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称呼年轻的姑娘唤作“shi zi ban”,我那时不明就里，以为原本就是那样称呼的，至于那是怎样的三个汉字，也从来没有根究的想法。后来才知道，那三个字其实应叫“识字班”，是新中国扫盲运动的产物，国家为了让老百姓识文段字，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学习文化，“识字班”是女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的一种组织，久而久之便成了姑娘的一个代名词了。
中国过去是一个封建帝国，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是儒家，这个思想的老祖宗是孔子。孔子的许多话说的头头是道，无可挑剔，即便拿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有一点备受世人诟病，他是个等级观念很强的死脑筋，他看不起老百姓，他说：“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也。”意思是说种地你就等着挨饿吧，读书才有出息。他有一个叫樊迟的学生，居然向他请教怎么种庄稼，他没好气地说：“吾不如老农。”学生碰了一鼻子灰，走后还被老师骂了一顿：“小人哉，樊须也!”骂人家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太过分了，要是被樊迟知道了，不知有多伤心呢。孔子的思想里面，有一个观点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非常欣赏这一点，打心眼里不希望老百姓识字，不识字的老百姓多好管理啊，它把识字的门槛抬的高高的，穷老百姓想识字也迈不进去，于是就成功地达到了“不可使知之”的目的，劳力者便乖乖地“冶于人”了。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屡次朝代更迭，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惟儒家思想世代永昌，孔子也是岿然不倒。在封建社会，读书成为了一种特权，成为了一种门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人家香，“往来无白丁”甚至也成为一种自我陶醉和炫耀的资本。当西式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自然就有人开始迁怒孔子了，都弄了些什么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纲常常的，洪秀全一怒之下就砸了孔子的牌位，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有人高喊着“打倒孔家店”，要用新学替代孔子的旧学，要用新道德替代孔子的旧道德，要用新思想替代孔子的旧思想，作为五四精神的承继者的毛泽东，对孔子也持有批判的态度，他说：“孔学名高实秕糠”，在毛泽东的眼里，孔学维护的是少数人的教育，这与他大众教育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毛泽东认为：没有孔子，中国会变得更好。事实也确实如此，新中国建立之初，十个人里面有八个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而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教育机构和受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为成为有文化的人”(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语)，我不识字的爷爷也认识自己的名字了,我不识字的母亲也可以看小人书了。
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的大幅提高，是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力导力倡分不开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抱有救国救民的凌云壮志，投身于探求真理的时代洪流，1919年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即敏锐地指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在文章中他大声呼吁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这年12月1日，他还计划在长沙的岳麓山建立一所半耕半读的新村，在计划书中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其言固为不错。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他准备“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来实现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的理想，他甚至憧憬着，“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
1927年3月，毛泽东为了反击党内党外存在的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之声，经过实际考察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列举了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其中一条为文化运动，他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他乐观地指出：“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击了那些指摘农民运动净干坏事的党内右倾主义者和准备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分子。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对于文化的思考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他的文化思想日渐成熟和完善。他在1933年8月份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说：“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他在1937年5月份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上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谈到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诸多任务之一便是“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他在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指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他在193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扩大会议上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中要求：“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他在1939年5月1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强调：“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在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特别指出：“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他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他还谈到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问题：“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以他于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为标志的，这篇演讲稿于1940年2月15日登载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在2月20日《解放》杂志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个十分著名的演讲中，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中国文化的概念、特点、发展以及性质等问题，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在演讲中首次给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那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阐述民族性时，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在阐述科学性时，毛泽东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在阐述大众性时，毛泽东强调：“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在这篇演讲中，毛泽东以一个哲人的深邃和诗人的激情为处在“闷葫芦”里的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绚丽画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在构绘新民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仅提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结合，却没有把军事拿来相提并论，这是毛泽东的异于常人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文化的力量无疑是强大的，笔杆子也是致胜的一杆子，文房四宝也能打碎钢枪大炮，这从他的一些论述和诗作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在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他在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会议上所作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演讲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在1936年写给丁玲的词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有这样的词句：“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枝笔，三千兵，虽夸张，但也足见毛泽东对文化的看重。
