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三（16-17节）

　　目录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1）

　　毛泽东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决定打倒刘少奇，是1965年初开始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了一年多，到1966年夏天，刘少奇就被罢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的斗争还在继续，前前后后一直“斗”了10年，这说明毛泽东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这个高手是谁呢?他就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40年，共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周恩来。

　　1966年秋，毛泽东正式拉开了与周恩来斗争的序幕，中间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对手就是周恩来。

　　周秉德是周恩来亲弟弟周恩寿的女儿，她在1949年12岁住进中南海，到她结婚为止，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几乎像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样。周秉德回忆说：【陈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心腹，陈毅能看出来毛泽东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本人就更能看出来了。当然，在文革的最初阶段，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打倒他，以为毛泽东的目标只是刘少奇。然而到了1966年9月底，周恩来猛然醒悟：原来自己也是毛泽东要打倒的目标。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1966年9月底，江青已经开始要“整”总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召开大专学校红卫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张春桥主持，参会的有蒯大富等七、八个学生。座谈会上先是学生发言，他们除了骂刘、邓之外，矛头对着总理，说总理“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学生发言后，张春桥表示回去报告。】

　　王力由于各种原因，在这里只能说江青要“整”周恩来。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来头上的。张春桥把这份《会议记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人传一份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会议记录》，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给他看这份批评他的《会议记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两个月，一直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搞文革，一有机会就对文革浇冷水降温，这让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因此，这次毛泽东用这份《会议记录》来警告周恩来：如果你再抵制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这时，周恩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向毛泽东妥协，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取消对周恩来进行批判;第二个选择是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样就要冒着被毛泽东批判的风险，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

　　周恩来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呢?很可能是他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意图。这时周恩来恍然大悟地发现，毛泽东搞这场文革，绝不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自己也将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因为看破了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意识到，如果他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虽然暂时可以躲过被批判的危机，可是将来必然躲不过被打倒的危机，停止抵制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坟墓。

　　（2）

　　周恩来看清楚了，他现在唯一的生存之道，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继续抵制下去，只有顶住毛泽东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也是为了保住他们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党”。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此举是高明的，他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了。

　　毛泽东传给周恩来这份《会议记录》后，就等着周恩来向他来检讨。按照以往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这份批评他的材料后，马上就会找毛泽东做自我检讨，以换取毛泽东的和解。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装傻，装得好像看不懂毛泽东的意思，没有对这份《会议记录》进行任何表态。

　　毛泽东本来不想现在就批判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毛泽东的计策被周恩来看破了，所以毛泽东只好提前实施批判周恩来的计划。毛泽东搞批判的惯例，是先制造舆论，扣一个帽子，再来批判。上次，毛泽东抛出一个针对刘少奇的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次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又抛出一个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的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国庆讲话中，首先亮相的。毛泽东让林彪首先说出这个提法，是想向周恩来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过毛泽东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说批判周恩来，林彪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要“忽悠”一下林彪，让他无意中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

　　林彪虽然尊为党内第二位，但他与刘少奇不一样，不主动管事，极少参加会议，送交他批阅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当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画圈，是秘书代为画圈。林彪只有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像国庆讲话等公众会议上的“例行讲话”，林彪懒得自己起草讲话稿，都是请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给他起草讲话稿，到时候林彪照着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国庆节的林彪讲话，是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

　　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事先没给周恩来看，也没给林彪本人看，倒是给陶铸看了。因为在国庆节前，毛泽东还是信任陶铸的，只是在国庆节后，陶铸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换头”照片之后，毛泽东才不信任陶铸了。陶铸看到林彪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陶铸固然政治嗅觉不够敏锐，当时这么明显的政治问题，陶铸当然还是看得出来，因为以前党内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个名词。既然有一条“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必然要有一批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着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又要兴起一场大的斗争。

　　（3）

　　一个人对革命和斗争的态度，往往随着自己的地位而变化。一个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往往是欢迎斗争的，因为越斗自己越有机会;而一旦自己掌了权，态度马上就变了，就不欢迎斗争了，喜欢稳定了。因为有了斗争，自己的权力就会变得不稳。

　　陶铸是打倒刘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党内第四位的高位。这时，陶铸从保住自己地位的愿望出发，希望党内越稳定越好，特别不希望党内高层出现大的斗争。因此，陶铸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再发起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党内斗争，但陶铸也无力阻止毛泽东，他只能设法降低这场斗争的温度。

　　在1966年国庆节林彪快要讲话时，陶铸找毛泽东说：“‘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那就加个‘对’字，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林彪对这个例行公事的讲话稿并不在意，于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讲话时照本宣科地讲了“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这句话。

　　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概念不清，容易误解，文字也不通，表达不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听了林彪的国庆讲话，马上意识到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讲话中说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句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一般人，就会简单地认为，既然是林彪第一个讲出这句话，那就意味着这是林彪主动要向周恩来发难。

　　但周恩来还是很精明的，他并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他还要核实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动提出来的主意，还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周恩来去找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等人，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含义和来历。王力和关锋解释了半天，他们没有说这是林彪提出来的，这让周恩来感到放心。因为如果林彪真的要与毛泽东联手起来对付自己的话，周恩来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周恩来还是非常谨慎的，他还要去找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核实。因为这关系到周恩来采用什么斗争方式，把林彪当成一个团结的对象，还是当成一个敌人的基本战略问题。因此周恩来必须特别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错，他要当面向毛泽东把这件事问清楚。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

　　【周总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说他要去问毛主席。事后他告诉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总理以后就照着毛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

　　（4）

　　有人误以为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其实毛泽东也学英文好些年，与斯诺等美国人交谈时，也会蹦出几个英文词汇来。像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这样简单的英文词汇，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人，当然应该能够掌握的。

　　周恩来核实了这个提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之后，说“我懂了”。周恩来这句话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懂了”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已经拉开序幕了;第三个意思是“懂了”林彪没有主动提出和参与这件事。

　　毛泽东这里用了一个小计策，他自己不首先说批判周恩来的话，而是让林彪第一个公开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这可以造成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让周恩来误以为林彪已经与毛泽东联手起来批判他了，造成周恩来自信的崩溃，投降认输;第二个效果是挑起周恩来对林彪的误解和不满，进一步发展成他们两人的内斗，毛泽东就可以来一个“渔翁得利”。

　　毛泽东的计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来这样的高手，这个计策还是失败了，两个效果一个也没有达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讲话后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一篇社论，其中专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高层都清楚，这里提到的所谓“折中主义”，明显指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最喜欢搞折中。

　　《红旗》杂志刊登这篇事关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论，按理说，应该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审阅，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却没有通知周恩来。而且在这一期《红旗》社论发表之后，还搞了一个敲锣打鼓的“庆祝”，以提醒人们这期社论的重要性。

　　据周恩来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陈伯达却绕开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当天我见到周总理时，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

　　谁都知道，尽管陈伯达是《红旗》杂志的主编，但没有毛泽东的意思，陈伯达是不敢登这种文章的。周恩来表面上抱怨陈伯达，实际上是抱怨毛泽东。

　　周恩来对这篇《红旗》社论是耿耿于怀的，到1967年2月发生“二月逆流”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件旧事，当面责备陈伯达说：“1966年10月发表第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陈伯达不敢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敢顶撞周恩来，只好胡乱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5）

　　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因为这些人总是把“斗争”理解为权力之争。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这些人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做了一些僭越的事情，引起毛泽东的疑心，以为刘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打倒掉刘少奇。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这些人也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林彪的军队势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胀，威胁到毛泽东，特别是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泽东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这些人就难以用权力斗争来解释了。第一，找不出周恩来有什么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基本上是臣子对待皇帝的态度，找不出周恩来有篡位野心的证据和迹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来与毛泽东争夺党权或军权的事情。周恩来从来没有当过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刘少奇之后，后来又排在林彪之后。只是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短暂地排名第二，毛泽东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泽东提拔刘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来都没有跟他们争当过接班人。

　　因为无法用“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于是这些人干脆就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没有斗争，说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彻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权的念头。甚至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助毛泽东整人，帮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帮凶”。又说周恩来挑拨离间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这些人的说法都缺乏合理性，经不起基本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毛泽东整人，那么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事实就无法解释;如果说周恩来彻底奴化，不敢有篡权的念头，那么就无法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要挑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中，一直在调和或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找不出周恩来挑拨两人关系的证据。

　　据被划为“林彪死党”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九大之后，我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跟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最初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瞭恰到好处。】

　　（6）

　　邱会作的话，说明周恩来不是在挑拨，而是在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作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在被打倒之后，才会感谢周恩来。

　　我们要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其实只要把思路转变一下，用路线斗争来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并不是他们两人为了争夺第一把手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他们两人因为个人私事的恩怨报复，而是一场典型的“路线斗争”。

　　如果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还有一些个人恩怨的因素在里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因素，纯粹是出于路线的考虑。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他面前，极尽臣子的本分，并无篡权的野心，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泽东在“私”的方面，对周恩来是满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时代，周恩来在毛泽东成为一把手之后，从没有在“私”的问题上，做过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很不满了。

　　同样，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也不是因为“私利”的因素来反对。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不是抱怨毛泽东没有让他当接班人，而是反对毛泽东搞的那一套路线。

　　因此，毛周之间的斗争，并非起因于个人私利的恩怨之争，纯粹是起因于他们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两人的斗争，都是为了实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确路线”，是一场站在“公”的立场上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思想分歧，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些。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我们在前面也做过不少评述，这里再介绍一下外国人的看法。我们认为，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写的《邓小平传》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写得比较深入，所以这里用较多篇幅引用几段。下面是《邓小平传》中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几段文字。

　　【毛泽东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这也是毛泽东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7）

　　【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的老百姓。相反的，毛泽东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毛泽东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干部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毛泽东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195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这样做了，他同时也对他的同辈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毛泽东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他却发现，自己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将接替他成为中共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理查德•伊文思提出了四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下面按照这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崇尚“平等”，他的理想是：每个人不仅在社会地位上平等，在思想心态上也要平等。因此毛泽东要打掉官员们“官架子”的傲慢，打掉知识分子们“学问架子”的孤高，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与老百姓真正地平等。

　　第二，毛泽东崇尚“共产”，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也要坚守社会主义，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毛泽东崇尚“朴素”，他本人的生活是相当朴素的，这点是公认的。

　　第四，毛泽东崇尚“斗争”。当中国出现一些官员特权化，知识分子特殊化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是想用“斗争”来彻底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反感那些安于现状，贪图享乐，而不愿继续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干部们。

　　（8）

　　我们也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刘少奇。

　　第一，刘少奇也提倡“平等”，但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达到崇尚的地步。毛泽东对小人物的态度，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而刘少奇的官架子，则相对比较大一些。据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山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回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破天荒地召开生日宴会，邀请陈永贵等劳动模范参加。那天陈永贵到达的时间比预定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带着他去拜访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陈永贵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后来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在刘少奇面前，是一个连眼都不值得抬的小人物，可是后来毛泽东竟然提拔陈永贵这个小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可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方面的观念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刘少奇对“共产”态度，虽说不是完全反对，但认为当前中国不适合搞共产。相反，刘少奇对资本主义是比较欣赏的，这点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念差异最大。

　　第三，刘少奇也提倡“朴素”，但是在朴素这方面，刘少奇不如毛泽东，这点也是公认的。不过刘少奇也没有过分的奢侈。

　　第四，刘少奇不崇尚“斗争”，他认为应该严格党的纪律，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驯服工具论”，反对毛泽东提倡的下级可以对上级“造反”的斗争哲学。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两人的思想差异都很大，因此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也不奇怪。

　　我们再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周恩来。

　　第一，周恩来也崇尚“平等”，周恩来对待小人物的态度，也非常平易近人，这点与毛泽东一致。

　　第二，周恩来对“共产”态度，基本是赞成的。对“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的东西，周恩来虽然没有坚决反对，但也没有赞成和支持。这点与毛泽东基本一致。

　　第三，周恩来也崇尚“朴素”，在朴素这方面，周恩来甚至还要超过毛泽东。因此，这点与毛泽东也是一致的。

　　第四，周恩来不崇尚“斗争”。周恩来崇尚“和谐主义”，尽可能避免斗争，提倡用相互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争端。这点周恩来与毛泽东非常不同。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的思想差异，除了在“斗争”方面，其他三个方面都基本一致。但就是在“斗争”这个问题上，两人的思想观念差异太大。每当毛泽东搞斗争，周恩来总是要出来搞“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

　　（9）

　　周恩来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的斗争哲学，却持保留态度。周恩来更信奉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温和、文雅、谦恭、礼让，这些传统的儒教品德，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毛泽东是非常反对儒教的，可周恩来却是一个“当代大儒”，两人这方面的差异太大。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的儒教品德，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的缺点就是他身上的儒教品德，认为周恩来太缺乏斗争性，过于顾全情面，谦和有余，直言不足，中庸之道。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让周恩来领导中国，因为他不能与资本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尽管周恩来本人不赞成资本主义道路，但周恩来也阻止不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周恩来不符合毛泽东的接班人要求。

　　这次毛泽东搞的文革，是一场大革命，一场大斗争，而周恩来不仅不支持毛泽东搞斗争，相反却“和稀泥”，“泼冷水”，“搞折中”，处处阻挠毛泽东搞斗争，成为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阻力源和绊脚石。因此，毛泽东要想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排除掉周恩来这个阻力源。这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央高层当中，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自信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变色。可是毛泽东死后怎么办呢?毛泽东不甘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随着他的死去而死去，因此毛泽东要寻找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以保证在他死后，中国依然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周恩来比毛泽东年轻五岁，身体也很好，当时一般人都预测毛泽东会在周恩来之前去世，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周恩来会在他之前逝去。按照常理的预测，毛泽东去世后，周恩来还活着，那么肯定是周恩来接班。即使毛泽东找到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这个接班人也肯定竞争不过周恩来，无法接班。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打倒周恩来，才能保证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否则一旦毛泽东去世后，就谁也对付不了周恩来了。

　　应该说毛泽东打倒周恩来，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从私人感情上来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相当友好的，可是在思想路线上，两人的分歧太大。毛泽东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想保持红色中国不变色，就不得不打倒周恩来。

　　（10）

　　自从1966年9月底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开始以来，10月1日的国庆节，就成为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场路线斗争的第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毛泽东早在1966年8月5日，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而毛泽东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司令”。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在发表之前，还特别给周恩来看过，所以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用这张《大字报》宣布他与刘少奇的决裂。并且，毛泽东还明确向周恩来发出指示，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资格，这也就是变相停止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资格。

　　既然毛泽东已经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了，当然毛泽东不会愿意在公共场合与刘少奇一起出现，否则就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误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缓和，进而怀疑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真的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可是，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又不可思议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身旁，这原来都是周恩来的安排。

　　周恩来在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排列位置时，声称刘少奇名义上仍然是国家主席，所以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排名次序，把刘少奇排在第八位，而是要应该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于是国庆节那天，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让群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毛泽东看来，他明明已经向周恩来“交底”，声明他与刘少奇已经决裂了。可是周恩来偏偏要安排毛泽东这个“红司令”，与刘少奇这个“黑司令”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这简直就是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种讽刺。

　　因此，毛泽东很不满周恩来搞的国庆庆典安排，他要自己单独行动，向红卫兵和群众们显示，他与刘少奇等人不是一伙的。作为最早一批红卫兵领袖的杨小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66年10月1日，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恩来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周恩来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又耍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

　　周恩来立即指示警卫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领着江青从后面赶来，在金水桥追上了毛泽东。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11）

　　我看见周恩来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泽东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毛泽东快走到我跟前时，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张红卫兵传单，对身后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浪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周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捡拾传单，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传单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我看了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杨小村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耍脾气”，“大手甩开周恩来”，不愿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要单独去见红卫兵，要与红卫兵席地而坐，这些都表示毛泽东不愿意和刘少奇在一起。

　　另外，杨小村也提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主仆剧”。尽管周恩来在“公”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的路线，可是在“私”的立场上，周恩来仍然非常尊重毛泽东，总是表现得对毛泽东非常恭敬，有时甚至像是毛泽东的仆人一样。这样一来，有人要想找周恩来反毛泽东的把柄，也很难找到。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周恩来反对的是毛泽东要搞的文革，并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

　　以前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总是安排刘少奇也乘车参加检阅。这次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打破周恩来的计划，自己乘敞篷车去与群众见面。这次由毛泽东自己安排的车队中，政治局常委中的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没有了。毛泽东要用这个行动向群众显示，他的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之中，不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这四个人。

　　毛泽东搞文革，总是受到周恩来的种种阻挠和抵制。当然周恩来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文革，他与刘少奇的做法不同。刘少奇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出工作组，直接压制学生，这是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硬办法，而周恩来用的是软办法，他并没有反对或阻止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要做的事情是打倒老干部;而周恩来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保皇派”，保皇派要做的事情是保护老干部。当然所谓“保皇派”，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每个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没有自称是“保皇派”的。

　　（12）

　　在1966年9月以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当地的领导干部，组织起一批自己可以操纵的工人和农民，围斗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的事件。为此，毛泽东在9月7日，特别写了一个批语，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毛泽东的批语说：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周恩来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并没有真正落实下去。因为各个地方的领导人，肯定不甘心自己被打倒，必然要自保。既然组织工农来反对红卫兵太明显，他们就自己组织官办的红卫兵，用官办的红卫兵来抵制造反的红卫兵。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参加国庆典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但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毛泽东的这些话中，说到“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这就是指的周恩来。在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又当着周恩来的面，讲了一句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座的有总理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我在场，林彪、康生、陶铸等都不在座，因为他们看完烟火后就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我们谈了一些话，他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这句话，既是对文革小组的人表示他的决心，更是对周恩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是铁了心要把文革搞到底的，哪怕是有被枪毙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为了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搞到底，这时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壮大自己的造反派红卫兵和群众，以此来抗衡周恩来的保皇派红卫兵和群众。

　　第二件事是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化。以前刘少奇犯错误这件事，只是限于中央高层，并没有向下传达，一般群众还不知道刘少奇犯错误了，更不知道刘少奇犯的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13）

　　这样就给了周恩来可乘之机，让周恩来有理由安排“黑司令”刘少奇与“红司令”毛泽东共同接见群众的。周恩来巧妙地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来削弱毛泽东的革命气势。只要刘少奇出现在天安门上，那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就是放空炮。

　　因此，毛泽东要想把刘少奇从天安门上赶下去，就必须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出来，传达下去。然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做出过一个决议，就是刘少奇的问题不公开，仅限于中央，不向下面传达。这样一来，毛泽东如果要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就必须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中央会议上推翻上次会议的决定。

　　第三件事是在党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现在党内高官们，大部分人对毛泽东的文革都表示“不理解”、“跟不上”，他们纷纷赞成周恩来对文革的阻挠和抵制。因此，毛泽东要展开对周恩来的斗争，就要设法把高官们从周恩来那边“拉过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会上开展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高官们意识到跟着周恩来走是要犯错误的，是危险的，这样就能吓住一部分高官，吓得他们放弃周恩来而转向自己这一边。

　　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国庆节三天后的10月4日，提出要召集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主席提出要把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找来开个会，就是中共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把毛主席的精神贯彻下去，在中央内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会。很明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不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十天，而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两个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志，在中央主要是周总理、陶铸。】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针对他的，自然也就设法阻止这次会议。周恩来借口当时不少省市的领导，因为正在被群众批斗，一时间无法脱身，所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是否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改动，即按照通知进行。】

　　毛泽东当天就在周恩来的信上写下了批示，说：“照样开会，唯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于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10月9日召开。毛泽东原计划开七天会，到10月15日结束，可是会上的阻力很大，开得很不顺利，因此会议又延长了十几天，拖到10月28日才结束。

　　（14）

　　周恩来预计毛泽东将这次会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批判，也就是对他的周恩来路线进行批判，因此周恩来做好了应付的准备。周恩来的对策，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周恩来知道，现在众高官心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很多，一旦让大家“畅所欲言”，让大家把对毛泽东的不满说出来，这样就可以改变会议的方向。

　　周恩来在开会的当天，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提出三点提议：一、发言要谈观点、摆问题，二、不同的看法，都可以讲，要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人人都发言。

　　果然，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中，参会的高官们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会议变成了“诉苦大会”。高官们出于“惺惺惜惺惺”的心情，特别对一些高官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两手被拉向身后的低头认罪的姿势)”，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表示出强烈的愤慨。甚者有人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案。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并没有亲自发言，而是让陈伯达做一个代表他本人思想的长篇讲话，然后观察众高官的动向。陈伯达的讲话，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文革的必要性和伟大性，试图对众高官“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点名批判刘少奇，为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做舆论准备;第三部分是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说：【两条路线斗争，在十一中全会后还在继续。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采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有的领导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或者操纵了群众组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还在受到压制，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但是陈伯达的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周恩来则借着在会上做自我检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周恩来借着“自我检讨”的方式，巧妙地表示出自己对毛泽东的文革“很不理解”。既然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都很不理解，那么众高官对文革表示“不理解”，就更加理直气壮了。这样一来，这次会议的方向，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设想，没有成为批判周恩来的会议，反而成了批评毛泽东的会议了。

　　（15）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搬出林彪这个“救兵”，希望林彪来一个震动性的发言，彻底扭转会议的气氛。10月25日，林彪在会议召开后的17天，做了一次长篇发言。然而林彪的发言，却让毛泽东大大失望了。林彪的讲话，大部分篇幅都是长篇大论地论述“文革的意义”，提及实质性问题的篇幅很少。林彪说：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头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林彪这里说的“两头劲头很大”，一头是指毛泽东和坚决毛泽东站一边的人，另一头是指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林彪说的“中间”，是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一个要求，是期望林彪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猛烈的批判。可是林彪在讲话中，却矢口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更有甚者，林彪把周恩来等人对文革的抵制，轻描淡写为“中间有点劲头不足，有点顶牛”，这根本就谈不上批判，连批评都嫌太轻。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二个要求，是要他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点林彪虽说做到了，但有点勉强。林彪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林彪虽然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但只是说他们的路线与毛泽东的路线相反，并没有说他们的路线是反动路线。至于对刘少奇的批判，林彪完全引用了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没有用自己的话来批判刘少奇。谁都可以看出，林彪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很勉强的。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三个要求，是期望林彪指出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并对他们进行严重的警告。可是林彪却说：【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林彪在这里，不仅没有批判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只是不自觉地犯了“认识错误”，这与毛泽东所说的路线错误，相差太远了。这次，林彪没有像过去那样，在毛泽东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进行“救驾”，让毛泽东完全失望了。

　　（16）

　　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毛泽东遇到周恩来委婉抵制，林彪也不肯帮忙，就在毛泽东左右为难的时候，没想到这时候刘少奇反而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前面我们提到，毛泽东为了把文革搞到底，他需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公开批判刘少奇，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这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需要树立一个革命的靶子。这么一场大革命，总得有一个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革命的靶子，大家找不到革命的目标，革命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同时，这个革命的靶子必须是重量级的人物，如果把彭真这样的人作为革命的靶子，那就份量太轻了，还不够格做毛泽东的敌人。因此毛泽东曾说：“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而从这方面看，毛泽东把刘少奇树立成“革命的靶子”，也是看得起刘少奇，认为刘少奇还是“了不起”的，有资格做毛泽东的敌人。

　　打倒刘少奇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把文革搞到底。怎样处理革命的头号敌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革命是否“搞到底”的标志。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清王朝，因此革命的头号敌人就是皇帝溥仪。按照革命党人的初衷，至少把清帝溥仪赶出故宫，废为庶人。可是革命党人在强大的阻力面前，退让妥协了，同意清帝继续住在故宫，继续享有“皇帝”的尊号，甚至国家还要继续给清帝提供巨额的生活费，这样一来，辛亥革命就成为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中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孙中山不得不发起“二次革命”，并且直到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的革命目标也还没有成功。因此，孙中山在遗嘱中悲愤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次，毛泽东接受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教训，希望把这场文革“搞到底”，希望在他临死的时候，不会再发出“革命尚未成功”的悲愤。那么怎样处理刘少奇这个文革的“头号敌人”，就成为文革是否搞到底的一个标志。而文革的反对派，也拿刘少奇这个“头号敌人”来做文章。

　　当时刘少奇虽然被罢官了，但还没有被打倒，甚至还是政治局常委。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党内高官们看来，刘少奇即使犯了错误，也还不到被打倒的地步，反对毛泽东从重处分刘少奇。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给刘少奇的问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对刘少奇的处分也按照党内机密处理。

　　然而，如果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那么毛泽东就无法把刘少奇当作文革的靶子，而且周恩来等人还可以利用刘少奇的合法身份，让刘少奇公开露面，给文革泼冷水。因此，毛泽东必须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刘少奇的处理结论，要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于众，为进一步彻底打倒刘少奇埋下伏笔。

　　（17）

　　可是毛泽东要想说服众高官们，改变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公开刘少奇的错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已经不管事了，没有继续犯新的错误，这样毛泽东就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加重对刘少奇的处分。就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刘少奇帮了毛泽东的忙。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态度还是很硬的，不承认自己有错，甚至顶撞毛泽东说“五不怕”。可是两个月之后，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写了一个长篇检讨，把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盘接受下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完全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少奇还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和处分，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给毛泽东送上《检讨书》时，还特别写了一封信，声称他自愿把自己错误公开出去。刘少奇在信中说：“以我为错误典型，把我拿出来批评，对党对人民有利，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我愿意这么做。”

　　为什么刘少奇自愿当文革的靶子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分析。不管怎么说，既然刘少奇本人愿意公开自己的错误，那么反对公开刘少奇错误的人，就无话可说了，这样就把毛泽东要办的一件棘手的事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所以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毛泽东之所以说刘少奇的《检讨书》“后半段更好”，是因为刘少奇不仅承认他在文革初期五十天镇压学生的错误，还在《检讨书》的后半段，根据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的那样，承认了自己在1962年和1964年也犯了路线错误。刘少奇这个《检讨书》，成为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因为刘少奇本人都承认自己错了，这比毛泽东说刘少奇错了，更加有说服力。而且，刘少奇的《检讨书》中，不仅承认他犯了两次路线性的错误，并且还说明，这两次错误都是毛泽东亲自纠正的，这样一来，就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公开的检讨，这里摘录几段刘少奇的检讨讲话。刘少奇检讨说：

　　【同志们：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了工作组，许多学校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这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18）

　　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刘少奇在检讨中，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大字报》的原话来批判自己，比如“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这样，就证明了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对刘少奇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这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当时的困难讲得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刘少奇的检讨，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是这样的：“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接着，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在1964年又犯了形式上‘左’，而实际上‘右’的错误。在这段时期中，我过分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在事实上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刘少奇进一步承认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4年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过刘少奇的检讨，有把一部分责任推给陈云和王光美的嫌疑。刘少奇的检讨最后说：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我完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决心严格遵守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19）

　　刘少奇最后说“决心严格遵守毛主席的一切决定”，这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同时也用赞美林彪的话，向林彪示好。刘少奇还特别声明“不搞两面派”，也就是声明自己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保证言行一致。刘少奇的这个《检讨书》，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书”。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不少高官因为受到群众的批判，对毛泽东撤工作组，放弃党的领导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委婉地为刘少奇和工作组辩护，毛泽东对这种不满言论，也不好处理。现在刘少奇站出来，自己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毛泽东纠正了他的错误，并且自愿当文革的“靶子”。这就等于支持了毛泽东，等于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反驳了那些怀疑毛泽东的人。刘少奇的此举，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

　　于是在刘少奇公开检讨后第二天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不少刘少奇的好话，毛泽东说：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刘少奇)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刘少奇的好话，但那只是一时高兴说的话。不管刘少奇怎么表现，投降也好，顽抗也好，毛泽东都是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这个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为不把刘少奇彻底打倒，文革就很难搞彻底。这个既定方针，已经不可能改变了。

　　1966年11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书》，印发至县、团级，实现了毛泽东公开刘少奇错误的目标。此后，既然中央会议决定可以公开刘少奇的错误，那么对刘少奇的批判自然也就骤然升级了。1966年12月初，北京纷纷出现“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终于变成了文革的头号靶子，成为革命的头号敌人。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本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阻力还是很大的，可是刘少奇却声称他自愿当文革的靶子，主动为毛泽东排除打倒自己的阻力，简直就是自毁长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下面我们进行一下分析。

　　（20）

　　毛泽东打倒的四个主要的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除了刘少奇之外，都是比较“硬”的人，都没有向毛泽东投降，高岗自杀，彭德怀入狱，林彪出走。刘少奇刚开始也是很“硬”的，但没有像其他三个人硬到底，而是后来忽然又“投降”了。

　　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态度来看，有“前倨后恭”倾向，在1966年8月态度还是很硬的。正因为刘少奇的态度硬，所以毛泽东才写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是到了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有人把这理解为刘少奇的“软弱”，这也不正确的，因为刘少奇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的“投降”，并不是因为“怕”毛泽东，也不是因为受到批判的压力太大，而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一些人看到红卫兵批斗刘少奇的照片，误以为刘少奇在被红卫兵批斗之后，不堪忍受，才向毛泽东检讨求饶的。造成这种误解，主要这些人把时间的前后顺序搞错了。刘少奇被批斗，是1967年以后的事，在1966年，刘少奇不仅没有批斗，而且照旧享受着政治局常委的待遇，照旧有资格上天安门，参加中央会议。在1966年9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投降”之前，可以说刘少奇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侮辱。因此刘少奇“投降”的动机，不是软弱，不是忍受不了批斗的凌辱。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罢了官，但他依然十分镇定，并没有被毛泽东的气势吓到，更没有显示出动摇或投降的样子。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斗争的对象是刘少奇，我总以为他会很紧张，但他竟同平时一样的!以我看到的他在全会上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胸怀宽阔，若无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计较;三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在全会开幕进场和闭幕进场，他也是坚持原则的。开幕时，刘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后面，闭幕式，他走在康生的后面。】

　　可见当时刘少奇还是很“硬”的，态度十分镇定从容，完全没有被吓得不知所措，仓惶投降的样子。1966年8月刘少奇倒台，到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投降”的一个月时间里，刘少奇受到的压力，就是毛泽东安排的几次政治局非正式的“生活会”，在“生活会”上批评刘少奇。但那时众高官的态度只是应付差事，除了陈伯达、谢富治少数人之外，包括林彪的批评，都是不痛不痒的。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陶铸却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许印在会议简报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

　　（21）

　　另据《贺龙传》记载：【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陶铸、贺龙等都不肯批刘少奇，刘少奇是受到大家同情的。因此，当时刘少奇的处境，压力并不太大，并没有到不“投降”就过不去的困境。那么促成刘少奇的“投降”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来自于他对时局的分析。

　　刘少奇一直有一种“自信”，认为毛泽东离不开他。刘少奇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毛泽东就要大权旁落了，当年毛泽东提拔刘少奇为第二把手，也是为了制约周恩来。如果毛泽东把刘少奇拿掉，那么谁来制约周恩来呢?林彪是制约不了周恩来的，一来林彪身体不好，二来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较好。从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掌握力度来看，刘少奇当第二把手，肯定比周恩来当第二把手要好。

　　刘少奇下台后，他冷眼旁观，果然如他预料的那样，林彪不管事，周恩来成了实际上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指示，遭到周恩来的种种抵制，而林彪持中立态度不肯帮忙，即使毛泽东最抱以希望的新提拔的陶铸，也是游走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不肯与周恩来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陷入没有“大将”的困境，虽说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倒是替毛泽东冲锋陷阵，这些人在党内的威信太低，势力太薄弱，担当不起“大将”的重任。

　　作为一个统帅，发起一场战役，却没有可用的大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毛泽东发起文革这场大战役之后，毛泽东期待成为大将的林彪和陶铸，都让他失望了，毛泽东陷入没有大将可用的地步。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的困境，也看到自己一个“复出”的机会。如果毛泽东重新启用刘少奇，让刘少奇复出，作为毛泽东搞文革的大将，替毛泽东冲锋陷阵，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会顺利多了。可是毛泽东已经拿掉刘少奇了，怎么让毛泽东回心转意呢?刘少奇想从一个“投降”的以退为进之策，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彻底认错，戴罪立功，以换取毛泽东的回心转意。

　　直到这时，刘少奇还没有明白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真意，他仍然以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是针对他个人的，是因为他冒犯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就是要拿掉他刘少奇。如果毛泽东是出于这个动机，那么刘少奇洗心革面，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对毛泽东俯首贴耳，那么毛泽东就还是可以重新启用刘少奇的。

　　（22）

　　因此，刘少奇就给毛泽东写下一个彻底投降的《检讨书》，承认毛泽东对自己的一切批判都是正确的，在众高官怀疑毛泽东的关键时刻，为毛泽东解围，来一个戴罪立功。同时，刘少奇声称愿意成为毛泽东的“革命靶子”，也就是愿意牺牲自己来帮毛泽东搞文革，借此来向毛泽东“献忠心”。

　　但刘少奇的想法很快落空了，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简单的与刘少奇的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所以不管刘少奇投降还是顽抗，毛泽东都必须打倒他，为了完成文革这场大革命，这是一个所必需的步骤。

　　刘少奇公开检讨后，把他的《检讨书》下发至县团级干部，实际上全党都知道了，很快全国人民也知道了。刘少奇本来的要求是，把毛泽东对他《检讨书》的批语“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也随同《检讨书》一起发下去。为此，刘少奇曾给周恩来致信说：“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

　　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同意了。可是在最后下发刘少奇《检讨书》的时候，又删掉了批语。刘少奇之所以同意下发他的《检讨书》，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批语。因为不管刘少奇自己骂自己多么厉害，只要有毛泽东的批语“写得很好”，那就是毛泽东还承认刘少奇是好同志，这样一来，《检讨书》反而成为刘少奇无罪的证据，并且为刘少奇以后的复出埋下伏笔。

　　可是没有毛泽东批语的刘少奇《检讨书》，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刘少奇的《认罪书》，成为刘少奇有罪的证据。因为刘少奇在《检讨书》中，自己承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自己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一来，刘少奇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的名声就“臭了”，人们批判刘少奇，也不再有顾忌了。

　　刘少奇发现发下去的《检讨书》并没有毛泽东的批语，才发现被毛泽东“忽悠”了。其实这次刘少奇也想“忽悠”毛泽东，却反过来被毛泽东“忽悠”了。但直到此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要搞文革的目的仍没有明白，据王光美回忆，在这期间刘少奇对她说：“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此时刘少奇还以为毛泽东打倒他，是为了那个“国家主席”的职位，以为他辞去国家主席回家种地，毛泽东的目的就达到了，就可以结束文革了。其实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早就对江青等人透过风，据王光美回忆说，1966年12月底，江青亲自找刘少奇前妻的女儿刘涛谈话，王光美说：【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

　　此后，刘少奇终于明白了毛泽东一定要打倒他的，所以刘少奇也不再对毛泽东“软”了，又对毛泽东“硬”起来。

　　（23）

　　刘少奇在这次“投降书”之后写的《检讨书》，又“翻供”了，又不承认自己有错了。比如刘少奇1967年4月14日写的书面检查，这里摘录其中一些内容。刘少奇写道：【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1964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了与我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1967年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由此可见。后来刘少奇的《检讨书》，已经变成了《申辩书》的性质，刘少奇又“硬”起来，不再认错了。刘少奇试图用自己的“申辩”，来挽回前面的“认罪”，但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本来还有一些言论为刘少奇和工作组鸣不平，刘少奇的《检讨书》发下去之后，他自己都认罪了，那么替他鸣不平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刘少奇失去了最后一张防卫盾牌。

　　在刘少奇的《检讨书》公开之后，批判刘少奇就骤然升级了。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开始在刘少奇住的福禄居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批斗。1月12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住处，当面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忽然打电话找刘少奇面谈。

　　1967年1月13日晚，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单独谈话，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谈话。关于这次最后的见面，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因为这是两位巨人的最后见面，所以我们这里全文摘录。刘振德回忆说：

　　【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没有人挡，更何况是你呀。”

　　（24）

　　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少奇同志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

　　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那好。”

　　徐业夫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来过。我问他：“为什么你坐华沙车来接?”

