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解放梦

　　我曾经看过一部记录片，名字现在也忘掉了，但其中的一段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震撼：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主席以他那浓厚的湖南口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天安门广场30万游行队伍瞬间沸腾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拥抱着，那种不带任何粉饰的兴奋、激动、愉悦足以感动天感动地，足以写在人类的历史上，那种高昂和宣泄是只有摆脱了奴役获得了解放的人才会有的表达。

　　中国曾经是一个封建帝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根深蒂固地盘绕在每一个城市、乡村、家族，束缚着中国人个性的发挥和人格的独立，阻碍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自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东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人的头顶上又多了一块沉重的帝国主义的巨石。从奴役中解放成为近代中国人最迫切的梦想，而革命成为解放斗争中的必然选择和惟一途径。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西奥多.H.怀特在抗战时期来到中国，他深入了解了中国人所受的压榨和盘剥，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对中国的反抗和革命有这样的看法：“人民大众如得到机会以原始的公道加之于压迫他们的人，其如火如荼的粗野，是什么都比不上的。抢掠和屠杀，火焰中的庙堂，以及泥泞的草鞋脚蹂躏锦锻的景象，是令人惊惧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论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别力。”怀特认为革命是一种原始的公道，也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正义，这与毛泽东所经常提及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语义上是相通的。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与参加平壤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一些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国家地区代表谈话时说：“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关于越南战争的问题时说：“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当斯诺希望毛泽东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的时候，毛泽东回答：“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毛泽东眼里，“解放”是一种天赋人权，事实上，这也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实现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中国人的解放，他的思想，他的实践，无不烙印着解放的镏金。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疾呼：“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不许实业专制》一文中，毛泽东写道：“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剌斯的恶制，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三)》，非常乐观地预言：“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919年11月14日，长沙一女学生因抗婚自杀，毛泽东在13天内连续发表10篇评论直指封建婚姻制度和习俗，其中于1919年11月21日在《女界钟》特刊中发表的《女子自立问题》中写道：“当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时候，还有这被逼杀身事件出现，也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于今我们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叹惜，还是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而在研究方法之先，又应推寻所以被制根由。”192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指出：“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指出：“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

　　1927年3月，大革命即将被屠戮的前夜，乌云自天边滚滚而来，血腥气息已若隐若现，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指责不绝于耳，悲愤的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32天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中国人所受的压迫：“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对农民运动进行了热情地讴歌：“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然而毛泽东的呼吁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取了上海的控制权，3月26日，蒋介石和他的国民革命军被作为解放者迎接进上海，但这个解放者不久就成为挥舞着屠刀的刽子手。4月12日黎明前，声名狼藉的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的武装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的精锐部队一起，向共产党总部和激进的工会组织发起了进攻，开始了大屠杀。据美国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记载：“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5.8万名党员的强有力的组织，到了同年年底，只剩下不超过1万名党员，他们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士气低落，缺乏领导。一些党员叛变了，但是大多数党员不是战死就是被简单地处死了。”这次革命的失败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血的教训，在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要实现社会和人民的解放，惟有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否则要打破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的枷锁，连一点希望都没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毛泽东还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指出：“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把民族的解放置于了头等重要的地位。报告还对此前红军完成的万里长征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1936年7、9月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一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一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当斯诺问毛泽东“是否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时，毛泽东回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蔡元培的信》中殷切地呼吁：“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目的是实现中国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携中共领导人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宣告：“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他在采访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1937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周刊，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民族大义，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先进力量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去。毛泽东站在历史的前沿，为民族的解放鼓与呼，思与行。1937年8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矛盾论》，以求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他写道：“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就“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谈话中说：“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演讲，他讲到：“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⑴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他在演讲中说：“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对投降活动进行了批判：“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写道：“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他讲道：“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他讲：“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毛泽东还为这次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要求道：“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出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指出：“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报告，指出：“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指出：“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在开幕词的最后，毛泽东响亮地高呼：“中国人民解放万岁!”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还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指出：“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说：“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说：“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等提出部队番号改称“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机关称山东解放军总部。然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并没有等来梦寐以求的和平和联合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蒋介石政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全面内战。美国记者西奥多.H.怀特在他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把美国称为中国内战的工程师，他说：“美国人应认识，中国政治里许多确定无疑的事实之一是：在百万中国人民的眼中，他们的内战是美国造成的。我们是内战战略的工程师——我们把政府的军队飞运到共军的地区里去，我们运输并接济国民党的军队，使他们开进了共产党的黄河盆地及无人区的满洲，我们颁布命令给日本的驻军，这才把北方的铁路成为内战的角逐品。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开到了华北并停留在那里支持蒋的政权。”1946年10月3日，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称：“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宣言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这个宣言还头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严明的纪律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横扫千军，在神州大地上拉开了大解放的序幕，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说：“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1948年11月，毛泽东在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论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十分坚定地说：“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人们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全部反动统治将被中国人民所彻底地打碎。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献词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献词还对蒋介石集团假和平的把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说：“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献词最后宣称：“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4月中旬，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第二、第三野战军随即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公里战线上，横渡长江，势如破竹，一举摧毁长江防线，23日，国民党的旗帜从南京总统府无奈地飘落，一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土崩瓦解。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的“仁义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剌，他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作开幕词，他说：“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他自豪地向世界宣告：“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写碑文《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49年10月1日，一个被重重压迫的新国家、新社会象一轮朝阳从古老的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光芒四射，这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个节点上被改写。22年后的11月15日，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讲的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改天换地的变化，他说：“事实上，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他们已经为他们自己找到了未来的立足点。我们可以稍为回想一下我们童年时代图画书里的中国苦力，他们是世界上最低廉、受剥削最重的人，很遗憾，他们非常类似目前不发达世界中受到蔑视、剥削和陷于贫困的千百万无产者。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

