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六（21-23节）

　　目录

　　第21节 林彪事件(下)

　　第22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第23节 毛泽东的再起

　　第21节 林彪事件（下）

　　（198）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黄永胜)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对内：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2)/林彪事件(199)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附录完】

　　（200）

　　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伪造的，并对它的来历、笔迹等提出疑问。这里先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历。

　　197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其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影印件，并说：【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据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当事人王兰义(原空军学院军事教员)回忆说：【1971年4月初，原空军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宝文，交给我一项秘密任务，对林立果在我们院内的黑窝(俗称“小楼”)的卫生打扫和生活保障照管，名曰“接待小组”，由我带头。

　　1971年4月至8月底，我们对林立果一伙进行过三次接待，每次都有一周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接待期间，他们每晚经常10点以后来，住到次日上午10点以前走。

　　乘他们不在的时机，我们就进入小楼打扫卫生，消毒茶具餐具，通风放热。白天他们在时，偶尔也要我们准备饭菜给他们吃，饭菜都是由我和王治松、高文勇三个人在食堂监厨，做好后，由我们三人亲自送进小楼。

　　8月底至9月12日，这一次接待，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陈伦和(“联合舰队”成员)当面给我讲：“里面的卫生你们不要来打扫了，有事会找你们。送东西来，你们放在门口就行了。”

　　所以，我每天晚上送报纸，都是放在门口台阶上，用石头压住就离开。每次送饭都是先打电话送到门口，有几个女的在门口接住拿进去。这次接待期间，小楼里的人特别多，9月12日这一天，我亲眼看到的就达11个人，常住的有3个女的。车辆进进出出，比较频繁，好像很紧张。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院内停水停电。陈伦和出来，要我准备11个人的午餐，说是3个给首长吃，送进小楼来，8个放在食堂里吃。下午3点10分，我见小楼东边开出一辆伏尔加小车，车里面坐的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表情都紧张。周宇驰还探头叫了我一声“老王”。

　　（201）

　　9月13日白天没人找，下班时我把报纸送到小楼门口，用一块石头压住。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报纸，看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9月15日晚，我又提前去小楼送报纸，到了那里一看，一切都与昨天一样。我产生了很大疑惑，就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屋内乱七八糟，臭气熏天。

　　餐桌上杂乱放著本子、书报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在另一个屋子的锅台上，还烧了一堆纸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总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乱，走得很急。

　　我赶快回到办公室，向王治松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凌晨4点，王治松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小楼恢复原状，把那两个本子拿出来。10月4日，我怕本子丢失，就拿回家里锁进皮箱。10月6日晚，我听了总政李主任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开了林彪的本来面目，我豁然醒悟，那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的，就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黑纲领，我要向党交出这个本子。午夜两点，我把本子亲手交给了殷政委。】

　　王兰义上交的红色拉链笔记本，就是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件。从王兰义回忆的情况来看，中央当初以为林立果只是作为家属跟随林彪外逃，并没有想到林立果在暗地里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没有对林立果的“据点”进行搜查。王兰义在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之后，主动把笔记本交上去，这才发现了林立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是自然的，并无造假的迹象。

　　还有人怀疑《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迹不是于新野的，等等。其实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关键不在于笔迹等枝节问题，而是在它的内容这个根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大篇幅的攻击和谩骂毛泽东的内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造假人肯定不敢这么放肆地骂毛泽东，除非是毛泽东下令自己骂自己。毛泽东为什么要自己骂自己?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伪造说是不合理的。

　　（202）

　　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整理成文，只是一些条文的罗列，显得零乱，但在整体上，《五七一工程纪要》条理非常清楚，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来就说：“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

　　要搞一场政变，首先要对一些最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楚和清醒的认识。这几个最基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都提到了，这就是：(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上述几个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比较清楚和清醒的分析。下面就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这几个问题的分析。

　　(一)关于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可能?

　　《纪要》提出武装起义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于群众的不满。《纪要》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纪要》还提出各类人的具体不满：

　　(1)高级干部的不满：文革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不满，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满。

　　(2)农民的不满：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3)知青的不满：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4)原红卫兵的不满：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5)一般干部的不满：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6)工人的不满：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纪要》分析说，几乎所有的人对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满。把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作为武装起义和否定毛泽东的群众基础，这点是看得准的。

　　(二)关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必要?

　　《纪要》说：“B-52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纪要》提出他们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这里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因此《纪要》说：“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203）

　　《纪要》这里说话的口气，显然是林彪的口气，所以说“对我们不放心”。毛泽东对林立果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对林彪才会“不放心”。

　　对林彪的前途，《纪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选择束手被擒，要不然选择破釜沉舟。《纪要》说“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们选择了破釜沉舟的道路，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即搞“武装起义”有没有条件?

　　《纪要》说：“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纪要》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搞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并认为可以与列宁当年搞城市暴动相比。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纪要》中说“经过几年准备”。可见这个“五七一工程”不是临时想起来的，而是在几年前就开始设想和准备了，所以才有“经过几年准备”之说。

　　(四)关于武装起义的“时机”，即在什么时候发起“武装起义”?

　　《纪要》说：“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纪要》分析认为：发起武装起义的“时机”，第一种是我方准备好了，这是主动发起;第二种是我方还没有准备好，但对方却要动手了。这时不管是否准备好，都要“破釜沉舟”地发起武装起义，这是被动发起。

　　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显然是属于“破釜沉舟”的第二种被动发起情况，因此有人说“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据《纪要》，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地等着挨打，而是他们也在准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之前，毛泽东那边先动手了，所以才被动应战。

　　(五)关于武装起义的“力量”，即“武装起义”依靠什么力量?

　　《纪要》中分析了武装起义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第一种是“基本力量”，如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等人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等;第二种是“借用力量”，如黄永胜的军委办事处，二十军、三十八军等。

　　这里应该注意，《纪要》中把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军委办事处，只是作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准备依靠黄永胜等“四大金刚”。

　　（204）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们提到国外的借用力量是苏联，《纪要》说：“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的支持。”《纪要》中的这句话，与后来林彪外逃苏联，是相吻合的。

　　(六)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七)关于武装起义的“实施要点”，即“武装起义”怎样实施?

　　《纪要》把“武装起义”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巩固扩大阶段。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纪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宫形式”、“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在后来的《纪要》实施过程中，他们最后用的是“特种手段”中的暗杀手段。

　　《纪要》还提出把张春桥作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说：“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见，林彪集团把张春桥视为他们的重大威胁。

　　(八)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九)关于武装起义的“保密和纪律”，即“武装起义”怎样保密和严守纪律?

　　《纪要》说：“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见，《纪要》中也提出，他们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不成功便成仁”。后来周宇驰等人还真的发扬了“江田岛”精神，成仁了。

　　综上所述，《纪要》对武装起义搞政变，进行了条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制定《纪要》的人，头脑是相当清醒的。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困难，《纪要》举出三点主要困难：(一)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二)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三)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

　　《纪要》分析的三个主要困难，是比较准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实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毛泽东“抹黑”。

　　所以，《纪要》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抹黑。《纪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后来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各种“抹黑”，大致上都是来自《纪要》的思路。这些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205）

　　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纪要》，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起草这个《纪要》?现在的普遍说法认为《纪要》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仅仅是为了暗杀毛泽东，那么他们不应该写下和留下这种文字的证据。

　　因为暗杀总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杀，暗杀的“首谋”为了“避嫌”，都极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证据，在暗杀过程中，策划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杀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杀，廖仲恺暗杀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证据。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杀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种文字证据，不管他的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暗杀失败了，林彪将背上一个搞暗杀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杀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成为威胁林彪的一个黑材料，因为林彪无法保证《纪要》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从搞暗杀的角度来看，留下《纪要》这样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单纯是搞暗杀的话，最好不搞《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

　　有人说《纪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么林立果就更没有必要搞《纪要》了。因为对于策划暗杀毛泽东来说，《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是一个累赘。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纪要》不是为了暗杀毛泽东而搞的，它是为了政变而搞的，《纪要》是为了搞政变而做的舆论准备。《纪要》提出搞政变的概念是很明确的，暗杀只是政变的一个手段。

　　《纪要》中提出的政变方式有：(一)“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二)“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三)“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由《纪要》可见，他们提出的政变方式，第一种是利用高层开会时，隐蔽在周围的“联合舰队”成员突然冲入会场，将毛泽东等人控制住，一网打尽;第二种是先抓住江青、张春桥等人当人质，然后与毛泽东讲条件谈判，逼毛泽东就范;第三种才是搞暗杀等“特种手段”。

　　（206）

　　搞政变就必须要做舆论，而做舆论就要有文字性的东西，因此《纪要》就是为了政变而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如果是搞单纯的暗杀，还可以勉强说林立果背着林彪，私下搞暗杀活动;如果是搞政变，那么林立果是不可能背着林彪搞政变的。因此，说《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像不少书讲文革的事情，说一切都是江青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完全不知情。这样的书看起来，总让人感到牵强附会。同样说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牵强附会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六)口号和纲领”以及“(八)政策和策略”两个部分中，《纪要》在这里提出他们搞政变的“合理性”。《纪要》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搞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搞社会主义才是正义的。因此《纪要》也煞有介事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这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说反对刘少奇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理由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这里林彪也说反对毛泽东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林彪也说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并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就是声称毛泽东是“托派”，并把毛泽东麾下的江青集团，称为“笔杆子托派集团”。《纪要》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纪要》提出他们要推翻毛泽东的理由，是因为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甚至说毛泽东就是当代的秦始皇。

　　（207）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纪要》说毛泽东“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责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后来毛泽东批判林彪的时候，也把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批林批孔”，又反过来指责林彪搞孔孟之道。

　　《纪要》还提出他们的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纪要》给毛泽东扣了一个大帽子“社会封建主义”，这也是模仿毛泽东给刘少奇扣一个“修正主义”，给苏联扣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过去曾经大肆吹捧过毛泽东，为此《纪要》解释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这里《纪要》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从而把过去林彪吹捧毛泽东，解释为“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支持”。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纪要》提出的这些口号，可以说有一些号召力，但要凭这些推翻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封建暴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发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按照“封建暴君”这个思路和理论体系，以至于有人把《纪要》说成是反毛的思想纲领。毛泽东真的是“封建暴君”吗?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文章的最后再谈。

　　仅仅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于是《纪要》也列举了一些“证据”，说：【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

　　（208）

　　【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单纯从表面现象来看，《纪要》列出的有些“证据”是存在的，但问题是《纪要》在这里有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为什么要“今天拉这个，明天打那个”?毛泽东做这些事的动机何在?

　　评价一件事，只看表面现象，不提背后的动机，肯定是不客观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何在?难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显然，《纪要》只提现象不提动机的做法，是抹黑毛泽东的高级手段，直到现在，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纪要》还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这里进一步上升到贬损毛泽东的人品，说他是“怀疑狂、虐待狂”，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成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乐”的狂人。直到现在，还有人袭用这种贬损毛泽东的人品“黑毛”手段。

　　综上所述，《纪要》并不是一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书，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是一个搞政变的政治宣传品。不少人说当时看到《纪要》，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感到震惊的地方，并不是暗杀，而是《纪要》对毛泽东的评价。

　　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后才发现的，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会被林彪制造的反毛舆论所蒙蔽，所以坚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公开出来。

　　（209）

　　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活动，当然这些秘密活动巧妙地打着“选妃子”的旗号，起到很好的烟幕弹作用。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选妃”活动，他说：【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绝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据徐景贤回忆，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号称是为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林立果还给上海小组的成员发枪，而且小组成员都会打枪，会驾驶汽车等，参加上海小组的人还要宣誓效忠林立果。显然，如果真的是为了“选妃子”，小组成员根本没必要会打枪，会驾驶汽车，更没有必要进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组建的上海小组，完全是一支进行特务活动的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的用途，当然应该是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变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林立果地下部队活动的资料很少，据《文革十年史》说：【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210）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林立果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支班用机枪。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关于这个问题，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

　　（211）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说：“我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

　　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关于林立果等人的活动，《文革十年史》还说：【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什么可怕的。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6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是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中央在9月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摘根据地。”

　　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用。】

　　（212）

　　从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相差一年时间。本来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就着手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因为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情被推后了。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之事，决定在1971年国庆节之后召开四届人大，在国庆节前后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黄、吴、李、邱、叶五人做了结论，庐山会议这件事似乎已经解决了。从1971年4月到8月这五个月期间，一切风平浪静，毛泽东没有再提起庐山会议之事。当1971年10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消息传来之后，林彪集团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会上对林彪动手了，因此也就放松了警惕。

　　邱会作回忆说：【从1971年4月底到8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内认真工作。至于周总理，他对军队的关系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

　　这时，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正常进行。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据邱会作的回忆，在毛泽东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当时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麻痹，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就在这个时候，8月15日，毛泽东突然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称“南巡”。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突然对林彪提出点名批评，同时也严厉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等人，可以说是给了林彪集团一个突然袭击。

　　对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吴法宪也回忆说：【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了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

　　（213）

　　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毛泽东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9月上旬，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朝鲜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朝鲜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他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1981年我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谈话内容。看过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被打倒的。直到看到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邱会作也回忆说：【毛主席外出巡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

　　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

　　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

　　九届三中全会临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为什么南巡?目的是什么?南巡的导火线是什么?我当时和现在都不清楚，但从他在各地的讲话来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发动“群众”，要大家站在他一边，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开始重新处理林彪的问题。

　　林彪是与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对这样一个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总拉下来，在党内是要有基础的，尤其是军队。因此主席出去游说是必要的。】

　　（214）

　　毛泽东为什么在1971年4月到8月的五个月风平浪静之后，突然发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本来就要搞一次突然袭击，这是对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的“以牙还牙”。因此，毛泽东一直等到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一个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问题，让林彪集团来不及防范，慌了手脚，一败涂地。林彪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时，剩下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了，因为林彪集团的行动非常匆忙慌乱。如果林彪提前几个月知道毛泽东要在1971年9月底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发展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关于毛泽东南巡理由的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毛泽东发现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因此才发起南巡，拿掉林彪。关于第二种看法，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熊向晖回忆说：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周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第一轮会谈，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第一天的会谈以后，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给毛主席。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过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主席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总理准备汇报基辛格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主席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主席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是。”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215）

　　熊向晖回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主席问：“在总参谋部‘批陈整风’小结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说：“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我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我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216）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他与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也记载道：【7月10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毛泽东南巡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据熊向晖的回忆，认为毛泽东在1971年7月10日以前，还没有准备拿掉林彪，只是在与熊向晖的谈话中，“偶然”发现了黄永胜没有在总参谋部传达他们犯了错误。毛泽东是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才突然决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团的。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月之后的1971年8月15日离开北京南巡，开始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工作。

　　上述的第一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哪一种看法合理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看法比较合理。根据熊向晖的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谈”，实际上是毛泽东引导的。毛泽东这场谈话就是要这么一个结论，即“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首先据熊向晖回忆说，是毛泽东主动点名让他和周恩来一起去汇报工作的。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问熊向晖说：“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可见毛泽东召熊向晖过来之前，就知道他是总参谋部二部的副部长。

　　毛泽东又追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毛泽东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熊向晖的回答了。因为黄永胜肯定是不会讲自己和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上“搞鬼”。如果黄永胜自己承认他们在庐山上“搞鬼”了，那么黄永胜就必须下台。哪有自己承认自己“搞鬼”的人，还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晖听到毛泽东的问话，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这是毛泽东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泽东又问熊向晖，看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没有?熊向晖的回答毛泽东也早就料到了。因为检讨报告是写给上级看的，而不是写给下级看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的，也可以给平级的政治局委员看，但不能给熊向晖这样的下级看。如果黄永胜给下级看自己的检讨报告，向下级宣读自己的检讨报告，那就意味着黄永胜准备辞职了。

　　（217）

　　因为黄永胜想要在总参谋部继续当总长，所以就要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检讨报告下发给熊向晖等下级看。对下级隐瞒自己犯了错误，这是人之常情，应该算不上什么“搞鬼”。然而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做出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这里说的“后台”，明显就是指林彪了。

　　前面提过，林彪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再对黄永胜等人做指示了。黄永胜在总参谋部没有传达他们的检讨报告，这件事与林彪应该是无关的。而毛泽东这里提出要查“后台”，当然就是要查林彪，把这件事作为查林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毛泽东事先已经物色好把熊向晖作为查处林彪问题的突破口了。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黄、李、邱三人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很好”，在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可以了”，并且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说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是“人们内部矛盾”，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已经完了，对庐山会议的处理也应告一段落了。

