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伟大领袖和导师出版全集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唯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无缘出版全集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逝世以后，出版他们的全集，让他们的伟大理论与光辉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继承并且发扬光大，让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连绵不断，后继有人，继续兴旺发达直至最后胜利，乃是纪念伟大革命导师的传统做法，它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也是人们所普遍知晓的。可以说，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逝世以后出版他们的全集，早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1883年3月14日逝世的。当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虽然已在1867年出版，但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还只是一些未经加工的手稿，如果不加整理、编辑是绝对不适合出版的。恩格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一起共同战斗了四十年，他熟悉马克思潦草的字迹，更了解马克思深邃的思想，也只有恩格斯才能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经过恩格斯的不懈努力，他在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这标志着整理和编辑第二卷的工作已经完成;而在1894年10月4日(此时距离他自己逝世的1895年8月5日只有十个月零一天时间)，他又写下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这标志着整理和编辑第三卷工作也已经完成。此外，在这期间，恩格斯还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并且为马克思的一些较早著作写了序言或导言。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生前战友，早在1889年初就考虑到将来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问题。当时，恩格斯的眼睛不好，他在1889年1月28日写信给考茨基说，“今天我打算向你提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爱德(指伯恩斯坦——引者，下同)、吉娜(伯恩斯坦之妻)和杜西(爱琳娜，马克思小女儿，马克思著作所有权继承人)都同意。我预感到，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还需要长时期地保护我的眼睛，以便恢复正常。这样，至少几年内不能亲自口授《资本论》第四册(即《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另一方面，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他人使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字迹，以便必要时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够帮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只有你和爱德。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而第四册是应当着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只要你略微学会辨认笔迹，你就可以口授给你的妻子，那么事情就可以进展很快。”“爱德也热切希望参加辨认潦草的笔迹，我已经打算给他另外的手稿;我也要教会他，但是我对他说过，我只能把钱付给一个人，他完全同意这样做。”“归根到底，问题涉及到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我也对杜西谈过这一点。我们能从她那里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能容易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4-136页)而在1895年1月1日写给库格曼的信里还讨论了在美国收集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文章问题，显然也是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准备的。恩格斯在信中说，“至于现在你说的早期著作，应指1851年以前那段时间的作品，这当然是另一回事，在柏林我不是这样理解的。这些著作的确有巨大价值，正是由于缺乏这些东西，我不能全部出版马克思和我在1842-1852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因此，如果你能够尽可能多地供给我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这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1页)此外，他还在自己的遗嘱里对马克思和自己著作、手稿和书信作了明确的交代。这些，都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比忠诚，他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把亡友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来完成的;同时，他的安排也为后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创造造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应该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也曾作出过努力。如考茨基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倍倍尔和伯恩斯坦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但是，由于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人物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先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们当然不会按照恩格斯的遗愿去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列宁的肩上。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事业，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进行了伟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革命后的俄罗斯在物质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列宁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任命与他同年的老友、曾长期流亡国外从事马恩著作收集和研究工作的梁赞洛夫为院长，并且拨出巨款，派他到奥地利、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英国去收集、收购和复制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由于梁赞洛夫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又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还认识这些国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高层人士，甚至对于一些私人藏书家或私人图书馆也很了解，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以致他所领导的苏联马恩研究院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收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最宏富的一个重镇，一个中心。毫无疑问，这些极其丰富的宝藏也就为研究和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整理和编辑出版原文的“历史考证版”(MEGA)创造了条件。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通过决议，要求马恩研究院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同年7月，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委托梁赞洛夫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1)的陆续出版，不仅苏联人民，而且全世界无产阶级可以更系统、更完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贡献。应该说，这是梁赞洛夫的光荣，也是苏联的光荣，更是列宁高瞻远瞩、亲自指导、积极推进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列宁不仅直接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他还非常关心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著作的出版。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得恩格斯的赞赏。恩格斯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中说，“得知在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他本人也会同样以此自豪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这里说的“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指的就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列宁比普列汉诺夫小14岁，他把普列汉诺夫看作是自己的导师，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在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犯过不少错误，但是，就基本面来说，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6月月12日，普列汉诺夫在芬兰病逝，列宁在1918年8月就建议出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他在1921年1月25日的一次演讲中曾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他指示说，“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列宁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页)1922年4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从1923到1927年，出齐了24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

　　同样，列宁对于出版有“革命之鹰”之称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也极为重视。罗莎.卢森堡出生于波兰，因为革命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该党的左翼领袖之一。她积极参加了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也积极参加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并且领导了1918年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领导了德国共产党的创立。她于1919年1月15日被敌人杀害。在她殉难后，列宁曾这样评价她：“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54页)列宁的这些话是1923年2月说的，当时离罗莎.卢森堡逝世还只有四年零一个月多一点，但是，在他看来，德国共产党人对卢森堡全集的出版太晚了，因此批评他们“延缓全集的出版太久了”，可见，他对于出版全集是多么重视，又是多么迫切!