　　中华民族的解放之路是无数的先烈用鲜血铺就的，它曲折，它崎岖，它壮烈，它艰难。一个新国家的建立，也不是说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它就象一艘巨轮，朝着光明的彼岸，但这是一条布满险滩的未开辟的航线，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理想，需要追求，需要果敢，旧的压迫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旧时代的污泥浊水甚至会掀起滔天的巨浪，要把这巨轮打翻。要实现彻底的解放，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坚定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于是便有了席卷全国的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壮举，到1955年，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妓女被彻底禁绝了，无数的妇女获得了新生;于是便有了空前的剿匪和取缔反动帮会运动，这些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巨瘤被解放的洪流涤荡一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作家埃兹拉.沃格尔1969年撰写了《共产党统治下的广州》一书，书中写道：“最终消灭了妓女、抽鸦片、赌博和酗酒。一个世纪来第一次恢复了公共道德，人们不再担心被抢劫，也不再害怕夜间在街上行走。帮助与严格监督的结合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但却使有组织的犯罪得到了控制。”在旧中国，广州是犯罪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共产党在广州打扫的成果，是新中国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1964年曾经在井冈山讲过这样一件事：“这次先到上海，上海民政局长给我们作报告，全上海现在小偷、妓女都被改造没有了。我们不相信，就几个人分头找小偷和妓女，有的自己一个人随便搭公共汽车，有意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容易发现的地方，没有被偷，有的故意把钱掉在地上，当即有人告扩你，你的钱掉了。沈醉是搞特工出身的，对解放前大上海这个大染缸太了解了，就到大世界等娱乐场所去寻找妓女的蛛丝马迹，也是毫无发现。共产党将大上海治理得这么好，我们一个个对毛主席和共产党表示了最大的信服。”1955年9月至12月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中指出：“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1958年5月，毛泽东在《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报告中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一些年里，西藏仍然处在封建农奴主的统治之下，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中说：“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之后，在西藏进行了民主革命，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

　　如果站在公道的立场上，如果对历史有深入和充分的了解，如果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客观的把握，就会对毛泽东对于解放的执着和深度思考及探索感到深深的敬畏。他是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接过了先人奋斗的旗帜，将中国风起云涌的解放运动不断推向深入，为了民族的解放，他提出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知卓见，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军队编入曾是死对头的麾下，当对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援助的苏联提出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的想法后，毛泽东断然说“不”，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懂得：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以及人民的生产潜力的解放)需要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精神。莫里斯.迈斯纳曾经在书中写道：“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主义者都曾发誓要甩掉外国的枷锁，但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显示出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政府。”为了人民的解放，他推行土地革命把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他实行文化革命把人民从封建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他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工人从资本家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他实行社会革命把人民从传统的官国社会里解放出来，为了实现人民的完全解放，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他一手缔造的体制，超越了庸常众生的想象，他认为：“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他曾在西湖边跟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谈过这样一段话：“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为了他不想见到的“哪一天”，他象一位悲壮的英雄，开始了他奋力的一搏，这一搏，他要“芙蓉国里尽朝晖”;这一搏，他要“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一搏，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这一搏，他要“试看天地翻覆”;而这一搏，他也“业未就，身躯倦，鬃已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里，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的一些指示中有这样一个见解：“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毛泽东象是喃喃自语，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碰触到了未来万年历史的脉动，他知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类解放的脚步。

　　有一位学者曾经把毛泽东形容为西方《旧约》里带领古犹太人出埃及的英雄摩西，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可如果让你的思想更贴近于中国古老的历史，更贴近于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你就会非常自然地得出另一番解读，你会觉得毛泽东更胜于摩西，摩西只是把犹太人带出了那压迫的埃及地，而毛泽东却带领受尽压迫的中国人掀翻那吃人的宴席，砸烂那沉重的枷锁，让千千万万被压迫人翻身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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