　　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

　　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捋捋少奇同志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他的上衣往下抻了抻，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

　　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

　　她又问说：“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

　　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

　　她心中无数，说：“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对毛刘的这次见面，也回忆说：【那天是晚上8点多钟，毛主席的秘书要来个普通的车，有少奇同志，主席秘书徐业夫和我，三个人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把少奇同志送进去，就在门口等着。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

　　（25）

　　王光美本人也回忆说：【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些的人回忆大致差不多，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话的内容，应该是刘少奇向王光美转述的。怎样理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最后见面呢?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性。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与老战友的诀别。毛泽东的性格虽说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也有讲情谊的一面。似乎毛泽东有一个惯例，对他要打倒的老战友，最后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之后两人就友情两断了，成为敌人了。196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召见彭德怀，还特地请彭德怀吃了饭，喝了酒，从此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友情就一刀两断了。

　　这次毛泽东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心态，刘少奇跟毛泽东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最后跟他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毛泽东选择这个时侯见刘少奇，也是因为如果在对刘少奇批斗升级之后，毛泽东再接见刘少奇这个“黑司令”，在红卫兵那边就不好交代，甚至会让红卫兵发生误解，所以毛泽东必须在刘少奇的批斗升级之前，见刘少奇这个老朋友最后一面。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与老战友的诀别，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最后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还叮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的这些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二种可能性，是胜利者的快感。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而且越来越受到批斗的威胁，刘少奇很可能会向自己求饶了。胜利者的最大快感之一，就是败军之将在自己面前俯首跪地求饶，毛泽东大概想享受一下这种胜利者的快感，看看刘少奇俯地求饶是一个什么样子。

　　两年前，刘少奇还是很傲慢的，在大会上当面不给毛泽东面子，气得毛泽东拿出《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轮到刘少奇拿《宪法》替自己维权了。打倒蒋介石的斗争，才花了三年时间，而对刘少奇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就花了两年时间，可见胜利来之不易，所以毛泽东要看看刘少奇这个败军之将的最后表演。

　　（26）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那么毛泽东让刘少奇坐“华沙牌”小轿车去见他，就比较好理解了。这种轿车当时是厅局级的干部坐的，最低档的小轿车。而刘少奇一直都是坐顶级的大吉斯轿车，因此王光美对刘少奇屈尊坐华沙牌小轿车，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或许是看到刘少奇已经投降了，想用这个“轿车”，来进一步压刘少奇更加低头。

　　不管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老战友的诀别，还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刘少奇的态度，都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本以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了，以为刘少奇即使不会跪地求饶，也会表示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可是刘少奇这次却没有“软”，不仅没有跪地求饶，甚至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都没有表示。相反，刘少奇“硬”了起来，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高姿态，对毛泽东说：“由我一人承担这次路线，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职，是对毛泽东无言的抗议，也是让毛泽东为难。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周恩来已经明确告诉刘少奇，不要再提辞掉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样是“让组织为难”。可是刘少奇却明知故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向毛泽东发难了。因此，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刘少奇本人也很清楚，他提出的这个要求，毛泽东本来就是无法当面回答的。于是毛泽东把话岔开，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毛泽东大概是因为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随便说了几本书，这几本书并无特别的意义。

　　这次见面之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其中有“我已失去自由”等话，但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的“投降书”，是非常失算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众高官被群众批斗，党内反毛泽东的情绪很强。周恩来虽然也抵制毛泽东，但只是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没有公开地反对。如果这时刘少奇对毛泽东彻底“硬”下去，把自己树立为反毛泽东的旗帜，那么刘少奇就会赢得众高官明里暗里的支持，至少是人格上的敬佩，就像彭德怀那样。

　　可是，刘少奇突然向毛泽东“投降”，就失去了众高官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尽管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又“硬”了起来，但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刘少奇了，甚至认为他在搞投机。周恩来等人本来都是想支持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忽然反戈一击，不是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而是站到毛泽东一边去了，这样周恩来这一派人，也对刘少奇摇头失望了，不再支持刘少奇了。刘少奇如果有周恩来一派人的支持，至少不会被那么快打倒，结局也很可能会好得多。刘少奇“投降书”，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这也是刘少奇悲剧的一个因素吧。

　　（27）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继续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撤销上次中央会议所做出的对刘少奇错误进行“保密”的决定，向全党公开刘少奇的错误。这个议题由于刘少奇本人很“配合”,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个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针对周恩来为首的保守派老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这个议题由于遭到大部分参会高官的抵制，进行得很不顺利。参会的高官们，不少人正遭受红卫兵猛烈的冲击，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

　　毛泽东请来救兵林彪，但林彪却持中立态度，没有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只有陈伯达和谢富治等少数高官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劣势，而周恩来则占据了上风。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大会发言。这次毛泽东的发言比较低调，不但没有指责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对他们十分“宽容”。毛泽东的开场白说：【我讲几句，讲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的“两件事”，也就是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继续批刘少奇，也就是“一线、二线的问题”。毛泽东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特别指出“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这是因为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保密。因此，毛泽东提出，应该让红卫兵知道中央的变化，也就是向红卫兵公开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讲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这里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客气”，巧妙地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闯了一个祸”，没有坚称自己发动文革一定是正确的，这样客气的措辞，可以缓解一下高官们的对立情绪。毛泽东继续说：

　　（28）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个月，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虽然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在5月16日又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了。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泽东这里用抱怨的口气说，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呼吁，可是高官们就是“不注意”。不得已，他发动红卫兵来“冲”，高官们就“不注意也不行了”。毛泽东这里的言外之意是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就是不理会我的话，所以我才不得不发动红卫兵。我发动红卫兵是你们“逼”出来的，因此你们也不要埋怨我。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毛泽东这里用客气的话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这就是意味着，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要紧。但在中共历史上，犯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绝不是“改了就是了”。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次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许多很多高官感到自己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就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对“路线错误”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就打消了那些有“路线错误”的高官的忧虑，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是有出路的，因而不至于顽抗到底。

　　毛泽东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因为这次会上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毛泽东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所以说出这句言不由衷的话。在毛泽东的内心中，这些高官都是要打倒的，但现在时机还不到。

　　毛泽东又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我们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时谁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毛泽东这里再次对高官们的“思想不通”，表现出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这也是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但毛泽东最后又强调他胜利的信心，毛泽东说：【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人，还是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会通的。】

　　（29）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相当被动的，他煽动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不仅没有烧向周恩来，反而反过来烧向毛泽东自己这一方。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及时停止这次会议。据叶剑英透露，毛泽东在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说：【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一些人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周恩来在10月26日和28日发表大会讲话，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表态”。周恩来在讲话中，先对文革的意义大肆吹捧一番，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这个年代比斯大林的年代更伟大。大家要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单单泛泛地吹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行。对于毛泽东的两个会议主题，周恩来必须表态。对第一个批刘少奇的主题，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评，他说：

　　【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

　　周恩来批刘少奇的调子，比林彪批刘少奇的调子高了许多。林彪在这次会上批刘少奇的时候，只是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而周恩来的话，就严厉了许多，这反映出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不满。因为在关键时候，刘少奇并没有帮周恩来，而是去帮了毛泽东，因此，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比过去严厉了许多。

　　不过周恩来给刘少奇扣的政治帽子，并不是他发明的。前些天谢富治在会上批判刘少奇时，就说过：“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

　　虽然周恩来也批评和批判刘少奇，但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总体上还是“保”刘少奇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保住刘少奇，就可以间接地保住周恩来自己。甚至到一年后的1967年五一节，周恩来还婉言地提出刘少奇上天安门的问题。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五一节，总理请示毛主席，说朱老总和陈云同志要上天安门，主席说：“当然要上。”总理又接着请示说：“刘、邓、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说：“就不上了。”

　　（30）

　　后来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责问说：“总理，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要让刘、邓、陶上天安门?”当时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会上总理遭到围攻。】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要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表态。在批判刘少奇的主题上，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刘少奇，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对于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讲，又要进行抵制，因此，周恩来使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说：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因为周恩来想要抵制毛泽东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他在讲话中，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是改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这个拗口而冗长词句，来代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把“反动路线”转弯抹角地减轻为“错误路线”，这就是周恩来委婉抵制毛泽东的一种常用做法。

　　周恩来又说：【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要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周恩来试图在这里声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不是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把文革的打击力度大大降低了，深得高官们的支持。周恩来又说：

　　【我和红卫兵们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地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但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对各级领导宣布罢官，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周恩来这些话，名义上是对红卫兵说的，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说的，提出不要罢官，不要抄家，不要打人和体罚。这对于正处于被罢官和挨斗的危机中的高官们来说，真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更使他们打心眼里支持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些话，深得高官们的人心，他们觉得周恩来是替自己说话的。因此，毛泽东要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也就批不下去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站了上风，赢得了大多数高官的支持。

　　（31）

　　最后，周恩来还不忘团结毛泽东那边的人。周恩来最擅长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把不同政见的人也团结过来。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周恩来就把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甚至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团结了过来，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大功，这方面周恩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次，周恩来又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把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团结过来。

　　毛泽东那边的人，一个是林彪为首的军队集团，另一个是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陈伯达只是一个挂名的组长，江青才是真正的组长。尽管这样，陈伯达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周恩来与陈伯达的私交较好，同时周恩来也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有不少矛盾，这就成为他把陈伯达团结过来的基础。

　　周恩来要团结林彪和陈伯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众人面前说他们的好话，吃了别人的饭嘴软，听了别人的好话耳朵软，因此周恩来要在这次大会上，在众高官面前吹捧一番这两个人。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林彪同志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1960年写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962年写了《财贸决定》，1963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1964年写了《工业问题》，1965年写了《二十三条》，1966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

　　周恩来的吹捧，不是空洞地说什么“英明”、“伟大”之类，而是很具体地说出对方值得吹捧的事迹，让对方感到周恩来真正研究过自己的东西，感到周恩来的诚意。以周恩来的身份，说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说陈伯达是“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是非常有份量的赞誉。

　　周恩来看人还是比较准的，重点团结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人，后来两人都被周恩来团结过去，因而毛泽东又要打倒这两个人。

　　最后，周恩来对自己的心境进行了一番自我表白，周恩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每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红卫兵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一定知过必改，努力赶上。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自我表白”是成功的，一方面他说自己总是落后的，有“掉队之虞”，这是委婉地表示出他对文革的消极和抵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表明他不会消极地退出这场战斗，而是将努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名言，也成为人们评价周恩来的名言。

　　（32）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做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工厂企业”。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一旦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初衷，本想把这场革命限制在机关学校等“文化部门”，不要影响到工厂企业的生产。是什么原因迫使毛泽东改变这个初衷，把文革延伸到了工厂企业呢?

　　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要把文革“搞到底”，比如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那么，毛泽东所谓的“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关系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中共建国之后，从夺权者变成了掌权者，与所有的掌权者一样，中共也想把自己的政权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样就必须考虑中共政权面临哪些威胁。一般来讲，一个政权的威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外国的入侵，来自内部的威胁是国内的反叛。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大部分高官的意见有所不同。刘少奇为首的高官们，认为中共的外部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么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了。所以刘少奇提出的战略思想是：联苏抗美，跟苏联搞好关系，共同对抗美国。

　　“联苏抗美”的思想比较容易理解，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势力，林彪也是赞成“联苏抗美”战略的，他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近，反对尼克松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毛泽东说“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的人，就是林彪。

　　相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联美抗苏”，这在当时是不好理解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跟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一起，那样还能搞社会主义吗?

　　对于“联美抗苏”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的。

　　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修”了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第二，中国如果跟着苏联走，那必然像苏联那样，也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与苏联分道扬镳。当时并不只是毛泽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也反对苏联的模式。还有日本共产党等非执政的共产党，也反对苏联模式。

　　第三，如果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加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中国就要面临苏联军事干涉的危险。事实上，苏联曾出兵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军事干涉“不听话国家”的先例。进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所以当时毛泽东感到苏联军事干涉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在军事上单独对抗苏联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借助另外一极的力量来对抗苏联，这就是美国。

　　第四，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和平演变，而不是军事入侵。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抗衡苏联，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入侵。

　　第五，虽说中国与美国接近，可以避免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威胁，却又要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来自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为了抗衡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有必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美国和平演变的企图。

　　综合上述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构想是：在军事和外交上搞“联美抗苏”，消除苏联的军事威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政和思想上，搞文化大革命，消除内部“和平演变”的因素，保证中国的红色政权长久地持续下去。

　　（33）

　　很显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刘少奇的“联苏抗美”思想很容易理解，而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思想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然而，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联美抗苏”思想的，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也出力很大。

　　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或许与毛泽东不那么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认为中国跟着苏联走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严重，中国跟苏联走，只能当苏联的卫星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中国不跟苏联走，又要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需要与美国搞好关系来抗衡苏联。

　　对于中共政权来自国内的威胁，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不一致。刘少奇认为，国内的威胁是来自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也就是黑五类。这些人被剥夺了土地，没收了财产，对中共抱有深仇大恨。不仅这些“黑五类”本人，就是“黑五类”的子女，因为中共摧毁了他们过去一族的荣华富贵，因此对中共也怀有仇恨心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人黑五类“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妄图复辟过去失去的天堂”，因此刘少奇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内，而是来自党外的黑五类的暴乱造反。

　　而毛泽东的想法不同，他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外，而是来自中共党内。毛泽东认为黑五类已经完全打垮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造反暴乱了。毛泽东认为中共遇到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党内，是官员干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腐化堕落，使中共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被群众推翻。所以要使中共政权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

　　毛泽东认为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靠中共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官相护的传统，所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外部力量来帮助中共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群众来整治掉那些不合格的官员，保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基于“抵制和平演变”和“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毛泽东文革的对象，不是党外的黑五类，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和腐化堕落分子。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概念，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基本上被揪出来，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基本上被清除掉，也就是一场党内大清洗。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概念，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一般的群众和红卫兵，都不太理解。

　　（34）

　　1966年8月到9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大接见，大串联，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红卫兵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可是毛泽东的敌人在哪里呢?红卫兵们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敌人，理解为黑五类这些人，因为他们最容易识别的阶级敌人，于是就向黑五类大打出手。可是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就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纠偏”努力下，到了1966年10月以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终于扭转到对准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上。可是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红卫兵只能打倒走资派，却不能夺权。这个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既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们去打倒一个省长可以，可是让他们去行使省长的职责，代替省长指挥全省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红卫兵对老干部们的冲击，就停留在“打而不倒”。经常是一个高官白天被红卫兵拉去戴上高帽子批斗，晚上高官回来，摘掉高帽子，继续指挥工作，发号施令。这样的“打倒”，就成为一场闹剧，并无实际意义。因此，毛泽东就想到，让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工人出来造反，实现真正的夺权。

　　毛泽东最初的文革设想，并没有想到启用工人。毛泽东本以为在文革中，党内会涌现出一批支持他的“革命干部”和“红色干部”，等到红卫兵打倒了走资派的老干部之后，就用这些“红色干部”来夺权。可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和10月，召开了两次全党高层大会，进行了各种思想工作，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批支持他的“红色干部”，这就让毛泽东的战略计划落空了。

　　这时毛泽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安稳的选择，就是让文革继续限定在文化领域，但这样文革就无法“搞到底”，成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另一个是冒险的选择，不惜代价把文革搞到工厂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把文革搞到底。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在10月份的中央会议之后，毛泽东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决定启用工人出来造反和夺权，把工人作为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曾经依靠农民，打倒了蒋介石，这次他要依靠工人，打倒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对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发出指示，要他们起草一个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

　　根据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个《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讨论《十二条》，结果了引发一场新的激烈斗争。

　　（35）

　　就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厂矿企业的时候，11月10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工人造反，拦截火车，致使被称为“大动脉”京沪线中断30多小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中，有两个人崭露头角，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是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长春一个贫苦家庭，1951年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王洪文从军队复员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科副科长。1965年上海国棉十七厂开始搞四清运动，王洪文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该厂领导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漠视工农群众。不久，王洪文遭到工厂领导的“报复”，说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有反党的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时，一个人救了王洪文，他就是张春桥。

　　恰好张春桥是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春桥认为王洪文的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是难得的年轻人才。而且王洪文出身贫农，16岁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因此张春桥找该厂党委书记，力保王洪文，使王洪文无事过了关。同时，张春桥也与王洪文建立了相识关系。

　　前面说过，“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王洪文也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可见张春桥在发掘人才方面，还是较有眼力的。

　　文革开始之后，王洪文这样的活跃分子，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立即带头造反，他先造工厂党委领导的反，后来又造反上海纺织局派来的工作队的反，并组织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领导组织成立了上海17家工厂造反派的联合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向上海市委提出三项条件：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成立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三、上海市为“工总司”提供宣传工具。

　　可是上海市长曹荻秋根本不予理睬，并做出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答复，这使“工总司”的造反工人感到愤怒，有人提议：“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到北京向毛主席去告状!”

　　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众人的响应，几千名造反工人立即向火车站进发，这些人高举红旗，高唱着“造反有理”战歌，冲进上海车站。这时候，正好有一列准备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站台旁，造反工人一拥而上。但车上本来已经人满为患，只有一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了火车，其他人挤不上去了。

　　这时他们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是王洪文等两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该车，把该车也挤得满满的，再也挤不上去了。

　　很快，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发车驶离上海站，可是602次列车要等到晚上才发车。这些造反工人马上找到调度室，说他们要到北京去告状，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立即提前发车。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最后得到通知：602列车改为69次特别快车，上午7点发车。

　　（36）

　　这趟列车在造反派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8时17分到达安亭，安亭是上海嘉定县处于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列车到安亭站后，没有继续往北开，而是开进了一条岔道，前面是铁路的尽头，四周一片荒野，无法再前进了。这时造反工人才知道受骗了，原来上海市委指示铁路局，把列车开到这个荒郊岔道上，把这些造反工人全部截留在安亭。

　　造反工人们当然是群情激愤，这时有人打听到上海到北京14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经过，于是造反工人们就去拦14次特快，他们高呼：“把14次特快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造反工人跑到京沪线铁轨两侧，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人干脆横躺在铁轨上，用身体阻止火车通行。火车司机见前面铁路上全是人，只好来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来。造反工人嚷着要挤上车去北京告状，列车长却说，必须请示上级。列车长向上海铁路局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王洪文也在电话里喊叫，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京沪线就被完全挡住中断了。

　　再说先前那趟满载造反工人的红卫兵列车，在驶离上海到达南京站后，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了。这样，前往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就全部被拦截了下来。

　　京沪线被阻断的紧急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中央。周恩来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决定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名义，致电上海市委，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劝工人们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陈伯达又起草一份急电，发给拦截在安亭的造反工人。陈伯达给工人的急电说：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绝对不能因为一部份人的利益，因为一部份人的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在陈伯达发出急电的同时，文革小组决定派副组长张春桥亲自去上海处理这件事。据陈伯达回忆说：派张春桥去，是因为张春桥既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比较熟悉。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为事情紧急，陈伯达还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要求派军用飞机把张春桥紧急送去上海。

　　张春桥到了上海之后，擅自推翻了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代表政治局常委做出的决定，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张春桥的这一大胆行动，成为他政治上起飞的起点。

　　（37）

　　1966年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空军飞机抵达上海，然后立即直奔安亭。张春桥先与9名工人代表进行谈判，他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向工人代表们宣读以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完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伯达同志电报指示的精神，带领‘工总司’的所有的造反队员，立即从安亭撤回到上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上海去解决。”

　　王洪文是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个，他因为跟张春桥有过去的关系，所以坚决站在张春桥一边，说：“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绝对拥护!”

　　但其他工人代表们并不信任张春桥，因为他们已经被上海市委“骗”了一次。张春桥费尽口舌，但9名代表中有，只有3人同意回上海，6人不同意，未达成协议。12日早7时，张春桥亲自到安亭车站现场，与截留在那里的两千多名造反工人对话。当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们，都淋在雨中，等待张春桥前来。

　　王洪文要给张春桥打伞，张春桥却推开王洪文的伞，表示与工人们平等。张春桥先说：“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

　　张春桥这句话，马上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张春桥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春桥先把工人们吹捧一下，然后说：“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铁路交通线中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的这些话，又激起工人们的一片骚动和反对，一些人高喊：“张春桥是跟上海市委勾结好的，他要把我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甚至还有人高喊：“张春桥靠边站!张春桥滚回去!”

　　张春桥面不改色，继续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百般劝说，但工人们还是情绪激昂，纷纷讨论，最后形成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王洪文为代表，他们主张应该听中央首长的话，立即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多数。

　　第二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潘国平为代表，他们提出五个条件，提出如果张春桥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回上海。这五个条件是：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二、承认他们去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造成铁路中断的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任;四、上海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第三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耿金章为代表，坚决主张到北京去告状，并声称没有火车他们就步行去北京。

　　（38）

　　以潘国平为代表的第二个派别是多数派，张春桥为了争取多数，就口头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然而，潘国平认为张春桥口头上的答应是“空口无凭”，要张春桥在书面文件上签字。这时，张春桥也提出他的条件，说：“只要工人同志们先撤回上海，我明天在上海签字。”

　　经过一场辩论，多数工人同意回上海，条件是张春桥给他们的五项要求签字，于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带着这部分工人回到上海。但以耿金章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张春桥开的是空头支票，不能上他的当，于是他们开始步行北上，坚决到北京去请愿。

　　这样一来，一部分工人回上海了，一部分工人步行去北京了，安亭车站的工人全部撤走了，铁路交通也就恢复了。张春桥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劝说工人们停止拦截火车。现在工人们撤走了，火车也通车了，张春桥的任务应该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至于张春桥许诺的书面签字，他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本来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中央高层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张春桥。

　　至于还有一部分工人继续要去北京告状，张春桥也可以不管这件事，这是上海市委捅出来的篓子，张春桥不为此事负责。他只要让铁路通车，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北京了。

　　可是张春桥并没有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还要兑现他的承诺：给“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书面签字。张春桥此举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他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根据中央不在工厂搞文革的精神，对王洪文等人组织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制定了“三不”方针，既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上海市长曹荻秋不理会“工总司”，也是遵照这个方针。

　　周恩来召开的这次会议，张春桥本人也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对“三不”方针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都是同意的。因为拦截铁路会对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的混乱，上海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旦中断运输，连吃饭生活都成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支持拦截铁路的工人组织。

　　因此，如果张春桥按照承诺，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那么就违反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一个党员如果违反了党中央做出的决议，那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这个道理张春桥自然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张春桥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跟“工总司”签字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分析。

　　11月12日，在张春桥的说服动员下，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撤走了，铁路通车了。第二天的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会议，与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商议今后怎样处理“工总司”的问题。会议中，他们还打电话给中央的陶铸请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坚持两个底线：第一、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二、不承认“工总司”到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的意思。因为张春桥知道，如果他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上海市委就不会允许他再去跟“工总司”接触了，所以张春桥必须“先斩后奏”。

　　（39）

　　13日下午，张春桥来到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的造反工人进行对话，他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希望的。我的个人意见是：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就可以存在下去。】

　　张春桥先阐明他的“个人意见”：工厂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人造反组织是合法的。张春桥的思想与毛泽东是比较一致的，他也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主张，认为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处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压制”，认为文革就是要阻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现在，张春桥在公众面前用“个人意见”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表示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这应该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毛泽东得知张春桥的讲话后，对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张春桥继续说：【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有人到北京去控诉，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现在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我同意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你们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也同意。】

　　张春桥以个人的名义，一下子全部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并且签了字。造反工人们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向张春桥同志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后来在讲话中，承认自己这次行动是未经上级批准的，他说：“我的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

　　张春桥这次完全是“先斩后奏”，在签了字之后，才给陈伯达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对陈伯达说：“我不能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不然他们就不肯回上海，火车就不能通车。我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当时我被包围了。”

　　张春桥显然是撒谎，因为他的签字，是在工人从安亭撤走，火车通车之后签的，不存在“不签字火车就不能通”的问题。张春桥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让陈伯达十分为难。马上，上海方面打电话来抗议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得知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达成协议，非常气愤，陈丕显马上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

　　陈伯达的电话一般都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替他接，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要王力替他做翻译。陈丕显急着要跟陈伯达本人说话，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

　　陈伯达接电话后，陈丕显质问说：“中央不是说不承认‘工总司’这样的工人造反组织，怎么现在突然又承认了?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只好安慰陈丕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既然已经签了字，就再研究怎么处理吧。”

　　（40）

　　陈丕显告诉陈伯达，他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要采取补救措施。”

　　这下陈伯达更为难了，他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于是赶紧先找江青商议。江青态度鲜明地支持张春桥，一来，张春桥是江青的人，江青自然要“保”张春桥;二来，江青也感觉到，毛泽东是希望工人组织起来造反的，张春桥这么做，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向的。于是江青说：“我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张春桥已经知道毛泽东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次张春桥也“造反”了，他公然违抗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这就是造反，造周恩来的反。张春桥揣摩，毛泽东应该赞成和高兴他的造反，理由有如下三个：

　　第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前，就不停对地方高官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就造反。”可是至今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地方高官对上级造反的先例。大家都知道，对上级造反，就是拿自己政治生命的赌博。这些人好不容易爬到高官的职位，谁都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不肯冒险去造反。张春桥是第一个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来实践毛泽东的号召的，“对中央的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喜欢冒险，敢于造反的人，所以他从内心喜欢那种敢于造反的人。张春桥当时是副省级的高官，敢豁出去拿这么高的政治地位去造反，特别是敢造周恩来这棵大树的反，一般人没有这个勇气。所以张春桥的造反行为，深得毛泽东的“欢心”，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考虑培养张春桥做自己的接班人。

　　第二，毛泽东想要把文革推向工厂企业，也就是要号召工人起来造反。上海的“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造反组织，如果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把文革推向工厂的设想，就无法实现。因此，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准备把文革推向工厂的意向后，就判断毛泽东一定会支持“工总司”这样的造反组织。张春桥抢先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是为毛泽东立了头功。

　　第三，张春桥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把“工总司”的人心收买过来，“工总司”就成为张春桥可以指挥得动的工人造反组织，这可以成为今后毛泽东利用工人夺权的强有力工人造反组织。

　　第四，张春桥认为周恩来有意不向毛泽东请示。本来，闹出工人阻拦火车这么大的事情，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是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自己召开会议，代表中央做出“三不”决议，并让张春桥去执行。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开会做出的这个决议，并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所以他就“造反”了。

　　其实周恩来这么做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本来就想煽动工人起来造反，安亭事件是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如果他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肯定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所以周恩来要背着毛泽东，先把造反派压下去。

　　（41）

　　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第二天11月14日，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联席会议。毛泽东这次又带来一本《宪法》，他首先念了一段《宪法》关于公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批评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是违反宪法。会上陶铸指出张春桥违反组织纪律是“先斩后奏”，毛泽东为张春桥辩解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张春桥这次为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突破了过去中央不允许工厂成立造反组织的概念，而且还造就了全国第一支工人造反力量。张春桥也因为这次立功而飞黄腾达，成为毛泽东最为信任的人之一。

　　张春桥为了这件事，得宠了毛泽东，却得罪了周恩来，也得罪了党内一大批老干部。可以说张春桥赢得到了毛泽东一人，失去了广大的高官，成为众矢之的。自古以来，得宠于皇帝一人，而得罪朝廷大臣的“宠臣”，结局都是非常危险的，张春桥的结局也是一样。

　　最后我们在交代一下“工总司”造反工人北上告状的另外两只队伍，一支队伍是从安亭出发，步行去北京告状的一千多人，另一支队伍是乘红卫兵火车，被截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11月12日从安亭出发的步行北上队伍，11月16日到达苏州。这时毛泽东赞成张春桥的事情已经传了出来，张春桥要求市长曹荻秋和他一起去苏州，把告状工人劝说回来。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思，曹荻秋不好再反对张春桥，只好和他一起乘车去苏州。

　　他们16日晚赶到苏州后，马上与工人进行谈判，劝他们回上海闹革命。张春桥说，他已经在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了，可是这批工人的领袖耿金章却说：“张春桥是为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

　　于是耿金章拿出类似于上海“五项要求”的协议，张春桥签字后，耿金章要求曹荻秋也签字，但曹荻秋拒绝签字。耿金章对张春桥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张春桥转向曹荻秋施加压力，最后曹荻秋终于签了字，不过他说：“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和曹荻秋签字后，苏州的一千多工人返回上海，最后剩下那支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队伍。那些乘上红卫兵列车的一千多“工总司”造反工人，在南京后被截留下来后，他们干脆向南京市政府进发，到南京去造反。南京市政府早已接到华东局的电话通知，所以当造反工人到达市政府的时候，马上给他们安排吃住，好好招待。这些造反工人要求南京方面给他们派车，要北上告状，南京方面当然不会答应。

　　这些造反工人在南京住了几天，上海方面传来消息，“工总司”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于是南京的这批人也就不再坚持到北京去告状，于11月17日乘火车返回上海，安亭事件至此结束。

　　（42）

　　文革是一个多事之秋，在1966年11月10日到11月17日的上海安亭事件爆发时，北京那边也是一片沸腾。11月10日到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的200万红卫兵。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可是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前时，就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来不走了。

　　毛泽东为引导红卫兵前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红卫兵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恩来则不断在大喇叭中高喊，引导大家前进。这次接见一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累得够呛。第二天11月11日，周恩来改变接见方式，安排5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排列好，毛泽东乘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这样才比较轻松了一些。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不通知中央文革小组，不通知毛泽东的情况下，“擅自”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所属军事院校学员的万人大会。军队老帅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出席大会，他们批评军事院校学员的造反活动，劝学员们听从上级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林彪控制的军队系统，第一次公开向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

　　对于军队高官来说，在文革的最初阶段，是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高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较低。中共建国以后，因为要搞国家建设，所以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官受到重用，而文化水平较低的武官受到冷落。因此这些武官觉得不满意，认为自己在打天下时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到头来，地位还不如那些文官。

　　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毛泽东倚重军队，所以不少军队高官认为，这是武官“反击”文官的机会来了，把文官整下去，武官就可以出头了。据原解放军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1966年5月9日，总参谋长杨成武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看一个文件。我到之时，李天焕等好几个人早在他家里的一楼客厅闲谈，谈得很热闹。我刚坐下，杨成武就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

　　李天焕插话说：“刚才，杨总长说，反击战就是毛主席决定，要反击他们。毛主席要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

　　杨成武说：“前几天，我同康生乘专机去杭州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怎么把我也扩大进去了，我开始时也不知道。会上把罗瑞卿批了一通，大家群情激愤。毛主席在会上还做了重要指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

　　杨成武谈话至此，我也吹了杨成武几句，说：“杨总长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议事了。‘反击战’一词用到政治斗争上来，也合适，表达力很强。”】

　　（43）

　　这里他们说的“反击战”，就是武官对文官的反击。可是军队干部们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现这场文革，绝对不是他们想象的武官对文官的反击战，不仅是文官，武官们也成为革命的对象。

　　林彪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军队的掌门人。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刚开始也是误解的，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就是为了拿掉刘少奇。可是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文革;这时林彪又以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思想革命，也就是“破四旧”，当林彪帮毛泽东宣传“破四旧”之后，毛泽东还没有停止文革的迹象，反而是越搞越大。

　　这时林彪开始有想法了，毛泽东的文革，究竟是针对谁的呢?当然林彪想到了周恩来，难道毛泽东搞文革，还是为了打倒周恩来?不过已经有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使林彪不得不想得更深入一层：如果自己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毛泽东还不肯结束文革的话，那么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原政治局常委的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其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倒台了，朱德和陈云已经靠边站了，剩下有实权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三个人了。如果再打倒周恩来，那么剩下有实权的就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了。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如果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的话，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就是林彪了。

　　如果毛泽东打倒了周恩来，他真的会就此停手吗?林彪无法肯定。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毫无停手的迹象，林彪这时开始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这样一来，为了保住自己，林彪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文革泼冷水降温，让毛泽东停止这场打倒人的运动;第二件事是保住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在，林彪和周恩来联手起来，还可以与毛泽东抗衡一下。如果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就是“唇亡齿寒”，等于自毁长城。因此，林彪决不能干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傻事”。

　　另外，从现实利益上来讲，打倒周恩来，对林彪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超过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林彪打倒周恩来这个第三手，自己也还是第二把手，不会再升级了。因此，当毛泽东向林彪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打倒周恩来时，林彪对毛泽东的信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就是不向周恩来开炮。

　　以前，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思想文艺界的事情，与军队无关。所以，林彪一直给军队下命令，希望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让地方自己去搞，军队作为旁观者就可以了。

　　（44）

　　林彪对文革的这种态度，毛泽东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毛泽东认为，军队干部也是走资派的大本营，如果文革只在地方上搞，不触及军队，那么走资派就无法铲除。因此，毛泽东搞文革，是一定要延伸到军队系统的。

　　毛泽东把文革引入军队的方式，是从军队下属的军事院校开始。解放军下属的各种军事院校有100多所，学员10万余人。在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5、6月份，全国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而军队院校在林彪的“不介入”方针下，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是不允许学员离开学校出去串联。

　　然而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全国掀起一股狂热的造反大潮，军队院校的学员们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也要造反了。于是，一些军队院校的“积极分子”就涌到北京，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去告状，他们要求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也应该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军队院校学员的意见，提到了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那里，说：“军队院校的学员想念毛主席。地方院校的学生能串联，军队院校的学员为什么不能串联?也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下令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在会上，大多数军官提出反对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开始时也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指出：“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这样上纲上线之后，叶剑英感到压力很大，只好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可以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不过在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留在北京，不能与地方的学生搞串联，更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把这次会议的结果上报给林彪，林彪同意了这个结果，于是在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到北京来串联，接受毛泽东的接见。《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马上就“动”了起来，军队学员的造反派诞生了。

　　这些造反派学员，根本不满足于串联与接见，他们与地方学校一样，搞起“四大”来。因为《紧急指示》有一句话：“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军队造反派的骤然崛起，不到一个月内，军队所属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地全部垮台了。

　　（45）

　　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垮了本单位的领导班子后，余兴未尽，进一步冲出学校，到上级的军队机关去造反，这样一来，军队机关里也开始“乱”了。

　　不过野战部队没有乱，军委不允许野战部队搞“四大”。曾经发生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北京，要求搞“四大”，结果被中央军委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北京卫戍区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跑到北京的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制止了野战部队搞“四大”。

　　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大批军事院校学员涌入北京，他们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第一个受到军队院校学员冲击的军事机关，就是国防部。林彪是国防部长，冲击国防部那就是不给林彪面子，可是造反的军队学员，似乎并不把国防部看在眼里。11月8日，一千多造反军队学员，要冲进国防部大楼，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警卫国防部的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地组起了人墙，但还是挡不住学生往里冲。

　　面对这种局面，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向林彪提出建议：命令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要求警卫战士对造反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在这个“四不”的前提下，对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几个军队高官去现场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他们都是讲不了几句话，就被学员们高呼的口号声压了下去。最后，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造反学员们击碎了大门旁边警卫室的门窗玻璃，找来几条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然后造反派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警卫战士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的“四不”规定的约束下，对造反派闯入国防部大院是无可奈何。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没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万人大会，给造反的军队学员施加压力，“劝”他们停止在北京造反，听从上级的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军队高官第一次对毛泽东的文革进行公然的抵制。