　　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53岁时就过早地逝世。列宁一生勤奋，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笔记、信件和文稿。《列宁全集》早在他生前就已由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始出版。在俄罗斯和以后的苏联，《列宁全集》一共出了五版：第一版为20卷，自1920年至1926年陆续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为30卷，自1925年至1932年陆续出版;第四版为45卷，自1941年至1967年陆续出版;第5版为55卷，自1958年至1965年陆续出版。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担负起领导联共(布)党的领导工作。斯大林一直以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而自豪，一生致力于宣传和践行列宁主义的伟大事业，他的第一部文集就是《列宁主义问题》，该书在他生前曾经出版过十多版。1946年1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出版《斯大林全集》，计划16卷。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不治而逝世。到他1953年逝世时，《斯大林全集》一共出了13卷，由于赫鲁晓夫的叛变，《斯大林全集》的出版工作被迫停止，连已经排好版待印的全集也被销毁。但是，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得逞于永远。1962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版了《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斯大林全集》13集以后未能出版的空白。稍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用俄文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第14、15、16卷。其内容与苏联计划出版的14、15和16卷大体相若，其不同在于，原计划的第15卷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胡佛研究所版的第15卷则是卫国战争时期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只用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放在了第14卷，而第16卷则是战后的著作。90年代后，俄罗斯在左派人士科索拉波夫等人的努力下，于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第14、15、16卷。由于档案解密，有关斯大林的资料也更加丰富，一些谣言和讹传也不攻自破。经过科索拉波夫等人的努力，2004年和2006年又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7卷和第18卷。据说，还要出版第19卷。人们完全可以预期，一个新的、更加完备的《斯大林全集》版本终将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除了革命导师的全集相继问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他们逝世以后，他们的全集也陆续出版。

　　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胡志明逝世，迄今《胡志明全集》已经出版了三版：其第一版共10集，于1990年发行;第二版共12集，于2002年发行;第三版共15集，与2008年发行。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金日成于1994年7月8日逝世,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版《金日成全集》，逝世以后进一步加快了出版的步伐，前两年已出版了101卷，现在还在继续出版中。

