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谋求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尝试，是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努力。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是“俄国人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放弃‘苏联模式’的做法感到愤怒。”莫里斯·迈斯纳的这一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建国之初，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大规模引进苏联发展模式，对新中国迅速走上工业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经济的过分依赖容易导致政治、技术等方面的依赖，从而失去民族的独立性，这是毛泽东非常担心的事，他曾批评“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苏联模式是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反映。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
“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之后，为了避免走入另一种“盲目服从”的困境，毛泽东选择了一种大跃进的方式，以自力更生的手段，将新中国发展的航船驶上了自主的方向。从那时起，新中国艰难地告别了受制于人的历史，真正地实现了民族的彻底独立和解放。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步步沦落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的命运尽操人手，悲惨与耻辱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抹不去的疼痛，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向着内外压迫者发起了最勇猛的、最悲壮的可歌可泣的反击。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不息的勇士。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奋臂高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指出：“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就外交问题谈话时指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一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一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民民党书》中指出：“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问题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指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提纲中要求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1938年7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六次全会上就“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就“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解放》上撰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1940年7月5日，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指出：“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会上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就工业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就外交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指出：“我们面前存在着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中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协定，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中指出：“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写道：“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严正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中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时指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说：“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上对中美关系指出：“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7月22日，毛泽东同尤金谈话中指出：“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中国撤销了建核潜艇的请求。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时指出：“即便是兄弟的共产党国家，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也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国家和自己国家人民的力量，……任何企图依靠别人帮忙过日子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靠是靠不住的。”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60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帝国主义不要怕，修正主义我们也不怕……现在，赫鲁晓夫要我们服从他们的战略利益，要我们围着他的指挥棒转，指责我们炮击金门、马祖给苏美关系造成了困难，要求我们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主张，指责我们平定西藏叛乱，单方面撕毁两国间签订的新国防技术协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袒护印度，以老子党自居，动不动就指责我们，粗暴地干涉我国的内政，要在我国建什么无线电长波电台，还要建什么联合舰队，这一切，统统被我们顶回去了。他恼羞成怒，在国际上攻击我们，谩骂我们，现在又胁迫我们，妄想让我们屈服，中国人是那么好欺负的吗?难道要我们放弃总路线?放弃大跃进?放弃人民公社?向帝国主义，向现代修正主义者卑躬屈膝，乞求施舍吗?不，老子就是不信邪，现在不信，将来也不信，永远不信。”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谈话时指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同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在同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代表谈话时指出：“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节选》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考察时说：“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就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的很。”1965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叙利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我们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我们两国都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你们过去是法国管的，我们过去是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一块，英国一块，日本一块，后来都被我们赶走了。日本同我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四年，在中国其他地方打了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帮助，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中曾经说过：“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主义者都曾发誓要甩掉外国的枷锁，但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显示出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政府。”毛泽东的中国是完全自己掌控自己命运的中国，为了实现这种真正意义的独立，中国人民发挥出了无穷的勇气和创造力，他们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和国防，他们顶住了霸权主义的要挟和封锁，他们以昂扬的精神和崭新的面貌走上世界政治舞台，赢得了世人的认同和尊重。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26届联合国大会上自豪地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我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力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57个国家的代表争先恐后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米·巴霍利说：“我们从这个讲坛上欢迎光荣的中国人民的代表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说：“我们当中那些象我一样曾经有幸同中国人民相处，并对他们一些有了解的人，完全有理由钦佩他们的古老的、保存得很好的文化，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德·马克西米利安·阿克韦说：“中国具有悠久的和令人尊敬的文明，它是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上通过的共处原则的共同制定国之一，它也是自决和独立事业的现代捍卫者。”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我通过参加这个大会的卓越的中国代表团，向中国这个具有悠久传统而后又接受一种新的哲学的大国，表示一个小国——然而也是一个具有古老的传统，并且在其值得骄傲的独立的范围内进行斗争以确保进步的国家的欢迎和祝贺。”
独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高宝贵的东西，失去独立的国家是傀儡之国，失去独立的国民是亡国之民，天下之恨莫过于亡国之恨，天下之耻莫过于奴役之耻。因此，当民族危亡之时，一国之内都会抛却干戈，共御外侮。中华民族丢失独立久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的奋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都终由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把它找了回来。中国的独立来之不易，无数的人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捍卫和呵护它是每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必然的选择。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和观察，就会理解当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会那么愤怒，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花费毕生精力搞群众运动来防止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官国、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在努力让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而牺牲的先烈们的鲜血不会白流。
65年前的金秋，毛泽东这样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6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毛泽东的这句话仍在中华大地上回响，它是毛泽东的独立宣言，而一个为民族争得独立的人，他的名字会与这个民族一样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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