挥得动军队。

　　中国的党、政、军三个部门的领导人，分别是：党中央主席(现在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平级的，不存在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所以谁也指挥不了谁。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兼任“三大天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才能完全控制住整个国家的政局。

　　毛泽东曾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刘少奇，自己只剩“两大天位”，结果就出了大问题，以至于后来林彪再想要国家主席的位子，毛泽东就再不肯给了。

　　在196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是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

　　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14人。

　　由此可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人员差异是很大的，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毛泽东、朱德、林彪、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有兼职，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都没有军队的兼职，也就是说，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行使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3个军区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军区，因为它承担着保卫首都的重任。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军区的辖区主要是河北和山西两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北京军区下辖6个军14个师，分别是21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山西;24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北京近郊;63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石家庄;65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张家口;66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天津;69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保定。

　　北京军区又下辖北京卫戍区，作为专门保卫北京的部队，号称御林军。当时北京卫戍区有两个师，一个首都警卫师，另一个是北京公安总队，都属于公安部队体系。

　　（13）

　　在北京卫戍区之下，又有一个中央警卫局，也称公安部九局，直接由中央办公厅管辖，专门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又下设中央警卫团，编号8341部队，担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要害部门的警卫任务。

　　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该传闻说：

　　【1966年2月，春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他大谈与苏修之战迟早要打，要立足早打大打，在中苏近万里的边境上全面展开，要求与会各位多考虑战略战术问题，练好兵准备打仗。会后毛泽东以研究北方防线问题为由，将杨勇留了下来，实施监控;由廖汉生回去布置河北省境内的部队春季大练兵，千里野营，并组织军区所属正师级以上高级将领由廖汉生亲自率领，赴中蒙中苏边境视察并检阅部队。这样，北京军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时，驻守在山海关外(吉林通化)的机械化王牌军38军(军委直属战略预备部队)，正悄悄移师，穿越万里长城进入河北地界。38军沿人烟稀少的燕山山脉南下，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昌平、延庆、房山一带大山里扎下营帐，完成了对北京的包围。】

　　这个传闻，把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的事情，移花接木到1966年2月，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毛泽东是用38军进京来实现对刘少奇等人的军事围剿。其实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只是一次军队换防而已。在这次军事换防中，北京军区的21军，由山西移驻陕西，归兰州军区管辖;北京军区的69军，由保定移驻山西，接替21军的防务;沈阳军区的38军，由吉林移驻河北保定，接替69军的防务，归北京军区管辖。

　　制造这种传闻的人，显然不了解中国的军事体系。第一，中国军队的“练兵”，都是在军区内进行，没有所谓“跨军区”的练兵，所以不可能出现北京军区成为一座“空城”的事情;第二，北京军区有6个军，仅仅调入38军这一个军，根本不是另外6个军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从北京的警备体制可以看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搞一场“兵变”，只要动用到“中央警卫团”这个级别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动用首都警卫师，更用不着动用北京军区的野战部队。因为每个高官的警卫部队和警卫员都是中央警卫团派出的，这也就是说，只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就可以抓捕所有在北京的高官。

　　1966年5月，也就是在打倒彭真的时候，毛泽东感到了一点危机。因为北京是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担心彭真的死党有可能铤而走险搞“兵变”，所以毛泽东提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增调两个师进入北京卫戍区。

　　这次毛泽东调军队进北京，是为了提防彭真死党搞“兵变”，并不是毛泽东自己要搞“兵变”。后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明确地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当发表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还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14）

　　毛泽东提出的“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由叶剑英任组长，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公安部长谢富治为副组长，周恩来为总负责。周恩来在军队中本来没有任何职务，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总负责军队的调度，一方面表示出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让周恩来安心，表示毛泽东没有背着周恩来调动军队。

　　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商议后，决定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后改为24军的70师)，到北京卫戍区执行任务，以前的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这四个师都属北京卫戍区管辖，北京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这个方案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照办。”

　　毛泽东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除了提防彭真死党铤而走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毛泽东考虑到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天下大乱的事情，北京没有足够人数的军队，会压不住阵脚，因此要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在文革中，毛泽东又多次增调北京卫戍区的军队，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北京卫戍区的兵力曾多达10万余人。

　　这里有了一个问题，就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讲话时明确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根据林彪的说法，毛泽东除了1966年5月，公开“调兵遣将”提防彭真铤而走险之外，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毛泽东还有其他的“调兵遣将”行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些“调兵遣将”资料，这应该是非常秘密的行动，只有毛泽东和林彪等极少数人知道。这种极秘密的行动，一般都不会公开的。我们只能做如下的一些猜测。

　　毛泽东在1966年5月之前几个月里的“调兵遣将”，很可能只是在“中央警卫团”这一级别。比如突然改变中南海的警卫人员，突然改变人民大会堂的警卫人员，甚至突然改变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1971年林彪叛逃时，林彪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都是忠于“中央警卫团”的，林彪没有带走一个警卫人员。由此可见，毛泽东可以直接控制其他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因此，毛泽东只要在“中央警卫团”方面做点文章，就足够搞一场“兵变”了。

　　估计周恩来也是发现“中央警卫团”有不同寻常的动作，因此联想到毛泽东有可能要搞“兵变”。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真的来一个铤而走险，所以只好违心地同意毛泽东搞文革了。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要搞“兵变”。毛泽东只是把调动军队作为一种“威慑”，吓住周恩来这些人。当然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军队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表现在军事方面，而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文革混乱时期，军队大量参与地方政务进行“支左”，大量军人作为政治家，参与了地方党政系统的工作。

　　（15）

　　1966年6月的杭州会议之后，刘少奇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一、内外有别;二、大字报不要上街;三、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四、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五、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六、不要串连;七、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八、防止坏人破坏。《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的。

　　毛泽东要“点火”，刘少奇却要“灭火”，还要像消防队员那样快。刘少奇的做法，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此时刘少奇已经察觉到，上次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烧掉了彭真和陆定一;这次毛泽东点起《聂元梓大字报》的这把火，就是对着刘少奇烧过来的，刘少奇一定要把这把火灭掉。如果刘少奇不能灭掉这把火，他自己就要被这把大火烧掉，因此派工作组“灭火”，是刘少奇的底线。

　　这次中央会议之后，刘少奇的“灭火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这些工作组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代理各学校党委的大权，化身为新的党组织。但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并不是都能浇灭那些“起火”学校的大火，有些工作组起了反作用，愈发激化了一些学校的大火。

　　工作组带着“中央八条指示”开进学校，给学校的造反夺权行动“灭火”。一方面，工作组试图把学校的斗争重点转移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上，另一方面对原来的校党委则采取保护和包庇的态度，这自然引起那些企图造反的学生与教师的不满。

　　学校的造反者们仗着《人民日报》支持造反的社论，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反击，声称：“《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有的学校甚至出现驱赶工作组的行动。

　　怎么对付那些对工作组造反的人呢?问题汇报到了刘少奇，他马上做出指示。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报告上批示写道：“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也可以进行批斗和戴帽。”

　　（16）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毛泽东的解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给出不同的解释。刘少奇说：“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条》中讲的第四类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认为反对工作组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就是“牛鬼蛇神”。因此刘少奇准备用1957年“反右”的手法，对付那些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工作组有了刘少奇的“尚方宝剑”之后，依照过去反右的方法，把带头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等，并且扬言以后还要进行“秋后算帐”。工作组相信，只要把带头闹事的“牛鬼蛇神”打成右派，就会让学生们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而不寒而栗，这样他们就会老实本份起来。

　　据说在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和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而西安交通大学的广播台却没有转播，很多学生认为这是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字报，于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此后，陕西省委紧急派工作组进驻西交大，但学生们感到工作组是包庇校党委的，于是大字报的矛头又指向了工作组。

　　6月6日，以李世英为首的一群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之后这群学生又到陕西省委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撤走该校的工作组。陕西省委立即把这些学生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示工作组进行反击和镇压。

　　6月7日，工作组在西安交通大学开展批斗大会，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闹事学生。6月8日，工作组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进行游校批斗。当晚一名被批斗的学生跳楼身亡，李世英也服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了过来。后来，毛泽东把李世英为称“学生领袖”。

　　与西安“六六事件”相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事件”就更为轰动了。6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派江青去北大“总结经验”。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在6月19日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工作组顾问，实际上是王光美领导清华的工作组。刘少奇希望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再搞出一个类似于“桃园经验”的东西来。可是没想到，王光美在清华大学遇到“蒯大富”这么一个钉子。

　　（17）

　　当时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6月13日工作组入驻清华大学之后，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安定秩序，这让许多热心于造反的学生很不满工作组，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蒯大富给工作组贴出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蒯大富的大字报传到王光美那里，王光美生气地说：“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太猖狂了，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6月24号晚，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把蒯大富的气焰打下去。

　　可是辩论大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工作组采用以势压人的官僚作派，让前来旁听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感到不满。工作组的副组长亲自上台跟蒯大富辩论，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蒯大富反问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工作组副组长答不上了，学生们一片给蒯大富喝彩叫好。

　　之后工作组组长亲自出马，给蒯大富扣一个大帽子，说：“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这样参加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都觉得工作组太霸道了。蒯大富给工作组提的意见即使不对，也谈不上“反革命行为”。于是台下的学生一片哗然，给工作组喝倒彩。

　　这次辩论大会工作组全盘输了，于是他们不再给蒯大富发言权了。6月26日，工作组在清华校园里组织一场“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随后，工作组把蒯大富关押起来，开除团藉，并在全校掀起“反蒯斗争”，批斗蒯大富。

　　本来在清华大学中没几个人知道蒯大富是谁，批斗大会一开，蒯大富反而成为名人了。之后，工作组又在清华清理“蒯派”，凡是支持和同意蒯大富意见的，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都打成“蒯派”，一共打了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蒯派”根本不认识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有一名挨批的学生自杀。

　　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问题，很快传到了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把学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建议说：“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应该先撤工作组。让群众自觉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陈伯达的意见是少数派，都被参会的多数人拒绝。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会形成自流的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18）

　　现在不少人撰文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提出“撤工作组”，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但陈伯达本人却坚称，他提出“撤工作组”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来自毛泽东是授意。

　　陈伯达在晚年回顾这段事情，说：“主张撤销工作组，也被算作我的罪过之一。但在那时，如果不撤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照过去的做法处理群众批评领导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尽管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始终是对立的。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出现学生揪斗四十多名原校领导和教授的事件，当时有人向被揪斗的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等。北大工作组立即制止了这些过火行动，并给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上，说：“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刘少奇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马上批示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毛泽东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却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如果按照刘少奇派工作组这么搞下去，他发起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变成“第二次反右”而草草收场。但同时毛泽东也知道，绝大多数高官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因为不派工作组的话，共产党就会失去领导权。

　　这些高官都是几十年的老革命，通过枪林弹雨的奋斗，才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手中夺到了权。如果让他们任凭群众把自己的权夺走，那么他们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了吗?因此高官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让群众把共产党的权夺走。

　　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群众夺权，与高官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话，他要面对的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了，而是整个高官群体。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稳妥的，就是默认刘少奇派工作组把学生压下去，这样毛泽东可以不得罪“百官”，以后再寻机向刘少奇进攻;第二条路是冒险的，就是豁出去得罪“百官”，豁出去大搞一场，把刘少奇连同这些高官们一起打倒。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毛泽东不得不犹豫，应该走哪条路呢?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悄悄回到故乡韶山，“隐居”在滴水洞。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见任何人，除了读书、看文件之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整整沉思了11天。【本节完】

　　第十三节 滴水洞的沉思

　　（1）

　　毛泽东的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上屋场，在距毛泽东故居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滴水洞”的山洞，洞内一年四季都有滴水，故称“滴水洞”。滴水洞前有一座山名叫“龙头山”，毛氏祖坟就在龙头山上。按照古人的风水之说，毛泽东的祖坟还真是在“龙脉”之上。193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发展壮大，当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的红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毛氏祖坟的风水之功，于是派人去掘了毛泽东的祖坟，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是毛泽东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地方，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挖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毛泽东对当时陪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我老了回来住一住。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地方官员都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讨好一下毛泽东，既然毛泽东开口说“修个茅草房”，他们就大兴土木，把毛泽东说的茅草房修成一个大别墅。滴水洞别墅在1960年开工，称为203工程，对外绝对保密，1962年底竣工，1964年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那时滴水洞附近成为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一直到1986年对外开放。滴水洞别墅共有3栋房子，1号楼是毛泽东住的，2号楼是客人住的，3号楼是警卫部队住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带着少量随从，神秘地回到韶山，住进了滴水洞别墅。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二次回故乡韶山，也是第一次住进专门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沿着l号楼仔细看了一圈，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1959年，毛泽东是大张旗鼓地回韶山故乡的，接见了很多故老乡亲。而毛泽东1966年这次回韶山，却是非常保密的，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毛泽东到了韶山，只有周恩来知道，每天派人从北京给毛泽东送文件。

　　这次毛泽东住进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既不见韶山的故老乡亲，也不见任何高官。他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一向是喜好游泳的，6月下旬也正是游泳的大好季节，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游泳，整天呆在屋子里想心事。唯一的一次出门，也不过只走了300米就回来了。陪同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946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开战，1950年，毛泽东思考了一星期，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而这次在滴水洞，毛泽东思考了11天，可见毛泽东要思考一件比以往更加难于决断的事情，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思苦想。

　　（2）

　　1944年，毛泽东写下著名篇章《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曾经是无人不晓的名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打倒蒋介石政府，推翻“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10月，打倒了蒋介石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共同革命目标实现了。可也就在他们共同的目标实现了的同时，他们团结一致的基础却松动了。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下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呢?这时候毛泽东跟他的战友们，分歧就出来了。

　　很多毛泽东的战友，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实际上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想搞共产主义。他们把建立新中国，当成革命事业的奋斗终点，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他们放弃了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指出：“我们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马克思认为，仅仅是实行公有制，还不算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一、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二、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要同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私心”不是生来就有的天性，而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原始社会的人是没有“私心”的。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把人的“自私心”，说成是人的本性，并把这种“自私心”加以天然化和神圣化，为私有制的合法性提供最基础的依据。

　　马克思认为，“自私心”对私有制起了保护和加强的作用，因此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也必须消灭自私心。共产主义既是崭新的社会制度，又是崭新的思想观念，所以必须与传统的社会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在文革期间，“两个决裂”曾是一个报刊上非常频繁出现的词汇，那时的报刊声称：能否用自己的言行来实践“两个决裂”，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以及识别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1949年中共建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两个决裂”。刘少奇等人就认为，新中国不应该跟私有制完全决裂，至少应该保留一些私有制的“合理部分”。只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才于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思说的“第一个决裂”，也就是跟私有制的决裂。

　　（3）

　　但在不久，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新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那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因为毛泽东急于跟私有制“决裂”，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刘少奇认为中国应该恢复一部分“合理的”私有制，于是“三自一包”等恢复私有制的政策就出笼了。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凸显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现在又要恢复私有制，那不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毛泽东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应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困难，他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

　　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他的思想与刘少奇格格不入，认为刘少奇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人。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刘少奇在农村搞恢复私有制的“三自一包”，也反对在工厂用奖金等方法来提高生产，反对把刺激人的“私心”作为发展生产的原动力。毛泽东在文革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据我观察，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是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等等，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无多，如果再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予反击，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半途而废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明确地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裂”，是与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只完成了与传统私有制的“第一个决裂”，却没有完成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第二个决裂”。人民公社是公有制，而运行这个公有制的人的思想，却充满了“自私心”的私有制思想。用传统的私有制思想来运行崭新的公有制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搞了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效果都不大。现在，毛泽东准备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一次彻底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同传统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的“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革中最被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毛泽东提倡的“破四旧”的旗帜下，红卫兵焚烧古书字画，砸毁寺庙佛像，文物古迹等。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书、佛像等等，都是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了与旧思想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有必要焚毁那些代表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

　　（4）

　　对于毛泽东来说，要把中国带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要做到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还要做到“第三个决裂”，就是与他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

　　毛泽东深知当年与他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老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可是这些人，大多数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与毛泽东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老战友们，现在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了。老干部们成为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而毛泽东这样坚持把共产主义革命搞到底的人，反而成为少数派。绝大部分老干部都不赞成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他把文革搞下去，他将不是与刘少奇一个人为敌，而是与党内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毛泽东能够避免与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吗?当让是可以的。

　　毛泽东可以迎合党内老干部的利益，可以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可以带领他们走半私有制的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走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可以亲自带领大家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亲自带头搞对外开放，不管怎么说，走资本主义，总比走社会主义容易得多。至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需要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走共产主义道路，就必须花大量的力气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只要毛泽东迎合大多数老干部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与他们为敌，这样，毛泽东将一如既往地受到老干部们的拥戴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可是这样，毛泽东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成为马克思的叛徒”。

　　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要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跟他的老战友们“决裂”，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在滴水洞苦苦思索了11天，就是为了这“第三个决裂”，这是毛泽东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前，不管毛泽东遇到什么困难，他身边都有一大批老战友支持他;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为了自己的理想，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了，这是多么难于取舍的选择呀。

　　毛泽东在沉思了11天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早在1965年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怎么跟马克思交代?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的尾巴，我不干!”

　　现在，毛泽东更坚定了决心，为了继续把共产主义革命搞下去，不惜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因为这些老干部已经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

　　最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中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与他所有的老战友决裂，也在所不惜。

　　（5）

　　毛泽东是仔细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是马克思的信徒。可是现在很多人评论毛泽东，根本不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一无所知。这些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完全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把毛泽东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单纯从世俗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的行为。脱离开马克思的学说去评论毛泽东，是非常不恰当的

　　很多人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毛泽东也没有任何信仰，毛泽东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假的。大部分人只是用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去评论毛泽东，极少有人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去评论毛泽东的。

　　用这种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或者将马克思与毛泽东分割开来，是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也是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要想真正地理解毛泽东，至少要粗通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做的许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在20世纪，曾有过很多马克思的信徒。比如南美著名的革命家格瓦拉，他领导古巴革命成功后，却放弃了古巴政府的要职和安逸的生活，转入南美其他国家继续打游击，结果死于游击战。另一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掌权后，掀起红色高棉运动，消灭一切私有制，试图把柬埔寨建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波尔布特进行极端的社会改造，废除货币，没收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所有人一律去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波尔布特为什么要搞红色高棉运动呢?难道波尔布特是为了与刘少奇之类的人物争取夺力，才把全体柬埔寨人民卷入一场大革命吗?现在人们都承认波尔布特发起红色高棉运动，并不是出自个人争权夺利的私心，而是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很多人说波尔布特是疯子，是狂人，但没有人说波尔布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权术家。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是相似的。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可以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发起红色高棉运动，难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偏偏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成分吗?

　　尽管不敢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从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出于共产党人的使命感。

　　（6）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毛泽东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就此完成了。因为私有制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共产党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还必须防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看到，他的战友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纷纷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了。所谓搞经济建设，其实首先建设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安乐窝。就在大家忙于建设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毛泽东却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私有制的阴魂正在经济建设的背景下悄悄地卷土重来。因此以毛泽东提出警惕阶级斗争，注意“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这位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不但不阻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反而用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跟毛泽东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毛泽东出于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起一场运动，打倒刘少奇这样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阻止私有制在中国的卷土重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现在看来，中国似乎更适合搞资本主义，而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对于毛泽东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绝对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使命感”，所以这里用比较世俗一些的观点，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未必是出于什么“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不满”。

　　我们大部分人，对现实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对现实社会完全满意的人极少。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呢?胆子小的人，把这些不满忍在心里，或者只是在嘴上发发牢骚;而胆子大的人，有了不满就要付诸行动，写文章抨击社会，甚至搞出更激烈的行动。著名革命家格瓦拉有一句名言：“应当永远对非正义的事情感到强烈的愤怒，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毛泽东对现实社会也是不满的，他本想把中国领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刘少奇却要把中国领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不满了，甚至是愤怒了。

　　（7）

　　除了对刘少奇的路线不满之外，毛泽东对刘少奇个人的作风也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刘少奇越来越“翘尾巴”，越来越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公然在高官面前蔑视毛泽东的权威;第二个不满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刘少奇本来是积极参与和领导大跃进的，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至少应该负第二位的责任，可是当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言人，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饿死人的罪名。

　　毛泽东这种胆大包天的人，一旦有了不满，肯定不会忍在心里，更不会发发牢骚完事，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不满，变成一种行动，这就是文革了。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打倒刘少奇，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地结束文革了。可是事实上，在1967年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泽东不仅没有结束文革，反而把文革搞得更加激烈了。而且，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没有必要把整个一批老干部都牵连进去一起打倒。正是因为路线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才有必要把自己的老战友们统统打倒。

　　前面提到，毛泽东清楚地明白，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意味着要跟他过去的老战友们决裂。因为他的老战友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因此，毛泽东一方面要对这场斗争抱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特别注意这场斗争的艺术，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本来的计划，是先夺取刘少奇掌握的宣传大权，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打掉刘少奇在人民中的威信，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臭”。之后，再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在“九大”上罢黜已经被搞臭的刘少奇。

　　可是现在毛泽东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计划。当《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后，全国掀起了来势凶猛的群众夺权运动，这是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可以干脆利用群众的力量，直接夺取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这比召开党代会的方法，更加直截了当。而且，还可以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也一举全部打倒，彻底摧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

　　但利用群众来夺权的计划，风险也是极大的，因为群众不一定那么听话。因此，毛泽东做出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计划：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搞臭”刘少奇，另一方面尝试利用群众来夺权的可能性。如果利用群众夺权成功，那当然最好;如果利用群众夺权不成功，再利用召开党代会的办法罢黜刘少奇。

　　（8）

　　毛泽东也清楚，他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打击面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点一把大火，把所有的人都烧起来，否则阻力将会太大，很难搞下去。因此毛泽东要分期分批地烧，各个击破，先集中火力烧刘少奇一个人，让别人以为这把火只是烧刘少奇的，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这样才能把阻力降为最低。

　　因此毛泽东要放出烟幕弹，掩盖自己的意图，让老干部们误以为文革只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毛泽东的烟幕弹是十分成功的，甚至连周恩来和林彪这样的高手都被迷惑了。因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战术部署，就是搞定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林彪。

　　对付周恩来，毛泽东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一手软”是给周恩来一些好处，让周恩来感到打倒刘少奇对他也是有利的。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好处，就是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现在让周恩来主持，等于是给周恩来升格了，给周恩来更大的实权。

　　毛泽东“一手硬”办法，就是威胁周恩来：你如果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那我们的党就要彻底分裂，甚至来一场内战。毛泽东知道，一旦遇到分裂党的危险，周恩来就会妥协了。

　　然而毛泽东对付林彪，就只有“一手软”的办法，而没有“一手硬”的办法。因为林彪不怕党的分裂，更不怕打内战，毛泽东的威胁不起作用。所以毛泽东只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林彪，让林彪当唯一的副主席，给林彪“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封号，这些都是为了让林彪在文革中一心一意为毛泽东效力。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想了11天，终于想好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文革的战略，是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不仅是刘少奇，也包括周恩来和林彪。文革的目的，是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接班，保证中国在毛泽东死后，继续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文革的战术，是利用群众夺权的方式，第一步先打倒刘少奇，第二步再打倒周恩来，最后打倒林彪，彻底消除阻碍年轻人接班的党内“大佬”。文革的时间，毛泽东最初准备两年到三年。据一直在滴水洞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说：“我认为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曾对张耀祠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文革还是很乐观的。

　　6月26日，直到离开滴水洞的前两天，毛泽东才接见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新的长征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在意。

　　（9）

　　据华国锋回忆说，他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在湖南省委成立“文革”小组时，华国锋还以自己主管财贸为理由，表示不参加。他们直到后来，才领会到毛泽东当时说的“新的长征”，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毛泽东于6月28日离开韶山滴水洞，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前来送行。汽车已安排好了，大家站在道路两侧为毛泽东送行。警卫员为毛泽东打开车门，毛泽东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又说：“你们走，我还要进去坐一下。”

　　于是毛泽东又走进滴水洞一号楼，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坐下，一句话也不说。张耀祠等人十分着急，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而毛泽东却又不走了。服务员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这是从您房子东头的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说是自己房前桃树上的桃子，立即欣然吃了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这时候，工作人员又劝毛泽东说：“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最后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步伐沉重地走出1号楼，上了汽车。毛泽东临行时与大家握手道别，当与滴水洞管理员廖时雨握手时，他说：“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1976年8月，毛泽东已经病重，他用不太清晰的虚弱声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他想回韶山，想到滴水洞安度晚年。但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回韶山滴水洞休养。可是毛泽东却再三坚持，最后中央政治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于9月15日回韶山滴水洞。1976年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滴水洞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将于9月9日到滴水洞检查接待工作，中央已安排毛主席9月15日回滴水洞颐养天年。”

　　滴水洞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就在他们积极准备接待毛泽东归来的时候，9月9日，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眼看毛泽东回滴水洞的行程就差六天了，可他却走上另一条不归之路。【本节完】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1）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开始他“新的长征”。毛泽东要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把过去跟着他一起长征过来的老干部统统打倒。

　　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亲手毁掉这个曾经被他挽救过来的党。中国现在是这个共产党的天下，而毛泽东却提出来“造反”，造这个共产党的反，毁掉这个共产党。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党已经变修了，只有毁掉这个党，才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

　　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后，来到武汉，住进东湖宾馆。7月8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写了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先给周恩来看过，然后再让周恩来带给林彪看。毛泽东这一手是很高明的，不仅达到跟林彪“交心”的目的，还表示出对周恩来的无比信任，连家信都让他看。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又干出一件令世人惊讶之事：畅游长江。其实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前后16次畅游过长江。但那些次畅游长江，毛泽东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游，不惊动群众，报纸上也从未报道过。

　　可是这次不同了，7月16日这天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有5000多人参赛。毛泽东有意在众人游长江的时候，加入他们的游泳队伍，当群众们突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来了，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向群众们高呼：“同志们万岁!”

