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改造中国”，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句口号，是那个时代的豪情壮志。
旧中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时代的人为什么要把旧风俗改掉、再造一个新的中国呢?今天的人们当然无法穿越回历史体验一把，但我们可以从前人的记述中好好地去体味其中的某个片段，增加一些感性的认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著名的战士，被毛泽东誉为“新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对当时社会的旧风俗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在文章中呼吁要“掀翻这吃人的宴席”，他笔下的人物如闰土、祥林嫂、阿Q、华老栓等无不是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的牺牲品，他化笔为枪，向着旧的万恶进行着猛烈的反击。如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若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白修德是一位美国自由主义记者，1939年受《时代》杂志委派来到中国进行战地采访，他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中国的惊雷》一书，从他在书中的记录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旧中国人们的一些社会生活状态。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城市里蒸腾着鸦片气息。霍乱、痢疾、梅毒和沙眼，腐蚀着人民的健康。……在任何乡结里，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通常大镇市上总有‘小康’之家组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圈子。他们的田地产业给他们以威严的气概和文明的外表。当传统主义者说起中国乡村民主的时候，他们总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决定的。父老差不多总是有钱有地的人，或有钱有地之家的商业上的同盟者。中国少数的‘博学之士’，即出得起钱受教育的人，也是这些人家出身;中国各级政府的人员，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来的。这些人由于对自己阶层的忠实感，从根起就有官僚主义。在乡村里，富有土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统一性显而易见。政府指派保长和甲长，负责收税、征兵和维持公共秩序，这些保甲长一定差不多全是有钱人。……中国农民被投机家、军阀和西洋的工商业弄得破产，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关系之中，渐渐被迫得气都透不过来……在现世界之中，只有中国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坏。……在中共活动革命纲领的压力之下，陈腐的乡村制度和官僚主义开始破碎了。……共产党不仅鼓励对日本作战，而且还鼓励对整个旧东西作战。……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农民为那些控制着土地和政府的人们充当农奴，已经把自己销蚀到绝望的境地。几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社会的残酷而文雅的人士享有着一切道德、法律和权力的凭依。在拥有田产和贫无立锥者之间，以及在脑满肠肥与忍受饥饿者之间的斗争，也正象中国历史那样古老。但现在由于新的技术，新的学说，新的需要的进入，豪绅的控制却第一次遭到威胁。今天的中国是站在历史危机的关口，其危险是犀利和明晰的。第一个危险是：那些统治者国民党，头脑封建的人物企图把他们旷古以来便以握有的特权转入到明日的新世界里去，一如他们在日本的老搭挡在一世纪以前所曾做过的那样。从国民党的盲目抗拒变革中所产生的第二种危险是，他们的政敌，可以这样乖巧地对这种岁积月累的罪恶培植成一种反感，致使人民甘愿把几已探手可得的自由唾弃，但求古老的不义得予纠正。”
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在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人们眼里，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铁屋子，伴随着觉醒者的呐喊，越来越来的人加入到破毁这铁屋子的队伍中，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成了一个坚定而彻底的旧风俗的革命者。
1911年，毛泽东入湘乡中学读书，这年夏天，他毅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他在后来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说：“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作的《讲堂录》中写道：“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记录东汉名士严光时写道：“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在11月29日关于修身的讲堂录中写道：“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比骎骎隆东汉焉。”1915年4月5日，毛泽东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记录与毛泽东的谈话时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日记中记录与毛泽东的谈话：“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1917年11月，毛泽东在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时建立的《夜学日志首卷》中写道：“创议之初，咸以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此创设夜学之意，一也。”1918年4月，毛泽东与同学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长沙发起新民学会，制定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将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中写道：“我们是学生……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板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象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其多呢!……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糜，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刊发的《本会总记》中写道：“最足令人留着印象的，就是学生运动曲高唱入云的悲壮声音。这曲忘为谁某所作，至今近十年了，湖南的同学们犹念着不辍。我今将他记在下面——
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抢〈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所谓‘军国精神’，是这时候教育的主旨，亦即学生所抱以求学的主旨。这种主旨，一面为着对外，一面则为着推倒满清。”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因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此事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上连续发表10篇评论文章。11月16日，他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写道：“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昨日天籁先生和兼公先生已经作了引子，我特为继着发表一点意见。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他呼一声‘冤枉’。”11月18日，他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中写道：“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11月19日，他在《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中写道：“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澈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条性命。”11月21日，他在《女子的自立问题》中写道：“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当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时候，还有这被逼杀身事件出现，也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于今我们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叹惜，还是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而在研究方法之先，又应推寻所以被制根由。”11月21日，他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中写道：“我们要晓得母家、夫家是有罪恶，但是他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他们的罪恶，固然他们自己也可制造，但大部分仍是社会给与他们的。并且社会如好，他们要制造罪恶也没有机会。譬如赵家听见了吴家的姑恶，做媒的佘四婆婆，偏要说这不确。设在西洋社会，必无如此勉强牵合的媒人制度和欺人诳语。又如赵女士不肯上轿，他的父亲竟掌他一个嘴巴。