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1929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28岁……
或许正因为年轻，这支队伍才在异常艰难的内外交困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面对“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这样决定一支军队生死存亡的系列重大问题，年轻的红军向历史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从此，这一回答深深扎根在这支队伍的血脉当中，并成为其在纷繁复杂的道路上克敌制胜、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如今当我们回望这一历史，那一个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身影，那为革命事业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直面矛盾的动人画面，不断在我们眼前闪现。那是年轻的红军，那是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编 者
对一个从事政治工作的军人来说，古田会议旧址，是一座心中的圣殿。
走进闽西这个绿树围合的小山村，我真切感受到85年前那场时代的风云际会和一代伟人与英杰的睿智、情操和襟怀。
那一排历史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1929年的红军非常年轻，同样年轻的是红军的领袖们。
36岁的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还穿着长衫，经历了井冈山两年的艰苦斗争，枪林弹雨，钻山爬坡，残破的竹布长衫换成了打满补丁的短褂。这位从湖南韶山走出的农家子弟，在他的革命同志纷纷去马克思主义诞生地寻求真理时，他坚定地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需要了解中国的实际。于是，他留在了国内，参加了大革命。
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显示了他对中国社会最透彻的了解和对中国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深刻思考与准确把握。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在危难之时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并带领剩下的队伍走上了井冈山。此时，毛泽东英气逼人的炯炯目光里，透着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和深重忧思。
队伍里那个伙夫模样的中年汉子，是红四军的军长朱德。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军长，也不像刚满43岁的年纪。朱德位于四川大巴山麓的故乡，比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韶山更加荒僻偏远。朱德直到19岁才第一次从大山环抱的小山村来到县城，以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接着参加了云南起义和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直到升为护国军的旅长。后来，他碰到了同盟会员、四川南溪人孙炳文，阅读了很多革命书籍，毅然辞去旅长职位到欧洲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后不久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失败的艰难时局下，朱德率领着剩下的队伍，一路转战，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红军队伍中，这位活泼英俊的年轻人是陈毅。他只有28岁，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读书时的陈毅对文学与诗歌充满热情，但目睹当时故乡四川民众的深重苦难后，18岁的陈毅与同为四川籍的青年赵世炎、邓小平、聂荣臻、李硕勋等一样，来到欧洲求学并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回国后，陈毅受党派遣到川军中做兵运工作，结识了朱德和刘伯承。1927年，四川形势突变，军阀露出了反共的面目，陈毅被迫来到武汉。南昌起义后，陈毅赶往南昌，与起义失败的队伍会合，同朱德一起整顿队伍，建立组织，发动湘南起义并来到井冈山。
在古田会议的前一年，30岁的彭德怀领导了平江起义，起义部队编为红五军，率主力来到井冈山。红四军在朱毛率领下出击赣南后，彭德怀在井冈山留守。这年，22岁的林彪已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这个时候的林彪已经表现出对政治的极大兴趣，他写信给毛泽东，发表对当时红四军情况的看法。
还有第二纵队的党代表罗荣桓，这位亲自参加和领导过湖南农民运动的年轻人，虽然只有27岁，但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在重大问题上显得老成持重。同样只有27岁的谭震林，是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历经考验，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这支数量不多的红军队伍中，此时已聚集起一大批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帅的重要人物。
在朱、毛会师的雕像下，我们沉思，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是怎样走过苦难、走向辉煌的?我想说，尊敬的先辈呵，生于艰难、起于艰难，你们是不幸的;但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你们何尝不是幸运的一代呢?因为你们有着自己认定的信念和理想，你们历尽艰辛实现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振兴了多难的民族、改变了孱弱的国家，你们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千百万人民的记忆中。
开天辟地第一回的重大课题
这支仅有几千人的武装，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正行进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下。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决定，红五军主力留守井冈山坚持斗争，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朱毛红军来信，提出将红军武装力量分散编入各乡村去，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
这就是史称的中央“二月来信”。4月，红军收到中央辗转送到的来信，红四军召开前敌委员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根据会议意见给中央复信，不赞成将红军分散到乡村和朱、毛离开红军。在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在思考，党已经拉起了一支武装，如何保持和发展这支武装呢?