　　毛泽东这次大张旗鼓带着摄影师，在群众中游泳，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大篇幅地报道，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他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

　　毛泽东要领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此时的毛泽东已73岁了，人们自然会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所怀疑：这么高龄的人，有没有领导这场大革命所需要的体力和精力呢?毛泽东的这次宣传，就是要消除大家对他身体状况的疑惑，让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足以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在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之后，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这是毛泽东离开10个月之后，回到久违的首都北京。在1965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市长彭真还敢顶住毛泽东的指示，还敢不转载毛泽东的文章，而10个月后的今天，彭真已经被完全打倒在地，毛泽东是作为胜利者凯旋归来的。

　　然而毛泽东这次回北京，并不是为了享受凯旋的喜悦，而是为了发起一场更大的打倒刘少奇的斗争。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一炮”《评/海瑞罢官》，但这一炮没有打响;1966年2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二炮”《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但还是没有打响;1966年4月，毛泽东改变战术，把打击目标先转到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身上，终于在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到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要抛出“倒刘第三炮”，一定要把这一炮打响。

　　（2）

　　就在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这是以往的惯例。过去毛泽东外巡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刘少奇，因此这次刘少奇还是依惯例前往毛泽东住处。刘少奇来到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大门口，却被毛泽东的卫士挡住，说：“主席休息了。”

　　刘少奇转眼一看，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小汽车，其中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车，估计毛泽东正在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分明是故意不见他刘少奇。当然，刘少奇也早有思想准备，这次毛泽东回北京，刘少奇就预感到：他们两人决战的时刻到了。为此，刘少奇也做好了准备。

　　果然，毛泽东正在里面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毛泽东向文革小组成员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我们要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闹到底。要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要把革命闹到底。”

　　毛泽东提醒文革小组成员们，“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当时对这个提醒还不以为然，他们没想到文革这场革命，最后真的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革到了他们“文革小组成员”的头上，这些人全部进了监狱。

　　毛泽东要靠文革小组成员来点起文革这把火，他再次提醒他们说：“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要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

　　毛泽东把这个话说的很重，“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意味着这场斗争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那时还个个乐观得很，大家跃跃欲试，都说不怕。

　　毛泽东知道，此时刘少奇的工作组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党内的高官们都赞成刘少奇做法。高官们都害怕毛泽东提倡的“造反”，害怕这样会把共产党本身搞垮。因为高官们不赞成“造反”，毛泽东只有靠文革小组，靠他们到群众中去煽风点火，把被刘少奇压下去的造反之火，重新烧起来。

　　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筹措中共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很快，江青在钓鱼台十六楼开设了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又筹办一份文革小组自己的刊物《快报》。毛泽东指示说：“办公室不要大，不要配专车，但联络人员要多，人不够可以临时借调。办公室除主任和副主任外，只要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的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由主任、副主任自己去办。”

　　毛泽东要把文革小组，办成一个新的机构，搞一套新的做法。毛泽东这个新机构的特点是：坐办公室的人少，而大批的联络员直接到第一线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同时，文革小组还建立了“碰头会”制度，每天下午三点碰头，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文革小组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员马上到下面去，到各个大、中学去讲话，谈话，给那里的造反派点火、打气。

　　（3）

　　事实证明，毛泽东创建的文革小组的新体制，工作效率很高，做法也很有效。很快，那些被工作组压下去的造反者们，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马上重新起来造反，工作组越来越压不住了。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很快就战胜了刘少奇的工作组。

　　当然，刘少奇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他也要反击。7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更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但有的却在整学生。”

　　刘少奇反驳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

　　邓小平也反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但夺了权的机关和学校，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

　　陈伯达撤出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少奇等多数常委的反对，只得作罢。

　　7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众高官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久违的在北京召开会议。众高官们对毛泽东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都非常的不满，他们不情愿地前来参加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沉闷的，大家除了汇报工作，就闷头不说话，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讲话。

　　毛泽东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先赞扬了一番“大字报”，然后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共产党怕学生运动，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却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并上升到“北洋军阀”的高度。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刘少奇搞的工作组《八条规定》，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说：“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4）

　　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是刘少奇，毛泽东批刘少奇“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

　　刘少奇没有跟毛泽东争辩，他从会场的气氛看得出来，高官们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附和毛泽东批刘少奇，这些高官的内心都是赞成刘少奇的。所以刘少奇心中有底，他不说话，不反驳，高官们更同情他，毛泽东更不得人心。

　　毛泽东也看出高官们的态度，看出高官们心里是支持刘少奇的，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念，这批老干部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统统打倒。

　　这次会上，毛泽东没有提“撤工作组”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众高官是不会同意的。他只有发动群众，用实际行动来打倒工作组。于是毛泽东在最后，放出了一句“狠话”，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然在声势上强大，但实际上却没有赢得高官们的心，反而是刘少奇赢了。三天后的7月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的。这次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撤工作组，这次刘少奇不客气了，他拍着桌上一大堆信件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有大批群众来信为证，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否则真的要天下大乱，损失不可估量!”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也不示弱地拍桌子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刘少奇反驳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但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

　　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遇到这样的场面，周恩来是不说话的，但周恩来内心也支持工作组的，周恩来并不赞成造反。很多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不方便说的话，让他的铁杆陈毅去说。陈毅在会上说：“要肯定工作组的作用，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能嫌弃他们。”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还有几分畏惧，可是对陈毅他就不怕了。陈伯达对陈毅不客气地说：“你们外事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里面没一个好人。”

　　看到陈伯达的态度，邓小平也拍着桌子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由于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不撤工作组，陈伯达和康生的意见被否决了。

　　毛泽东得知会议的结果，他并不意外。毛泽东知道，刘少奇仗着有大多数高官的支持，是绝不会主动撤工作组的。现在，毛泽东只有依靠学生的力量，发动群众起来把工作组打倒，那时候刘少奇的工作组，不撤也得撤了。于是毛泽东在水面下展开了他的主攻，派文革小组四处出动，发动群众，煽风点火，打倒工作组。

　　（5）

　　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少奇比较大胆地派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造反。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镇压学生。为了避免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刘少奇照旧使出“浑水摸鱼”的办法，下令工作组暂时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而是集中火力批判“黑帮”。所谓黑帮，主要是指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教授，以及有历史问题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7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突然宣布停止“反蒯”运动，转入打黑帮，布置大家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所谓“反蒯”运动，全称是“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工作组批判“反革命学生”蒯大富的运动。7月19号，被关押了18天的蒯大富被释放，恢复人身自由。

　　各学校的工作组得到上面的指示后，不再批判“反动学生”，纷纷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本单位的“黑帮”，把“死老虎”当成“活靶子”来批斗，试图以此来显示工作组的革命性。这样一来，如果造反学生不批“黑帮”的话，就反而显得自己不够革命，于是造反学生就跟工作组抢着批“黑帮”，争当革命派。于是各个校园里出现了奇怪的争抢“批斗靶子”的现象，这可苦了各学校的“黑帮”们，他们经常是上午被工作组拉去批斗，下午又被造反学生拉去批斗。

　　当然工作组的“浑水摸鱼”，并没有瞒过毛泽东。毛泽东的兴趣不是批斗“死老虎”，而是打倒“活老虎”。现在毛泽东要打倒的“活老虎”，就是工作组。毛泽东派出文革小组成员，去各个学校点火，让学生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工作组这些“活老虎”，而不是毫无实际意义地批斗“死老虎”。

　　不少人可能会把文革小组的“煽风点火”，想象为这些人耀武扬威地进行挑动和教唆，打着毛泽东的旗，盛气凌人地施号发令。但实际上却相反。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的人，态度非常谦虚，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态度却十分傲慢，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从1966年7月21日到7月30日，每天去北京各所大学讲话。下面摘录一段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讲话。

　　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同学们，我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和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只要进行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也在辩论。所以，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6）

　　康生在北师大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你们师大来，向你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跟你们学习，并且向你们问好!我们听到师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辩论进行得很热烈。因此，我们想跟同志们学习，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先生，因此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希望同学们把意见告诉我们。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同志们，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研究一下你们怎样进行辩论。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热情非常好，这种革命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同志们，有许多党员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这样的党员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党员是坏党员，终究要被党开除出去。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北大同学要从毛主席的学习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等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非常相似，自然这都是毛泽东教授他们这么讲的。在这个阶段，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有四个特点，引起和得到群众们的好感。

　　第一个特点是制造一种“谦逊感”。

　　文革小组的成员，不管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非常谦虚地在学生面前称“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这种谦逊的态度，一下子就获得了学生们的好感。不管什么人，在别人面前摆官架子，以势压人，总是让人反感的。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在学生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姿态来教训人，一开口就是“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官架子大得很，自然引起学生们的反感。

　　第二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仆感”。

　　江青说：“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

　　康生说：“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

　　陈伯达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江青和康生强调“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这就让学生们感到自己被尊重，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陈伯达更是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让学生们感到文革小组是他们的公仆。这种“公仆感”大大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都是居高临下地发出通知，召集开会，布置任务，这样肯定不可能让学生们感到有被尊重的感觉。

　　（7）

　　第三个特点是制造一种“亲近感”。

　　江青说：“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

　　康生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江青讲话中关心学生们吃好没有，睡好没有，这一下子就让学生们产生出一种亲近感。康生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也是说毛泽东问候众人“身体好”，这一下又让众人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亲近感。毛泽东那么高的身份，并没有居高临下地向大家做什么指示，而是问大家的身体好，这当然会让产生一种“领袖关心我们，领袖重视我们”的感激之情。

　　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就没有这种亲近感。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对学生们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看大字报。”王光美的话外音，强调刘少奇是伟大人物，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看大字报，只要派人来看大字报就行。王光美话中的刘少奇，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难以让人亲近。

　　江青在北京大学对学生们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你们的意见，看你们的大字报。”江青的话外音，是毛泽东因为自己不方便来，所以让江青代表他来看大字报，听意见。江青话中的毛泽东，就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让人感到亲近。

　　第四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平感”。

　　江青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

　　康生说：“我们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

　　江青和康生都没有表示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而是说“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是好的，我们都要听，都要学习”，这样就让不管什么观点的人，都能感到被公平对待，这就更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文革小组的人，没有说谁是右派，没有扣帽子，打棍子。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右派，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很让人反感。

　　我们这里为了比较，摘要一段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王光美说：【文化革命要搞彻底，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组配合。现在有一股歪风，要赶工作组，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是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把目标指向工作组，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

　　王光美的讲话，上纲上线，什么“被坏人利用”、“阴谋”、“假左派”等教训人的话，让学生们听了一点不会产生亲切感，相反会产生反感。

　　我们再摘要一段刘少奇的干将薄一波，在清华大学与蒯大富的辩论。

　　【薄一波问：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

　　【有人指蒯大富说：就是他。】

　　【薄一波问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

　　【蒯大富说：我叫蒯大富。】

　　【薄一波说：这个名字不好。】

　　【蒯大富问：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薄一波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

　　【蒯大富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

　　（8）

　　【蒯大富的回答让薄一波答不上来，于是薄一波转个话题问蒯大富：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

　　【蒯大富说：这我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呢。】

　　【薄一波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

　　【蒯大富说：我认为自己是左派。】

　　【薄一波用手比划着说：你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右边去了。】

　　【众人听了薄一波的话，都笑了。】

　　【薄一波又说：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一、希望你能站到左派群众中来，站到工作组一边去;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希望你今天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澄清一下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写，会受到大家的围攻。】

　　【蒯大富说：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蒯大富被薄一波上纲上线地教训了一番，心中不满，于是反问薄一波说：你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说：这个我懒得说。】

　　【蒯大富说：那你告诉我你的姓吧?】

　　【薄一波说：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回答。】

　　【蒯大富说：这就不平等了。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也应该告诉我。】

　　【薄一波说：那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薄一波对待蒯大富，完全是一种“大官对群众”的盛气凌人的态度，随便就给蒯大富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并要蒯大富承认错误，甚至还威胁。从王光美和薄一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人，对待学生的态度，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姿态，以势压人，戴帽子，打棍子。文革小成员讲话中的四个特点“谦逊感”、“公仆感”、“亲近感”和“公平感”，刘少奇的工作组这边一概找不到。

　　对比一下刘少奇的工作组的作派，与毛泽东的文革小组的作派，谁都轻易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受群众欢迎，得人心。而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受群众欢迎，不得人心。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得人心，而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得人心，这就确定了文革小组必然战胜工作组，这就是毛泽东利用来战胜刘少奇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就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取得胜利。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搞不清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他们只有一个纯朴的观念：“谁对我好，我就支持谁。”老百姓只要对比一下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作派，肯定会觉得文革小组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就不加思索地支持文革小组，支持毛泽东。

　　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介绍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一些具体讲话，就是要说明，在文革初期，文革小组的成员口碑是非常好的，非常得人心的。可是到了后来，文革小组成员骄傲自满了，翘尾巴了，也盛气凌人起来了，所以就不再得人心了。如果文革小组的成员，始终能保持初期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文革的结果将大不一样。

　　（9）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对群众的态度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那么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又是怎么形成的?事实上，它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建国以后，认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群众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共产党。可是1956年6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中共的这种幻觉。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一些大学生在一个广场举行集会，进行了一些反政府和反苏联的演讲。这个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抗议活动后来又发展为武装暴乱，最后苏军出动才镇压了这场暴乱。

　　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市民暴动的事件，对中共的震动是很大的。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14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波匈事件。11月10日至11月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之一也是波匈事件。中共如此重视波匈事件，是因为他们感到这绝不是隔岸观火，而是自己也正在遇到的事情。在1956年，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群众闹事的事件。

　　据薄一波回忆说：“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们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每起罢工少的数十人，多的近千人，参加罢工的总人数约一万多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罢课、请愿事件，总人数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事风潮。”

　　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闹事”的特征，就可以发现，大多数“闹事”的原因，都是来自一种完全新型的矛盾，一种过去私有制的旧中国不可能出现的矛盾。

　　例如某县要盖一个麻风病院，当地的农民不同意，但县政府硬要盖，结果引发与村民的激烈冲突，警察当场开枪打死5人，打伤9人;还例如一个工厂，说是给工人盖宿舍，但房子盖好后，却全部分给干部住，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再例如一个学校，学生毕业后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也引起了学生的闹事。

　　上面盖麻风病院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想盖什么就盖什么，农民根本无权过问。而在新中国，土地是属于大家的，每人都有过问土地用途的权力，所以农民才会闹事。

　　上面工厂给工人盖宿舍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工厂是老板的，所以不管老板住什么样的豪宅，工人都不会有意见，也不可能抗议工厂的高管住的房子比自己的房子好。可是在新中国，工厂是大家的，厂长和干部比工人的住房条件好，工人就不满了，就要闹事了。

　　（10）

　　同样上面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学校只管教书，不管找工作。所以学生毕业了没有工作，不会责怪到学校头上，更不会找学校闹事。可是在新中国，学校给学生找工作成为“义务”，这就产生了学生不满和闹事的新的契机。

　　平心而论，社会主义提倡的“公平”，使工人成为“主人翁”，虽然解决了旧社会的旧的矛盾，但同时又产生出旧社会所没有的“新型矛盾”。

　　在旧社会，老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工人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新社会，厂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那工人就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赚大钱，工人拿小钱，工人也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在新社会，厂长的工资比工人高很多，那工人也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认为工人不听话，要解雇工人，工人只有自认倒霉;可是在新社会，厂长要解雇工人，工人又要闹事了。

　　公有制的新中国，出现了旧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新矛盾，这就让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人大伤脑筋。毛泽东把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出现的新型矛盾，起了一个新名词叫：“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指的是管理国家的干部，与被管理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用当时的术语，就是“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文，提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我矛盾，而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出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毛泽东认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干部与群众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主要是出自“干部”，而不是出自“群众”。毛泽东说：“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会无故闹事的。”

　　据1957年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中说：“罢工请愿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群众闹事，是被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逼出来的。干部对群众的作风霸道，靠命令行事，不许群众有意见，有意见就压，结果“压”出群众的闹事。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干部的官僚主义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也会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流血暴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说：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在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方面，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非党员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越快越好。】

　　（11）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被阻止，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动不动就想用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引发出来的。然而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党内却引起很大的争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既然是共产党的领袖，那么当党员干部与群众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应该无条件地站在党员干部一边，而不是站在群众一边责备党员。

　　而且，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一旦地方出现群众“闹事”，就归因于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地方官员就要受到处分，这样就涉及到地方官员的利益。所以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引起空前的争辩，不少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认为闹事是“刁民”所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有人说：“不承认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人说：“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太右倾了，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尽管遭到党内很大的反对，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从克服“官僚主义”入手。那么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整风”。毛泽东说：

　　【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出现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把官架子收起来。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12）

　　【我们主张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整风的总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要怕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出来才能解决。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搞这次整风，其实也有一番苦心，他是想让党员干部们学会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说：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竖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科西是前匈牙利领导人的名字，他被认为是引发匈牙利事件的责任者)。】

　　在毛泽东的极力主持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说：

　　【我们党已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但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主要是要求党员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搞的整风运动，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在是过于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同时，这样的整风运动也肯定要遭到干部们的各种消极抵制。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他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整风”，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只好自嘲地说：“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如果不整风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干部的官僚主义导致民众的暴动，就有可能亡党亡国。在“党内整风”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方法：“开门整风”。这就是请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本来毛泽东搞整风运动，本意是想帮助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他说：“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

　　（13）

　　但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时，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的面子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是非常要面子的。每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人，都算是一路诸侯，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面子上还可以接受，但是让他们接受下级和一般群众的批评，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毛泽东号召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就等于让这些干部在群众面前颜面尽失，威信扫地，他们抱怨说：“毛主席给群众撑腰，却不给干部留脸”。

　　尽管大多数党员干部反对，毛泽东还是强行搞“开门整风”，发动各种宣传机器，动员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搞“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是毛泽东没想到，真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提出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的意见，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比如“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中共组织要退出机关、学校”，“一党执政有害，应该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等等。这些已经不是“提意见”了，而是要让中共下台了。

　　这样的言论，不仅超过了一般党员的容忍底线，也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底线，于是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运动就开始了。党员们早就不满毛泽东搞“开门整风”不给他们面子，现在毛泽东也提出反右了，这些人就把憋了好久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到右派身上，大打右派。还有一些干部进行报复，把“大鸣大放”中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这样就造成了“反右”的扩大化，当初毛泽东估计全国的右派是4千个左右，结果却打出来55万个右派。

　　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阳谋”，搞一个假的整风运动，骗群众帮共产党整风，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尽管毛泽东本人说过“阳谋”，但这也是一个面子上的说法，给他自己前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找一个台阶下而已。

　　反右运动的由来是清楚的。

　　第一步，新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来首次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起因于干部的官僚主义。

　　第二步，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流血暴动。

　　第三步，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波匈事件，提出对党员干部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

　　第四步，党内整风遭到抵制，不见收效，于是毛泽东开始搞“开门整风”，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第五步，党外人士提的意见，超出了毛泽东的允许范围，于是一场预料之外的反击右派运动开始了。“反右”得到党内干部的大力支持，大家都大打右派，造成反右扩大化。

　　（14）

　　反右运动的后果，不仅是很多人无辜被打成右派，而且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就是：人们不敢说话了。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想要整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说：“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说话了。”

　　反右运动造成一种风气，谁给干部提意见就是反党，于是造成谁也不敢提意见，不敢说话了。人们不敢说话，看上去似乎是天下太平，其实反而酝酿着巨大的天下不太平。人们不敢说话，间接地造成了两个大灾难。第一个灾难是“浮夸风”，大家明明知道“亩产10万斤”是假的，但谁也不敢说，怕被打成右派;第二个灾难是大饥荒，大家明明知道没有粮食了，但谁也不敢说，直到最后实在隐瞒不住，问题才爆发出来。

　　反右运动之后，各地的“闹事”没有了，天下太平了，没人敢闹事了。于是党员干部们就形成一种“经验”，认为对待群众的闹事，就要用反右那样的高压手段，压下去。9年后的1966年，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仍然沿用反右的经验，想用高压手段把造反学生压下去。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压手段，却完全失败了。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的矛盾，是一种马克思也没有预想到的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矛盾。正因为是全新的矛盾，所以也没有解决的经验，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试图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都没有解决成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解体。

　　毛泽东在50多年前看出“人民内部矛盾”会导致亡党亡国，可谓慧眼。毛泽东本来想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没想到“整风运动”演变成“反右运动”。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整风运动”，不但没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因后来的“反右运动”，加剧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悲剧。

　　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

　　（1）

　　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思想有八次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历史契机造成他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19年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知识界是向英美法一边倒的，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主义”是万国通用的“普世价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战胜德奥，中国非常兴奋，欢呼“公理战胜强权”，把北京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纪念碑”。所谓“公理”就是英美法一方，而“强权”就是德奥一方。

　　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写道：“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可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这些“公理”国，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强行把战败国德国侵占中国的青岛，转交给日本，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于是中国以学生带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让中国人对英美法的“公理”大大失望了，认为“公理”是骗人的东西，中国不能走英美法的道路。那么中国走什么道路呢?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当时中国人还是普遍看好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并不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失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时兴起来，很多人开始考虑走“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毛泽东，使他开始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开始考虑“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党员。

　　毛泽东的第二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7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之前，毛泽东还是主张进行合法的、非暴力的抗争。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毛泽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会”，进行合法的抗争。农会的性质与工会一样，是合法的组织。毛泽东提出搞农会的目的，是进行类似于“罢工”的非暴力合法抗争，并不是号召农民拿起枪来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激愤了一大批热血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要拿起枪反抗蒋介石的屠刀。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相信非暴力合法抗争的道路，可是蒋介石的屠杀，破灭了毛泽东的非暴力抗争之梦，他成为那批热血年轻共产党人中的一员，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论者。

　　（2）

　　毛泽东的第三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8年的“农村包围城市”，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南昌起义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等热血的年青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第一枪。后来，8月1日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是遵循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总结周恩来的失败教训，认为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他转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思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毛泽东特色的武装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第四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

　　中共从1927年开始反抗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尽管打得非常艰苦，但总有一个坚强的支持后盾，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感到心中有底。可是1939年，斯大林明言不再支持中共，转而支持中共的敌人蒋介石，放任中共自生自灭，这就让中共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193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非常紧张，欧战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斯大林深深感到，苏联卷入欧洲大战是早晚的事。但苏联与日本在历史上是“世仇”，如果苏联爆发与日本的战争，那么苏联就要面临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所以斯大林要设法避免与日本开战。而避免与日本开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要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蒋介石抗日，即所谓“援蒋制日”。

　　因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对日军作战。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联再次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军和日军在满洲国的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1939年5月，苏军和日军又在外蒙古的诺门罕发生数十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死亡6万余人。

　　苏军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更加需要他了，于是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援助。蒋介石在1938年8月2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史大林先生阁下：捧读6月19日手书，高情厚谊，无任铭感，而对于抗战苦斗之孤军，竟能有如此诚挚热烈之期望，始终如一者，惟解放被压迫民族之苏联，与领导世界为和平奋斗之阁下而已，将来中国民族解放战斗胜利，全中国人民将永久不忘贵国援助之盛意，与阁下仗义主持之隆义。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深信两国合作关系，必日益增进。即侵略主义根本没落之时，惟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顺颂康健。蒋中正手启】

　　1939年6月，斯大林再次向蒋介石提供1亿5千万美元借款，并承诺不再支持中共的反蒋斗争。此后蒋介石发起了“皖南事变”等打压中共的事件，斯大林也不闻不问，任凭中共自生自灭。

　　（3）

　　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这是中共至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历史再次给毛泽东一次机会，让他显示他的智慧来“挽救党”。在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首先面临的生存危机。毛泽东认为中共要想生存下去，首先要减少自己的敌人，不能树敌太多。

　　以前中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树敌面太宽。但现在，中共必须缩小树敌面，只能树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敌人，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再是敌人，成为团结的对象。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在失去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中共单凭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不可能。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第一步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团结包括“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考虑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

　　为了减少树敌，毛泽东对中共的党纲做出重大修改。第一是放弃消灭私有制，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搞多党制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修改党纲后的中共，已经算不上是共产党了，而是变成一个保护私有制和提倡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明确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

　　当然，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共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反驳那些人是“关门主义”，他说：“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把千千万万的民众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中共修改党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后，树敌面大减，活力大增。不仅奇迹般地躲过了蒋介石和日本的夹击，而且急速发展壮大。日本临近投降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形势大为好转，于是再次修改中共党纲，增加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敌人，提出打倒“封建主义”的目标，但资本主义仍不是中共要打倒的目标。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上，完全不提打倒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七大会议文件中，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字样都没有。

　　1945年6月25日，毛泽东的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著名讲话《愚公移山》，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4）

　　1949年，中共以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份，团结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建国之初，中共仍是一个保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新中国也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并没有搞社会主义的计划，毛泽东也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我们花了三十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但是盖起房子，这个任务还要几十年工夫。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第五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3年的“总路线”，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稳定地掌握了政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中共建国之初，中国经济因战乱而面临瘫痪，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政权还没有稳固，还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协助。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经济也恢复到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形势非常好。这时，毛泽东重提他1940年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应该进入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

　　1953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新的“总路线”，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是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重新“变回”成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中国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遭到两部分人的反对。第一部分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中农，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但这些人反抗的力量有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条路;另一部分反对者来自中共党内和民族党派，这些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损害，他们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只是一种建国路线之争，并非个人利益之争。

　　当初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后来，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干脆“将错就错”，中共干脆就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变回”到无产阶级政党了。同样，新中国既然已经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干脆就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人觉得新中国从1949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搞资本主义，搞得非常成功。既然这么成功，就应该继续搞下去，何必冒险去搞新的社会主义呢?

