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泽东的科技梦

　　毛泽东懂科学吗?

　　这是个愚蠢而又奇怪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又不能不这样设问，因为在如今的很多虚拟乃至纸质媒体的语境里、在很多人的主观意识里，毛泽东是反智的，关于毛泽东的千奇百怪的不实之辞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和速度广为流布，例如有人借用周有光的嘴散布说毛泽东的藏书全部是古代的线装书，现代的科学书籍一本都没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个开国领袖的身后蒙受如此尘垢并被如此肆无忌惮的毁誉，也算是当今中国一大奇观。然而，历史毕意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的真实终究可以荡尽从四面八方泼来的污泥浊水。如果你怀着一颗探究的心走进历史，走进毛泽东的世界，你得到的认识会迥然有别，甚至与一些流传的说法截然相反。

　　事实上，就毛泽东本人来说，毛泽东是一个科学迷，而不是一个科学盲，他在科学方面“造诣非常之深”(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之语)，他能与世界顶级的科学家进行对话而见地非凡。1940年，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是发起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类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写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一封信中要求他们“多向自然科学学习”，他说：“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55年1月15日，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邀请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李四光讲解核物理、铀矿地质学和原子弹的原理，毛泽东与钱三强有一段关于原子内部结构的对话。

　　毛：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钱：根据目前的研究，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我看不见得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的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

　　1958年9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旅途中一直研读冶金工业方面的书，陪同的张治中问毛泽东：“你也要钻研科技书?”毛泽东笑着说：“是啊，人的知识面越宽越好。”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南下视察，临行前要中办随行人员逄先知准备大量书籍，足足8大箱子，除了历史、哲学等书之外，还有大量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有关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后来据李政道回忆：“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鉴于毛泽东对自然界深层对立统一的坚定信念和卓越论述，建议将更深层次的物质——未来的新粒子命名为“毛粒子”。

　　毛泽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承继者，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推崇备至，一直把科学的倡导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把科学的革命作为民族振兴的利器。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列举了过去种种不良的思想形式，其中一条为：“那时候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则小评论《不信科学便死》，其中写道：“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主张，其中拟就的十大纲领之一：“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其中讲到：“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1940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撰文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作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决定。1953年，在修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毛泽东提出：“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4月始，国家组织六百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二十多位苏联专家，历时半年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五十七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在1956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的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说：“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在一封党内通信中讲到机械化问题，他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秘鲁议员团谈话时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大会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座谈会，要求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搞科学技术。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富裕起来，强大起来，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尽快过上好日子。”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信，信中说：“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工厂。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说：“鞍纲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O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1961年3月16日，毛泽东在广州跟田家英说：“不仅要大力发展农业，大力发展工业，还要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要想办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办什么事情都要有知识。”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啊，这些东西要保留的，现在要恢复……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所写的批语中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1963年9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民经济设想：“把1963年到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3年过渡之后，搞一个15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际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初稿上写道：“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 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 ;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同志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指出：“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邀请周培源、于光远等人，就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提出的基本粒子概念及哲学认识论问题交谈时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给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注中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自然科学领域主张百家争鸣，鼓励不同意见及学术观点、流派的自由争论和交流，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毛泽东对摩尔根学派的鼓励和支持就体现了他对自然科学所持有的百家争鸣的态度。建国初期，由于受苏联打击摩尔根学派的影响，我国曾一度取缔了这一学派在高校、研究机关的课程和研究，这个学派的一些教授、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了这种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做法，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派及专家学者进行鼓励和支持。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青岛会议后，摩尔根学派中国代表人物谈家桢受到毛泽东接见，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一边认真听取青岛会议情况的汇报，一边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1957年4月29日，摩尔根学派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到后，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初书记的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心由之路》，代写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5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此文。由于毛泽东的关心和推动，遗传学不同流派之间出现了较为和谐的局面，高等院校恢复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此后，毛泽东多次同谈家桢交流遗传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勉励谈家桢：“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所写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重视，他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载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从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这封信对于科技工的创新精神也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鞭策，那篇文章的按照毛泽东的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发表在《红旗》杂志上(1961年第9—10期)，并配发了编者按，其中说：“如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1958年10月开始，到这篇文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毛泽东的这封信至今保存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史馆里，成为哈工大的一笔精神财富。196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与哈尔滨市107个工厂协作，完成460多个机械化自动化项目，体现了教育科技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曾赞扬说：“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说工大好。”

