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并“中央文献”
为何将“两个不能否定”的嘱咐当成耳边风?
一清
在《邓》中，有一个人物假得让人恶心，就是那个假惺惺地流着泪从考场中退出、立志要改变农村与农民命运的“三不像”农民刘金锁。这把所谓的“金锁”就是《邓》剧编导们寄托着全部否定“改开”前执政党一切成绩的幽门之“锁”。当然锁钥一定是在编剧手中控制的：让这把“锁”什么时候“开”口说什么话，就是“锁钥”的妙处之所在。
(《邓》剧打开所有问题的那把“金锁”，总在顽强地问着这个问题。《邓》剧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我不知道《邓》剧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矛盾到极点的“典型”。这个人并无什么担当精神，当国家受困时，他能选择的就是“逃港”，就是“扑网”。当然，作为个体，这是他选择的自由。但是就国家管理而言，偷越国境、边境，什么时候都不能成为理直气壮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英雄”，至于说是想“到那边去看看”以改变“乡亲们的命运”更是无耻之调、无稽之谈。但《邓》剧别出心裁，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三个偷越境者都打造成了剧中的英雄：一位是带着港资来拯救北京煎饼事业(第35集)的吴怡茹大美女，一位是自称“成为了国家真正脊梁”(第38集)的帅哥田源，一位是承包一年便超过了15年粮食总量的神级农民刘金锁。正是编剧们的带有倾向性的“树立”与“安排”，这样三位偷越境者作为剧中英雄，都成为了“邓小平”接见的人物，成了《邓》剧打造的楷模。
这几个别样的人物，当然也是《邓》剧组搞“两个否定”的得力工具。“两个否定”的对应物是“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邓》剧是要歌颂“改开”后的，这当然很好，但却时时不忘否定“改开”之前的，而且是要彻底否定“改开”前的。而完成这个“否定”任务的主要工具就是这三个偷越(境)者。
(《邓》剧打造的三位偷越者第一次在这里齐聚，后来他们都成了“改开”的英雄)
将三个偷越境者打造成英雄典型，就是对“改开”前国家制度、社会管理的最大否定。
在剧中，“吴怡茹”的话语不多，她只是剧组实施“三突出”原则的一个临时性工具，但她不多的话，有着不可小觑的阴暗能量。在第2集中，她与“偷境三英雄”的另外两位(金锁、田源)有两句对话，田源说你也去参加扑网，那会是九死一生啊。吴怡茹说出的话就可以看出编剧们的用心之阴恶了：“九死一生，也还有一生啊，也比回农村再受侮辱强。”吴怡茹作为上海知青的这话中之话所含的潜台词，是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女性参与者是一次集体侮辱。
在《邓》中，田源的存在，就是对“改开”之前的全部否定。因为这个人物在“改开”之前基本上算是一个绝对问题人物。有关情况，我已在《五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及“中央文献”》中对这个人物有了详细的描述，这里不再重提，但正是这样一个时时、事事、处处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烂崽，被塑造成了“改开”后的英雄人物，它本身对“改开”前的否定就是昭明如火的。
再说说寄予了《邓》剧编剧及“中央文献”全部心思的那把“金锁”。刘金锁的存在，并没有任何个性，因为他的周身散发的都是一种假，是一个恐怕连编剧和“文献”人也自不能信的“假、大、空”人物造型。这个周身无处不散发着假气息的人物让人发笑之处在于：他的偷越边境，居然是出去看看，看能不能救贫苦的乡亲们(第2集)，他自信本事超人，“我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念完大学就回来”(第8集)为乡亲们服务，拔掉乡下的穷根。他在考场里答题，突然想起了乡亲们讨饭的情景，于是，毅然中断高考要去改造农村旧面貌(第10集)。他思考的都是“大于天”和“超越古今”的问题，他应该是个哲学家或是历史学家：“600年前，我们凤阳的朱元璋统一中国，我真不甘心啊，这才几百年啊，就被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难道共产党还不如封建社会的一个小小和尚吗?”(第4集)于是，他以一个生产队长的力量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邓》剧通过34集的一个细节就表现了这位农民超越历史的眼光：他所主持的18户人家的包产到户计划和签字文书被作为情人同时又是梨园公社副主任的夏建红发现了，并将之烧掉。金锁非常痛心地说：你要知道，这可是一份历史，烧掉了，就没有了这个证据。——这简直是个幽居在乡野僻壤的奇人、怪人、神人。当然，这样的神人一旦被编剧赋与以“英雄”的模样，就注定会显示出透身的假来。