　　现在毛泽东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处理庐山会议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理由作为突破口。于是熊向晖的回答就给了毛泽东这个理由，毛泽东因此得出结论说：“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时，马上替黄永胜等人说好话。周恩来说：“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周恩来说的好话，要把这件事继续揪下去。此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很可能是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毛泽东7月10日这次对熊向晖的谈话，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准备要拿掉林彪，周恩来当然也就要暗暗留意这件事。

　　（218）

　　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周恩来这里所谓的“急事”，当然就是与林彪相关的事情。在周恩来8月12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则于8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周恩来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亲自带着张春桥、黄永胜等人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一般相关的书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8月12日，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四届人大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同意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处作一次工作汇报。8月16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说周恩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并不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是周恩来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参会的人也都同意了。试想，早在7月10日，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提出“黄永胜他们有后台”，其实很明确地暗示了要“揪”林彪这个后台。周恩来在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之后，不但没有与林彪疏远，还找理由去北戴河面见林彪，可见周恩来试图“保”林彪的态度是明显的。

　　《周恩来年谱》没有披露周恩来与林彪的这次谈话内容。是不是周恩来借着这次机会向林彪暗示，毛泽东已经准备拿掉他了?这些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219）

　　毛泽东的南巡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这期间毛泽东找来一些大军区负责人、省市负责人谈话，跟他们“交底”，为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关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和讲话，《汪东兴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分析一些提纲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想告诉高官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毛泽东知道，众高官都认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毛泽东给林彪问题定性的调子比较低，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只是批评林彪一下而已，不会触动林彪的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结果，就是高官们在会上不敢揭发批判林彪，这样毛泽东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够的响应。

　　毛泽东为了鼓励高官们敢于站出来揭批林彪，就必须给林彪问题做一个很严重的定性，让众人知道这次毛泽东真的要与林彪彻底决裂了，这样人们才敢出来拥护毛泽东，才敢与林彪划清界线。因此，毛泽东把林彪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列举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二次)。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第三次)。他搞了个“立三路线”，主张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220）

　　在长征的路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第六次)。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第八次)。他们搞军事俱乐部，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第十次)。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不少人以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是在林彪外逃之后，毛泽东才给他扣上的帽子。其实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泽东就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虽说毛泽东这里没有点林彪的名，毛泽东说的“他们”,谁都猜得出来是指林彪。

　　毛泽东又说“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纲领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试图“篡党夺权”。林彪的“篡党夺权”罪名，其实在他外逃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而且，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上升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就意味要按照处理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方式，来处理林彪了。

　　（221）

　　毛泽东又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人会议(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总理作的总结。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你们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风”的这些。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的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风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

　　毛泽东这里说明，他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同时毛泽东在这次南巡讲话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张国焘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大树特树”、“缔造和指挥”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222）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泽东还向高官们解释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参会人员对张春桥群起攻击，说明众人对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意见很大，毛泽东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工作。对此李作鹏回忆说：

　　【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了多次，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了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林彪)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江青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

　　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泽东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把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谁再胆敢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

　　（223）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最著名的话，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这个“三要三不要”被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的原话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的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叫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为林彪是搞暗的，毛泽东是搞明的，在道德上来讲，当然是毛泽东占上风，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

　　不过“三要三不要”旨在争取人心的宣传，对实际上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定律只有一条，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争取胜利”。这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就是胜利，为了胜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厌诈”的说法。

　　毛泽东是强者，林彪是弱者，强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面战斗，而弱者就害怕正面战斗。比如毛泽东等人在红军时期是弱者，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就是“游击战”和“地下党”，不能跟国民党正面较量;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经足够强大了，这时候毛泽东也就不用游击战了，而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光明正大地较量。林彪作为弱者，他要想打败毛泽东，正面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诡计”了。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还特别告诉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他本人要出来主持军队事务了。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队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以后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224）

　　毛泽东说他要出来主管军队，也是有用意的。因为当时林彪主管军队，林彪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顶头上司，常言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各大军区负责人揭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是很为难的。所以毛泽东告诉他们，以后不用担心林彪了，因为他要亲自管军队了，毛泽东将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新顶头上司了。

　　毛泽东又特别提出军队“造反”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因为空军才能炸平。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由毛泽东的话可见，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动用军队“造反”，所以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军队造反”，其实毛泽东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范，所以才说出这样自信的话。

　　毛泽东最后更加明确了林彪的问题，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对林还是要保。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这里挑明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虽然他也说“对林还是要保”，但又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会改。这样一来，打倒林彪就变成必须的了。

　　毛泽东这次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召到长沙谈话。因为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建了广州军区。由于广州军区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彪，在广州军区的威信又与其他军区不同，广州军区可以说是林彪的“老巢”。关于毛泽东召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邱会作回忆说：

　　（225）

　　【毛主席是8月27日到长沙的。在长沙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参加谈话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还有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从主席的谈话来看，矛头已明显指向林彪，指向黄永胜，指向军委办事组。

　　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后来出狱到西安以后，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毛主席点名说了黄永胜，说：“黄永胜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还对着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毛主席还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

　　卜占亚说：“主席谈完话，大家回到宾馆，我问丁盛：‘主席问你：黄永胜打倒了怎么办?你就说：跟着主席干革命嘛。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丁盛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主席对我们是进行路线教育，怎么突然说打倒黄永胜?’

　　我对丁盛说：‘黄永胜只是个代名词，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

　　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

　　丁盛他们对毛泽东的心理猜测是对的，他们认定毛泽东希望传达，所以就召开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林彪外逃后，丁盛没有受到牵连。因为丁盛传达了不利于林彪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就意味着他站到毛泽东的一边了。

　　丁盛在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的传达，规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外传，不准向北京报告。这时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9月5日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大致内容，后来顾同舟又整理出一份文字材料，让自己妻子坐飞机送到北京。

　　（226）

　　因此，林彪的“小舰队”是在9月5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而林彪的“四大金刚”则是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了南巡讲话。据李作鹏回忆：【1971年8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我陪同朝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9月5日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的重要讲话。刘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刘丰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9月6日上午，陪同朝鲜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

　　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会作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

　　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告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8月下旬南巡期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去武汉、湖南参观，9月5日下午回到北京，9月6日下午军委办事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朝鲜代表团。我走进北京厅就看到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在西南角上谈话，外宾将要来之前，黄、李各自归位了，李作鹏同我挨着坐在一起。我问李作鹏：“你们刚才在谈什么?”

　　李作鹏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

　　我说：“你知道了都没有吓死，为什么我知道了就要吓死?”

　　李作鹏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给北戴河(指叶群)打电话;二是，不准跟胖子(吴法宪)说。要不遵守这两条，我一句也不讲。”

　　我说：“可以。”

　　在去朝鲜使馆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鹏的车，在车上他跟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内容。我完全遵守李作鹏提出的“条件”，他跟我说的话，我不仅没有给北戴河打电话，也没有跟吴法宪说，更没有跟别的任何人说。】

　　（227）

　　据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回忆，“四大金刚”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首先想到的是不告诉叶群，也就是不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是关系到林彪前途命运的重要情报，如此重要情报“四大金刚”居然不向林彪汇报，可见此时“四大金刚”已经不是林彪的亲信了，他们想的是如何自保，已经不想去救林彪了。从“四大金刚”对林彪瞒着毛泽东南巡讲话这件事来看，林彪不指望“四大金刚”帮他搞“政变”，也是很有远见的。

　　关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前面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是提到，他本是武汉空军政委，因为在“七二零”事件中立了功，升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林彪线上的人。据邱会作回忆说：【1990年我和老伴到武汉去看女儿，见到刘丰。刘丰的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难。刘丰提起往事说：8月16日、17日，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

　　刘丰对主席说：“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

　　听了刘丰的讲话，毛主席立即兴奋起来，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

　　刘丰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想想看，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作为另一个重要人物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恩来处。次日，周恩来收到此件。】

　　可见周恩来是在9月4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当然周恩来也不便把这件事透露给林彪。不过有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交底”，然后才跟下面“吹风”;而这次对于林彪问题，毛泽东事先并没有跟周恩来“交底”，而是把这件事直接先向下面“吹风”之后，再反过来告诉他。可见，在处理林彪问题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

　　（228）

　　林彪、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之后，马上启动实施“五七一工程”。关于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细节，现在依然不清楚。这倒不是因为情报太少，而是因为情报太“多”，而且相互矛盾，让人越看越糊涂。

　　自从1981年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社会上出现大量描写林彪、江青集团的所谓“纪实文学”，特别是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一节，各种说法都有，真假难辨。为此在1985年10月，文化部发出《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读物应切实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该《通知》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区的报刊，尤其是新创办的一些小报，刊载了不少所谓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荒诞离奇，格调低下，多系望风捕影，甚至任意虚构，然而其人物都以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真实姓名出现。这些东西迷惑了不少好奇的读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必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出书质量，请出版社不要把报刊上刊载的这类作品编辑成书。出版社如组织此类稿件亦望慎重对待，十分注意政治上的严肃性。】

　　由于“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相关资料过多，我们处理这一部分，采用对官方正式资料和来源可靠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分析的办法。

　　官方正式资料最详细的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供词。在《江腾蛟供词》之前，先简单说一下背景。根据法庭调查，1971年9月5日到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决定发动武装政变，准备将毛泽东杀害于南方巡视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1972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揭发材料中，有林彪这份手令的影印件。

　　《江腾蛟供词》摘录如下：【1980年11月25日，法庭第一次审问江腾蛟。

　　江腾蛟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月8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五七一工程纪要》。”

　　（229）

　　1980年11月26日，法庭第二次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问：“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过你家吗?”

　　江腾蛟答：“到过。”

　　审判员问：“他到你家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我家是送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记录给我看，看了以后，他就讲了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计划。”

　　审判员问：“周宇驰怎么说的?”

　　江腾蛟答：“周宇驰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周宇驰说，现在他(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可以在上海动手。”

　　审判员问：“他叫谁干?”

　　江腾蛟答：“他当时没有讲叫谁干，意思就是叫我去。我说：‘那好，那只有我去吧。’”

　　审判员问：“要你去干什么?”

　　江腾蛟答：“就是去指挥那个谋杀活动，谋杀毛泽东主席那个活动。”

　　审判员问：“1971年9月8日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林立果?”

　　江腾蛟答：“在西郊机场，当时还有周宇驰、李伟信。”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看林彪手令没有?”

　　江腾蛟答：“看了，用红色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审判员问：“你看了手令后怎么表态的?”

　　江腾蛟答：“我讲了三句话：‘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法庭宣读了李伟信1980年8月31日供词(节录)：

　　“1971年9月8日夜11时多，周宇驰来电话要我立即去空军学院，顺道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林立果和江腾蛟密谈，我听到林立果说：‘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林彪)，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接着，林立果又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江腾蛟看。事后，到了空军学院，林立果又将此纸条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和我看，我才知道就是林彪写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还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作东南总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宣读完李伟信的供词后，审判员问江腾蛟：“你9月9日在什么地方?又进行过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9日上午在西郊机场，有王飞、林立果、周宇驰和我4个人参加，因为8日晚上策划到上海去谋杀毛主席，意见没有达到一致，所以9号上午叫王飞参加，继续策划。”

　　（230）

　　审判员问：“你们继续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9月8日晚上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主席的专用列车;第二条办法是用一只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火车;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审判员问：“9日你们还继续策划了什么办法?”

　　江腾蛟答：“因为8日晚上没有达成协议，9日就继续研究。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来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审判员问：“9月11日下午，你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进行哪些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1日下午继续在老地方，西郊机场平房里，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和我，增加了关光烈，主要想从关光烈部队里调火焰喷射器运到上海去，和调动部队到北京来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审判员问:“什么时间研究过炸硕放铁路桥?”

　　江腾蛟答:“是9日上午研究的。”

　　审判员问：“以后研究过没有?”

　　江腾蛟答：“以后那是11日晚上，派鲁珉去执行那个任务。”

　　法庭宣读王飞1972年1月4日的供词(节录)：“1971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以及关光烈，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攻打钓鱼台。林立果说明林彪的决心已定，林立果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毛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腾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

　　第三次审问江腾蛟，1980年11月27日下午。

　　审判员问：“你是怎么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的?”

　　江腾蛟答：“是9月11日晚上，上海打来个电话，才知道的。”

　　审判员问：“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打的?”

　　江腾蛟答：“那我不清楚。”

　　法庭宣读了王维国1972年3月11日的供词：“毛主席去年9月10日下午在上海找我谈了话，我是9月11日下午5时回家的，因为太疲劳就睡了，到晚上10点多钟，我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毛主席已从上海北上。林立果、周宇驰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绝望。”

　　（231）

　　审判员问：“你们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以后，又开会策划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2日策划南逃广州。可能是周宇驰召集，参加人有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我。”

　　审判员问：“周宇驰在会上讲林彪在什么时间，怎么去广州?”

　　江腾蛟答：“周宇驰宣布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8点钟，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周宇驰还讲了些什么?”

　　江腾蛟答：“周宇驰讲明天早上7点钟，他本人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6点钟由王飞、于新野和我3个人，先到西郊机场那个平房里，要王飞打电话给黄永胜，说林彪请他来有点事情。黄永胜到了以后，叫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来，说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要他们到机场来;等他们到机场后，用两个人招呼一个，要他们上飞机，你们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林彪到广州以后，准备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那里以后，首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实行南北夹击。”

　　审判员问：“你们安排了南逃的飞机吗?”

　　江腾蛟答：“我没有安排，是周宇驰已经安排了3架，我在场的时候只安排了4架飞机。”

　　审判员问：“9月12日晚，周宇驰给你们宣布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你听了以后是什么态度?”

　　江腾蛟答：“我别的话没有讲，他安排飞机的时候，让我担任第三架飞机黄、吴、李、邱的警卫。我说好。”

　　沈家良又问：“对南逃另立中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江腾蛟答：“我没有表态。”

　　副庭长问：“你愿意不愿意去啊?”

　　江腾蛟答：“我答应了，当然就是愿意去了嘛。”

　　审判员问：“回到你家又进行了什么准备?”

　　江腾蛟答：“于新野又给我来电话，说现在一切活动都停止，消灭一切痕迹。所以南逃这个事情，我始终也没有正面给我老婆讲。”

　　（232）

　　审判员问：“你接到于新野电话以后，给什么人打过电话?”