　　（5）

　　中共从1921年到1940年的19年间，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从1940年到1953年的23年间，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在1940年到1953年的这23年间入党的。这些年份入党的中共党员，多半只是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他们入党的动机是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搞共产主义。这样就造成中共党内，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纯正”共产主义者，反而是少数派。

　　不过这次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次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触及党员们的直接利益。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最著名的事件，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梁漱溟提出“总路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于是梁漱溟在台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毛泽东立刻厉声回答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这时台下的群情激愤了，大呼“梁漱溟滚下台来!”，有人直接上讲台扯梁漱溟下台，辩论到此结束。

　　毛泽东的第六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6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顺利地完成了公有制改造，并排除了周恩来等的稳健派。

　　在中国顺利完成公有制改造，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个计划遭到周恩来等稳健派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经济已出现过热，必须刹车，必须“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否定了周恩来的稳健经济计划，开始搞激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大干几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毛泽东在连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大败仗。从此，毛泽东放弃了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转向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泽东的第七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流血事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工人是不会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和工人之间是没有矛盾。可是在波匈事件中，反对共产党闹事的人，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偏偏就是工人。波匈事件显示，共产党和工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相当大的矛盾，是可以引发流血冲突的矛盾。

　　（6）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共产党下台，超出了共产党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6）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中共下台，超出了中共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7）

　　那么自然而然地，在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就会跟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生矛盾，产生斗争，毛泽东把这种斗争，称之为“阶级斗争”。

　　可是，在过去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曾经否认过“阶级斗争”。1956年9月的八大上，明确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阶级斗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产斗争。

　　1962年，毛泽东回顾八大做出的“阶级斗争熄灭了”，觉得那时太过于乐观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可能再次丧失;资本主义虽然被消灭了，但还可能再次卷土重来。因此，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重提“阶级斗争”，让人们警惕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阶级斗争”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要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反动阶级可能复辟。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大跃进之前，毛泽东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官僚主义”;而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共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需批评教育即可;而犯“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干部，就是敌我矛盾了，就必须打倒。毛泽东说：“好人犯错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同志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共高层，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支撑着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他一死，中国马上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他要把他奋斗了几十年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延续下去。因此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为首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刘少奇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感到并不能就此万事大吉。因为还有没有发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不断会产生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此，在1967年11月，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文章。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不停不断地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保证社会主义不会被资本主义复辟。

　　（8）

　　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变化，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变化。英美法列强的殖民主义，逼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毛泽东变成信仰共产主义;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又使毛泽东放弃非暴力的合法抗争，转而拿起枪来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使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使中共由一个强调暴力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团结各种势力的温和的民主党。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共很难完成从暴力革命党到温和民主党的转型，而正是这个转型，使中共的人气大增，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赶走了蒋介石政权。

　　在建国初期，如果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很顺利，那么中国就会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刺激毛泽东把资本主义中国转型为社会主义中国，而社会主义转型的顺利成功，又刺激起毛泽东进一步挑战共产主义的雄心。

　　毛泽东的前七次思想转型，都是“进取”的思想，而最后一次思想转型，则是“保守”的思想。在大跃进失败之前，毛泽东不停地挑战，不停地创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攀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一个跟头从高峰上摔了下来。

　　此后，毛泽东保守了，不再发起新的挑战了，倒是刘少奇等人发起了挑战，不仅挑战毛泽东本人，也挑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第一是击败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第二是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

　　毛泽东虽说击败了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但始终没有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毛泽东最终没能守住他几十年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毛泽东的一生，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失败的屈辱。

　　毛泽东晚年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949年，是毛泽东一生的顶峰，他创建了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有人叹息说：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毛泽东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完人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毛泽东说：“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的谱写，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遇，进行革新的人，毛泽东就属于这种人。”【本节完】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15）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布置中央文革小组全线出击，发起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是发动群众起来造刘少奇的反，而刘少奇对抗毛泽东的战略，是派出工作组把造反群众压下去。因此，工作组成为刘少奇的最后防线，而毛泽东必须突破这个最后防线。

　　1966年7月19日到7月24日，是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几天，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就看这几天了。

　　毛泽东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是“群众路线”，特别强调不能“脱离群众”。所谓“群众路线”，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让群众喜欢你，对你有好感，这样群众自然会拥护你;而所谓的“脱离群众”，就是群众不喜欢你，对你反感，这样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用最谦逊的态度，最亲切的语言，打动了群众的心，赢得了群众感情上的支持。但仅仅赢得群众感情上的支持，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赢得群众行动上的支持。只是感情上的支持，没有变成行动，也是没用的。现在毛泽东赢得群众行动上支持的最大障碍，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后遗症。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了55万右派，几乎把当时胆子比较大的，比较敢说话的，比较有造反精神的人，全部打成了右派。这样一来，群众都吓怕了，敢闹事的人没有了，客观上造成了打50万右派，保50年稳定的效果。如果没有毛泽东发起文革，中国社会很可能会像北朝鲜那样，一直稳定下去。

　　经过反右运动的人，都悟出一个生存原理：“领导是不能反的，反领导一定要倒霉的”。因此，尽管群众对工作组不满，感情上也支持文革小组，但行动上却不敢起来造反。因为工作组毕竟是党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是代表党中央的，谁敢随便跟“党中央”作对呢?

　　从1966年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等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但反响并不强烈。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人民日报》等党报，也是铺天盖地地发表文章，动员大家提意见，但没想到《人民日报》的这些文章变成了“引蛇出洞”，提意见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自然会有很多人担心：这次《人民日报》号召群众造反，是不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

　　经过反右运动的蛇，都已经变“聪明”了，都躲在洞里观望，不肯出洞。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眼光放在那些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小蛇”身上，这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

　　（16）

　　这些大、中学校的学生，最大不过20岁出头，在9年前反右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不知道反右的厉害，更没有悟出“领导不能反”的生存原理。因此，毛泽东把发动群众造反的第一步，寄托在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身上。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太高的威信，人们并不太信任毛泽东。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曾经说过“引蛇出洞”的话，让很多人担心毛泽东这次又要搞“引蛇出洞”。因此，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注意重新树立自己的信用，他要用具体事实让群众相信，他这次号召造反是真的。

　　毛泽东除了让文革小组的成员，用谦逊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感化群众外，还特别注意公平和公正，即使是反对他本人的大字报，也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让群众感到毛泽东的诚意。比如1966年6月12日，清华大学基础课教研组的李世权，贴出一张“极右”大字报：《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对李世权进行处理，允许反对他的大字报公开张贴，以此显示他这次发动大鸣大放的诚意。因此，在文革刚开始的发动群众的最初阶段，甚至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但后来很快就不行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种策略奏效了，成功了。第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生们，得到文革小组的鼓励和支持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造工作组的反;第二，文革小组用谦逊和亲切的态度，赢得了群众感情上的支持。在工作组被打倒时，群众不同情工作组。工作组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成了孤立的一小撮，当然被轻易打倒了。

　　1966年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甚至一般群众连电话机也没有。但那时用大字报传播信息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很多人去各个学校抄大字报，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一出笼，第二天北京各个学校就出现这张大字报的抄写版。因此，一个学校的工作组被打倒后，消息马上传遍整个北京，甚至很快传到全中国的大中学校。这样，打倒工作组的连锁反应，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快。从1966年7月19日到7月23日的几天时间里，北京大部分学校的工作组，不是被打倒，就是已经瘫痪了。

　　毛泽东打倒蒋介石，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这次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也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只不过这次改成了“群众包围中央”。

　　毛泽东先在群众中点火，先把刘少奇的外围烧掉，最后再烧刘少奇。到7月24日，毛泽东看到形势大好，刘少奇的工作组基本上被学生和群众打倒了，刘少奇的外围烧的差不多了，于是他开始在中央向刘少奇发难，开始直接点火烧向刘少奇。

　　（17）

　　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先批评了一通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行，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依靠谁呢?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不能靠工作组。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学校的革命师生知道，只有他们了解情况，外面进去的工作组不懂，我去也不行。许多工作组，包括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靠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个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跟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毛泽东接上陈伯达的话，直接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乱弹琴!这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见毛泽东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也跟着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毛泽东听了康生的话，愈发不满地说：“你们这些人呀，再不革命的话，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这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也向毛泽东反击，反问说：“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毛泽东反驳说：“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能吗?你搞了一、二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工作组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

　　周恩来见毛泽东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刘少奇了，火药味太重，赶紧出来打圆场，插话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

　　周恩来的话，表面看上去是支持毛泽东，但实际上也是在帮刘少奇。因为周恩来知道，现在大部分工作组已经被打倒了，不起作用了，留在那里也没用，不如赶紧撤出来。这样，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面子上还好过一些。如果现在不撤工作组，将来学生起来揪斗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那么党中央就更没面子了。

　　（18）

　　周恩来的意思，是让刘少奇赶紧顺着毛泽东的话，做一个自我检讨，同意撤出工作组，把大事化小。可是刘少奇并没有领周恩来的情，既没有自我检讨，更没有说同意撤工作组，只是闭口不说话了。也许是刘少奇铁了心，要跟毛泽东斗到底吧。

　　毛泽东见周恩来帮刘少奇圆场，刘少奇不领情，心中暗喜。他把话题一转，表扬文革小组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李雪峰和吴德来了吧?”

　　李雪峰和吴德，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长。李雪峰站起来说：“我在。”

　　毛泽东批评说：“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就是停了日常的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

　　邓小平还是胆大的，仍敢继续向毛泽东发难，说：“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毛泽东又反驳说：“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嘛。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学生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只有行凶、杀人、放火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叫他们放毒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各地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

　　李雪峰插话说：“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毛泽东借题发挥说：“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庞大的机关，历来没有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很多部长都有秘书，统统去掉。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

　　毛泽东不但直接批评刘少奇，并公然提出王光美不要当秘书，公然不给刘少奇面子。当然刘少奇也是久经考验的，听了毛泽东的话，照样脸不变色，神情坦然。

　　周恩来本来是帮刘少奇打圆场的，但刘少奇不领情，周恩来只好不再说话了。

　　这次会议上，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同意撤工作组，所以没有做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仅仅在3天之后，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工作组不撤是不行了，刘少奇只好同意撤工作组。这是刘少奇的失误，他错过了最后争取主动的机会。

　　（19）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毛泽东煽起来的学生打倒后，毛泽东感到打倒刘少奇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在会上罢免刘少奇的官职。但在刘少奇下台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事先安排好，那就是刘少奇下台之后，由谁来接替刘少奇的位置。

　　单纯从权术的角度来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明智的。领导人不能让自己的某个部下的权力过大，而是要分权，让自己的部下，每人都分到一部分权力，每人的权力又不太大，这样就不会对领导人构成威胁。如果毛泽东感到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对他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可以分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分散刘少奇的权力。这样，不仅刘少奇的权力缩小了，消除了对毛泽东的威胁，同时还不会出现权力过大的人，毛泽东的地位最稳。

　　按照党内的惯例，第二把手下台，应该由第三把手接替。当时刘少奇是党内第二把手，周恩来是第三把手，那么刘少奇下台的话，理应是由周恩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这样难题就来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却不想让周恩来接班。当年毛泽东布置刘少奇这个棋子，就是要防御周恩来的。现在，毛泽东却要自己把自己的防御棋子拔掉。

　　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和陈云。其中周恩来和朱德，从最初就是毛泽东难于驾驭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以前能驾驭，现在也驾驭不住了;陈云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从1964年以后，就不通知陈云参加常委会了。这样七个常委中，毛泽东能够用来接替刘少奇的，只剩下林彪一个人。

　　不过从权术的角度来讲，让林彪接替刘少奇，也绝不是一步好棋。因为林彪本来就有一部分权力，他现在再接管了刘少奇的权力，那么林彪的权力就比以前刘少奇的权力还要大。这样一来，毛泽东让比刘少奇权力更大的林彪接班，他自己的权位反而更加不稳了。当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单纯从权术的角度出发，这点我们前面多次提到。

　　毛泽东让林彪接替刘少奇，又产生出另外一个人事难题，这就是怎么安置周恩来。

　　林彪接替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把手，就要超过周恩来的地位。在中共的制度中，党主席有一个特权：人事决定权，党主席有权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毛泽东可以用自己的人事特权，强行让林彪升任第二把手，但这样就要得罪周恩来。更重要的是，这样会让周恩来在党内感到难堪，伤周恩来的面子。

　　毛泽东现在需要周恩来帮他打倒刘少奇，而且文革的启动与发展，也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所以，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周恩来，因此，毛泽东需要找一个的办法，既可以安抚周恩来，又能给周恩来面子。

　　（20）

　　毛泽东是怎么跟周恩来说这件事的呢?现在看到两种说法：一种是邱会作回忆录的说法，另一种是吴法宪回忆录的说法。

　　邱会作说，陶铸成为全党第四号人物之后，邱会作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决策过程。邱会作回忆录是这么写的：

　　【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

　　陶铸诙谐地消除了拘谨，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

　　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

　　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恩来追回来的。

　　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

　　陶铸、康生写了‘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了‘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

　　吴法宪回忆录，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吴法宪回忆中写道：

　　【1967年的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周恩来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常委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我们根据各种情报的综合比较，认为吴法宪的说法比较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吴法宪是直接听周恩来本人说的，而邱会作是听第三者间接说的，所以吴法宪的说法误传的可能性低。

　　第二，邱会作的说法，过于戏剧化，有点像小说里面的情景。按照逻辑推理，毛泽东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人事问题，搞什么“民意测验”。万一当时的五人中，有三个人手心里写“周”，两个人手心里写“林”，那么毛泽东就会很尴尬，下不了台。所以毛泽东不应该去冒这样的险，搞什么“民意测验”。

　　第三，邱会作说法中毛泽东的形象，不符合平时毛泽东的为人。据多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和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基本无来往。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展超过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私人感情。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21）

　　李银桥还说：“毛泽东对身边服务人员持平等态度，对亲朋和党外人士也保持中国传统的礼貌和好客。可是对待党内同志，他的举止是有严格分寸的，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级关系。在党内同志面前，毛泽东有一种威严，令人生畏，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

　　邱会作说法中毛泽东的形象，让部下在自己面前嘻嘻哈哈，一点儿威严也没有。况且，高官想见毛泽东，事先要跟毛泽东的秘书预约和通报，才能见面，绝非随便可以“闯入”毛泽东房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邱会作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传闻。

　　另外，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到8月5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这17天里，毛泽东前后七次约见周恩来单独谈话。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吴法宪的说法。

　　根据吴法宪披露的信息，毛泽东采用了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方式，用大白话直接告诉周恩来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毛泽东问周恩来：“现在怎么办?”，等于就是问周恩来：“你说说看，谁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位置?”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一贯是比较谦虚的，他肯定不好意思说：“我来接替刘少奇。”这样，周恩来就只好回答说“林彪”了。

　　毛泽东自己没有提名林彪，而是巧妙地“诱导”周恩来提名林彪，但这样一来，就不是毛泽东主动提名林彪，而变成了周恩来主动提名林彪。周恩来本人提名林彪接替刘少奇，就等于是周恩来主动把第二把手的位置让给林彪，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就很有面子了。

　　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处理这件事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他既让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周恩来，又给足了周恩来面子。后来周恩来在文革中群众大会上，公开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然而，在处理刘少奇的接替人问题上，最让毛泽东苦恼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林彪，因为林彪当时并不想当第二把手。

　　林彪是一个比较旧式的“讲义气”的人，他认为毛泽东是自己的恩公，那么一切试图降低毛泽东威信的人，他都是不容忍的。林彪对刘少奇有气，因为刘少奇试图降低毛泽东的威信，而林彪则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刘少奇对着干。刘少奇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不敬态度，更引起林彪的愤慨。因此，林彪看不惯刘少奇，他要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帮毛泽东出一口恶气。

　　（22）

　　可是打倒刘少奇之后，谁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呢?林彪认为，不应该是自己，而应该是周恩来。

　　如果说中共能够得到中国大陆的天下，毛泽东的功劳第一，周恩来的功劳第二，那么林彪的功劳就是第三了。林彪对中共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他对中共是非常有感情的，他要保护这个党，维护这个党的利益。在林彪看来，周恩来当第二把手，是最符合党的利益的。

　　林彪也清楚，毛泽东对周恩来有防备，有猜忌，但林彪认为周恩来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认为毛泽东的猜忌是多余的。的确，在一般人的眼里，都认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要亲自先去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要时时关心过问，甚至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坐的沙发，周恩来要先试坐一下。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完成是一种“臣子”般的谦逊态度，这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傲慢，形成鲜明的对比。

　　林彪是个孤傲的人，能让林彪看得起的人很少。在党内，林彪最敬佩的是毛泽东，而第二敬佩的就是周恩来。林彪对周恩来的尊重，很多资料都有佐证。比如吴法宪回忆录中提到这么一段情节：

　　【“九大”期间，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林彪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

　　林彪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把周恩来的位置抬到“不能没有”的高度。林彪固然忠于毛泽东，但在周恩来的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同的。毛泽东希望林彪当第二把手，提防和制约周恩来，而林彪却认为周恩来是可以信任的，没有必要提防和制约周恩来，甚至认为周恩来应该当第二把手。

　　从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来分析，林彪对共产党的忠诚，超过了对毛泽东的忠诚。林彪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认为毛泽东当第一把手，周恩来当第二把手的共产党，是最稳定，最团结的格局，所以林彪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希望周恩来当党的第二把手。

　　（23）

　　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也很清楚，毛泽东知道，如果事先跟林彪讲，让他当第二把手，林彪是死活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妙计，就是事先不让林彪知道，先在党组织内，把林彪当第二把手的事情决定下来，搞成一个“木已成舟”，到那时林彪不同意也不行了。

　　于是，毛泽东跟周恩来等人商量好，决定了林彪当第二把手之后，才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北京开会。林彪来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定为党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接班人，大吃一惊。据林彪女儿林豆豆回忆说：1966年8月6日，林彪从大连赶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见了毛泽东就作揖，称身体有病，不能接受这个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说：“你想当明世宗?(不问政事的皇帝)”

　　林彪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个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林彪本人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对众人明确地说明：我是无奈地成为第二把手。第一，林彪表明自己原本不想干，他说“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第二，林彪表明毛泽东和中央未征求他的同意，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说“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第三，林彪表明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在林彪看来，“更合适的同志”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如果让林彪把第二把手的位置交给周恩来以外的人，林彪是不愿意的。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他是很愿意林彪取代刘少奇的。因为周恩来跟刘少奇的关系并不融洽，刘少奇对周恩来也不够尊重。而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比较融洽，对周恩来的态度非常尊重，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比较好共事。而且，有林彪作为中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之间矛盾可以得到缓冲。因此，周恩来对林彪当接班人，也是满意的。

　　（24）

　　刘少奇不仅是中共“三巨头”之一，而且是党内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党内有一批支持者，更有一批同情者。因此，毛泽东仅仅打倒刘少奇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扫净刘少奇在党内的路线，消除刘少奇在党内以及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打倒刘少奇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工程，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降职”，第二个步骤是“批臭”，第三个步骤才是“打倒”。

　　在第一个“降职”步骤，毛泽东寻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为突破口，撤掉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但仅仅撤了刘少奇的职，刘少奇的路线还在，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还在，随时可能复辟和卷土重来，所以仅仅撤职是不够的，还需要展开大批判，把刘少奇和他的路线“批臭”。

　　因此第二个“批臭”步骤是重点工程，这个“批臭”工程搞了差不多两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毛泽东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从各个方面对刘少奇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进行狠批、猛批，把刘少奇彻底批臭。

　　把刘少奇批臭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打倒”步骤。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给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宣布把刘少奇彻底开除出党。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严厉地处分刘少奇，是因为毛泽东想制造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枪毙了贪官张青山和刘子善，杀一儆百，一时间没人敢贪污了。这次，毛泽东又试图把刘少奇的下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典型下场，希望以此来吓住今后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上面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我们在把话题转回到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步骤。毛泽东先要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作为对刘少奇进行降职处分的理由。可是刘少奇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要找刘少奇的错误很不容易，现在毛泽东终于拿到刘少奇的一个把柄，就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刘少奇派工作组跟毛泽东对抗，是因为他不太相信群众的力量，过分迷信党组织的力量。在1966年6月1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到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50多天时间里，刘少奇完全有机会争取群众，完全有时间把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可是刘少奇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以为群众总是“怕”官的，没有人敢跟党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工作组对抗，所以刘少奇始终对学生采用僵硬的“压”的方针。刘少奇认为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能打败，对付几个小小的学生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和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了两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这两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但都被刘少奇否决了，可见那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还有自信，也没把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放在眼里。

　　（25）

　　但在这时，周恩来认为刘少奇应该改变僵硬的态度，应该撤出工作组。周恩来是比较给人面子的，因此他没有在会上公开与刘少奇唱反调，而是在会后找刘少奇私下谈话。7月23日晚，周恩来跟刘少奇单独谈话，后来邓小平也加入进来。这次谈话似乎进行得不如人意，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于是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公开。周恩来的信如下：

　　【少奇、小平同志：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合，并致敬礼!周恩来。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谈了四个问题。第一，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他说：“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因看法不尽一致。”周恩来与刘少奇的不同意见，就是周恩来主张撤工作组，而刘少奇不同意。

　　第二，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面子，这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特点。他说：“在派北京工作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刘少奇派工作组也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给别人提意见时，都要肯定对方不是完全错的。这次，周恩来一方面肯定刘少奇派工作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又主张撤工作组。

　　第三，周恩来对刘少奇提出“抱怨”，他说：“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从工作关系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周恩来的上级，那么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周恩来到底应该听“哪位上级”的指示呢?