　　毛泽东在推进中国科技发展进程中坚定地主张创新精神，坚定地要建立自己的科技队伍。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工业及科技完全依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要实现国家的完全解放和独立，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有自己本民族的科技和队伍。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是写道：“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还批评了对苏联的过度模仿：“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1959年10月1日，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喜庆气氛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合时宜地通知毛泽东：苏联决定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协定。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表示：“即便是兄弟的共产党国家，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也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国家和自己国家人民的力量，……任何企图依靠别人帮忙过日子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靠不住的。”1959年12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就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意见写就的一份讲话提纲中提到：“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成，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设。”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创造中国的道路。”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文件时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原子能等尖端领域的倡导和推动。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4月中央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1956年以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先后成立导弹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设计院，集中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进行研究和设计。有一次毛泽东在与科学家们谈到核聚变产生出重要元素氦时，毛泽东即兴挥笔，写下了一个苍劲有力的“氦”字，急于利用尖端科学技术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国家成立了国防科委。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1960年7月16日，中国政府接到苏联通知，从8月起，撤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约200个企业工作的14500名科学家和专家，这一决定导致343项技术合同报废，许多工程停下来，试产的工厂矿山无法按期投入生产，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7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们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苏联人民过去10年给我们的援助，不要忘记。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毛泽东还毅然作出批示：“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中国的尖端科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同志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说：“死光(激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在当时世界上，能够制造超音速歼击机的仅有美国、苏联等少数国家。1960年11月5日，我国使用新的推进剂，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5年后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被毛泽东称赞为“火箭王”的钱学森曾经回忆说：“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作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中国在尖端科学方面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在1971年11月15日联大全体会议上，57个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在欢迎辞中说：“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

　　中华民族因制度腐败及科技落后而造成的历史颓势在20世纪中页开始改道，以昂然向上的姿态向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征途急进前行。“向科学进军”、“勇攀科学高峰”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吹响的嘹亮的号角，新中国在科技领域高歌乐奏，捷报频传。1959年9月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1959年11月1日，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11月12日，我国第一台靠液压传动的内燃机车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1960年4月22日，开工于1958年5月的黄河上最大的一座铁路复线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1960年4月23日，据《新华社通讯简报》，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1962年12月17日，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也是我国第一台一万两千吨的自由锻造水压机在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当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时，高兴地说：“中国的工人阶级，靠着自己的一双手，也能制造出世界上顶尖的东西来，这叫什么精神呀，这就叫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1967年3月7日的《参考消息》记录了英国库尔特门德尔森博士谈访华时的一些观感：“中国工业发展速度惊人，中国如能保持目前的科学和工业发展速度，就将能在本世纪末使世界其他国家相形失色。中国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他们已经有远洋大型轮船、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内燃机火车、小汽车、公共汽车、燃气轮机和发电机--全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更加使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非常先进的产品，如电子显微镜、精密天平、照相机、计算机和各种电子、光学和医学设备。事实上，现在中国不能制造的东西极少，而且它正开始以惊人的的速度生产。在科学院的实验室里，给我看了许多非常先进的设备--例如，在液体氦中使用的超导性磁线圈。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新政府掌握的重工业几乎等于零，技术力量也接近空白。毛主席把这种状态叫做‘一穷二白’。”1968年11月17日，《参考消息》报道：“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在亚洲例如印度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这种贫困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而且使中国的技术、工业和经济发展达到了拥有好几个世纪工业历史的国家的高度。中国人民没有剥削任何人，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地获得这种惊人的发展的。一九四九年前，中国实际上只拥有自己工人农民的劳动力，只拥有几乎建立在手工业水平上的工业，只拥有听任旱涝为害的原始农业，而今天在食品和工业品方面已自给自足。 中国现在依靠技术上先进的、能够抵抗自然灾害的农业，已有能力生产人民所需要的食品。它的工业生产着铁路设备、卡车和其他运输工具，整套水电站设备，石油开采和精炼设备，精密电子仪器，各种自动控制仪器，原子弹和氢弹，导弹。许多产品的质量以及它们的科学技术质量，都赶上了并在许多情况下超过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1973年9月21日的《参考消息》这样评价新中国的科技：“在革命胜利后仅仅二十三年里，中国科技人员在很多领域里就达到了西方同行类似的水平，如无线电天文学、光学天文学、核聚合、超导体、比重测定、基本粒子、生理学、数学、化学工程学、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航空、人造卫星、晶体学、地震预测、声学、原子物理、人造钻石生产、合成化学和其他许多方面。不论是研究单位，还是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现代化的技术、工业和科学设备，这些设备几乎全部是中国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和西方生产的最好的设备相媲美。尽管数量有限，但是中国现在能生产检波器、分光镜和分光仪、无线传真机、天文望远镜、微波仪......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或工业仪器和设备方面已经自给自足。实际上它能够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事实上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1975年9月8日，《参考消息报道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任之恭对中国科技的记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增进全国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时利用克服自然界的功效，促进人民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幸福，使国家强大，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了达到这目标，中国决不把科技发展作为国家称霸或穷兵黩武的工具，也不要为了发展工农业，破坏自然界环境，或者为了增加西方人以浮华为繁荣的"国民生产总值"浪费全世界极其宝贵的资源，使将来人类走到绝路上面。 中国设立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现在单说‘中国科学院’，里面有直属的大约二十多个研究所(天文、数学、物理、高能物理、力学、电子物理、半导体物理、地球物理、大气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生物物理、生理、分子生物、动物、植物、遗传学、地质、计算机等)。中国科学院之外，还有大约二百多个研究所，散布在全国各地，费用大致由科学院支出，但行政方面，大都由省市地方自决。这些研究所的工作对象，在目前情形下，大都致力于研究国家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但也有一小部分接近基本研究。我个人预料，将来国家紧急需要可由生产部门直接供应时，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可能大部分转移到基本研究方面。 为了农业建设，现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独立生产，注重农业科学化、水利化及在可能范围下的机械化。 为了工业建设，现在全国设有很多轻重工业场所，其中有许多大规模机床工厂，专门制造精密的磨、钻、铣、镗等车床。中国现在可以自制各种机器，以及机器的母机，绝不象在解放前整个依赖舶来货。东北为中国重工业根据地，其中工厂林立，如沈阳重型机器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大庆油田等。大庆油田为全国工业模范(工业学大庆)，鞍山钢铁厂为‘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上海及其他城市区域的轻重工业，在全国占有很重要地位，形成全国工业均匀发展的局势。现在举一个近代工业发展的例子，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电子工业尤其发达，能够制造电子计算机、各种半导体机件、高能率激光仪，及全国需要的科技仪器。 总结说来，中国在解放后仅仅二十多年，科技的发展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又用与资本主义不同目标的方针，设法迎头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一直到现今为止，中国科技还说不上有什么突破性的巨大创造。但在过去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好些很值得赞美的成绩，也真是难能可贵。”任之恭后来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自豪感，他说：“我打心底里高兴，在我有生之年看到这个国家‘站起来了’，变成统一、强大、繁荣的国家，并且进入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世界。那将使我们骄傲地称它是‘我们的祖国!’”