　　（46）

　　1966年11月13日下午4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解放军所属各军事院校师生和文艺单位10万人的大型集会。体育场的会场内，张贴着数十条大幅标语，主要有：“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等等。

　　大会一开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走进体育场，绕场一周，与大家见面。周恩来等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面走着，一面向参会者招手致意，会场爆发出暴风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见以后，周恩来和陶铸声称要去参加另外一个重要会议，提前离开会场。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主持，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肖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邱会作中将，吴法宪中将等，几乎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人都到场了，以表示这是一个极为隆重的大会。

　　周恩来出来与大家见面，是表示他对这次会议的支持;周恩来借故先走，不发表讲话，又是因为他不便在这种场合讲话。周恩来知道，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参加，更没有请示毛泽东。这么做也是必须的，因为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对文革泼冷水，劝那些到北京来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服从命令，离开北京，停止造反。如果请示了毛泽东，那就得邀请文革小组也来参加，一旦文革小组的成员来了，他们必然要进行火上浇油的煽动性讲话，使这次泼冷水的大会，反而变成一个浇汽油的大会。

　　因此，这次大会是不能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来，自然也就不能事先请示毛泽东了。这次大会是周恩来与林彪两个人策划的，他们两人是有权召开这种大会的，可以不请示毛泽东，这并不违反党规。不过，为了防止以后毛泽东怪罪下来，所以周恩来不能亲自讲话，这样在毛泽东那边回旋余地就比较大了。

　　周恩来常用的战略，是他要说的话，自己不亲自说，而是让别人来说。这样一来，即使别人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触犯了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出来打圆场，不至于跟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还可以用他的职权来“保”替他说话的人。

　　周恩来走后，肖华宣布大会开始，乐队奏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全场人员同声高唱。然后，全体人员齐声念四段《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体人员念完《毛主席语录》之后，肖华首先说：“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

　　（47）

　　林彪与周恩来一样，他也不便在这种情况讲话。林彪也用这样的战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让别人来说，这在毛泽东那边就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林彪让肖华转达他的问候，也是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肖华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请陈毅讲话。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同时，他也经常扮演周恩来的代言人，周恩来自己不方便讲的话，常常让陈毅来讲。陈毅讲错了话，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而周恩来是不能轻易检讨的。这并不表示周恩来的态度傲慢，而是他这样身份的人，一旦检讨了，就很可能意味着要下台。

　　陈毅在众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豪气飒爽地走上讲台。陈毅的讲话一向以大胆著称，这次讲话也非常大胆，成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讲话之一，也是他诸多黑话中的一篇。陈毅虽有讲话稿，但他基本上不看讲稿，而是脱稿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你们，我借此机会讲几句话，今天我讲话没有准备，可能讲得不对。】

　　陈毅讲话的惯用手法，就是声称“没有准备”，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借口一时不注意说错了话，把问题搪塞过去。陈毅接着说：

　　【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破私立公”，破“私”字，破“我”字。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而是“公”字当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讲错了话，弄不好就要出麻烦，人家就要到外交部去揪我，大字报也会贴出来嘛!如果是出于“我”字当头，我今天就不来讲了。】

　　陈毅这个表明心态的开场白是高明的，先说自己是出于“公”心，这样即使是说错了，大家也可以原谅他。陈毅继续说：

　　【我的话讲起来不太好听，但我还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千条万条，主要一条就是要搞路线斗争。你们搞路线斗争，我们完全赞同，要真正学会搞路线斗争，如果没学会，损失很大。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空口说白话，我过去犯过大错误，栽过大跟斗。】

　　【我今天向亲爱的同学们讲几句心里话，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损害了党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还有负担，一讲到这里就十分沉痛。】

　　陈毅这些话是非常“语重心长”的，他说：“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这是不经过自己亲身的经历，体会不到的经验教训。一旦开展路线斗争，那就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场斗争的胜负，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在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一个人很难认对方向，紧跟毛泽东，也不一定不犯错误，所以陈毅以他的亲身经验说：“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

　　（48）

　　陈毅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提醒造反的年轻人，不要轻易涉足“路线斗争”，这是一个高危的事业，一旦站错了队，认错了方向，那是要栽大跟头的。陈毅接着说：

　　【你们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你们会不会有百分之一错了呢?我当年犯错误，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认为自己做得都对，结果犯了大错误。如果虚心一点，倾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陈毅在这里对年轻人说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一件罪过。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活了九十九个人，可是只要你一时失手误杀死一个人，那么你救活九十九个的功劳就一笔勾销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一样，立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犯一件错误，但谁又可以保证自己永不犯错呢?所以陈毅告诫年轻人，路线斗争是风险极大的，千万要慎重。

　　陈毅又说：【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正是对自己充满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沸腾年代，很难理解陈毅这样过来人的“心里话”。

　　陈毅最后说：【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讲到路线斗争，第一种是右，不斗争;第二种是左，斗争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种才是正确的斗争。这四种路线斗争我都有体会，我犯过许多错误，犯过右的错误，犯过左的错误，犯过折衷主义的错误，我也在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开展过正确的斗争。所以请同志们在作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伟大指示，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陈毅泼冷水的方式，是现身说法，希望用自己犯过的错误，自己走过的弯路来提醒年轻人，希望他们搞斗争时，尽可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要轻易把斗争上升到路线斗争。一旦斗争过火了，就很可能犯“左”的错误，一旦犯了错误，你过去立的所有功劳就一笔勾销了。

　　（49）

　　陈毅讲话时，坐在台上的几十名老干部，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陈毅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出来的话。可是台下的年轻人们，却很不以为然的，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当场喊口号反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然而后来无情的事实，证明了陈毅的话，当年那些带头造反的年轻人，后来多半都栽了大跟头。到那时他们再回味陈毅的这个讲话，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

　　陈毅讲完话，贺龙讲话。贺龙比陈毅慎重得多，他只是照着讲话稿读，基本上都是套话空话，没有特别大胆的话。贺龙的慎重，是因为他从罗瑞卿事件之后，基本上就在军委中“靠边站”了，所以说话不得不慎重。贺龙的讲话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荐的几点倡议：“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游行，不抄家。”

　　贺龙讲话之后，徐向前讲话。徐向前的讲话也比较慎重，也基本上是套话空话，只是强调军队有保卫国家的重任，所以军队不能乱，他说：【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周围有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

　　最后叶剑英讲话，叶剑英的讲话虽然赶不上陈毅，但也比较大胆，他时而读讲话稿，时而脱稿演讲。叶剑英说：【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光荣!今天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军委首长给大家讲了话，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刚才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和同志们简短的讲几句。】

　　叶剑英先肯定上面三位元帅的讲话，他也泼冷水，说：【同志们的反抗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支持。但也要注意，任何真理都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有些机关的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这就是错误。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

　　叶剑英批评一些人的做法“过火”，希望他们降温。叶剑英接着说：【以前有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但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

　　（50）

　　叶剑英特别强调，要允许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他继续说：【开会前集体朗诵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这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一种好风气，是革命的创举。你们这样做，对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是一个教育，弄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要带一本《语录》。但我要奉劝同志们一句：读毛主席的书很好，但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能像读《圣经》那样光是背诵，毫无用处。过去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不要重犯。要活学活用，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叶剑英这里婉言批评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教条主义。当时叶剑英敢这么说，也是够大胆的。最后叶剑英说：【“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他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大部分人高喊说：“不相信!”

　　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

　　叶剑英又说：“李继才的第二个问题，‘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我告诉你们，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这时台下响起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接着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这时台下又响起高呼声：“把他揪出来!”

　　叶剑英说：“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继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台下学员们，大部分是支持四位老帅讲话的，但少数人不支持。他们敏感地嗅出，这次大会与毛泽东的文革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有李继才提出疑问。这时，一部分学员在会场上起哄起来，他们乱喊乱叫，企图上台与老帅们辩论。主持这次会议的萧华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宣布散会，随后护送老帅们离开现场。

　　四位元帅的讲话传单，很快传播到全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文革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对文革泼冷水。之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马上批判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他们马上接见了李继才等造反派，批判陈毅和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马上出现在北京街头。

　　（51）

　　就在军界老帅抵制文革的同时，经济界的高官们也在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前面提到，毛泽东发现红卫兵年龄太小，没有社会经验，只能夺权，不能掌权，所以必须发动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成熟的工人起来夺权和掌权。在1966年10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指示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份工厂企业搞文革的文件。

　　11月13日，陈伯达和王力起草好一份《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提交给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让他们进行讨论。因为当时文革小组还只负责文化界的事情，经济界的事情他们不能直接下发命令，还需要通过国务院的各个部委才行。陈伯达还要求，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拿出讨论结果来。

　　国务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包含民政、外交，农业，工业，交通等诸多的部委。刘少奇在位的时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负责领导工业和交通系统。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1966年8月刘少奇下台之后，薄一波失去了保护他的后台，一些平日与薄一波有积怨的人，看到“整”薄一波的机会来了，于是纷纷检举揭发薄一波的各种问题，薄一波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为了躲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1966年9月2日，薄一波借口自己在家里摔了一跤，受了伤，向周恩来请病假，希望休养一段时间。

　　薄一波是刘少奇安插在国务院里的大树，一直听命于刘少奇，所以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周恩来也乐得薄一波主动离任，于是就批准薄一波休假半年，去广州休养。薄一波走后，他以前主管的国务院工业交通系统，就交给经委副主任余秋里和建委主任谷牧主管。

　　为了满足陈伯达一个星期之内拿出结论的要求，周恩来决定在11月16日到20日召开一次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座谈会，对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进行讨论。《十二条》拿到座谈会上，马上就受到参会者的猛烈批评。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会者批评《十二条》中的“允许工厂成立群众造反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文，认为这样将导致工交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正常秩序的彻底打乱，国家经济有可能失去控制。于是，参会高官们对《十二条》进行了完全彻底的修改，把《十二条》变成《十五条》，增加了三条实质性的内容：一、工厂不能全厂停产闹革命，要分期分批搞文革;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革;三、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用启发式的语气向参会的高官们说：“文革的形势，可以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52）

　　周恩来的讲话中，把文革比喻为“洪水”。人们对付洪水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堵”，修建堤坝把洪水堵住;第二种是“导”，修建渠道把洪水排泄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周恩来告诉大家，文革这场洪水，来势凶猛，堵是堵不住的，刘少奇试图用“堵”的办法，就完全失败了。因此，现在只用“导”的办法来抵制文革，周恩来启发众高官要学会“因势利导”，把设法把文革的这场洪水，“导”离毛泽东的预订轨道，从而使文革的目的落空。

　　当然，即使是用“因势利导”的抵制文革，也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周恩来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话，来激励众高官挺身而出，对文革进行大胆又“艺术”的抵制。

　　会后，国务院负责工交系统的谷牧，把会议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十五条》。11月21日，谷牧把讨论结果《十五条》，按期提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很不高兴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

　　谷牧辩解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

　　但陈伯达不接受谷牧的辩解，显然不同意谷牧代表工交座谈会总结出的讨论结果。这样一来，谷牧只得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在预料之中的，他说：“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第二天，周恩来和陶铸再次听了谷牧等人的汇报。现在，陶铸已经基本上完全站在周恩来这一边了，他和周恩来一样，基本肯定了谷牧的意见，否定了陈伯达的意见。这天晚上，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一起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次工交座谈会的讨论结果。

　　然而，这次周恩来等人向毛泽东当面汇报的情况，却没有比较正式的讲话内容传达出来。据当事者的回忆，对毛泽东的态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

　　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一个班子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的修改。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第二种说法是，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十五条》。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会我参加了，毛主席不同意《十五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高兴，并不是对谷牧不满意。谷牧他们不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可以谅解的。而陶铸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以后，还是这么说，这不是顶着干吗?毛主席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会后，毛主席把陈伯达和我留下，说：“你们重搞。”毛主席留下我和陈伯达另搞文件，没留下总理。】

　　（53）

　　王力因为各种原因，回忆录里不便直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所以只是说对陶铸不满。毛泽东的不满，是因为他在11月1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安亭事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赞成成立工人造反组织，而当时周恩来和陶铸也没有反对，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显然，周恩来和陶铸是基于毛泽东的威望，不好当面否认毛泽东的意见，内心中是反对的，于是就进行间接的抵制，在《十五条》又委婉地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和陶铸明明在11月14日已经知道了他的态度，可是在11月21日制定《十五条》时，仍然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这不是跟毛泽东顶着干吗?因此毛泽东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为了反对《十五条》，指示王力和陈伯达，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规定》，简称《十条》。

　　关于毛泽东对《十五条》的态度，当事者的回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且回忆者也不像是在故意说假话。首先谷牧应该没有假话，因为他是听到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之后，才继续修改《十五条》稿子，并上报到中央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如果有人告诉谷牧毛泽东反对《十五条》，他就不会继续修改和上报《十五条》了。

　　其次，王力应该也没有说假话。王力不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他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重新写了一个推翻《十五条》的新《十条》。如果毛泽东对《十五条》基本满意，就没有必要再指示王力他们另搞一个文件了。

　　因此，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忆，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反对态度，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于是周恩来和陶铸等人就“装糊涂”，把毛泽东的态度当成是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指示谷牧继续把《十五条》上报上去。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的结果，毛泽东指定林彪主持这次会议。这样一来，在林彪主持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一个是谷牧起草的《十五条》，它代表了周恩来的意见，另一个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起草的《十条》，它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

　　对同一件事，提出两份完全不同的议案，这在建国以后的中央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这就让主持会议的林彪面临一个难题，是支持毛泽东的议案，还是支持周恩来的议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逼着林彪表态：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

　　这次林彪的表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在工厂展开文革的关键。如果林彪支持毛泽东的议案，那么周恩来一个人就抵制不下去，只得让文革扩展到工厂，导致后来发生夺权风暴和天下大乱。如果林彪支持周恩来的议案，他们两人联手起来抵制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在工厂搞文革的计划，很可能就要夭折，这样后来文革中的夺权风暴也就不会发生了，以至于林彪本人后来的出逃，都有可能避免。

　　（54）

　　11月16日到20日的工交座谈会，是周恩来抵制毛泽东搞文革的一次大动作。文革中，每次周恩来发起对毛泽东的大动作抵制，都与林彪的动向有关。在这次大抵制之前的11月13日，在林彪的支持下，军队老帅们公然出来讲话，给文革泼冷水，这是林彪对毛泽东文革的公然抵制。在看到林彪的行动之后，周恩来也开始行动，与林彪的抵制相呼应。同样，在后来的1967年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闹翻了。在此之后，周恩来在1967年2月份就发起一场“二月逆流”。

　　一些人把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行动，分开来孤立地进行探讨，这样就难以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周恩来和林彪并不是生活在两个孤立的环境中，两人的关系是密切和微妙的。从历史上看，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林彪都出了大力，而在这次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林彪却没有为毛泽东冲锋陷阵，只是消极地尽可能中立。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给他这个接班人的位置，有点勉强，并不是出于对林彪本人的特别欣赏。如果1949年毛泽东就让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肯定为毛泽东效死力。可是毛泽东迟迟到1966年才让林彪当接班人，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好林彪。

　　在1949年之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高岗和邓小平，可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个想要重用的人，并不是林彪，而是高岗。1953年，高岗的地位超过了林彪，但不久毛泽东就对高岗失望了，高岗在1954年倒台。毛泽东在高岗倒台之后，想要重用的下一个人物，也不是林彪，而是对小平。1956年9月的八大上，本来地位在林彪之下的邓小平，跃升为政治局常委，而林彪仍只是普通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超过了林彪。只是后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又失望了，才于1958年5月，补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

　　建国后，毛泽东本意是让彭德怀管军队的，只是后来彭德怀被打倒，才想起来请林彪出来管军队;毛泽东本意是让刘少奇当接班人的，后来也是打倒了刘少奇，才想起来请林彪出来当接班人。

　　因此，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他并不是特别的欣赏，也没有特别的期待，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替补队员，而不是主力队员。当主力队员出了问题，才想起来让他这个替补队员上场。所以，林彪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并没有那么欣喜。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他不得不猜想毛泽东的心思：这次毛泽东是真心让他接班?还是一时间没有合适的接班人人选，只是让他过渡一下?

　　（55）

　　林彪由于有长年当替补队员的经历，所以他不得不猜想，他这个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角色，今后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他就得让位了。

　　可是按照当时中共的惯例，一个人职位是只能“上”，不能“下”。如果职位下降，必然是犯了错误，被撤职处分。根据这个惯例，将来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就要让林彪“让位”，也就是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而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就不得不找林彪的一个错误，作为取消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借口。人不是神，谁都有错误，要想“挑错”，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样一来，林彪可以设想将来的某一天，党内发出通报：林彪犯错误了，他不适合再当接班人了，于是他就灰头土脸地下台。尽管毛泽东不至于用打倒刘少奇的方式来打倒林彪，只是让林彪靠边站，就像朱德那样，给林彪一个名誉职务，但这还是让林彪非常没有面子。中国人都是要“面子”的，职位上升，谁都很高兴，而职位下降，人们就会感到很没面子。特别是林彪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这种丢面子的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林彪本来是不愿意当接班人的，只是在毛泽东“先斩后奏”的情况下，不得已当上了接班人。林彪一旦当上了接班人，他就不得不为今后的出路着想。第一个出路，是真的接了班。林彪对这个出路抱的希望不大，因为林彪的身体比毛泽东差很多，死在毛泽东之前的可能性相当大;第二个出路，是在自己死之前，保住接班人的地位，体面地离开人世。林彪对第二个出路比较抱有希望。

　　从保住接班人位置的角度来看，林彪当然希望中国的政局变化越小越好，毛泽东的文革规模越小越好，所以这样一来，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就是怀着泼冷水的态度。

　　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要泼冷水，周恩来也要泼冷水，两个人就有了一致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两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同盟关系。当林彪给毛泽东泼冷水的时候，周恩来也给予呼应，作为特殊形式的支持。11月13日，林彪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给文革泼冷水;11月16日，周恩来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也给跟毛泽东顶着干，对文革泼冷水。11月29日，林彪再次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进一步泼冷水。周恩来亲自出席了这次大会，不过只是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之后即离开，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在11月29日的大会上，陈毅和叶剑英又讲了话。陈毅说：【亲爱的同志们：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事院校是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院校差一些，不能把他们的一套搬到军事院校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一套搬到地方上去。地方院校有地方院校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

　　（56）

　　陈毅首先强调，军事院校因为是在林彪的领导下，所以问题比较小，而地方院校过去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问题比较大。所以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搞文革的方式不一样。陈毅进一步说：【我年轻时代犯过两次错误，就是把路线斗争扩大化了，简单化了。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每个单位的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不要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人，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斗，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陈毅批评了当时批斗扩大化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挨斗。陈毅特别提醒造反派注意，整人不要太“凶”。陈毅最后为自己的发言辩解说：

　　【我在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同志们作为解放军战士，作为革命同志，要能听直言。我11月13日的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也讲话说：【军队院校学生与地方院校学生不同，你们不是一般学生，所以不容许军队学生违反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军队光荣传统。把国防部当作敌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肤浅的批评不行，要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这两次大会上陈毅和叶剑英的大胆言论，在军队院校造反派中引起一片哄然，一时间到处都是“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则公开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说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求陈毅和叶剑英作检讨。几天之后，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同样召开一次十万人群众大会，点名要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和军队负责人出席这次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批斗一下这些老帅和军队负责人。

　　（57）

　　中央文革的办事员打电话给主持军委日常事务的叶剑英，催他们来参加大会。叶剑英把此事分别向林彪和周恩来做了汇报。据说林彪正好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这种事情向毛泽东汇报，还是周恩来出面比较好，因为周恩来不负责军队的事情，说话可以比较灵活。

　　据当时参与此事的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

　　当时，毛泽东还不愿意得罪林彪和军队老帅们，毕竟文革才开始，需要林彪出力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不想在这件事上与林彪发生冲突。于是毛泽东就对林彪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毛泽东现在需要林彪办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支持他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

　　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的问题。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提出一份议案，就是陈伯达代表毛泽东起草的《十条》和谷牧代表周恩来起草的《十五条》，让林彪表态，这样林彪就非常为难了。林彪毕竟和周恩来不一样，他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可是要让他反对毛泽东，还是很难的。这次，林彪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择支持毛泽东，但他也没有批判周恩来，只是委婉地否决了周恩来的议案。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讲话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工交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

　　林彪先肯定了毛泽东的《十条》，但他也没有批评周恩来的《十五条》，只是简单地说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林彪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没有一句提到《十五条》。林彪只是委婉地赞成了毛泽东，让周恩来感到，他这么做是出于不得已。林彪对毛泽东《十条》的赞成，也只有这几句，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工交系统搞文革的“意义”，林彪说：

　　【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一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林彪这些话，都是大话空话，并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当然，林彪也不能全盘讲大话空话，总得批判一点具体的东西，于是林彪就把批判之火，引到刘少奇这只死老虎身上，大批刘少奇，暗保周恩来。

　　（58）

　　林彪说：【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回答是有的。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他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搞一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关键的问题上，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这里举一些例子，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又如解放初期，中组部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并没有坏处。”又如1954年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半无产阶级的党，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自由，这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

　　【以后刘少奇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三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是指向周恩来的，这里林彪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套到刘少奇头上，替周恩来解围。林彪继续说：

　　【刘、邓的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真、薄一波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十年、二十年的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就从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我们受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

　　林彪在这次会上大批刘少奇的另一个原因，是刘少奇本人也被通知来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本来这次工交座谈会，与刘少奇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林彪登高一呼，刘少奇成了被众人批判的靶子，大大减轻了对周恩来的压力。林彪除了批刘少奇之外，还特别提出批薄一波，因为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正好以前又是主管工交系统的，所以批薄一波正合适。

　　（59）

　　为了“感谢”林彪的好意，周恩来在会上也大批刘少奇和薄一波，周恩来说：

　　【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中宣部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搞彭真的黑线，联络部搞“三和一少”，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这里林彪插话说：“我还被薄一波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他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薄一波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薄一波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周恩来接着说：【薄一波说他与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插话说：【薄一波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也插话说：【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周恩来继续说：【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的影响之深之大。】

　　林彪和周恩来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刘少奇和薄一波身上，而文革小组的人不干了，他们要把斗争目标拉回到周恩来的《十五条》上。不过在林彪的压力下，他们只敢批具体整理《十五条》的谷牧，不敢提谷牧后面的周恩来。王力首先说：【工交座谈会的这个《十五条》，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

　　张春桥批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江青批谷牧说：【你的发言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

　　（60）

　　康生批的调子轻一点，比较不太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从挖资本主义根子来看，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如果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陈伯达责问谷牧说：【《十五条》没有同我们商量，在会上发这个，是搞突然袭击。】

　　这时周恩来为谷牧辩解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文革。】

　　林彪插话说：【我们也是同意的。】

　　林彪的插话，为周恩来解围，指出过去中央发过工厂农村不搞文革的文件，这是包括林彪在内的人都同意的。但不管怎么样，林彪这次没有支持周恩来的议案，而支持毛泽东的议案，当然这也在周恩来的预想之中。周恩来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试图在关键的时刻，林彪能够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样就可以避免文革之火烧到工矿企业。

　　现在林彪支持了毛泽东，那么文革之火肯定要烧到工矿企业了，这时，周恩来就不能再“顶”了，而是要采取“导”的策略。于是，周恩来改变了立场，也表态支持在工矿企业搞文革，他准备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再设法抵制和泼冷水。因此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也进行了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发言，周恩来说：

　　【这次工交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行不行呢?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成公有制了，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所以文革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和平演变，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周恩来先从理论上表态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然后又安慰干部们说：【谷牧的《十五条》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思想的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有什么了不起?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

　　周恩来隐晦地告诉高官们说：这次我们得退让一下。退让的最坏结果，也就是罢官，不必担心生命危险，只要活着，以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61）

　　林彪支持周恩来说：【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

　　周恩来又启发性地说：【正如林总说的，这场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插话说：【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周恩来告诫高官们说，对文革这场洪流，“挡”不是上策，要自己也跳入到这场洪流中去，这样才能引导这场潮流的方向，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对于众高官担心工厂搞文革，影响到生产的问题，林彪说：【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你们忧虑抓革命会误生产。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的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也可以促生产，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产上。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生产受一点损失，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是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的说法，他说：【在一个时期，生产上肯定会受一点影响的，不要紧，不要在这个问题面前，前怕狼，后怕虎。极而言之，影响生产也就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

　　最后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方面要摸出一些经验，一方面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除了吹捧林彪之外，还不忘记吹捧一下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也是可以争取的人物。

　　（62）

　　1966年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在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十条》，毛泽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没有实现对周恩来以及周恩来派的打击。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本想把批判《十五条》的材料，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可是遭到包括林彪在内的多数高官的反对，最后周恩来决定：批判《十五条》之事不扩大传达范围。而且，提出《十五条》的谷牧，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判，更没有受到批斗，他被周恩来安排到外地去搞调研，“避风”去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说：“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置身事外的口气评论这件事，完全没有谈到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没有自我批评之类的话。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做自我批评，一旦承认自己有错，就会被别人揪住不放。由于林彪的态度暧昧，毛泽东只能默认了这个结果。

　　12月15日，林彪再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文革小组起草的把文革延伸到农村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不过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第一个原因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保守，对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文化革命，不感兴趣;第二个原因是农村的家族关系很浓厚，一个村子里面的人，世世代代都是乡亲，让他们相互之间搞批斗，很难搞起来。因为文革与土改不一样，土改可以分到土地，是可以得到物质利益的，而文革的批斗，自己并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农民比较注重实惠，批斗了半天，自己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不愿意去干。

　　这种情况，倒也符合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才具有革命性，农民是缺乏革命性的，只是在“分田地”这样的物质利益诱惑下，他们才会出来革命，一旦分到田地，他们就不愿再继续革命了。毛泽东在农村发动文革的失败，似乎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观点。

　　（63）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都生日。我们在前面提到，两年前的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的那一天，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生日寿宴，邀请了刘少奇等数十名高官赴宴。两年后，毛泽东再次破天荒地在生日请客吃饭。

　　这次生日寿宴和上次虽说只间隔两年，可是中国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次被邀请的高官中的一大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罗瑞卿、彭真、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等人，都已经被打倒或者被批斗。剩下少数没有被打倒的林彪、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也没有被列入毛泽东这次生日寿宴的名单。毛泽东这次邀请的人，只有中央文革小组中几个他最为的信任的人：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连康生都没有邀请，而江青成为毛泽东生日寿宴的女主人。

　　参加这次毛泽东生日寿宴的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背景，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

　　我们认为王力的这个评述是很有道理的，从他披露的毛泽东在这次寿宴上的讲话来看，的确反映了不少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表白。王力回忆说：【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

　　毛泽东以前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而在1966年8月，毛泽东却突然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 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几乎不在北京，中央办公厅趁毛主席离京外出巡视考察期间，将主席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菊香书屋进行了一次维修，当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毛主席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一气之下，老人家于1966年8月搬到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去工作和生活，卧室、办公室就在游泳池里的小传达室。在这里，毛主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10年。】

　　毛泽东搬离菊香书屋，除了未经他同意修缮房屋之外，另外一个因素应该是担心菊香书屋在修缮过程中，被人悄悄地安装了窃听器。因为毛泽东以前的专列上，曾被安装过窃听器。在文革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特别小心谨慎，所以他很快搬离了菊香书屋，住进游泳池旁边的休息室。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居然会住到游泳池的休息室里面去，所以这里也就不可能被预先安装窃听器。

　　（64）

　　1966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这天，在他游泳池的新住所，邀请了他最信任的几名文革小组成员。关于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寿宴上的讲话，王力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下面就摘录一些王力回忆的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这里讲了文革的起源。毛泽东说明：文革的起源，其实从建国时期就开始了，从那时是开始了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路线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是要保存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试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接着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能够蒙蔽群众，能够得到信任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使得群众对他们有所信任。进而他们借助共产党的威信，把自己变成正确和正义的化身，把反对他们与反党等同起来。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说什么，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控制群众的手段，是他们推行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盲从主义”。文革中毛泽东发动学生，进而发动工人和农民对共产党“造反”，根本的思想就是“反对盲从”。所谓盲从，这是有一种迷信，认为“官职的大小，代表真理的大小，也代表正确的程度”。官职越大的人，真理掌握就越多，当大官与小官的意见不一致时，官大的意见一定比官小的意见更加正确，所以要盲目听从大官的指示。

　　（65）

　　毛泽东号召群众不要盲从上级领导，当上级领导不正确的时候，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造反”。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不盲从和造反的典型。1927年，上级领导给毛泽东的指示，是让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去攻打大城市，可以毛泽东认为上级领导的指示不正确，所以他对上级领导“造反”了，违背领导的指示，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独创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大胆造反，共产党很可能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认为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盲从”的造反精神。今天，他希望新一代的红卫兵把他当年的“不盲从”造反精神继承下去，对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大胆造反”，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到底。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把“不盲从”的造反精神，“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继续说：【苏联复辟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这里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空想，而是很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现实。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启了“变修”的先例。因为，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必须注意到苏联的经验教训。苏联的教训是“问题出在党内”，因此，这次文革就要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防止苏联的教训重演。

　　毛泽东继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要清除这些影响，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这里毛泽东指出这次文革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而且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毛泽东特别点明“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这就是明显地点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这些人都反对毛泽东在党内发起一场针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毛泽东又说：【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毛泽东这里指出周恩来对抗他的战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周恩来也发动群众反对造反派，双方都没有动用军队，而是用“群众”作为武器来进行斗争，这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能够发动群众，周恩来也能发动群众，后来，文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的斗争。

　　（66）

　　王力回忆说：【毛主席这次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

　　毛泽东之所以会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因为他经过这几个月的斗争，已经看到周恩来派的势力相当大，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一场“全国全面”的斗争，才有可能打倒周恩来。

　　王力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毛主席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泽东这次讲话，点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文革的起源，毛泽东指出。文革来自于党内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从建国时拉开序幕了。

　　第二个问题是走资派为什么能够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是因为他们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他们已经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化身。因此对走资派的开炮，也就变成了对共产党开炮，这样就让一部分支持共产党的群众，难于理解和支持。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打破群众对这些党员高官的迷信和盲从，发动群众对他们造反。

　　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苏联实已经发生了的现实。

　　第五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文革的斗争对象，是“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

　　第六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周恩来这批人对抗他的手段，也是发动群众，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一来，这场文革就变成了毛泽东派的“群众”，与周恩来派的“群众”的两派群众斗争。

　　毛泽东讲的以上六个问题，是理解毛泽东思路的基本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方式方法来搞文革，都可以从上述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寻找答案。

　　最后王力回忆说：【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我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我对给我开车的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1982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

　　王力这时才恍然悟出，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当然周恩来比王力在更早的时间，就悟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看破了毛泽东心思，对毛泽东的各种手段都有了事先的预防和准备，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就很难像对刘少奇的斗争那样的顺利。

　　（67）

　　文革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战役，一场是党外群众与党组织的斗争。刘少奇的工作组是党组织的代表，而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党外群众的代表。很显然，党外群众在人数上大大多于党组织，党外群众之所以怕党组织，是因为党组织的背后有专政工具，也就是警察和军队。

　　由于军队在毛泽东的完全控制下，对警察有控制力的罗瑞卿在文革前被打倒，所以刘少奇的工作组成了真正的纸老虎，一捅就破。在人数绝对多数的造反派面前，工作组毫无还手之力，这样毛泽东就轻易地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战役后，发现过去对付刘少奇的方法不灵了。因为毛泽东发动群众，周恩来同样也发动群众，周恩来发动群众的手段也不低于毛泽东，这样一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战役，就成为一场群众与群众的斗争。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周恩来也支持红卫兵;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周恩来也支持造反派，结果就出现毛泽东派的红卫兵与周恩来派的红卫兵，毛泽东派的造反派与周恩来派的造反派。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派的红卫兵”，并不是真正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红卫兵，只是比较听毛泽东的话的红卫兵;同样“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也不是真正在周恩来领导之下的红卫兵，也只是比较听周恩来的话的红卫兵。红卫兵组织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例如在1966年10月的时候，北京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当中，自行成立了92个大小不等的独立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派系非常复杂，没有人能够完全驾驭和控制他们，经常出现毛泽东派的红卫兵变成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也经常出现周恩来派的红卫兵变成毛泽东派的红卫兵，甚至出现谁的话也不听的独立派红卫兵。

　　前面我们说到，第一批红卫兵是从北京中学里的高干子弟中间诞生的，他们最初完全是拥护毛泽东的。他们之所以拥护毛泽东，是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搞文革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改革高考的招生制度，可以使他们比较轻易地进入大学。可是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高干子弟的父母多半被打倒或批斗，这时他们的立场也转变了，不再支持毛泽东，转而支持周恩来，成为周恩来派的红卫兵。

　　因此，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而毛泽东派的红卫兵以平民子弟为主。周恩来派的红卫兵的行动特点，第一就是“保”刘少奇，而且非常明显。这里举一个清华大学的例子。

　　1966年7月底工作组被正式撤销之后，清华大学成立了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导人是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等人，这是典型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另一个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是蒯大富为首“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是典型的平民子弟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参加接见红卫兵的中央领导人排名。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惊讶地发现，从建国以来一直在领导人名单中排名第二位的刘少奇，一下子变成第八位，这样所有的老百姓都明白，刘少奇犯错误了，所以地位下降了。但刘少奇具体犯了什么错误，老百姓还不知道，于是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流传，同时也出现了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

　　（68）

　　在清华大学，从8月19日到8月23日的一个星期，出现了不少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王光美拉下马》，《刘少奇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等。当有人把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清华大学张贴之后，马上出现《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

　　虽说攻击刘少奇是主流，但那时的红卫兵是自发和无法控制的，同时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和江青的大字报，比如《周总理8月22日讲话是个大阴谋》、《致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甚至还出现攻击毛泽东本人的大字报。在一份名为《炮轰》的大字报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一直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但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却说，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这件事情，责任完全由在北京的中央常委来负。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运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这张大字报所说的“某些同志应该负责”，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应该负责。据说，主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建材工业部部长赖际发的女儿赖锐锐。当然，攻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字报是很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于是在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主的十二个学校的高干子弟派红卫兵，发起一场撕大字报的联合行动，一下子撕掉了清华大学校园中所有的大字报。

　　据当时高干子弟派红卫兵的卜大华回忆说：【8月24号那天下午，清华大学打电话叫我去开会，当时来了一大屋子人，主持会的是贺鹏飞，他说：“大家都看到了，清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把党内的问题完全捅出来，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泄露出来。”那天王任重的秘书也在，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事情不制止，将来有一天，将不再内外有别了。”】

　　【大家讨论，有人建议当天晚上采取行动，一是把这类的大字报都销毁，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有人建议以破四旧的名义，把清华的二校门砸掉，借此机会销毁那些大字报等，因为大字报主要都贴在二校门的墙上。当天晚上整个行动算作一次破四旧，也就是说，一个有很明确政治目的的行动，却使用了一个破四旧的名义。】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下午3：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

　　【下午4：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下午4：50，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大学，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限令大字报的在24小时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

　　（69）

　　【下午5：10，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五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下午6：00，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清华大学的二校门，这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晚上7：00，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晚上7：15，十二校红卫兵开始撤退，8：00，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