　　在官职上，毛泽东比刘少奇高一些，似乎应该听毛泽东的指示;但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刘少奇是一线领导。也就是说，刘少奇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而毛泽东不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

　　打个比方，军队里一个团长的顶头上司是师长，团长接到师长的一个命令，可是军长又给这个团长发来一条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个团长是应该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呢?还是应该服从比师长高一级的军长的命令呢?

　　很多国家的军队中，都有明文规定，团长必须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这样军队才不会出现指挥系统的混乱。按照外国的规定，周恩来应该听刘少奇的命令，但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中共的党章中也没有规定。

　　因此，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以下的高官们，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因此，周恩来在这里对刘少奇，也是对毛泽东提出了“抱怨”，提出应该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定，规定一个人应该优先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还是优先服从来自更上级的命令。所以，周恩来在信中说：“工作关系要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26）

　　第四，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建议，希望他亲自去大学看看大字报。但周恩来不会明说，而且巧妙地说“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这里周恩来暗示刘少奇，也应该去看看大字报，直接了解现场的第一手情况。

　　刘少奇的工作作风，是比较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是比较大的。北京各个大学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刘少奇却只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不肯或者不屑去现场直接看大字报，直接体会现场的气氛和群众的力量。

　　周恩来本来也是赞成中央派工作组的，可是周恩来看了现场的气氛之后，发现工作组真的不行了，所以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官僚作风是不满的。

　　而刘少奇仍然不肯去现场，所以感觉不到现场的气氛，只是听工作组的汇报。而工作组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总是要向上级“浮夸”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工作组在汇报中，把自己的作用抬高和夸大了。这样，刘少奇单单听工作组的汇报，就难免被“忽悠”，误认为工作组真的很“行”，所以做出不撤工作组的错误决定。

　　前面我们提到，在7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也公开提议撤工作组，但刘少奇仍不同意撤工作组。然而，工作组很快就被造反学生打倒，并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到这个时候，工作组想不撤都不行了，所以在7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也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

　　尽管刘少奇同意撤工作组，但他并没有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有一部分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是错的，还有一部分工作组是正确的。刘少奇特别要坚持一个工作组是正确的，那就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因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如果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是错误的，那么王光美就是错误的，进而刘少奇的错误也就逃不脱了。

　　因此，力保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是刘少奇底线中的底线。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与刘少奇单独谈话了，于是7月27日，刘少奇找到康生单独谈话，试图说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然后通过康生把这些情况转到毛泽东那里。后来在文革中，康生披露了那次刘少奇找他单独谈话的内容，康生说：

　　【7月27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刘少奇)单独找我谈话，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情况不太清楚。”

　　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说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那是错误的。”

　　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说：“蒯大富不是革命的。你们说是镇压，那是不对的，不是镇压。”

　　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这叫辩论吗?”

　　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27）

　　刘少奇的“说明”并没有起作用。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步棋，看到了蒯大富案子是刘少奇的软肋，所以毛泽东要蒯大富案子把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犯错误的铁证，并早就着手搞蒯大富案子的材料了。

　　7月19日，蒯大富被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7月22日，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蒯大富回忆说：

　　【7月22号，工作组的人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

　　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隔着一个很小的书桌，那两个人坐在一边，我坐在他们的对面。

　　那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

　　我哪里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啊!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组织。我以为他们又蒙我了，我已经被“整”糊涂了，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干嘛要对他们讲那么多啊。

　　我当时大概只讲了十来分钟，简单地回顾了这二十多天的情况，写了三页纸，说：“工作组进校后，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

　　他们两人见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但当时完全是没感觉。】

　　蒯大富被“整”怕了，不肯多说，这让毛泽东不好办。当然毛泽东也清楚蒯大富有顾虑，于是在7月29日，亲自点名蒯大富，让他参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蒯大富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大会的，只是感到他被领导关怀和重视了，心中的警惕有些放开，但还是不太敢讲话。

　　蒯大富不开口，这个案子就搞不下去，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他亲自找蒯大富谈谈。

　　7月30日，蒯大富得到通知，说晚上有人找他谈话，让他在清华大学的甲所等着。蒯大富回忆说：

　　【甲所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全校因为反修正主义，扫四旧嘛，那时候坐沙发就是修正主义啊，沙发都没有了，唯一就是甲所还有沙发。

　　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等了七个多小时，我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有人把我摇醒，说：“找你谈话的人来了。”

　　那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这个形象绝对是认识的，他在电视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认识。当时我就蒙了，蹭地站了起来。

　　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周总理说：“你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草民小人物，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

　　后来周总理的秘书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

　　秘书把我给按坐下了，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还是很紧张。】

　　（28）

　　蒯大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周恩来这么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突然间降临到他的身边，还跟他亲切谈话，这好像就是梦幻中的童话故事。可是今天，童话居然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蒯大富激动万分呢。

　　周恩来为什么要来跟蒯大富这么一个小人物谈话呢?当时蒯大富根本没有想这个问题，也来不及想这个问题，他只是感到又幸福，又紧张。那时，蒯大富不知道王光美是他们学校工作组的顾问，更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所以蒯大富无法想象，他讲的这些材料将成为刘少奇镇压学生的“罪证”。

　　蒯大富回忆说：

　　【周总理看我比较紧张，一开始就跟我拉家常，问我家在什么地方?父母是干什么的?他这么轻松地说，我感到他没有任何的敌意，最起码不是以审问的姿态出现的。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跟大人物说过话。唯一见到了一个薄一波，薄一波对我冷嘲热讽的，从来没有好好说话，所以我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这样对待我。我逐渐冷静下来，坐在沙发上的半个屁股也坐正了。

　　周总理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摆那个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

　　周总理接着说：“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话。请你把你所知道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把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说，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我纯粹是毕恭毕敬地说：“总理，我郑重地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向总理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到的，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然后我开始讲，总理的秘书做记录。周总理自己也拿个本子记，但记得不多，有时他也问一两句，但基本都是我在讲，他在听，我从凌晨两点讲到五点。

　　五点天亮了，周总理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我下面有个会，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午七点我派车来接你，去人民大会堂我们继续说。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一起谈。”】

　　第二天，蒯大富找了三个同学，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跟周恩来讲情况。而这次周恩来也不是单独一个人，他叫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起来听蒯大富和他的同学讲清华大学的情况。这次蒯大富等四个学生又讲了三个小时，秘书把他们的讲话记录在案，然后周恩来派人送他们回学校。

　　周恩来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找蒯大富这么一个小人物谈话呢?因为这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找蒯大富谈话的，周恩来也明确地对蒯大富说：“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话”。

　　毛泽东让周恩来找蒯大富谈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搞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和证据。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帮毛泽东搞“整”刘少奇的材料呢?

　　（29）

　　前面我们提到，根据吴法宪的回忆，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用非常斩钉截铁和毫无商议余地的口气，对周恩来说：“我对刘少奇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毛泽东很了解周恩来，他知道周恩来个人对刘少奇并无好感，但周恩来总是顾全大局，凡是影响党的团结与稳定的事情，周恩来都是反对的。罢免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对党的冲击波太大了，所以周恩来不会赞成罢免刘少奇。如果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周恩来：“你看把刘少奇拿下来怎么样?”周恩来肯定会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婉言反对罢免刘少奇。

　　毛泽东明白，罢免刘少奇这件事，是不能跟周恩来商量的。因此，毛泽东用完全不给周恩来说话余地的口气，非常斩钉截铁地对周恩来说：“我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果然，在毛泽东坚定的态度面前，周恩来妥协了，他只得同意罢免刘少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那就是跟毛泽东翻脸了，那就很可能出现周恩来最担心的事，也是周恩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那就是毛泽东另立中央，重上井冈山。

　　既然周恩来同意了“拿掉刘少奇”，那么毛泽东要求他帮助搞罢免刘少奇的证据材料，周恩来就无法拒绝了。

　　周恩来这次搞材料，也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如果是一般人办这件事，很可能是自己高高在上地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派人把蒯大富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谈话。如果是这样，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就会紧张和顾虑，不敢畅所欲言，这样很多真相就无法搞清楚了。

　　因此，周恩来第一步要打消蒯大富的惊恐感和紧张情绪，所以他不惜屈尊，亲自去学校找蒯大富谈话，用平等的姿态，和蔼的语言，打消了蒯大富的紧张和顾虑，让蒯大富敢于放开讲话。但周恩来与蒯大富两个人的单独谈话，是不能当作证据的，所以真正的谈话，其实是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谈话。

　　第二天，周恩来让蒯大富叫三个同学，作为蒯大富的证人，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谈话。而周恩来也叫来谭启龙和江渭清一起听，作为周恩来的证人。这样，周恩来搞出来的材料就比较真实可靠，无懈可击。

　　那么毛泽东具体是哪一天当面跟周恩来甩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呢?从各种迹象分析，应该是在1966年7月27日。这个推测主要有三个证据：第一个是证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7月27日这天，毛泽东两次找周恩来单独谈话，这是非常异常的;第二个证据是7月27日至30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所以毛泽东要在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把罢免刘少奇的事情内定下来。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第一，会议公报的送审传阅名单上，居然没有刘少奇;第二，在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即是林彪;第三，公报初稿上，曾引述的刘少奇几天前的一段讲话，被删掉了。

　　（30）

　　这三件事表明，刘少奇在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层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最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过是在名义上追认这个决定而已。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的呢?据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回忆(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7月28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清华大学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从刘涛的回忆可见，刘少奇应该是在7月28日，知道了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所以才异常激动地说了那么一通话。这也可以作为第三个证据，显示毛泽东是7月27日当面跟周恩来说“拿掉刘少奇”。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讲话。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在公共场合讲话。

　　会上邓小平第一个发言，然后周恩来作了讲话，他一方面肯定工作组都是好人，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央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周恩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周恩来这里用“我们”这个复数词，有意减轻刘少奇个人的责任，体现出周恩来虽然同意拿掉刘少奇，但还想尽量缓和刘少奇的错误。

　　最后是刘少奇发言，他应该也预测到，这很可能是他自己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话了，所以刘少奇要珍惜这次机会，乘现在还有话语权的时候，要把他想说的话赶快说出来。

　　第一，刘少奇要替自己辩护，他不承认他派工作组有错，认为当初中央决定派工作组是正确的，现在中央决定撤工作组也是正确的。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是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了，所以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第二，刘少奇要说出自己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这里，刘少奇隐晦地说，他对毛泽东搞文革有异议，而且不止他一个人，中央其它领导人对毛泽东搞文革也有异议，所以刘少奇说：“革命怎么革，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第三，刘少奇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罢官，很快就要“挨整”了。在中共党内，“整人”是很常见的事，毛泽东挨过王明的“整”，被“整”得够呛;周恩来挨过毛泽东的“整”，也被“整”得够呛;可是幸运的是，刘少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挨“整”的经验。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整”别人整过不少人，但他却没有被别人“整”过。

　　（31）

　　中共有“整人”的传统，所以每个中共高官，在当官之前，都要做出“五不怕”的思想觉悟。据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曾特别跟他讲过“五不怕”的问题。

　　1957年6月，当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叫吴冷西去他的卧室谈话。吴冷西还以为毛泽东又什么机密相授，而毛泽东却郑重地对吴冷西说，要他做好“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吴冷西回忆说：

　　【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现在的中央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所以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后而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书，《孙子兵法》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那时看的。”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我回答说：“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我想不至于。”

　　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当时吴冷西还没有体会到毛泽东这段话的深意，但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才感叹毛泽东的这段话意义至深。

　　从毛泽东这段话也可见，当时在中共当“高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而刘少奇作为中共的第二把手，几乎就是“高危职业”中最危险的，因此，刘少奇也准备好了这“五不怕”。几天后，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尽管刘少奇说“五不怕”，他也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在延安整风时，打人、酷刑等暴力整人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大家都感到“暴力整人”过于残酷，应该制止，因此在党内制定了制止“暴力整人”的规定。此后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中，都没有发生暴力整人的情况。

　　所以，刘少奇对在党内“挨整”，还不太担心，他知道党内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不会再出现暴力整人了。但这次情况却不同，刘少奇面对的，并不是中共党员来“整”他，而是非党员的党外群众来“整”他。这些党外群众，不会理会党内禁止暴力整人的规定，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32）

　　1966年7月29日的讲话，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要利用这次最后的机会，跟党外群众说，不要干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大篇幅地讲到“保护少数”的问题，特别是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

　　【运动中要保护少数，因为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就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就可能变成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但我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他是少数。

　　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没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对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

　　现在看来，刘少奇向党外群众提出“保护少数”，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表现了刘少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洞察力。刘少奇这里讲到的问题，他后来几乎都遇到了。后来刘少奇本人遭到无情和粗暴的批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众没有“保护少数”的思想，认为对待坏人就要冷酷无情。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听众对他报以鼓掌。这只是礼节性的鼓掌，感不到群众对他有特别的崇拜或爱戴。这时，有人给刘少奇递过来一个纸条，刘少奇一看，立即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看望我们大家了!”

　　刘少奇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出现，参会的师生更没想到，于是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走上台来，他没有同讲台上的刘少奇打招呼，甚至没有看刘少奇一眼，只是向欢呼的师生们挥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非常冷淡。

　　毛泽东在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在鼓掌雷动中率先离开了会场。毛泽东走后，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依然经久不息。而刘少奇却十分尴尬地站在台上，因为这些掌声和欢呼声不是给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众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的鼓掌，对毛泽东则是雷鸣般的欢呼，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说：“在大会开始前，毛泽东隐身坐在幕后，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讲话，当刘少奇说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时，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实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既然刘少奇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也就不可能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话，因此这个传闻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会场呢?大概毛泽东是想给刘少奇一个精神上的打击，让刘少奇威风扫地。毛泽东要用具体的事实让刘少奇知道：拥护你的人有多少，拥护我的人有多少。

　　（33）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打响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先罢掉刘少奇的官。

　　罢刘少奇的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战争，它跟真的战争一样，不能只考虑杀敌，也要考虑自己为此而付出的损失和代价。如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罢掉了彭德怀的官，但他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毛泽东损失的就是他在党内的威信。很多人为彭德怀鸣不平，以至于后来为彭德怀平反翻案的呼声不断，让毛泽东很被动。

　　这次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罢官的教训，他要在罢刘少奇官的同时，使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低。毛泽东的威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党内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党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众中的威信。

　　毛泽东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场一片欢声雷动，欢呼声长达10分钟之久。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参加这次“积极分子大会”的人，都是对造反特别积极的人，比如聂元梓、蒯大富等都在里头，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推崇和拥护。而那些对造反不积极，冷漠，甚至反对的人，并没有被选来参加这个大会，因此这个大会上对毛泽东欢声如雷，并不能代表毛泽东在整个知识分子界中的威信。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确是相当高的。

　　可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特别是在党内高层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这次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但毛泽东又做出指示，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聂元梓等47名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毛泽东让这些人参会，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数，以免出现冷冷清清，没人支持的尴尬局面。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革命师生代表，只能列席参加讨论，并没有表决权。

　　在8月1日的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发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他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开五天会。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参加，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再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五月份中央对彭真、罗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决定。

　　（34）

　　这里，毛泽东用了一点小花招，他在会议的一开始，没有透露要在这次大会上罢免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试图把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小。如果毛泽东一开始就突然提出罢免刘少奇，参会的高官们就会不理解，想不通，很难让人们心服，毛泽东本人的威信也会大受影响。

　　所以，毛泽东要先搞一个“打通思想”，制造舆论的过程，先指出和批评刘少奇的错误，让参会者逐渐认识到，刘少奇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确应该被罢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后，毛泽东再宣布罢刘少奇的官，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威信损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事情。尽管很多高官从预备会议材料的传阅名单中，嗅出来刘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没想到刘少奇会被罢官。这时，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

　　邓小平宣布了会议日程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告，汇报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刘少奇起草书面报告，所以刘少奇只得作一个口头报告，周恩来加以补充。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被排除出决策层，对这次大会的具体细节不清楚。但从邓小平宣布的大会议程来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问题，这让刘少奇有点放心下来，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大会上，对他进行罢官。这样刘少奇又被毛泽东所麻痹，没有事先做出准备，后来被毛泽东的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刘少奇开始做他的报告。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这些事情上刘少奇并无错误，也没人提出问题。刘少奇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这时，刘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损害了党中央的威信，刘少奇必须为此负责。

　　刘少奇自我检查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责。”

　　陈伯达不满刘少奇的说法，因为他曾三次提出过撤工作组，都被刘少奇否决了，于是陈伯达插话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刘少奇知道上次否决了陈伯达的建议，这次陈伯达要对他发难了，刘少奇对陈伯达的问题解释说：“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过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伯达同志提出书面意见，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派工作组，我也发言要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35）

　　这时毛泽东不客气地插话，讽刺地说：“当时只讨论‘去’的问题。”

　　刘少奇料到毛泽东会对他不客气地批评，心里早有准备，他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讨论‘撤’的问题，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不客气地继续发难说：“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知道，他现在的地位很被动，不能跟毛泽东争执，更不能争吵，否则会被毛泽东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泽东气势汹汹地“骂”一通，还能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因此，刘少奇心平气和地再次解释说：“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党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步步紧逼，反问说：“怎么会中断呢?”

　　刘少奇继续解释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还要看一看。同时，等主席回来后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

　　陈伯达也向刘少奇发难，说“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接过陈伯达的话，用讽刺的口吻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知道毛泽东是在讽刺刘少奇，也帮腔说：“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泽东又接过陈伯达的话，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贴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有人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评，击中了刘少奇的要害。毛泽东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是发动群众打倒干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刘少奇不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而是相信“干部比群众高明”，他认为自己和一批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要比那些群众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刘少奇的战略，就是动用干部压制群众，大人物压垮小人物。

　　但最后的结果证明，刘少奇的党员干部们，并没有显示出超出群众的智慧，并不高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但在辩论会上，他们居然辩不过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蒯大富。刘少奇的老干部们，除了以势压人的手段之外，显示不出任何比学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真的还不如群众高明，应验了毛泽东说的“群众比干部高明”。

　　（36）

　　刘少奇也发现他的工作组的那批老干部，的确不太高明，但此时后悔已经晚了。刘少奇只得继续解释说：“这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

　　这里刘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地方，因为事实上，他在7月24日，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组。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参会的中央委员不知道，所以刘少奇要对一般中央委员“遮掩”他与毛泽东分歧。

　　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这天的大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毛泽东期待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本想出现一个群情振奋的场面，他一带头批刘少奇，众高官一齐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轰刘少奇，出现一个一边倒的局面。可是毛泽东在会上频频咄咄逼人地对刘少奇发起进攻，但附和毛泽东对刘少奇进攻的，还是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几乎没有人插嘴发言，大家都缄口不言，就是周恩来也紧闭嘴唇不说话。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这个党的领袖。在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被万人欢呼，不知比刘少奇威风多少倍。可是在党内会议上，毛泽东的威风没有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反应冷冷清清，这让毛泽东感到很不爽，甚至有点尴尬。毛泽东这次对刘少奇的进攻，可以说又“输”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还要继续战斗。毛泽东看出来，之所以会场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是风向标。周恩来不说话，众高官就跟着不说话，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来身上。

　　第二天，按照会议日程，本应该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可以毛泽东却宣布第二天继续安排开大会，指名让周恩来发言，他要逼周恩来表态。

　　在1966年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做出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举措，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为毛泽东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已经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

　　在此之前，红卫兵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宣布为“非法组织”，指责红卫兵组织“非法煽动群众，进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毛泽东的这封写给红卫兵的信，不但为红卫兵平了反，还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红卫兵风暴。关于红卫兵的话题，我们放在后面专门叙述。

　　（37）

　　8月2日上午，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从知晓。下午，周恩来在全会的大会上发言。周恩来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但他不会替毛泽东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周恩来不会干这种“给别人当枪使”的傻事。

　　周恩来知道，如果他积极地打出反刘少奇的旗帜，那么就会有人认为这是周恩来嫉妒刘少奇，想打倒刘少奇取而代之，这样就会有损于周恩来的威信。因此，周恩来要等毛泽东自己亲口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他不会替毛泽东干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泽东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不得不发言。不过对于周恩来来说，应付这种场面，是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在发言中，先讲了一大段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后说：“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知道，罢免刘少奇，绝不会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开这个嫌疑。因此，周恩来先埋下伏笔，说“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样一来，以后毛泽东罢免刘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与周恩来无关了。

　　周恩来继续说：“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派工作组的错误，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这里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指出毛泽东“撤工作组”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周恩来又主动为刘少奇分担责任，说”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这样就消除了他对刘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既支持了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但又帮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这样周恩来就在高官中，树立起一个“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

　　（38）

　　周恩来8月2日的讲话，尽管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支持，但周恩来只是不点名地婉言批评了刘少奇几句，不痛不痒的，所以周恩来发言之后，会场上仍然十分沉闷，应者寥寥。这让毛泽东既不满，又无奈。看来毛泽东只有再次亲自出马“批”刘少奇，才能打开这个局面。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单独召开只有政治局常委和少数高官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样的小会上，可以不必顾忌地“发脾气”，更加大胆地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一开始先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工作组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方向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毛泽东把工作组的错误，上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按照中共的惯例，如果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经过深刻检讨之后可以过关;而一旦犯了路线性的错误，就必须下台了。所以，毛泽东指出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就应该为这个路线错误负责，就应该下台。

　　毛泽东在这里还特别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及刘少奇的问题，这时才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参会的高官们凭自己的政治经验，明白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了，但并没有人站出来，向刘少奇发难和开炮。这些高官在思想上与刘少奇有共鸣，认为工作组即使有错，也不应成为路线错误。

　　毛泽东看出众高官思想上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为了“打通”众高官的思想，毛泽东继续讲话，具体说明刘少奇的错误。毛泽东说：“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别人提意见，就是听不进，还说‘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北京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那就看你站在哪个阶级的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了。”

　　毛泽东这里批评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批评刘少奇不听别人的意见，也就是不听陈伯达撤工作组的意见;第二，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毛泽东指出：北京新市委已经站在了资产阶级的方面，因此反对北京新市委是应该的，是正确的。

　　众高官对毛泽东的“打通”思想，反应并不强烈。毛泽东只得继续“打通”众高官的思想，说：“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的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

　　（39）

　　这里，毛泽东又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刘少奇不走群众路线，不相信群众;第二，刘少奇不允许群众贴大字报，用党纪、国法“压”群众。

　　但毛泽东“打通”思想的讲话，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仍没有人出来发言向刘少奇开炮，大家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

　　这不免让毛泽东心里焦急起来，因为如果大家一直闷不作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孤零零地讲话，会场上出现冷场，那么毛泽东就太尴尬了。

　　这时毛泽东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把对众高官“打通思想”的方针，改变为对刘少奇个人的攻击，试图激怒刘少奇，用“激将法”激刘少奇出来争辩。因为有刘少奇出来辩论，总比没人说话的“冷场”好得多。

　　于是毛泽东话锋一转，用挑逗的语气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这里用“有人越蹲点越……”来挑逗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两年前说过“没有蹲点的人，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毛泽东把两年前的话掀出来，试图激怒刘少奇。

　　进一步，毛泽东又给刘少奇扣一顶大帽子，说“对学生进行恐怖和镇压，是来自中央”，这个中央明显就是指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毛泽东又给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扣上一顶大帽子“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一下刘少奇终于被毛泽东激怒了，坐不住出来争辩了。

　　刘少奇本来是不准备跟毛泽东进行争辩或争论的，因为刘少奇越不说话，形势越对刘少奇有利。可是刘少奇的“修养”还是不够深厚，尽管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但他还是赶不上周恩来的忍耐功夫。在毛泽东挑逗性的发言下，刘少奇终于忍不住了，发话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

　　毛泽东继续挑逗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忿忿不平地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

　　毛泽东越发用挑逗的语气说：“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为什么怕群众?”

