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能理解剧组在安排田源、夏建国、刘金锁这样人物于剧中的用心，从好的方面着想，是编剧想通过这些人物与农村、与知青话题挂钩，从而将不多的官家故事得以用老百姓生活元素展开;若是从编据们重新拾起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来看，这些人物的出现，更多地体现是编剧们着于这样一些专职的领掌者和领呼者——当然是呼口号、大声地叫好、热泪盈眶地叫好与鼓掌。
(《邓》剧中的“英雄”田源，哪儿都有他的影子)
我在前文“一问”中已经就《邓》剧到底属“电视文献片”还是“创作艺术片”进行过探讨。但始终还是说不清楚。估计剧组本就是按文献片弄的，中央文献也并不反对且有默认，否则在邓公110周年推出，且反复张扬着有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编研组主任任总编剧就说不过去。到底是哪一类的“剧”，这个问题将一直纠结于所有人物，不管是剧中的真名姓的人物如“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谷牧”，还是虚构的夏默、田志远、夏建国、田源或是建红、金锁，他们都要服从于剧情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剧中特定意义的“角色”。
问题似乎便回到了哈姆莱特式的困扰。
我们不管这些纠结了，只说说田源这个角色于当下的意义。
剧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出现，即使他们是只使用过一次便弃之不管了的“工具”，作为角色，他的施加于广大观众的“影响”都是可以也必须要由他人评说的。
这里，我们不评价人家青年演员在表现田源这个角色时的分寸把握和演艺功底，我们只评估这个角色的当下意义和价值取向。或者说我们想以这个人物的故事(经历)来回还于编剧：他给受众们带来了些什么样的感受。
“田源”是个老三届学生，是寄予了编剧和“中央文献”人期望的一个理想式人物：他聪明，生长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之家，知青运动中他“上山下乡”于云南西双版纳军垦农场。他有演艺功底，能演话剧;他有鼓动能力，能组织下乡知青进京请愿、甚至上路堵火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下放知青中的“老大”。
这个人物所倾注的《邓》剧编创人员的心血与期望还表现在于他的各种“角色”赋与，因为剧中安排于他的几乎是编剧们认为最光明、最先进、最时代、最勇于探索的“任务”呈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剧中安排他承担了改革效果的民间样板的角色，他是剧中唯一与港商合资的企业家，还“安排”他见到了“邓小平”同志，并倾诉了衷肠;“邓小平”也对他充满了希望，认为这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大有希望。“他们就是中国下一代的脊梁啊”!
(他一直混在北京，农场全当没有他这个人物，而他自己称是知青队里的“老大”)
其实根本不需要从什么社会学视点，以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以公民基本责任担当角度上看，《邓》剧推崇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得很，看完了他在全剧中的“表演”与“表现”，这实在不能算是一个有正向价值的人。
我们不评价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但有那么多知青在农村里干活的时候，田源不在农村，而是借故呆在北京胡混，用他妈妈曹慧的话说“你打回来就没上过工”、“胡闹”。那么不上工的他在干什么呢?在北京贴大字报、串连，搞工运、学生运动;在北京滞留一年多时间，以至于云南军垦农场无论知青还是干部都权当没有他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闹事的”。田源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那里“我就是老大”。他母亲曹慧倒说出了实情：“人家就是怕你回去闹事”(第7集)。在逃港大军中有他，扑网的队伍里有他声嘶力竭的叫喊;逃港中因“英雄救美”而功亏一篑，他只得回到北京，但并不打算回农场去，而是游走在社会的边缘，是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因素。他没有任何社会责任，包括家庭责任。对于管制他的，不管是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干警，还是军垦农场领导，他一律给对方以“法西斯”的称呼(第4集、第9集)。他父亲是“邓小平”身边的人，在当时还绝对属于国家一号机密的高考恢复信息，是他第一时间咋咋乎乎，像个多嘴婆，将信息广为散发(第7集)。因之我们看到，那样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被广大民众认可其“最公平”的高考制度，其实在官宦之家与老百姓间是毫无公平所言的，他有机会比我们这些远在农村辛苦地劳作着的同龄人多出两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他欣逢其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但他是个说大话的角色，随时不忘贬低别人，说在“别人抓耳挠腮的时候”，自己“文如泉涌”(第10集)。但录取他的是一所地区师范专科学校，他不去，嫌师范学校太差，并愤怒地撕烂了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珍宝的“入学通知书”(12集)。