　　江腾蛟答：“我想问问于新野到哪里去了，问周宇驰他们的下落，电话都打不通。找王飞，王飞说他在指挥所，就不准我讲话了。我就问鲁珉，是不是王飞值班?他说不是。这时我产生怀疑，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根据《江腾蛟供词》，可以概括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大致情况如下：

　　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江腾蛟家谈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周宇驰提出暗杀毛泽东，并具体指出在上海“干”，江腾蛟表示他愿意“干”。

　　9月8日，林立果召江腾蛟到北京西郊机场谈话，给江腾蛟看了林彪的手令，江腾蛟表示“坚决干”。

　　9月8日晚，林立果召江腾蛟、王飞、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开会，林立果提出暗杀毛泽东的三个条办法，但参会的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9日，林立果继续召江腾蛟等人在西郊机场开会，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采取开会的办法，众人仍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11日，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江腾蛟、关光烈在西郊机场再次开会，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9月11日晚上，他们得到上海王维国打来电话，才知道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

　　9月12日，周宇驰召集、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江腾蛟，策划南逃计划。周宇驰说的南逃计划是：

　　第一步：9月13日早6时，王飞、于新野和江腾蛟先到西郊机场，打电话先把黄永胜“骗到”机场;黄永胜骗到机场后，再由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机场;等“四大金刚”到机场后，江腾蛟等人“强行”要他们上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二步：9月13日早7时，周宇驰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三步：9月13日早8时，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四步：林彪到广州后，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江腾蛟说：“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9月12日晚，江腾蛟回到家中后，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

　　后面我们将以《江腾蛟供词》为主轴，对一些来源清楚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

　　（233）

　　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对当时法庭供词的真实性有很大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江腾蛟供词》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人物，以及这些人后来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如果江腾蛟在供词中所说的情况，与他提到的当事人后来自己回忆所讲的情况一致，那么就可以说明《江腾蛟供词》这个部分是有可信度的，反之就是有疑问或不可信。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后三个人都写了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都说，他们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不知道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以及“北上苏联”出国反毛的计划。

　　《江腾蛟供词》中说，他们准备借林彪的名义打电话给黄永胜等人，把这四人骗到机场，然后逼他们一起乘飞机南下广州，把他们绑上林彪的战车。这就明显地证明，黄、吴、李、邱四人是不知情的，所以才需要把他们骗来。

　　在这方面，《江腾蛟供词》与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是一致的。这也反过来说，《供词》提到的“南下广州”另立中央计划，是有可信度的。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王维国，《供词》中两次提到王维国。第一次提到王维国，是说他们计划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对毛泽东动手;第二次提到王维国，是王维国打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离开上海的消息。

　　王维国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1966年任7341部队(空四军、驻上海)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会。王维国还有一个不显露的职务，这就是他是毛泽东到上海时，上海方面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在毛泽东到上海时，王维国多次上毛泽东的专列和毛泽东见面，所以他才有机会在专列上对毛泽东直接开枪。而且，毛泽东离开上海，王维国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所以他可以打电话及时告知林立果等人。

　　另外，王维国还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提到名字的人。“九一三事件”后，王维国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198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王维国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1993年病逝。

　　（234）

　　王维国不服判刑，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写《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屈冤。据说监狱方面曾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

　　在特别法庭审判江腾蛟时，王维国曾被要求为江腾蛟的事情作证。法官见王维国不肯，就劝说他：“没关系，你是另案处理，即使作了证这件事情，也跟你没关系。只要你肯作证，对你处理上也会有好处的。”王维国依然不肯，所以特别法庭上用了王维国1972年3月的供词作证。

　　王维国没有写回忆录，不过留下一份《申诉书》，这也可以当作他的回忆材料。王维国在《申诉书》中说：【在文革中，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我把林彪一伙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看待，我根本不知其为反革命集团，连想都没敢想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又怎能谈得上“自愿参加”呢?

　　我一不知道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二不知道他们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三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我更不知道法庭叫我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十三、十七两页的内容。至于说《纪要》上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充其量是他们为了实施《纪要》而想利用我，但这不等同于客观上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反革命勾当，不等同于我知道《纪要》。再者，该两页上还有陈励耘、周建平的名字，陈、周也不是反革命，也没被判刑嘛。

　　所谓我向周宇驰“密报”毛主席谈话内容一事，1971年9月10日下午6时，毛主席专列到了上海，停在了我们给他修好的专线车站。6时05分至8时，毛主席与王洪文、汪东兴和我一起谈了话，其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缺点，和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于是，我把毛主席提出的“他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告诉了周宇驰，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向毛主席好好作个检讨，我在上海的问题也好解决了，别无他意。】

　　关于王维国派他儿子王大章(当时23岁)到北京“密报”之事，王大章回忆说：【因为于新野从杭州来上海后，跟我父亲说：“毛主席这次出来巡视，跟一些人都谈了话，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样也可以跟的紧一点。”

　　（235）

　　于新野的话讲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一句，感觉不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还是林彪的意思。我父亲既不好询问，又不好拒绝，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的紧一点，这样后面有人撑着的话，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过一点嘛。我父亲觉得这个请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认了。

　　于新野讲话时神态如常，所以我父亲对此事也完全没有觉察有何异样。毛泽东是中午过后离开上海的，下午我父亲回家先睡了一觉，晚上才给周宇驰打的电话。如果他们真是一个有阴谋的集团，应该马上通报才对，所以单从这一点说他参与了“两谋”实在是苍白无力。

　　我父亲从毛的谈话中隐约意识到，事关重大，所以他决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毛的谈话，让你们有所准备就可以了”。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准备政变，指的是三中全会上重提庐山会议的一事。

　　9月12日早上，我父亲把我叫起来，他说：“你到北京去一趟。”

　　我对父亲是绝对尊敬和信任的，尽管一睁眼就听到这话觉得很突然，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父亲解释说：“主席这次到上海来，讲了一些话，谈了一些事情”。

　　父亲叮嘱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诉副部长(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驰)他们两个人，其他的人，包括李伟信、于新野，都不能讲。”

　　我拿出个小本问他：“记一下可以吧?”

　　开始他说：“不行，这个记，恐怕有问题呢。”

　　我说：“到了那里我忘了呢?”

　　他想了想说，“好吧，那你记吧。”

　　他为了方便我记录，一字一句地讲道：“第一个，看样子三中全会快要开了，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主席讲，总理给我写了个信，说到庐山批评问题，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中全会上的问题。三中全会要开成扩大的三中全会，扩大到军一级，每个军都要有一个代表参加，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

　　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问他：“什么叫‘庐山批评问题’啊?”

　　他并不想让我了解更多，只是说：“你不要问了，你只要一讲，他们心里就有数了。”

　　他继续讲到：“另一个就是说庐山会议议事日程的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里有三个不知道，主席说他不知道，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吹一吹。”

　　我哪里明白，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啦。”

　　（236）

　　毛泽东当时还谈到：“黄、吴、叶、李、邱要很好地检讨一下，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黄永胜呢，这个人我不是很了解，在他当总长以前呢，没有谈过话。”这就对黄永胜当总长的任命，有点推卸责任了。

　　我父亲叮嘱我，你就讲：“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不好，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就把这话告诉副部长和周主任，转告他们，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谓我去北京“密报”的内容。

　　于是9月12日上午，我背了个军用挎包就上路了，我母亲和大妹妹送我到虹桥机场乘坐民航飞机。因为当兵出行应该持有“军人通行证”，我没来得及开，所以上飞机时被查票的人拦住了，问我：“你通行证呢?”

　　我一惊：唉呀，这才想起来，不仅通行证没带，连钱也没带，根本就没想这些事。

　　结果当然不让我登机。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四周张望，恰好民航的廖局长在不远处，他认出我来，就冲着查票的人摆了摆手，放行了。

　　这是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大概有二十名左右的乘客。飞机先飞济南，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飞到北京。我到北京已经下午3点了，李伟信开一辆“嘎斯—69”吉普车到首都机场接的我。

　　李伟信在路上问我：“客人(指毛泽东)什么时候到的?”

　　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嘱咐过我，不要告诉李伟信和于新野，他怎么知道了呢?一提“客人”，我心里有些慌了，难道他知道我是来的原因了?这个保密性就没有了嘛。

　　李伟信没有觉察我的胡思乱想，接着又问：“客人什么时候走的?”

　　因为有父亲的叮嘱，所以我只好一律回答：“不知道。”毛什么时候走的，我是真不知道。

　　李伟信说：“我们很忙啊，你看到现在中饭还没吃过。”

　　我说：“怎么这么忙啊?”一路上俩人东拉西扯。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西郊机场。我记得是到了一处平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于新野正在下面条吃，他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你怎么样?吃过饭没有?”我赶紧说在济南机场吃过了。

　　大概等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门外有汽车来了，于新野说：“可能是副部长回来了。”

　　随即林立果和周宇驰就推门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们对我说：“你辛苦啦!”

　　我敬了个礼，他们分别跟我握了握手，我受宠若惊，和林立果这也不过是第二次握手呢。

　　当时他们两个人神情既看不出不慌张，也不显得紧张，跟平常差不多，稍有些凝重。我被带到了会客厅，就我们三个在场，我把带的话讲了。

　　（237）

　　等我讲完了以后，林立果讲话了。林立果讲话一向很慢，好像是想一句讲一句，很慎重。他讲：“很好，很重要。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为我们送来了这么重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很深。”

　　他接着说：“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爸爸，谢谢他，说明他以前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今后还要这样。开会的时候叫他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我嘛，还年轻，不要提我。”

　　我当时由衷地讲了一句：“副部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向副部长学习!”

　　他讲：“不要提，今后不要提。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

　　后来林立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主席和你爸爸谈话的时候，徐景贤当时在不在场(指专列上)?”

　　我说：“徐景贤应该不在场。”

　　他又问：“徐景贤在不在上海呢?”

　　我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要打听徐景贤的事，就照实说。

　　谈话前后大概不超过半个钟头。谈完以后，于新野就把我送到反帝路的空军招待所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见到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整个过程。】

　　为了比较，这里再摘录一段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王维国的事情。徐景贤说：【早在文革之前，王维国就和林彪一伙挂上了钩。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叶群化名到江苏省太仓县农村蹲点，由王维国所在的空军部队派人保卫和照料生活，每天给叶群打饭去的时候，在白饭底下放两个荷包蛋或一条鸡腿，使叶群既得到艰苦奋斗的美誉，又吃得实惠，叶群当然是心中有数的。

　　1967年3月，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参军，就是在王维国属下的硕放机场正式穿上空军服装的。林彪一家对王维国另眼相看，而王维国也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林彪等人大权在握以后，王维国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并兼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委主任;1969年九大期间，根本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维国，却被提名为军队系统的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林立果向王维国交底说：“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这些话说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维国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来个“一边倒”和“集中投资”。王维国打了一下算盘，终于决定把赌资统统押在林彪一边，开始作巨额的“集中投资”。

　　（238）

　　王维国用全家的名义向林彪写了效忠信，他在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家，就没着我的一切。”声称自己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接着，王维国亲自带了老婆和儿女，到北京去当面拜望林彪。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毛家湾林家大院接见了他们，还和他们全家合影。王维国受宠若惊。林彪是当面称赞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就把王维国的魂儿很舒服地勾过去了。

　　1970年6月30日，就在林彪到庐山会议上争当国家主席的前夕，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去北京拜见林彪，然后由林立果亲自开着林彪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带有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逛长城。他们在长城上边散步边密谈，同时合影留念，还用当时很稀罕的摄像机。

　　在他们摄下的录像带和照片上，可以看见沿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年过半百、体态臃肿的王维国走在左边，瘦削苍老，戴着眼镜的江腾蛟走在右边，他们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夹在中间的二十多岁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阶，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这时，王维国谄媚地对林立果说：“今天副部长开的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我们坐了不会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1971年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命令，谋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入倒计时的最后阶段。9月11日中午，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王维国两次打保密电话给周宇驰，向林立果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找人谈话以及离开上海的情况。

　　9月12日早晨，王维国派他的儿子乘飞机赶往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动情地对王维国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

　　9月12日晚上，林彪接到多方密报以后，决定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突然又改变原决定，叛国北逃。王维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马上又派儿子赶乘火车去北京，摸到了林彪等人出逃的情况。王维国得悉后慌了手脚，马上把蒋国璋和龚着显两人叫到身边，订立攻守同盟，布置立即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同时商量销毁罪证。9月20日下午两点多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王维国在上海被拘押审查。】

　　因为王维国是林彪事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239）

　　我们从江腾蛟、王维国等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地下部队，是由内到外，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这种分层构造，是地下组织、地下党的典型结构。

　　最内层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也就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但林豆豆是比较特殊的，她没有与林家其他三人步调一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揭发”，把林彪送上了绝路。如果没有林豆豆的揭发，林彪很可能不会死。因此，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明文写道：“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并带头与众人唱这首歌。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林彪的失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出在核心层的“步调不一致”，这就注定他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的地下部队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四个人。1967年3月，林立果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指定“党办”的两个秘书周宇驰和刘沛丰，专门负责“帮助”林立果，这样林立果与周宇驰和刘沛丰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亲密朋友”的关系。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升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周宇驰和刘沛丰也升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们两人就成为林立果最为信任的左膀右臂。林立果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是师级官职，可以有自己的秘书了，这时林立果就有了政治秘书于新野和生活秘书李伟信。

　　这样一来，围绕在林立果身边的两个“亲密朋友”周宇驰和刘沛丰，两个秘书于新野和李伟信，就形成了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人员。这一层人员知道一切秘密，作为最高机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只限于第一层人员知道，具体写下《纪要》就是林立果的秘书于新野。

　　“九一三”事件中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都死了，只有李伟信活了下来。其中刘沛丰与林彪等人一起上了三叉戟，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劫持直升机企图飞往蒙古，失败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假装自杀活了下来。

　　（240）

　　不过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的李伟信。在第一层人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因为“生活秘书”的角色只是负责生活方面的事，对政治应该是不过问的。比如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尽管李伟信也参加了，但他的角色是给林立果等人“端茶倒水”而已，所以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不很清楚。

　　李伟信基本上属于林立果的传令兵，政变计划等重大事情，林立果当然不会和他商量，当然也不会告诉李伟信整个政变的具体细节。因此，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很有限。

　　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肯定比李伟信多得多，中央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详细盘问她“五七一工程”的细节。

　　可是林豆豆在揭发林彪之后，却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因为林豆豆没想到因为她的揭发，林彪等她家的其他人葬身于外国荒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林彪是被林豆豆“害死”的。因此林豆豆追悔莫及，背上极大的思想包袱。

　　之后，林豆豆拒绝向中央讲“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为林彪辩护起来，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的。林豆豆不配合中央，拒不说“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替林彪辩护，这样一来，林豆豆就一下子从“反林英雄”坠落为“林彪死党”，开始接受各种严厉的政治审查。

　　在审查期间，林豆豆曾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林豆豆写信给毛泽东求助，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林豆豆的审查。之后林豆豆结婚，但日子仍然过得十分凄惨。

　　“五七一工程”和政变的核心细节，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这六个人完全知情，林豆豆知道一定的细节，而李伟信就知道的就更少了。因为完全知情的六个人全部死亡，所以整个政变的详情我们已无法知道，只是从李伟信的交代得到了一些信息。

　　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有一定的了解。可惜林豆豆却不肯说半个字，反过来却不停地到处为林彪“伸冤”。林豆豆所说的林彪事件，其实是她自己编造的各种“善意的谎言”，她试图以此来为林彪翻案。

　　林豆豆这么做大概是出于良心的自责，希望自己编织的“谎言”可以洗清林彪的“罪名”。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林彪事件真相的唯一希望，就是林豆豆哪天突然“想通了”，不再沉溺于良心的自责了，讲出真实的林彪事件。

　　（241）

　　前面提到林彪地下部队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四人，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知道一切机密;核心层之外的第二层，是林彪实施计划所必需用到的人物，这是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第二层的几个人，并不需要知道政变的具体计划，但需要在关键时刻对林彪的效忠，在关键时刻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要在关键时刻用到这几个人，事先必须要做好“工作”，才能保证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用得上”。除了贴身卫士李文普临阵脱逃之外，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都在关键时刻“经住了考验”，他们是协助林彪外逃的最关键人物。

　　林彪周围的警卫战士很多，但这些人已经变成监视他的人，林彪要想“逃出”他周围的警卫战士包围圈，必须依靠专车司机、专机驾驶员这些人的帮助。至于三名机械师，那是因为三叉戟飞机需要三个人驾驶：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一名机械师。副驾驶员可以不要，机械师是不能没有的，像启动飞机等很多事情，没有机械师的协助是不行的。因此1971年9月13日林彪专机强行起飞时，机组人员只有一名驾驶员加三名机械师的最低限人数。至于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等不是一定必要的人，就一个也不要了，以免不可靠的人带上天以后出意外。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二层人员，隐蔽得非常“深”，平时不活动，直到“九一三”那一天才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江腾蛟供词》中根本没有提到第二层人员的这几个人。我们将在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再详细讲这几个人。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是：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这四个人。其中江腾蛟和王国维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说一下王飞和陈励耘。

　　王飞，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8年参加解放军空军的筹建工作。1967年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王飞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也就是林立果的“顶头上司”。后来王飞因为与林立果的关系密切，1969年林立果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王飞也升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242）

　　“九一三”事件后，王飞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74年患精神分裂症。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原准备把王飞当作主犯，但因为王飞患精神病，不能起诉，所以把江滕蛟“升格”为主犯。

　　陈励耘，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64年任空军第五军政委，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王国维类似，陈励耘是毛泽东在浙江省巡游的警卫工作负责人。因为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曾下榻于杭州汪庄，所以陈励耘多次见过毛泽东，也听过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陈励耘被免于起诉。