　　应该说，他们都力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学习思考，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出版他们的全集，对于团结和凝聚本国人民的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都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这里要附带说一下国民党的蒋介石。本来，蒋介石并不是共产党，在这里讲蒋介石似乎有一些文不对题，不过蒋与共产主义还是有一些渊源的。他在1924年3月2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里曾说，对于俄党“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共产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蒋介石书信》，第26页)说明他也曾经觉得“共产主义可信”并且曾经想让国民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正统而做过努力，只是因为没有达到目的而怀恨在心。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923年8月16日到12月5日间曾奉孙中山之命率团访问苏俄，1924年1月16日回广州向孙中山作口头报告，孙中山对于蒋介石的上述思想曾有所批评。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也有提及。他写道：“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苏俄在中国》，黎明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20-21页)经孙中山的批评，特别是受当时广东革命现实的影响，蒋介石一度也表现得很革命，特别是在东征时，他对于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表现得十分积极，对于一些人反对共产党人的言行还进行过尖锐的批驳;但到北伐的关键时刻，他又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他曾经称赞过的、曾与他共同战斗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抛入血泊之中。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仍热衷于剿灭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大搞所谓“安外必先攮内”的“不抵抗主义”，使东北的大好河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之手之手。1936年“西安事变”后，虽然被迫答应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但在抗战期间又不断进行破坏，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他一方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又随时准备撕毁协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对于这样一个朝三暮四，毫无信仰可言的人来说，很难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但是，在他1975年4月5日逝世后，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还是在1986年给他“恭印”了一部40卷的全集，即所谓《先总统蒋公中正思想言论总集》。由于蒋介石的思想言论不断变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前后相左、真假互见，表里不一、矛盾百出，要把这样一些东西集中在一起出版一本全集实在也不是一件易事。由于他后来反共，为了把他树立为一个反共英雄的形象，主编秦孝仪于是只好大刀阔斧地删改他早年赞扬苏俄、赞扬共产主义、赞扬共产党人的内容。当然，对他的种种劣行也多有掩盖。这样一个不能真实地反映蒋介石全貌的所谓“蒋公中正思想言论总集”当然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历史价值。对于蒋介石的这本经过伪造的全集，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先生曾经进行过揭露，值得我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并能奋斗始终的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深知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对于领导他们推翻三座大山并且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毛泽东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毛泽东不仅在国内具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把他与马、恩、列、斯相提并论，因为他历来认为马、恩、列、斯是先生，而自己是学生，反对人们讲“马恩列斯毛”，更反对人们讲“毛泽东主义”，甚至对于人们讲“毛泽东思想”也不赞成，多次对这类提法进行过批评和删除。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是邓拓，他作为《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在1942年7月1日前为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认为提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列主义并列之嫌，没有同意。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字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对此，毛泽东当然坚决反对。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为了在开学讲话提出毛泽东主义而向中央请示，对此，毛泽东在复信里曾非常严肃而严厉地批评道：“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一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里更十分详尽地解释说，“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当然，毛泽东在七大时曾经同意过“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但是他真正主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实质，而不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名称。实际上，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名称，他是违心地同意的。我们看到，建国后不久，他就不止一次地删除这个说法。比如1952年3月，他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哲学家冯至写的一篇讲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文章，认为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以用来批判当时《学习》杂志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错误观点，准备在《学习》杂志上转载，但是认为标题上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则是缺点，所以删除了这些字。(《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913年版，第531页)又比如，同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写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时，将提纲的“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并且批示邓拓：“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同上，第604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就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名称，但是仍然保留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文革前夕，林彪大搞“大树特树”，毛泽东并不赞成，只是因为考虑到“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才违心地同意林彪的这种宣传，但至70年代后就一再降温了。在毛泽东看来，讲“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很好，因为，所谓“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如果将二者并提就变成两个东西了。现在有人为了提高毛泽东的地位，喜欢讲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不同之处，以突出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甚至至今还跟着林彪讲“三个发展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认为毛泽东已经大大超越了马恩列斯，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在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删掉。”(《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公社100周年的文章《无产阶级胜利万岁》一文，为了突出马列，不止一次地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并且批示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同上，第372页)在毛泽东看来，他的思想恰恰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根据的，如果离开了马列主义这个根本，那就既谈不上马列主义，也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了。毛泽东批评把他和马列并列“不符合实际”，“是无益有害的”，其道理也正在这里。作为毛泽东的学生和信仰者，我们应该牢记并且遵从毛泽东的这些教导，而不应该违背他的这些教导才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景仰他、热爱他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永远不会忘记他所留下伟大的理论遗产，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质。每年毛泽东的生日和忌日，他们都会自发地想到要纪念毛泽东！实际上，也不只是生日和忌日，即使在平时，人们也都会很自然地想起他、怀念他！38年过去，哪一年不是这样?哪一天不是这样?韶山冲故居和天安门陵寝的巨大人流就是证明!可是，38年过去了，中央政治局当年通过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仍然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今未能兑现。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如何对得起被你们一再颂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和至今仍然十分景仰和热爱毛泽东的亿万人民群众?联系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都早已出版了其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的全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早已出版了其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的全集，甚至连蒋介石这样的人也都出版了他的全集，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和人类进步的影响显然是他们不能与之相比的，但中国共产党中央深入在1976年10月作出了“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而至今仍没有出版《毛泽东全集》的行动，这种现象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

　　二、从《毛选》第5卷公开出版发行到突然停止出版发行，从“筹备出版《全集》”到不再提及此事：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876年《决定》发布以来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出版的情况。