　　【晚上9：00，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大标语。】

　　【晚上10：00到深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清华二校门的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另据清华大学平民子弟派红卫兵的蒯大富回忆说：【他们这支队伍是高干子弟，就是所谓的老兵派，是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腰里系着一个皮带，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格打勿论，是真打啊!打死了很多人。他们高人一等啊，他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我们清华大学，8月24日之后整个校园都空了，整个大字报都没有了，全撕了，撕得光光的。就是前几天贴的那些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揭露的也非常浅，就是揭露个修养啊，在哪个地方的讲话和毛主席的意思不对什么的，当时都是很肤浅的。8月24日之后，至少恐怖了有一个星期都不止，就没有人敢贴大字报了。】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到9月，因为高干派红卫兵组织得比较好，而平民派红卫兵的组织还很松散，所以高干派红卫兵明显占上风，但他们的好景不长。这主要是因为，高干派红卫兵对加入他们组织的人，对家庭出身有很高的标准，比如父母要十三级以上的干部，这就使得高干派红卫兵的人数大受限制。相反，平民派红卫兵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什么人也可以加入进来，所以平民派红卫兵组织急剧壮大。比如到1966年10月，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平民派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已经发展到数千人，清华大学的高干派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在此情况下，高干派红卫兵感到自己在人数上大大不如平民派红卫兵，有必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来显示力量，于是他们成立起一个称之为“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组织。联动成立时，印发了《成立纲领》，写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70）

　　联动《纲领》中，特别说明“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再是正确思想了。

　　联动《纲领》中写道：【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一、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坚决贯彻;二、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动《纲领》提到的“二个主席”，指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他们公然说要粉碎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也就是毛泽东派的红卫兵。

　　联动《纲领》中写道：【组织路线：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干部子弟组成;第三阶段吸收全国的工农兵。】

　　联动在《纲领》中，公然宣布自己是一个高干子弟的政治组织，要到第三阶段，才开始吸收普通平民的“工农兵”加入进来。

　　联动的《纲领》中最后写道：【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联动《纲领》中，把文革说成是“白色恐怖”，并且在最后，没有按照当时的惯例写“毛主席万岁”，只是写“中国共产党万岁!”。联动的《纲领》，显然是完全彻底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以及文革。

　　“联动”成立之后，就开始积极活动。比如1966年11月15日，出现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矛头直指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1月21日，出现大字报《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12月2日，出现《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等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12月6日，出现《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12月8日，出现大字报《陈伯达同志的总结是大毒草》;12月9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10日的群众大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12月11日，出现大字报《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12月12日出现大字报《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12月14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等等。

　　12月26日，联动还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大会，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会上他们高喊口号：“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活着干，死了算!”，等等。

　　（71）

　　“联动”最大的行动，是所谓“六冲公安部”。他们组织数百人，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六次冲公安部，试图营救他们被捕的同伴。“联动”成员冲入公安部后，打砸公安部的设备，在墙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还高呼口号：“高干子弟要掌权”、“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以及背后的毛泽东。

　　为了对付“联动”的大胆行动，中央文革则发动自己的群众来对付他们，中央文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到1966年12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已经发展到几千人的规模，在人数上大大压倒了“联动”。

　　为了对抗“联动”保刘少奇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12月复辟黑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彻底把刘少奇“搞臭”，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单独约见蒯大富，指示蒯大富在社会上公开搞“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18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来电话，他说：“你是蒯大富吗?”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去，那地方有人要见你。”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首长要接见了，于是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在中南海西门的时候，被一个卫兵挡住了，不让进。我正在和那个卫兵交涉呢，从中南海里面开出一辆小轿车，张春桥穿着军大衣，他看见我站在门口，就朝我招手，说：“让他进来。”

　　那卫兵一看是首长答应了，就让我进去了。张春桥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间，外面一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里面一间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张春桥：“首长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我立刻明白了，所谓“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那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来交给一个御林军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72）

　　蒯大富后来说：【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还没细想过。当时就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

　　1966年12月25日，在蒯大富的发起下，清华大学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井岗山兵团”，发起了号称“12.25”大行动。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记载这次行动说：

　　【1966年12月25日，五千余名“井岗山兵团”战士，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怀着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入肌骨的冷风，步行到城里，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进行了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

　　他们把“打倒刘少奇”、“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击12月复辟黑风”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把深刻地揭露刘少奇二十余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张贴在大街小巷。广播车不停地向群众宣传刘少奇的罪恶活动，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大风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震撼北京城!】

　　蒯大富本人也回忆说：【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12月在北京刮起了复辟黑风，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复辟黑风!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当时我们是第一个搞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街头活动，提出打倒刘少奇，他是国家主席啊，这影响是很大的。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北京城了。江青特别高兴，12月30日她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73）

　　江青走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来接见我们。”】

　　蒯大富干的第二件影响较大的事，是动用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刘少奇，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连刘少奇的女儿都出来揭发刘少奇，这在一般人看来，就证明了刘少奇的确有问题，其影响是非常大的。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27日，我找刘涛做工作时，她就老哭。刘涛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啊?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定了刘少奇是全国最大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你是共产党员，要跟着毛主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要站在党的一边、人民的一边，和我们一起同刘少奇作斗争。”

　　刘涛还是哭，她说：“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爸爸拥护毛主席，可能犯错误了，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我说：“你说这个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天天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

　　刘涛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最后刘涛的表态说：“我坚决站到你们这边来，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在第二天28日，立刻就安排了刘涛做大会检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一连讲了4个小时，我们全录了音，录音之后就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广播。我们当时动用的是广播车，大喇叭一遍遍地广播国家主席刘少奇女儿刘涛的检查，太震撼太刺激了!爆炸了!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等繁华的地段，万众停立，翘首细听。

　　刘涛揭发的影响太大了，在王府井大街，我看到的那个场面，到现在都难以忘怀。如果有摄像机把那个场面摄下来，那绝对壮观。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而且还特别安静。别说车，就是人，一个个都走不动，大家都停在那不动，听刘涛的检查。广播车只要到了哪儿，人们就把那整条街围得水泄不通，只是听，没人说话，就听刘涛的检查。】

　　蒯大富后来说：【你想，假如说现在，突然在北京大街上广播国家主席子女揭发父母的讲话，那得多少人听啊。刘少奇地位多高啊，国家主席!刘涛当时的那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一直到死都没有宽恕她。】

　　（74）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发展亲近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毛泽东具有“领袖”的天然优势，又掌握各种宣传机器，在培植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方面，当然比周恩来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周恩来则采用“只要功夫到，铁棒磨成针”的笨办法，大量地亲自接见各种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在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高峰期，周恩来平均每个月接见100次以上红卫兵或者群众组织代表，工作量非常大，非常辛苦。

　　周恩来的办法虽然“笨”，效果却很好。因为几乎有一定规模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都要亲自接见，这样不管这个组织的政治倾向如何，首先赢得他们在感情上的亲近和好感。所以不管什么红卫兵组织，一提到周恩来，都认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周恩来都有很大的好感。包括蒯大富率领的“三司”这样的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嫡系组织，对周恩来也很有好感。让蒯大富他们去高喊“打倒刘少奇”，没有什么问题;让蒯大富他们去高喊“打倒周恩来”，肯定在感情上就通不过。

　　这样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卫兵方面，就形成了“势均力敌”之势。这时候处于中立旁观者的林彪，以及林彪控制下的军队，就成为影响局势走向重要因素。

　　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最初是“不介入”，但在文革之火烧入军队之后，林彪也不得不“介入”了，他首先是自保，给军队中的文革灭火和泼冷水。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其中第十六条是：“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地方上的文革，都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进行，而军队的文革，则不必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而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这样军队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第十六条”是林彪从毛泽东那里争取来的，那时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来打倒刘少奇，只好暂时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在这个背景下，军队中就成立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相应的组织，即“全军文革小组”。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名义上也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同时又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也就是接受双重领导。林彪任命他的“秀才”，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只是一个中将，在军队中元帅、大将、上将众多的情况下，任命一个中将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来显示出林彪对军队文革不重视，二来林彪用地位较低的人担任这个职位，自己比较好控制。另外，刘志坚曾经是参加1966年2月江青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的主要人物，与江青有一定的交情。

　　这样一来，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为中央文革在军队的窗口，全军文革小组一方面要接受来自中央文革发动造反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接受来自中央军委抵制造反的指示，受到夹板气，两边不讨好。刘志坚领导下的全军文革小组，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试图对军队搞文革做出限制，如《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部队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这些文件转送到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理由扣下不发。

　　（75）

　　后来军队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刘志坚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全军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陈伯达当面指责刘志坚说：“你刘志坚的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全军文革小组又接受中央军委的指示，违背中央文革的意愿，主持召开了两次十万人规模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会上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帅发言，给文革大泼冷水。事后，中央文革找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刘志坚“算账”，要陈毅和叶剑英公开检讨。刘志坚无奈，两边游走说服，最后总算说服叶剑英在一个比较小型的军队师生代表会上做检讨，检讨稿也是刘志坚替叶剑英写的。

　　1966年12月31日，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一个两千多人的军队师生代表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做检讨，他说：【11月13日和29日两次接见来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的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思想，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

　　这次会议是中央文革安排的，参会的都是对老帅们不满意的军队造反派学员，他们听到叶剑英这样敷衍了事的检讨，当然不满意，很快哄闹起来。一些学员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宣布散会，保护叶剑英从后台走了。

　　1967年1月3日，北京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判陈毅大会。叶剑英急召刘志坚，要他出面做工作，不许批斗陈毅。周恩来也给刘志坚打电话，希望刘志坚出面，对造反学生们讲几句话，劝他们不要开批判陈毅大会。

　　刘志坚不得不服从命令，他在1月3日与造反学生谈了一晚上，未能说服学生。于是，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这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刘志坚说服不了学生，只好做自我批评，说：“我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

　　这时康生打断刘志坚的话，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

　　康生开了头炮，江青接着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去年开了个《部队文艺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76）

　　康生、江青等人这么一说，全场马上喊起一片“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接见会成了批斗会，很快“打倒刘志坚”的标语就贴遍北京城。第二天的1月5日，刘志坚到国防部接见造反学生，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被红卫兵揪住，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晚，刘志坚就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1月19日，中央文革又组织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之后一直被关押，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复出。

　　刘志坚被打倒，是由于他既没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也没有坚决站在林彪一边，而是试图两边讨好，结果却把两边的人都得罪了。中央文革提出打倒刘志坚时，中央军委这边也不“保”刘志坚，江青提出要“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林彪也赞同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并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但是谁来接替刘志坚的职务呢。据吴法宪回忆说：【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江青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林彪不能肯定江青说的一定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林彪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江青为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这次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不像以前那样接受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更重要的是，组长徐向前是元帅，他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在历史上与林彪就不是一个派系，而且在级别上也不输给林彪，不必唯唯诺诺地服从林彪的指示。这样一来，新的军委文革小组，就成了毛泽东在军内搞文革的利器，军队文革似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不过林彪也不是省油的灯，只在一个多月之后，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就被林彪搞得“瘫痪了”，毛泽东利用徐向前插手军队的事情，并没有成功。

　　（77）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文革之火在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中大烧起来。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央军委的体制。

　　解放军的领导核心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有七人：林彪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有：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大军区(十一大军区，全是陆军)，各兵种(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铁道兵、工程兵)。

　　由于军队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毛泽东不易直接出面，让江青出面比较合适，这样即使出了什么差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使毛泽东自己有比较大的回旋之地。从搞文革的角度来看，各大军区和各兵种是直接带兵的，不能轻易触动;总参谋部是直接指挥作战部队的，也不易轻易触动。相对重要性较低的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所以在毛泽东的部署中，军队文革应该从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因此，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首先要搞的冲击对象，就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这里先说总后勤部的情况，总政治部的情况放在后面叙述。

　　关于总后勤部的情况，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有比较详细回忆，我们这里用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录。在1967年12月以后，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邱会作躲到了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的指挥所“养病”。邱会作说：

　　【徐向前上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面也很动心计，他提议江青任全军文革顾问。在徐向前上任文革组长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

　　军队里的造反派，对徐向前的三条方针如获至宝，热烈地拥护这三条方针，并且提出：“在徐帅指挥下，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间，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在京的首长，会议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主持。

　　会议开始时，徐向前讲话，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向前讲话中特别提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是胆小鬼，大家对徐向前的讲话气愤极了!

　　这次会议很特别的是，没有人讲话，大家只是喝茶、上厕所。在冷场很久之后，陈老总用调侃的语言说了两句话：“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

　　聂老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他们两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还是一个讲话的也没有。

　　叶帅只说了一句话：“今天的会到此结束。”他说完这句话，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会开得空前的短，大约只有一小时。会议的冷场情况，是对徐向前最好的讽刺。】

　　（78）

　　【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后，即向江青汇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军队的造反派没有发挥作用。新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建议，调几个造反派来帮助军队机关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准了，不到两、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后，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欢迎各造反派头目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我们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请大家来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现在革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不怕乱的路线，一条是怕乱的路线。一个‘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不怕乱’的路线，由大乱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把徐向前的讲话，快要捧到天上去了。会后，造反派通宵游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徐帅致敬!”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城。新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了江青在军队中不折不扣的最得力代理人。】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林总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扩大会议。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总参作战部的值班参谋来向江青报告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有个叫钱信莎(女)的学员，要求同江青同志通话。”

　　我听到值班参谋的话之后，心里很纳闷，为什么钱信莎能够直接给江青打电话，钱信莎又敢同江青打电话?其中的奥妙，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电话，回来后对着徐向前说：“你们全军文革小组建议，要调造反派来北京帮助军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建议很好。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红色造反纵队)’，要求尽快到北京来，春桥要钱信莎直接向我请示报告。”

　　徐向前立即表态：“感谢江青同志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又说了一句：“老将怕小将是没有理由的。”

　　“红纵”为什么来北京，至此情况就算清楚了。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是全军文革小组培养起来的造反主力军之一，自然是必定来京的。“红纵”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的旗子，进入北京总后勤部大院。在队伍的前面有十几个标语牌，其中写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打倒邱会作、解放全总后”等等。

　　“红纵”到处煽动游说：“中央文革认定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副主席把邱会作一脚踢开了”，“毛主席、周总理再也不保邱会作了”等等。这些谣言，既狂妄又恶毒。“红纵”在总后机关把大字报贴满了各个角落，抓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关在办公楼里，凡是不同意“红纵”观点的干部都被抓起来批斗。

　　在“红纵”到达的当天晚上，新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李曼村向“红纵”交代任务时，说：“总后的问题，就是邱会作的问题，你们只要解决了邱会作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79）

　　可见调“红纵”来北京，并非“帮助”总后勤部搞文化大革命，而是来打倒我的。1月19日，“红纵”发表了很长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内容是：“我们要不然就是打倒邱会作，要不然就是被邱会作镇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

　　【1967年1月19日下午5时，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亲自打来的电话，我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徐向前对我的身体情况连一个字都没有问，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还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适的。总后系统的革命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你应该立即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关于你的问题，江青同志都认为你的问题不简单，你是顽固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立即下山，回总后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和你谈话，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你下命令，你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回总后去!”

　　我一听也就起火了，只回答了一句：“坚决执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对我下命令，我也没有说话的余地了。我接了电话之后，立即向秘书说：“晚饭后，回总后!”

　　晚饭后我即步行下山，去军事科学院叶帅的家中辞行。我原以为叶帅已经知道我要回去，便对他说：“我这就回去了，看叶帅还有什么指示?”

　　叶帅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回总后去。”

　　叶帅说：“‘红纵’在总后闹得很厉害，你现在不要回去，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我说：“不行呀叶帅，徐向前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我下了命令，我只有坚决执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叶帅说：“啊?有这回事吗?我根本不知道!”

　　我把徐向前命令的全部内容说了一遍。此时，从来不说脏话的叶帅，脱口而出一句：“他妈的!”他皱了一下眉头，并叹了一口大气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过了一会儿，叶帅打电话回来向我说：“你说的情况属实，现在就这样办吧。其中的微妙，你是会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后的事，就由我来管了，我叫傅崇碧做具体的布置。”

　　接着叶帅把我的秘书、警卫员和司机等叫到他家里来，叶帅对他们说：“邱部长回机关去领导文化革命，你们随他回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还有我们几个人对邱部长是心中有数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们头上，你们要站稳立场。”

　　同叶帅分别的时候，我紧紧握着叶帅的手说：“我什么都不怕，请叶帅放心!要是我被‘红纵’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过，徐向前给我下命令的实质问题，并非命令我个人，是发出了一个信号。林总、叶帅叫各大军区的领导到来北京‘躲反’，而徐帅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里赶。我看军队要乱了，请叶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处境。”

　　叶帅心情沉重，一句话没有说，只是眼眶湿润地站在门口，看着我走去。】

　　（80）

　　【在回总后的途中，我向秘书吕玉润、警卫员蒋平安、司机张自贵说：“你们回去，要做好遭殃的准备。运动来了，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揭发，没有关系。”我的话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松的时候，总后战勤处长鲁智在那里等候，拦阻我不要回去。我向鲁智说：“不要紧，我要回去。我要让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兵是啥样子!我不能给他们丢人，更不能做胆小鬼。”

　　鲁智劝我说：“部长，不是胆不胆小的问题，你回去有生命危险。”

　　我说：“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么样?不要怕，走!”

　　鲁智还说：“你现在不能回去，徐帅的命令一传开，机关大乱了，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很多都被‘红纵’抓起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的部下都被抓起来了，我更要回去。刀山火海，我去闯一下嘛!”

　　正在这时，叶帅的秘书带着卫戍区的几个干部战士，赶到五棵松堵住我，说：“叶帅还是请邱部长马上回西山，全军文革也要听中央军委的，请邱部长不要意气用事。”

　　我很冷静地说：“请转告叶帅，我谢谢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顾全大局，已经牵涉到元帅们的关系了，我必须顾全大局。”那时的情景，真是含泪而别。】

　　【到了总后勤部大院之后，我看到礼堂门口到处都是戴着袖章的造反派，这时我干脆下了车，走路回家。机关的干部看见我回来了，并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惊。到了我家附近，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并跟着进了我家中。我刚坐下，造反派就说：“现在请你去和我们一起搞文化大革命。”

　　“红纵”预备好一辆大卡车，把我拉到卫生部办公室三楼关了起来。大约是19日晚上9时，即把我关起来之后不到一小时，“红纵”的高音喇叭就广播他们的战报，内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邱会作被捉拿归案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总后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我关起来之后，第二天下午起，就让我观看“红纵”和总后机关的造反派，押着干部戴高帽子游街，边敲锣边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这样做，既是在糟踏干部，也是在做给我看的。

　　1月21日晚上，“红纵”押我去工人体育馆观看了一次批斗大会。那次主要是批斗刘震、刘志坚、廖汉生、成钧等人。刘志坚自己“左”了一番，现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我亲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对革命干部的残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斗大会由“红纵”的副手汪志杰主持，在批斗开始时，他指着我说：“邱会作你老实一点，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81）

　　1月23日下午在总后礼堂，24日上午在总后机关大操场上，“红纵”分别对我搞了各达四小时的残酷批斗。1月23日的批斗大会开始之前，把我从卫生部办公楼押进会场。会场没有搞什么布置，只是在舞台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大会”。会议将要开始时，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来到会场，坐在人群之中观看批斗。

　　批斗大会开始时，“红纵”主要头目钱信莎，在台上大喊一声：“把邱会作押上台来!”

　　顿时，两个凶手要拉我上台去，我挣脱了他们的挟持，毫无畏俱地走上台去。此时，台下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睁大眼睛看我的行动。

　　我上台之后，钱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领章、帽徽扒掉，同时一个高大个子的人，用劲搧了我一个耳光，当时我只觉得头上“嗡”的一声，就不省人事了。他们用一杯水泼在我的脸上，我醒来之后，爬不起来，还是那个打我的大个子，把我像提东西一样地提起来。我站起来之后，感到头晕、半边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里往外流血。此时，全场还是鸦雀无声，恐怖气氛笼罩着会场。

　　钱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声宣布：“批斗开始!”

　　几个刽子手凶狠狠地来到我的面前，他们是来执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

　　第一大刑法：向毛主席请罪。这个刑法要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一块20多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这还不算，刽子手还要把铁丝左右拉动，每三、五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的时候，疼得难忍，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第二大刑法：向造反派认罪。这个刑法要双脚跪下，两个人将我双手反拧，头低下，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大铁牌子，下端还不准挨地，因为铁牌子挨地重量就轻了。在难以忍受时铁牌子自动落到地上，他们就会把我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也就离地了。

　　第三大刑法：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这个刑法要六个人协同动作，四个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来，前面站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个人协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抛，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这个刑法不容易做好，他们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批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其他的刑法还有：第四大刑法：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第五大刑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六大刑法：打倒反革命分子;第七大刑法：造反派万岁;第八大刑法：向革命群众请罪。

　　（82）

　　这次武斗，从开始到结束在四小时以上。“红纵”对我执行每种刑法之后，刽子手们都要对着我喊三句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在对我搞了三次“喷气式”之后，我就昏厥过去了。

　　他们把我拖到后台，我醒来后，他们叫来事先在后台值班的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宛，给我做检查，黄宛摸了我的脉搏和听了我的心脏。我当时眼睛直盯住黄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面对残酷的批斗，你只要说声‘有问题’，我也得救了。我毕竟是你的部长呀，你们这些专家是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要到301医院来的。”

　　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黄宛竟说了两个字：“无妨”。这样，我又被拉上台，继续向我进行武斗，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后.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动了。“红纵”的三、四个人，把我抬上一个三轮板车，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三楼。】

　　【1月24日上午在总后大操场的批斗，基本上同昨天下午在礼堂上是一样的。刽子手给我剃了一个阴阳头，这一刑法，除了丑化人之外，没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管我的人用上海话互通情报，我能听懂一些。一个人从门外气冲冲地进来说：“李部长批评我们只是打人，不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今天连夜要把广场上的舞台加大，要斗得像个样子。”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知道一场更凶残的批斗明天就要来了。

　　本来，我对生死根本就无所谓了。但24日下午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思绪万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现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牺牲品。我要争取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同他们斗争到底!”

　　为了活着，当即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求救;二是争取晚上回家一趟，设法搞点防身的用品。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

　　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袜子里的脚板底下，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玉胜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我妻子胡敏那里。】

　　（83）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为“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宿舍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他知道我和杨成武关系很好，但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接电话后，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成武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

　　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

　　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

　　黄永胜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会作往死里斗。”

　　黄永胜说：“徐帅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我亲自到叶帅那里去。”

　　黄永胜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接通了林彪办公室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到了林彪办公室。

　　叶帅很快到毛家湾向林彪报告，林彪大为震怒，立即说：“备车，我要去接邱会作!”

　　叶帅和叶群一听就急了，好生相劝。叶群马上接通了总理的电话，总理甚为着急，说：“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开完就误事了，我让伯达同志立即赶到毛家湾。”

　　周总理在大会堂就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我是保邱会作的。”总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总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

　　陈伯达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

　　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叶群正在途中，叶帅派去救我的卫戍区战士，早就赶到了总后机关侦察情况，准备抢人。

　　这时，为了应对更大的批斗，我要求回家去一趟，擦擦有血迹的身子。晚上警卫员扶我回到家里，令我惨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样子，全家的东西被抢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占了。小女儿京京被老战友接走了，全家只剩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由老炊事员带着躲在灶房里。

　　我看到家里这种情况，更加鼓起了我的斗争勇气，我决心争取活下去。为此，我用旧棉裤做了两个厚的护膝，还增穿了棉衣，这是为了保护心脏和膝盖骨所采取的措施。我临走时，两个小儿子从灶房里跑出来，叫我爸爸，造反派挡住不让我们父子相见，我也只有忍心走了。

　　（84）

　　我回到卫生部三楼之后，尽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动，争取睡好，以应付明天的苦难。在我睡得尚好的时候，有人用急促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并说：“快起来，有急事。”

　　我问：“到哪里去?现在就去批斗场吗?”

　　来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来接你了。”

　　当我听到毛主席、林总派人来接我这句话时，十分惊喜。我当时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是卫戍区两个战士把我由三楼背下去的。当时，在一边扶着我下楼的战士，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奉叶副主席的命令，在这里几天了，是在这里保护你的。”我只有向他们点头致谢。

　　我上了汽车之后，把我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叶群已经在那里等候。叶群向我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现在，我完成了光荣的任务!”

　　叶群又说：“这是杨成武总参谋长暂时住的地方，你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你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已有安排。”我只有点头致谢，心里感激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25日上午，杨成武夫妇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杨成武在楼下就喊我的名字“老邱呀!老邱呀!”，我身子动不了，躺在床上也激动地喊：“老杨呀，我在这里。”

　　他们上楼后，杨成武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边哭边说：“老邱呀，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

　　我向杨成武指着我的伤，并指着我被剃的阴阳头，杨成武气愤地说：“一群暴徒，一群暴徒!”

　　他们为我流下了满腔的热泪，向我表示了真实的感情，我是永远感激的，永远不会忘记的!】

　　【晚上，叶帅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的车还没有到，叶帅、聂帅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从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地骂造反派：“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26日下午，刘伯承元帅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

　　27日，叶帅亲自叫来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医生、护士给我治病，并亲自主持对我的治疗方案。以后，叶帅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来看我一次，有时来几次。我被打的伤，是在叶帅的关心之下，得到及时治疗的。更为可贵的是，叶帅每天都会向我传达中央的一些时政消息，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叶帅救了我一命，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的!】

　　（85）

　　我们上面用比较大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第一个目的是它比较客观和详细地讲述了造反派暴力批斗老干部的过程，这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革中所谓的“批斗”是怎么回事。第二个目的是它从侧面讲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围绕军队搞文革的一次斗争。现在主流的文革研究，都“忽略”了这次重要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多费些笔墨说明一下。

　　需要说明的是，邱会作遇到批斗的暴力程度，比一般老干部厉害许多。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军队造反派在使用暴力方面，比一般的老百姓造反派要“厉害”，毕竟军队本身就是暴力机关;第二个原因是邱会作不肯认罪，也就是不肯投降。如果邱会作投降认罪的话，他遭受的暴力虐待就会少得多。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像以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住，叛变投降就不会遭受酷刑，而不肯投降的话，那就免不了皮肉之苦了。

　　造反派批斗邱会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邱会作搞暴力虐待，而是要让他“认罪”，承认造反派对他的指控都是事实，承认他自己执行了反革命资产阶级路线。只要邱会作自己认了罪，就等于是承认造反派的造反行动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在军队中造反的必要性。

　　所以，造反派要用一切手段逼邱会作“认罪”，作为他们造反正当性的证明。可邱会作就是不肯认罪，因此遭到造反派的暴力威逼，逼他认罪。如果邱会作认罪投降了，对于毛泽东在军队搞文革是一个大的胜利，可以乘胜追击，把军队的文革进一步扩大化。因此，林彪等人要积极营救邱会作，不能让毛泽东在邱会作身上打开缺口。

　　邱会作是林彪最为信任的心腹之一，当林彪得知邱会作被批斗有生命危险时，二话不说，马上要亲自去解救邱会作，甚至不怕因此事而惹怒毛泽东。只是在叶剑英和叶群的相劝之下，才退了一步，请周恩来出面去处理这件事。

　　在这方面，林彪的做法与刘少奇大不相同，敢于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部下，所以他的部下也拼死拥戴他。而刘少奇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挺身出来保护他的心腹彭真，而是试图牺牲彭真来缓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同样彭真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心腹吴晗、邓拓等人，甚至还丢卒保车，试图抛出部下来保住自己，这似乎是刘少奇白区系统共产党的普遍做法。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想牺牲别人来保住自己，各自打小算盘，结果谁也保不住。

　　打倒邱会作，应该是江青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通过新全军文革小组的徐向前来实施的。可是当1月24日，周恩来就邱会作被暴力批斗的事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却说了相反的话：“我是保邱会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搞清这件事，我们需要回顾一下1967年1月1日以来发生的事情。

　　（86）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社论是根据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精神写的，其中心思想是“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既然毛泽东下决心搞一场“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军队当然不能例外，并且，军队将是文化大革命最难攻克的堡垒。

　　在打倒刘少奇阶段，毛泽东有军队老将们的支持，所以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军队中如果不搞文革，还是让现在这一批有走资本主义倾向的老将军们掌权的话，这场意在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毛泽东必须把文革之火，烧到军队之中，打倒军队里的走资派老干部，换上一批无产阶级新人。

　　但对掌握枪杆子的人进行夺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一步一步来。毛泽东的第一步，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元帅为组长，江青为顾问，并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军队的宣传喉舌《解放军报》。这个新全军文革小组，是林彪控制不了的，成为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的利器。

　　虽说林彪没有参加毛泽东在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但毛泽东在这次家宴上的讲话内容，还是很快传到林彪那里。林彪明白毛泽东要在军队里来一个大动作，而现在军队里的高官主要是林彪派系的人马，对军队高官进行大换血，就等于是把林彪的人马换掉，也就等于是把林彪架空了，因此林彪肯定是不满和反对在军队搞文革的，他要设法抵制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军队里面来。

　　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

　　林彪说的“全面内战”，就是用军人的话解释毛泽东说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可是林彪要对这场“全面内战”加以限制，提出“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什么是“不该打的地方”，显然就是军队的高层。

　　林彪又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刘志坚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是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对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

　　刘志坚本来是林彪的秀才，可是刘志坚却没有坚决跟定林彪，而是游走在林彪和江青之间，试图两边讨好。因此，江青提出打倒刘志坚时，林彪也同意，并且把1966年11月间两次召开十万人大会对文革泼冷水的事情，推到刘志坚身上，为几位老帅辩护。因为老帅们是坚决站在林彪这一边，与江青斗争的。

　　（8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帅都支持林彪，贺龙就是例外，徐向前是另一个例外。贺龙的资格老于林彪，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是三支独立的红军，因此当时毛泽东、贺龙和张国焘三人的地位相当。而那时林彪只是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长，地位比贺龙低多了，而当时徐向前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大将，地位与林彪相当。

　　后来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力量大减，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共的主力军。1938年张国焘出逃之后，留下的徐向前等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贺龙在抗战前期，还是八路军120师师长，但不久也被架空了军权，贺龙的军队交给彭德怀指挥，在解放战争期间贺龙基本上无事可做。只是到了1949年底，毛泽东看到林彪和彭德怀的军权太大了，才急忙让贺龙出来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平衡一下军队中的权力分布。

　　从贺龙的角度来看，论资格他本该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上，可是解放后长期以来，他都是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下，这就让他感到不服气。贺龙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老字辈还是服气的，在抗美援朝之前，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贺龙还比较服气，等到抗美援朝之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贺龙就不服气了，与彭德怀产生不少矛盾。因此在1959年打倒彭德怀时，贺龙很积极，他也是感到出了一口气。彭德怀之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时，贺龙当然还是不服气，与林彪发生不少矛盾，甚至积怨。

　　虽说贺龙对毛泽东是服气的，但他对毛泽东让他屈居于林彪之下，却是不满意的。这时，贺龙也就自然地接近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出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样贺龙也就无形中成为刘少奇一派的了。等到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贺龙自然也就靠边站了。

　　毛泽东提出要在军队里搞文革，林彪知道硬顶是顶不住的，他也学周恩来的策略，采用顺势引导的方法，把文革的洪水引导到其他地方去。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就把军队文革的洪水，引到贺龙这只死老虎身上。因此，林彪在1月8日的军委常委会上，展开了对贺龙的攻击，林彪说：

　　【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88）

　　林彪批贺龙有两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贺龙对林彪不服气，因此林彪也对贺龙不满，两人之间有怨气;第二个含义是更重要的，就是林彪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引到贺龙身上去，这样可以保住林彪自己这一派的人。

　　1967年1月10日，新任主管《解放军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起草了一份《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这是首次提出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这里，林彪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想把“揪军内一小撮”，化解在贺龙身上，把贺龙作为“军内一小撮”的代表人物。

　　但是，毛泽东不会被林彪这么轻易“忽悠”过去，他并不感兴趣打贺龙这只死老虎。1966年1月13日，发生了震动全军的《解放军报》夺权事件。解放军报任记者肖力，其实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贴出一张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掀起了一场《解放军报》夺权的风暴。

　　李讷是三个月前的1966年10月下旬，才到《解放军报》工作的。据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回忆说：【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江青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

　　1966年10月下旬，正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的时候。这时，林彪已明显表现出来不太配合毛泽东搞文革，因此，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需要在林彪那里安插一个楔子，安放一个定时炸弹，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引爆，于是毛泽东就把自己的女儿安插到了林彪那里。为了搞文革，毛泽东来了一个全家总动员，能出动的都出动了。

　　肖力刚到《解放军报》时，还做了一些保密，《解放军报》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不过在她写大字报后，肖力很快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她对众人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我有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对我‘炮打’、‘火烧’都可以。”

　　肖力公开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她并没有警卫员，也没有专车接送，而是每天自己骑自行车来报社上班。如果有什么仇恨毛泽东的人，把她作为人质绑架，那就是一件重大事件了。不过一般人们大概也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是讲原则的，绝不会答应用女儿进行什么交换，所以绑架毛泽东的女儿意义也就不大了，这样就形成另外一种安全的保证。

　　（89）

　　肖力为什么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呢?因为她不公开身份，她的大字报就会被当作一般的大字报被忽视掉，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高潮时期，毛泽东的女儿当然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解放军报》的人，在不知道肖力身份之前，对她的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还持怀疑态度，等到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马上一边倒地支持肖力，支持她造反，跟着她造反，炮打《解放军报》党委。

　　为了表达对肖力的崇敬，《解放军报》内的毛泽东像两侧，挂上了“向肖力同志学习”和“向肖力同志致敬”的红色条幅，在开会时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等，后来又发展到“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周围”、“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等，肖力在《解放军报》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把女儿安排在《解放军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肖力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起爆呢?从肖力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出明显的端倪，她在大字报上说：【几个月来，《解放军报》没有一篇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解放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也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肖力本人肯定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写这样的大字报，据说这张大字报是肖力与江青商量写的，当然少不了毛泽东在后面的指点。肖力在大字报中，首先批评《解放军报》不积极宣传文化大革命，甚至把毛泽东以前批判刘少奇的话“冷冷清清”也用上了。这是毛泽东借女儿的嘴，对林彪不积极搞文革表示强烈不满。

　　肖力的大字报又说：【在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全军工作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1月11日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军报为此发的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解放军报》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肖力具体地指出，《解放军报》对毛泽东提出的“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没有响应，对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也没有欢迎和支持。《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首先是主管军队林彪的责任。不过肖力没有把矛头指向林彪，而是指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以此来间接地提醒和警告林彪。

　　（90）

　　肖力在大字报中说：【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军报》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肖力这样说，一方面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避免直接触及林彪;另一方面，打倒胡痴，正好可以实现《解放军报》的夺权。

　　肖力的大字报出笼之后，林彪一时间沉默，没有表态。但直接主管《解放军报》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得不表态，他没有表示出积极的支持，只是平淡地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对胡痴‘烧一烧之后还要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

　　萧华的四点建议，显然与毛泽东的意向相反，特别是“保胡痴”、“报社不能乱”、“新领导要经过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等，都是保老干部，压制群众造反的举措，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来这也成为萧华被打倒的罪名之一。

　　肖力在《解放军报》组成一个名叫“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组织，对《解放军报》党委造反和夺权，她仗着红色公主的身份，很快成为《解放军报》的群众领袖，并成为《解放军报》的实际决策人。

　　夺《解放军报》的权，对林彪也是的重大打击。因为长期以来《解放军报》一直是林彪和军队的喉舌，现在《解放军报》被夺了权，这让林彪感到非常不爽，但他也没办法。林彪在沉默了三天之后，终于做出了表态，他于1月17日给《解放军报》写信说：【同志们：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以胡痴为首小集团的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林彪首先肯定了肖力的造反，说自己完全支持，并肯定“乱”不要紧，对胡痴也不保了，同意对他批判。林彪在信中又说：【《解放军报》的社论和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林彪，1967年1月17日】

　　林彪指出《解放军报》的重要文章由萧华和关锋负责，并要求外面的人不要到《解放军报》来揪人批斗，这算是林彪的底线。林彪虽然勉强写了这封表态支持的信，但他心里对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后来爆发出来，和江青吵了一架。

　　（91）

　　林彪把这封信先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毛泽东虽然这么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表态，也只能算是勉强满意。第一，林彪对肖力造反表示支持;第二，林彪同意毛泽东不怕“乱”的观点;第三，林彪同意打倒胡痴，改组《解放军》报党委，这些算是林彪对毛泽东的重大让步。但林彪仍然要保萧华，也没有进一步表现出对文革的热情，这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因此毛泽东还要进一步对林彪采取动作。

　　前面说过，毛泽东搞军队文革，是准备从军事程度较低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为了打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陈伯达先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放话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这么一说，总政治部机关大楼里马上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作为打倒萧华的先声。

　　在1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陈伯达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开北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跟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这里陈伯达说的“斗争你的大会”，是指中央文革在1967年1月19日晚准备的一次批斗的萧华10万人大会。江青问萧华说：“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萧华沉默不语。

　　吴法宪回忆说：【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想干什么?”】

　　（92）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背后都议论纷纷。】

　　由于萧华当天没有去批斗他的大会，造反派就到萧华家去揪人，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造反派没有揪到萧华，就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的1月20日，在京西宾馆继续举行军委碰头会。据《叶剑英传》记载：

　　【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失踪，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徐向前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右手掌骨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

　　不少文章说叶剑英是对江青发怒而拍裂掌骨，其实叶剑英是发怒的对象不是江青，而是徐向前。

　　1月21日，叶剑英把这些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大怒，和江青大吵了一场。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

　　【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

　　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93）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回答说：“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了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时，叶群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叶群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

　　叶群没有办法，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94）

　　很多人认为林彪这次跟江青发脾气，只不过是单纯的一时压抑不住心中的火气爆发。其实不然，这是林彪故意唱的一场戏，一场与毛泽东抗争的戏。我们先从下面的时间表，看看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的几场冲突。

　　第一场冲突：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元旦社论，毛泽东吹响“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号角，对此林彪没有响应，《解放军报》反应冷冷清清。这场冲突是毛泽东进攻，林彪防御，双方打个平手。

　　第二场冲突：1967年1月4日，江青等人打倒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林彪接受这个事实。这场冲突中毛泽东进一步，林彪退一步。在同一天，江青宣布打倒陶铸。在林彪看来，陶铸原本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打倒陶铸属于毛泽东派系的内斗，林彪对此持旁观态度。

　　第三场冲突：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军队搞文革的方针是批贺龙，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转到贺龙身上。对此毛泽东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公开表示，林彪前进了一小步。

　　第四场冲突：1967年1月11日，江青提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元帅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任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接受这个事实。从此林彪失去对全军文革小组的控制，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五场冲突：1967年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泛泛地赞扬一番新全军文革小组，可是在关键的地方，却说军队搞文革要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完全没有说军队文革要在新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进行。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是不属于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报》这么说，就等于是委婉地不承认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权。这次林彪前进一小步，毛泽东马上要予以反击。

　　第六场冲突：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肖力)在《解放军报》写大字报夺权，夺取了《解放军报》的领导权。林彪对这次夺权暂时没有表态。直到1月17日，林彪才公开表态，承认《解放军报》夺权的事实，从此林彪失去了《解放军报》这个喉舌。这次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七次冲突：1967年1月19日，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公开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甚至说“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准备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同一天，徐向前给正在西山躲避揪斗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下命令，命令他回去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萧华和邱会作，其实就是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夺权的先声。

　　第八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上午，萧华逃到叶剑英家躲过批斗，江青和徐向前骂萧华是胆小鬼，叶剑英拍桌子“震怒”，暂时制止了批斗萧华。

　　第九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自己家来，大发脾气，迫使江青道歉，并承认“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江青这么说，就等于承认萧华无罪，可以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而萧华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也就等于毛泽东对总政治部夺权的计划流产了。这次林彪前进大一步，毛泽东后退一大步。

　　（95）

　　林彪这一步也是险棋。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林彪这样毫不客气地跟江青吵架，表面上是不给江青面子，实际上是不给毛泽东面子，这一招得罪毛泽东甚多。林彪这次豁出去得罪毛泽东，也要保住萧华，与其说林彪要保住萧华，不如说林彪要保住总政治部。

　　在毛泽东的进攻下，林彪接连后退，先失去全军文革小组，又失去《解放军报》，如果这次再失去总政治部的话，那么林彪还要接连败退，很快就会失去对整个军队的控制力。

　　因此，总政治部是林彪一定要坚守的，不能再后退了。怎么守住总政治部呢?林彪使出一个高招，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反威胁”。一般境况下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威胁，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下级对上级也可以进行“反威胁”，下级对上级最有效的“反威胁”手段就是“辞职”。

　　在不少情况下，某个重要部下的辞职，会对上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上级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被迫对部下做出某种让步，以换取部下的不辞职。因此，上级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每个重要职位都预备一个替补队员，一旦这个重要职务的部下辞职或发生意外，他马上可以让替补队员上场，避免全局受到重大损失。

　　林彪的情况也是这样。林彪掌管军队的职位非常重要，毛泽东当然会预备一个接替林彪的人。那么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替补队员是谁呢?