　　在毛泽东的挑逗下，刘少奇有点失控了，忿然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泽东见刘少奇发怒了，继续挑逗他说：“不怕群众，为什么不让人家贴大字报?说什么‘真正赞成民主’，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说过：让人家贴大家报，无非是我们这些人下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40）

　　刘少奇愈发失控了，当众顶撞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刘少奇这里说的“五条不怕”，就是毛泽东本人常说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回敬毛泽东，挑明说：“我是五不怕的人，看你拿我怎么样?”

　　如果刘少奇十分“低调”地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还不太好办，众高官也会同情刘少奇。可是现在，刘少奇十分“高调”地跟毛泽东对抗，用“五不怕”来要挟毛泽东，这不免让很多人觉得刘少奇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刘少奇这样对待毛泽东，就是要跟毛泽东翻脸了。

　　后来刘少奇冷静下来，也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在后来的检讨中特别说：“上次主席召开的福建厅会议，我的讲话不好，特别是讲的所谓‘五条不怕’，很不好。”

　　刘少奇说了过分的话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插话说：“有些人对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叶剑英的话，是婉言批评和提醒刘少奇：“你这种有恃无恐的姿态不好，不要以为毛泽东不敢处分你，几百万军队是支持毛泽东的。”

　　毛泽东很满意叶剑英在这个时候出来表态支持他，后来叶剑英一直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与叶剑英在这次会上的表态支持，有重大的关系。

　　毛泽东接过叶剑英的话，放出狠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虽说刘少奇的失态，帮毛泽东解了围，让毛泽东避免了冷场的尴尬。但这次会议，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输”了。他苦口婆心地试图“打通”众高官的思想，但众高官的思想不仅没有通，甚至还有不小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想：高官们之所以想不通，或许是他们没有到群众斗争的现场去亲自看看，没有亲身的体会。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周恩来带领众高官，去参加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亲身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月4日晚，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个中央委员，来清华大学参加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约两万人参加，大会从4日晚8点多一直开到5日凌晨2点，开了五个多小时。据蒯大富回忆那时的情况说：

　　【当时那个小轿车，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至少有两公里那么长，那时小轿车是非常少见的，不够级别的根本没有可能坐小轿车啊。刘少奇没来，主席台上是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连谢富治都搬个小凳子坐在下面。

　　（41）

　　谢富治，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啊，我们两人的两个小凳子坐得特别近。有人给我递纸条，谢富治就凑过来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我说：“能啊，你看吧!”后来我问他：“你贵姓啊?”

　　他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我说：“噢，你是谢副总理。”我们俩就是那一天认识的。谢富治特别和蔼，所以我对谢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说：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

　　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对蒯大富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那些反对给蒯大富平反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官僚主义的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

　　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调子很高，可是在重要的具体问题上，调子就低下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却把工作组的错误，降级成为“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其实是为刘少奇派工作组“开脱”错误。

　　之后，周恩来又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蒯大富回忆说：“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宣布：‘我主张对蒯大富同学、刘泉同学、刘才堂同学平反解放。’当场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这样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么程度。”

　　（42）

　　毛泽东除了公开让众高官去大学参加辩论大会，帮助他们“打通”思想之外，也让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暗地里“拉人”、“拉支持”，但这些都没有起到大的效果。据聂元梓回忆说，在八届十一中会议期间，江青请她去家里吃饭。聂元梓说：

　　【江青在一次小组会上，说她要请我到她家里去吃饭，那时候她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成员当时都住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江青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刘少奇把阶级斗争都搞到我家里来了。刘少奇派人安窃听器，派服务员监视我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我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我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发表不了，我要写东西，要改编剧本，搞样板戏，也处处受到限制。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

　　江青又说：“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二人生活非常奢侈浪费，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我和毛主席都多。王光美出国访问的时候，那么铺张，穿得那么漂亮，衣服换了又换。而我自己呢，生活俭朴，衣服也很少。”】

　　江青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话，让聂元梓大吃一惊，因为那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没有拿出来。江青还对聂元梓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见你。”】

　　由聂元梓的回忆可见，江青试图拉拢聂元梓，透露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消息，希望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时，向刘少奇开炮。可是聂元梓并没有如江青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开炮，毕竟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二把手，谁敢轻易向他开炮呢。

　　在中共党内，一时被批斗的人，之后又东山再起的事例很多。比如1943年彭德怀在延安被狠狠批了一番，但后来又东山再起了;周恩来在1958年被狠狠批了一番，后来也东山再起了。那么这次刘少奇被狠狠批一番之后，会不会又东山再起呢?

　　因此，高官们不肯轻易站出来批刘少奇，除了思想上同情刘少奇外，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他们还搞不清，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究竟有多大的决心。

　　在1953年的时候，毛泽东也说过不少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高岗以为毛泽东要拿掉刘少奇了，于是公开跳出来反对刘少奇。可是没想到最后刘少奇没事，高岗却倒成了反党分子。众高官心想：几十年来，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说不定他们两人吵一次架之后，将来又会和好的。现在，众高官接受了高岗的教训，在看不清毛泽东是不是真的下了决心打倒刘少奇之前，不表态是最安全的。

　　毛泽东也清楚，众高官不肯表态的原因，其中有高岗事件的后遗症。此时，毛泽东明白了，必须用一个什么方式，让高官们相信，他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于是在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世界明明白白地宣布，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43）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毛泽东宣布在战友关系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宣布在思想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刘少奇早年与毛泽东思想是比较一致的，甚至比毛泽东更“左”一些，是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1947年刘少奇在解放区搞土改，搞得很“左”，毛泽东还批评刘少奇太“左”了一点。可是后来，刘少奇的思想右倾了，毛泽东的思想反而左倾起来，两个人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达到决裂的地步。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右倾的呢?从现在透露出来的各种资料来看，这与他跟王光美结婚，有密切的关系。刘少奇是从事工人运动起家的，发动工人跟资本家进行斗争，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没有什么好感。可是1948年8月，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王光美结婚之后，使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前刘少奇喊“打倒资本家”，但并没有亲身接触过资本家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可是刘少奇跟王光美这个资本家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后，他很喜欢和欣赏王光美，进而爱屋及乌，对王光美的资本家岳父岳母很有好感，进而对王光美家族的资本家家庭很有好感，再进一步，又对整个资本家阶层有了好感，最后就开始对资本主义本身好感起来了。

　　夫妇双方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感染对方的气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夫人，都是出身贫寒家庭，身上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气息，所以也不会对她们的丈夫造成“感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江青：“江青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

　　而王光美有些像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一位有教养的，注重外表修饰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吧。王光美这样出身大资本家的人，常年生活在资本家的环境里，身上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气息，她的资产阶级气息就感染到刘少奇身上。刘少奇与王光美非常恩爱，这样一来，刘少奇就感染得更多了。

　　人的思想转变，受到身边最亲近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共产党员是要消灭资本家的，可是自己一旦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不免就会对资本家同情起来，会影响到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在中国轰动一时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主人公保尔与资本家女儿冬妮娅从恋爱到决裂的故事。

　　因此，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中共党内不少人对此是有看法的。当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曾在会上不点名地骂刘少奇说：“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44）

　　大家都知道，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是非常恩爱的，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对于掌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历史上不少皇帝因为“爱美人”，而毁了自己的江山。因此，旧中国有一种“迷信”，认为有权势的大人物，对女人的喜欢应该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宠爱”。一旦出现了“宠爱”，就会给大人物本身，甚至给国家带来灾祸。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这种迷信，但这里面也有一些科学的道理。男人一旦宠爱女人，为了让女人高兴，往往会一时冲动，不惜一切代价地作出一些事情。这种不惜代价的事情，最终往往会让男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仅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会损害到自己心爱女人的利益。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宠爱”自己的妻子，如果说毛泽东对江青还有一些放任，那么周恩来对邓颖超是很严格的。邓颖超在党内的资格非常老，是仅有的几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党员，按照资格和贡献，邓颖超完全可以在党政机关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毛泽东也多次提议让邓颖超出来工作，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因此，邓颖超在建国后一直没有职务，几乎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了。

　　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绝对不会喜欢家庭主妇式的寂寞生活，邓颖超本人也希望出去工作，但总是遭到周恩来的反对。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样做是“过于自私”，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周恩来的做法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

　　当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非常微妙，自己也是在走钢丝，非常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如果邓颖超出去工作，说不定在哪里一个不小心，就会犯错误。而一旦邓颖超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就会牵连到周恩来身上，弄不好就会让周恩来栽跟头，邓颖超就也要跟着栽跟头了。所以邓颖超不出去工作，自然也就不会犯错误，这样不仅保护了周恩来，也保护了邓颖超自己。

　　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丈夫在世时，都曾在政坛上大出风头，可是一旦丈夫去世， 就大难临头了。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丈夫生前默默无闻，而丈夫死后却大出风头，一路高官高位，成为全国政协主席。从级别来讲，全国政协主席与国务院总理是平级的，也就是邓颖超坐到与周恩来平级的职位。纵观中共高官的红色娘子军妻子们，能够做到与自己丈夫平级的职位，大概只有邓颖超一位。周恩来不仅生前保护了妻子，死后还给妻子留下一笔肉眼看不见的政治遗产，使邓颖超成为中共高官的妻子中最美满的一位。

　　王光美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当时的硕士顶得上现在的博士后，而且王光美的英文很好，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刘少奇看来，让王光美这样的人才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太寂寞冷落，有点太委屈她了，于是就想方设法带王光美出去，让王光美开心。

　　（45）

　　毛泽东去过两次苏联，都没有带江青去;周恩来出国访问很多次，也没有带邓颖超去。虽说资本主义国家有带夫人一起出访的习惯，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非要学这个模式，所以刘少奇完全可以不带王光美出国访问的。

　　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之后的出国访问，大部分都带上王光美，而且在国内接见外国客人的时候，也往往要带王光美一起会见。当时报刊电影上大登刘少奇携王光美出访的新闻，使王光美成为中国“轰动一时”的人物。王光美的风度气质不错，又可以充当刘少奇的翻译，在国际上得到了一致的称赞，也树立了新中国女性的国际形象。

　　如果是在今天，王光美这样的第一夫人，很可能成为国内女性追捧的明星人物。但在50年前的那个时代，王光美这样的做派就太“超前”了，不少人对王光美的“出风头”有抵触感情。据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儿子回忆说：“1960年代初，王光美随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多个国家，王光美也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父亲退休后跟我们闲聊，说那个时候感到王光美同志的出访，虽然是工作需要，但到处放映电影，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车招手，这在共和国是没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尚未有这样的‘风头’。”

　　可见，老干部们对王光美大出风头，是不太满意的。刘少奇宠爱王光美，让她“出风头”，这却反过来使刘少奇失去了一些自己在老干部中间的威望，又特别引起了真正的第一夫人江青的嫉妒，后来给王光美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凌辱和牢狱之灾。

　　刘少奇觉得王光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不出去工作可惜，所以积极鼓励王光美出去参与政治工作，并亲自为她捧场撑腰。1964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参与四清运动，让王光美亲自搞出一个“桃园经验”，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学习。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首创“夫人参政”的先例，这也为后来江青出来参政作出了先行榜样。

　　刘少奇在党内大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试图树立王光美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但刘少奇这样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这样一来，干部们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印象，反而被搞糟了。这里举一个例子，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4年夏天，忽然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是刘少奇讲话。……，刘少奇特别提到王光美说：“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46）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

　　李新的回忆，代表了当时中共高干对王光美的普遍看法，但刘少奇却没有察觉到这个严重的问题。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又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当工作组的顾问，把一件牵扯到自己生死攸关的非常重要任务，放手交给王光美这样的政治“生手”去干。果然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砸”了，搞出一个蒯大富案件，自己制造出一颗打倒刘少奇的炸弹。

　　刘少奇开始右倾后，开始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而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又间接地引发了1953年的高岗事件。

　　高岗1905年生，比毛泽东小12岁，比刘少奇和周恩来小7岁，比邓小平也小1岁，在党内高层属于年轻的一辈。高岗1926年加入中共，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一度权势接近于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但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毛泽东，他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过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先发展一个阶段之后，再搞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发展富农党员”和“党员可以剥削”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在1950年1月28日与中组部安子文等人谈话说：

　　【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中国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例如雇难民去做工，不能叫做剥削。凡是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在这种“不触动私有制”搞建设的风潮中，作为东北地区行政首脑的“东北王”高岗，独树一帜，带头在东北地区大搞社会主义改造，大搞公有制。因此，毛泽东对高岗十分欣赏，认为高岗的思想与自己接近，所以越来越重用高岗，经常与高岗单独谈话。

　　（47）

　　毛泽东与高岗的单独谈话中，说过一些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比如，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毛泽东曾对高岗说：“刘少奇的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

　　另外，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对高岗说了一些批评刘少奇的话，并不等于毛泽东要撤换刘少奇。毛泽东只是觉得刘少奇的思想与他不合拍，批评刘少奇一下，“推”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毛泽东就准备削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高岗接收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试图培养高岗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五个“巨头”。

　　毛泽东提拔高岗，只是想让他进入中共最高层，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并没有想让高岗取代刘少奇。可是高岗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想要“换马”了，想用他来取代刘少奇，于是四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高岗自以为已经得到毛泽东的最高信任，不免有点得意忘，在众人面前得意洋洋起来。高岗又私下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等，违反了中共的组织纪律。这样一来，他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毛泽东也觉得高岗这样的做法不行，辜负了自己的信任，于是从“保”高岗的立场，转到“批”高岗的立场。

　　而从高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而现在居然毛泽东也要批自己了，一时间想不开，就自杀了。

　　高岗这样的悲剧，在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领导为什么要突然提拔我?

　　领导突然提拔一个部下，并不一定真的是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或者真的想要重用他。提拔的目的，有时候只是为了权力的平衡，为了“掺沙子”，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可是被提拔的部下，往往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领导真的要重用自己了，于是就翘尾巴，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起来，结果得罪了很多人，很快造成自己的垮台，文革当中，不少人昙花一现地突然官升得很高，而没几天就被打倒在地，这里面很多都是因为高岗式的错误。

　　刘少奇在高岗事件之后，检讨了自己的右倾错误，积极跟上了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步伐，所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是1960年大跃进失败之后，刘少奇又回到他以前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又开始向资本主义倾斜，这就引发了他与毛泽东的第二次矛盾，继而诱发了文化大革命。

　　（48）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他一生中最具战斗性的檄文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本来是一篇短文，毛泽东却给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要理解毛泽东这篇大字报的意义，首先要理解《大字报》这种形式的特点。

　　人类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上级对下级有了不满，他可以进行批评。如果下级不听批评，上级可以用权力对下级进行降职，解雇，甚至监禁等处罚;相反，下级对上级有了不满，那他就只能提意见。但如果上级不听意见怎么办?这时候下级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忍气吞声，要不然就奋起造反。

　　造反有两种形式：非暴力和暴力。暴力造反就是武装暴动，而非暴力造反则是用游行、示威、大字报等手段，迫使上级接受下级的意见。因此，大字报成为下级对上级，或者群众对干部发泄不满，非暴力造反的一种形式。所以，从来都是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而没有领导给群众贴大字报的，因为上级完全没有必要给下级贴《大字报》来表达他的不满。

　　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是镇压，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是造反，这是人类社会的法则。毛泽东是刘少奇的上级，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不满，是可以使用批评、降级等镇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不仅是刘少奇的上级，还是刘少奇的兄长。从年龄上来看，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里，除了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之外，其他人都比毛泽东年龄小，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仅是领导，也是他们的兄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小弟应该尊敬兄长，是基本的礼节。因此，毛泽东可以摆出兄长的资格，在小弟们面前大咧咧的说话，不客气地批评小弟弟们，在态度上并无什么失礼的问题。

　　刘少奇年龄比毛泽东小5岁，又是毛泽东的下级，按理说，毛泽东对付刘少奇，应该使用上级对付下级的“镇压”手段，而不应该使用下级对付上级的“造反”手段。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用的是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就像是一位学校领导，给一个学生贴大字报来表示他的不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毛泽东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的，这就是为了“争取人心”。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之一，就是“谦虚”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中，处处表现出谦虚的态度。比如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其中特别指出毛泽东的谦虚态度。该文写道：

　　【毛泽东同志说：“我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毛泽东并没有摆出自己是“天才导师”的大架子，对下级或群众指手画脚地下命令、做指示，而是谦虚地说：“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当群众的小学生。”作为国家领导人，能有这样谦虚的态度，不仅会引起人们的好感，更会引起人们对毛泽东人品的佩服。

　　（49）

　　这次，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也是表示一种谦虚的态度。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用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下发一个批判刘少奇的中央文件。可是这种方法，会让人们对毛泽东产生“以势压人”的印象，影响毛泽东形象和威信。而毛泽东用《大字报》这种下级对上级的形式来批判刘少奇，就会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有谦虚的感觉，感到毛泽东不是以势压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好感。

　　同样，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文章措辞的口气也很谦虚，而且很短，只有两百多个字，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里面有“爱憎分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针对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憎”的态度，使用了“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等非常激愤的词句;而第二种态度，是针对这篇《大字报》的读者，毛泽东又表示出“爱”的态度，很客气地用了“请同志们重读……，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等建议和商量的谦逊词句。这样一来，使第三者的读者，不会感到毛泽东有以势压人的傲慢。

　　同时，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也是写给两种不同的人看的。第一种人是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高官们，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公开表示出他与刘少奇的彻底决裂，试图以此来打消那些高官们批判刘少奇的后顾之忧。

　　第二种人是一般党员和一般群众，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一方面是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给人以好感;另一方面，毛泽东采用了群众发明的《大字报》的形式，表明自己和群众一样：我也写《大字报》，我也要造反，我也是你们造反队伍中间的一员。这样一来，群众对毛泽东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觉得毛泽东是自己的“贴心人”。

　　很多人的印象，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凭着高高在上的伟大领袖身份，利用群众的“个人崇拜”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其实不然。人们往往只看到毛泽东强悍的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谦虚的一面。如果说毛泽东有“个人崇拜”，那么这个“个人崇拜”，也是毛泽东自己“经营”出来的，绝不是靠报纸上空洞地喊几句“天才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就能吹捧出来的。如果认为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吹捧毛泽东的口号，就能把人民群众欺骗了，那是太小看人民群众的智力。

　　（50）

　　毛泽东从来没有小看人民群众，他经常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用政治术语说就是“收买人心”。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也是一样，要想得到较多的选票，就要收买人心，而收买人心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亲民”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在“亲民”方面是很下工夫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从中学生的角度来看，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平易近人地亲自写信给他们，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毛泽东的亲近感。同样，毛泽东在文革中，亲自戴上红卫兵袖标接见红卫兵，表示他也是红卫兵的一员，使红卫兵感到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得到了红卫兵的人心，得到了红卫兵的真心拥戴。

　　另外，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也使用了一些谋略，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各次中央会议上，只是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从来没有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与1962年和1964年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出于对刘少奇的报复，而是另有考虑。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试图“打通”高官们的思想，希望他们认识到刘少奇犯了大错，应该罢官。可是高官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打通，这是为什么呢?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太小”，不足以成为罢官的充分理由。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大字报》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刘少奇的错误，不仅仅是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从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来，刘少奇的错误就是一贯的，历史性的，就有更多的理由罢刘少奇的官。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虚构传闻，说毛泽东曾在某次会议上，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从这个虚构传闻来看，毛泽东似乎说话很霸道，根本不给别人面子。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是很注意语气和风度形象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刘少奇多有讽刺，但绝不会像小孩吵架那样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明白，当众对刘少奇说这样没水平的话，并不能杀伤刘少奇，反而损伤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在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记录中，记载了他于1966年4月29日，在杭州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但毛泽东并不是当面对彭真说的，而是在彭真不在场的时候，跟第三者说的。毛泽东不会当面对彭真说这种霸道的话，因为这样做，与其说是羞辱彭真，更不如说是羞辱毛泽东自己。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当着刘少奇或彭真的面，说这么没有风度的话。

　　（51）

　　那么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呢?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饭厅里贴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有人撰文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还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旁边就坐着刘少奇和周恩来。”

　　这些说法都是传闻，实际上毛泽东出笼《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宣读，也没有张贴。

　　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草稿，由秘书徐业夫誊写在信纸上，然后送印刷厂铅印。铅印出来的草稿，毛泽东再次进行修改，然后正式铅印出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于8月7日在会议上发给每一位参会者。

　　8月7日，毛泽东突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原先的会议日程所没有的东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引起了参会者的震惊。

　　不过毛泽东在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还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事先“打招呼”。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手法之一是“打招呼”，他在宣布重大事件或人事变动之前，先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打个“招呼”，对他们解释一下这件事的原因，让他们不至于到时候过于惊讶，以及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说出“不该说的话”。凡是被打招呼的人，都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这也是表示一种信任。

　　毛泽东的“打招呼”，并不一定自己亲自出面，往往交给别人来办这件事，这次毛泽东让周恩来负责这次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的“打招呼”。

　　1966年8月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只有少数重要高官参加的打招呼会。据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吴法宪回忆说：

　　【周恩来突然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20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议。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8月5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52）

　　另外，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廖汉生也回忆说：

　　【(8月6日)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晚上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这张大字报，让我向大会传达，但后来主席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主席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廖汉生的回忆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后，又收了回去。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决裂”的问题上，曾经动摇过，等了一天。这一天，刘少奇如果登门向毛泽东检讨，或者向毛泽东送上一份检讨书，或许毛泽东会改变彻底打倒刘少奇的主意。可是刘少奇在这一天，并没有任何表示“反悔”的行动，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晚上最后下定决心，发表这篇《大字报》，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8月7日《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自然在参会人员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明白，它所要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抛出这张《大字报》，登高一呼，参会者就会积极响应，出现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攻之的场面。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群情激愤炮轰刘少奇的场面。尽管毛泽东已经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决裂，而且事先还让江青、康生等人作了一些动员，但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开炮。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江青曾私下找到陶铸谈话。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发言中向刘少奇开炮，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多数人的态度还是“很不理解”，但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只是闭口不言。陈伯达作为理论家，在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迅速写出一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从“理论上”支持毛泽东，但所起的效果也不大。

　　8月6日，毛泽东招在大连修养的林彪来参会，毛泽东希望林彪再现当年庐山会议的风姿。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毛泽东急招林彪来开会。林彪一到会，就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彭德怀，为支持毛泽东立了大功。可是这次林彪到会以后，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刘少奇，而是含含糊糊地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

　　林彪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和空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

　　（53）

　　【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不能像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建设，那样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在灵魂上大震动，像这次就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

　　林彪这些大话，都是理论性的，是与批刘少奇无关的。在批刘少奇方面，林彪的嘴很“紧”，他说：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这次运动开始时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由林彪的发言可见，他对刘少奇批判，是含含糊糊的，不痛不痒的，这当然让毛泽东不满意，但此时的毛泽东也无可奈何。至于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林彪来参会时，再三推辞让他当第二把手的接班人，但毛泽东不准，于是林彪心里也不快。

　　这次批判刘少奇，连最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没有立场坚定地，火力全开地批判。林彪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其他人，这样一来，批判刘少奇的大火，愈发煽动不起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批判刘少奇的应者寥寥，冷冷清清，不少人明显带有抵触情绪。因此，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倒刘少奇的计划，又失败了。

　　（54）

　　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从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这个目标毛泽东是完全失败了。第二个目标是从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然而罢免刘少奇，就等于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毛泽东还必须改组政治局常委。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必须经过一个“组织程序”，才能具有合法性。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的组织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共政治局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章》所说的产生程序很模糊，实际的操作过程是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提名。在党内推举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确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党主席对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步：预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提交目前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等额选举”。所谓“等额选举”，就是候选人是事先指定的，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的候选人。

　　第三步：决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预选之后，就提交党代表大会。在党代表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决选。决选也是“等额选举”，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赞成”或“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候选人。