　　陈励耘的判决书说：【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刑法第18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在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32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历史上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与黄、吴、李、邱四人在战争年代就与林彪建立起历史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的政治地位都不高，江腾蛟原是空四军政委，后被毛泽东免职，空四军政委由王国维接任，陈励耘是空五军政委，王飞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江腾蛟、王飞不是中央委员，而王国维和陈励耘在“九大”上，通过林彪集团的途径跻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般人都知道，林彪是极少见人的，而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四人林彪都亲自接见过。以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亲自接见江腾蛟等小官，当然是不寻常的。如果说林彪接见王飞，还可以说是因为林立果的关系，而接见江腾蛟、王国维、陈励耘等人，就不能用一般关系来解释了。有人说林彪对林立果的“小舰队”毫不知情，那么林彪为什么要亲自接见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呢?因此林彪亲自接见的这件事，也反映出林彪是知情的。

　　江腾蛟、王国维等人都给林彪写过“效忠信”，声称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所以林彪和林立果对这几个人是很重视的。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列为“骨干力量”。

　　（243）

　　尽管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被列入《五七一工程纪要》，但《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却一直瞒着江腾蛟等人的。这是因为林彪和林立果对这些写“效忠信”的人，依然不敢完全信任。很多人是“只能共安乐、不能共患难”的人，在林彪得势的时候，这些人争先恐后地攀林彪，指望跟着林彪可以飞黄腾达;可是当林彪失势的时候，能够真的为林彪赴汤蹈火的人，那就凤毛麟角了。因此，林彪和林立果无法确定江腾蛟等人在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能为林彪赴汤蹈火，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核心秘密要瞒着他们。

　　到1971年9月要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关键时刻，林彪和林立果考虑动用这第三层人员了。但真正要向这些人透露“五七一工程”的时候，林彪和林立果却犹豫起来。万一说出来，这些人不愿干，或者不敢干，甚至去告密，那么“五七一工程”就要流产失败了。最后他们把这四人分为两组：告诉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拉他们进来干;王维国和陈励耘就不告诉了，这也就是说“五七一工程”就不指望他们了。

　　为什么分两组呢?因为江腾蛟是毛泽东点名不要的人，所以他只有跟林彪一条路;王飞是不被毛泽东重用的人，毛泽东从来没接见过王飞，所以他也只有跟林彪一条路。而王国维和陈励耘除了是林彪线上的人，他们也被毛泽东重用，毛泽东外巡时多次召见这两个人，他们对毛泽东不但没有仇恨，反而是有感情的。而且，王维国和陈励耘在官场上也很顺利，一路成为候补中央委员，让他们去干刺杀毛泽东的事情，缺乏内在的心理动机。

　　因此，林立果在9月8日，告诉了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纪要》。江腾蛟说他在得知“五七一工程”时，表示“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据《江腾蛟供词》，林立果在9月8日曾设想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但终究没敢用这个计策，因为他们怕王维国不愿干或不敢干，这样计划就败露了。

　　据王国维回忆，林立果秘书于新野只是对他说：“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个要求是相当低的，所以王维国听到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后，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

　　（244）

　　林立果对王大章说：“你爸爸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这就是说王维国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林彪线上的人，所以毛泽东没有怀疑他，亲自找他谈话。

　　林立果还说：“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因为王洪文是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表”，林立果让王维国与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彪，也就是劝王维国转而投靠毛泽东那边去吧。林立果问到徐景贤，是想知道徐景贤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如果徐景贤本人在上海，而毛泽东又没有召见他，只见了王洪文，这就说明毛泽东不重视徐景贤。

　　而对于陈励耘，林立果也没有通知他，所以他也就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这样一来，陈励耘就因为“罪行轻微”，免于起诉。

　　王维国的情况其实与陈励耘一样，他也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而王维国却被判刑14年。这样一来，王维国就感到冤枉了，不停地上诉。其实王维国与陈励耘的差别，关键在于王维国派他的儿子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情况。如果没有这件事，估计王维国也会免于起诉的。

　　据《江腾蛟供词》，他和王飞都是在9月8日以后参与“五七一工程”的人。“五七一工程”有两个计划：上策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北上苏联，出国反毛。林立果对江腾蛟和王飞的信任仍然是有限的，只告诉他们南下的计划，没有告诉他们北上的计划，所以江腾蛟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北上的计划。

　　江腾蛟说：9月12日晚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但于新野没有告诉江腾蛟，他们将要“北上”了。因此江腾蛟后来又给周宇驰、等人打电话，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王飞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只知道南下的计划，不知道北上的计划，所以在林彪一伙人“北上”之后，就不知所措了。不过王飞与江腾蛟不同的是，他患“精神病”了，这样一来，他就被免于起诉，而江腾蛟则被判刑18年。

　　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需要一提，这就是林彪的原秘书关光烈。1958年关光烈任林彪的秘书，1965年关光烈离开林彪，到武汉军区127师任政委，此后关光烈与林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可是在1971年9月8日，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林彪)”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

　　关光烈一到北京，林立果就找他谈话，提出问他主管的127师“借用”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关光烈都托辞拒绝了。应该说关光烈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只是林立果想通过他搞到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然而《江腾蛟供词》中，却声称关光烈和他们一起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样一来，关光烈就是有嘴也说不清了。后来，关光烈被判10年有期徒刑。

　　（245）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是林立果等人笼络的一些不知详情的普通军人。他们被告知有“阶级敌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他们去保卫林副主席。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对“暗害”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并不感到奇怪，真的认为有“阶级敌人”，那么保卫林副主席也就是义不容辞之事。

　　这第四层人中的典型代表，是林立果领导下“调研小组”的翻译陈伦和。“九一三”事件后，陈伦和被隔离审查，1981年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有期徒刑5年。陈伦和的判决书说：

　　【陈伦和是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成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7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前夕，陈伦和按照林立果的指使，向程洪珍传达了“舰队进入一等战备”的命令。9月8日，陈伦和随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即按照林立果的布置，一直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值班。9月11日，林立果又把他们在政变期间使用的代号告诉了陈伦和，当天，刘沛丰给陈伦和发了手枪。

　　陈伦和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向陈伦和等人布置南逃计划，指使陈伦和等人13日随林彪坐飞机到广州沙堤，在飞机上保卫林彪，并告诉他们说：林彪将来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9月12日深夜，陈伦和得知“南逃”计划暴露，即同王永奎等人转移到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秘密据点，于9月13日晚，伙同王永奎、许秀绪、王琢等六人从北京乘火车逃往广州。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

　　然而陈伦和出狱后，对上述指控矢口否认。陈伦和说：【1970年4月，我从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军司令部科研部任翻译。科研部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这是我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在空军任作战部副部长。

　　9月，我被调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属的外事处，16日上午，周宇驰给我和许秀绪等人说：“这里是空军党委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简称‘调研小组’，我们都是围绕林立果工作。林立果是帮助林副主席处理全党全军的大事，到各处做调查研究，也要调研外国的情况，所以叫你来做翻译工作。”

　　（246）

　　后来周宇驰给我看了林立果与毛主席合影的大照片，林立果上报毛主席的技术材料，封面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和签字。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所以就形成了林立果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他到哪里工作的状况。我见到的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

　　不知是否因为我的正统、生性坦诚和常常直言不讳，虽然我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有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并对我说：“现在起不要再搞资料翻译了，去值班守好电话，以及做好其他勤杂事务，如烧水做饭，整理房间等。”

　　9月8日及12日，周宇驰两次对我和其他人谎称：“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

　　谁都知道那时候“路线斗争很复杂”，虽然他们没有明说“有人”指的就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但是江、张在群众中的印象一直不佳，非议不少，暗地里对中央的文武两派的不和一直都有传闻。直到9月12日，周宇驰还对我等人说：“林彪被他们(江、张)欺负够了。”所以周宇驰的解释是合乎情理和令人信服的。

　　类似值班、代号、发枪等战勤事务，我在1967年赴越参战、1969年战备时都曾经历过，专案组和法庭非要把这些说成我参加政变、有颠覆政府的目的，何以服人?

　　当时我不知道林彪已背叛毛主席，在“调研小组”里林立果等人一直在散布他们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所以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与江青等搞斗争。1971年7月林立果还在汕头对空十二军部分领导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现在有人要把他们分割开来，要提高警惕。”这个谈话纪要曾给我看过。

　　我随王永奎等三个副处长去广州，是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我等四人明确下令的，他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要我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尽管我从未见过林彪，叶群，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去广州保卫党章已经确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文革理论和实践搅乱了人的思想，只觉得阶级斗争越搞越大，阶级敌人越搞越多，遍地都是，连党的副主席也有危险。

　　（247）

　　在王永奎安排下坐火车去广州，并不是得知林彪“南逃”阴谋暴露之后的逃跑。包括王永奎在内，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得知阴谋败露”和“南逃”。所以9月13日我们依然执行原来林立果定的分头去广州的计划，去了广州之后我们就找林立果。

　　判决书对我们当时“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的描述与事实不仅有出入，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没有找到林立果(那时又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方式)，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在上海?于是就从广州去上海。因为军人出差是要《军人通行证》的，我们的单位都在北京，不可能回北京去开证，所以就借用了广空某单位的通行证。我们既没有“逃”，也没有“潜”，人家要抓我们是人家的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只是为了找到我们的领导。】

　　由陈伦和的回忆可知：(一)毛泽东曾经表扬过林立果“搞科研”，还写了专门的批示，并与林立果有合影。陈伦和看过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还看过林立果上报毛泽东材料上，毛泽东给他的批示和签字。从陈伦和回忆的时间来看，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和批示，应该是1969年的“九大”前后的事情。

　　(二)陈伦和看到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这与林彪是相像的。

　　(三)陈伦和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知道庐山会议上毛与林之事。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他们下达“一等战备”的命令，理由是：“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听上去很合理，陈伦和等人也很相信，毫不怀疑。

　　(四)值班、代号、发枪等是随着“一等战备”而来的，这在“路线斗争”的年代，也不算异常之事。

　　(五)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陈伦和等四人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命令他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

　　(六)9月13日，陈伦和等人没有见到林立果，他们就坐火车去广州找林立果;在广州找不到林立果，他们又去上海找。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命令，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林彪和林立果外逃之事。

　　由此看来，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只是林立果等人借用林彪的声望利用一下他们而已，这些人都算不上是林彪或林立果的死党，他们只是简单地“被利用”了。因为那时新闻报刊一直宣传“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如果有人说“毛主席派人来抓林彪”，一般人反而不相信。

　　（248）

　　那时一般民众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密不可分的，无法想象毛泽东会下令抓自己的亲密战友。如果有人对林彪动手，人们自然地认为那一定是毛泽东病重，有人趁机篡夺林彪的接班人大权。因此这些第四层的人，被告知毛泽东病重，有人(江青等)要趁机夺林彪的权，要他们武力保卫林彪，这些人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

　　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五七一工程”，其实知道整个“五七一工程”的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六个人，知道部分“五七一工程”的有林豆豆、李伟信、江腾蛟、王飞四人，总共不过十人，其他人都是属于各种各样“被利用”的。一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五七一工程”之所以没有事前泄露出去，也是因为知道的人非常少。

　　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五七一工程”，其实分为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暗杀毛泽东的计划;第二个计划是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第三个计划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这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据后来的揭发材料说：【1971年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到广东深圳、尖沙嘴，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1971年7月底，林立果、周宇驰曾秘密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8月8日，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9月7日，周宇驰向空军司令部航行局要苏联民航班机图;9月11周宇驰拿到可供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

　　据揭发材料显示，早在1971年7月，林立果就开始策划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并看好了退路，万一情况紧急的时候，林彪可以逃到香港。因为深圳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所以开水陆两用汽车，可以从深圳直接开到香港，这也是林立果、周宇驰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从深圳逃到香港去。

　　周宇驰要苏联民航班机图等，则是为了外逃苏联之用，可见上述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三个计划的同时进行，也说明“五七一工程”不是林立果单独搞的，因为在广州另立中央，绝不是林立果可以背着林彪单独干的事情。

　　现在一些人为了说明“五七一工程”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单独搞的，于是就略去“五七一工程”三个计划中的另外两个，让人们误以为“五七一工程”只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其实《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明文写道：【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可见《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策划的“军区搞地方割据”，就是后来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与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同时进行的。

　　（249）

　　把文革和林彪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过从头到尾认真研究的学者，比如高华、高文谦等人，都得出结论：林彪对“五七一工程”是知情的，不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例如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写道：【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泽东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在“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中，第三个外逃苏联的计划，应该是其中的核心，因为这个计划实施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是主攻计划;第二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可能性就小得多，只能作为辅助计划;第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是的“撞大运”理想计划，要有买彩票中头彩的运气才行。

　　林彪为什么想到在广州另立中央呢?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分为6个大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海南岛，中南军区成立后，辖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6省，林彪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黄永胜任参谋长，陶铸任政治部主任。1955年，全国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以中南军区司令部为班底成立了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因此，广州军区是林彪第四野战军的班底，所以林彪要选在广州“另立中央”。当然林彪也想好“另立中央”失败的可能性，所以安排林立果等人学会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便万一时退到香港。

　　不过“五七一工程”的真正重点，还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要想实施“外逃”苏联的计划，也是非常困难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林彪事件，还没有发生过一个高官的外逃事件。其实刘少奇等人，也未必没有想过外逃，只是外逃的难度极大。因为高官们的警卫都是掌握在八三四一部队手中，要想逃出八三四一部队的监控，要想弄到供自己外逃的飞机，要想搞到效忠于自己的飞行员，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会“外逃”，因为这是不太可能办到的。

　　而林彪居然办到了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居然成功地坐飞机“外逃”了。如果不是后来飞机迫降失败，林彪的外逃计划就成功了，这也可以算是林彪“长胜将军”的最后一次“胜仗”吧。

　　林彪策划出走苏联的计划，其核心并不是为了逃跑，而是要给毛泽东一个重大打击。这点在后面重点分析。

　　（250）

　　前面提到“五七一工程”是三个计划同时策划的，第一个计划“暗杀毛泽东”是进攻性的，第二个计划“广州另立中央”也是进攻性的，而第三个计划“出走苏联”则是防御性的。在实施时的顺序是：先实施第一个计划，如果第一个计划不成功，就启动第二个计划;如果第二个计划不成功，再启动第三个计划。事实上，这三个计划也是这样实施的。

　　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否认“五七一工程”有三个计划。这些人认为，“五七一工程”只有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瞒着林彪，是林立果擅自搞的。这些人的说法是：林立果在1971年9月5日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于9月8日从北戴河飞往北京，开始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行动。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林立果以为暗杀计划暴露了，于当日下午6时紧急从北京飞往北戴河。到了北戴河后，林立果才告诉林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林彪本来没有任何反抗毛泽东的想法，只是在得知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后，认为自己已经洗不清了，才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

　　这种说法有两个致命的硬伤：第一个硬伤是必须否认存在第二个“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以林彪为中心在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公开对着干，这个计划是具有强烈反抗性质的，完全否定林彪不准备反抗毛泽东的说法。而且，这个计划离开了林彪是不成立的，林立果不可能背着林彪擅自“另立中央”。

　　现在各种证据都显示，“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存在的，我们前面举出不少证据，后面也还将举出一些证据。只要“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存在，“林彪不知情”的说法就无法自圆其说。

　　这种说法的第二个硬伤，是说外逃苏联的计划是在9月12日当天临时决定的。该说法声称林立果年轻莽撞，只知道暗杀，9月12日暗杀失败后，才临时决定外逃。可是事实证明，外逃的计划不是9月12日临时作出的，而是最迟在9月7日就已经有了。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以及林彪的警卫人员都证实，林立果早在9月7日就有南下广州的计划了。

　　这里先看一下林彪一家的动向时间表：

　　1971年7月，林彪和叶群赴北戴河休养。

　　1971年7月9日，林立果到广州，在空十二军等处讲话，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不可分的，现在有人试图把他们分开。”

　　（251）

　　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7月30日，林立果从广州回到北京。

　　8月8日，林立果从北京到北戴河，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8月27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

　　9月4日，林立果再从北京到北戴河。

　　9月7日上午，林豆豆坐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与林豆豆密谈。之后林豆豆对警卫员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

　　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指挥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下午6时，林立果从北京飞往北戴河。

　　9月12日晚，林豆豆打电话给北京，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并准备好了飞机。之后周恩来下“禁空令”，禁止一切飞机起飞。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登上林彪专机，飞机在机场未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后来坠毁在蒙古荒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北戴河96号楼是根据林彪、叶群的要求专门修建的。整座楼呈“工”字型，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

　　1971年9月，当他们得到毛主席南巡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更加反常了。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她往林彪屋里跑的特别勤;林彪脾气特殊，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任何人进屋，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叶群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这说明，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

　　二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试车。该车是保险红旗轿车，安有防弹玻璃，是当时国内一流车，性能特别好，并不需要天天试车。杨振刚的举动说明，首长可能随时会急用车。

　　三是林彪、叶群突然把林立衡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等一齐招到了北戴河。

　　最最引起我们工作人员怀疑的，是叶群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她在工作人员中说，“首长想动一动”、“准备去大连”、“女儿在国庆节要结婚”等等，让人们觉得，林彪这里一切正常无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让人从北京取来大批文件和生活用品，并出现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有人听到她在林彪房间里哭泣，看到她的眼睛红肿了。

　　（252）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感到，近几天可能要出什么大事了。

　　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

　　据负责林彪警卫的原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林立衡的随从人员)有事找你。”

　　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老虎抓起来。”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李文普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

　　由于事关重大，我也不敢同别人讲。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林立衡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到外地去。”

　　我说：“怎么办?是否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

　　林立衡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

　　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回忆说：【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说，主任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

　　（253）

　　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吉纯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吉纯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林彪贴身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

　　我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林立衡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

　　由此可见，早在9月7日，林豆豆已经从林立果那里知道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她反对这个计划，并试图阻止这个计划。这件事林豆豆之所以不敢直接向林彪说，是因为她也知道，林彪对这一切都是知情的，林立果并没有瞒着林彪，所以她才向周围的警卫员求援。如果真是林立果瞒着林彪，那么林豆豆应该主动向林彪揭发林立果干的“坏事”，林豆豆为什么不告诉林彪呢?