刘金锁的假不但表现在他的那种装憨卖萌上，更是表现他的所谓改变农村面貌的尝试中。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伟大不得的事呢，竟至于在“中央文献”花重金打造的《邓》中要占得如此大的名份呢?他不过就是完成了剧本中一个试行“一包万灵”的角色。这样的角色的品性也依了他的秉性“活”着，便是在“邓小平”面前，也决不放弃他的假的台帐。在《二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及“中央文献”》一文中我已提到过一组数据：第39集中，这个梨园生产队队长的刘金锁向久未见面的田源与吴怡茹吹牛他们这个生产小队的粮食总产量时是这样说的：“大包干这才干了一年，粮食就大丰收。我估算了一下，我们18户，粮食的总产量达到了6万多公斤。比我们生产队从1955年到1970年粮食的总产量还多。”接着在黄山上又见到了“邓小平”：“邓副主席，我们梨园生产队今年的粮食，从此前的3万斤，搞到了现在的12万斤，超过了历史的任何一年。”——从1955年到1970年共是15年，此前的粮食3万斤，15年的总量是45万斤。不知道这12万斤为何比45万斤的总量还要多，这算术是怎么算的?这个假怎么就能做出来的?
(一个生产小队“包”了一年，粮食收成超过了1955到1970年的总量，“邓小平”听得津津有味)
问题是，正是因为这个假人物的各种表现，包括行为、语言。其人所要体现“价值”的全部就是要否定“改开”之前的一切。编剧们提到的数字和否定的基准年是从1955开始的，正是从1955年，中国展加快了农村所有制改革，在完成解放初期土地改革任务以后，进入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来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应该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共和国开国困难时期的发展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需要有广大的农村与相对优势的农业的支持，正是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为共和国的各方发展打下基础。从这个方面说，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是为国家作出了不可埋灭的贡献的。历史要记住这个贡献。“中央文献”更要用你们的权力铭记这样的贡献。《邓》剧借助于这把“金锁”说出的不仅是否定十年，更是否定此前的25年，进而否定共和国的建国历史，否定“改开”前的所有功绩。这样的作品出现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全党共识达成三十年后的今天，出现在“十八大”召开以后，这是匪夷所思的！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理论界、知识界和党内同志不要搞“两个否定”的今天，《邓》剧如此作派，真是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在《邓》中，通过田源的口说出的是“国不像国”，通过夏建国的口说出的是“国家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通过吴怡茹之口说出的是可以有九“死”，却没有一“生”的现实悲惨，通过夏默、田志远甚至“邓小平”说出的话都离不了“我们这个样子的一个国家，这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国家”。我不知道编剧们、吴子牛们、还有“中央文献”诸同志们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诉求，这个国家在“改开”之前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改开”之前真的就“连封建时代的一个小和尚都不如吗”?类似于“中央文献”这样的机构，你们为什么要对那一段历史如此否定彻底且不留空间呢?
再强调一次，“两个不能否定”，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提出的。所谓“两个不能否定”是指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命题涉及到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同时这一命题也凝聚了朝野共识，成了人们评价共和国成长历史的基础点和航行标。希望龙平平们、吴子牛们还有中央文献诸同志们认真听起、记起，不能将之当成耳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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