　　首先自然是《决定》提到的“《毛选》第5卷及以后各卷”。应该说，《毛选》第5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早在1960年即已开始进行，并且编出了1960年本(时间为1949-1957)。由于毛泽东的慎重，进展较慢。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立即着手把毛泽东在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来，先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党员干部阅读。《毛选》第5卷(1949——1957年)需要在1960年编辑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页)《毛选》第5卷，原计划在1969年出版发行，作为对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献礼，不过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曾接手这一工作。1975年6月15日，邓小平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纪录稿的整理工作。”“毛选五卷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着手毛选六卷的编目工作。信中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0-591页) 6月21日，邓约胡乔木、李鑫谈话，商议《毛选》第5卷的编辑事宜，确定首先整理《论十大关系》，并确定编辑《毛选》的人选和负责人人选。(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同年7月初，邓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毛选》第5卷编辑工作的进展情况时，问是不是设一个编辑委员会，毛回答说，不要了，你一个，康老一个，乔木。政治局也看一下，议一下，不必读，看。(《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页)7月9日，他又与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于光远、李鑫谈话，讨论拟编入《毛选》第5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7月13日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同意，并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版选集再公开。”(《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7月23日，邓听取胡乔木关于《毛选》第6卷的编辑工作计划和调进干部问题的汇报，指出：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同上，第72页)这以后，邓在7月26日、8月21日、9月3日和9月10日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选》第5卷篇目的会议，并在10月10日和11月4日听取了胡乔木关于《毛选》第5卷编辑工作的汇报。在11月4日对胡乔木说，“你们以后就是抓紧两件事：一件是把《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把帮助学部把刊物(指《思想战线》)办好。要把办好这个刊物作为政研室的主要任务。”(同上，第127页)但是，后来由于他不经过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同意就擅自提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明显的消极抵触情绪，并且为刘冰转信，毛泽东要他进行检讨并且减少了他的工作。最后，由于四五事件，他被撤销职务，当然也谈不上抓《毛选》的整理和编辑工作了。及至四人帮被拘捕后，《决定》明确规定由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作为编辑出版《毛选》第5卷及以后各卷的领导机构。应该说，在作出《决定》以后的一段时期，华国锋为了抓捕四人帮，对《毛选》第5卷编辑出版工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从1976年10月9日公布《决定》，根据“出版说明”，到1977年3月1日编辑出版工作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只用了5个月还不到的时间就编辑完成了。当然，这么快也与过去工作积累的的基础有关。《毛选》第5卷收录了毛泽东自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到1957年这一段时间的重要著作，中共中央于4月7日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决定。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全国发行。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一文。应该说，在这方面，华国锋在编辑、出版和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方面都是积极的。而与此同时，邓小平却在4月10日对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表示：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在7月16-21日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同上，第162页)这和他一年半前即1975年11月4日与胡乔木讲话的精神可说是一脉相承，即把整理和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阐明毛泽东思想体系方面。在他看来，整理出版毛泽东的原著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经过“理论工”“阐明”的第二手的东西上。这样本末倒置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中曾说，“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5页)此前， 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一封信中也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对毛泽东的著作当然也应该如此。实际上，只有原著才是真正重要的。马列的原著是马列主义的载体，不读马列的原著，又怎么能够真正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离开了毛泽东的著作，又哪里有什么毛泽东思想体系？要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著作，而绝不是去学习“理论工”所“阐明”的那些第二手材料。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理论工”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但是，绝不能将其凌驾于原著之上，只有原著才是根本，才是第一位的。邓小平不强调学习原著，而强调学习所谓“理论工”所“阐明”的“体系”。应该说，邓小平的话向人们传达了错误的信号。在中国，特别是在干部队伍里，跟风的风气很盛。其时，邓小平刚刚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被恢复工作，风头正劲，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直接的和强势的。由于批判“两个凡是”和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毛泽东的做法，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错了。在那样的形势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很强的否定毛泽东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以致邓小平不得不出来纠偏，要在指出毛泽东错误的同时也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是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他的这种肯定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他所真正肯定的只限于民主革命阶段，他对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肯定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言不由衷的。他在1980年6月27日对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说，“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9页)这里说“要恢复毛泽东思想”，不正好说明在这之前一段时间里曾经否定过毛泽东思想么？他在同年8月21日和23日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里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后期开始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而电视剧《转折中的邓小平》告诉我们，就在他会见法拉奇的同时，他在江西劳动过的新建拖拉机厂的部分职工来北京看他，他竟然问这些职工：“你们埋怨不埋怨毛主席？”而当这些职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埋怨”时，他竟然说：“要讲真心话!”来访的客人为了礼貌只好顺着说“有一点埋怨。”这个对话除了说明他自己对毛泽东充满着埋怨并想以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之外，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当然，他也说过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话，甚至还说过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他对自己曾经参与领导的《毛选》第5卷虽然只涉及毛泽东在1949——1957年的著作，但是在1991年由他题字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只出了前四卷，而《毛选》第5卷就被毫不留情地给取消了。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明，他所肯定的只是反映民主革命时期内容的《毛选》前四卷，而对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内容的《毛选》第5卷是持否定态度的吗？《毛选》第5卷被否定了，1958年以后的《毛选》第6卷及以后各卷当然就更不会出版了。本来，这类问题都应在《第二版出版说明》里给以明确的说明才是，但是，在这个《第二版出版说明》里却没有任何交待，这样做显然是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毛泽东曾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074页)作为《毛选》的出版者是不应该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教导的。