　　军队中威望最高的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967年的时候，朱德和刘伯承早就靠边站了，罗荣桓去世了，彭德怀打倒了，而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人的资历和军功都不太充足，镇不住全军。

　　去掉上述六人，剩下有可能取代林彪的人，只有贺龙、陈毅和徐向前三人。而陈毅与周恩来的关系太近，毛泽东肯定不能用，所以剩下可用的只有贺龙和徐向前两人。

　　徐向前的资历与林彪差不多，但军功有些不足，在军中的威望也不如林彪;贺龙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在南昌起义时，贺龙是总指挥，而林彪只是起义部队中的一个连长。贺龙在军中的威望不亚于林彪，所以贺龙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对打倒贺龙是十分慎重的。尽管贺龙一度与刘少奇走得很近，但毕竟贺龙还是有实力取代林彪的，所以毛泽东想留着贺龙，作为取代林彪的预备队员。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林彪对打倒贺龙非常积极，只要把贺龙打倒，毛泽东就没有可以取代林彪的人了，林彪的地位也就坐稳了。因此，当林彪准备开足马力在军队中批贺龙的时候，毛泽东却对贺龙表态说：“一批二保”，毛泽东还要保贺龙。

　　（96）

　　1967年1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同时发起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同一天，他却把贺龙藏了起来，怕林彪也组织自己的造反派去揪斗贺龙。1月19日这天，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现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被秘密送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修养，之后，造反派多次要揪斗贺龙，但都找不到人。从1966年9月贺龙跟刘少奇一起“靠边站”，到1967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贺龙除了受到干扰以外，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和揪斗，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提出批斗贺龙。这在当时是非常例外的，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要保留贺龙作为林彪的替补队员的想法。

　　一直到1967年8月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才决定打倒贺龙，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谈。不过毛泽东即使打倒贺龙，他也像对待邓小平那样，把贺龙冷藏起来备用。贺龙一直到死，生活待遇还是可以的，贺龙夫人薛明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比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待遇好多了。文革中只有邓小平和贺龙两个人真正受到“一批二保”的待遇，被打倒而又被保护。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对未来的政治布局中，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替补队员，贺龙是林彪的替补队员。如果贺龙不是因为病逝，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就会启用贺龙复出来代替林彪。

　　林彪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保留贺龙的用意，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打倒贺龙，让自己成为无人可以取代之人。林彪敢于跟毛泽东“发脾气”的原因，还在于他借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东风，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捎带了进去。当时报刊上同时对毛泽东和林彪进行吹捧，甚至到处喊“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毛泽东自己都很难反对林彪了，因为谁反对林彪谁就是反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敢于用“辞职不干”，来“反威胁”毛泽东，声称如果打倒萧华，他就辞职不干了。毛泽东的个性极强，很反感别人用什么手段来威胁自己，林彪此举可以说是让毛泽东非常不爽。但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还是不得不接受林彪的反威胁，同意停止打倒萧华，暂时放弃在林彪的军队系统中搞文革的计划。

　　第十次冲突：1967年1月21日，林彪乘胜追击，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商议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据吴法宪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个人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97）

　　【关锋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

　　之后，参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做出认真深刻的检讨。

　　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锋打断了，关锋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锋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徐向前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

　　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

　　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锋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

　　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小组就让它名存实亡吧。”】

　　（98）

　　这次会议上，林彪取得重大胜利，军队干部们基本上站在林彪一边，对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深表不满，纷纷抗争。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退让，默认了这个事实。

　　第十一次冲突：1967年1月24日，总后勤部长邱作会被暴力批斗，向林彪求救。林彪最初想自己直接出手救邱作会，被叶群和叶剑英劝阻后，转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因为在林彪的抗争下，已暂时放弃了军队搞文革的计划，只好做个顺水人情“保邱会作”。这次毛泽东又后退一小步。

　　第十二次冲突：1967年1月25日，林彪在不与徐向前商量的情况下，派军队将邱会作“救出”，这样就大大打击了徐向前的威信。据邱会作回忆说：【1967年1月25日凌晨我被接走，对造反派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1月25日晚，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礼堂一楼会议室，接见了总后勤部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造反派头头钱信莎问：“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了?”

　　徐向前不说话。

　　钱信莎问：“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

　　徐向前说：“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说：“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徐向前说：“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

　　徐向前不久借故身体不舒服，就宣布接见结束了。】

　　徐向前命令邱会作接受群众的批判，林彪却无视徐向前的命令，把邱会作抢回来，并让邱会作继续担任总后勤部长，这等于是宣布徐向前的命令作废，宣布军队里还是林彪说了算。徐向前在萧华问题和邱会作问题上，被搞得灰头土脸，两边不讨好，江青对他不满意，连造反派也不信任他了。此后，徐向前领教了林彪的厉害，再也不积极出头搞文革了。徐向前消极下来之后，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也就瘫痪了。林彪借着萧华和邱会作之事，杀伤了徐向前在军队中的威信，搞瘫了全军文革小组，可谓是一次比较大的胜利，毛泽东则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和退却。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轻易做出让步的人，就在林彪召开军委会议批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一天的1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做出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这里是与林彪交换条件，用暗语对林彪说：“我不在你的军队里搞文革了，但是作为交换，你要派人支持我的‘左派群众’”。

　　那时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正打得不分胜负，而林彪却作壁上观，号称“不介入”。因此毛泽东督促林彪出来介入文革，督促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共同打击周恩来的群众。林彪对毛泽东的交换条件的反应，我们以后再谈。【本节完】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1）

　　毛泽东在1966年的文革，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总体来说，他是不满意的。特别是毛泽东拉开了打倒周恩来的序幕，可是进展却非常有限，基本上算是失败之作。因此，毛泽东决定改变1966年以来的战略，发起一个极为大胆和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全国全面夺权”。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寿宴上，站起来举杯对参加这次文革小组成员说：“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元旦社论》反映了毛泽东的“大决战”战略思想，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气魄说：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文革出现新局面，工人起来了。”在1966年的一年里，学生(基本算是知识分子)是文革的主力军，而1967年出现了新局面，就是工人起来了，工人将取代学生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第二个要点是“向党内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概念，也就是从1964年，毛泽东就开始向“走资派”开展攻击，但这个攻击是一步一步层层深入的，也就是过去毛泽东喜欢用“剥笋”战术，一层一层地从下往上剥，打倒刘少奇就是用这种剥笋战术。但是剥笋战术太费时间，毛泽东要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用剥笋战术来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在1967年来一个全面开花，来一场全国大总攻，来一次全面大决战，一次性地把老干部们全打倒，彻底解决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句话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全国全面夺权”。第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第二是“全面”夺权，意思就是在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同时展开夺权。以前文化领域是刘少奇掌管的，现在文化领域的大权已经夺了过来，由毛泽东直属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掌管文化领域，所以文化领域的夺权已经完成，毛泽东下面要进行的是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夺权。掌管经济领域的是周恩来，掌管军事领域的是林彪，那么毛泽东的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夺权，最后就要落到周恩来和林彪头上，因此这两个人奋起抵抗毛泽东的夺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关于毛泽东在军队领域搞夺权以及林彪的抵制，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叙述，下面主要讲毛泽东在经济领域搞夺权的情况。

　　（2）

　　在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央会议发出了1967年搞文革的《四点指示》：

　　【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二、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三、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四、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毛泽东的《四点指示》，第一个指示是“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个指示是指出四个夺权的重点地区：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这四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工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毛泽东把夺权的重点放在这四个地方。

　　毛泽东的第三个指示，是指出造反派要团结多数。因为毛泽东煽动造反派起来造反之后，而各地官员为了保护自己，也组织起自己的群众组织，即所谓“保皇派”来保护自己。很多地方保皇派的人数要多于造反派的人数，因此毛泽东说造反派要团结多数，人数要超过保皇派一倍以上，这样才能保证夺权成功。

　　毛泽东的第四个指示，是说“上海很有希望”。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上海的情况。

　　前面说过，上海王洪文等组织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通过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革命组织”。之后，“工总司”多次“炮打”上海市委，宣称上海市委是“黑帮”，要对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揪斗。因为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已经明确支持“工总司”，所以上海市委不敢用行政权力来对付“工总司”，为此，上海市委就设法成立一个自己控制下的群众组织来保护自己。1966年11月23日，上海成立群众组织“赤卫队”，这是保护上海市委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此后，上海就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造反派的“工总司”，保皇派的“赤卫队”。“工总司”的支持者是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而“赤卫队”的支持者是上海市长曹荻秋为代表的中共上海市委。“赤卫队”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近卫军”，因为有上海市委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各种便利条件，很快“赤卫队”发展到80万人，有超过“工总司”的势头。

　　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发生夺权事件，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工总司”派大量工人去支持《文汇报》夺权;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发生造反派接管报社的夺权事件，“工总司”又派工人去支持，而“赤卫队”也派出万余工人去反对《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他们高喊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这个口号清晰地表露出“赤卫队”的保皇性质。因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刊登的都是干巴巴的党八股文，一般的工人，怎么可能喜欢看这种报纸，又怎么会要求“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显然这个口号来自上海市委在背后的指使。

　　（3）

　　“赤卫队”和“工总司”先是展开文斗，“赤卫队”公开打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并公开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因为张春桥是“工总司”的后台;而“工总司”则打出“赤卫队是保皇派，是曹荻秋的御用工具”，要公开揪斗曹荻秋。

　　“赤卫队”虽然想保曹荻秋，但他们却不便公开打出保曹荻秋的旗号。因为那时的社会舆论主流是造反有理，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反对造反，谁也不敢反对批斗当权派。于是“赤卫队”就来一个“反客为主”之计，他们也抢着去揪斗曹荻秋，但“赤卫队”对曹荻秋的揪斗是假的，是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他们是在保护曹荻秋。“赤卫队”试图抢到对曹荻秋进行批斗的主动权，这样就可以阻止“工总司”对曹荻秋进行真的批斗，私下里可以保护曹荻秋。

　　“工总司”也看破了“赤卫队”的反客为主之计，于是工总司在12月14日，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席会议，作出一个决议：“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荻秋和各级领导一律不准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工总司的这个决议，也是试图掌握住批斗上海市委的主动权，防止赤卫队用“反客为主”来保护上海市委。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签字接受赤卫队提出的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个大会是假戏真做，让一般人以为“赤卫队”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更是给予了“赤卫队”合法性。

　　“工总司”当然不能让“赤卫队”反客为主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于是在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也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曹荻秋揪到会场，迫使曹荻秋当众宣布他与赤卫队签字的八项要求作废，并且被迫宣布不再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这样一来，“赤卫队”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反攻。他们也知道曹荻秋是在“工总司”的逼迫下，不得已宣布赤卫队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赤卫队”也要用逼迫的方法，演一场逼迫曹荻秋的“戏”，让曹荻秋再次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1月28日晚，“赤卫队”派出两万多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书记处，声称要找曹荻秋“算账”，要曹荻秋重新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

　　对此，“工总司”也不能坐视不睬。据说在北京的张春桥听到赤卫队包围上海市委书记处的时候，给上海的王洪文发出指示，让他赶紧派人去与“赤卫队”争夺上海造反的主动权。于是王洪文率领十余万“工总司”的工人，向康平路进发，路上又传来小道消息:“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

　　张春桥是“工总司”的精神领袖，张春桥的家被冲砸，引起“工总司”人们的义愤，于是十余万“工总司”向两万多“赤卫队”大打出手，造成了康平路流血事件。这是发生于上海，也是发生于全国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赤卫队”寡不敌众，很快投降了，“赤卫队”本身也很快彻底垮台了。

　　保皇派的群众组织“赤卫队”彻底垮台后，上海成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这就为后来上海的“夺权”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4）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1月6日，“工总司”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的《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长，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群众自行宣布不承认中央指派的上海市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就是所谓自下而上的“夺权”，它与以前红卫兵“造反”的性质截然不同。“造反”只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炮打”，贴大字报、揪斗、围攻，但这些领导干部还是掌权的，经常是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之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发号施令，继续领导工作。而“夺权”则是群众直接罢免领导干部的官职，夺取领导干部手中的领导权。

　　1月4日的大会之后，上海市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幕后指挥下，1月8日上海造反派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了上海市的经济领导权;同时造反派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市公安局，还成立了“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这样一来，上海的整个实际权力就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控制的造反派手中，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被造反派夺取实权的地方。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上海夺权的呢?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开会，但没有叫周恩来、康生以及代表林彪的叶群。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解放日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内部造反很好。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首先，毛泽东赞扬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夺权后，不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登载文章，而是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登载红卫兵的文章。毛泽东赞扬这种做法，认为红卫兵“自由办报”好。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自由办报”时间很短，等到王洪文等造反派掌握上海的实权之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成为造反派的喉舌报纸，不再是“自由办报”的报纸。

　　毛泽东又说：【《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也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5）

　　《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全名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这是“工总司”的工人与红卫兵共同起草的文章。该文主要说：“我们呼吁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在各地串联的上海工人，立即回上海，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工人搞文革最担心的就是：工人一旦搞起文革来，就会放弃生产，造成社会的巨大混乱。现在，上海的工人组织自觉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主动提出在搞好文革的时候，不停止和中断生产，这样文革就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另外，毛泽东看到造反工人接管上海市委的权力之后，并没有出现重大混乱，也使他的信心大增，认为离开那些官僚干部，工人也是可以掌好权的，所以说“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力回忆说：【1月8日晚毛主席召集陈伯达、江青等人开会，我晚到了一会儿。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宣布他的决定：中央各部要改组，首先从中宣部开始，改为宣传组。中宣部部长陶铸已经打倒了，现在中宣部改为中央宣传组，以王力为组长，代替陶铸的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只能当陈伯达的秘书。主席不高兴，说：“定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

　　毛泽东在不通知周恩来、林彪的情况下，宣布改组“中宣部”为“宣传组”，第一是因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这两个人;第二是因为改组中宣部，并没有触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管辖范围，所以不必与他们商议。

　　1967年《元旦社论》刊登后，引起人们极大的震动，大家纷纷猜测“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明白，毛泽东又要来一个大动作了。这时候周恩来已经看破毛泽东的这句话谜底是“全面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暗暗叫苦。

　　1967年，对周恩来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周恩来多次对人说：“文革要让我少活10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伯曾经说过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

　　周恩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周恩来从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造反以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毛泽东要“全面夺权”，周恩来就不得不进行“全面抵抗”。这种“全面抵抗”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首先要消耗自己的身体。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周恩来为了抵制文革，不得不豁出去自己少活10年，这就叫“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6）

　　为什么周恩来说“少活10年”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掌握着宣传工具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党的报纸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自己的指示;而周恩来却没有报纸杂志，周恩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用最“笨”的办法，直接与红卫兵和造反派会谈，直接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声音。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极多，为了会见这么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不睡觉，甚至70多个小时连续工作，七、八小时不吃饭也是常事。这样超高强度的工作，对人的身体健康损伤很大，所以周恩来说文革让他少活了10年。

　　周恩来夜以继日工作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很多部下被打倒了，这样很多事情就转到周恩来这里来处理。如果周恩来说自己忙不过来，要放一部分权出去，正好符合毛泽东夺权的意愿。所以，周恩来不愿把大权交出去，竭尽全力要保持掌权。可是自己掌权过多，就不得不以损害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所以周恩来为了不让毛泽东的夺权成功，拼耗自己的健康少活10年。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在长期工作后，突然感到身体异常，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应该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周恩来当即吩咐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并且自己依然带病工作。因为周恩来一旦宣布生病住院，正好成为别人夺他的权的借口。

　　不过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为他的健康担忧，次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大字报》说：【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这些人都是竭力支持周恩来的。周恩来则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但事实上周恩来无法休息，只得拼着身体撑下去。

　　当然，毛泽东搞文革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文革让毛泽东也少活了5年左右。因此，毛泽东搞文革也是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肯定会活得长些，没有文革林彪不会外逃，也肯定会活得长些。因此，文革中的四大风云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都因为文革而少活了N年，这就是革命的代价吧。

　　（7）

　　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之后，马上在全国引发起一场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2日，山东省夺权，1月22日，广东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26日，江苏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

　　表面上看，似乎形势大好，事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进行，但如果看一下这些夺权的实质，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仔细探究一下，就可以把夺权分为四种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江苏模式和黑龙江模式。

　　上海模式是毛泽东派系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不但夺了政治权，业务权也一起夺了下来，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最理想的。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承认上海的夺权，批准上海成立以张春桥为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替上海市委管理上海。

　　广东模式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不严格的说，也可以说是周恩来派系的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广东省夺权后，保守派组织只是夺权政治权，不夺业务权，各种业务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的人手里，群众组织只是成立一个监督小组，只有对业务的监督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手中。

　　因此，广东模式其实是一种“保护性夺权”，保守派抢先夺权，这样阻止了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动“让权”，把各种“官印”主动交给前来夺权的群众组织，避免了一场夺权的混乱。毛泽东当然看破了广东模式的夺权实质，他的对策就是对广东的夺权“不予承认”。尽管广东在1967年1月22日就夺了权，毛泽东迟迟不予承认，一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2月12日，才承认黄永胜(解放军上将)为主任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江苏模式是既不是毛泽东派，也不是周恩来派的，第三势力的独立群众组织夺了权。因为一般的书籍文章对江苏夺权的情况介绍不多，这里稍微多说明一下。

　　江苏夺权的核心人物是文凤来，男，南京大学政治系年轻教师。文革初期刘少奇统治的50天里，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文凤来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于是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文凤来就跑到北京去告状。当时康生在北京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物色革命群众反对工作组的典型，最后康生选中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来北京告状的南京大学的文凤来。

　　当时正赶上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凤来被康生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的篇幅报导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还特别提到文凤来说：“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登上了天安门。”

　　（8）

　　这样一来，文凤来一下成为造反英雄。文凤来从北京凯旋归来后,迅速组织起南京大学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后来文凤来成为江苏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的头头。而江苏省委也组织一个保皇派群众组织“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与造反派抗衡。

　　1966年12月21日，“红总”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书记们参加，这个要求遭到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拒绝后，数千名造反派列队前往省委前示威，而省委方面则动员了大批“赤卫队”赶到省委，与造反派形成对峙。之后，“红总”与“赤卫队”不断发生冲突。

　　1967年1月3日，“红总”与“赤卫队”之间终于爆发大规模武斗，结果武斗持续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伤，不过好在没有人在这次武斗中死亡。这次武斗中，“红总”大获全胜，“赤卫队”被彻底打垮。这样一来，江苏省委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月6日，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支持“红总”，要求江苏省委坚决制止“赤卫队”的肆无忌惮暴行，并威胁江苏省委说：“如果你们袖手旁观或者幕后操纵，一切后果都由你们负责。”

　　江苏省委上面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下面又受到造反派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投降”了，与“红总”签订了《九项问题协议》。《协议》把“赤卫队”说成是武斗事件的挑起者，同意解散赤卫队，并且承诺武斗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省、市委负全部责任。

　　江苏省委“投降”后，造反派势力日益扩大。1月10日，造反派先对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进行了夺权，1月26日，进而对江苏省委进行夺权。文凤来的“红总”为首的32人组成夺权委员会，他们把旧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叫到一个大会议室，把省委以及各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大会议室的桌上，这个时候文凤来代表造反派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

　　1月28日，“红总”控制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试图学习上海的造反经验，全面接管江苏省的权力。

　　但是，江苏1月26日的夺权，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承认，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中央才批准江苏省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主任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这是为什么呢?

　　（9）

　　原来，南京的“红总”，并不是听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完全独立的造反派。他们认为，除了江苏省委之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要打倒，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夺权。“红总”喊出:“打倒许世友!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等激烈口号，受到冲击的许世友，躲到大别山的疗养院，于是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本来1月3日的时候，中央文革还是支持“红总”的，可是当“红总”执意要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中央文革就不支持他们了，因为许世友是毛泽东一定要“保”的几个心腹将领之一。

　　另外，1月26日夺权的当天，周恩来就打来电话，含蓄地劝阻说：“中央不会对这次夺权给与支持，希望‘红总’方面不要在报纸上宣布夺权的消息。”但“红总”开会讨论周恩来的意见时，文凤来说：“权已被我们夺过来了，准备明天见报，就不通过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么意见?”参加会议的众人高呼：“同意!”，鼓掌通过了这个决定。

　　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之前，周恩来再次打来电话，希望“红总”在大会上只宣布夺权，不要谈成立组织，并说：“我们准备邀请你们所有左派的代表人物，来北京商谈有关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然而“红总”再次不听周恩来的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自行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及“生产委员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等，这就使得周恩来也无法控制他们。

　　“红总”既不听毛泽东的话，也不停周恩来的话，于是在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这样一来，江苏造反派的“夺权”就完全失败了。

　　最后介绍一下黑龙江模式，即所谓的“三结合夺权”。黑龙江的造反派组织，黑龙江省委内部的“左派”，以及驻扎黑龙江的军队，三方面共同协商，形成一个“三结合小组”，共同夺取权力。用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毛泽东代表造反派，周恩来代表省委，林彪代表军方。那么，“三结合夺权”就是代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三个人分享权力。

　　在上述四种夺权模式中，毛泽东理想中的是上海模式，不愿意看到的是广州模式和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不太理想，但也可以接受。周恩来则希望看到广州模式，不愿看到上海模式，也不愿看到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周恩来也能接受。

　　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但他也不是号召随心所欲地乱造反，毛泽东对造反有四点基本的要求：第一，造反派不仅夺取了政治的虚权，同时也夺到了业务的实权，是真正的夺权;第二，造反派能够听从中央文革的指挥，是毛泽东可以控制的群众组织;第三，造反派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击败其他群众组织的反夺权，保持掌权地位;第四，造反派掌权后，能够“抓生产”，保持城市的物质生活基本稳定，让广大人民的生活保持安定。

　　（10）

　　广东模式的夺权，只是夺取政治的虚权，放弃业务的实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旧政府班子手中，无法实现彻底打倒旧政府的目的。因此，毛泽东不支持广东模式的夺权。而江苏模式的夺权，造反派不听毛泽东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也不支持。只是在上海的夺权中，王洪文领导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真正达到了毛泽东对夺权的四点要求。

　　第一，王洪文率领的造反派同时夺到了政治权和业务权;第二，王洪文听从毛泽东的指挥;第三，上海的其他造反派向王洪文发起“反夺权”时，都被王洪文的造反派击溃了，王洪文对其他造反派保持绝对的优势;第四，也是最难得的，是王洪文他们在夺权之后，并没有只搞革命，放弃生产，而是努力抓生产，保持了上海的正常生产。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时代，上海的生产是搞得最好的，的确实现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想。

　　因为上海的造反派实现了毛泽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愿望，这些主要是王洪文的功劳，所以后来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接班，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在上海模式中，造反派不仅夺了权，而且生产也搞得好，这样一般上海市民对造反派就比较支持，造反派也比较得人心。如果中国各地的夺权都能实现上海的模式，那么毛泽东理想中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文革也就搞成了。

　　但是事情偏偏不让毛泽东如愿，在各省市夺权中，除了山西省、山东省和贵州省的夺权，比较接近于上海模式以外，其他各省远远达不到上海模式的标准。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各个地方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各个派之间相互争夺权力，最后发展到大打出手，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天下大乱”变成“天下更乱”，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完全失败了，成为一场夺权混战。

　　当然在1967年1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上海的成功夺权使他信心大增，在这个月接二连三地发出“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在这个贺电中，“中央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新一极的权力中心。

　　本来，国务院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也就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江青，与周恩来和林彪有了平级的地位。这个贺电原本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只是在贺电发出前，毛泽东亲自指示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据当时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

　　（11）

　　【1月10日毛主席批示，要文革小组代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这件事后来我问毛主席，我说：“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文革小组是政治局的参谋秘书机构，怎么成了权力机构?”毛主席笑而不答，说：“就是要这样好。”】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时毛泽东还沉浸在上海夺权成功的兴奋之中，他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1月上旬发展到一百万人，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左派力量小时，夺过去的权很快又被夺走。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有人压不了造反就破坏生产，然后归罪于革命。生产要由群众自己来搞，不要走资派指手画脚，以生产压革命。有人企图撒手不管，他们不管，工人自己管，一定比他们管得更好。要由工人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责任担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自己掌握。】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是一篇毛泽东夺权思想的核心文章，文章总结上海经验说：【把上海的经验集中一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政治、经济、文教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的斗争。】

　　这篇文章，明确点明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文革的中心任务是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第二、夺权的方式是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文教大权。关于毛泽东的夺权思想，起草这篇评论员文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

　　【这篇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和“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关于党权，毛主席说：就是要夺他们的党权，他们欺骗、蒙蔽、压制党员干部，使党员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拿手的就是用纪律压人，谁不听他们就是反党，就是违背纪律。这个纪律成为他们的束缚干部党员的紧箍咒。】

　　【关于政权，毛主席说：掌握在走资派手里的部分政权也要夺，因为他不是镇压反革命，而是镇压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触犯了个别人的利益，革命革到他们头上，要革命的人被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成了规律。他们可以随便开除、监禁、戴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保卫自己的乌纱帽、地位和利益。】

　　（12）

　　【关于财权，毛主席说：财权也要夺，中心是反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采取经济收买手段，适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引导人们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这种经济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把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全面夺权，周恩来和林彪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林彪的策略是：保住军队这个阵地，其他的不管。据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我们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

　　周恩来的策略，则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顺势引导”，不是阻挡毛泽东的夺权，而是把夺权引导到周恩来希望的方向上去。在周恩来看来，广东模式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因为广东模式不是党权、政权、财权一起夺的全面夺权，而只夺地方党委的党权，对政权和财权不夺权，只是进行监督，这样就可以把毛泽东发起的轰轰烈烈夺权运动，化解为白干一场的无用功。

　　周恩来号召各地的造反派的夺权，效仿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但周恩来没有自己的宣传工具，所以他只能直接向造反派们宣讲自己的主张。1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条件不成熟的单位，暂时不能夺权。夺权，一般是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保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的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

　　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对当权派要区别对待，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

　　周恩来的这些关于夺权的话，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夺权精神的。尽管周恩来不能直接用宣传工具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周恩来靠着不辞辛苦的各处游说，居然使他的主张得到了相当的认可，使毛泽东的上海模式推广不开，而周恩来的广东模式倒是颇有市场。到后来，大部分省份的夺权都采用了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这除了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造反组织一般都是松散的群众组合，难以有效地管理好业务工作。上海的造反派之所以能管好业务，一来是上海的工人素质较高，二来也是王洪文的确有些水平。

　　（13）

　　为了更好地理解夺权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当时中共的权力分布。第一层权力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常委。虽说当时政治局常委有七人，后来又增补为十一人，但真正有权势是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少奇下台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这第一个层权力的三个人，不但地位最高，而且待遇也不一样，特别突出的是有专机和专列。特别是专列，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因为专列开出来，其他火车都要为它让路，整个铁路系统就打乱了，因此专列的数量只能非常有限。

　　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掌握实权的领导人，他们分布在党、政府、军队三个方面。

　　党务系统中的第二层权力部门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是总书记，下面有书记12人：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陆定一、罗瑞卿、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其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三人在1966年初就被打倒，后来邓小平在1966年8月也靠边站了，由陶铸接任书记处常务书记。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后，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由中央文革小组接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政府系统中具有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有副总理15人：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不过林彪的情况有些特殊。文革前，林彪在政府中的任职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地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下。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党内的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了，可是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并没有接替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他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就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党系统中，林彪排名在周恩来之上;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又排名在周恩来之下，显然是“名不正，言不顺”。林彪只有当国家主席，才能在政府系统中排名在周恩来之上，才能“名正言顺”。所以，后来林彪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跟毛泽东发生了重大争执。

　　1967年1月的时候，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被打倒了，陈云、邓小平、贺龙、乌兰夫靠边站了，只是剩下6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谢富治。其中陈毅主管外事口，李富春主管工交口，李先念主管财政口，谭震林主管农林口，聂荣臻主管科学口，谢富治主管政法口。从行政区域划分，陈毅主管西北各省，李富春主管东北各省，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谭震林主管华东各省，聂荣臻主管西南各省，谢富治主管华北各省。【】待续

　　（14）

　　政府系统中的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国务院下属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他们由上述6位副总理主管。比如谭震林主管农林口，农业部、林业部等与农林有关部委的部长，由谭震林主管，同时华东各省的省长，也由谭震林主管。

　　军队系统中第二层权力领导人，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各大军区司令，空军、海军司令。

　　我们在分析了中共的权力分配体系之后，可以明白毛泽东要夺权的具体目标，就是夺权“党、政、军”的前三层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只要把这些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夺到手，毛泽东想要搞的“夺权风暴”就胜利成功了。

　　在党务方面的夺权，因为以前是刘少奇主管党务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之后，党务部门的权力基本上被毛泽东夺了过来，所以毛泽东发起这次“夺权风暴”的目标，是夺取政府和军队的各实权部门的领导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就是打倒仍然管事的6个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在军队方面夺权，就是打倒军委秘书长，以及“三总部”的领导人，各大军区的司令。但并不是上述所有的人都要打倒，比如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是毛泽东派的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打倒他们。

　　在军队方面的夺权，毛泽东最初是从军事重要程度相对最小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但这也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甚至与江青大吵一场，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停止军队方面的夺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主要是夺取国务院下属各个部(外交部、财政部等)的领导权，以及地方各省的领导权，重点是打倒除了谢富治之外的五位副总理。在政府方面夺权的第一步，是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先揪斗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为打倒他们做好舆论准备。

　　周恩来因为对各个省鞭长莫及，他首先能保护的，是在北京的国务院各个部位的部长。周恩来把各部的部长，接到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暂住，让他们在这里“写检讨”，其实是保护他们。这样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不到要揪斗的当权派，于是就要到中南海里去揪人。

　　（15）

　　1967年1月初，已经有四、五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在中南海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刷写大标语，要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并且在中南海外设置了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边缘处，离外面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墙外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吵得周恩来难于正常休息和工作。有人劝周恩来暂时离开中南海，住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却说：“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周恩来知道，只要他一搬出中南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快就会冲进来抓人，这时他必须留在这里，保护和保卫在这里避难的老战友。

　　包围中南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有些人开始突破警卫线，甚至翻墙入院，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月8日深夜，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到中南海西门，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总理就这样把学生们都引到了人民大会堂，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谭震林同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夺权风暴之后，就在1967年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发生了四起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死亡;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

　　（16）

　　从1966年8月红卫兵造反以来，已经发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但是在1967年以前的死者，一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或者作家老舍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部省级的“红色”高官的死亡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在1967年以前，高官们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表示“不理解”，但还没有出现强烈的抵制。