　　第四步：移权。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之后，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就自行解散，把权力移交给新的政治局常委。

　　这样看来，产生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是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提名，第二个是预选。因为只要预选通过之后，决选一般都能通过的。

　　在“提名”的问题上，根据党规，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有提名新常委候选人的权利，但是决定新常委候选人名单和排名次序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党主席的，这也是党主席的最大特权之一。

　　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因为有“最后决定权”，在理论上，毛泽东是想提名谁都可以的，排名次序也是由他决定。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要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上进行表决和预选，因此，每次表决都是对毛泽东的一次考验。

　　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对他的住处毛家湾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从许多书籍或文件的空白处，发现不少林彪亲笔写的“心得”。在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句评价毛泽东的话：“他(指毛泽东)的最大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十分中肯。毛泽东并非人们想象的皇帝，他虽有非常大的提名权，但如果他提出的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不能得到多数赞成票通过的话，他这个党主席的权威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毛泽东对表决这件事，自然是非常忧虑的。

　　（55）

　　毛泽东很清楚，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如果损害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利益，那就不容易通过。现在毛泽东在高官中的支持率并不高，所以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不能过分得罪现任政治局常委。也是因为慎重，毛泽东这次不敢一下子拿掉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因为这样产生的冲击太大，弄不好会崩盘。

　　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分步罢官”的计划，一次搬动刘少奇一些，但又不能搬动太多。这次，毛泽东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只是把他的排名，从第二位，向后挪动到第八位。对刘少奇这样的处分，并不算太重，与1959年对彭德怀的处分相比，那是相当轻了。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提出的新常委候选人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泽东提名的新政治局常委中，7名现任常委全部保留，只是增加了4名新人，这样可以降低现任常委的反对情绪。新增加的4名新人中，陈伯达、康生和陶铸是毛泽东派的人，而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的人，毛泽东还需要照顾一下周恩来的“利益”。

　　关于新常委的名单，还有一个插曲。最初的名单中，陶铸排名最末(亦说排名第七)，在最后审定时，毛泽东把陶铸调到陈伯达之前。据陈伯达回忆说：“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

　　陈伯达这么做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为陈伯达一直从事秘书这种“秀才”工作，没有担任过具体的行政领导。而陶铸长期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行政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另外，陶铸曾经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部下。

　　陈伯达这里还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也就是说，这个常委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那么这个常委名单又是什么时候拟定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8月6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商议决定了新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周恩来年谱》这样记载：

　　【8月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周恩来)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周恩来年谱》中所谓的“到毛泽东处开会”，是指周恩来与毛泽东两个人开会。《年谱》同样证实了陈伯达的话，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

　　（56）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召开这次中央全会之前的7月27日，就与周恩来商议好，罢刘少奇的官，让林彪取代刘少奇，但那时还没有决定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在8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拟定了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和排名。

　　这次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这件事，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表现出刘少奇在此时已经彻底出局，失去了最高决策资格。不仅如此，在前一天的8月5日，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年谱》中这样记述：【8月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周恩来年谱》暗示说，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是毛泽东的意思。王光美后来也回忆说：【8月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原定安排，会见了赞比亚工商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权力，就是象征着停止他国家主席的权力，因为代表中国会见外宾，是国家主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刘少奇大概早就料到这些，所以“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而将要成为第二把手的林彪，居然也没有参与这次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策划，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与毛泽东商议之后，拟出一份名单，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是在拟好名单之后，才报告林彪的，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林彪的意见。

　　关于这点，我们以前曾经交代过，如果事先跟林彪商议，林彪肯定是不同意他担当第二把手的，所以毛泽东来个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得不当第二把手。

　　但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名单，好像耍猴一样，就把他推上第二把手的位置。从林彪看来，他这个所谓的第二把手，实际权力还不如周恩来大，好像是一个傀儡，所以他很不情愿地出任第二把手，并特别声明：“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毛泽东和周恩来定下名单后，下一步就是提交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进行预选。这个预选，不一定当面开会，也可以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把这份名单在各个现任常委中间传阅一下，同意的常委就写下“同意”，不同意的常委可以写“不同意”或者“保留意见”。从现在公布的情况来看，这次预选并没有开会，而是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进行的。

　　（57）

　　预选的结果，当然是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局改选名单，但是通过得很勉强。毛泽东在1967年5 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提到说，这次预选的结果，他是勉强过了半数。毛泽东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他们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陈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对这次政治局常委的改选名单，大概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同意，而刘少奇、朱德、陈云不同意，这样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通过，所以毛泽东说“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在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投了赞成票，这是后来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原因。

　　然而，毛泽东的这份政治局常委改选名单，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以前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是中央副主席，而陶铸、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并不是副主席，让他们排名在副主席之前，显得不伦不类。最后，周恩来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包括他自己，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新政治局常委名单通过预选后，8月12日在大会上进行决选，这当然是肯定通过的。不过大多数人因为事前没有被“打招呼”，所以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感到“震惊”。据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陈宽宏回忆说：“选举前，我在分发文件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单时，惊奇得不得了：刘少奇怎么排到了第八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王光美回忆说：【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

　　从王光美的回忆也说明，林彪对批判刘少奇是消极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58）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对与毛泽东来说，在这次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又是发脾气，又是写大字报，又是私下动员，又是召来林彪助阵，依然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要掀起批判刘少奇，但掀不起来，连林彪这个铁杆都不积极;毛泽东要罢刘少奇的官，但只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还不得不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十分被动，可是说是栽了一个跟头。

　　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还必须讲话。毛泽东首先说大家关心的召开中共“九大”问题，他说：“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然后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

　　毛泽东这里，没有强硬地说这次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而是谦虚地说：“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的实践。”毛泽东说这样谦虚的话，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会产生一些好感。

　　然后，毛泽东说到党内派阀问题，他说：“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这里，公开承认党内有“派”，他自己是一派，而刘少奇又是一派。毛泽东把党内的“派”，说成是“正常现象”，这是针对那些惊奇不已的中下层干部说的，因为这些人想不到毛泽东会与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发生斗争。毛泽东要告诉人们，他与刘少奇的斗争，也不值得奇怪，党内一直都有派系，有派系就有斗争。

　　之后，毛泽东又提到刘少奇的问题，他不点名地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再团结。”

　　毛泽东知道，这次他罢了刘少奇的官，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同情刘少奇。因此，毛泽东要安抚一下那些同情刘少奇的人，暗示他将来会给刘少奇出路的，这样可以使那些人对刘少奇的同情心有所减小。

　　最后，毛泽东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59）

　　毛泽东嘴上说“这次会是开得好的”，但他心里也明白，这次会议开得并不好，大部分高官的思想，并没有被毛泽东“打通”，他们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不少人在思想上对刘少奇有共鸣，有同情，这使得毛泽东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毛泽东的胜利，仅仅是在组织上罢掉了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官。但这也仅仅是把刘少奇在党内第二位的排名，向后挪动几位，还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只是获得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力量，已经相当空虚了。毛泽东想要依靠自己在自己党内的力量来彻底打倒刘少奇，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想要撤销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党内都很难通。因此，在此之后，毛泽东放弃了利用党内力量打倒刘少奇的试图，完全依靠群众和红卫兵来打倒刘少奇了。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用党内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但毛泽东失败了。最后毛泽东只好转而利用红卫兵和群众的力量，才达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如果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完全可以不召开这次大会，可以不必罢刘少奇的官，直接利用红卫兵和群众打倒刘少奇，这样的效果更好。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不仅自己在会上搞得灰头土脸，还埋下一个巨大隐患，那就是把林彪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因为毛泽东要在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就必须在组织上补充一个人来填补第二把手的空白，这个人就是林彪。如果毛泽东直接动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就不会产生组织上的空白，就不必硬把林彪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林彪不当接班人，他批判刘少奇可能更大胆一些，支持毛泽东可能更积极一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了也不要自己负责的话，那我们就会大胆去做，无所顾忌地去做。相反，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需要自己负责的话，我们就会谨慎得多，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林彪如果不是接班人的话，中国不管出了什么乱子，他都可以不必为此负责，他可以随时回家去养病。可是林彪一旦成为接班人，中国出了乱子，他就逃不掉责任。所以林彪从自保的角度来看，一旦成为接班人就不能乱来了，他要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因为他一旦踏上接班人的位置，就再也不可能托病回家去养病了。

　　毛泽东在1960年大跃进犯了大错，但那时林彪还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为林彪这样做，也不会有人说，林彪对大跃进饿死人应该负责任。也正是因为林彪没有责任，他才敢于大胆地支持毛泽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毛泽东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不硬推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反而会更加大胆和无所顾忌地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这样文革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结果。【本节完】

　　第十五节 红卫兵登场

　　（1）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看到自己在党内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倒刘少奇，于是马上改变斗争的方式。六天后的8月18日，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序幕。

　　在谈红卫兵运动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谈清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认识了这几个基本问题之后，再谈论红卫兵的各种行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问题是：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吗?

　　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认为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现在的影视作品，基本上把红卫兵描绘成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冷酷无情机器人。很多人认为红卫兵被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搞得失去了理智，被洗脑了，毛泽东一声号令，红卫兵就纷纷响应，盲目造反，干出各种荒唐和疯狂的暴行。

　　这种看法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更是太小看了人民的觉悟。当年中国固然是大搞个人崇拜，新闻报刊铺天盖地的宣扬毛泽东思想，每人一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捧成了“神”。

　　红卫兵虽然年轻，但也绝不是文盲，都是读了很多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绝不是毛泽东用一本“红宝书”，再挂上“四个伟大”的头衔，就可以把他们忽悠愚弄了的。

　　不少人之认为红卫兵被洗脑，他们的证据就是红卫兵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他们认为“狂热”就是愚蠢，“冲动”就是没有理智，一个人表现出来“狂热”和“冲动”，那就是被洗脑的表现。

　　的确，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有一个约定成俗的常识：谨小慎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聪明的;而狂热冲动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愚蠢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条古训：“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反而很愚蠢的样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成就不了大的事业;而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是狂热冲动的人。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批狂热冲动的人写下的。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除孙中山和黄兴年龄稍大外，主要成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宋教仁23岁，胡汉民26岁，汪精卫22岁，陶成章25岁等等。这几十个既没有枪，也没有钱的年青人，却要起来造反，试图推翻历经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成功了。1927年，毛泽东带领一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上井冈山，也要起来造反，试图与蒋介石的千军万马对抗，是不是也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也成功了。

　　（2）

　　毛泽东和林彪都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实上，毛泽东和林彪也有狂热和冲动的一面。林彪有一段著名语录，在文革时被编成红卫兵的《语录歌》，到处传唱。林彪的语录是这么说的：

　　【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巨大的胜利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有，但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林彪说“完蛋就完蛋!”，毛泽东说“打败就打败!”，这就是狂热和冲动的表现。文革早期，《林彪语录歌》非常受红卫兵的欢迎，因为它正好符合红卫兵们不顾一切造反的狂热心情。虽说红卫兵们有狂热，也有冲动，但他们同时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这就像毛泽东和林彪一样，有狂热，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产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红卫兵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破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习惯的崭新世界，红卫兵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虽然愚昧的红卫兵也有不少，但总体来说，红卫兵并不是一群没有头脑的愚昧之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是一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这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自古以来就有的天然情绪。当年的红卫兵，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只是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会出现大量的暴力行为?

　　红卫兵运动最被垢病的一点，就是打人的暴力行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孩子，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来自什么人的指使或教唆吗?

　　从现在的各种证据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人指使或教唆红卫兵使用暴力，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教唆红卫兵去打人。红卫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是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对坏人就应该使用暴力。

　　（3）

　　为什么红卫兵会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呢?这就牵扯到中国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性格，斗争性是比较强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好斗”。毛泽东多次对外国人说到过“中国人好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人吹牛皮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什么“爱好和平”。其实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达不到那么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时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说“中国人好斗”，是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个深刻理解。为了对比，我们看看邻居印度的情况。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争”。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来反抗暴力”。

　　这里看几个印度人非暴力抗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抗议良民证。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分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第二个例子是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盐税。甘地的支持者组织了几千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一排排的志愿者手挽着手朝盐库走去，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们乱棍齐下，志愿者任凭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队伍跟上去;第二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队伍再跟上去，他们平静地等着警察把自己打倒，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只是前赴后继，勇敢赴死。

　　第三个例子是发起全国步行运动。甘地为了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全国步行。跟随甘地步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步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的人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以无声的方式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

　　（4）

　　印度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甘地认为：“一切暴力都是非正义的，即使是对敌人使用暴力，也是非正义的。”这就像《圣经》里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甘地这样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可以被佛教故乡的印度广泛接受，但中国人是肯定接受不了的。

　　中国人认为对待敌人，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敢于用暴力反抗的人，才是好汉，否则就是太软弱，太窝囊，太没有男子汉的血性。这种“男子汉血性”的背后，就是“好斗”。

　　基督教、佛教等提倡非暴力的宗教，都不是在中国诞生的，而且在中国影响力也不大。中国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之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是讲“武斗”的，《红楼梦》里虽说没有武斗，但“文斗”也是很厉害的，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更是宣扬血腥武斗的东西。中国人喜欢看“斗争”的作品，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喜欢“斗”的。

　　中国人的“好斗”，当然并不是一个缺点。好斗，也就是争强好胜，往往是竞争和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好斗”。

　　红卫兵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中国人“好斗”的血性，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就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人的好斗性格。《造反宣言》这样写道：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滚到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不但要打倒清华附中的反动派，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不“狂妄”怎么行呢?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者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教唆，完全是他们自己写的，这充分表现出他们继承了中国人的好斗性格。这里所谓的“好斗”，就是承认对敌人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当时，红卫兵认为那些“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既然是敌人，对他们使用暴力，那就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红卫兵暴行的时候，不应该单纯地指责红卫兵施暴，更应该思考红卫兵施暴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更深层的东西。

　　（5）

　　第三个问题是：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发生过一次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是什么原因引发起人们对血统论问题的强烈关注呢?说到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另外一个重大意见分歧：驯服工具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1958年7月，刘少奇在《北京日报》报社又做了一次著名演讲，进一步阐明他的“驯服工具论”观点。后来刘少奇的演讲被整理成文章《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刘少奇在文章中说：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是一场关于“个性”和“党性”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异常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的斗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们，污蔑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党员，是“没有理想”、“没有头脑”、“没有创造性”的人，反对党员做党的工具，尤其反对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

　　【我们说，党员是工具，是党的工具，我们每个党员、主席、总理都是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有人说：“作党的工具也可以，但为什么非要作党的驯服工具不可呢?”他们对“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人瞧不起忠诚的党员，他们看到这些党员对党这样驯服，这样忠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有损他们的“自尊心”，有损他们的“清高”。】

　　【既然党员是党的工具，那么党员是作驯服的工具?还是作调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驾驭的工具，还是作不容易驾驭的工具呢?我们说，党员当然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任何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刘少奇的原文中“奋发有为”四个字是没有的，他只是说“做党的驯服工具”，彭真看后提了一点意见，加上“奋发有为”，最后修改成“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早在1939年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毛泽东就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观点。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专门有一节讲《党性与个性问题》，这很大程度是针对刘少奇说的。毛泽东说：

　　【党性与个性的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有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

　　（6）

　　【我们党有党性，每个党员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却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

　　【其实人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好处的。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木头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奋斗。】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党性和个性”问题上的分歧，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回忆说：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扬多次讨论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时也谈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异同。有一回周扬告诉我，在延安时，他同毛泽东谈过“党性和个性”的问题，那时延安有争论，刘少奇比较强调个性服从党性，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周扬说，毛泽东在“七大”做政治报告，第一个问题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要求独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个性”，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毛泽东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三点是：我行我素的作风，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满足现状的心态。这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倔犟个性，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就敢想敢说敢干，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和妥协。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做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

　　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驯服工具论”的态度，我们这里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刘少奇的一位司机，他回忆说：“我给少奇同志开一年车，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这样看来，刘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机当成是“工具”了。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样看来，毛泽东为人民没有了奴隶相感到高兴，当然也就不会欣赏“驯服工具论”了。

　　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这只是观点之争，并不是路线之争，所以没有引起两个人的重大冲突。

　　（7）

　　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教育方针上，又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大众主义”，而刘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义”，按照当时的流行话，称之为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争论。

　　毛泽东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兵开门，通过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而刘少奇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工业化所急需的大量专门高级人才，办教育的方向应该是高等化、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教育，重点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无疑问，中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术的专门高级人才。因此，刘少奇认为尽快培养这样的精英，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但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尽可能地提到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这是更重要的。不过从1953年开始，刘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从此教育界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方面。1955年，各种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停止招生，标志着教育的重点从“普及”倾向到“提高”方面。

　　此后，中国教育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中国也按照苏联经验，把教育与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密切结合起来。比如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核工业的计划，大学就按照这个计划，大量招收“原子能专业”的学生，直接为核工业培养高级人才。因为教育与工业建设直接挂钩，所以中国大学的设置，就变成以工科为主，“重理轻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学生占33%，而到1965年，文科大学生仅为6%，这是因为文科学生不是工业建设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旧中国是极其不同的。在过去的旧中国，大学是要缴纳高昂学费的，而且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还要自己找，并没有铁饭碗。因此，旧中国没有钱的穷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学的问题，因为上大学是有钱人的奢侈行为。

　　新中国以后，上大学免费，而且还包分配工作，大学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非常令人羡慕。还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学是很平等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数不仅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而且分数还决定进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

　　再有，以前的大学是每个大学自己招生考试的，比如一个考生想要考清华大学，首先他要有钱到北京来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于很多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而新中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样即使偏僻山村里的人，只要在当地考试，就能考上清华大学，所以对穷人非常有利。

　　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优待大学生制度，也激起了史无前例的考大学热潮。只要考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成为年轻人挤入上流社会的最捷径。于是以前对考大学不敢奢望的穷人，也纷纷挤入考大学的竞争大军，这么多人来竞争，使得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非常难考。

　　（8）

　　这种“分数挂帅”的考大学制度，一般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欢迎的，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这就是“革命干部”。因为中共是从农村起家的，来自延安的“革命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样也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文化素质，造成革命干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绩，普遍不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为，在“分数挂帅”的高考面前，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比较得益，而革命干部的子女比较吃亏。

　　刘少奇为什么要搞“分数挂帅”的高考体制呢?这个起源于他的“驯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学生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要培养听话的驯服工具，让学生围绕着分数死读书，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让学生参与太多的政治活动，把他们的心搞“野”了，就难于甘当驯服工具了。

　　自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很多革命干部据此提出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红”，却在分数挂帅的考场上，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较好，开后门非常难，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这样的结果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干部的子女，到头来居然还不如那些为革命没有任何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干部们不满了，他们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合理，提出高考不应仅看“分数”，更应该看“出身”，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根正苗红”子女，有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些革命干部的主张，却与刘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刘少奇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这样就不能让大学生太关心政治，不能太强调政治的东西。但是在广大革命干部不满的气氛下，刘少奇主管的教育界，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在中学给每个高中生作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宜录取。

　　不过政治审查并不很严格，当时的口号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现”，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平时表现比较好，还是能够通过政审的。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说：“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

　　因为刘少奇仍然坚持分数挂帅的“驯服工具”教育方针，“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学方面比较吃亏。尽管新中国的大学生受到极大的优待，而这些优待，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部们却没有很好地享受到，于是干部们的不满越来越大，进而引发起他们的子女们的不满。

　　（9）

　　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发起一次罢课事件，称“四六八学潮”。一批以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认为它是鼓励学生为分数而学习，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他们认为现行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因为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反而让“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受到冷落。因此，这些学生强烈要求在学校里推行阶级路线，要求把“家庭出身”作为学生评比和升学的重要标准。

　　文革开始后，中学生的不满与大学生的不满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们已经杀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光荣的“天之骄子”，他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并不强烈。而中学生们还要面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那些革命干部的红二代，特别不满不利于他们的教育体制。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部分革命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一下子就引发起关于“血统论”讨论的大爆发。

　　文革出现“血统论”，这个问题还是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不过毛泽东并不赞成“血统论”，这点他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两人反对“血统论”的动机并不一样。

　　因为持“血统论”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对象，就是这批老革命。如果毛泽东赞成“血统论”，承认老革命的子女是“红二代”，那就是间接地承认了老革命是“红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红一代”，毛泽东就没有了打倒他们的理由，因此毛泽东是不会赞成“血统论”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无法反对“血统论”。因为“血统论”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毛泽东反对“血统论”，就等于反对他自己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一来，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赞成也不好，反对也不好。因此，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就尽量不表态。

　　虽说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可以不表态，但是他对引发这场“血统论”争论的教育体制，却不能不进行改变。毛泽东改用“工农兵上大学”的体制，来取代文革前的“分数挂帅”体制。“工农兵上大学”体制，因为是推荐制，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们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一般工农也比较欢迎，最吃亏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了。

　　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体制重新回到刘少奇的“精英教育”路线上，但是2000年以后的教育体制改革，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收费，似乎又再次回到毛泽东的“大众教育”路线上。

　　（10）

　　我们这里再继续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根子比较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血统论”的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不同认识。

　　刘少奇本来是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可是当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并没有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反对毛泽东，而是提出一个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转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对现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防止“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用“合法的形式”来向共产党进攻。刘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典型地体现了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

　　【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现在的阶级敌人一不拿枪，二不收租，三不开工厂，都躲在后边去了。现在的阶级敌人跟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敌人已经变得聪明了，他们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或把持领导权。】

　　【过去我们曾用合法的方式对付国民党，用这个办法，国民党斗我们不赢，骗了它们，国民党没有办法。而现在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和平演变，比我们要搞得好。他们做秘密工作，作合法斗争，公开与秘密结合，比我们共产党员会搞。】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同于毛泽东，他认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还会进行反扑。因此，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类”，防止他们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反扑和进攻。

　　或许刘少奇已经隐约地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冲着他们这批老干部来的，所以刘少奇要把毛泽东发起的“阶级斗争”洪水，转移到“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身上。

　　从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刘少奇把握着宣传界，于是报刊杂志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进行宣传，宣传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中，首先要看一个人“阶级成分”。一个人是“红五类”，或者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认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敌人。

　　（11）

　　那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本人并不是黑五类，又怎么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呢?一般认为，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长期与黑五类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类的严重影响，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视“阶级成分”，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好坏，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质好坏的重要依据。同时，家庭出身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红五类”，被认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就是所谓的“自来红”，享有政治优先权，在参军、提干、入团、入党等方面都被优先考虑，成为“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册，受到各种政治歧视，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

　　不少人认为，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强调“家庭出身”，是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正确。强调“家庭出身”，其实是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刘少奇主导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报刊上大肆宣传“阶级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类”的反动性，这样就催生了血统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站在“当权派”高官们的利益立场上的，它不但没有削弱“当权派”们的利益，反而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们的支持;而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是要剥夺“当权派”们的权力，当然被高官们所反对。

　　毛泽东发起的文革，不仅打破了“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理论”，也彻底打破了“血统论”。那些曾经宣称具有“自来红”血统的高干子女的“红二代”，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为万人批斗的对象。那些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二代”，当他们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好汉，甚至连一般人还不如，一夜之间变成与黑五类子女一样的“黑崽子”。

　　人们看到那些“红二代”从高贵的红色贵族陨落为低贱的“黑崽子”，再也没人相信什么血统了，于是“血统论”也就不攻自破。只是“家庭出身”的问题，作为一种惯性，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填写表格等时候，还在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为批斗对象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家庭出身的问题更加淡出人们的视野。当然家庭出身的问题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经在人民中间自发地掀起过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主张《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高干家庭出身的谭力夫，而反对《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论》。现在有一种误传，说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被判死刑，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发言。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血统论》的，于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统论》的谭力夫被捕入狱。

　　（12）

　　遇罗克却在谭力夫逮捕入狱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曾发行几万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时并没有人找遇罗克的麻烦，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罗克因《出身论》而名声大起，经常参加各种辩论会，批判《血统论》。同时，遇罗克也写了大量抨击时事的文章，很多文章过于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当局的容忍限度，这成为他入狱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时《血统论》的谭力夫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而且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也已经平息了。因为此时大部分老干部已被打倒，持《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也沦为黑崽子，所以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血统论》了。遇罗克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论》，而是另外原因。