他从此不再参加高考，作为一个社青年混在北京。他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可以理解，他完全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至少是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但是他不干。他要参与到知青中去闹事，组织知青们请愿，组织知青们上路轨堵车，以此倒逼中央表态。他组织下的“进京请愿”出尽了风头(第26、27集)。终于回城了，他本可以凭着自己曾有本事中的任何一项就可以干比“卖鸡蛋煎饼”更有出息的工作，但他似乎与人格外一条筋，在大街上吆喝着为工商人员所驱赶，他似乎就是为调笑现实生活而生的“活祖宗”“大玩主”。当年与他一起逃港的 吴小姐以港商身份出现岳，他们搞起了合资，但要引进香港的技术做北京的煎饼子(第35集);1979年，当粮食还是国家一类战备物资严格禁止流通的时候，他与远在安徽的金锁签定买卖合同，严重违反国家粮食政策(第36集)……
(国家有关高考的信息，是他第一时间咋咋乎乎广为散发。)
总之，他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小混混。他的一切都是与社会主流相拧着的。
这是个典型的具有“文革”年代“反潮流”性格的人物。如果这个剧目的推出是那个曾经以“反潮流”为时尚的时代，这人物当然具有政治学价值，因为“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就常常塑造这样的人物，用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造反有理，为反而反。但是，《邓》剧的剧审发号是2014年，在这样一个全社会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社会讲究“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的当下，这样的一个反潮流类的人物，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他的“为反而反”的性格特点，是否可以作为当下年轻人仿效的艺术典型呢?他就是《邓》所寄予了政治理想且要推向社会“道德榜样”的典型人物么?
或者剧组人员会以很专业的口吮反问：艺术不就是再现生活么?“田源”当时就是这么生活着的，《邓》剧只是对客观生活作了反应，是忠于生活的。
我们姑且不论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可以称之为“烂人”的人，便是百分百地原型如此，那么，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艺术，它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它要引导什么提倡什么呢?我们在邓公110周年的日子里作如此隆重的纪念，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鼓励和塑造的是时时、事事、处处与国家政策、社会规范和法律法条对着干的“艺术典型”，那么，社会的治理、国家秩序的维持又将依靠于谁呢?秩序与法律都是相对时间而存在的，国家的力量就在于在秩序与法律规定的时间里，要求公民遵守它，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文艺作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生活在文学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我们不相信类似于《邓》剧这样的“大手笔”会在当下社会里鼓励“反潮流”这样的行为，但是，客观来说，《邓》剧通过“田源”这个人物的言行推送和行为塑造，难道不正在推行着这种与社会不协调的叛逆价值和不良意识么?如果“田源”是一个值得宣扬、值得褒奖的人物典型，我不知道它借《邓》剧的还原，借“中央文献室”这样的招牌出世，将要为这个社会带来多大的不稳定因素?接访、处信、维稳的工作量又要如何的翻番?从田源的表现来看，《邓》剧中这一角色形象所代表的意义，是负面的，是完全应该否定的。而《邓》将其当成了最有希望的人物，将其塑造成一代青年的典型，除了让人十分失望，还让人十分地愤怒。由是反映的编剧团队落后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反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的机构在承担社会责任和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离中央对他们的期望有多大的距离。@司马平邦 有一条微博说得好，“《邓小平》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牵头，……对改开的认知明显落后20年，更与当下民间活跃的思潮形成强烈对比，这证明了中共理论界当下脱离群众情况之严重，指望他们重树思想权威，几无可能”。——这个批评有些重，但应该引起《邓》剧人员和“中央文献”诸同志的思考。毕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遵纪守法，做“文明”、“诚信”“友善”的社会责任公民，而不是要鼓励年轻一代成为头上长角的反社会主流价值的所谓“精英”。
我的忠药之言是：不要在贴有伟人标签的作品里塞私货，与主流价值观作对，不是你们这种“中央”机构的天命，而恰恰相反，你们的天命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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