　　据《风云九一三》的张聂尔说，他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

　　张聂尔说的林豆豆反应，也证实林豆豆应该知道林彪是知情的。林豆豆说“林彪都糊涂了”，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林彪那时是很清醒的。林彪与毛泽东“斗争”的计划，的确是高明的，因为他的这一招，彻底毁坏了毛泽东的威信。

　　（254）

　　不少人认为林彪搞暗杀、另立中央、出走外国等是不明智的。那么不妨设想一下，林彪“不走”会是什么结局呢?

　　(一)理想结局：林彪保住副主席地位，继续当接班人。如果身体好，活过毛泽东，最后还能接班继位。

　　(二)较好结局：林彪丢掉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位子，但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而在生活上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级高官待遇。朱德和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再差一些，失去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1966年以前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

　　(三)最坏结局：刘少奇和1966年以后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排名第八，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当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到此为止，刘少奇在生活上也继续享受一级高官的待遇。但刘少奇失权后，很快就失去了生活待遇，妻子被捕，子女被下放，刘少奇本身也失去人身自由，不久就病死了。彭德怀也在1966年以后被关进监狱，失去了以前的一切待遇。

　　林彪不走的话，将会是那种结局呢?第一，理想结局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已经点了林彪的名，并且说庐山会议上与林彪的冲突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这个人向来是说话算话的，他既然这么说出口了，就是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拿掉林彪，所以林彪副主席和接班人的地位肯定是保不住的。

　　第二，较好结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说：“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毛泽东已经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既然把林彪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那么林彪的下场，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下场，不太可能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更好。

　　第三，林彪不走的话，他最可能面临的就是最坏结局，像刘少奇那样，妻子入狱，儿子和女儿被下放，林彪自己被软禁。软禁的生活条件是较差的，如果林彪的身体较好，或许还能挺过来，而林彪的身体较差，未必能在软禁中挺过来。林彪被软禁的话，好则一年，差则半年，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

　　这样比较一下，林彪自然会选择“走”，因为他预料自己留下来不会有好的结局。当然，林彪选择“走”，不仅仅是为了逃命，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要战胜毛泽东。

　　（255）

　　林彪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对于他这样的军人来说，死并不重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以自己的死去换取胜利，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军人的境界。比如大部队要撤退，留下一小批战士阻击敌人，这些阻击敌人的战士，注定都是要死的，而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去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死不是“白死”，自己的“死”将换来大部队的胜利。所以军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切为了胜利，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胜利。如果军人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境界，谁愿意留下来阻击敌人呢?

　　对于林彪来说，他已经把他与毛泽东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战争。林彪既然有“常胜将军”的美誉，他当然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定要赢，哪怕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要赢，这才是军人的本色。然而，林彪与毛泽东的实力对比相差太大，正面公开的斗争，林彪绝无赢的可能。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大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林彪要赢，必须出奇兵，用诡计，为了胜利，不惜一切手段和一切代价。

　　林彪取胜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拿掉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也就是暗杀。这个办法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一般搞暗杀，都是买通黑社会，雇用职业杀手，这样即使是暗杀失败，自己也不会暴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暗杀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暗杀不管成功失败，一般都查不出谁是主使人。

　　可是新中国既没有黑社会，也没有职业杀手，所以雇人去暗杀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林彪只有动用自己的儿子去干。这样一来，一旦暗杀失败，林彪这个主使人就必然会暴露，林彪就要背上一个搞暗杀的污名。但林彪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个理由后面再说。

　　林彪也清楚，就是有黑社会的地下组织，有职业杀手的丰富经验，要想暗杀毛泽东这样警卫森严的人，也是极难的。林立果这支10人左右的小部队，又毫无搞特务工作和暗杀的经验，要想暗杀成功毛泽东，简直比买彩票中头彩的可能性还小。既然这样，林彪为什么还要干呢?这是因为暗杀即使失败，也是有价值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林彪取胜的第二个办法，是组建自己的军队打败毛泽东，这就是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然而鉴于毛泽东的巨大威信，尽管广州的部队是林彪过去的嫡系部队，但此时广州的部队会不会跟着林彪“造反”，是疑问很大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广州的部队跟随林彪造反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即使这样，林彪也要干，这也是因为另立中央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256）

　　林彪取胜的第三个办法，是向外国“借兵”打败毛泽东。向外国借兵的事，古今中外都很多，林彪想到的是向苏联借兵。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方认为核心问题是毛泽东的反苏，所以苏联极欲搞掉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在周恩来访苏的时候，苏联人就装着醉酒，向周恩来提出共同搞掉毛泽东的设想。如果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苏联合作，共同搞掉毛泽东，苏联是很愿意的。

　　因此林彪外逃苏联，向苏联借兵打回中国来，毛泽东是很难招架的。因为林彪对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军事部署太熟悉了，由林彪指挥苏军来打中国，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占领全中国，只要占领东三省等部分地区，在那里建立一个反毛泽东的苏联卫星国，也是苏联很愿意看到的。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苏联是愿意出兵帮助林彪“打回来”的。可是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与中国开战就意味着一场核战争，苏联愿意冒着核战争的危险借兵给林彪吗?这是阻碍林彪这个设想的关键。一般看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应该是没有魄力面对核战争的，所以林彪借兵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林彪外逃苏联，就会落下一个“叛国”的污名，但林彪却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头看看“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第一个暗杀计划，第二个另立中央计划，第三个外逃借兵计划，都是为了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林彪也知道，这三个计划要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林彪还有一个没有写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第四个计划，那就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作为军人来说，不能战胜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算是没有失败。

　　如果说林彪前三个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当然林彪的“同归于尽”，不是在肉体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而是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

　　林彪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可以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官，最主要靠的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武器。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建立，林彪是做出很大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林彪的助推，毛泽东不可能建立起那么高的个人崇拜。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林彪可以帮毛泽东建立起个人崇拜，也可以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打掉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办法，就是以自己给自己泼脏水，弄黑自己，也就染黑了毛泽东。林彪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这样才能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57）

　　当时人们已经把林彪看成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并不是坏人，只是犯了错误，下了台，受到了批判，这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一旦人们发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原来是“坏人”的话，那么毛泽东就很尴尬了，他怎么向人民群众解释呢?毛泽东如果看出不自己的亲密战友是“坏人”，被自己的亲密战友欺骗了，那么毛泽东的英明到哪里去了?这几年的文革到底为了什么?

　　因此，林彪下台，被批判，都不会影响毛泽东的政治声望，而林彪是“坏人”，才能打击毛泽东的政治声望。林彪怎么把自己变成“坏人”呢?

　　一般人心目中“坏人”，是那种搞阴谋诡计，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林彪就要搞暗杀，把自己变成“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一般人认为分裂国家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一般人认为叛国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外逃苏联“叛国”。

　　这样一来，如果林彪搞的暗杀计划失败，另立中央计划失败，外逃苏联计划失败，那么林彪的第四个“同归于尽”计划，就不声不响地成功了。因为此时林彪已经变成分裂国家、投敌叛国、阴谋暗杀的标准坏人，想要给林彪说好话都很难。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林彪原来是这么一个坏事尽干的“坏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把这么坏的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呢?因此，林彪表现得越“坏”，毛泽东就越惨越尴尬，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丧失越大。

　　这样分析之后，就清楚林彪为什么不怕搞暗杀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分裂国家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叛国的污名。林彪就是要用这些“污名”，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让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丧失和政治威信扫地。事实上，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确丧失殆尽了，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是永远正确和英明伟大的，人们看到“红宝书”，就想起摇着“红宝书”的林彪这个阴谋家，“红宝书”自然而然失去它的魔力。

　　林彪的叛逃，造成林彪和毛泽东两个人都是输家，这就是林彪“同归于尽”计划的结果。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可以说从没遇到过这样大的失败，这次林彪让毛泽东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洋相，让毛泽东失去了他最大的政治武器：个人崇拜。

　　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还直接影响到他的接班人。人们不再迷信毛泽东了，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神圣的光环。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下台，都与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对于林彪来说，他的“出走”绝不是单纯的外逃，而是战胜毛泽东的一种方式。即使是外逃失败，林彪丧命，他也不算是完全的败者，毕竟他这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了。

　　（258）

　　之所以称“九一三事件”，是因为林彪的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0分起飞，而真正惊心动魄的事，其实是发生在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这里先看毛泽东的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毛主席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日程是：1971年8月15日离京，8月16日至27日在武汉，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8月27日至8月31日在长沙，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8月31日至9月2日在南昌，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汪东兴回忆说：【9月8日晚上，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毛主席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我还建议，可以转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专列9月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晚10点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

　　（259）

　　毛主席一直等到 9月l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在专车前方‘压线路’的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到济南是早上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感到诧异，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张春桥等)的阴谋，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

　　他们要实施早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

　　（260）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当时虽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但他出于某种警觉，临时改变了日程，提前回到了北京。这次毛泽东提前回北京，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等到汪东兴告诉他时，周恩来才吃惊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毛泽东在9月12日下午4时到达北京后，下午7时林立果乘林彪的256号专机匆匆飞往北戴河。关于此行，256号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探望家人。但是一天前，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周末不回家了。9月12日晚18点开饭，这时值班室人员说：“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当我到达值班室时，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个小资料包，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还有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兵，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

　　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这时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油到17吨。”

　　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

　　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但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

　　（261）

　　据康庭梓回忆，在9月11日潘景寅就告诉他，周末有任务要值班。因为9月12日是星期天，所以所谓“周末”，只能是9月12日。在9月11日，毛泽东还在上海，那时候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毛泽东将于9月12日返回北京。由此可见，潘景寅早就做好飞广州的准备，这个计划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回北京才临时做出的。

　　北京到北戴河的距离很近，潘景寅指示飞机加大量的油，这是为了飞广州做准备的。后来飞机上剩12吨半油，这个油量还是可以勉强飞到广州的。

　　飞机到北戴河后，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彪要用这架飞机”，可见此时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这个计划也不是在9月12日晚上才临时定的。

　　这次飞机上的五个人，后来林立果和刘沛丰上了外逃的飞机，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在山海关机场，没有带上飞机，可见他们三人是不知情的。

　　关于专机机长潘景寅，有不少人认为他不是林彪死党，理由是后来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据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写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1981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真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潘景寅在飞机上进行过搏斗吗?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空军专家组的意见，该意见说：【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不可能进行搏斗，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以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

　　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

　　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自愿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了。】

　　空军专家组的意见，显然否定了邓小平的说法。其实邓小平只是随便说“据我个人判断……”，并不是代表组织做出的正式决定。或许邓小平自己并不清楚，他说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听到邓小平这句话后，马上给潘景寅做出“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而且还给潘景寅家属发了抚恤金。潘景寅的上述结论，是典型的“唯上媚上”结果，不能作为分析林彪事件的证据。】

　　（262）

　　9月12日这一天，北戴河却很热闹，因为这天举办林豆豆和未婚夫张清林的“订婚仪式”。关于9月12日之前北戴河的事，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6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南巡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带着正谈恋爱的张清林，还有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据李文普的回忆，周宇驰在9月6日这天把毛泽东南巡讲话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三人汇报了。此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叫林豆豆带着未婚夫来北戴河。为什么要急着叫林豆豆来北戴河呢?显然他们准备就在北戴河“行动”，把林豆豆叫来，就是准备带她走。

　　由此可见，在9月6日这一天，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周宇驰就做好了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暗杀毛泽东的事，完全不需要叫林豆豆来，而要南下广州，才需要叫林豆豆来。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加上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他在57号楼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57号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据李文普回忆，林豆豆一到北戴河，林立果就找她密谈。这次密谈中，林立果应该对林豆豆讲了暗杀毛泽东，南下广州等计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当然与林豆豆无关，而南下广州的计划就要带林豆豆一起走，因此林立果要事先给她打招呼，让林豆豆先有个思想准备。没想到林豆豆听了以后，马上跟周围的警卫人员说了，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李文普还回忆说：【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林彪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因为张宁和张清林是在9月6日突然被叶群叫来的，林彪见到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和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表示很高兴，一点没有意外，可见林彪对这些计划都是知情的。

　　李文普接着回忆说：【9月8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向首长报告。我马上去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263）

　　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李文普，应该不是为了防范李文普，而是放烟幕弹。这次林立果去北京，是搞暗杀的极为重大之事，所以叶群怕别人怀疑林立果去北京的真实目的，就放风说“去北京治牙”，又说“不要告诉林彪”，这样就造成林立果去北京，似乎与林彪完全无关的感觉。叶群希望李文普把“林立果背着林彪去北京治牙”这件事散布出去，这就等于释放一颗烟幕弹，不会引起有人怀疑林立果的行动。

　　关于叶群释放烟幕弹，吴法宪也回忆说：【9月9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做报告，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

　　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叶群要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帮助找两部影片。叶群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

　　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叶群让吴法宪找电影，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吴法宪也纳闷“这种事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其实叶群的目的，是希望吴法宪把“林立衡要结婚”的消息散布出去，让人们认为北戴河正在忙着为林豆豆准备婚事。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怀疑北戴河在策划其他的事，这也是一颗烟幕弹。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10日中午，刘沛丰带着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见了叶群，密谈了约20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我叫食堂给刘沛丰准备午饭，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叫我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

　　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

　　（264）

　　李文普回忆，刘沛丰9月10日坐飞机到北戴河与叶群密谈20分钟，内容应该是关于林立果他们策划暗杀的事情。9月11日，叶群向李文普透露去广州的事。此时毛泽东还在上海，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会在第二天突然回北京。由此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事先制定好的，而且林彪和叶群都是知情的，否则叶群不会对李文普提出去广州之事。另外这天林彪要看“副军级以上的干部名册”，也应该与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关。9月12日上午林彪说要去大连，在也是释放烟幕弹，其实上是准备去广州。

　　另外，9月12日下午林豆豆与李文普谈到“林立果干坏事，要害毛主席，要去广州，不行去香港”。9月12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林立果他们的暗杀计划还没有“失败”，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失败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

　　关于9月12日这天的事，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去大连，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叶群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21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

　　据李文普回忆，林彪、叶群和林豆豆、张清林拍了合照，表示祝贺他们订婚。这时林立果乘飞机来北戴河，叶群告诉他们，林立果是“赶来”为林豆豆祝贺的，显然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看电影时，叶群又违规把林彪身边的内勤“支走”，她与林彪两人单独密谈。林立果来了之后，他们三人又一起密谈。

　　（265）

　　对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

　　我找司机驾一辆“吉姆”同去机场，过秦皇岛不远，看到前方有车过来，我叫司机把车停靠在路中间。这时对面的车也开过来了，里面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我说：“主任叫我来接你们，因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这里。”

　　林立果什么话都没说，与刘沛丰各提一个小箱子，改驾我们的“吉姆”车走了。我同司机上了他们从机场借来的吉普车，返回驻地。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