　　接着自然要提到1993年开始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对于这个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3年6月曾撰有“出版说明”，略谓：“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稿，做过许多讲话和谈话。这是一笔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已经编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主要著作。此外，他还有大量的文稿和讲话谈话记录稿，包括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主要比较重要，对于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很有价值的。经中共中央批准，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重要文稿，已经发布的和没有发表的，比较系统地选编成《毛泽东文集》出版。”还说，

　　“《毛泽东文集》为多卷本，选编起自1921年，迄至1976年，按精选原则选编。其中有少量文稿，带有个别不正确的论断，因为内容摘要也酌情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从这个出版说明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出版者的层级降低了。我们知道，《毛选》第一卷的出版者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据说，出版者原来的名称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陈伯达在起草《本书出版说明》时，觉得毛泽东的文章岂可由别人编辑，他将出版者改称为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见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参加了选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除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参加了《毛选》的编辑和出版的领导工作。1976年华国锋上台后，也直接参加了《毛选》第5卷的编辑和出版的领导工作。他把原来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改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这当然是考虑到兼顾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即以后各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需要，实际上也提高了出版者的层级。《毛选》第5卷出版后，为了推动学习，华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长篇学习体会文章。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一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1991年出版第二版时，出版者的层级就有所降低了。原来是专门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委员会，而在出第二版时则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此前曾出版过《刘少奇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等，就是说，专门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已不复存在。而到1993年出版《毛泽东文集》时，这个出版者的层级又进一步降低，它已不再是一个委员会，而只是一个文献研究室了。出版者层级的下降，说明了对毛泽东著作的重视程度已经不再和过去一样看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只不过是一项常态性的工作了。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出版说明仍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并且还说“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稿，做过许多讲话和谈话。这是一笔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 但很明显，《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已经不能按照1976年的《决定》那样“陆续出版”和“筹备出版”了。《文集》取代了《选集》和《全集》。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出版说明里没有作任何交待，但是从这个说明里所说的“其中有少量文稿，带有个别不正确的论断，因内容重要而酌情编入”里可知是因为论断不正确。就是说，作为“选编 ”都有不够格的，是他们“高抬贵手”才“酌情编入”的;如果要编“全集”，那不正确论断就更是多得不得了，是无法编的。这样一来，开头所说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等等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在出版者看来，毛泽东的所谓“不正确论断”屡屡，哪里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而只不过是一个根本没有资格出版“全集” 的凡夫俗子而已。对此，人们不禁要说，出版者把自己凌驾于毛泽东之上，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毛泽东，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其实，他们真有这个水平来评判毛泽东的是非对错吗?!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以某些大人物的是非为是非罢了。但是，他们能够与毛泽东相比吗？他们不懂马列，实际上，代表的是那些已被打倒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他们败坏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家底，使中国重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产生了一个比社会主义改造前还要庞大得多的新资产阶级，使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又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致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断加深，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今天中国出现的一切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与他们推行的所谓转型接轨有关。王震本来是支持叶剑英、华国锋的，也是积极支持邓小平上台的，但是，经过改革开放许多年后，他在生命的最后的岁月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毛泽东才是真正伟大的，他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在今天，对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持否定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毛泽东诗云，“风物常宜放眼量”，难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审们不应取这种态度吗?