毛泽东要推动新民主义文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封建社会长期遗留的“文盲”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1938年7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杂志中描述抗战胜利后将要建立的新中国时，这样展望道：“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会议上说：“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同时他也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先后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扫盲运动，为推动扫盲运动的开展，国家还成立了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等。第一次扫盲运动发生在1950年至1953年，全国共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第二次扫盲运动高潮发生在1955年至1957年，至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第三次扫盲运动发生在1958年。第四次发生在1960年至1964年。通过对国民的文化素质的全面调查，此时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在扫盲运动中，人民的高度热情和创造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编制了各种各样的速成识字法，组织了诸如“车间学校”、“识字班”、“地头学习小组”、“炕头学习小组”、“农民夜校”等众多学习型组织，形成了诸如工矿企业的“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农村的“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多种教学形式，那时还出现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趣的学习口号和顺口溜，如“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 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 见字问字，见人问人”;而发生在“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也具有明显的“大跃进”特色，如“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 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 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急是急了些，但那种急于摆脱文盲的焦灼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表达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也一直倾注了关心和期望，1955年9月，他看到一份《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的报告，欣喜地为报告写下了按语，他说：“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中才能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号召：“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他在1955年10月11日党的七届六次全会上作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中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与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中说“我们从来就是说，战术上要重视它，战略上要藐视它。不但对阶级斗争应当这样，对自然斗争也应这样，除四害、扫盲、绿化、血吸虫，不是一年可以实现的。要几年去搞才行。”对在扫盲运动中产生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也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1958年11月23日，他在武昌会议上就批评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泽东的认识是对的，他的不相信也是符合实际的，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大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在做着扫盲的工作。我的藏书里有一本《农村政治夜校课本》，是辛安公社革委(今青岛市黄岛区辛安街道办事处)与胶南师范学校于1971年12月联合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不识字或初识字的工农群众攻克“文化关”，书已经翻的有些烂了，可以想象得出当初这本书的主人是下了一番苦功学习的，攻克“文化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课本里收了许多打油诗，读起来蛮有“诗韵”，其中一篇这样写：“收了工，吃罢饭，快到夜校把书念，鼓足干劲争上游，早日攻下文化关。坚持经常不松劲，风吹雨打不缺班。学好文化干革命，掌好政权和文权。”另一篇是这样的：“村村队队办夜校，人人甩掉文盲帽，能写文章能看报，天下大事都知道，全县人民齐称赞，政治夜校办得好，展望未来心里乐，继续革命志更高。”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其实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启智运动，它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化的特权性，从整体上提高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为中华民族步入现代文明行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可以说，毛泽东时代践行了其庄严承诺，是一个终结对于文化的“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时代。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始终萦怀着一种强烈的大众情结，他眼里的大众，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工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鲁迅艺术学院还提出了“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说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他拿树来作了一个比喻：“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在1944年10月30日作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中，他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为了改变解放区文化普遍落后的状况，他主张“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到中国民主联合政府时说：“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1949年底，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教育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新政府对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进行了逐步改造，从而掌握了教育的主权，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教育普及。1950年，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51年9月底，毛泽东接见安徽参加国庆的代表团时，送给代表团成员渡江小英雄马三姐一本精美的笔记本，并且在扉页上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话成为中国青少年最励志也是最有影响的经典话语，直到今天它仍然遍布中大中小学的课堂里，激励着一代代学子们奋发进取向上。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说：“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要求：“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新中国的人民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起来，教育实现了公平正义，再穷苦的人家的小儿郎，也可以背起书包上堂了。毛泽东的大众性的文化思想，始终保持着一种连续性，这在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及文章中流露出来，他在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毛泽东理想中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希望“劳动者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他曾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对教育制度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他一直主张“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他在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高度赞扬了这个学校的做法：“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后来毛泽东倡议青年“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现在有不同的解读，但最根本的一点是源于毛泽东的大众化文化思想，也可以说是“工农兵情结”。毛泽东曾就文艺方面的不良倾向批评过文化部：“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文化部不管文化，需要改变。如不改变，就该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透过这种严厉的批评，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文化的偏好，在他倡导的时代，文化方面无不显示着大众的特点，村办的小学，社办的中学，如雨后春笋，处处是课堂，村村读书声，工农兵也登上了文艺舞台，是名符其实地“换了人间”。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对毛泽东有怎样的评价和秉持怎样的态度，都无法消弥这种影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给予了鲁迅高度的评价：“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之后，接过新文化这面旗帜的旗手无疑便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了一套现代的教育体制，从思想上、文化素养上为中华民族准备了走上现代化的雄厚资本。早在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预见中国的未来：“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曾经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的又高又大的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而他精心培植的中国新文化的树，也从豆芽菜一点一点长起来了。
毛泽东是一个文化人，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思潮的承继者，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开创者，他怀抱文化救国的伟大理想，试图在贫弱的中华民族的躯体里植入新文化的基因，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大。他很看重“文化”两个字，他是一个军事家，却绝少摸枪，但不管处境多么险恶，文房四宝总不离手。文革时搞个人崇拜，有“四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泽东也是很反感，他跟老朋友斯诺说：“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应该是毛泽东真实的想法，喜欢“教员”的毛泽东，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一个文化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平等的中国。
出生于印度的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阿玛蒂亚·森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因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论述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区别时，经常强调印度不如中国的地方，一个是没有很好的基础教育系统，另一个是没有基层医疗卫生系统，而中国这两大基础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夯实的，否则这3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这位教授的观点切合了历史的真实，显现着科学的公道，是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的。毛泽东做的是一件让亿万人“睁开眼睛”的事业，他让那些曾被轻蔑地称为“睁眼瞎”、“白丁”、“泥腿子”、“穷鬼”、“黑手”、“下里巴人”的人头一次体味到了文化的温暖和光芒，这样的事业是可以穿越岁月的，虽历经时光的冲蚀而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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