　　我见到李文普，问他：“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

　　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李文普没表态。

　　过了一会儿，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

　　叶群说：“坐火车去。”

　　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

　　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

　　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

　　叶群说：“不去就算了。”

　　当时我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况且，大连的房子，林彪多次住过，不用做什么准备，先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我想，叶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据刘吉纯回忆，李文普对他提起“上飞机”的事，是因为林豆豆也向刘吉纯说过，要求他千万阻止林彪上飞机。

　　当时林彪这样高官的警卫体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林彪办公室的人员。不过林彪办公室里，大部分都是秘书、保健医生、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等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负责保卫林彪的安全。在林彪办公室中，只有李文普(林彪办公室警卫处长)和刘吉纯(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两人是负责林彪安全的，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枪，其他人都没有枪。李文普和刘吉纯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第二个部分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这些人不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在北京，有警卫战士在他的住处附近站岗放哨;林彪到北戴河，并不是把在他北京的警卫战士带到北戴河，而是由八三四一部队另外派人到北戴河警卫。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都是带枪的。

　　林彪办公室中的两个警卫中，林彪和叶群信任李文普，不太信任刘吉纯，所以叶群试图派刘吉纯去大连，想把他“支走”。李文普基本上是帮林彪的，只是在最后一刻才临阵脱逃。如果李文普听从刘吉纯的意见，派几个带枪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事先上飞机里面警戒，那么林彪的飞机就很可能无法飞走了。

　　（266）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上，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了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上飞机呢?】

　　对此刘吉纯也回忆说：【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去八三四一部队的值班室报告。

　　李文普说，他怕林彪、叶群会找他，他不去。

　　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八三四一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

　　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

　　我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

　　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看到陈伯达不参加会议，觉得他可能出了问题，至于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对这天的事，林豆豆本人回忆(林豆豆的材料据说被人修改过)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叶群当着林彪的面，为我和张清林举办婚礼。晚8点，我去秘书办公室，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宋秘书不清楚，便去问李文普，李文普也不知道。

　　晚9点，叶群叫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是林立果回来了。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讲明情况，让他们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八三四一部队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的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

　　（267）

　　这时已是晚上9点50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58号楼的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我问张宏：“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

　　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你放心，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我也看出来了，我们为林副主席里里外外当守卫和内勤这么多年，也了解和听说了不少情况。”

　　我对张、姜二人说：“虽然到明早6点还有一段时间，但要防止林立果他们提前行动”。

　　我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57号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96号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张宏说要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汪东兴报告。

　　我问：“向汪东兴报告行吗?”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我说：“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请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我见张宏副团长态度这样明确，考虑问题这样周到，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进屋后，我坐到走廊原先的座位上，将去八三四一部队的情况告诉了还在看电影的张清林。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

　　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268）

　　在林豆豆再三催促下，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向北京打电话通报。对此汪东兴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她心里很紧张，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大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说：【9月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林彪说：“慌什么，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暗杀不成逃往广州。林立果要了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如果暗杀不成功就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这时候，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普，要他立即向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普说：“我离不开。”

　　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八三四一部队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269）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周总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11时才睡的。这天由于睡够了六个小时，总理显得特别精神。早已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总理的警卫工作)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就把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叫上车。”

　　总理听后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总理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进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吃完一杯豆浆冲鸡蛋后，带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议是晚8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内容是讨论即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准时开始，当会议进行到10时40分左右，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离开会场，接通了电话。

　　张耀祠向总理报告说，接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林豆豆来八三四一队部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8时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二五六号。”

　　周总理紧锁眉头，对张耀祠说：“请告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

　　周总理并问张耀祠：“现在什么地方?”

　　张耀祠回答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总理实际上是在询问毛主席在哪里。

　　总理放下电话，进入会场，向开会的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其他人员请回。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法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总理叫他马上查。吴法宪就用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编造的假话向总理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总理听后，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

　　晚11时20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林彪)想动一动。”

　　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说：“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总理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叶群答：“是天上动。”

　　总理问：“你那里有飞机吗?”

　　叶群说：“没有。”

　　周总理知道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是当天晚上调去的，叶群却说没有飞机，纯属假话。总理看透了她电话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性。总理指示海军政委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那里的任何飞机起飞。】

　　据高振普回忆，周恩来这天的安排本来与林彪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到林豆豆的揭发电话后，周恩来停止了正常的会议，专门处理这件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此事是非常重视，所以他才会停止会议。

　　周恩来对林豆豆的话当然是半信半疑，因为她没有说任何证据。林豆豆话中唯一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就是有一架飞机已经调到山海关机场，所以周恩来就从飞机查起。周恩来之所以打电话给李作鹏，是因为山海关机场是由海军管理和警备的。

　　（270）

　　关于周恩来给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回忆说：【大约是当晚的11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我回答说：“没有。”

　　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

　　我说：“绝对没有。”

　　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空三十四师(负责领导的专机)师长时念堂，问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

　　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

　　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

　　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

　　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吴法宪之所以不知道调飞机的事，是因为林彪已经不信任他了，怕吴法宪知道了会说出去，所以调飞机的事完全是瞒着吴法宪的。那么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什么要瞒着吴法宪给林立果调飞机呢?其实胡萍并不是林彪死党，不过在后来的审判中，胡萍因为向林彪提供飞机，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胡萍对此不服，后来他回忆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们要叛逃。

　　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上表现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吴法宪，不要跟吴法宪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

　　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

　　（271）

　　胡萍说的是可信的。那时胡萍这一级别的人，搞不清上边的斗争，他只知道吴法宪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并没有听说林彪也犯了错误。既然吴法宪犯了错误，按当时的做法，要想不牵连到自己，就要跟吴法宪“划清界限”。林立果是代表林彪的，那么胡萍自然认为林立果是空军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吴法宪是空军里“错误路线”的代表。胡萍因此要紧跟林立果，与吴法宪“划清界限”。

　　这次林立果与吴法宪给了胡萍不同的指示：林立果让胡萍把专机调到北戴河，供林彪第二天用;而吴法宪却让胡萍立即把专机飞回北京。胡萍心想：如果自己按照吴法宪的指示，把专机立即调回北京，那么肯定就要彻底得罪林立果和林彪了，那么以后自己怎么在空军里混呢?

　　胡萍无法想象林彪会叛逃，他宁可得罪吴法宪，甚至宁可得罪周恩来，也不敢得罪林彪。毕竟在胡萍眼中，林彪还是堂堂正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胡萍当然不敢做得罪林彪的事。因此胡萍就骗吴法宪，说飞机出了故障，不能立即飞回来，这样就可以把飞机留在北戴河供林彪使用，这样也就不会得罪林彪了。因此，胡萍的做法只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五七一工程”是完全不知情的。

　　关于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应该是“九一三”事件中很关键的一件事。可是对这件事的细节，当事人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各种回忆录也差异较大，有必要在此进行一些分析。首先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说法，汪东兴说：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272）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与汪东兴不同，他说：【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张耀祠的说法，与高振普回忆相似。另外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在9月13日上午向政治局委员介绍林彪出走的经过，当时还不知道林彪的飞机已经坠毁。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

　　【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到卧室来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

　　文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开政治局会议都是常事，我也没多想什么，马上就起来了。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到了人大会堂四川厅，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经先到了。我到了不久，张春桥也到了。李作鹏也在警卫员的掺扶下进入会场，他也服了安眠药，站不稳。纪登奎，李德生也是后到的。在这个时候，政治局究竟开会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13日早6时，周总理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

　　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江青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当时全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真的肃静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地步。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张着嘴巴，有的竖起耳朵，但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总理。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思想上震动极大。我的脑子都麻木了。

　　周总理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

　　周总理接着说：“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明天白天走。”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273）

　　总理接着说：“晚11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林豆豆的第三次电话，是11点多钟了。”

　　总理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总理最后说：“13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李文普，在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说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

　　总理最后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总理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说的。】

　　关于9月12日晚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汪东兴为主的版本，李德生在他的《回忆录》持与汪东兴同样的说法;另一个是张耀祠为主的版本，邱会作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持与张耀祠同样说法。这两个版本主要有以下五点不同：

　　(一)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还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汪东兴说：【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张耀祠版本：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张耀祠说：【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

　　汪东兴版本：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如果明天天气好，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上天转一转。”】

　　张耀祠版本：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还没有调飞机。张耀祠提到：【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调飞机，报告总理后再调。”】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

　　汪东兴版本：叶群说晚上不飞了，第二天再飞。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天气好了，再飞。”】

　　张耀祠版本：叶群坚持晚上飞。张耀祠提到：【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274）

　　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进一步提到：【9月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汪东兴提到：【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说过准备亲自去北戴河。邱会作和高振普的回忆也没有提到此事。

　　(五)得知周恩来与叶群电话谈话内容的来源。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事后告诉他的。汪东兴提到：【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

　　张耀祠版本：张耀祠没有提别他的来源，而邱会作则说，他们的消息是来自周恩来9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亲口讲话。

　　汪东兴和张耀祠的说法不一样，因此有人据此说：“汪东兴和张耀祠两人中必有一人说谎。”但如果认真分析下去就会发现，其实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没有说谎，他们的说法不同，是因为周恩来本人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恩来对汪东兴的说法，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古今中外的官场惯例：古今中外的官员，对于同样一件事，他向上级汇报的说法，与他向下级讲话的说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一定要说实情，这样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对下级讲话的时候，就不一定说实情了，因为很多实情是不能让下级知道的。典型的例子有《大参考》和《参考消息》，《大参考》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才能看的，而《参考消息》是一般群众都能看的。同样一件事，在《大参考》和《参考消息》上的报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汪东兴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版本，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转述的。而张耀祠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下级讲话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出现不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林彪事件的特殊性：周恩来与叶群两人打电话，别人不知道他们两人具体谈了什么，所以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只能出自周恩来之口或者叶群之口。因为叶群已死，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内容，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了。

　　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是陷得比较深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周恩来“帮助”了林彪出走。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卡”林彪的话，林彪是肯定走不了的。周恩来对林彪的最大“帮助”，就是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同时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

　　（275）

　　不管是上面提到的汪东兴版本，还是张耀祠版本，他们都没有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当叶群跟周恩来提出“林彪想动一动”的时候，如果周恩来接口说：“好，我去请示一下毛主席。”周恩来马上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林彪肯定是走不了的。事实上，毛泽东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30分钟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周恩来得知林豆豆的揭发，大约是当晚10时半;与叶群通电话，大约是当晚11时半;林彪飞机起飞，大约是次日凌晨0时半;毛泽东得知林彪的消息，大约是次日凌晨1时。如此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这就给林彪出走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有人说周恩来为阻止林彪出走，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下令林彪专机返回北京，下令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下命令才能起飞等等，但周恩来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就不能报告毛泽东呢?此时毛泽东就在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的中南海，周恩来要见毛泽东，十几分钟就可以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可是周恩来偏偏要独自处理林彪的事情。

　　再者，林彪在党内的级别高于周恩来，按道理，周恩来没有资格处理林彪的事。比如周恩来下令，只有周、黄、吴、李四个人下命令，林彪的专机才能起飞。因为林彪是周、黄、吴、李四人的上级，林彪的飞机是否起飞，难道还要遵从这四个下级的命令吗?因此，周恩来应该向比林彪级别更高的毛泽东汇报，由毛泽东亲自来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而不是不告诉毛泽东，由周、黄、吴、李四人自己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周恩来这种处理林彪事件的方式，从党纪上来说，也是不合适和不应该的。可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有点像现代版的关羽华容道。

　　正因为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上陷得比较深，所以他需要向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件事，因此就有了汪东兴的版本。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周恩来和叶群的电话问题。

　　(一)究竟是谁给谁主动打电话呢?据林彪办公室的记录：“11 时 22 分，叶群给周总理来电话。”也就是说，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正确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呢?

　　这是因为，如果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就应该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相反如果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当然就不需要向毛泽东汇报了。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的，这样这件事他就没有必要向毛泽东汇报了。

　　（276）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得到其他的旁证。比如吴法宪回忆说：【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叶群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

　　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

　　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里告诉他：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要吴法宪调飞机。”后来叶群果然打电话给吴法宪，谈到调飞机的事。据此可知，叶群没有告诉周恩来他们已有飞机，是正确的。当然，叶群不算是说谎，因为林彪的确没有“调”飞机过来。林立果飞来的那架专机，并不是通过林彪办公室“调”过来的，而是林立果以搭乘试飞飞机的名义，飞到北戴河的。至于叶群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吴法宪调飞机，我们在后面分析。

　　这里的问题是：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说他们已有飞机了，并说林彪明天准备乘坐这架飞机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发现林立果飞到北戴河的飞机后，没有采用措施把这架飞机控制起来。如果叶群说林彪不知道北戴河的飞机，周恩来就完全有理由派士兵强行把这架林彪不知道的飞机控制起来;相反，如果林彪知道这架飞机，并声称明天要使用这架飞机，周恩来就不便控制林彪准备使用的飞机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明天要使用这架飞机，所以周恩来不便违背林彪的意愿来控制这架飞机。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得到其他的旁证。比如李作鹏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晚上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我拿过来电话，等待总理讲话时，看了一眼手表：23时整。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277）

　　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23时05分，我就同山海关机场接通了电话。

　　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我问：“飞机走了没有?”

　　回答：“没有走。”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我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的指示均可放飞。”

　　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由李作鹏的回忆可知，周恩来在电话里对他说：“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可见叶群是坚持要晚上起飞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呢?

　　这是因为，如果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没有想到林彪的座机突然在晚上起飞，这样周恩来就是“被欺骗”的角色，对这件事没有责任。相反，如果叶群已经明言告诉周恩来，今晚林彪要飞，而周恩来却没有采用相应的措施阻止，那么周恩来就有责任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今晚不飞了，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准备亲自去北戴河之事，只要汪东兴版本提到。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告诉汪东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毛泽东与林彪问题上，一直持中立态度，没有主动帮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而周恩来亲自去北戴河，就意味着他准备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周恩来曾经试图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

　　（278）

　　前面讲了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搞清，那就是为什么叶群要给周恩来打电话?或者说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动机何在?我们先看看在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之前，北戴河发生了什么事情。

　　据林豆豆本人回忆，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乘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林豆豆就问他情况。林豆豆说：“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

　　林豆豆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找警卫处长李文普和警卫科长刘吉纯，要求他们带她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林豆豆大约在晚9时50分左右，从林彪住的96楼悄悄溜出去，和刘吉纯一起去找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谈话，然后又悄悄溜回96楼。

　　林豆豆回来后，叶群叫她过去。林豆豆说：“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此时大约是12日晚10时半左右。林豆豆从叶群那里出来之后，又去找李文普和刘吉纯，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密谈。林豆豆的不正常行动，引起了叶群的警觉。据林豆豆未婚夫张清林回忆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林立衡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认为她是一块“心病”。叶群几次到电影场察看，当她看到席位上只有张清林，没有林立衡时，立即过去查询，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大约12日晚11时左右，林立果走出96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

　　由此可见，直到12日晚10时半，林彪的计划还是第二天一早去广州，叶群亲口告诉林豆豆明早去广州，并要她准备好行装。

　　这里再分析一下林彪怎样飞广州。按照正常的规矩，林彪的专机起飞之后，就要通知广州方面，在哪个机场降落，然后广州方面派出警卫部队，去机场迎接林彪。等林彪一下飞机，警卫部队就把林彪保护起来。因为广州方面派出的警卫部队，并不是林彪的亲兵，林彪被这些警卫部队“保卫”，他仍然没有自由，不可能指挥和领导政变。

　　因此林彪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分析，林彪的行动大致是：周宇驰等人率领“联合舰队”的先头部队，先从北京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降落。然后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通知广州方面准备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这样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就会事先到白云机场等待。等到林彪的飞机飞到广州上空后，谎称飞机故障，忽然在广州沙堤机场降落。这样就可以“甩掉”广州的警卫部队，由周宇驰率领的“联合舰队”把林彪保护起来，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开始实施政变。

　　林彪也可能采用另一种方式，就是飞机先飞向大连，到了大连之后，以飞机故障为由，从大连上空直接飞出国境到公海，然后沿着公海飞到广州，突然在广州沙堤机场降落，形成突然袭击的效果。