　　可是1967年1月四名部省级高官的非正常死亡，使老干部们感到现在他们遇到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当官“罢官”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生死”问题。这样一来，老干部们对文革的态度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也是1967年2月发生高官们集体抵制文革的“二月逆流”事件的思想背景。

　　人一旦遇到生死问题，先要求救。中共党内的三棵大树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求救吧，正是毛泽东要打倒他们的，所以向毛泽东求救是不行的;向林彪求救吧，林彪是除了保护军队干部之外，对地方干部的死活一概不管，用林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

　　毛泽东和林彪不管，剩下就只有向周恩来求救了。后来，人们把周恩来形容为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参天大树”，这个形容的确很到位。周恩来在文革中所作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抢救老干部，因此很多老干部事后对周恩来都抱有感激涕零的心情。

　　为什么周恩来要救老干部呢?这与周恩来和毛泽东对“党”的看法分歧有关。对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周恩来在原则也是同意的。周恩来也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止中国“变修”，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老干部已经完全烂了。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暴风骤雨的革命方式，彻底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才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而周恩来认为，老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个别干部烂了。因此，周恩来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和风细雨的批评教育方式，或者用过去的整风方式，就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要打倒老干部，而按照周恩来的思路要保护老干部，这就是他们两人在文革中的最基本冲突。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习惯了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被别人指着鼻子骂，就坐不住了。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毛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17）

　　周恩来在这里说明了他对文革这场革命的解释，他认为搞文革主要是对高官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而不是对高官进行罢官。因此周恩来说，文革不是“革”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革”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到1967年1月之后，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现在夺权的苗头，不仅是威胁到高官们的政治生命，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肉体生命，周恩来觉得自己不能不管了。1月22日张霖之被造反派打死之后，周恩来自责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那时老干部们把周恩来当作保护他们的参天大树，所以周恩来感到没有保护好张霖之，是自己的失职。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接见造反派大会上提到张霖之的死，他说：【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被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啊!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

　　周恩来这些话，一半是对造反派说的，另一半也是对毛泽东说的，因为周恩来知道他的所有公开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的那里。周恩来说的“可以把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提出的质问和抗议，非常强烈的质问和抗议。

　　虽说毛泽东要打倒老干部，但他的本意只是在政治上打倒，并非在肉体上消灭这些老干部。毛泽东的设想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老干部们进行非暴力的批斗，然后夺权。被夺权后的老干部们“靠边站”，保证一定的生活待遇，比如工资不变等等，这样可以使老干部们的反抗降为最小。因为毛泽东也明白，如果要革别人的命，别人就会拼命，狗急了还要跳墙，人一旦拼命反抗起来，那反抗的阻力就大了。

　　毛泽东是反对打死人的，因为这样对文革不但没有利，反而是有害的，后来文革最被人们诟病的事情，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人。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打死人的事件，可是他也控制不住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旦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了人，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就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得罪老干部越来越多，只有“硬着头皮顶住”。

　　中国的古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搞文革最初的成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在文革中的失败，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的故事，又验证了这句古话所反映的哲理。

　　（18）

　　1967年2月中旬发生的高层干部集体抵抗文革的“二月逆流”，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谈到“二月逆流”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引发这场“逆流”的背景。这里先回顾一下1967年1月以来发生的大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联合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吹响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号角，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从此开始，真正的天下大乱也是从此开始。

　　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同一天，陈伯达和江青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因为陶铸是当时中央排名第四位大人物，所以打倒陶铸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其实陶铸并不是在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就靠边站了。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群众中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发生在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在1966年12月中央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在1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判陶铸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追认了陈伯达和江青在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可是到2月10日，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公开宣布打倒陶铸。毛泽东说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又说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成为直接引发“二月逆流”的导火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详细说明。

　　（19）

　　1月6日，上海夺权成功，这是文革中唯一符合毛泽东意愿的夺权样板。

　　1月11日，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1月13日，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这次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同一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解放军报》报社贴出大字报，夺了《解放军报》的权。也是在同一天，中央发布了《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是上海夺权之后，毛泽东匆匆要求中央紧急发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因为毛泽东知道，一旦“夺权”这个口子放开了，什么人都可以起来夺权。如果左派也可以夺权，右派也可以夺权，甚至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也可以起来夺权，那么就真的天下大乱了。所以，毛泽东要对“夺权”加一些限制，鼓励左派夺权，制止右派夺权。但这样的限制又不能太多，太多了群众就会被束缚住，不敢起来夺权了。因此，《公安六条》是一个对“夺权”进行最低限度限制的文件，一方面它试图保障造反的群众不受公安机关的镇压，另一方又试图利用公安机关帮助左派夺权。

　　《公安六条》有两条是关键，第一个关键是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有人说这一条是毛泽东专门为了保护自己制定的条款，这是完全误解毛泽东了。如果毛泽东真的害怕有人攻击他，那么他就不会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了。其实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条款，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另有所图。

　　以前中共发出的公安机关文件中，都有禁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谁要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反革命，公安机关就要予以镇压。可是在《公安六条》中，破天荒地删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是无罪的，仅仅除了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言论之外，什么言论都无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条款，是因为他号召的“夺权”，就是向各地的党委夺权。而向党委夺权，这是赤裸裸的“反党”行为。如果反党有罪的话，那么向党委夺权，就是有罪了，谁还敢向党委夺权呢?“反社会主义”更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很容易给人扣上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1957年反右的时候，右派们被扣的帽子就是因为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不是因为反毛泽东的言论。

　　（20）

　　这次毛泽东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防止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用“反动言论”的大帽子来压制群众。现在毛泽东把“反动言论”压缩到最小范围，只要不攻击泽东和林彪的言论，都不是反动言论。《公安六条》的第二条，其实是限制了公安机关的抓人理由，鼓励造反群众敢于说话，敢于夺权。

　　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条把他和林彪并列起来，反林彪就是反革命，使得形成林彪的尾大不掉之势，连毛泽东本人想要反对林彪也很困难了。

　　《公安六条》的第二个关键是第三条：【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办。】

　　这个条款的本意，毛泽东是希望保证造反派，也就是“左派”能够夺到权，同时制止保守派也来夺权。《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保护左派群众组织，对袭击左派的右派组织，要依法“查办”。可是这个条款的模糊程度很大，谁是左派?左派的定义是什么?谁也无法具体说清楚。这样很多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不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定义为右派组织，顺理成章地利用《公安六条》对这些群众组织“依法查办”。

　　这样一来，就使毛泽东本意想要保护的左派造反组织，反而被镇压;而毛泽东想要镇压的右派保守组织，反而被保护，这就使《公安六条》走向了毛泽东所希望的反面。事实上，《公安六条》更多地被保守派当作打击造反派的工具，所以《公安六条》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大败笔。

　　1月16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

　　周恩来说：【夺权有五种形式。当权派的干部：第一种是黑帮，第二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四种是有严重错误，第五种是有个别一般性的错误，第五种人数较多。】

　　周恩来这么细致地把当权派分为五种，是试图把毛泽东的夺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把大部分干部划分为“一般性的错误”，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倒他们的口实。因为周恩来的划分很有道理，毛泽东当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只好同意了周恩来的说法。

　　（21）

　　不过很快毛泽东发现周恩来的干部五种划分，实际上成为保护老干部的口实，成为夺权的障碍，于是毛泽东在1月27日发出指示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属于这两种的干部，能不能夺权?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了权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权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打破了周恩来用区别干部性质来减缓夺权的企图，使夺权运动进一步加剧。

　　1月19日，叶剑英等人大闹京西宾馆，军队老干部们抵制在军队里夺权。

　　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毛泽东不得不暂停在军队中搞夺权。

　　1月21日，毛泽东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的批示，是要求林彪主持的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不能再持中立态度“不介入”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其实是逼林彪站出来“支持左派”，也就是“支左”，支持他搞文革。

　　1月23日，林彪接受毛泽东的“支左”要求，发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支左决定》主要有四条：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洞。】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发出军队“支左”的决定。但林彪却在发出这个命令之后，就又不管了。谁是“革命左派”，谁是“反对左派的反革命组织”，林彪一概不做具体的指示。林彪的撒手不管，就使支左的军队干部们，只好自己去判断谁是“革命左派”。军队干部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意支持乱冲乱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倾向于比较温和的保守派群众组织。这样一来，支左干部们就根据自己的判断，保守的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左派”，支持起保守派来。

　　毛泽东希望军队出来“支左”的本意，是希望军队出面支持“造反的左派”，而事实上大部分军队干部没有“支左”，反而支持了“保守的右派”，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他在半年后的1967年8月，不得不叹息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

　　毛泽东为了配套这场全国全面的夺权运动，发出了两个大动作《公安六条》和《支左决定》。但这两个动作，都走向了毛泽东预想的反面，不但没有起到帮助夺权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碍夺权的作用，这可以说又是毛泽东的两个大败笔。“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们看到毛泽东的这两个大败笔之后，发起的一次抵制文革的高潮。

　　（22）

　　自从毛泽东1935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党内斗争、党外战争、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革命，但每次革命都是革别人的命。可是到了1967年2月，毛泽东身不由己地感到，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立志掀起一场大革命，不惜与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也要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奋斗了一年，经过很多挫折，终于在1966年8月打倒了刘少奇，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文革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可是毛泽东也明白，文革的决战还没有开始，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等于决战的胜利，1967年1月，毛泽东终于发起了文革的决战，向几乎所有的当权派老干部进行夺权。

　　这场文革决战，在第一个月势头还比较好，特别是上海的夺权，搞得很成功。但当决战进入第二个月，也就是1967年2月的时候，毛泽东发起的夺权战役的进攻势头，骤然减缓下来，毛泽东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第一个原因是红卫兵与造反派，并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听话，只是一味地乱冲乱打，使夺权战役变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毛泽东越来越失去对这场战役的控制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采用的“顺势引导”战术很难对付。毛泽东发起一股革命洪流要淹没周恩来的地盘，周恩来并没有筑一道堤坝来挡住毛泽东的洪水，而是巧妙地修一条渠，把毛泽东的洪水回灌到毛泽东自己的地盘里去，搞得毛泽东非常棘手。毛泽东发起的革命洪流，却反过来淹了自己的地，自己发起的革命，却反过来革到自己头上，这是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遇到如此被动的境地。

　　第三个原因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完全靠听汇报，掌握不到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在建国以前，毛泽东一直是自己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了解第一手的真实情况，掌握时局的最新动向，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建国以后，毛泽东一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二来也是有点骄傲起来，他不再亲临一线亲自指挥了，而在二线听别人的汇报，间接地指挥。

　　文革以后，毛泽东的主要情报来自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但江青等人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把文革的形势说得很好，从而导致毛泽东做出很多不符合形势发展的错误决定。相反，周恩来始终在第一线亲自指挥，能够及时了解真正的时局发展形势，所以周恩来做出的错误决定较少。高手相争，往往是犯错误少的一方取胜。毛泽东的很多误判，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糊涂，而是被错误的情报引入歧途。

　　最让毛泽东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军队的背离。毛泽东在1935年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不胜原因的背后，是军队始终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59年打倒彭德怀的时候，1966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军队都绝对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对于毛泽东来说，军队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是不会轻易动用的。毛泽东在过去的多次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没有动用过军队。

　　（23）

　　可是到了1967年，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了。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毛泽东首次动用军队来介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本以为军队依旧是绝对站在他这一边，以为军队这张王牌打出去，马上就会扭转局面。

　　可是结果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派出去“支左”的干部，大部分人并没有怀着保卫毛泽东的忠诚，去支持毛泽东的左派造反派，反而去支持毛泽东对立面的右派保守派。毛泽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这也就是说，军内支持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在军内的支持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只有四分之一的支持率，这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失败的问题，做出最坏的打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等人时，做了一次朋友式的谈话，毛泽东比较详细地讲了一些自己的心事和心情。毛泽东喜欢跟外国人谈自己的心事，是因为在七亿中国人当中，毛泽东已经没有朋友了，中国人全都是毛泽东的部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泽东开口就是指示，他自己也不敢随便讲话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把外国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来谈谈心事。

　　毛泽东在2月3日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对理解毛泽东的心事十分重要，这里多摘录一些。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见。

　　毛泽东先说：【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

　　这里毛泽东承认中国的天下大乱，是自己没有搞好。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自嘲说自己“不大行”。

　　毛泽东接着说：【去年五月我就讲，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谈到“失败”问题，他不仅预感到文革有可能失败，而且还把失败优先考虑，让自己不要轻敌。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很有可能失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即使是在井冈山那么艰险的环境，毛泽东还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可是这次，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必胜的信心。

　　（24）

　　毛泽东又说：【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吗?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讲，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什么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毛泽东谦虚地说，自己也是人，自己也会犯错误，这同时也是对林彪吹捧他“天才论”和“一句顶一万句”的否定。

　　毛泽东继续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我保留一个Teacher(教员)，我就是个小学教员嘛，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

　　毛泽东这里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评，特别指出“不高兴”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这其实是对林彪间接地表示不满。毛泽东知道，他这次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他就是想让林彪知道，他对林彪不满意。的确，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支持率降到这么低，与林彪没有全力支持他，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转个话题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他搞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以前也多次说过，他认为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专政”，这是搞文革的必要性。毛泽东同时认为，只有用文革这种方式，才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毛泽东试图发动群众来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观点是精英政治，认为平头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参政的。

　　卡博吹捧毛泽东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吹捧，说：【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巨大的胜利，但现在还不能断定。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卡博和巴卢库说：【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说：【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两个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

　　（25）

　　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中国人的性格是爱斗争，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不相信选举，这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思想根源，说明他为什么要用文革的方式，而不是用选举的方式来揭发中国的黑暗面。

　　毛泽东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嘛，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毛泽东这段话，先说“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结果，1967年2月到4月的这三个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到失败的话题，说他已经做好了被打败的准备，并认为打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他被打败，将来也会有人接过来继续战斗的。

　　毛泽东这次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多次谈到失败的话题，有一些悲观的气氛。但这种悲观，相反是表示毛泽东的一种决心。一个人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会成功，他去做这件事没什么稀奇;可是一个人在知道这件事自己很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坚决去做这件事，这就叫“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多次谈到失败，也是表示自己豁出去了，即使是失败，也要把文革搞下去。

　　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他搞革命依靠的力量，不是什么有声望的大人物，而是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也就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依靠群众是毛泽东一贯主张，他从来不相信什么大人物，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主要依靠对象，都是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他认为小人物终究会战胜大人物。

　　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并不低于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做事过于谨慎，有点像诸葛亮的性格，不敢轻易“豁出去”，这样一来，周恩来在毛泽东豁出去的时候，往往就会退让，这也是周恩来被人们说“软弱”的原因。毛泽东当然深知周恩来的性格，他这次对外国朋友讲话的时候，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时也是讲给周恩来听的，他要告诉周恩来：“我已经豁出了”，这就在心理上给周恩来一个压力。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就在他这次讲话之后的两个星期，就出现党内高官集体反对毛泽东的“二月逆流”。按照一般的情况，如果党内的高官联合起来反对领导人，那么领导人是非下台不可的。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遭到党内高官的集体反对而被迫下台的。因此，“二月逆流”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严峻考验。

　　（26）

　　中共是一个按照苏联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模式，也叫领袖独裁制，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领导人有独裁一切的大权;第二是领导人终身任职，但不能世袭;第三是继任领导人由政治局推选产生，而不是由前任领导人指定。苏共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七位领导人，都没有指定过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苏共体制，但在继任领导人方面做出了修改，毛泽东指定自己的继任接班人，这点与苏共不一样。

　　苏共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例外规定，就是政治局有罢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果政治局的多数赞成罢免最高领导人，就可以罢免在任的领导人，重新推举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被罢免的。

　　中共也沿用了苏共的例外规定，政治局会议可以罢免最高领导人。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陈独秀，1935年“遵义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博古(秦邦宪)，都是沿用这个例外规定。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个例外规定的受益者，他在罢免了博古之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另外，1980年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迫辞职，也属于这个例外规定。

　　这个罢免领导人的例外规定，对苏共或中共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遭到罢免。因此中共领导人要想坐住一把手的位置，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政治局中的支持占据多数，(二)军方的支持。这两个必要条件一旦失去，领导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毛泽东几十年来稳坐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他始终掌握着这两个必要条件。可是到1967年2月，毛泽东失去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他在政治局里的支持已成为少数，在军队中的支持也成为少数，按照常理来说，毛泽东的一把手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因此毛泽东遭遇到高官们集体反对他的“二月逆流”，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稍微处理不好，就要向赫鲁晓夫那样被罢免下台了。

　　1967年2月，各方面的形势对毛泽东都不太有利，他遇到四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来自林彪军队系统的抵制;第二个危机是来自周恩来政府系统的抵制，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打击，第四个危机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出现内讧。

　　毛泽东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抵制。毛泽东要求军队出来“支左”，林彪也提出一个“反要求”：现在军队太乱，必须稳定军队。1967年1月26日，林彪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口述起草了一个文件《军委八条》。据徐向前回忆说，《军委八条》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林彪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27）

　　《军委八条》的主要内容是：(一)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不准抓人，不准抄家，不准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三)军队系统的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出去串联，已经串联的要迅速回来;(四)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委八条》中的内容，除了第一条，其他都是阻止在军队里搞文革的，如果真的按照《军委八条》认真实施下去，军队中的文革就要偃旗息鼓了。因此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后，林彪高兴地喊出“万万岁!”。当然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赞成林彪搞的《军委八条》。但为了让林彪和军队出来“支左”，毛泽东不得已做出暂时的让步。

　　尽管毛泽东在《军委八条》上做出了让步，军队高官们还是不太满意。1967年2月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叶剑英说：【《军委八条》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他们把“不成立战斗队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队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

　　为了进一步稳定军队，叶剑英和聂荣臻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七项规定》。《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军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二)军事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三)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革命战斗队组织。

　　2月10日，毛泽东同意了《七项规定》，叶剑英高兴地说：“本来《军委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一个《七条规定》，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毛泽东遇到的第二个危机是周恩来为首的政府高官的抵制。周恩来的抵制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行动上的抵制，第二方面是理论上的抵制。1967年2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自2月8日起停止大串联(包括步行大串联)，来北京的红卫兵的食宿不再免费，学生一律回学校搞革命。当时的火车票和住宿费，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很昂贵的，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到北京来串联，一来是因为免费乘车，二来是因为免费吃住。现在国务院停止了免费乘车和免费吃住，大串联活动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了。

　　大串联活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北京与各地方之间迅速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现在有了互联网和手机，某处发生的事情，马上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传遍全国。而当时中国的通讯还不发达，互联网手机之类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的，电报和长途电话都非常昂贵，一般人用不起，邮递信件很慢，而且文字资料缺乏生动感。当时最快和最生动地传递信息的办法，就是直接靠人员进行串联。

　　（28）

　　串联的第一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把各地搞文革的真实情况传达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了解掌握各地文革的真实情况的重要渠道。因为地方政府上报的文件材料，往往会隐瞒很多真实的情况。串联的第二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之后，在各地讲述北京搞文革的最新形势和动向，刺激和推动各地的文革发展。停止了串联，对文革来说，显然是失去了一个利器。

　　周恩来在行动上抵制文革的同时，还在理论上巧妙地反驳或有意误导毛泽东的文革理论。1967年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它是一篇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写的非常重要的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核心观点。该文说：【党内走资派盘踞的一些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不能采用改良主义，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这里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刘少奇盘踞的文化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等早就被打倒的了，所以这里说的“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显然是指周恩来盘踞的政府部门;

　　第二，对这些被走资派盘踞单位的处理，“不能改良，必须彻底打倒。”也就是说，这些单位的机构和领导人，不存在改组余地，必须彻底打倒;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当时“敌我矛盾”是非常重的话，一旦定性为“敌我矛盾”，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毛泽东把文革的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这就是说，他号召人们把当权派的老干部们当成敌人来对待。

　　周恩来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只能在接见各种群众组织时，巧妙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比如周恩来说：【夺权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里没有说，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要在脑子里夺“私”字的权。】

　　周恩来把毛泽东要搞的夺权，解释为“对自己思想中‘私’字进行夺权”，这显然有意误导毛泽东的夺权理论。

　　周恩来又说：【现在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

　　（29）

　　毛泽东提出要把走资派盘踞的部门“彻底打碎”，周恩来却指出“彻底打碎”式的夺权是“发生了偏差”。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夺权理论，他指出造反派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周恩来的夺权理论其实不是夺权，而只是一种改良，否定了毛泽东“彻底打碎”的观点。

　　周恩来出于敏感的身份，不能说太过火的话，而叶剑英则把周恩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接说了出来。2月6日，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但在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被他们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者其它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几乎是明着跟毛泽东唱反调，他说“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完全不同”，这里的“某些人”，指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红旗》社论中亮出自己的观点：“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叶剑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观点，这等于就是否认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意义。因为叶剑英的这些话，代表了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想法，毛泽东批叶剑英的话，就要得罪一大批军队干部。现在毛泽东处于危机四起的时候，还不能直接触动军队，所以他对叶剑英的讲话没有做出反应。

　　周恩来看到林彪迫使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之后，受到鼓舞，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旨在抵制文革的建议。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提议说：【今后每星期一、三、五，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主，副总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讨论党政业务问题。】

　　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一个是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负责文革的问题;另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负责一般党政业务。现在周恩来提出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用一半的时间搞文革，另一半的时间帮助国务院搞党政业务，这样就大幅度地分散了文革小组搞文革的精力。毛泽东要全力以赴搞文革，周恩来却要把搞文革的时间减少一半，对文革大泼冷水。2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毛泽东对周恩来没有退让，把这个建议顶了回去。

　　（30）

　　1967年2月毛泽东遭遇的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的打击。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军队干部会听从他的指示，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但这次军队干部并没有听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反地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因为在前一段的造反风暴中，各大军区和部门都遭到激进造反派的冲击，连国防部都遭到了冲击，所以军队高官自然不喜欢激进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喜欢温和听话的保守派群众组织。

　　由于林彪为首的中央军委并没有向各军区下达“谁是左派”的指示，而是让各军区自己去判定哪个群众组织是左派。各军区领导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保守派说成是“左派”，借着“支左”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支持保守派。同时，他们把造反派打成右派反革命组织，借着《军委八条》中“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的条款，直接抓造反派的头头，大大打击了造反派。

　　以四川为例，成都的群众组织分为两派：造反派称“工人造反兵团”，保守派称“产业军”。成都军区支持“产业军”，不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就激怒了“工人造反兵团”，他们到成都军区去抗议示威，然后发展到冲击成都军区。于是成都军区的“支左”领导小组，根据《军委八条》的精神，派出军队直接镇压“工人造反兵团”，抓了上万人，不过很快就释放了。“工人造反兵团”受到镇压不服气，向北京告状，于是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指示》，作出了与成都军区相反的结论，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承认“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

　　尽管中央文革代表毛泽东的声音，但成都军区并不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照样支持“产业军”，这样就使成都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更加激烈。后来发生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基本情况也是一样，中央文革支持武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而湖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中央文革和毛泽东都要求湖北省军区改变立场，转而支持造反“工人总部”，但湖北省军区不但不服从毛泽东命令，甚至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抓了起来，造成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1967年2月毛泽东遇到的第四个危机，是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文革小组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是陈伯达派，有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原先都是毛泽东的秘书;第二派是江青派，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江青自己从上海发展起来的人;第三派是陶铸派，成员是王任重。康生相对独立，没有加入任何派系。

　　（31）

　　在1966年7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想重用陶铸，让陶铸任文革小组顾问，并让陶铸的亲信王任重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自持自己在党内地位高于陈伯达和江青，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而且还试图亲自领导文革小组，这使得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都一致反对陶铸派，想把陶铸派排挤出文革小组，从而形成了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

　　毛泽东对陶铸失望以后，批评了陶铸，让陶铸靠边站了，但还没有打倒陶铸。江青和陈伯达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没有打倒陶铸，只是把陶铸冷藏起来，这就说不定哪天又会启用陶铸。被毛泽东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启用的干部也为数不少。因此，江青和陈伯达把陶铸视为威胁到他们掌控文革小组的隐患，所以他们想尽早除掉这个隐患。

　　1967 年1月4 日，在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突然公开宣布打倒陶铸。这样一来就把“打倒陶铸”的生米煮成熟饭，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打倒陶铸。陈伯达在讲话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他是文化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

　　江青插话说：【他独断专行!】

　　陈伯达接着说：【陶铸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自从陶铸接管了新华社，他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

　　听到这里群众大笑。陈伯达继续说：【陶铸这么凑，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硬凑在一起，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性质?】

　　群众说：【反党!】

　　陈伯达接着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群众觉悟得很快，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马上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数千红卫兵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很快北京街头出现大量传单、大字报、大标语，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一次讲话，就使“打倒陶铸”变成了既成事实。

　　（32）

　　1966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旧文革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将由康生出任组长，因为康生不但有比较强的领导能力，而且原来就是旧文革小组的成员。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陈伯达当了组长，康生只是顾问。

　　虽说陈伯达在党内的资格也算是比较老的，他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时候，与康生是同学。不过陈伯达的从政能力，大大不如康生，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一直低于康生，只是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首次排名在康生之前。

　　当时人们给陈伯达的绰号是“老夫子”，意思是说他做事“迂腐”，书生气太重，不太懂政治权术。陈伯达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从政能力不行，基本上是一个书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当文革小组的组长。

　　据陈伯达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和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就是文革五人小组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总理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泽东提出：“我是个书生，当不了组长。”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我没有办法，只好当了。】

　　让一个不太懂政治权术的书生陈伯达当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毛泽东也知道陈伯达的行政领导能力不行，但毛泽东的寓意是让江青来主管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资历太低，直接让江青当组长肯定不行，所以毛泽东专门安排陈伯达这么一个不称职的组长，于是副组长的江青就可以掌握实权了。如果让康生当组长的话，江青肯定是对付不了康生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当组长。

　　既然毛泽东让陈伯达当了组长，就不能再让康生当副组长或组员。尽管目前陈伯达在党内的排名高于康生，但过去陈伯达长期以来都是接受康生领导的，现在如果反过来让康生接受陈伯达的领导，这样就太让康生没面子了，所以毛泽东就安排康生当文革小组的顾问。因为顾问是不属于组长领导之下的，这样既使康生在文革小组中继续工作，又保全了康生的面子。

　　可是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虽然陈伯达是组长，当顾问的康生他是领导不了的，江青这个副组长他更领导不了，江青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陈伯达在重大的事情上，都要听江青的。陈伯达也自嘲说：“我只是个刘盆子。”所谓刘盆子，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军，让一个据说是刘邦后裔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

　　陈伯达已经有江青和康生两个“婆婆”了，后来又来了一个顾问陶铸，又是陈伯达领导不了的。原本毛泽东给陈伯达的党内排名是第四位，陈伯达主动去找毛泽东推辞，于是毛泽东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陈伯达原以为毛泽东会把康生提到自己之前，这样陈伯达还是服气的，但没想到毛泽东把陶铸一下子提拔得这么高，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这样陈伯达就有些不服气了。

　　（33）

　　康生当顾问，他对陈伯达还算比较尊重，可是陶铸来了之后，对陈伯达就没有那么尊重了。陶铸长期在地方上当第一把手，不免养成“霸气”的习惯，他认为自己在文革小组中的地位最高，就趾高气昂地发号施令起来。陶铸不客气地对江青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由此可见，陶铸把江青都不看在眼里，就更不把陈伯达看在眼里了。陈伯达对陶铸不服气，陶铸又对陈伯达态度傲慢，于是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陈伯达是从内心里高兴的。

　　毛泽东让江青主管非常重要的文革小组，是有深谋远虑的。第一，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她的利益和毛泽东的利益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刘少奇那样的“野心”;第二，可以让江青说一些毛泽东自己不便直接说的话，说对了是毛泽东的，说错了是江青的，这样毛泽东做事就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三，江青的身份是主席夫人，其他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对江青总得让三分，这就使江青做事起来比较容易一些，换个别人就没有江青这样的优势。

　　江青主管文革小组之后，毛泽东对江青的表现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但也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江青擅自打倒陶铸，就让毛泽东很不满。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之后，毛泽东虽说不满，但他也没有批评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在1月8日的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了陶铸，算是对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的追认吧。可是到了2月10日，毛泽东却又反过来，用严厉的口气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这是为什么呢?

　　这并不是毛泽东出尔反尔，而是因为客观形势变了。在1967年1月的时候，军队高官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还不明显，可是到了1967年2月，军队高官就出现了强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在文革小组当中，除了陶铸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在军队中任职过，在军队中完全没有影响力。而陶铸在延安时代就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又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这时候毛泽东让陶铸“戴罪立功”，让陶铸去对付军方的老帅们，这比陈伯达这样在军中毫无威信和影响的文人，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陶铸已经被江青和陈伯达提前打倒了，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使毛泽东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所以毛泽东自然大为生气。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2 月10日，主席又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34）

　　毛泽东这次对陈伯达的批评，应该说过火了。陈伯达内心里尽管也高兴看到陶铸被打倒，但打倒陶铸这种重大的事情，他毕竟不敢做主，陈伯达的那些讲话是江青让他讲的。陈伯达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江青背着毛泽东“假传圣旨”，他还以为江青说的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才跳出来充当打倒陶铸的先锋。

　　等到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陈伯达才明白“打倒陶铸”原来是江青的“假传圣旨”，上了江青的当。但是这种事情，他又不好当着毛泽东的面来揭发江青，只好忍了下来。然而江青在这个时候，不但不为陈伯达辩解，反而把责任全都推到陈伯达身上，于是就让陈伯达大为恼怒，他在会后声称：“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杀。”

　　这件事毛泽东也被江青“蒙蔽”了，他也不知道陈伯达的“打倒陶铸”讲话，是因为听信了江青的假传圣旨。再加上江青私下里向毛泽东讲了不少陈伯达的“坏话”，使毛泽东误以为陈伯达是出于对陶铸的嫉妒和排挤的“私心”，主动擅自“打倒陶铸”，从而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因此让毛泽东大为恼火。当然，毛泽东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按照常理，推测陈伯达有这种“私心”的动机，也是合情合理的。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江青骗了，所以吵吵嚷嚷地声称要自杀。其实陈伯达并非真的想要自杀，如果真想自杀的话，就不会对别人说了。陈伯达是想通过“自杀”这件事，让毛泽东注意到他是被冤枉的。

　　据王力回忆说：【陈伯达先是单独对我说他要自杀，我说：“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

　　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的发言，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

　　陈伯达说：“我那时没有办法，不讲不行。”

　　我说：“你要向总理把事情谈清楚。”

　　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

　　总理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话后，他才不自杀了。】

　　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很会团结人的，他看到这是一个团结陈伯达的好机会，于是亲自屈尊，主动到陈伯达那里去听他谈话，让陈伯达大为感动。陈伯达回忆说：【我很感谢总理的关心，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后来陈伯达又找康生和关峰谈了他要自杀之事，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

　　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这才憋住了气。】

　　（35）

　　由此可见，王力、关锋、康生等人，都知道陈伯达是被江青冤枉了，但也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他们这些人都不愿意为了陈伯达，而去得罪江青。

　　这就像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分为二”那样，凡事有优点，就同时会有缺点。毛泽东重用江青，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这里就表现出毛泽东任用江青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没有人敢说江青的坏话，这样毛泽东对江青的情况就缺乏正确客观的了解，使他容易被江青所“蒙蔽”，更使他因为江青犯了不少错误。这次毛泽东错误地冤枉批评了陈伯达，也是因为江青而犯的一次错误。

　　毛泽东希望文革小组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组织，最不希望看到文革小组中间出现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陈伯达和江青不向毛泽东请示，擅自打倒陶铸，被毛泽东认为是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所以他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警告，希望他们下次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毛泽东的性格是：批评一个人，是对这个人还有希望，对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因为他对陈伯达还有希望，希望陈伯达今后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

　　但毛泽东自己不知道，他这次是冤枉了陈伯达。陈伯达本来是不想当文革小组组长的，是毛泽东硬要让他当的，所以毛泽东说陈伯达“投机”，让陈伯达感到非常冤枉，这就使陈伯达对毛泽东的忠心，无形中消退了很多。同样，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又造成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相互不满，文革小组更加不团结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内讧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本想消除文革小组中的内讧，可结果反而加大了文革小组中的内讧，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陈伯达大肆宣扬了一阵“自杀”，希望毛泽东能注意到和了解到他的冤枉。可是因为没有人敢得罪江青，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陈伯达的冤情，所以毛泽东也没有做出任何安抚陈伯达的事情。这样一来，陈伯达对毛泽东就离心离德了。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6天之后的2月16日的“二月逆流”会议上，陈伯达没有发言，没有支持毛泽东，这是陈伯达第一次没有支持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主席在2月10日的常委会上，最后说：“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主席还讲：“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虽然主席说不准谈，但是办不到。叶剑英就跟老帅们讲了，李富春就跟副总理们讲了，这样“二月逆流”的火就点起来了。】

　　王力之所以说“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是因为毛泽东以前从来没有批评过文革小组，更没有批评过江青。毛泽东的这次批评，让众多高官们产生一种感觉，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要趁热打铁，一齐行动起来，把彻底熄灭毛泽东的文革之火。因此，在毛泽东批评江青和陈伯达的六天之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36）

　　不少人把文革中发生的“二月逆流”,认为是1967年2月16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其实“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事件，还包括“大闹怀仁堂”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有不少人以为，“大闹怀仁堂”是一些老干部一时冲动爆发的偶然事件，不是有预谋的行动。其实不然，“大闹怀仁堂”应该说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是“大闹怀仁堂”头号干将，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后被批斗，靠边站了，不过在林彪事件后复出，1975年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3年逝世。谭震林本人后来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那时，我只能同陈毅、李先念等几位老战友，凑在李富春家里进行议论。我与李富春等老同志在议论中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要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乱，要在乱中夺权。我们担心，这伙人先搞刘少奇，再搞下去，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

　　【在1967年初，所谓“二月逆流”之前，我对李富春、李先念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我这个话，后来索性说给毛泽东本人听了。】

　　谭震林这里说出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我们担心，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都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他们担心文革要搞到周恩来头上，所以他们要跳出来，力保周恩来。

　　这些人发起“二月逆流”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在谭震林这些人看来，只要周恩来在位，他们就不要紧，一旦周恩来倒台了，他们这些周恩来派系的人，也要跟着完蛋。刘少奇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刘少奇倒台后，他手下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都被打倒进了监狱。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他们这些人也要豁出去力保周恩来。

　　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底蕴。

　　汉语中有个字“谏”，字典上的意思是“规劝君主，使其改正错误”，这个字的含义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臣是不能反对皇帝本人的，但可以反对皇帝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大臣发觉皇帝正在做错事的时候，可以给皇帝提意见，督促他改正错误，这就是所谓的“进谏”。进谏是一种“善意的反对”，它只是反对皇帝做的事情，并不反对皇帝这个人，更不是要赶皇帝下台。与“进谏”相反的是“逆反”，也就是“恶意的反对”，它是反对皇帝这个人，要赶皇帝下台。

　　（37）

　　如果皇帝不听大臣的“进谏”，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答案是：不怕冒犯皇帝，不怕杀头，继续冒死给皇帝进谏，这就是中国传统中非常被称赞的“忠臣”形象。前面谈到的《海瑞罢官》中的明朝大臣海瑞，就是一个冒死进谏的忠臣的典型。海瑞虽然不留情面地给皇帝提意见，甚至骂皇帝，但他还是忠于皇帝的，并不想让皇帝下台，在皇帝死的时候，他还悲痛地死去活来，几天不吃饭。