　　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据《判决书》，遇罗克的第一条罪状是“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这条罪状的来由是遇罗克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有很多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遇罗克的第二条罪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这些“反动文章”，应该主要指的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之后写的一系列抨击时事的文章，《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

　　遇罗克的第三条罪状是“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主要是指的“手榴弹事件”。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记载：1967年夏天，遇罗克到东北去看武斗，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遇罗克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盯上，认为他准备“阴谋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的第四条罪状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这是说遇罗克在关押期间的“认罪态度”不好。当时“认罪态度”的好坏，是判刑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遇罗克的“认罪态度”好一些，或者没有“手榴弹事件”，他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遇罗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罗克判死刑归因于他写《出身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血统论》的观点上至中央，下至群众都在反对，遇罗克批判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获罪于当局。

　　（13）

　　接下去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认识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最早拥护毛泽东搞文革的，是一批老干部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之前，已经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出现，这些最早的红卫兵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都是中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当权派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既然毛泽东要发动的文革，是要打倒这批当权派高干，那么这些当权派高干的子女，为什么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呢?这其实与当时中学生们最关心的高考制度有关。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教界展开一场文化大革命，集中批判三个问题：一、批判文教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批判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三、批判文教界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只是原则性的东西，机关和学校的情况不同，大学和中学的情况又不同，那么在中学搞文化大革命，具体应该怎么搞呢?很多学校向上级请示这次运动的具体搞法。

　　当时毛泽东在南方，北京还是刘少奇负责中央一线。刘少奇在听取北师大第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时，提出了中学文革的具体搞法，他说：“这次运动怎么搞法? 先斗争黑帮(走资派)，然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

　　刘少奇提出的文革具体搞法，很有概括性，后来被报刊概括为“斗、批、改”三个字，在文革中广为使用，毛泽东本人也采用了刘少奇的这个提法。这似乎有点讽刺意义，后来文革中用刘少奇自己提出的口号，来批判刘少奇自己。

　　在中学落实“斗、批、改”，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学是个级别很低的机构，除了校长勉强能称为“黑帮当权派”之外，合格的“黑帮”太少，批判的对象太少;第二，中学教师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权威，所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在中学也难于开展;第三，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分数挂帅”高考制度，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因此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都希望尽快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高考中引进“阶级路线”，把家庭出身作为考大学的重要指标。当刘少奇提出“斗、批、改”的口号之后，中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上，于是一些中学的中学生就直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呼吁立即改革高考制度。

　　毛泽东肯定了这些人的要求，1966年6月13日，中央作出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但中央的决定，一下子还不能传达到学生中间，于是毛泽东采用登报的方式来公布这个决定。

　　（14）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学生来信，信中说：“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因为功课不好，受到老师的白眼”，“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这两封信都请求中央立即废除现行的高考制度。《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两封中学生来信的同时，还发表社论公布了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社论》说：

　　【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

　　毛泽东作出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那些高干子弟，而是毛泽东认为“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不合理。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但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他决定改革高考制度，使一大批革命干部的子女大为受益。因此这些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成为第一批热烈支持毛泽东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之所以狂热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改变了高考制度，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大学，改变他们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干部还没有受到冲击，所以老干部的子女老红卫兵们，误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将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真心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后，大部分老干部成为打倒的对象，这时老红卫兵们才发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原来是要打倒他们的父母。于是老红卫兵们马上转向，开始反过来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高干子女。因为高干子女仗着父母的地位，胆子比较大，敢于造反，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头示范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学生才敢于起来造反。随后，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大崛起，它们人多势众，把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逐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红卫兵。

　　（15）

　　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阶级斗争就是“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特别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阶级敌人搞破坏。但在现实生活中，报刊上宣传的黑五类搞破坏的情况，其实基本上没有出现，黑五类早就投降了，哪里还敢搞破坏。

　　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黑五类投降了，放弃斗争了，所以“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红五类”的中间，反而出现了斗争。

　　红五类是指五类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尽管都是“红”的，但红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贫农“红”一些，贫农又比下中农“红”一些，最红的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两类人。既然把人分成“类别”，那么不同类别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特别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对自己“出身”的优越感更是超过了成年人。

　　在中学里，“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到自己比“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最有优越感的，当然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感到自己无比的光荣和优越，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态，这又反过来造成其他类别的人对他们产生出不满和反感。

　　所谓“革命军人”是指现役军人，“革命干部”是指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低于十三级的干部不算“革命干部”。在小地方，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学里，有一大批“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干子弟学生，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造成了平民学生的反感，以至于冲突。

　　最早诞生红卫兵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华附中有一大群高干子弟，但又不像城里的北京四中、师大附中那些学校，有刘少奇、陈云等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弟。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父母主要是厅局级的干部，部长级干部就算较高级别的了。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厅局部级干部家庭的学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面前，优越感是很强烈的。

　　同时，清华附中还搞了一些优待干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学校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女传达一些比较机密的文件，这种“知情权”的区别对待，自然让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还有，学校组织只招收干部子弟“军训队”，这些都加深了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立，以至于在1964年爆发出一次“熊娄事件”。

　　平民出身的学生娄琦与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熊刚的父亲熊向晖当时是古巴大使)，发生了打架，校长万邦儒却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的打架错误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高度。这样一下子引起平民学生的愤怒，学校食堂里贴满了大字报。

　　（16）

　　后来学校虽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让一般工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受到一种“血统”的无形歧视，“家庭出身”成为一道鸿沟，在学生中悄然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派别：干部派和平民派。阶级路线的调子越高，干部派学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荣，平民派学生对他们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后来这些情绪上的不满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

　　在“熊娄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因为平时纪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遇到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这时，王铭就扬言他要向团中央写信告状，控诉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把学校领导吓得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团支部立即发展王铭入团，而且入团後立即就让王铭担任团委的干部。

　　学校方面偏袒干部派的学生，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教训”。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干部子弟很多的学校，在“四清”的时候学校领导挨整，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因此清华附中的领导也很怕得罪干部子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袒护。

　　不过清华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却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个原因，清华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本人的出身，绝大多数都不好，校长万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们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个原因，当时对家庭出身的原则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来说，“重在表现”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些人都特别注重自己的“表现”，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喜欢。

　　因为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不喜欢那些自傲不听话的干部子弟，尽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们，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尽可能地照顾那些“表现好”而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他们挡不住“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于是就注重发展“出身不够好”但“表现好”的平民子弟入团。

　　1966年5月，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加入共青团，而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高级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说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但也不是红五类。

　　清华附中校方这么做，马上引起了一批高干子女的不满。他们认为，共青团应该是纯粹红色的团体。要保证这个团体的纯粹红色，必须保证共青团员来自于红五类的红色家庭出身，如果让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团，这个组织就会变颜色。

　　这些高干子女对学校的不满，一方面是来自思想上，他们认为老师对那些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过于“好”，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干子女的不满还有来自现实的利益。学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他们在高考时分数较高，挤掉了许多高干子女进大学的机会。

　　（17）

　　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时，卜大华、王铭等七个高干出身的学生，找学校团委提意见，而校团委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来吓唬一般的平民学生，当然是有效果的，可是这些革命老干部家庭出来的高干子弟，哪里怕什么“右派”的帽子。而且，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支持他们这样的“革命要求”。据卜大华回忆说：【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裕良副校长去我们家，也就是到我家里去告状。我爸爸对吴副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学校越是压卜大华这些人，他们越要反抗，他们继续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学校方面就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说：“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本来清华附中的领导是不敢当众批评高干子弟的，但当时刘少奇领导的一线中央给各学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制止学生闹事。因此，学校领导才敢于开大会批评这些高干子弟。

　　大会之后，卜大华等人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并未屈服，而是试图成立一个组织，用组织来与学校领导对抗。各个班级的干部子弟秘密进行串联，悄悄去清华附中旁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红卫兵。

　　据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仲维光回忆说：“我们(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他们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的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学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

　　一般认为，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有一个流行说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就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18）

　　但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却说红卫兵的创立，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据卜大华回忆说：

　　【5月29日，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建议，我们几个班的人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采用统一的名称，以显示我们的力量。当时我看到同学张承志写小字报时用“红卫兵”这个名字，觉得还不错，于是我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这一天就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大概有十来个人吧，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清华附中刚刚成立组织的红卫兵们，感到异常兴奋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用激昂口号向学校领导挑战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

　　这张大字报让学校领导晕懵了，当时的校党委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觉得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事，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署名“红卫兵”的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之后，一些受到过校领导关照的学生，也自发地贴出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因为拥护校领导的学生人数更多，这样一来，学校领导依然占据上风。

　　不过，干部子弟们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叫来了外援。6月8日，几百人外校学生前来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在大门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北京四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但清华附中反对红卫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贴出她的大字报《致四中、十三中的干部子弟们》，说：【据你们说：清华附中在压制、排挤、专政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向你们的‘红卫兵’猖狂进攻，使你们‘义愤填膺’、‘无比慎怒’。感谢你们“自豪的”革命干部子弟们，否则怎能充分体现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弟’的造反精种呢!什么是红卫兵，你们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两派学生冲突起来，清华附中的校领导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于是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马上宣布向清华附中派驻出工作组，接替学校的领导权。

　　（19）

　　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红卫兵是一个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群众组织，它违背了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这是红卫兵的最大特点。而且在文革中，红卫兵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独立性，直到红卫兵组织的消亡。

　　前面说过，刘少奇公开要求中共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按照刘少奇的这个政治理念，人民群众也应该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对“不驯服”的人，特别是那种试图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是毫不客气的。把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和关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和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该书说：【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很大的差别。】

　　清华附中出现的红卫兵，“反党”的性质应该比蒯大富的大字报更为严重。因为蒯大富毕竟是个人行为，而红卫兵却是一个组织，它对“党”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不过刘少奇处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采用对付蒯大富那样的高压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融化、融合”的怀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接管学校的领导权。工作组立即召开全校大会，组长刘晋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宣布他们是坚定的左派，而压制红卫兵的原校长万邦儒等校领导则成为“黑帮”，成为批斗的对象。同时，工作组宣布在清华附中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员，从主任到委员，都是红卫兵成员。

　　工作组之所以支持红卫兵，主要原因是红卫兵成员的家长，都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的支持层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这些红卫兵的高干子弟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在高官阶层中就会得罪很多人，这是刘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刘少奇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20）

　　刘少奇采用“融化、融合”的办法，宣布支持红卫兵，试图把红卫兵拉拢到工作组一边来，然后把红卫兵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这样就可以把具有独立性的红卫兵，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从而实现“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刘少奇认为，红卫兵都是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融化和融合”到他的工作组领导之下。

　　刘少奇的想法是巧妙的，可是实际的操作中，工作组未能贯彻好刘少奇的意图，对红卫兵不是巧妙地引导，而是强行地领导，这就造成红卫兵的反感，以至于最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彻底摊牌，使刘少奇的“融化、融合”策略失败。

　　清华附中工作组刚进校时，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还不错，但不久两者的意见分歧就出来了。工作组想平息红卫兵的闹事作风，要求红卫兵团结95%的大多数学生;而红卫兵却不同意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血统论观念很强的红卫兵认为，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学生，才能成为团结的对象。如果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团结95%的学生，那么很多非“红五类”的学生都要被团结进来，这样红卫兵组织就不能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了。

　　工作组事事都想“管”红卫兵，而红卫兵本来就是想造反的，最反感别人什么事情都要“管”他们，因此对工作组的意见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气氛下，6月24日，清华附中里贴出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说：“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造反”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往往是在批判阶级敌人时才用，说他们妄想“造反”。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反”就是也意味着反对中共，要推翻中共。因此，当时红卫兵贴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按照传统思路思考的人，不能接受这个非常激进的主张，于是出现了对《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以及对红卫兵的围攻。

　　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如《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小集团红卫兵开火》等等，红卫兵也不甘示弱，7月4日再次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其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工作组长刘晋看了这张《大字报》引用的毛泽东关于造反的一段话，不太相信地说：“毛主席真的这么说过?”因为他们觉得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不过工作组跑到图书馆去查证，发现毛泽东真的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只好不说话了。

　　（21）

　　清华附中署名“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马上被传抄到各个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时清华附中工作组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只好放弃怀柔政策，改用高压政策对付红卫兵。7月18日，工作组与红卫兵正式摊牌，据卜大华回忆说：

　　【这次谈话是在7月18号的晚上，在二楼大办公室，我们坐在一边，工作组坐在另一边。工作组是有备而来的，一上来就很凶，说：“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去搞活动，和外校搞串连，红卫兵有些人不听工作组的，另搞一套，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卜大华等红卫兵没有被工作组的高压态度吓住，一来他们自恃有高干父母的后台，二来这些中学生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卜大华针锋相对地反过来批评工作组，说：【据我所知，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学校支持我们，不错。但是你们向团中央的报告讲的是另外一套，你们还提出要分化、瓦解红卫兵。】

　　工作组的高压政策没有吓住红卫兵，只好改用其他办法，他们一方面组织新的团委，取代了红卫兵的革委会;另一方面把两百多名红卫兵骨干分子派到校外去军训，试图强行瓦解红卫兵。可是红卫兵却表现出来意外的团结，他们不但没有被工作组瓦解，反而更加激进。7月27日，红卫兵又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进一步提出要对工作组造反。

　　这样一来，工作组完全失去了控制红卫兵的能力。他们的最后手段，就是去家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试图通过这些学生的家长，去管教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据工作组长刘晋回忆说：【我们去家访，想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晚，我们去宋柏林家，宋柏林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我对宋柏林父亲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胡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

　　（22）

　　不过在第二天的7月28日，刘少奇就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中央政治局做出立即撤工作组的决定，因为此时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都瘫痪了。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的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然后将这两篇大字报稿交给主席台上的江青，同时还交给江青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是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骆小海请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和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江青当场答应一定带到，并说：“我支持你们!”

　　果然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转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后，很快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毛泽东的信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改正错误和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毛泽东这封信的口气是非常谦虚的，不仅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就是对红卫兵提出的要求，也很客气地说：“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以毛泽东这么高的身份，给未成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写信，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毛泽东还在信中使用这么谦虚的口气，完全没有说教的口吻，这让红卫兵们对毛泽东的好感度进一步倍增。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示了三个意思：

　　第一、表示清华附中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并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二、表示他不仅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造反，而且对全国的造反者，也“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三、指出要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重新做人的出路，并要求红卫兵“予以考虑”。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主要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红卫兵打人暴力。

　　（23）

　　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参会人员进行讨论。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要通过层层的党组织，才能传达到群众中间，毛泽东等不急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毛泽东就有意把这封信“泄露”出去，通过“泄密”的形式传到社会上。

　　8月2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儿子杨冀平，是北京矿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他首先在矿院附中，公开贴出了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引起很大震动。在同一天，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打电话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等人，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钓鱼台，当面向卜大华等公开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从此，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胫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为最光荣的称号。各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放弃自己原来五花八门的名称，一律改称“红卫兵”。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红卫兵战报》这么说：

　　【这个特大喜讯像春风一样，在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把“造反有理”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让红卫兵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的狂欢兴奋中，沉浸在解放和自由的亢奋中，激烈的红卫兵运动马上蔓延全国，就像列宁说的那样：革命是大众的狂欢节。

　　然而，最初的红卫兵是靠血统论催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早期的红卫兵组织是高干子女的一统天下。因此，在红卫兵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血统论也喧嚣而上。就在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之前的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里贴出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很快从北航附中传遍了北京各个学校，引起极大的震动。凡是对联出现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即使这样，学生们的辩论热情丝毫不减。

　　（24）

　　中央文革率先批评“血统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了“对联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批评这幅对联“不全面”，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由于陈伯达的讲话，没有站在红卫兵的这一边，引起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应该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红”与“黑”两大类别，并进一步酝酿在各个学校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工农革干子弟协会”。陈伯达改了这幅血统论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新的血统论对联：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代代相传】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8月6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大会，江青、康生、王任重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这次辩论大会。江青讲话说：

　　【同志们好!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革命行动。今天因为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的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

　　有一个外语附校的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让我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这幅对联?

　　我不完全同意这幅对联，道理很简单。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我想讲一下“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哪来的，有一出京剧叫《连环套》看过没有?是窦尔敦对黄天坝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

　　既然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还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你们自己要不要来点自我批评?光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行不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说对不对?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吧。】

　　现在有人撰文说“血统论”是江青等人煽动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江青明确表态反对这幅对联，也就是明确表示反对血统论的。

　　（25）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1966年5月16月到1966年7月28日，是文革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占据上风。7月28日中央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结束了工作组控制局面的文革第一阶段。

　　文革的第二阶段，1966年7月28日到10月2日。在这个阶段，各学校的工作组撤出了，原来的校领导也被打倒了，因此在各学校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而红卫兵组织作为新兴组织，填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成为主导文革的最大势力。

　　这个阶段的早期红卫兵，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也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搞“文革”目的，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他们搞“文革”的目的，是要搞一场“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他们要建立一套贯彻“阶级路线”的新教育体制，把家庭出身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剥夺非“红五类”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从而让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自然成为高干父辈的权力接班人。这个“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

　　在文革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也没有能够控制局面，而是老红卫兵搞的“教育体制”文化革命，主导着运动的形势。直到平民家庭出身的新红卫兵组织兴起，压倒了老红卫兵，开始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才把文革的方向从老红卫兵要搞的“教育体制革命”，转移到毛泽东要搞的“打倒走资派”的轨道上来。

　　当年的老红卫兵刘辉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刨根问底，“血统论”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五星国旗上，五颗星中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的五星国旗上，有一颗大五角星，大五角星周围环绕着四颗小五角星。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26）

　　刘辉宣说的两颗星星，就是国旗上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对中共干部子弟构成的威胁不大;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大高于干部子弟，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干部子弟们提出“血统论”，试图用家庭出身来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保证自己的顺利接班。

　　关于“血统论”问题，《陈伯达的最后口述回忆》中，这样写道：【这股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一部分干部子弟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头脑中的优越感思想恶性膨胀的产物，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思想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形式。这股思潮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一时迷惑了许多人。

　　毛泽东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后，当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以为毛泽东对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支持的，于是使劲地鼓吹起这股思潮。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识别能力，他们对这股思潮或表示支持，或欣赏附和，以为这股思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子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利于他们的子女将来接掌权力。】

　　在反对干部特权方面，陈伯达本人还是做的不错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1965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同时，中央党校新成立一个青年训练班，有关领导推荐陈小农进中央党校学习。可是陈伯达既反对陈小农上大学，也反对陈小农去中央党校学习，而是让陈小农响应党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陈小农在1965年8月，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插队务农。

　　不少人误以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起始于自文革，其实知青插队从1950年代就开始被倡导了。1955年河南省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务农，毛泽东为此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动员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不过在文革以前，真正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很少，所以陈小农于1965年去农村插队务农，还是很不容易的。1966年7月，陈小农回北京探亲，没有见到父亲陈伯达，于是陈伯达给陈小农写了一封信。后来这封信在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由陈小农上交给中央。陈伯达的信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

　　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

　　（27）

　　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会使自己化成人民血肉的部分。

　　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能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7月28日下午8时。】

　　陈伯达让他的儿子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这对于很多老干部来说，是做不到的。这些老干部是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奋斗到今天这个高官的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后代再变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会想不通，不甘心，不甘愿，认为这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就白干了。

　　这种“打江山，坐江山”，认为自己流了多少血，就要得到多少回报的封建功利思想，在中国是很根深蒂固的。这种封建功利思想，提出有一种“公平”的标准，就是“立多大的功，做多大的官”，认为一个人官职的大小，应该取决于他过去立功的大小，这样才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很多人批评皇帝“杀功臣”，他们对皇帝杀没有什么功劳的大臣并不批评，可是对于杀有功劳的“功臣”，就怨声四起。

　　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仅是要破碎老干部们“打江山，坐江山”的美梦，而且还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功利思想，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弟学生，贴出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当时被称为“鬼见愁”，因为它借用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宣扬血统论，让那些想批血统论的人很难下手，没办法，所以称为“鬼见愁”。

　　“鬼见愁”对联成为老红卫兵们发起“教育体制革命”的引爆剂。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髙等院校，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都发生了相互对立激烈的辩论。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委婉地批评了“鬼见愁”对联。对联的支持者听了陈伯达的批评，犹如火上浇油，掀起更大的捍卫对联行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样就使得这场关于对联的辩论更加激烈。

　　*

　　（28）

　　据老红卫兵刘辉宣回忆说：【从1966年7月到10月，关于“鬼见愁”对联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就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马上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的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对联辩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靑等人对“鬼见愁”对联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江青的讲话，第二天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了北京的很多学校，但这激怒了反对者，一些学校出现了撕掉江青讲话大字报的情况。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运动的形势，老红卫兵们掀起更为强烈的捍卫血统论行动。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对联在无形之中，也成了—些红卫兵组织的一种指导思想。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装标志的风气，在中学红卫兵中流行开来了这些幼稚的孩子们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大人衣服，紧束着宽条皮带，有些人还登了一双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加上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实在不怎么文明的字眼，和一副傲慢得不可一世的神态，“高贵”得俨然像活脱脱的流氓无产者。】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谭力夫是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他的《大字报》写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

　　谭力夫提出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教育制度的“本本和条条”，这就是老红卫兵们要搞文革的目的。8月20 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更使他成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

　　（29）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8月20 日，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力夫讲话”很好，有的単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

　　谭力夫的讲话之所以有巨大的煽动性，是因为他讲话的风格粗暴大胆，很有“革命家”的味道。由于谭力夫讲话原文很长，这里只引用几段。谭力夫说：

　　【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在这十七年里，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反动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谭力夫这段话是讲话的核心，对家庭出身血统论为标准的教育制度的正当性作出了解释。谭力夫又说：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

　　谭力夫8月20日的讲话，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因为在两天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红卫兵，这次报纸登出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上，刘少奇从第二位落到了第八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少人为刘少奇地位下落忿忿不平。这些人出于封建功利思想，认为如果只是林彪和周恩来这样有很大功劳的人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还可以接受，而陶铸、陈伯达这些没有什么功劳的无名小辈，居然也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就感到不公平了，所以要替刘少奇“讨个公平”。

　　（30）

　　谭力夫说“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其实正是他们这些人，要把毛泽东的文革引向歧途。谭力夫接着说：

　　【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他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这里谭力夫是公开为刘少奇的工作组喊冤叫屈，为老革命同志“犯错误”鸣不平。他所谓的“老革命同志犯错误”，主要指的是刘少奇。谭力夫继续说：

　　【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谭力夫这段话更是公然支持下了台的刘少奇。谭力夫最后说：“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要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谭力夫把血统论，上升到“党的阶级路线”，更上升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使他的反对派难于驳倒他，所以谭力夫讲话得到很多人的狂热吹捧。关于谭力夫讲话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潮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袖标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也没收了。】

　　（31）

　　血统论在全国的喧嚣，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也清楚，对于这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搞“血统论”主要目的，是希望用家庭出身把非红色干部出身的人，挤出大学之外，以保证他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有比较好的前途。可是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血统论”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吹捧，是因为它触及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软肋，一些人正好在利用“血统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保护伞。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与人的品德好坏无关。比如一个贫农出身的人，他干了杀人放火贩毒的坏事，但他的出身依然是贫农，贫农干了坏事，家庭出身不可能就变成富农或地主。同样，一个老革命红色家庭出身的人，他即使腐化堕落干了坏事，他的出身依然是革命干部，不可能变成地主或资本家。

　　中国传统的观念，好人和坏人，是按照人的品德来区分的。不管是贫农也好，地主也好，品德好的就是好人，品德坏的就是坏人。可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样一来，贫农中间的人品坏的贫农也成了好人，而地主中间的人品好的地主也成了坏人。阶级斗争理论，不管人品的好坏，认为偷鸡摸狗的流氓无产者，也比遵纪守法的资本家更“好”，这就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传统。

　　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难题，是出在干部官员的问题上。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论，把“官”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类，认为政治斗争就是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国的历史书也是按照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模式来写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场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戏。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把清官和贪官都否定了，认为只要是“官”，都是坏的，甚至清官比贪官更坏。