　　（279）

　　林彪飞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各种人证物证。人证有当事人林立衡、江腾蛟、李伟信提供直接的证词，非当事人李文普、刘吉纯、吕学文、以及周宇驰的妻子王圣兰提供的间接证词。更有物证，也就是林立果手下的陈伦和等人按照命令真的到了广州。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广州另立中央”是没有疑问的定案。

　　可是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执意要否认“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因为一旦承认有“广州另立中央”一事，就无法再声称林彪不知情了，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瞒着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

　　“广州另立中央”能不能成功另当别论，但至少这个计划的前期是相当成功的，没有任何人怀疑和察觉到林彪的计划，要不是林豆豆的告密，林彪突然飞抵广州至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林彪再千谋百虑，也想不到自己的女儿会在关键时刻背叛自己。林彪是爱林豆豆的，所以他在9月7日特别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招来，准备带他们一起走。如果林彪不喜欢林豆豆，把林豆豆留在北京，不带她走，不把她叫到北戴河来，那么林彪的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至少不至于摔死在异国他乡。

　　直到9月12日晚10 时半，林彪的计划似乎一切顺利，可是这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叶群发现林豆豆不见了，估计林豆豆很可能是去告密了。本来林彪去广州的计划，是建立在突然袭击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对方已经知道林彪第二天早上去广州搞政变，就会在广州做好准备，那时林彪再去广州，就等于是自投罗网。林豆豆告密之后，去广州肯定是不行了，于是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商定，改用第三计划，先飞外蒙古，然后去苏联。

　　据吕学文回忆：“大约晚11时左右，林立果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据此可以推测，林立果找不到林立衡返回96号楼，是晚11时左右的事情。因此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决定改用第三计划，应该是在9月12日晚11时左右定下来的。

　　12日晚11时22分，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按照过去的常规，林彪出行是不必通过周恩来批准的。林彪外出的时候，只是让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通知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告诉周恩来办公室林彪去哪里，住在哪里，以便中央有什么事可以及时通知林彪。这些事完全是秘书做的事，根本不需要叶群亲自打电话通告周恩来。而且叶群也知道，周恩来是大忙人，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叶群是不会亲自打电话给周恩来的。显然，这次叶群亲自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有重要的事情。

　　（280）

　　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确认林豆豆的告密，目前已经上报到哪个层次。如果已经上报到毛泽东的层次，那么一切都晚了，要想走也很困难了;如果只是上报到周恩来的层次，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因为此时林彪一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周恩来手中。如果周恩来手松一下，他们就可以走;如果周恩来手紧一下，他们就走不了。因此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向周恩来求援，请周恩来高抬贵手，放他们走。

　　虽说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那天叶群对周恩来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叶群和周恩来之间的对话，并不是现在透露出来的那一点内容，叶群还应该对周恩来说了一些“交底”的事，请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当然，叶群肯定不会用明语说，而是用周恩来能够理解的暗语，双方心领神会。

　　叶群也不会告诉周恩来，他们要去广州另立中央，因为周恩来绝对反对分裂党的这种事情。所以叶群应该是向周恩来暗示，他们要去苏联当“寓公”避祸。叶群之所以要向周恩来“交底”，是因为他们不“交底”的话，周恩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9月3日，汪东兴已经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专门送周恩来处。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也知道毛泽东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接到叶群的电话，周恩来的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早在林彪就学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周恩来结识林彪，甚至比毛泽东结识林彪还早。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挨过不少人的“整”，但林彪是从没有“整”过周恩来的少数人之一，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也可以说是“亲密战友”。

　　此时此刻，周恩来打定主意，他要救林彪。怎么救林彪呢?周恩来要做的事情，首先是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知道，关于林彪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目前只有林豆豆一个人的说法，大家对林豆豆的话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只要林彪的飞机不起飞，那就可以证明，林豆豆说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周恩来就可以用林豆豆乱说为借口，把这件事压下去。这样一来，南下广州之事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林彪可以继续留下来，用和平的方式与毛泽东抗争。

　　这是周恩来最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他向李作鹏指示，命令山海关机场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这不仅是挽救林彪，同时也可以和平地解决这件事。不过此时周恩来很清楚，这件事是绝对不能让毛泽东知道的，所以周恩来一直瞒着毛泽东，自己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希望阻止林彪硬干的念头，希望林彪留下来，希望挽救林彪。周恩来知道，一旦林彪的飞机起飞，他就无法在中国境内体面地降落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林彪是性格非常强硬的人，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很难改变。所以周恩来试图用语言和行动劝阻林彪的同时，也还是给林彪留了后路。如果林彪一意孤行，周恩来还是准备放他走。因此周恩来没有下令山海关机场采取强硬措施，如果林彪的飞机硬要飞，也还是可以飞的。

　　（281）

　　据李作鹏回忆说：【大约是0时20分左右，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报告我说：“李政委，机场站长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对方说：“我是机场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的电话指示。通话中，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起飞夜航，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

　　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这样答复机场。因为总理在亲自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强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所以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

　　大约0时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

　　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

　　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对方回答：“西北。”

　　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

　　其实周恩来并不意外林彪飞机的强行起飞，而且在林彪飞机强行起飞之际，周恩来就知道，这架飞机将飞向苏联，因为叶群在电话中已经向周恩来暗示过了。

　　1981年，李作鹏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李作鹏的《判决书》说：【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李作鹏对此不服，后来他在《李作鹏回忆录》中，为自己申辩说：【我的《判决书》中所谓“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修改电话报告记录”的用意，无非是让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其一，周恩来曾“下命令”阻止林彪专机起飞;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鹏有意放跑的。

　　周恩来是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总指挥。在预审时，以及在特别法庭上，为了维护周总理的威信，我没有一句涉及到总理的指挥措施，我咬紧牙关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

　　第一、周总理有没有处置紧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总理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处理紧急情况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总理事先是否知道内情?众所周知，林立衡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就向中央做了报告，总理是完全知道内情的。

　　（282）

　　第三、所谓“四条电话指示”，是阻止飞机起飞的最佳措施吗?这个指示是很模糊、很难执行，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这完全不是总理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种推诿和搪塞的托词。

　　第四、林彪在驶离北戴河驻地前，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这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并不像叶群所说的，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那么简单。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得到报告：“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周总理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彪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林彪)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处理这件事。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五、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的全面情况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二五六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283）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周恩来在处理“九一三”事件时的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这个结论也是合理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一种阴谋论，认为是周恩来故意放走了林彪，这样既除掉了林彪，又打击了毛泽东的威信，可谓一箭双雕。周恩来成为“九一三”事件的最大得益者。

　　周恩来真是这样吗?如果从单单从“九一三”事件孤立地来看，周恩来的确有较大的嫌疑。可是如果从“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整个历史来看，就可以看出，周恩来不是这样的人。下面是这个原因的分析。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他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地位才能稳固。第一方面是军队和高官的支持，第二方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能够同时得到这两方面的条件，领导人的地位很稳固;如果同时得不到两方面，只得到一个方面，领导人地位也能维持;如果两个方面都得不到，那么领导人的地位就不稳定了，随时有倒台的可能。

　　毛泽东在文革前，既有军队和高官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地位是稳固的;在文革中，毛泽东得罪了大批高官，其中也有大量军队高官，因此毛泽东失去了军队和高官的支持。但毛泽东却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威信，威信就成为毛泽东掌权的主要武器。

　　正如李作鹏说的那样：“不管林彪跑到哪里，对毛主席的权威都是极大的损害。”钦定接班人林彪的“不辞而别”，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和信仰毛泽东了，甚至一些人对毛泽东开始产生怀疑。在林彪事件之前，谁要是敢说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马上就会有人汇报上去;而在林彪事件之后，就不再有人向上汇报这种事了，对毛泽东不敬的话也悄悄开始在民间蔓延。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人公开贴出反毛的诗词：【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在文革之后，毛泽东失去了高官们的支持;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又大打折扣，这样一来，毛泽东的领导人地位就不稳了。相反，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既有高官们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也有相当的威信，所以周恩来是有相当大的机会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的。据说当时已有一些高官给周恩来煽风，希望他带头向毛泽东发难，把毛泽东的大权夺过来，让毛泽东真正退居二线。

　　但周恩来却拒绝这么做，他一直在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未想过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具有那么多有利条件的情况下，都没有对毛泽东发难，又何必在林彪事件上，搞什么伤害毛泽东的阴谋呢?

　　（284）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一方面劝说林彪放弃硬来的念头，不希望林彪出走;另一方面，如果林彪一意孤行，执意要出走，周恩来又给林彪放一条生路，这就造成李作鹏抱怨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的原因。周恩来之所以放走林彪，主要应该是由于他们两人之间“亲密战友”的关系吧。

　　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战友”，毛泽东自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毛泽东说这句话，就是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放一条生路。毛泽东可以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周恩来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呢?因为周恩来与林彪也是“亲密战友”。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看9月12日发生的事。这里先说一点题外话，关于“九一三”之前林彪一家在北戴河的情况，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写过回忆录《我写我自己》。但张宁的回忆录属于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基本上没有作为历史资料的参考价值。

　　9月12日晚上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之后，林彪一家很快就动身了。关于林彪一家是怎么走的，有多位当事人提到这件事，这里先看周恩来的说法。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了9月1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周总理说：“晚上11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豆豆的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这个人(林彪)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能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周恩来叙述的林彪出走过程是这样的：

　　(一)9月12日晚11点半多，叶群宣布“今晚首长去大连”，并声称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

　　(二)叶群宣布完，很快就与林彪一行人上汽车走了。

　　(三)此时林豆豆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说：叶群、林立果把林彪搞走了。

　　(四)周恩来说林彪这个人脾气很怪，很难说服他不走。这也是委婉地说：林彪非要走不可。

　　(五)周恩来出于为林彪“安全”的考虑，派人警卫部队把林彪等人追回来，不让林彪的飞机在晚上起飞。

　　(六)山海关机场并没有放行飞机，而林彪一行是强行起飞走的。

　　（285）

　　周恩来的说法，得到了其他人的印证。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大约晚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

　　前面提到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的事。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调飞机，叶群是借着调飞机的事，向吴法宪打个“招呼”，希望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够对他们“网开一面”。因为吴法宪毕竟是空军司令，吴法宪要是手松一点，林彪他们就会少掉很多麻烦。

　　但吴法宪事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对叶群态度冷淡，并抬出周恩来说事。这时叶群看出吴法宪靠不住了，也就不提“打招呼”的事了。事后证明叶群没有向吴法宪“打招呼”还是对的，后来吴法宪主动提出派战斗机打林彪的座机，这真可谓辜负了林彪对吴法宪一生的栽培。

　　叶群对李文普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其实也不是想骗他，只是想让李文普把这个消息散布到林彪办公室，让大家以为林彪要等吴法宪的飞机来了之后才走。这样大家就会放松警惕，坐等吴法宪的飞机来到。这时林彪他们突然出走，就会让其他人措手不及。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胡萍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

　　这里叶群对李文普“交底”了：“有人要抓林彪，再不走就走不了”，因为林彪准备带李文普一起走，不“交底”是不行的。不过叶群没有把具体去哪里告诉李文普，现在告诉李文普还为时过早。此时李文普也感到情况异常，就向在北京的主管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询问。这时周恩来已经派吴法宪找胡萍查飞机了，胡萍怕与林彪方面的人再接触会进一步给他“惹祸”，就拒绝与林彪办公室的人联系，说“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

　　（286）

　　同时，林立果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通知他们取消“南下”计划，改为“北上”。据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回忆说：【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是关着门的，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那天天热，窗户开着，加上线路不好，他声音很大，因此从窗户那里飘来一些声音。所以我听见周宇驰大声问：“上哪儿?上哪儿?哦，北上?北上啊!”】

　　结合李文普和王圣兰的回忆，可知林立果当晚给周宇驰打电话是用暗语讲的，第一句是“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第二句是“北上”。周宇驰得到消息后，马上找于新野等人劫持飞机飞往蒙古，这与林彪飞机的飞往地点是一致的。林立果在电话中，只对周宇驰说了一句“北上”，周宇驰就马上明白飞往蒙古，这也说明“北上”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不是9月12日才临时决定的。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

　　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

　　这时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

　　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按照常规，林彪出行时，不能林彪的专车单独出去，要有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车辆开道和押尾。因此，林彪正常的出行是要事先通知八三四一部队的。这时李文普按规矩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林彪准备走，而林立果却压断了电话，不让李文普与八三四一部队联系。关于此事，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

　　【晚11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

　　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宋秘书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问我：“给哪里打电话?”

　　我说：“大连。”林立果立即按断电话机。

　　这时，八三四一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给李文普，询问情况。林立果又把电话按断，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

　　接着，林立果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人去机场，先把飞机看住，别让起飞。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96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由于没有看见叶群的车，我到秘书办公室，让李秘书看叶群的车走了没有。他看过后，说还没有走。

　　就在这时，林彪的内勤张恒昌跑来说：“他们都坐一辆车跑了。”

　　我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伏尔加轿车，就跟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同上去。考虑到四个人中就我一个人有枪，又拉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287）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9月12日晚上，电影厅里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刘吉纯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58号楼向张副团长、姜大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且做了布置。

　　不大一会儿，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吉纯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进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林立果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平时林彪办公室的行动，由李文普统一调动，林彪的车在前，叶群的车紧跟，秘书及其他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听说要行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的内勤小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老虎他们都坐首长的车跑了。”

　　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叫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驶伏尔加轿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仅有刘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只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58楼前，拉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根据上述人员的回忆，上林彪专车的人共有六个：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以及司机杨振刚。这六个人都是林彪认为最为信任的，准备带走的。很显然，李文普和杨振刚应该是事先做了“思想工作”的，但李文普跳车“临阵脱逃”，而司机杨振刚则忠于林彪，不仅把林彪送到机场，还和林彪一起上了飞机。关于李文普和杨振刚的事，我们后面专门分析，这里先看事情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林彪或者叶群叫林豆豆一起走，可见此时他们已经不要林豆豆了。对这件事，林豆豆本人的回忆是：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我的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288）

　　这时已是11点30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默不做声，不慌不忙地当着我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

　　接着，只见张宏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放下电话后，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我气愤之极，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问张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飞机?”

　　张宏说：“这是中央指示。”

　　我质问道：“中央是谁下的指示?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张清林挥动着拳头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我不禁哭着喊：“中央?首长难道不是中央负责人吗?首长的安全你们难道不管吗?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求求你们快拦住吧!副团长!……”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肖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下命令吧，副团长!”

　　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我反复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

　　张宏说：“中央。”

　　我问：“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

　　张宏又不回答。

　　我进一步问：“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

　　张宏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林豆豆的回忆，是造成“九一三”事件扑簌迷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仔细分析林豆豆就会发现，她的话硬伤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太多，而且得不到其他人的印证，因此林豆豆的回忆可信性不高。关于林豆豆的回忆，已有人专门做过研究，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讲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央”命令她跟着一起上林彪的飞机之事。

　　先看一下林豆豆回忆中提到的几个当事人的说法。林豆豆回忆提到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急得嗷嗷叫，跳着喊”，那么肖奇明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289）

　　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如果在楼里不动手，到了机场就打不过他们了。林立果对我说了，他们从上海带来60多人，武器比你们好，都是微型冲锋枪。”

　　在这紧张时刻，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再说，96楼有林彪的一套完备的指挥系统，如果他们借口说我们暗害他们，问题将更加严重。因此，我请林立衡跟我一起去值班室找领导。

　　这时，张副团长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况向张副团长说了一番，其中她还是强调马上派人去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张副团长没有表态，他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耀祠同志在电话里答复是：“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

　　接着林立衡也和张耀祠在电话里讲了话，耀祠同志与林立衡讲完话后，又在电话里向张宏指示，要求我们把林立衡保护起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

　　肖奇明本人的回忆与林豆豆的说法大相径庭，林豆豆要求张宏等人阻拦林彪的汽车，肖奇明不仅没有支持林豆豆的要求“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而是拒绝了林豆豆的要求。肖奇明说：“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显然肖奇明的说法是合理的，肖奇明作为中央警卫团的中队长，他当然知道应该遵从上级的命令。林豆豆的话又不是上级指示，他怎么可能“急得嗷嗷叫”地附和林豆豆的要求呢?