　　如果大臣继续冒死进谏，皇帝还是不听，还是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这时中国传统文化就无解了，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在外国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总统犯了错误，议会有权提出议案“弹劾”总统，直接罢免总统，换新的总统。外国人反对总统，就是要让总统下台，他们不会搞“既要忠于总统本人，又要反对总统做的事”这种复杂的政治行动。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袖，他当然也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搞文革，但这些人“反对”的动机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善意的反对”，也就是只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善意反对”就是古人说的“进谏”;另一种是“恶意的反对”,也就是不仅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同时也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恶意的反对”就是古人说的“逆反”。

　　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对他搞文革，是进谏式的“善意的反对”，因此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高兴，但还可以容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反对他搞文革，是逆反式的“恶意的反对”，他就不能容忍刘少奇了。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反对他搞文革，有一半是善意，一半是恶意，以善意为主。

　　因此，毛泽东在遇到部下反对他时，总要先思考：这个反对是进谏式的善意反对?还是逆反式的恶意反对?毛泽东处理这两种“反对”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一些人强烈顶撞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继续得到毛泽东的重用，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进谏;相反一些人只是少许说了一点不赞成的话，马上就被毛泽东疏远甚至打倒，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恶意的逆反。不过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一个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毛泽东本人也经常有判断错误的情况。

　　我们转回来说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已经不是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而是说“不跟”毛泽东这个人了，也就是公然宣布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因此毛泽东认为谭震林是“恶意的反对”，他原谅了陈毅等人，但始终没有原谅谭震林。后来谭震林之所以能够复出，全是周恩来的作用。

　　（38）

　　《谭震林传》中这样记载：【1967年2月10日，谭震林从李富春那里听到，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不过毛泽东又规定，对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是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

　　陈毅对谭震林说：“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

　　谭震林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由《谭震林传》的记述可见，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李富春，违反毛泽东“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的指示，不仅告诉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还与他们大谈特谈这件事。他们从江青擅自“打倒陶铸”这件事推论：江青做的一些事，毛泽东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趁着毛泽东对江青发怒的机会，先把江青打倒。只要打倒了江青，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左右手，这是浇灭毛泽东文革之火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后来谭震林等人的放炮，主要是冲着江青去的，他们要趁热打铁，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候，打倒江青，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让谭震林出来说话，谭震林也答应出来“放炮”。陈毅为什么说谭震林“没有包袱”呢?因为那时陈毅、李先念等人都遭到批斗，而谭震林在不久前遭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谭震林作为副总理，负责农林口。在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中，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负责的农林口文革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到谭震林的信后，在1月30日给林彪和周恩来批示说：【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批示中说了赞扬谭震林的话，表示对谭震林信任，因此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由被毛泽东信任的谭震林出来说江青的“坏话”，容易被毛泽东接受。

　　《谭震林传》还说：【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说过许多出格的话，他说：“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那几个秀才乱搞，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们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从《谭震林传》可以看出，在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谭震林等人进行过一番商议，他们是准备好了去“放炮”的，并不是偶然的一时发怒。

　　（39）

　　1967年2月14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这次会上老帅们“小闹怀仁堂”，这是两天后“大闹怀仁堂”的前奏。这次会江青没有去，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会议。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陈伯达的话就像点燃了一枚炸弹，老帅们劈头盖脸地向陈伯达开炮起来。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徐向前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还要不要军队啦?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1967年1月还是支持中央文革的。但在邱会作事件上，徐向前冒着得罪军队干部的风险，为中央文革小组出力，可是却落得一个两头不讨好，特别是江青也对徐向前不满，甚至向林彪提出要撤换徐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位，被林彪顶住了。这样一来，到1967年2月，徐向前就完全站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上去了。

　　还有一份不能核实真伪的资料，对这次会议有更详细的描述，这里摘录如下：【1967年2月14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风暴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是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这些人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虽说上述这份资料的真伪还不能判断，但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无疑是一次斗争非常激烈的会议，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预演。2月16日发生“大闹怀仁堂”，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40）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余秋里，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碰头会的惯例是参会人围坐于一个长条形的会议桌，桌子首端是主持人的席位，桌子两侧是参会人的席位。参会人按照党内排名的顺序，坐在长条桌的两侧，职位越高的人离主持人越近，职位越低的人离主持人越远。这天周恩来是主持人，坐在主持人的席位上，在周恩来右手边，依次是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的席位，这个顺序就是党内的排名顺序;在周恩来左手边，依次是谢富治、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顺序也是党内的排名顺序。

　　陈伯达的座位，本来在周恩来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可是陈伯达刚刚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不敢再坐这个首席位置，于是就在后边桌角的座位上坐下。按照惯例，犯了错误的干部，开会时就不能再坐在原来地位的位置上，要坐到后面去，听候处分结果。比如刘少奇以前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坐在首位的，犯了错误之后，刘少奇就只能坐在后面桌角的座位上，这也是对犯了错误干部的一种间接处分。

　　周恩来看到陈伯达坐到后面的桌角，就叫他回来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因为开会时的座位位置，同时也代表着在党内的位置。周恩来让陈伯达坐回到原位，就等于是肯定了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没有变化。前面说过，周恩来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要把陈伯达团结过来，因此对陈伯达表现出很友善的态度。

　　这次会上，周恩来派系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在这次会上“放炮”。这个“放炮”，有“一明一暗”两个目标。“暗的目标”，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让毛泽东知道，如果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的话，他们这些人就要造反了;“明的目标”，是要打倒江青。他们从“打倒陶铸”事件中看到，江青做的一些事情，是背着毛泽东做的，毛泽东对江青也开始不满意了。所以他们试图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机，趁热打铁，猛攻江青，顺势把江青打倒。

　　今天的谭震林更是斗志昂扬，做好第一个带头“放炮”的准备。谭震林“放炮”的对象，本来是对着江青的，可是不巧，江青今天推脱身体不好，没有来参会，所以谭震林只得把“放炮”的对象，对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

　　谭震林也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他今天不对陈伯达开炮，要团结陈伯达。在会前，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助手不令人满意”。谭震林说的“陈伯达的助手”，就是指江青。

　　（41）

　　张春桥一到，谭震林就气势汹汹地质问他：“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同志没来?”

　　谭震林之所以提到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因为当时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都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把一批省市的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来加以保护，但有些省市的领导人受当地造反派的阻挠，未能按期来到北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就被上海的造反派扣押住，无法来北京。而张春桥是上海造反派的幕后指挥人，所以谭震林用陈丕显未能来北京之事，向张春桥发难。

　　面对谭震林的发难，张春桥只得说：“陈丕显来不了啦。”

　　谭震林进一步紧逼说：“怎么来不了呢?”

　　张春桥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群众不答应啊。”因为张春桥扣住陈丕显，违反了中央的指示，所以他要用“群众不答应”这个借口。

　　谭震林继续发难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解释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听了张春桥的解释，谭震林气愤地讥讽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多年后，谭震林回忆他与张春桥的唇枪舌战时，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搧他两个耳光。”

　　张春桥被谭震林这么讽刺，当然很生气。但张春桥的涵养还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失态跟谭震林吵起来，而是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见张春桥没有被激怒，自己更加生气起来，指着张春桥质问说：“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压住气，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谭震林愈发生气了，用命令的口气对张春桥说：“你们要保陈丕显。”

　　张春桥还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被张春桥激怒了，怒吼起来，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见谭震林怒吼起来，就沉默下来，不说话了。谭震林见张春桥不说话了，指着他吼问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依然沉住气，还是不说话。谭震林又转一个话题，发起进攻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42）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司令，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谭震林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司令说成是“反革命”，这就是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性。

　　张春桥知道谭震林把蒯大富说成是“反革命”，是想激自己跳出来为蒯大富辩护，可是张春桥按捺住自己，还是一言不发。

　　谭震林本想把张春桥激怒起来，来一个面对面的斗争。可是张春桥硬是不说话，谭震林一个巴掌拍不响，斗争不起来，只得一个人继续唱独角戏，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依旧不说话，不过他转眼看着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希望陈伯达站出来说几句话。如果是在以前，陈伯达听到这种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早就跳出来跟谭震林辩论了。可是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感到冤枉，对毛泽东的忠诚大减。因此这次陈伯达保持沉默，任凭谭震林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文革，他都不说话。

　　如果说张春桥这些人是刚刚进入中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这里水的深浅。而康生在中央几十年，早知周恩来是不好惹的，他见周恩来这派的人，一个个蠢蠢欲动的样子，也感到有些胆怯，心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惹他们最好。因此，康生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是副组长，康生是顾问，而王力和姚文元只是文革小组的组员。他俩看到文革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顾问都不说话，当然也就不敢说话了。

　　谭震林见文革小组这边没人说话，就放出更厉害的话来，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指的是他在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指示渔船停产闹革命，被文革小组指责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里谭震林特别点出了江青的名字，他要把事情闹大。

　　江青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虽说谭震林点了江青的名字，但文革小组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替江青辩护。相反，倒是不是文革小组的副总理谢富治，替江青辩解说：“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本来就要炮轰江青，现在有人和他辩论，谭震林把炮轰江青的调子提得更高了，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这么说，谢富治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辩论又成了谭震林一个人的独角戏。谭震林说到了气头上，又没有人跟他辩论，有气无处发，一气之下说出了非常出格的话。他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那么早入党;二不该活到65岁，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

　　（43）

　　谭震林说不干就不干，猛地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文件，穿上衣服，拔腿就走。谭震林一边走，一边对着张春桥等人，用示威的语气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的这番话，让全场惊呆了。自从毛泽东当权以来，还没有一个高官敢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跟毛主席干了。”谭震林这个“放炮”，超过预期的界限，让周恩来也为难了。于是周恩来猛地一拍桌子，对正在往外走的谭震林，大喝一声说：“回来!”

　　陈毅也说：“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听了周恩来和陈毅的话，谭震林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的任务是在会场上斗争，而不是甩手不干了。于是谭震林急忙转身回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里也不走。”

　　谢富治看到气氛越来越不对，试图打个圆场，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

　　谭震林不理谢富治的打圆场，反而把他的话挡了回去，拍案而起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陈毅见谭震林有点失态，讲话太过火了，太出格了，现在不能让谭震林继续讲了。所以陈毅急忙出来说话，把火力引到自己这边，掩护一下谭震林，于是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

　　陈毅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就把“文化大革命”的话题，转到“延安整风”上，他说：“这次运动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我看不仅这次运动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有人还背着包袱。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吗?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

　　陈毅也是出名爱“放炮”的人，他本想自己讲几句，阻止谭震林继续讲出格的话，但没想到他讲的话更出格，讲到了历史问题，讲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虽说已经是历史问题了，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比文革更加说不得。周恩来见陈毅不仅说到了敏感的延安整风，甚至还说到自己，太出格了。于是周恩来赶紧插话，试图挡住陈毅的话题，说：“我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我从来没有意见。”

　　可陈毅却是性情中人，一说起来就按捺不住，他不顾周恩来的阻挡，继续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了?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有人说陈毅说这是在影射林彪，这个说法牵强附会。从上下文来看，陈毅始终说的是刘少奇，而且更是在影射毛泽东，并没有说林彪的意思。当时陈毅和林彪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必要反林彪。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是他们要争取的对象，谭震林事后还给林彪写信，拉拢林彪，所以当时陈毅是不可能反林彪的。

　　（44）

　　周恩来见陈毅影射到毛泽东了，急忙打断他的话，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李先念见陈毅讲话愈发出格，也赶紧插话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联动’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李先念说的“联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因为反对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初，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公安机关取缔了“联动”，“联动”的主要成员都被逮捕入狱。

　　这时叶剑英也插话支持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现在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徐向前见大家这种群情激愤的样子，也出来拍着桌子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革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把军队搞乱了。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谭震林看到众人都出来说话了，愈发受到鼓舞，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赞同地说：“我也哭过几次。”

　　谢富治再次试图打圆场，插话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革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接着李先念又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李先念这里说的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是指1966年10月2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红旗》十三期社论中，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有疑问，亲自问毛泽东，毛泽东用英文进行了回答，这件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周恩来见李先念提到十三期《红旗》社论，就问康生说：“发表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陈伯达也说：“我也没看。”

　　康生和陈伯达说“没有看”，这都是假话，他们两人不但看了，而且还作了修改，标题就是陈伯达改的。这两个人今天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愿站出来说话，所以就推说不知道，这样就不会卷入辩论了。

　　这时周恩来见该放的炮放得差不多，该讲的话也都讲了，夜长梦多，就想赶紧收场，时间也已到晚上七点了，于是周恩来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

　　周恩来宣布散会，这样载入史册的“大闹怀仁堂”，就这么结束了。

　　（45）

　　如果说刘少奇的四大嫡系是“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安子文”，他们与刘少奇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林彪的四大嫡系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么周恩来的四大嫡系就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刘少奇的嫡系是来自他早期领导的“北方局”，林彪的嫡系是来自他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而周恩来的嫡系则是来自他领导的新四军。陈毅是新四军的军长，谭震林和李先念是新四军的师长，李富春虽说不是来自新四军，但他在1920年代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据说两人在法国时，还住在一间屋子里。

　　因此，周恩来的四个嫡系人物发起的一场“大闹怀仁堂”，对于熟知高层派系的高官们来说，马上就明白这件事的幕后人物是周恩来，或者说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策划者。以周恩来的身份，当然他是不会直接参与策划“大闹怀仁堂”的，因为这样做太露骨，也太愚蠢，泄露出去就会成为“分裂党”的罪证。所以周恩来只是做一些指点和暗示，具体的策划由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个人进行。

　　如果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一直是毛泽东进攻，周恩来防守，那么这次“大闹怀仁堂”，就是周恩来发起的一次反击。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反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闹怀仁堂”前的背景。

　　1967年元旦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文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与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总反击。今年二月至四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在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眉目。】在稍后的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他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至四月的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

　　毛泽东说“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过去搞的文革就属于旧阶段了。在文革的旧阶段中，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这些人都被打倒了，对刘少奇派的夺权已经完成了。因此，毛泽东所谓“新阶段的夺权”，显然是针对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人，都感到极大的压力。

　　（46）

　　特别是毛泽东说“今年二月至四月是关键时期，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要在1967年2月到4月，搞一个决定胜负的大动作。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派系的人就不得不思考，估计毛泽东在1967年2月到4月，要发起一次决定胜负的大决战。什么是“大决战”呢?大决战就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的战斗。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前一个阶段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1965年11月的批判《海瑞罢官》，又1966年2月的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5月的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毛泽东都没有亲自出马与刘少奇直接对决。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才亲自出马，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发起最后的决战，一举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之所以最后要亲自出马，是因为刘少奇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党内第二把手，又是国家主席，人们根本不敢碰刘少奇。必须毛泽东亲自出马，亲自带头吹响打倒刘少奇的号角，大家才敢出来批判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决战，刘少奇是打不倒的。同样，周恩来建国以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威信极高，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肯定是打不倒的。

　　现在，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各种前哨战和外围战都已经打响了，但最后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大决战，还没有打响。因此，周恩来等人猜想，毛泽东可能会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这场大决战。这场大决战的形式，大概类似于打倒刘少奇的决战，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写一张大字报，或者亲自发表一个什么讲话，宣布与周恩来决裂，号召人们打倒周恩来。

　　不管毛泽东“大决战”的方式如何，一旦毛泽东的“大决战”打响了，也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决裂，两者只能留下一个，打倒一个，不可能再并存了。这就像在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还可以并存，一旦写了《炮打司令部》，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两人就不能再并存了，必须打倒其中的一个。

　　如果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大决战，亲自写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周恩来怎么办呢?周恩来的第一个出路，是束手待毙，等待毛泽东把自己打倒，周恩来当然不是束手待毙之人;周恩来的第二个出路，是奋起反击，反过来把毛泽东打倒。但这个难度太大，几乎不太可能。这时，周恩来就想到还有第三个出路，这就是在毛泽东发起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只要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那么周恩来与毛泽东就还可以共存下去。

　　（47）

　　周恩来选择的这个第三条出路，是一个极为高明之策。尽管毛泽东手中的箭，始终对准着周恩来，但只要毛泽东的箭还没有射出来，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一旦毛泽东手中的箭射出来了，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因此，周恩来必须要在毛泽东发起亲自出马的大决战之前，设法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这场大决战的时间。

　　怎样才能让毛泽东放弃或者推迟大决战呢?第一种战术是找一个“说客”，对毛泽东阐说种种厉害关系，说服毛泽东放弃大决战。中国古代有很多著名的“职业说客”，近代的说客也很多，周恩来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说客，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周恩来的说服工作功不可没。尽管周恩来自己是非常优秀的说客，可是在这件事上，周恩来本人却不能直接与毛泽东谈，周恩来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充当说客，所以用“说客”的战术是不行的。

　　第二种战术是显示自己的力量，让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不是好啃的骨头，让毛泽东知道这场大决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赢的，从而使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发起大决战的念头;或者让毛泽东感到时机还不成熟，推迟发起大决战的时间。显然，目前周恩来唯一的可行之计，就是这个“显示力量”的战术。

　　要实施这个“显示力量”的战术，周恩来亲自出面是不好的。彭德怀与刘少奇在会上与毛泽东当面争辩和争吵，效果非常不好，这都是前车之鉴，周恩来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他不会与毛泽东直接碰撞。因此，周恩来要让他的部下出面，展示一下周恩来派系的力量和决心，这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毛泽东号称要在1967年2月至4月“决胜负”，周恩来他们有一种紧迫感，所以赶紧搞一场显示力量的“大闹怀仁堂”。“大闹怀仁堂”的目的，是周恩来借用他的几个嫡系人物的嘴，告诉毛泽东他想要说的话，更是展示他们这些人的力量和决心。“大闹怀仁堂”是一次示威，它要让毛泽东知难而退，赶在毛泽东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

　　通过“大闹怀仁堂”，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什么呢?

　　第一，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号召群众向党夺权的做法。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不要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第二，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整老干部的做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

　　（48）

　　第三，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老干部集团和整个党。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第四，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小组，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第五，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这个搞法是从《红旗》社论提出‘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开始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周恩来做出让步，毛泽东在2月27日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今后斗争矛头应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之后，报刊上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了，这是后话。

　　第六，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发起一场大决战，试图把他和他们的战友们都“打光”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将与毛泽东战斗到底，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总而言之，因为周恩来自己不便直接向毛泽东发出警告，于是他就借部下的嘴，用示威的口吻告诫毛泽东说：“请你放弃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否则我们会跟你拼命的。”

　　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文革小组的成员说出他搞文革的决心。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不怕死，周恩来也要告诉毛泽东，他不怕死。这次周恩来借着别人的嘴，向毛泽东宣告说：“我们这些人一定要阻止你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毛泽东要把文革搞到底，周恩来要阻止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要让文革半途而废，这就成为“二月逆流”以后文革发展的主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虽说“二月逆流”没有流血，但它却是一次决定文革前途命运的看不见硝烟的决定性战役，它让毛泽东推迟了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号角的大决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一再推迟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也没有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只要毛泽东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就打不倒;而周恩来不打倒，文革就不能搞到底，事实也是如此。

　　（49）

　　1967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只是“二月逆流”的一个高潮，周恩来等人发起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就此结束。2月16日晚上9时，也就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两个小时之后，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并发表长篇讲话。因为周恩来派系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们只能直接用嘴对群众宣讲他们的主张，所以陈毅也利用一切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向群众宣扬他们的主张和观点。

　　陈毅说：【目前一些青少年斗争方式很‘左’，许多老干部被斗得很苦，深受其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使这批青少年养成一种过‘左’的作风，他们上台二十年后，就可能搞修正主义，我对此十分担心。】

　　陈毅这里批评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很‘左’，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这既是对红卫兵的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陈毅的这个批评非常到位，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因为后人批评毛泽东发起红卫兵的运动，主要都是集中在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太‘左’，过分使用暴力，在肉体上伤害了很多人。

　　还有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纵容”红卫兵使用暴力，这个是冤枉毛泽东了，毛泽东的本意并不赞成暴力批斗的方式。毛泽东尽管要打倒老干部，但毛泽东设想的打倒，只是政治上的打倒，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老干部。因为老干部的人数太多了，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万。如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这几十万人，他们必然会拼死抵抗，会引发内战或内乱，这就使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无法实现。

　　毛泽东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就‘靠边站’，但给饭吃。”

　　毛泽东的这些话，体现了他处理老干部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政治上靠边站，经济上待遇基本不变。让老干部们感到即使是丢了官，生活上也还有出路，因而不至于拼死抵抗。老干部感到有出路，他们抵抗的阻力就会比较小，毛泽东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红卫兵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必然会引起老干部集团的拼死抵抗，反而使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跟难实现了。因此，毛泽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不会赞成暴力批斗老干部。不过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也没有严厉制止红卫兵暴力批斗的过火行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毛泽东有一种看法，他认为一个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出现‘左’的倾向，是难于避免的。毛泽东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50）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他们刚刚搞革命的时候，斗争方式也很‘左’，不比现在的红卫兵小将逊色。可是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左倾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左倾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如果在井冈山运动之初，就禁止烧杀的话，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会被扼杀，那么这场大革命早就熄灭了。

　　因此，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没有严厉禁止红卫兵的左倾斗争方式，是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扼杀群众的造反积极性。毛泽东希望现在的红卫兵小将，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左倾的危害性，自觉改正左倾错误，自发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然而，红卫兵却始终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左倾的错误，自发改正使用暴力的错误。这样发展到1968年，毛泽东就不得不严厉禁止武斗了。1968年下半年以后，武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同时文化大革命之火也就此熄灭下去。

　　我们的话题再转回到2月16日陈毅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陈毅说：【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与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闹矛盾，继而发展到在巴基斯坦使馆造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上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章文晋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还年轻，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这么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你们掌了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用实际例子来说明造反的负面效果，让年轻人多思考造反的后果，给造反泼冷水。陈毅继续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陈毅这些话，是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踩着别人往上爬，这指的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铸”的事情。陈毅还说“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这里不仅是批评江青，也是间接地批评毛泽东了。

　　陈毅的话越说越激烈，他说：【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用他特有的说话方式，反对毛泽东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做法，这也是对文革本身提出的严厉质疑和批评，公开表明他对文革的反对态度。

　　（51）

　　陈毅说话往往是越来越出格，他又说：【对毛主席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不要以为你们对毛主席认识就那么清楚，我对毛主席认识比你们清楚。过去我也几次反对过毛主席，但后来比来比去，还是毛主席对，所以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你们永远拥护毛主席?这是靠不住的。】

　　陈毅这里公然挑战毛泽东的威信，大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过去曾经“几次反对过毛泽东”。当时文革的气氛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可是陈毅反对过毛主席，不但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反而还当了这么大的官，由此可见，反对一下毛主席也是不要紧的。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威信在无形中就减弱了一些。

　　陈毅甚至公然说“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这简直是对毛泽东示威了。因为陈毅知道，他的这些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所以陈毅借着这个机会向毛泽东示威说：“如果你要打倒周恩来和我们这些人的话，我是不会逆来顺受的，我是要造反的。”

　　陈毅后面说的“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不少人在文革时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在文革后又积极地反对毛泽东，可见永远拥护是靠不住的。

　　陈毅不仅批评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文革，他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也治不好!】

　　陈毅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治不好”，这里简直就是全面否定文革了。

　　陈毅最后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陈毅这些话，表明自己不怕丢官，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话，陈毅一半是说给在场的听众，另一半是说给毛泽东听的。陈毅向毛泽东示威，希望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他发起打倒周恩来大决战的念头。

　　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三个小时，2月16日晚10时，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2月17日凌晨2时，周恩来又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惊人行动，指示警卫人员把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场逮捕。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的大会上直接逮捕人，这在当时造成很大的震动，一时遏制了造反派的气焰。

　　在说周恩来逮捕杜向光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情况。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财政部的造反派也起来夺权，不仅夺了财政部的政治权，解散了党委，还夺了财政部的业务权。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也是造反派的幕后指挥者。

　　当时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他把财政部夺权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做出三点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业务工作由副部长杜向光请示李先念;(三)周恩来准备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

　　（52）

　　2月7日，李先念把周恩来的指示向杜向光传达时，遭到杜向光的抵制。文革资料《李先念副总理同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谈话纪要》中，记载了这次李先念与杜向光的对话，下面摘录一部分。

　　【杜向光：“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语录233页。”

　　李先念：……(沉默)

　　杜向光：“昨天总理的指示是：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但我个人意见是：根据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是夺得对的。我坚决拥护造反派夺权，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我不理解总理指示，我不同意这种作法。”

　　李先念：“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因为大部分党委不能工作了，所以革命造反派从对人民负责的角度出发，采取这样夺业务权的行动，这是对的。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党委的这些人?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我也不理解。造反派和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见，李副总理应当到财政部的群众中间去。我不理解总理的指示，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李先念：“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是中央的决定，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我们夺了业务权，又交出来，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问题。业务权和领导权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要交出来?不能理解。”

　　李先念：“你说要独立思考，不盲目执行，不对!你应该坚决执行，不应当怀疑!如果你是真正的左派，要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现在责成你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把业务抓起来。”

　　杜向光：“总理指示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那么过去我们夺业务权，夺得对不对?”

　　李先念：“过去我们支持过造反派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央已有指示，情况变了，应当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杜向光：“你的意见首先应该跟革命造反司令部谈。”

　　李先念：“请你把我的意见传达给革命造反司令部。”

　　杜向光：“我认为夺权是夺得对，我不理解，难以执行。革命造反派对李副总理有很大的意见。”

　　李先念：“革命造反派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但请你坚决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向造反司令部传达。”

　　杜向光：“业务权的交权问题，在我不理解之前，总理未接见之前，难以执行。我保留意见。”】

　　杜向光也是老干部，1937年入党，196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也有不少老干部，加入到造反派中，这是最让周恩来头疼的人物。因为年轻学生或一般工人干部，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对中共高层的内幕也不清楚，所以比较好对付。而杜向光这样副部长级的老干部，既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是很难对付的人物。

　　从上面这段对话来看，杜向光是铁杆的造反派，坚决拒绝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铁了心要造周恩来的反。因此，周恩来必须妥善处理好杜向光这个反对他的急先锋，如果处理不好，周恩来就会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这样离倒台就不远了。

　　（53）

　　周恩来在2月16日要接见财贸口的造反派，如果杜向光也参加这次接见的话，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他肯定会在这次接见中向周恩来发难，甚至通过他了解到的高层内幕，当场揭发周恩来的一些问题，让周恩来下不了台，大大打击周恩来的威信。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威信对于周恩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绝对要维护一个不容侵犯的威严，绝不容许杜向光破坏他的威信。

　　如果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他肯定会向周恩来发难的，所以最好就是不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会。因此，在接见会之前，周恩来通过他的联络员，告诉杜向光不要来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杜向光也看穿了周恩来的意图，非要来参加这次接见会。于是周恩来在进会场以前，再次让他的秘书找到已经进入会场的杜向光，请他立即离开会场，可是被杜向光拒绝，他非要参加这次接见不可。一些支持杜向光的造反派也说：如果不让杜向光参加的话，他们就要集体退出抗议。

　　这样一来，周恩来只能亲自处理这件事了。周恩来走上讲台，一开始先说：“今天，我请财贸口的造反派同志谈话，没请副部长、司局长。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我不同意你是造反派的代表，你是个副部长。请你走出去!”

　　众人高喊：“走!出去!”参加这次接见会的群众代表中，有反对周恩来的人，也有支持周恩来的人，这时候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就成为周恩来的啦啦队。

　　杜向光根本不理会周恩来的话，照样坐在那里不动。

　　周恩来提高声音说：“难道党中央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吗?”

　　众人高喊：“滚出去!”

　　杜向光还是不理会周恩来的话，依旧不动。

　　周恩来进一步提高声音说：“走!走!难道你不听最高指示啊?”

　　众人高喊：“走!总理的命令!”

　　杜向光依然不动，他完全不听周恩来的命令。如果杜向光不听命令，周恩来又拿他没办法，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要大跌，周恩来说话的分量就要大减，这也是杜向光想要达到的目的。周恩来也明白杜向光的用意，知道自己今天如果对付不了杜向光的话，那就离倒台不远了。

　　于是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行动，说：“我奉毛主席是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吗?红卫兵，执行命令!”

　　众人对杜向光高喊：“走!滚!”

　　虽说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对杜向光高喊口号，但杜向光还是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不走。最后周恩来对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也就是8341部队的战士，下命令说：“解放军，逮捕起来!”

　　杜向光万万没想到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会变得这么凶，竟然会下令当场逮捕他。在解放军战士面前，杜向光不敢再反抗了，只得乖乖被战士押出会场，关押起来。杜向光被逮捕后，支持周恩来的群众长时间鼓掌，而反对周恩来的造反派，本来说好了与杜向光“共进退”，但他们看到杜向光被解放军逮捕，感到心惊胆虚，也就不敢退场抗议了，于是会场上的气氛安定了下来。

　　（54）

　　周恩来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指挥得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保护中央首长的特殊部队，直属中央警卫局领导。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团”，是直接负责保卫中南海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是张耀祠，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的心腹人物;而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是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政委也是杨德中，杨德中是周恩来的心腹人物。因此，周恩来是可以指挥得动8341部队的。

　　周恩来这个强硬的一手，镇住了造反派的气焰，也保住了他自己的威信。周恩来对鼓掌的众人说：【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同志们：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杜向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相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

　　众人高喊：【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很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这个也解释为“阶级斗争”，让群众感到他这么做并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思想。

　　周恩来接着说：【我支持你们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我跟先念同志是站在一起的嘛!杜向光的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他这样说话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像不像一个副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杜向光抵抗我的命令嘛，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不能执行。’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他这样对待党中央，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杜向光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又请他，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

　　众人高喊：【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

　　周恩来说：【杜向光没有今天的表演，揭发他还得费些事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我这一手。你们以为靠一个杜向光，就能夺走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你们看，杜向光是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上当啦!财政大权能让你们夺吗?你们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同志们：你们这样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我劝你们好好觉醒过来。】

　　众人高喊：【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

　　周恩来这里再次解释为什么抓杜向光的理由，并告诉造反派们，他们被杜向光骗了，财政大权是不能夺的，夺这个权的后果非常严重。

　　周恩来继续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全党三十几年，我们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嘛，是清清楚楚的嘛。我们也犯过错误，要允许我们改正嘛。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统统靠边站，这样你们就能接班哪?你们稍为冷静地想一想，政府这样的大事，你们不可能承担。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我们都靠边站了，去休息去，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呀!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呀!】

　　周恩来明确指出：老干部是不能统统打倒的，造反派也是不能接管政府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显然与毛泽东提倡的“全国全面夺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55）

　　周恩来又说：【毛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飞机，不能这样斗。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老干部，你们感觉不到，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啊。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

　　李先念插话说：【老实讲，我就流了泪。】

　　周恩来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这是不应当的，为什么非要斗臭不可呢?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老干部，让你们为所欲为，行吗?】

　　李先念插话说：【有人说要把我打成黑帮。姚依林同志在中南海休息，你们还下了通缉令，让他出去接受批判。】

　　周恩来生气地说：【到底是中央做主?还是你们做主?你们能下这样的通缉令?让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是我要他在中南海休息。姚依林已经检查多次，身体几乎倒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我下的命令保护姚依林，你这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就是向党通缉了。你们简直太过分了!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

　　周恩来告诉造反派们，他们用敌对的方式对待老干部，是因为他们对老干部没有感情，感觉不到。而周恩来与老干部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感情很深，绝不会看着不管，他要保护自己的老战友。

　　周恩来同时也敢作敢当，声明让姚依林休息是他的命令，对姚依林的通缉就是对他的通缉，并进一步声称，对周恩来的通缉，就是对党的通缉，暗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党，反中央，这样就镇住了造反派的气势。

　　周恩来最后说：【财政部的党委要恢复，每个部的党委都要恢复，你们不能推翻党委，哪有党组织可以由群众解散的?你们对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业务的还是部长、司长。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整一下风，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已经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你们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不提醒的话，你们会滑下去的，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你们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我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周恩来的这些话，完全是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上海夺权就是一个典型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例子。而周恩来号召恢复党委，不准推翻党委，夺权也只能夺政治权，不能夺业务权。周恩来的这些说法，都是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宣传的造反精神，完全相反的论调。

　　在“二月逆流”以前，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讲话和做法，还比较温和，比较顾及毛泽东的面子。现在他们都豁出去了，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群众中公开宣扬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周恩来甚至直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这些都是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用这些示威，来打消毛泽东发起“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大决战”。

　　（56）

　　在中共高官中，敢于当面挑战毛泽东威信的人是彭德怀，敢于当面挑战周恩来威信的人是杜向光。周恩来在党内的资格极老，威信极高，他和毛泽东一样，身上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威严感，让人在他面前肃然起敬，不敢冒犯。除了江青敢当面对周恩来耍任性发脾气之外，别的高官在周恩来面前都是毕恭毕敬，可以说杜向光是建国后第一个敢挑战周恩来个人威信的高官。杜向光被逮捕后，就停职反省，后来被下放到地方，再也没有回到中央，一直到死也没有给他平反。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大官如果处置不了冒犯他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他有民主思想的表现，而是认为这是他无能的表现。在彭德怀与毛泽东骂娘的时候，如果毛泽东处置不了彭德怀，彭德怀在冒犯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照旧当官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无能，今后毛泽东在中央里的威信，不能说荡然无存，也可以说一落千丈。同样，在杜向光拒不接受周恩来命令的时候，如果周恩来处置不了杜向光，那么周恩来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也是一落千丈。大家会认为周恩来无能，说话没人听。

　　中国政治的特点，自古以来就是等级森严，下级对上级绝不可以“犯上”，政治大腕人物的龙须更是触碰不得的。一般来说，“犯上”都要受到严厉惩处，毛泽东要严惩冒犯他的人，周恩来也要严惩冒犯他的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2月17日，在周恩来、陈毅等人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大闹怀仁堂”的干将谭震林，则在干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一封信。不少人把谭震林写信这件事，说成是“给林彪写信”，这种说法不太确切。因为谭震林信的信头是“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显然，这封信不是写给林彪个人的“私人信件”，而是写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公开信”。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误解，是因为谭震林首先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看完之后，又把信转交给毛泽东。后来以讹传讹，误传为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林彪为了揭发谭震林，于是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

　　澄清这件事是有必要的，因为“私信”和“公开信”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果是私信，林彪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显然是披露别人隐私的不道德行为，并且由此得出林彪要陷害谭震林的结论。然而，谭震林并不是给林彪写私信，而是一封给毛泽东以及政治局委员的公开信。因此，林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必须把信转交给毛泽东，不存在揭发别人隐私的道德问题。

　　其实，谭震林这封信主要是写给毛泽东看的，第一收信人明明白白就是毛泽东。只有从这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角度，才能理解清楚谭震林的写信动机。

　　谭震林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指捕鱼事件)，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指大闹怀仁堂)。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57）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脱口而出”。陶铸、刘志坚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谭震林。2月17日。】

　　谭震林写这封信，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向毛泽东进一步示威，这是“大闹怀仁堂”的延续;第二个目的是纠正“大闹怀仁堂”中出现的一些“失言”;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

　　第一个目的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第二个目的，是因为谭震林和陈毅在“大闹怀仁堂”时，一时兴起说话走火，说了一些“失言”的话，需要纠正一下。第一个“走火”的话，是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了”。当时很多老干部出于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却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所以，提出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绝大部分老干部都支持，而提出反对毛泽东这个人，相当多的老干部就会不支持。

　　因此，周恩来希望把这次“大闹怀仁堂”的对象，只是定位于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而不是毛泽东本人，这样才能得到绝大部分老干部的支持。而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很容易让别人误解，“大闹怀仁堂”的对象是反对毛泽东本人，这样就会失去很多老干部的支持。因此，谭震林需要再写一封公开信，纠正一下关于“不跟毛主席”的失言，以获得最大多数老干部的支持。