　　三 、尽快恢复出版《毛选》和筹备出版《全集》意义重大，掀起学习马列和毛著高潮应是时代要求

　　从197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38年。虽然这个《决定》曾经作为某些人的一个手段而使它蒙羞，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央领导人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决定》，继续把《毛泽东选集》出版下去，并且积极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上的污点还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作法，不再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和不再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那就会使人们认定，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和正确的党，而是一个不讲信仰、不讲原则、没有信用，并且是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的假共产党。这样的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作为一个受党教育65年并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非党群众，我写这篇呼吁，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当然，恢复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也不仅仅是为了兑现38年前《决定》的诺言，消除那段不光彩历史的不良影响，它有着非常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受当时一些领导人的影响，各级干部纷纷出国考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崇洋媚外之风，好像一切都是西方好，资本主义好，好像社会主义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就以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来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到1967年6月17日就实现了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而美国却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的进步比所有这些国家都快。(熊杏林：《程开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第123页)有人说文革大大拉大了与其他国家的距离，而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等等都是在文革期间研制成功的。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也影响到社会科学领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再行时了，似乎唯有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才是先进的、科学的。在论坛和讲坛上，西方的庸俗社会学说被看作是主流，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被边缘化。不仅一般高校如此，党校、干部学校以致一些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学院也是这样。一些人以反马列、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为时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个茅于轼。他公开声称，他在反右时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定为右派没有错，不需要平反。中央党校的教授也公开宣传，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这些思想很右的人。因为党的政策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要发展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讲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保守，思想没有解放。一些以前搞过马列的人由于信念不坚定，他们为了适应形势，结果走上了改换门庭的道路。这样一些人不仅没有受到批评，甚至还受到鼓励。结果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高鸣”。中国号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他就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来又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的《共产主义ABC》。上井冈山之后，由于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又得不到需要的书籍，还是设法把仅有的几本书油印出来，送到连队供大家学习。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他得到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如获至宝，不仅自己如饥似渴第学习，还将前两本书寄给彭德怀，供他学习。长征途中，生病在担架上也手不释卷，潜心读书。到陕北后，条件大有改善，他又阅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具有批判主义》、《谈辩证法问题》和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些哲学教科书，同时直接中国革命的经验，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1938年10月14日，他在扩大到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著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更发出了学习马恩列斯理论的伟大号召。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比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知道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胶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他强调，“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喝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经过整风，在1945年召开了七大。毛泽东提出，干部要读五本书，就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还有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1949年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又提出了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要求干部阅读这些马恩列斯著作，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干部们能够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适应取得政权以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经过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事实上，许多人还是看不到这种革命的转变，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完成以后还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又是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新时期。应该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成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成功的，这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胜利。

　　当然，在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也有不足。毛泽东曾为他自己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而感到是一件憾事，也为他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而感到遗憾。而且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像毛泽东那样重视马恩列斯理论的学习。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我们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用一个实事求是就可以概括。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如果不肯花功夫，不认真读书学习，那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的。毛泽东批评他“不懂马列”是很有道理的。下面我想结合《邓》剧再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在《邓》剧里，编剧用很大篇幅写了邓小平的所谓农村改革。其实，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本就没有讨论农村改革。相反，“公报”说，经过深入讨论，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而在1979年9月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里也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据杜润生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以及负责农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坚决主张要搞集体经济，反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时没有对此表态。(见《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但是到了安徽爬黄山时就公开地不顾一切地表态支持搞包产到户了。搞包产到户，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原理和党所制定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而安徽那个所谓的“梨园生产队”(其实就是小岗村)的一些党员居然还秘密按手印立下生死状，要与中央的决定对抗到底！这样反常的事居然也受到某些大人物的支持和赞扬，岂非咄咄怪事！为什么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风会那么不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贪污腐败？推行包产到户过程中的一些言行显然是难辞其咎的。为了贯彻转型接轨，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又借年轻化，运用组织手段，设法让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让他们分别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万里则取代王任重担任农委主任，并让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去领导职务。我们知道，第11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是1977年8月在十一大后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仅仅两年两年半时间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动也是很不正常的。在《邓》剧里，邓还说到他1962年7月7日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讲的“猫论”，并且还很蛮横地说，“我不收回!”实际上，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到1961年，1962年7月已不是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他却打着恢复农业生产的旗号大讲什么不管黄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企图用分田到户取代集体经营。应该说，黄猫与黑猫的不同只是表面和现象的不同，而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这个意见当时不仅毛泽东反对，就是刘少奇也是反对的。刘在当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1959年、1960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这样的革命道路，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少奇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看来，曾经反对农村搞互助合作的刘少奇，此时也和毛泽东一样，认为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懂马列”的。