假在西洋社会，便可在法庭提出诉讼，或竟采用自卫的抵抗方法。又如赵女士欲吴家改期，吴家的兄嫂竟有权可以‘固拒不许’，这边亦竟不能不承认他的‘不许’，强迫嫁去。这都是我们中国万恶社会里特别发生的把戏。”11月27日，他在《打破媒人制度》中写道：“中国这种社会简直可以称做把戏的社会。结婚这个把戏里面，关涉到男女问题，又生出了许多小把戏，像那爬灰啦，盗嫂啦，养汉啦，争风啦，带〈戴〉绿头巾啦，使仙人跳啦，等等都是。而在婚姻里面，出乎这些小把戏之上，竟可以称为‘大把戏’当之而无愧色的，便算那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媒人’了。……媒人既是坏到这样，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媒人这种东西，应该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倘因乡曲风气未通，一时难尽去掉，也要男女互相睹面，防制他的说谎原因。婚成不对，可向诘责，媒人不能不负责任。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澈底的撤开什么男女大防。”11月28日，他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中写道：“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他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为甚么打起屋大的灯笼，寻遍了全中国的社会，竟看不见半点恋爱的影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竟可以将这种非常势力轻轻挡住，是什么原故呢?有人答：‘因为中国的礼教’。但四万万人懂得所谓‘礼教”的到底有多少?全中国二万万女子一字不识不消说，全中国农人，全中国工人、商人，他们又认得清几个大字。把他们都除掉，真正懂得礼教的，便只有身穿绿长褂、自称读书君子的一最小部分了。‘读书君子’之外，大多数毫无知识的妇女及农、工、商，支配他们的精神界，而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的大护法，来挡住这恋爱要求的横海潮流的，我以为不是别的，就是唯一的‘迷信’。…… 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讲到这里，便不得不联想到人人会说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教育普及’了。 ”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道：“今以学校对于学生之目的言之，为‘养成有独立健全之人格之人’。而家庭对于子弟之目的，则为‘养成可供家庭使命之人’。(例如父兄只责子弟赚钱养家，却不问其来历。)社会对于个人之目的，亦非以社会为个人之发展地，而以个人为社会之牺牲品。(例如工厂奴使工徒，又各种机关下级人员之生活，多感痛苦而不觉愉快。)此岂非精神上相冲突之明证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家庭，学校，社会，将相违日远，焉有改良之望哉!今请申言吾人之意，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盖所谓改良家庭，改良社会云者，无非改良‘生活’，而旧的家庭生活，与旧的社会生活，终不可以改良。此等之旧生活，只适用于旧时代。时代已更，则须别有适应此时代之新生活。且伊古以来，几曾真见有改良其旧之事?有之，皆创造其新者耳。近人知旧剧之不可改良为新剧，而岂知各种旧生活亦皆不可改良为新生活也。今试征之家庭与社会之事实，与现今之家长言子弟人格独立，与现今之工厂主谋与工徒分配平均，尽人而知其不可能也。故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在《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中写道：“湘省烟禁素严，民国以来，吸种殆绝。张督烟癖甚深，军署上下，及所部将卒，多数有瘾，相习成风，烟禁大坏。近更勒民种烟，每田百亩，种烟四十亩，每亩抽税二十元。长沙一县，发烟种至四万包。最近武昌鲇鱼套车站，扣留张督由奉天运到烟子四十五袋，迭经各方呈诉，外人抗议，通国执言，犹卒被张督强迫运去。由此以往，不独湘中烟害无穷，且复牵动外交，毁伤国体，腾笑全球。其罪四。”1920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写道：“无论当局者属南属北，抑其人为恶为良，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湘局之无望治安，早已成不移之铁案。”1920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中写道：“再吾湘现处特别地位，应采革命精神，趄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毛泽东在记述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中写道：“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考察中也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农民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开心地笑起来。毛泽东在写到农民诸禁时说：“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关于政权问题写道：“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指出：“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中讲道：“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大会上的讲话《心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对于旧文化工、旧教育工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指出：“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向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进行了彻底的涤荡，那个让中国透不过气来的铁屋子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新风尚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天翻地覆。美国社会学家埃兹拉·沃格尔在他的著作《共产党统治下的广州》中写道：“最终消灭了妓女、抽鸦片、赌博和酗酒。一个世纪来第一次恢复了公共道德，人们不再担心被抢劫，也不再害怕夜间在街上行走。帮助与严格监督的结合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但却使有组织的犯罪得到了控制。”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写道：“抽鸦片的问题是旧政权的无能和新政权的成功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例证。……国民党的反鸦片法和反鸦片运动之所以劳而无功，不仅仅是因为国民党政权的无能，它还有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发现，在毒品贸易中获利的秘密社团和帮派组织在政治上是可以利用的，腐败的官僚机构和警察力量则因为有利可图而保护鸦片生意。然而，人民共和国的新统治者却在两年的时间里就解决了在中国各种政府统治下持续和发展了近两个世纪的鸦片问题……到1951年底，鸦片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而到1952年底前，中国已经很难再找到吸鸦片的人了。”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指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指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谈话中说：“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按语，在《以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说：“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返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说：“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说：“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着手改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丧葬陋习。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签名倡导身后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作《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其中讲道：“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内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指出：“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中说：“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二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1958年5月20日、2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1958年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关于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1959年2月-3月，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为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材料作的批语《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中指出：“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指出：“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写的党内指示《彻底纠正“五风”》中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讲话中指出：“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1962年下半年，毛泽东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隐退而复出，发动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反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官僚化趋势，振兴集体主义精神和思想觉悟。