红军出击赣南，红四军前委随军行动。一路上部队行军打仗军情紧急，为减少领导层次，决定红四军军委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5月，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来到红军驻地宁都。毛泽东和朱德对刘安恭的到来非常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军委，由刘安恭任军委书记。由于刘安恭对红军的历史和现实都缺乏深入了解，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后，在一些问题上同红四军前委领导发生了矛盾。一个更深的问题开始萦绕在毛泽东和朱德的脑海中：党拉起了这支队伍，但党怎样实施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呢?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毛泽东和朱德都看到和感受到，部队中存在着浓厚的军阀残余思想、流寇主义和享乐意识。毛泽东的眉头紧皱着，他想起去年7月，前往湘南的第二十九团，因战争失利几乎全部散失。这样一支部队，面临着的是两种前途和命运啊，或者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或者成为一支军阀部队和封建割据的队伍。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
艰难的探索与痛苦的碰撞
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对这些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正在不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来。
首先遇到的，是党对红军的领导体制问题。当时红四军设有前敌委员会，这是党领导军队和地方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还设有红四军军委。年初出击赣南时，停止了军委办公，后刘安恭的到来，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并由刘担任书记。前委与军委的职责划分，是一个没有先例且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摸索的问题。
而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后，由于不了解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他事。作为下级限制上级的职权，显然是错误的。加上当时处境困难，屡遭挫折，红军中包括高级干部中对一些具体政策制度和做法产生了议论、争论。
由此引发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方式问题。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划分，直接涉及党的机关工作范畴问题。比如有人认为，“党管得太多了”“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受限制的”，有的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党应该如何实施对军队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党与军队的关系?这些都没有先例可循，必须由红军自己来确立。红军的大部分人员是从旧式军队中脱胎出来的，旧的思想和习惯难免带到了红军中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的还不习惯、甚至产生怀疑。旧习惯的改变和新制度的形成需要一个分外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当时的党和红军正在经历着这个过程。
由此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的关系问题。过去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实行党代表制，但这与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作用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很多情况下，红军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作用地位要高出同级军官，这使得一些军官不习惯、不服气。
还有关于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问题，主观主义问题，小团体主义问题，流寇思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1929年夏天的红军中进行了激烈的碰撞。
发生在年轻的红军和红军领袖们中的碰撞，是如此地富有使命感和创造力，是如此地纯洁而光明、坦诚而干净、高尚而深刻，在碰撞中擦出的火花是如此地绚丽壮美、辉煌灿烂!
信仰在碰撞中升华。
博大坦荡的云水襟怀
1929年6月初，红四军攻占龙岩，前委召开会议讨论军委的设置问题。朱德和毛泽东发表讲话，都强调红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在具体的领导方式上出现一些分歧。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取消了临时军委，刘安恭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在不久后的一次作战中牺牲，时年30岁。在这次会议的当天晚上，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一封信，表达了对毛泽东观点的支持。毛泽东第二天即给林彪回信，回信刊登在前委编印的《前委通讯》上。接着，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同样刊登在这个刊物上。由此，朱、毛之间的不同观点公开化并在部队引发争论。
鉴于此，6月22日，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在会议进行的前委书记选举中，陈毅当选，而毛泽东落选了。“七大”《决议案》严肃批评了刘安恭和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所起的不良作用，也对朱、毛的缺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各列举了七条表现。大会还给予了朱德“书面警告”，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这个选举的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但对选举结果、给予的处分和严肃批评，朱、毛两人都没有辩解。如果没有以党的事业为重的觉悟，没有坦荡的襟怀，这是难以想象的。
“七大”之后，毛泽东去地方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打破了闽浙赣三省敌人的“会剿”，把苏区扩展成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
8月上旬，陈毅前往上海，将红四军和朱、毛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向中央作了客观、详细的汇报。中央讨论了陈毅的汇报，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研究红四军的问题。随后，周恩来让陈毅按照中央的精神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出朱、毛两同志的错误是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在陈毅去上海后，朱德即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回来工作。9月，在朱德主持下召开红四军“八大”，会议又提出要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并由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张恨秋给毛泽东写“敦请信”，由于毛泽东病情太重，未能成行。陈毅回到红军后，传达了中央的精神。毛泽东的身体已有好转，于11月下旬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合。
朱德承认了自己在争论中一些观点是不正确的，陈毅向毛泽东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向朱德、陈毅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并说“由于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至此，红军领袖之间的隔阂和争论消除，并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团结。前委作出了召开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决定。
古田会议前红军党内的争论及解决，是我们党做好党内统一思想认识工作的一次典范。红军和红军领袖们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
极目闽西起伏无尽的群山，站在纪念馆前遥想当年，无限崇敬涌上心间。朱、毛、陈等红军领袖们表现出来的宽阔胸怀、伟大人格和浩然正气，百世景仰，千古缅怀!
耸立在人民心中的永恒丰碑
12月中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开赴上杭古田，为红四军“九大”作准备。毛泽东依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党的组织”问题等8个决议案，共达2万多字。而这些深刻的思想、深邃的思考，是毛泽东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完成的，这是多么强大、多么勃发的创造力!
古田会议和会议文献，创造性地解决了党的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军路线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制度。
一个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前无古人的伟大思想就此成形。
一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史无前例的伟大道路就此开辟。
一座闪耀熠熠光辉的丰碑屹立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之上，屹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上，屹立在中国革命和解放的历史之上，屹立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之上!
啊，历史的古田，今天的古田，永远的古田!
(《解放军报》2014年10月1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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