　　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1985年)一书曾获得美国《图书馆杂志》这样评价：“在迈斯纳的这本书里，几乎没有放过人民中国的任何重要问题或任何重要的历史时期，而且其观点新颖、评价公正，并常常闪现出令人吃惊的真知灼见。”他在书中说：“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可怜的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万人,其中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除此之外，在毛泽东时代还兴修了大量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设施，如果没有这些设施，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现这几年来的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发展高潮。”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中国人有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然而，当西方工业革命隆隆轰响的时候，沉醉于老大帝国的中国人却只知之乎者也，不知格物致理，中国人落伍了，大刀长矛应对的是坚船利炮，小米步枪抵御的是飞机装甲，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讲：没有现代化的技术条件，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技术落伍的痛苦经历，让中国人忍辱了百年之久，五千年文明累积的中国，成了丛林里被吞食的肥鹅，中国近代史的命运，可以说都是落后惹的祸，中国人改变这一命运的抗争因此也是极其惨烈而悲壮，如果读一读毛泽东为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就能感知到中国人在翻身中用鲜血凝成的代价。懂得了历史，就懂得了毛泽东;懂得历史越深刻，懂得毛泽东就会越深刻，就会理解毛泽东的所言、所想、所行。科技是生产力的助推器，是生产力的翅膀，毛泽东是为中国的生产力插上科技翅膀的人，在短短的20几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在难以置信的艰难环境里，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勇气，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做出了难以置信的科技成就，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脱胎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从一个在科技上“一穷二白”的弱国转变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科技强国。“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样的奇迹，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才能创造出来。任何一个正直、公正的人，如果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对事物有客观的分析，都不会看不见毛泽东对中国科技发展所做的一件件丰功伟绩。在26届联大会议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曾经说：“我们还对他们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所已经取得的和正在继续取得的惊人进步表示敬意。”而我们自己，今天缺少的恰是这样的一种敬意，这不仅仅是因为一种无知，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时代的浅薄。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仰望苍穹，满天星斗，有一颗光耀天宇的是毛泽东的眼睛，它背负着青天，一刻都不歇息地看着人间的城郭，深情地，不漏下每一片角落。有时，他还会看到，“可上九天揽月”的中国人，从他的眼前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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