　　（58）

　　“大闹怀仁堂”中第二个“走火”的话，是陈毅提到延安整风的话题。陈毅之所以提到延安整风，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派是整人的，周恩来派是挨整的，林彪既没有挨整，也没有整人。现在刘少奇派被打倒了，这就说明他们过去在延安“整”周恩来派，也是错误的，所以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嘛。”

　　然而，周恩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而不是翻历史的旧账。延安整风本身就非常敏感，现在重提这个话题，不仅无助于解决“反文革”的当务之急，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周恩来当场就试图阻止陈毅说延安整风的话题，但陈毅却已经说了出来，所以事后必须补救一下，这也是需要谭震林写信纠正的“失言”。

　　谭震林的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滴水不漏”，既简短，又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还没有破绽。这封信有可能是经过周恩来指点或修改的，否则谭震林这种性格的人，写出这样滴水不漏的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说谭震林的信写得“滴水不漏”呢?因为这封短短的信，紧扣“反文革”这个当务之急的主题，既向毛泽东示了威，又没有说过分的话或跑题的话，用词也恰到好处。

　　谭震林在信的开头说：【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谭震林首先声明，他之所以“大闹怀仁堂”和写这封信，是因为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忍无可忍”一语双关，它一方面告诉毛泽东，他们已经到了忍耐的底线，再逼他们就要造反了;另一方面又告诉林彪这些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们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被逼无奈，请林彪等人原谅他们反毛泽东搞文革的行动。

　　谭震林接着写道：【江青和文革小组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谭震林这里想要告诉毛泽东的是：“你搞什么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我们都不管，但不能搞到我们这些老干部头上。现在革命搞到我们老干部头上了，很多人身体搞垮，妻离子散，这样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谭震林提示毛泽东应该尽快结束打倒老干部的运动，尽快给老干部们平反。

　　要给老干部们平反，就必须有人为这场打倒老干部的运动负责。让毛泽东为此负责，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谭震林就在这封信里，给毛泽东找了一个替罪羊，这就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谭震林声称：江青等人恶毒地整老干部，都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此毛泽东不必为此负责。后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指控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基本上就是按照谭震林这封信里讲的思路。谭震林早在1967年就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概念，可见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59）

　　谭震林信里讲的迫害老干部的事情，林彪也很有同感。林彪不久前也跟江青大吵一场，他也很不喜欢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林彪也愿意让江青等人承担迫害老干部的责任。

　　谭震林又写道：【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谭震林站在维护毛泽东威信的立场上来骂江青，既骂了江青，又声称是为了毛泽东而骂江青的，真是骂得非常巧妙。就是让林彪等人看了，也会感到骂得痛快。

　　谭震林下面写道：【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怀疑江青他们的执政能力，这个是击中了要害。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执政能力都很差，全是靠毛泽东在支撑他们，一旦失去了毛泽东，江青这伙人就会马上垮台，事实上也是如此。谭震林向毛泽东指出江青和文革小组的这个致命弱点，希望毛泽东不要再重用他们了，他们是扶不起的刘阿斗。

　　谭震林再写道：【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谭震林在这里表态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争到底。谭震林特别指出他的“斗争目的”，是“不允许他们蛮干”。所谓他们，明里是指江青等人，实际上也是指毛泽东，指毛泽东搞文革是蛮干，他们要坚决阻止毛泽东的这场蛮干。这就是说，谭震林的“斗争目的”，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只是反对毛泽东的蛮干。

　　谭震林的这些话，主要为了弥补他在“大闹怀仁堂”时的失言。因为林彪等人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但他们还是忠于毛泽东这个人的，所以谭震林在这里声明：他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并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使林彪等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谭震林的激烈行动。同时，谭震林的信中，完全不提延安整风的事情，这样就纠正了陈毅的“失言”。

　　谭震林在信中最后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这句话有些奇怪，因为到目前为此，这场运动还没有整到周恩来头上，周恩来并没有做过什么检讨，更没有挨过什么批斗，所以目前还不存在什么“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的问题，整周恩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谭震林是借着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对毛泽东把话挑明：“我们不会再等了，我们不会等到你开始整周恩来之后，才开始反击，那样就太晚了。如果你毛泽东不放弃整周恩来的计划，我们马上就会开始造反。我们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毛泽东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的话，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60）

　　由上可见，谭震林的这封信写得非常恰到好处。第一是向毛泽东示威：请毛泽东好好考虑一下打倒周恩来的严重后果;第二又给毛泽东指出一条出路：只要你给老干部们平反，我们就会依旧拥戴你，迫害老干部的责任可以让江青等人承担;第三，又告诉林彪等忠于毛泽东的人，谭震林他们是被迫无奈才这样做，他们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而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林彪等人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支持。

　　上面提到，谭震林写这封信的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因为在这场反击毛泽东的大战中，林彪的角色至关重要。周恩来他们必须事先搞清楚林彪的态度，也就是林彪“是敌是友”的问题，才能据此来制定出相应的斗争对策。

　　怎样才能知道林彪的态度呢?直接去向林彪问，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借用一件事情，间接地判明林彪的态度。而谭震林的这封信，正好可以用来判明林彪的态度。因此，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到林彪那里，要看看林彪的反应。可以预测，林彪看了谭震林这封信之后，不外乎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林彪立即找谭震林谈话，林彪可以对谭震林说：“你的这封信里，这些话不该说，那些话说的不好，不能这样交给主席，需要重新修改。”或者林彪对谭震林说：“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给毛主席写信呢?这封信不行，你拿回去销毁吧。”

　　如果是林彪找谭震林谈话，不管他说什么，都是站在谭震林的立场上，替谭震林考虑，那么林彪就是朋友了，是可以团结过来的。所以，周恩来等人最希望能够看到林彪的这种反应。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二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持中立态度，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要林彪持中立态度，周恩来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三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而是立即向毛泽东汇报，狠批谭震林的信，并与毛泽东共同制定对策。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是敌人了，周恩来等人的危机程度就比较大。不过从林彪以往的表现来看，林彪做出这种反应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谭震林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的态度马上就测试出来了。林彪既没有找谭震林谈话，也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而是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并写了一个简单批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反应表明，林彪的态度基本上是中立的，只是稍稍偏向毛泽东一点，因为林彪毕竟对谭震林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批评。

　　（61）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张春桥，组员王力和姚文元。出了这么大的事，文革小组中地位最高的陈伯达和康生，在会议散会后，居然丝毫不提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这两个人在散会之后，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谢富治虽然在会上“和稀泥”，替文革小组说了一些辩解的话，但他也没有提出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也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最后留下三个人：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

　　这时姚文元对王力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

　　姚文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陈伯达和康生的“立场不稳”，不仅在会上没有斗争，而且会后也不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所以姚文元怕王力的立场也不稳，要他站稳立场。

　　关于陈伯达和康生为什么会这样，前面我们已有解释，这里不再赘述。谢富治不是文革小组的人，他在会上进行了一些不坚定的“斗争”，但在会后，立场也不坚定，不准备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因为谢富治知道，今天这件事，谁去向毛泽东汇报，谁就会彻底得罪周恩来。谢富治从1959年就进入中央，任公安部长和副总理，对周恩来这棵大树的份量深有体会，所以他不想得罪周恩来，不向毛泽东汇报。

　　这样一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重任，就落到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才进入中央，他们就像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得罪周恩来的厉害，于是三个人一起乘车到钓鱼台张春桥的住处，商议对策。张春桥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我们要把情况凑一凑。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

　　他们三人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很快凑出一份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那时候张春桥的地位还不高，没有资格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于是张春桥就带着王力和姚文元，一起去住在钓鱼台的江青那里，向江青报告。

　　江青那天是“托病”在家休息，她听了张春桥的汇报，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她说：“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件事要马上报告主席，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江青的便条送过去之后，毛泽东的秘书很快传来通知，让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去见毛泽东。

　　从江青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江青还是颇有政治头脑的，她对每个人在会上表现的评价也是很到位的，而且决定马上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会议晚上7时结束，江青等人晚上10时就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还准备好来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可见江青处理此事是非常迅速的。

　　（62）

　　据参加这次接见的王力回忆说：【晚10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他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注意到，张春桥汇报前边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张春桥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针对以后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给他看，有意见。”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毛泽东听到张春桥的报告，马上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之所以“光是笑”，是因为他不想在部下面前露出紧张的神色，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可是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毛泽东发现问题比他想象的要重大得多，心中的紧张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所以就笑不出来了。

　　如果高官们只是讲对文革的不满，那么毛泽东还可以认为，这些高官是只反对他搞文革，并不反对他这个人。而陈毅提到对延安整风也不满，那就不仅是否定现在的毛泽东，连过去的毛泽东都要否定，那就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也就笑不出来了。

　　王力回忆说：【这次汇报的时间不长，大约谈了两个小时，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

　　当时，毛泽东不可能顾得上发脾气，也没有必要发脾气，他的当务之急是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对策。现在毛泽东不能轻举妄动，他要进一步观察高官们的动向，弄清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毛泽东听完张春桥等人的汇报，已经是2月17日凌晨了。2月17日这天，毛泽东什么行动也没有，他在认真地思考。在毛泽东看来，高官们这是一次集体的“逼宫”。而“逼宫”的目的，不外乎两种：第一种目的是“谏”，他们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但不逼毛泽东下台。只要毛泽东停止文革，高官们还会继续拥戴他，不会触动他的领导人地位;第二种目的是“反”，他们不仅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也要逼毛泽东下台。这样一来，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高官们都要逼他下台的。

　　如果“逼宫”的目的是“谏”，毛泽东还可以做出一些妥协让步，特别是在搞文革方面做出一些妥协让步，换取高官们继续拥戴他;如果“逼宫”的目的是“反”，那么毛泽东就没有必要在搞文革上做出什么妥协让步了。因为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他们都要逼毛泽东下台，既然如此，毛泽东也就豁出去了，来个鱼死网破，把文革搞到底。

　　单单从“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还不能确定高官们“逼宫”的目的，是“谏”还是“反”。但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这次没有参与“大闹怀仁堂”的林彪，他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于是毛泽东就派他最为信任的江青，去打探林彪的态度。

　　（63）

　　据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2月18日，江青要同我一起去报告林彪。她自己先到林彪家，叫我在京西宾馆等着，然后又接我和她同车去到林彪那里，见了林彪，江青和叶群在座，叫我汇报，叶群记录。林彪只是听，没讲多少话，一句话是骂徐向前，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汇报完了，江青叫叶群派车把我送走，她一个人留下来了。】

　　根据王力的回忆，江青一个人先到林彪家里，两人做了一次不让外人知道的密谈。然后江青叫王力面见林彪，亲自汇报情况。因为江青并不是“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为了向林彪证实“大闹怀仁堂”的真实性，她特别叫了王力这个“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亲口向林彪汇报情况。

　　像林彪这样地位的人，虽然坐在家里不出门，但各种消息是很灵通的，特别是“大闹怀仁堂”这么重大的事情，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而且，谭震林在2月17日写的那封“公开信”，这时也送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情况基本上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对王力的当面汇报，并没有感到惊讶或意外，只是淡淡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骂徐向前：“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第二句是替陈伯达说话：“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

　　林彪骂徐向前，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骂徐向前说的反对文革的话。可是叶剑英也说了反对文革的话，为什么林彪不骂叶剑英呢?这显然因为叶剑英是支持林彪的，而徐向前是毛泽东插到军队决策层的一个楔子，他是与林彪唱反调的。尽管后来徐向前改变了立场，但林彪依然不喜欢他，借着这个机会骂徐向前一下，想拔掉徐向前这个楔子。

　　陈伯达在“大闹怀仁堂”时，基本上没有讲话，所以林彪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这其实是针对毛泽东前几天对陈伯达和江青两人的批评。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高手低”，但林彪却没有附和毛泽东批陈伯达的说法，而是认为陈伯达被冤枉了，替陈伯达说话。林彪替陈伯达说话，这也是后来陈伯达投靠到林彪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周恩来这一派对陈伯达也采取争取团结的姿态。尽管毛泽东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两个人，而“大闹怀仁堂”会议上，大家一致攻击江青，却没有一个人批评陈伯达。谭震林的公开信中，也是只骂江青，不提陈伯达。

　　从王力回忆的情况来看，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态度是冷淡和中立的，没有大骂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言论，更没有表示要坚决捍卫毛泽东。林彪的这个态度，与他在谭震林的信上写的批语，也是一致的。

　　（64）

　　王力向林彪汇报完之后，江青先把王力支走，她自己留下了，与林彪进行第二次密谈。这天，江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密谈的内容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次密谈中，林彪把谭震林的那封信和他写的批语，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

　　江青和林彪在2月18日的白天密谈之后，2月18日晚上，毛泽东开始行动了。据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叶群告诉我，2月18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毛泽东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

　　【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老干部，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说叶群这样的话?我们下面进行分析。

　　（65）

　　在2月18日，毛泽东搞清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林彪的态度。这一天，江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尽管我们不知道密谈的内容，但从后来的情况来分析，大概是江青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希望林彪站出来坚决拥护毛泽东，但遭到林彪的婉言拒绝。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谭震林的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这封信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林彪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林彪，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林彪给谭震林信的批语是：【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当然不满林彪这种不痛不痒的中立态度，于是毛泽东把林彪的批件退回给林彪，以表示自己的不满。毛泽东在退给林彪的批件上写：【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见毛泽东把他的批件退了回来，当然也非常生气。尽管林彪表示中立，但还是稍稍偏向毛泽东的。于是林彪一时生气，就把毛泽东退回来的批件撕碎了。

　　在看到林彪对谭震林信的批示之前，毛泽东就担心林彪会持中立态度，所以他没有叫林彪过来亲自谈话，而是叫江青在他与林彪之间进行沟通。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脾气，林彪尽管不像彭德怀，但也有军人的火爆脾气，不是周恩来那种可以忍气和宽让的人。而毛泽东本人也是火爆脾气，如果毛泽东亲自与林彪面谈，两人话不投机的话，说不定就会争吵起来，甚至闹翻了。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是绝对不能与林彪闹翻的，所以这次毛泽东不直接跟林彪谈，而是让江青充当他和林彪之间的缓冲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二件事，是高官们“大闹怀仁堂”的意图。谭震林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看到谭震林在公开信里，明确声明他们的“逼宫”的目的，只是“谏”，只是要求毛泽东停止文革，而不是要毛泽东下台，这个信息对于毛泽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谭震林写的那封补救“大闹怀仁堂”会上失言的公开信，是非常必要的，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三件事，是周恩来的态度。按照惯例，周恩来每次主持中央碰头会之后，都要写一个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或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会议之后，毛泽东等到2月18日，也没有看到周恩来送过来的书面汇报，周恩来也没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就暗示，周恩来是支持“大闹怀仁堂”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是这次事件的后台。

　　（66）

　　据原建委主任谷牧回忆说：【这一次总理没有去汇报，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跟我讲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了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他又不敢说支持啊。】

　　2月18日毛泽东搞清了这三件事：第一，周恩来是这次“大闹”的后台;第二，林彪对这次“大闹”持中立态度。第三，高官们“大闹”的意图，是“谏”而不是“反”，他们提出四个要求：(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特别是暴力揪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毛泽东搞清了这三件事之后，就要做出对策了。毛泽东的对策可以有三种：强硬对策、妥协对策、半强硬半妥协对策。“强硬对策”就是不管周恩来派系的“大闹”，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一项也不接受，按照原计划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对周恩来的决战;“妥协对策”是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停止夺权，停止文革，双方全面和解;“半强硬半妥协对策”，是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的一部分，与周恩来派暂时和解。

　　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胜算并不大。毛泽东这边的人，除了林彪之外，文革小组的人都是书生，写文章，摇旗呐喊还可以，真正进行战斗是不行的。没有林彪和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一个人，率领几个书生，要想击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毛泽东还有一个极大的软肋，就是此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里的支持率，已经变成绝对少数，随时有可能被罢免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中央政治局罢免共产党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已有先例。

　　1964年10月14日，苏共政治局罢免了总书记赫鲁晓夫的职位。当时苏共发出的正式公报是这样写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0月14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5日，也就是赫鲁晓夫被罢免后的半个多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11月7日举行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红场阅兵式。11月7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装作喝醉酒的样子，对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用我们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两国共产党就能和好了。】

　　（67）

　　周恩来立即对此进行了严重抗议，退出了招待会。周恩来回国时，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所有党政军的领导人，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周恩来，这是建国以来周恩来出访归来后，所受到的最为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迎接仪式中，拍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四巨头在一起的最著名“全家福”照片。

　　现在，毛泽东也面临赫鲁晓夫的危机。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立的十一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被打倒，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系的，朱德和陈云虽说被架空没有实权，但在关键时刻仍有表决权，他们两人肯定会支持周恩来的。本来是毛泽东派系的陈伯达和康生，他们两人在“大闹怀仁堂”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因此这两个人已经靠不住了，林彪的态度也是中立，只剩毛泽东自己一人。

　　这样一来，假如这时候周恩来提出一个“罢免毛泽东”的议案，提交政治局常委投票表决的话，周恩来、李富春、朱德、陈云四票赞成，陈伯达、康生和林彪三票弃权，毛泽东自己一票反对，那么周恩来的议案将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假如这样，中共中央就会发出一个公报：【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67年某月某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毛泽东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停止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林彪同志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当时林彪也被列入个人崇拜的对象，也被神化了，已经是人们心目中的钦定接班人。毛泽东身体不好，由林彪来接班，人们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林彪虽说还是忠于毛泽东的，但让林彪当真正的国家第一把手，林彪也未必会拒绝，毕竟天下第一人的这个位置的诱惑力太强烈了。

　　当然，周恩来这一手的风险也是极大的，毛泽东还有一批保卫他的红卫兵，还有一些忠于毛泽东的将军，很可能起兵造反，这样中国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和内战。所以，周恩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并不会来这一手。

　　如果毛泽东采取“妥协对策”，从个人安危的角度来看，倒是最为安全稳妥的。毛泽东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条件，停止夺权，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让江青和文革小组承担批斗老干部的责任，重新启用老干部，与老干部全面和解，大家重归于好，老干部们重新拥戴毛泽东，这样天下重新太平，毛泽东的地位也重新稳定下来。

　　但毛泽东这个人，偏偏不是贪图安逸的那种人，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战者。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地以为文革一定会成功，他知道文革有失败的风险，而且风险很大。1980年代，陈伯达出狱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陈伯达说：“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

　　（68）

　　记者吃惊地问：“是吗?难道你预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陈伯达说：“不但是我，连毛主席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只不过他是极力地预防而已。”

　　毛泽东知道文革有失败的可能，知道自己有被赶下台的可能，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把文革搞下去，不过他也要极力预防文革的失败。此时，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风险过大，所以他就采取了“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中的一部分，换取双方的暂时和解。

　　周恩来派系提的四项要求是：(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在这四项要求里，第一项“不得向周恩来动手”是根本，毛泽东必须接受，于是毛泽东暂停了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决战。

　　第二项的“停止批斗老干部”，毛泽东接受一半，“批”老干部还是要继续，而“斗”老干部要停止，特别是暴力批斗要停止。“二月逆流”以后，暴力批斗老干部大为减少，特别是老干部被造反派打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再发生了。

　　第三项的“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毛泽东绝不能接受，否则就是自毁长城。

　　第四项的“停止夺权和停止文革”，毛泽东也接受一半。此后毛泽东不再强调造反派单独夺权，而是强调“三结合夺权”。所谓“三结合夺权”，是造反派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老干部占三分之一的权力，军队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这样的夺权，显然是非常不彻底的，但此时毛泽东也只能这样妥协了。

　　毛泽东决定好这个“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之后，他就开始行动了。首先，毛泽东要把林彪拉上自己的战车，因为没有林彪这面大旗，镇不住周恩来派系的人。可是林彪持中立态度，这件事与林彪商量的话，林彪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毛泽东再次来个“先斩后奏”，先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同意也不行。这就像1966年8月一样，毛泽东事先不跟林彪商量，就把林彪定为接班人。

　　当然毛泽东的“先斩后奏”，不便跟林彪本人直接说，于是毛泽东就叫来林彪夫人叶群。毛泽东一开始就摆出怒气冲冲的姿态，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听毛泽东突然这么说，当然是莫名其妙，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

　　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69）

　　毛泽东这里说出他的怒气冲冲理由：“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毛泽东指望叶群对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泽东言行，表示出愤慨或者震惊。可是在叶群来见毛泽东之前，林彪肯定已经向她面授机宜，坚决不能表态支持打倒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因此，叶群在听到毛泽东说“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跟我走了”的话时，既没有表示愤慨，也没有表示震惊。

　　毛泽东见叶群没有表态，只得继续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这里毛泽东亮出了底牌，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第一，他决心把文革搞到底，第二，他要带林彪和叶群重上井冈山，重组解放军。

　　这么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下子落到叶群这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女人身上，使叶群不知所措，乱了方寸，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毛泽东的话，只好说：【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他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

　　叶群这么说，虽然没有表示她和林彪愿意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可是这句话的意思，也间接地表示他们坚决跟毛泽东站在一起，毛泽东要的就是叶群这句话。

　　叶群这么说了，自己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又语无伦次地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然后叶群就哭了起来。在关键时刻，女人还有一个男人所没有的武器“哭”，这时候叶群就把女人特有的武器拿出来，哭了起来。

　　叶群一哭，毛泽东知道继续和她说，已经不会再有效果了，于是就用安慰的口气对叶群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让叶群把他的话转告给林彪，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一定会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

　　毛泽东当然不能让谈话就这么结束，他还要争取叶群这个人。毛泽东知道，叶群对林彪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要给叶群一些好处，给叶群一些甜头，拉叶群靠拢到自己这一边。叶群靠拢过来，她就会影响到林彪也靠拢过来。于是毛泽东故意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于是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的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

　　叶群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得到这种参加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的殊荣，她当然是非常高兴的，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以后，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出席各种高层会议。这个极大的殊荣，是毛泽东给她的，叶群当然要感谢毛泽东。叶群对毛泽东的好感，从而也会影响到林彪，这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效果。

　　（70）

　　2月18日晚，也就是毛泽东和叶群谈话之后，毛泽东开始要跟周恩来面对面地“对决”了。虽说毛泽东已经预定好“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但在面子上，毛泽东一定要占上风，一定要赢一个气势，赢一个面子。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并不在乎这种面子的，周恩来也愿意给毛泽东面子，所以毛泽东这里就不客气了。

　　2月18日晚，正确地说是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一次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为党主席，毛泽东有随时召开常委会的特权。毛泽东这次要解决“大闹怀仁堂”问题，所以叫来的都是参加“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十四个人全都叫来，他只叫了其中的七个人过来开会。

　　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十四个人中，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格来参加会议;谢富治虽然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候补委员，但他在“大闹怀仁堂”时的表现较好，所以毛泽东出于对谢富治的表扬，特别叫他来参加会议;陈伯达虽说是常委，但因为毛泽东不久前才批评了陈伯达，这次叫他来不合适，所以就没有叫陈伯达;康生在“大闹怀仁堂”时的态度中立，毛泽东叫康生来是要争取团结他;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时没有说过分激烈的话，所以毛泽东叫他们两人来;在陈毅和谭震林说了过分的话，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上骂这两个人，所以不叫他们两人来比较好，因为当面骂这两个人，太不给他们面子了;徐向前虽说也没说太过分的话，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转变立场不满，也准备在这次会上骂徐向前，所以不叫徐向前来也是给他一个面子。

　　这次会当然是少不了周恩来的，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叶群。尽管叶群并没有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但她是代表林彪来参会，算是给毛泽东助威吧。毛泽东没有叫林彪来，因为他知道即使叫林彪来，林彪也会称病推托的。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摆出一副震怒的样子，说：【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文革小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在这里大发脾气，虽说他没有点名发脾气的对象，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这次发脾气，针对的是周恩来。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个特点：他对某个人发脾气，就是对这个人抱有希望，对没希望的人，他就不发脾气了。

　　（71）

　　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彭德怀，对彭德怀客客气气的，还请彭德怀吃饭，这就是对彭德怀不抱希望了;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刘少奇，也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还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请他保重身体，这也是对刘少奇不抱希望了。如果这次毛泽东请周恩来过来，客客气气地跟周恩来谈一次话，还把周恩来亲自送到门口，那就是说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周恩来，这是最后一次与周恩来告别了。相反，如果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发脾气，那就是说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抱有希望，还不准备跟周恩来摊牌。因此，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大发脾气，反而安心下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暂时不会发动打倒周恩来的决战了。

　　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熟知他的性格，他发脾气暗示着什么，周恩来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发脾气的第一个主题，是文革小组。周恩来派系在“大闹怀仁堂”的会上，以及在谭震林的信中，都用集中火力批判江青和文革小组，要求“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这个条件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要为文革小组辩护，并开诚布公地亮出自己的底牌，说：“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用这个态度，把话说死了，表明他在文革小组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然后，毛泽东针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停止夺权，停止文革”要求，亮出自己的态度。毛泽东说：【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毛泽东先指责周恩来等人，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出“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都是同意的，怎么现在又反对了?其实，周恩来等人反对的不是文革，而是反对夺权。毛泽东搞什么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破四旧，周恩来等人可以不管，但是一旦搞到了“夺权”，周恩来他们就要管了。

　　毛泽东也明白，周恩来等人主要反对的是夺权，对夺权之外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因此毛泽东这里不提夺权，没有坚持说要把“全国全面夺权”搞到底，只是说要把文革搞到底。这里毛泽东也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一半，夺权可以暂时停止，但文革绝不能停止。所以毛泽东不提夺权，只是用坚定的口吻说：“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然后，毛泽东针对谭震林在会上说的“不跟毛主席了”，进行了反击，他说：【谭震林说他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谭震林可以退出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谭震林该不该活到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

　　（72）

　　毛泽东这里摆出无所畏惧的姿态，表示：“你们不跟我，我也不怕，大不了重上井冈山，重新革命”。这时毛泽东又特别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这里特别提到林彪，是要用林彪这面大旗来“震”一下周恩来派系的人，声明林彪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其实林彪并没有表示要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是毛泽东自作主张，把林彪拉进来。

　　要是在以往，毛泽东一旦说出“重上井冈山”这样的气话，周恩来总会出来说几句打圆场的话，平息一下毛泽东的愤怒。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意思好像是说：“你重上井冈山我们也不怕，别拿这个来吓唬我们。”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自己不好下台，愈发愤怒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大脾气，怒吼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们来搞!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你们把陈伯达逮捕，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据参会的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然而毛泽东这些话虽然脾气很大，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只是一些气急了乱讲的气话。

　　周恩来见毛泽东气成这样，知道自己必须出来打圆场了，否则毛泽东是下不了台的。于是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地自我检讨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见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了，气也就消了大半，但还有一些余怒，说：【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毛泽东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的话，虽然“狠”，但并不“伤人”。前些天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这是很伤人的话。所以毛泽东对陈毅、谭震林等，还是手下留情的，不伤他们的面子。

　　（73）

　　毛泽东见该说的话都说了，再说下去，说不定自己一时性起，会说出什么伤人的话，于是决定收场，说：【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完毛泽东一甩手，拂袖而去，退场走了。

　　毛泽东此时甩手而去，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大家都会很尴尬。毛泽东最后几句话是认真的，表明他准备把这个问题在党内讨论解决，也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重上井冈山”的武力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其实也是声明，他上面讲的那些“重上井冈山”的话，只是气话而已，不能当真的。

　　毛泽东这次用发脾气的办法，巧妙地回答了周恩来派系提出的要求，又保住了自己的威严和面子。对于周恩来派系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毛泽东对周恩来发脾气，这就意味着他对周恩来抱有希望，不会打倒周恩来。其次，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开会讨论解决”，这也是表示不会打倒周恩来。因为政治局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周恩来的，依靠政治局绝对不可能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不怕毛泽东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就怕毛泽东不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打倒陶铸，就是没有通过政治局讨论，江青和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一个宣布，就把陶铸打倒了。周恩来担心的也是毛泽东用打倒陶铸的方式来打倒他。既然毛泽东说通过政治局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不会对周恩来动手了。

　　“大闹怀仁堂”的底线是“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既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底线，那么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其他事情是可以让步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的要求决不让步，这点周恩来就要让步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夺权，停止文革”的要求，让步了一半，这点周恩来派系也可以接受;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批斗老干部”的要求，用另外一种形式做了回答，这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社论《正确对待干部》，该文指出不能一概否定老干部，不能暴力批斗老干部。对此，主笔这篇文章的王力回忆说：【总理看了《社论》很高兴，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是他亲自读的。陈老总在会上特别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办，大家就没意见了。”】

　　周恩来派系发起的“大闹怀仁堂”是成功的，它迫使毛泽东暂时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对老干部的夺权和批斗也大为降温，扭转了文革的方向。这次冲突能够和平解决，是因为双方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毛泽东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周恩来也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周恩来作出的让步。

　　（74）

　　2月18日晚毛泽东大发脾气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周恩来说的这几句话，虽然是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愤怒和缓和会议的紧张气氛，但这几句话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周恩来承认了自己有错，并且承认陈毅、谭震林等人有错，应该检查和检讨。于是毛泽东就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三人进行批评，这样周恩来也没法抵制，因为他自己也承认陈毅等人有错，既然有错，那就必须检讨，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说周恩来太软弱，老是对毛泽东认错，唾面自干，其实不然。在毛泽东大发脾气的时候，在毛泽东扬言要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周恩来如果一言不发，不认错，那就逼得毛泽东非要重上井冈山不可，结果就是全面内战。为了避免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全面内战，周恩来只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况且这次毛泽东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周恩来这里做出让步，并不算吃亏。

　　周恩来也知道，陈毅、谭震林等人心中不服，对检讨想不通，所以周恩来告诫他们说：“该检查就检查，要讲斗争艺术，这样做并不是怕谁，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据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回忆说：【总理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批评，由周恩来主持，参加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和文革小组成员。政治局委员中，除了谢富治，心里都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赞成和同情，所以只是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走个过场。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

　　【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5）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都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的，文革小组火力全开地展开了批判。康生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谢富治说：“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江青又指责周恩来“动摇”，说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周恩来则委婉地反驳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敏锐的，有些迟钝。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

　　很快，文革小组又把“二月逆流”事件泄露到社会上，引起造反派的义愤，在全国掀起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3月14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二月逆流”，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两帮凶”。所谓“三老”是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老干部，“四帅”是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四位元帅，“两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本来周恩来以为让陈毅等人“请假检讨”一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了不起的事，被红卫兵贴一些大字报，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还有一个后手，反手把周恩来打了一个跟头。

　　当时有政治局委员22人，其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被打倒;朱德、陈云、董必武、刘伯承无实权，有实权的就是“三老四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七个人。现在，有实权的“三老四帅”出了问题，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也就无法正常召开了。

　　于是毛泽东提出：鉴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无法正常召开，就让中央文革小组暂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知道，所谓的暂时，很容易就变成永久。但周恩来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反对，只得接受下来。而且，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在这里周恩来也得让步。

　　（76）

　　周恩来的让步是很大的，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是仅次于毛泽东党中央主席的第二大权力。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彪以身体原因，把这个第二大权力让给了周恩来。现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对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此后，一个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不过在这时，林彪向周恩来伸出了援手。因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种体制改革的大事，毛泽东不得不征求林彪的意见。据原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向毛泽东建议：“中央文革碰头会”，不要搞中央文革小组的清一色，要有老同志和军队的同志参加，要由总理来主持。】

　　陈伯达也回忆说：【我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向毛主席提出的，林彪对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毛主席很不客气地批评江青说：“文革小组不能对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这就是后来总理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原因。】

　　毛泽东也知道，现在全部夺掉周恩来的权，反对的阻力太大，况且林彪也不支持。因此，毛泽东就让周恩来主持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名义上周恩来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用“剥笋”的方式，剥掉了周恩来的支持者。让周恩来一个人孤掌难鸣。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十二个人，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再加上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恩来派系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真可谓孤掌难鸣。

　　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但周恩来也非同小可，居然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也能撑了下去。周恩来的生存策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这四个新加入进来的人，除了谢富治之外，其他三个算是中立态度，而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江青和江青派系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还是有可能团结过来的，至少要争取到他们的同情。戚本禹原本是陈伯达派系的，后来投靠到江青那边去了。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有十二个人，但真正能拍板只是两个人：周恩来和江青。周恩来出于人数上的劣势，不得不摆出低姿态，对江青唯唯诺诺，尽可能不与江青发生正面冲突，否则江青仗着人数优势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周恩来将非常被动。一些人因此说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是没有骨气，其实周恩来这种低姿态也是一种策略，它从反面衬托出江青的傲慢和霸道，使人们对她反感，使周恩来得到同情。

　　（77）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当时没有什么人替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

　　江青这种霸道地发脾气，周恩来反而是不怕的，因为江青这是在自毁长城，人心尽失。江青以嘲笑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也得来开我们这个碰头会，因为你那个碰头会已经不起作用了。”面对江青咄咄逼人的姿态，周恩来是以柔克刚，反而用讨好的口气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周恩来知道，办事权是根本，不管什么指示，必须要有人具体执行下去，只要掌握这个执行权，就是掌握了实权。因此，周恩来可以把制定战略的大权让给江青，但自己一定要掌握住“执行权”这个实权。

　　另外，周恩来很快看出，江青根本没有制定战略的组织能力，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足惧。虽说江青也有点自知之明，承认自己的组织才能不如周恩来，但江青不是“不如”，而是根本不能相比。所以。周恩来就干脆让江青出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完全搞不懂应该如何主持会议，搞得一团糟。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文革碰头会，就是大家哇啦哇啦说一通，既无议程，又无结果。总理只是他有什么事，到这里通过一下，另外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办，他去办而已。】

　　江青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有权就翘尾巴，说话蛮横，态度霸道，不但不会团结大多数，反而得罪了大多数。周恩来看出江青这个缺点，有意让江青来主持工作。江青不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还少一些，她越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就越多，反而是帮了周恩来的忙。尽管周恩来被江青夺去一部分权力，可是江青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周恩来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跟毛泽东又打了一个平手。

　　周恩来最困难的时间是1967年3月，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他只剩下国务院的一些权力。不过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江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本主持不下去，很多事情不得不交到周恩来这里处理，这样周恩来实际上又掌握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

　　江青也知道周恩来善于团结大多数的厉害，她曾当面斥责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小组分庭抗礼，把文革小组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要拆散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说归说，她在团结人的方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78）

　　到1967年4月，周恩来基本上占上风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除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都越来越反感江青的横行霸道做派，明里暗里支持周恩来的人越来越多，周恩来居然反败为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里站住脚了。

　　周恩来站住了脚，说话也就硬气起来，4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把“二月逆流”的说法改为“二月的乱子”，大大减轻了这件事的性质。周恩来说：【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所以，在批判‘二月的乱子’时也联系到我。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此事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

　　毛泽东也看出江青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他这一掌打了周恩来一个跟头，没想到周恩来又站起来了。周恩来站起来了，周恩来派系的人也活跃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对周恩来派系做出让步，对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进行一些安抚，防止他们再搞一次什么“逆流”。

　　4月26日，毛泽东让陈毅、谭震林和徐向前，重新参加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算是他们三人的“请假检讨”结束了;4月29日，毛泽东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恩来和参与“二月逆流”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开了一个团结会。据李先念的秘书蒋冠庄回忆说：【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1967年5月1日的“五一节”，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参与“二月逆流”的高官，都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中央领导人在重大活动上露面，就是表示没事;不露面，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这次参加“二月逆流”的高官们全体露面，不仅是表示他们都没事，而且也是表示“二月逆流”本身不算什么问题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

      链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二（1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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