1963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办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办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一题词。从此，学习雷锋事迹、发扬雷锋精神在神洲大地风行，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人民的时代风尚和价值追求。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也在广为传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又叫做“前十条”，开展“四清”运动，清除党内的腐败习气，缓和官僚特权阶层的发展。他在决定中写道：“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做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1964年2月，毛泽东在教育工作会议(即春节会议)上说：“孔夫子的教育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点办法。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创造中国的道路。”他对过去15年里文艺工作存在的问题指责说：“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农业问题指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毛泽东所说的大寨精神，就是周恩来总结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在会议上还指出：“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不能乱花钱。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出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关于文艺问题，他指出：“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的。”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尖刻地评论说：“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讲：“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有很多也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梁、菽、麦、黍、稷。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制太长了。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现在要改革有很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这可能泼了你们的冷水，你们希望看好的，而我专门讲坏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中指出：“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破旧立新的一生，几千年来套在中国人身上的旧的枷索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砸碎，新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他倡导的风俗革命，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没有黄赌毒、没有黑社会、没有男尊女卑、没有人口拐卖、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青楼妓院、没有欺男霸女的风清气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人的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中国人的新风尚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和赞许。1971年11月15日，在26届联大会议上，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说：“我们是处在新的世界和平的开端，这将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将通过他们的政冶品德来教育我们，这种品德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明显的宏伟规模形成对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宽宏大量。……经过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精神——它倡导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换句话说，人类的新生活法则，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它在这里和那里引起了惊讶和恼怒;在其他地方则引起了钦佩和满意，大量的文章和讲话表现了这种情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说：“我作为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大使，曾经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中国人民不仅对本国的发展承担伟大的义务，而且还首先支持一切正义事业。虽然很可惜我在北京呆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所受到的款待、好意和尊重，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表现出来的谨慎和谦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欢迎一个经住了时间考验的国家的人民的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胜利地打倒了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内铲除了各种形式的屈辱和堕落，因为，不应当忘记，正是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在例如上海、广州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把它们的乐园建筑在中国大众的痛苦之上。”马里代表团副团长布巴卡·坎特说：“他们的决心和他们的悠久的才智克服了他们前进道路上碰到的各种困难。正如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先生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了‘一个古老的文明起来反抗外国野蛮势力。这个野蛮势力在十九世纪时欺压他们并对他们的经济、体制和民族自豪感进行重大打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那个国家的人民实现它的伟大使命和胜利地生存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此外，使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臻于完善的文化革命的开展是由于他们有力量，有能力。这次革命尚未结束，但是全世界已经感到惊异。诽谤者们已经看到，中国事实上是强大的，还看到，中国已经经过了战斗的洗礼，准备着在文化道德遗产已经过重新评价、原子已被驯服、技术已经完善以及在各方面具有先进经济的情况下迎接历史的使命。胜利是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被公认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我们当代的历史上，除日本外，这是第三世界中第一次有一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从风俗上，他改变了中国，他让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创立了中国人的新生活法则，他在世界面前开创了举世瞻目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曾是东方最顽固的封建堡垒里的中国人，毛泽东实现了“文明其精神”，让中国人民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跨入了现代国家行列。后毛泽东时代，那些曾经被人人喊打的“四旧”又出现了大面积的回潮，以至于人们惊呼“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毛泽东开创的一代新风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更多的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乱象毅然选择了坚守，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明白，毛泽东的方向，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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