　　在《邓》剧里，有关向外商出租土地问题的争论也很值得注意。在我看来，这个争论的真正背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列强欺侮，帝国主义在一些中国城市租借土地，划定“租界”，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管理，成了“国中之国”，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才取消了这种所谓“租界”。中国人对这段屈辱的历史记忆犹新。而且，当时香港还没有收回，英国租借的香港大片土地的租期还未满，仍然统治着这块地方，我们怎么又向外商出租深圳的土地呢?人们对此提出异议是很自然的。而谷牧在会上居然大发脾气，还拍了桌子，企图以势压人。剧中那个既懂法学又懂经济的何教授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因此而离开了。而那些所谓改革派们为了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到依据，组织了十多个省委政研室的“秀才”挑灯夜战，刻苦攻关，连剧中邓小平的左右手之一的夏默和广东省委书记也参加助阵。攻关中有人出《资本论》里找了一句话，夏默问”有没有“土地”二字？因为没有被否定了。最后有人找到这么一段话：“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夏默接过了书又读了一遍，并把书举起来面向观众说，“《列宁全集》”。我一看，他手中的所谓《列宁全集》其实是一本伪造的书，因为《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我都接触过，其装帧、封面和他举起的那个《列宁全集》完全是两回事；至于那段话，我也还有一点印象，好像是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的，——经查，那是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说的，怎么变成是列宁说的呢?问题还在于，恩格斯此话所以，是为了说明“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绝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这与将土地出租给外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夏默在剧中是被邓小平誉为“既有知识分子的修养，又有共产党员的风范”的人物，但是，我们从他在这场戏里的拙劣表现里可以看出，他既没有知识分子的修养，也没有共产党员的风范。人们知道，《邓》剧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关的，真不知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编审们是怎么把关的？对马列著作如此缺乏了解，并且出现如此弄虚作假、张冠李戴的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遐想，——人们不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邓》剧中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特区对外资的税率问题。本来，国家对内资的税率是33%，对外资按照这个同样的税率已经是给予“国民待遇”的优惠了，但是在制定“条例”时，谷牧、夏默等改革派却坚持按照17.5%的低税率。在他们看来，香港的税率只有17.5%，如果特区的税率高于香港就不能吸引外资了。其实，外资正处于过剩的状态，他们正想要寻找出路，而中国工人工资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投资中国远较投资香港有利得多，制定33%的税率对于他们来说仍然非常有利，他们是不会放弃投资的。但是，谷、夏二人仍然坚持对外资17,5%的低税率，为此而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还说，特区应该有特殊政策，否则就不叫特区了。反对方当然不会同意他们的这一看法。于是两人又到邓小平那里求援。而邓小平竟然进一步将税率由两人要求的17.5%降到15%。用如此低的税率讨好外商，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超国民待遇”无疑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税率过低使国家的税收减少；外资的过低税率，大大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政策还可能会让有关的工作人员会犯贪腐错误。人们不能理解，特区的这种政策规定，究竟是为了中国，还是为了外商?相关人员主张制定这种吃里扒外的政策规定，是不是得到了外商的贿赂?记得90年代初，我参加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大连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在小组会上，一位刚刚在深圳进行了调查的年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说，我的调查结果是：如果把深圳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枪毙，也不会有冤假错案。可见特区的违法犯罪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改革派们难道没有责任吗?今天全国范围的贪腐如此严重，“始作俑者”难道没有责任吗?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仅仅这样做，只是与结果做斗争，而不是与造成结果的原因作斗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邪路，原因是我们没有搞好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理论的学习，放松了干部队伍世界观的改造。要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标本兼治，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而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就应该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这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主张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你不出版相应的原原本本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而只是出版一些水平并不高的人二手编辑过的东西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只要恢复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以后的各卷，出版了《毛泽东全集》就万事大吉了。出版这些书是重要的，但是，出版以后的学习和应用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一百多年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曾经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写过一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选用莱辛的《致读者格言诗》作为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斯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作品时多用心。

　　列宁对这首格言诗也很欣赏，他在批判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时曾转引了它，并且写道：“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烧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它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莱辛的格言诗写得多好啊，列宁的话也说得十分到位!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称赞、恭维伟大人物的美名这个层次上，而应该多用心读他们的作品，并且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应该是这样，对毛泽东的著作也应该是这样。

　　但愿我们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们能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在中国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同时也希望一切坚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同志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作出贡献!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阶级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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