　　马克思生活在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代，所有的“官”说成是坏人，倒也问题不大。可是一旦当共产党自己掌权了，那么共产党的官，又怎么来定位呢?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官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的官，理所当然都是好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共产党官员，腐败堕落，变成了贪官。那么又怎么处分这些贪官呢?根据阶级理论，曾经革命立过功劳的老干部，不管是否堕落腐败，都是“自来红”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即使成了腐败贪官了，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依然属于无产阶级。

　　所谓“血统论”，就是强调堕落腐败的共产党干部，依然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与堕落腐败干部的斗争，就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那就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去对付这些堕落腐败的干部。

　　（32）

　　而且，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人品坏的堕落腐败的无产阶级干部，也比人品好的地主资本家更好，所以阶级斗争的重点和焦点，不应该是人品坏的堕落腐败干部，而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干部们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可以得到一把“无产阶级”的保护伞，都可以要求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腐败堕落干部。因此这样宣扬“血统论”，也就是间接地保护了共产党的干部。

　　刘少奇的“阶级敌人”概念，指的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符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而毛泽东发动时的“阶级敌人”概念，主要是指的共产党内的堕落腐败分子，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显然，走资派不属于是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把与“走资派”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遇到了理论上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报纸上是把“走资派”与“阶级敌人”并列，当时报纸的提法是：“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到了1975年，82岁的毛泽东，终于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其内涵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清官贪官”理论，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好人集团，是“党内无产阶级”，他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集团是坏人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是一种新的阶级理论，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阶级理论。但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时中国的报纸，这样解释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说：【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我们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1966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明他的新阶级理论，对于谭力夫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释血统论，毛泽东很为难，只好采用“不争论”的策略。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代言人，说了很多毛泽东想说，但又不好直接说的意见。1966年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时，有人给她递条子，说北大准备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贫协”，江青说：“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33）

　　据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卜大华回忆，在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的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大会之后，江青把他们几个学生叫到舞台后面的演员化妆室谈话。卜大华说：

　　【有4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进去时，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 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批评完刘平平之后，对我们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江青这些话，也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希望红卫兵们不要讲血统论对联的事情了，可是这些红卫兵根本不听。江青说“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指的是有人利用血统论来向毛泽东的文革发难。毛泽东也知道，他发动起来的红卫兵已经被别人利用了，这些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要把毛泽东准备打倒走资派的文革，引入“阶级斗争”的歧途。

　　但是毛泽东也不能镇压这些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因为这样就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第二把手的理由，就是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如毛泽东也镇压红卫兵，那就等于是自打嘴巴了。可是不镇压这些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毛泽东想出一个红卫兵运动两步走的计策，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计策。他不但不镇压这些老红卫兵，而且相反，鼓励他们把运动搞大。毛泽东指望的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人才能打倒老干部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

　　因此毛泽东要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借助这些胆子大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运动搞大，这样才能带动和鼓励平民子弟红卫兵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红卫兵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高干子弟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高干子弟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大造声势，把平民子弟的红卫兵鼓动起来。而大造声势的最好办法，就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来造声势。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这里说的“你们”，指的是一般的平民，因为高干子弟们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了，而很多平民们还没有，或者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毛泽东号召平民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4）

　　第二天，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报纸作为“特大喜讯”向全国宣传，用来消除平民起来造反的顾虑。但是被“整”怕的平民子弟，并没有被毛泽东这么简单的一次就鼓动起来。于是毛泽东想出进一步大造声势的办法，就是亲自接见红卫兵，他要用真正的实际行动，把平民大众们鼓动起来造反。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前后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终于把平民大众的造反精神鼓动起来了。此后的红卫兵运动才进入毛泽东想要搞的正轨：打倒走资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回忆中说：

　　【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

　　我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亲自出席这次大会。据参加这次大会的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

　　【毛主席这天没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35）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出现在公众面前。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穿军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冈山时代的勇气，重新投入一场新的革命，

　　张辉灿还回忆说：【毛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

　　另据参加这次会见的卜大华回忆说：【我们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游行，一部分上观礼台。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毛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就走不动了，人们都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来，警卫也很麻烦，就劝他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

　　等了一会儿，总理来了，他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主席73岁了，我也68岁了，主席一夜没睡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

　　我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但是头部都是白的，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都在旁边。我站在跟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根本没有那种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里去了。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大家回去以后都很高兴，是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

　　（36）

　　参加这次会见的红卫兵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也回忆说：【8月18日那天，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

　　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

　　毛主席问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主席又说：“要武嘛。”】

　　后来有人把毛泽东说“要武嘛”，解释为毛泽东要挑起武斗，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因为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外，毛泽东又给女民兵题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因此宋彬彬的名字，让毛泽东觉得她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名字太缺乏革命的气魄，所以说“要武嘛”。这与毛泽东提倡武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毛泽东多次明确作出过反对武斗的指示，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说：

　　【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后来还说：【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的水平太低。

　　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37）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由第二位跌落到了第八位，中共第二把手换上了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

　　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那么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究竟想干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众高官都搞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只得纷纷猜测。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

　　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中共又重新团结起来了。这也是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最大原因。可是在刘少奇拿掉之后，毛泽东对文革的热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高涨了。那么毛泽东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周恩来只好费尽心思去猜测。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

　　1966年8月14日，周恩来会见波兰大使，对方问起中国搞文革的目的，周恩来解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

　　周恩来这里说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1964年开始在农村搞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这次搞的文革，就是把农村的四清运动延伸到城市，就是“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因此，周恩来把这次文革的目的，理解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在稍后的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林彪当初也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就可以结束了。林彪在刘少奇自我批评后，还主动跟他握了手。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后，还继续大搞文革。这时，林彪也把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意图，理解为“破四旧”和“立四新”。在8月18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时也说：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38）

　　后来有人说，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破四旧”，于是红卫兵就响应林彪的号召，到处搞砸文物的“破四旧”，这有点“冤枉”林彪了。其实在林彪讲话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讲过文革要大搞“破四旧”。因为很多高官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是“破四旧”和“立四新”。他们当时大多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四旧”，等“破四旧”搞完了，文革也就结束了。

　　不过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破四旧”，也就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破四旧”的本意是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可是思想上的革命，谁也看不见，于是红卫兵就要把这场思想革命，进行“可视化”，变成人们看得见的革命。

　　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

　　红卫兵这么搞了几天下来，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什么细腿裤、尖皮鞋也都藏到家里不敢穿出来了。于是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

　　本来红卫兵抄家，是为了“破四旧”，到家里去抄封资修的“四旧”，没想到抄家还发现了很多“阶级敌人”，这就更鼓励红卫兵们去抄家了。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成为后来红卫兵最被人诟病的事情之一。

　　第三种看得见的“四旧”，是庙宇等旧建筑、旧文物。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财产，有专人看护，红卫兵刚开始还不敢动手。不过很快红卫兵就对抄家这样的小打小闹感到不过瘾了，他们要干大的，于是大规模地打砸古建筑、古雕塑等事情发生了。

　　周恩来特别关注破坏文物和古建筑的事情，特别下令军队出面，保护了故宫等著名古建筑。但一些不太著名的古建筑，就损毁非常大了。周恩来在保护古文物的同时，又怕有人给他扣上一个保护“四旧”帽子，于是周恩来把自己在中南海居住的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以此来表示他也是支持“破四旧”的。

　　（39）

　　毛泽东要发动平民红卫兵，更需要一种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因为毛泽东知道，平民最反感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要赢得平民的心，就不能摆官架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可是毛泽东事先谁也没告诉，早晨五点钟就来到天安门上了观礼台，独自接见红卫兵。按照官场的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这样更加赢得了平民们对他的亲近感。

　　在八次接见红卫兵中，毛泽东都没有讲话。有些人误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讲过这么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话，其实是在1957年11月17日，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讲的，文革中只是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再次拿出来而已。

　　毛泽东不对红卫兵讲话，也是一种策略。因为那时毛泽东的话，已经被林彪捧为“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毛泽东对红卫兵讲了话，万一其中有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也会马上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想修改都无法修改了。所以毛泽东不讲话，就可以避免万一讲出不恰当的话，给自己留下大麻烦。

　　据参加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

　　不少人会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

　　（40）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本意是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会议之后，就借口身体原因，不再管事了。这样一来，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是主动放权给周恩来的，毛泽东虽说不满意，但也拿林彪没办法。这样一来，中共的体制，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情况，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周恩来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但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两人可以团结合作。而这次，他们两个人的奋斗目标不一致了，自然也就无法团结合作，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以前有刘少奇夹在中间，周恩来还可以避免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而现在，周恩来就必须直接面对毛泽东了。

　　前面说过，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到7月，这个阶段是刘少奇的工作组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到10月，这个阶段是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平民红卫兵和群众团体开始主导了局势;到1967年1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夺权阶段。

　　在文革的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直到进入1967年1月的夺权阶段以后，两人的关系才开始恶化。但即使是在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要对文革“升温点火”，而周恩来要“降温灭火”，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就是围绕着“点火”与“灭火”展开的。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在利用接见红卫兵大会来点火，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上一些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旧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

　　毛泽东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泽东。”

　　（41）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马上开始给毛泽东泼冷水。8月24日，周恩来组织人制定出一个国务院搞文革的《十条意见》。周恩来在《十条意见》中，提出“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注意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等等，这些都是给运动泼冷水的东西。周恩来把《十条意见》转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亲笔批示说：“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马上否决了周恩来的《十条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已经有《十六条》嘛!”《十六条》是不久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出的文革实施办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是“以柔克刚”，毛泽东否决了他的意见，他并不生气，也不气馁，而是在妥协中继续坚持。8月28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谈困难，说外地学生来北京已有十几万人，住房很紧张，建议暂缓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

　　毛泽东又把周恩来的建议驳回去，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的脾气就是这样，你越说不行，他偏要这么干。周恩来只得使用战争动员的紧急手段，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门，以及北京的工厂都来搞接待，安排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吃住问题。连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一度接待了1万多名红卫兵入住中南海。

　　8月31日，周恩来又起草一份中央通知，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周恩来在《通知》上亲笔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

　　《通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做出了相反的批示：“此件不发。”因为毛泽东明白周恩来是在借着“要害部门”的借口，来给这场运动泼冷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很多单位都可以借口是“要害部门”，来躲过文化大革命。

　　9月2日，周恩来再次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主要精神是：“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周恩来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仍然被否决了。因为毛泽东知道，如果把红卫兵建成解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那么红卫兵就不可能造反了。

　　尽管屡屡遭到毛泽东否决，周恩来却以顽强的韧劲，屡败屡战，继续坚持提出意见。9月4日，周恩来又根据新疆的告急情况，提出建议：“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新疆边界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离开。”这次毛泽东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批示：“照发。”

　　（42）

　　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与毛泽东是老对手了，他们两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边合作，一边斗争”。从1966年8月拿掉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合作”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斗争”的成分越来越多。周恩来是很精明的政治家，他与毛泽东的斗争，不是采用“硬顶”，而是采用“软挡”。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斗争，基本上是“硬顶”，毛泽东要发动红卫兵，刘少奇就要压制红卫兵，所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周恩来的策略不同，他为了避免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周恩来并没有“硬顶”，而是采取两个“软”策略来对抗毛泽东。一方面，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给红卫兵运动泼冷水，试图使红卫兵运动降温;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与毛泽东“争”红卫兵，争取人心，试图把红卫兵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成为支持自己的力量。

　　在争取人心方面，周恩来是高手，一点不比毛泽东逊色。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天开始下大雨，但周恩来仍在雨中坚持讲话。在场的群众高呼“给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给他打伞的学生，继续淋着雨说：“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

　　周恩来的这句话，马上引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里的“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喊“万岁”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很想早一点来到你们这里，但工作不能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周恩来的话，马上又引起一阵热烈鼓掌，众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万岁”也都是向周恩来喊的。

　　周恩来很清楚，一个政治家演讲的好坏，不仅要看演讲的内容，同时也要看演讲时的表演。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高官中最出色的演讲家。在清华大学的这次演讲后，大家对周恩来讲了些什么话，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周恩来在大雨中的“表演”，说“我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却让每个人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

　　（43）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生红卫兵，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主要成员都是高干子弟。周恩来很快表示对这个跨校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予以支持，并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西纠”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等，试图使“西纠”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周恩来的指示，成为周恩来的力量。

　　据“西纠”成员刘辉宣回忆说：【当我们西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区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区红卫兵，那么在西城区红卫兵，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周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保护老干部和维护秩序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头头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也发起成立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因为它是第一个跨校的大学生红卫兵联合组织，也称“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一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高干子弟，总指挥汪延群是汪东兴的女儿。

　　8月27日，“一司”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3000多人参会。谁都明白，这个跨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江青亲自出席了“一司”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她说：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前来庆祝你们!】

　　会场马上响起一片热烈鼓掌，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万岁”也是喊给江青的，可见文革初期，江青还是很会“收买人心”的，当然后面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

　　江青接着说：【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但我相信我们文革小组是支持你们的。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

　　（44）

　　会场上众人高喊：“对!”，然后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江青继续说：【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这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

　　江青讲话的关键，是试图给“一司”塞进两个辅导员，以使“一司”可以能够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

　　江青拉拢“一司”的红卫兵，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放过。当晚，周恩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1000多名“一司”的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话说：

　　【红卫兵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红卫兵联络站，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不光成立总站，还要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和吃住。】

　　周恩来说到“党中央”、“林彪”、“毛主席”关心你们，但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因为这时他与文革小组是在“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周恩来利用自己掌握财物的权力，拨给红卫兵组织办公场所，提供电话，吃住等物质支持。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比江青的口头支持，显得更有吸引力。

　　周恩来又说：【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

　　周恩来讲话的关键，是说“我也是老红卫兵，你们还得听我的”，这样就试图使“一司”这个红卫兵组织，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的情况，一直在文革期间持续。

　　1966年9月5日，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共中央发出《大串联的通知》，特别指出：“免费乘坐火车”、“在北京期间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免费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势必引起全国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大串联，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大骚乱。为此，周恩来是非常反对大串联的，可是周恩来也无法阻止毛泽东发出大串联的通知，他能够做的，只是给大串联“泼冷水”。

　　（45）

　　1966年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100万红卫兵的面，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泼冷水”发言。周恩来说：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大家亲切会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周恩来先吹捧一下毛泽东，然后转入他的正题，说：【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我国工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毛泽东号召学生们“大串联”，而周恩来却以抓生产为借口，公然号召学生们不要“串联”。因此，马上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次讲话是“大毒草”。为此，周恩来反驳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

　　周恩来说他的讲话是“中央研究的”，这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他就代表中央了。周恩来又说“毛主席看过”，这是典型的打马虎。毛泽东看过，但毛泽东是不是同意呢?周恩来并没有说。估计毛泽东看了，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因为这是周恩来的个人讲话，不是中央文件，毛泽东不好公开不同意。因为党章规定，党主席是不能干涉党员发表个人意见的。

　　毛泽东的内心里，当然是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泼冷水”讲话。自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两个月以来，毛泽东的文革意图，屡屡受到周恩来的各种巧妙的阻挠，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悦。但此时毛泽东的平民红卫兵还没有发动起来，他还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只能对周恩来的泼冷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6）

　　自从1966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中国高层出现了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套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十一个人中，朱德和陈云早就成为没有实权的“花瓶”，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站”了，他们四个人尽管暂时失去了实权，但是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有随时“复出”的本钱。这四个人因为被毛泽东“罢官”，对毛泽东有所不满，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另外常委中李富春是周恩来拉进政治局的，所以他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这样计算下来，在政治局常委的11票中，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再加上周恩来自己，周恩来可以拿到6票，基本保证可以得到多数票。

　　还有，林彪是同情周恩来的，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争执中，持中立态度;康生在党内高层多年，深知周恩来不易撼动，所以也是中立态度。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可用于“反周”的人物，其实只有陈伯达和陶铸两个人。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依靠传统的中央政治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另辟蹊径，他准备逐步扩大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逐步缩小政治局的权力，最后用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这样周恩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主要有两派：第一派是毛泽东的人马，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以陈伯达为首，下面是王力、关峰和戚本禹，也称北京派;另一派是江青的人马，下面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称上海派。康生的派别不明显，但基本上是支持江青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派人都是“笔杆子”，没有掌握行政权力的经验，让这些笔杆子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来取代中央政治局，管理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毛泽东自己也不太放心。于是毛泽东就把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陶铸。

　　陶铸长期担任地方高官，行政领导的经验丰富，所以毛泽东就想让陶铸成为文革小组的重要支柱，将来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的时候，陶铸就可以取代周恩来，来主管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因此，毛泽东对陶铸是寄予厚望的，他把陶铸安排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恩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毛泽东的这个考虑，并不能对陶铸直接讲，这要陶铸靠自己的政治嗅觉去“体会”。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达到他的人生顶峰，不仅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而且兼任许多重要的职务，比如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权倾一时。但毛泽东真正给陶铸安排的最重要角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

　　（4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中央文革小组兼职的，只有三个人：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陶铸和康生是顾问。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允许陶铸把他的亲信王任重带来文革小组，出任重职。王任重是陶铸的老部下，毛泽东安排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仅次于江青的第一副组长，大大增加了陶铸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可见毛泽东对陶铸的期待之大。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有两套班子，总理一套，文革小组一套。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也可以。”

　　陶铸有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权力，这是毛泽东期望陶铸成为制约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棋子。当时的一些大字报，甚至出现“在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的提法。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又排在陈伯达和康生之前，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当然就是以陶铸为首的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让陶铸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可是陶铸也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误以为毛泽东真让他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了，于是陶铸就在文革小组中真的“指挥”起来，这一下就惹出问题来了。

　　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有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陶铸进来后，并没有谦虚地加入陈伯达派或江青派，而是傲慢地试图成为这两派的领导人，试图来领导文革小组，这就引起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不满。

　　陶铸在党内的资格还是很老的，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但在八大以前，陶铸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康生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一个七大代表。这此之前，康生和陈伯达在党内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因此康生和陈伯达对陶铸趾高气昂地来领导自己，感到有些气不平。

　　如果说陶铸对康生和陈伯达趾高气昂，还不算问题太大，可是陶铸对江青趾高气昂，这个问题就大了。文革开始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人，都看出江青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毛泽东，所以对江青的态度都非常尊重。周恩来对江青的“尊重”是众所周知的，康生也变得尊重江青了。康生和江青是同乡，都是山东诸城人，所以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文革前康生对江青还摆点架子，见面说话时，对江青总是直呼其名。文革开始后，康生对江青也变得客气和尊重了，见面时对江青开始用尊称“江青同志”。

　　（48）

　　陶铸的政治生涯也不算短，但他长期在做地方官，不熟悉中央复杂的人事关系，政治嗅觉不敏锐，居然没有察觉出江青的特殊地位，误以为毛泽东让他去领导江青。因此陶铸就不买江青的帐，与江青当面争吵起来。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1966年9月的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吴传启?”

　　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吴传启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吴传启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对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

　　陶铸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用命令的口气，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另据王力回忆此事说：【陶铸和江青争吵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原本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彪不敢接近陶铸了。】

　　跟主席夫人争吵，连林彪夫人叶群都能看出来，这是犯大忌的事，陶铸居然看不出来。他这样缺乏政治敏锐性的人，“倒台”是自然的事。毛泽东让陶铸加入文革小组的本意，只是要他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不是让他领导文革小组，因为文革小组必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

　　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的代言人，就像江青曾坦言的那样：“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因此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代言人，也是毛泽东的“代过人”，出了错让江青挡着，这样毛泽东本人就灵活多了。

　　（49）

　　陶铸并没有理解江青在文革小组的角色，误以为他自己是文革小组的大老板，俨然用一个大老板的口吻训斥江青：“你干涉的太多了!你管得太宽了!”

　　陶铸这种大老板的口吻和姿态，自然引起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强烈不满。可是陶铸自己却浑然不觉，以为他有毛泽东这个大后台的支持。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主席也批评陶铸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知道陶铸没有在中央工作过，所以特别提醒陶铸说：“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要陶铸尊重别人，特别是暗示要尊重江青。毛泽东前面说了几句批评江青的话，其实是“反话”，实际上提醒陶铸要尊重江青。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真意，反而误以为毛泽东真的支持他，误以为毛泽东真要让他领导文革小组，结果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

　　更让毛泽东不快的是，陶铸加入文革小组，还破坏了文革小组的团结。陶铸试图要领导文革小组，这就惹翻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这些人一致反陶铸，声称不能与陶铸共事，要把陶铸排斥出文革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得不拿掉陶铸了。

　　当然，毛泽东要拿掉陶铸，并不等于要打倒陶铸。毛泽东之所以产生打倒陶铸的念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最初毛泽东的安排，是要让陶铸来掣肘和牵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陶铸也是明白的。在陶铸刚上任的一段时间，他曾发表过一些不利于周恩来的言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1966年8月23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发表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谁都可以怀疑。”

　　陶铸这句话，明显有针对周恩来的倾向，意味着周恩来也是可以被怀疑的，这当然引起周恩来的不快。据陈伯达回忆，周恩来听到陶铸的讲话后，不快地说：“这样讲，我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反驳陶铸的观点，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那就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

　　（50）

　　但陶铸对周恩来的发难，只是这样间接地说一些话，并没有进一步大胆地挑战周恩来，这也让毛泽东不满意。不过最终引发毛泽东打倒陶铸的，是1966年10月国庆节的“换头术”。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按照惯例，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这时周恩来就利用自己负责国庆节庆典仪式的权力，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亮相。周恩来还指示：按往年的规格，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

　　周恩来的做法，委婉地抵制了毛泽东，让被批斗的老干部上天安门亮相，就是对红卫兵的一个打击，间接地保护了这些老干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套做法，也早已料到，这时他也还不得不对周恩来让一些步，对周恩来这么做也不生气，对周恩来这么做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没有欠毛泽东的“情”。

　　让毛泽东生气的，是陶铸的做法，因为陶铸欠了毛泽东的“情”。陶铸当然无权干涉周恩来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但陶铸可以利用他主管的中宣部，可以下令新闻媒体不刊登刘少奇等人的照片。可是事实上，陶铸不仅刊登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甚至还使用“换头术”，把照片中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头。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说：【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又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他们将一帧照片的一位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成为陶铸一大罪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陶铸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应该是出自陶铸对自己身份的“认识”问题。陶铸当时有双重身份，在周恩来主导的中央政治局那边，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这边，陶铸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用文革小组来取代政治局的用意，所以他把主要的工作精力，不是放在中央文革小组这边，而是放在了中央政治局那边。

　　据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实际便没有了，虽还有一批书记处书记，但没有开过一次书记处会议。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后，曾经正式提出健全中央书记处，但没有成功。】

　　（51）

　　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逐步削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便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可是陶铸却相反地提出“健全”书记处。陶铸当时以为，中央政治局是“正统”，看不起“文革小组”，所以想方设法加强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陶铸以为政治局的地位加强了，他本人的地位也就随之提高了。陶铸试图加强政治局的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全背道而驰，反而在客观上帮了周恩来的忙，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这次国庆节活动的报道，周恩来给陶铸的指示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办。当然陶铸要抵制周恩来，也是可能的，不过周恩来的想法，与陶铸的想法是一致的，陶铸也试图加强和突出中央政治局。要突出中央政治局，就要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有照片，所以陶铸不仅登了刘少奇的照片，还用“换头术”来突出邓小平。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陶铸为什么没有请示毛泽东呢?可能是因为陶铸误以为，既然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登上天安门了，那么登他们的照片，毛泽东也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所以陶铸就按照惯例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陶铸没有想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上天安门，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不得已对周恩来的让步。

　　毛泽东对陶铸的做法感到愤怒，因为他认为陶铸这么做是在帮助周恩来。毛泽东认为自己对陶铸很好，而陶铸不但辜负了他的期望，反过来还站到别人一边去了，于是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陶铸。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开会，在谈到陶铸的问题时，还是对陶铸的“换头术”耿耿于怀。

　　毛泽东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

　　陶铸事后也知道自己没有请示毛泽东，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惹祸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

　　平心而论，陶铸这样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根本不是一个当政治局常委的料。毛泽东看错了陶铸，陶铸也看错了自己。

      链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一（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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