　　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后，张耀祠指示说：“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肖奇明转述的张耀祠的指示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上级指示，张耀祠这个级别的官员，怎么可能下令阻挡林彪的坐车呢?更不可能扣押叶群和林立果。

　　张耀祠本人则回忆说：

　　【晚23点40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

　　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宏说：“准备好了。”

　　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张耀祠的回忆与肖奇明相差不多，而与林豆豆的回忆大相径庭。张耀祠明确说“此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而林豆豆却说张耀祠向她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让她很林彪一起走。后面将分析对比一下林豆豆和张耀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290）

　　在说林豆豆提出“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前，先看看林豆豆这个人。林彪经历过两次婚姻，共有三个子女。林彪与前妻张梅生育一个女儿林晓霖(1941年生)，与叶群生育林立衡(乳名豆豆，1944年生)和林立果(乳名老虎，1945年生)。林豆豆出生于延安，据说“豆豆”这个乳名是来自林彪喜欢吃黄豆的嗜好。

　　林豆豆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64年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林立衡转学到北大后，北大中文系指定了两名女教师辅导她的功课。林立衡到北大后，因病经常缺课，北大中文系建议，有病长时间不能上课，可办休学手续，保持学籍，病好后可以复学。林豆豆因此办了休学手续。

　　但林豆豆休学后，却没有再回北大就学，而是于1965年去了《空军报》工作。据说毛泽东知道林豆豆的情况后，同意她到《空军报》工作锻炼，《空军报》专门指派了两名业务骨干帮助林豆豆。1969年，林豆豆升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解放军报》任总编辑，林豆豆比李讷低半级，与林彪比毛泽东低半级的情况一样。

　　林豆豆脾气，那是元帅府大小姐的典型脾气：任性。叶群与林豆豆关系不太好，正好当时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给林豆豆，说叶群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搞得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更加紧张。因为林彪宠爱林豆豆，她的任性脾气没人敢管，叶群也怕林豆豆三分，因为林豆豆动不动就要自杀。1964年和1968年，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搞得林家更不敢管她了。

　　一些小事也可以看出林豆豆的大小姐脾气。林彪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1971年9月7日把林豆豆从北京接到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康庭梓说：【9月7日，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

　　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

　　据康庭梓回忆，林豆豆坐的并不是专机，而是“搭便机”。林豆豆为了回去取一双皮鞋，让机组人员和其他“搭便机”的乘客等她40分钟，林立衡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没有表示什么歉意。

　　（291）

　　我们再看林豆豆对八三四一部队领导的说话口气，都是命令式。比如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

　　林豆豆是什么官职，她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抓人呢?这就是帅府大小姐的脾气。因为林豆豆自从懂事以来，周围的人都对她唯唯诺诺，养成她出口就命令别人的脾气。林豆豆本人也回忆说：

　　【我责问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以林豆豆的官职，她只能向张宏汇报情况，绝无向张宏下命令的资格。张宏不买林豆豆的帐了，林豆豆反而还很生气。林豆豆凭什么生气呢?林豆豆似乎认为，张宏应该违背“中央”，听她的指示才对。

　　再看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材料，口气也完全是一副“自己完全正确，错误都是别人”的大小姐脾气。原空军政委高厚良回忆了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些情况，高厚良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

　　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1972年9月，林豆豆要回到《空军报》参加学习。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作了动员，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她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李平说林豆豆“起义”的事实根据是：1971年9月7日，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豆豆，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

　　林豆豆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林彪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月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林豆豆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八三四一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292）

　　高厚良说总政认为林豆豆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这句话是对的。林豆豆9月7日就知道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却不向中央汇报，这就任听毛泽处于危险的境地。从这点来看，林豆豆的态度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果林立果暗杀成功，林豆豆就不向中央汇报了，坐享胜利果实;如果林立果暗杀失败，准备外逃，她此时才告发他们。林豆豆在毛泽东最危险的几天，不向中央报告，这显然是林豆豆的“错误”。周恩来也批评林豆豆“自以为是”，让她回《空军报》学习。

　　高厚良继续回忆说：【林立衡以“九一三事件”的功臣、反林英雄自居，向大家宣传她一贯反对林彪。林豆豆说自己对林彪很早就“有所认识、有所警惕、有所察觉、有所斗争”，说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林豆豆还说：“我想把《空军报》办成反林立果的基地”;“我很早就想给主席写万言书，讲林彪不能当副统帅”;“九一三以前我没有向中央报告，主要是为了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

　　林豆豆随意讲的一些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和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家不接受她的观点，她就说：“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时，林豆豆就经常借口写材料，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有时来也不发言，私下对人说：“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由高厚良的回忆可知，林豆豆经常毫无根据地随意讲一些情况，造成大家对她的疏远，然而林豆豆却还是“自以为是”，自认为“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高厚良继续回忆说：【1974年2月，林豆豆再次自杀未遂。因为林豆豆闹自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一次，周恩来、江青都参加了。后来周总理生病，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

　　空军党委研究挑选了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安置林立衡和张清林。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林立衡在开封农场，只干一些轻微的劳动，享受正常的党员干部待遇。1975年10月，林立衡夫妇作转业处理，11月中旬安排到郑州汽车厂某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林立衡在报刊上说：“她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拿不到购粮本、肉证，也领不了工作证，仍然用假名，从此化名路漫，十四年来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黑人。”

　　这种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谎言，转业是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接收办的手续。工厂按厂级领导干部对待，生活用品经常送到家，怎么可能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293）

　　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晓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林豆豆，规劝她为人要正直，要诚实。1977年冬天，林晓霖特地从北京赶到郑州探望妹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那时，林豆豆就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

　　林豆豆拿出她写的许多材料给林晓霖看，林晓霖看后觉得林豆豆所写的材料水份太大。例如她说：“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林豆豆还说：“叶群搞了几年选美，是因为毛泽东好色，叶群为了讨好才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向毛泽东进贡。”

　　林晓霖当时就觉得林立衡说这些话太假，便说：“你讲这些别人能信吗?我们不能只从林彪是我们父亲，要为他翻案的个人利益出发，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这样姐妹俩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林豆豆一心为林彪辩护，把林彪干的事都推在毛泽东身上，似乎林彪什么错都没有。林晓霖说：“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以上说了那么多林豆豆的事，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林豆豆是那种毫无根据随意说话的人，因为，对林豆豆提出的“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也没有必要特别深究，因为这本来就是林豆豆随便说的事情。

　　有人在林豆豆说“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上，大做文章。其实林豆豆说的这件事，本身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林豆豆说的“中央”，肯定只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其他人都担不起“中央”这两个字。

　　如果说周恩来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是说周恩来要主动放飞林彪的飞机，所以才会命令林豆豆上飞机。然而在事实上，不只是汪东兴、张耀祠等人，就是吴法宪、李作鹏等被判刑的人，也都承认周恩来曾向他们下令，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一方面要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另一方面又命令林豆豆“上飞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如果说是毛泽东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等于是毛泽东要放飞林彪，主动让林彪跑到苏联去。林彪跑到苏联去，对毛泽东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似乎还不至于愚蠢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地步。因此，根据林豆豆随意说的话去探究历史，只能是走入歧途。

　　（294）

　　这里转回来说林彪上飞机的情况。据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林彪的专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

　　车开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

　　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驰向机场，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追车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途中被一列火车挡住耽误了时间，到达机场时，林彪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升空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林立衡、张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回忆及揭发材料。我和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因为我没有像林立衡那样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彪、叶群要从北戴河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

　　对于李文普为什么跳车的问题，有很多争议，这个话题放在后面说。这里先把李文普说的林彪专车出走的过程整理一下：

　　(一)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上车之后，司机杨振刚马上就开车了。

　　(二)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三)叶群说“冲!”，杨振刚没有理会姜作寿示意停车，冲了过去

　　(四)李文普大喊“停车”，然后打开车门跳车出去。

　　(五)林立果向李文普开了一枪，李文普倒地，杨振刚继续开车驶向机场。

　　(六)林彪办公室的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

　　(七)追车的队伍途中被一列火车阻拦，等他们到达机场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强行升空了。

　　(八)林豆豆作为“起义有功”，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材料;李文普等林彪办公室的人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理。

　　（295）

　　姜作寿也回忆说：【大约晚11时半左右，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

　　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

　　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

　　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据姜作寿回忆，他让示意林彪的坐车停车，并不是真的想阻拦，只是想问问林彪去哪里，他们这些警卫队伍怎么跟着走。而林彪的坐车却以为他要阻拦，加速冲了过去。

　　林彪坐车冲过姜作寿的阻拦后，李文普跳车，林立果向李文普开枪并打伤李文普。一旦开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由“文斗”变成了“武斗”。林立果对李文普开枪，这就意味着林彪的武装反抗，这个性质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为了避免林立果开枪造成“敌我矛盾”的难题，于是就说林立果没有开枪，李文普的枪伤是他自己开枪打自己的。为此李文普辩解说：“我已经跳车了，又何必再打自己一枪?”

　　李文普为了表明他不再跟林彪了，有跳车的行为就足够了，再打自己一枪完全没有必要。再说，自己开枪打自己的枪伤是很容易鉴别的，李文普试图以此来欺骗组织也不太可能。因此，李文普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李文普的枪伤应该来自林立果。

　　另一位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林彪的轿车从96楼方向迎面驶来，见前面有人时，车不但没有停，反而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呼啸而过。然而这辆红旗车却在距离我们5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下，从车上下来的是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当我追到离红旗牌轿车约20米左右时，林立果向我连开了两枪，接着我又听到一声枪响，李文普倒下了。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急闪而过：林立衡的报告已变成了现实。我凭借着路旁的树作掩护，迅速掏出手枪，“啪啪”还击了两枪。林彪一伙见警卫部队有人竟敢拦阻他们的专车，并追赶不舍，而且公然开枪还击，更加惶恐万分，连车门都顾不上关，驶车仓皇逃窜。】

　　（296）

　　张耀祠虽说非当事人，但他做作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团长，当然有自己的渠道了解消息。张耀祠对此事回忆说：【林彪的汽车离开96号楼后，路上被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十多米，李文普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普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

　　综合肖奇明和张耀祠的回忆，林彪坐车遭到枪击的情况如下：

　　(一)大队长姜作寿阻拦林彪坐车，被闯过。

　　(二)李文普叫停车，林彪坐车停下。

　　(三)与此同时李文普跳车出来，肖奇明追向林彪坐车。

　　(四)林立果打开车门，向远处的肖奇明开两枪，向近处的李文普开一枪，李文普负伤倒地。

　　(五)肖奇明没想到林立果会向自己开枪，以为林豆豆说的话变成了现实，一时激动，于是就向林彪的坐车还击两枪。这两枪据说打在林彪专车的后风挡玻璃上，因为林彪专车是防弹玻璃，所以子弹没有穿透。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提出了批评，说：“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因此肖奇明对林彪专车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示，而只是自己一时激动的个人行为。

　　林彪的坐车开走后，警卫科长刘吉纯等人驱车在后面追赶。刘吉纯回忆说：【虽然我们的车已开得很快，我们还是不断催促司机开得再快一些。由于车速太快，天黑又没路灯，司机突然刹车，拐了一个大弯后才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正有一辆长长的火车通过，我们的伏尔加车已接近铁轨，若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上火车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如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当我们赶到机场时，那里一片黑暗。林彪乘坐的红旗车停在那里，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稍后，张宏副团长也赶到机场，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集中起来。我和一起去的几个人乘车返回北戴河。下车后，才知道李文普已受伤住院。“林办”所有在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被软禁起来，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审查。】

　　张耀祠继续回忆说：【9月13日0点22分，林彪的汽车一进机场，就直奔停机坪开到二五六号专机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先跳下车，高声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他们不等飞机加完油和开机舱门，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他们看到八三四一部队汽车赶来时，顾不上等机组人员和搬运车上携带的机密文件，就命令驾驶人员起动飞机。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林彪三叉戟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机组人员，从北京到达北戴河山海关机场之后的情况。康庭梓说：【9月12日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平房里：最东边第一间住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第二间住程洪珍;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分给了3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第五间住陈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

　　（297）

　　过了一会儿，潘景寅来了，我们机组9个人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按惯例，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潘景寅最后交代：“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待命。”

　　睡觉的时候接近晚11点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我的窗户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9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海彬在门外急呼：“首长到了!快起床!”

　　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打开电灯，李成昌也起来了，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轰——”，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更着急了，没顾上系鞋带，衣扣也没扣好，提个包就往机场跑。

　　借着招待所外的灯光，我看到陈联炳和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我们4个人还没上，飞机怎么就走了呢?我满脑子都是不解，也顾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机坪跑。

　　我看到三叉戟飞机正在快速移动，准备进入跑道，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这时，海军地面人员也迅速赶来，我们站在一起，不约而同望着飞机，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混乱中，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急速跳下车，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知道我是机组人员，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点着正在滑行的飞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也很着急，就一个劲儿问他：“谁在飞机上?”

　　他答非所问，只是不停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你拉我干吗?你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他赶紧上了吉普车，可是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一头，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此时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里气氛异常紧张。我看见调度员正在用话筒喊：“听到请回答!”、“快回来!”这些话，可是对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机上肯定把与地面的通话系统关闭了。八三四一部队的那些人拿着电话呼叫，喊接“北京九局”。电话接通后，我听他们说：“向中央报告，老虎和叶群把首长搞走了!”声音很大，满屋子人都听得特清楚。

　　我们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给绑架了?】

　　（298）

　　这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林彪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三叉戟从北京起飞时，机上有9名机组人员，5名乘客。乘客中林立果和刘沛丰下飞机后，立即去北戴河的林彪住处。而另外三名乘客，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以及两名年轻女兵，被留在机场。为什么林立果不把这三个人一起带到林彪住处呢?原因应该是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

　　两名年轻女兵，林立果肯定不会告知她们“五七一工程”;即使是程洪珍，林立果也没有向他透露暗杀毛泽东计划等最秘密的情报。这些人当中，只有刘沛丰是完全知情者，所以他与林立果一起去了林彪住处，又一起上了飞机。

　　林彪等人登上飞机后，飞机立即起飞，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了下来。他们三人没有上林彪的飞机，并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让他们上去。

　　三叉戟的9名机组人员是：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庭梓、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普通机械师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女服务员魏秀玲。其中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其余5名机组人员没有上飞机。一些文章说这5名机组人员是没有时间上飞机，其实不然，他们是完全有时间上飞机的，而是被故意“甩”在机场。

　　对此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三叉戟起飞后，一片混乱的山海关机场渐渐恢复了宁静，很多信息从各方面汇集过来，我们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细节。

　　那天晚上，潘景寅并没有回他自己的房间睡觉，而是待在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程洪珍也没有睡，他们3个在一起聊天。9月13日凌晨0点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随后就通知李海彬叫油车来加油。在李海彬打电话要加油车的时候，潘景寅走出调度室，先经过程洪珍的门口，再经过我们的房间，直接走到3名机械师的房间，把他们叫起来去机场。

　　我的房间与3名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名机械师起床时，我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3名机械师到机场时，油车还没有来，他们开始做飞行前的准备。一会儿，油车来了，一名机械师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时，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0点22分。

　　这是林彪的专车，潘景寅随即直奔停机坪。从调度室到停机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潘景寅在0点5分接到电话后把机械师叫醒，让机械师做起飞准备;最后潘景寅在0点22分登上飞机。在这中间有十几分钟的空余时间，但潘景寅一直没有把我们其余5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

　　（299）

　　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个观点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误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甩下来，而把没用的机械师带走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机械师是飞机的关键人物，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加油也靠机械师。飞机在起飞前的种种动作，没有机械师是完不成的。

　　我后来听海军的地面人员说，林彪的红旗车停了以后，第一个下来的是叶群，她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他们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软梯，“上拉下推”地上了飞机。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三叉戟起飞后，我们5名留下来的机组人员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才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航行局局长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

　　我们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第二天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关于林彪一行人在山海关机场的行动，原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也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首长下飞机，这是惯例。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300）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林立果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晚上11点30分左右，场站政委史岳龙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几次电话，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认为这是大事，直奔机场调度室。

　　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

　　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站长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油车完全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邰起良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5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

　　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301）

　　机场的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调度员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这时，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专机升空看不见了。

　　之后，我们几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等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结合康庭梓和佟玉春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

　　(一)潘景寅这天晚上没有睡觉。三叉戟专机原定计划是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按道理机组人员是应该睡觉的，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天的飞行安全。可是潘景寅却不睡觉，而是一直在调度室里聊天，这说明事先林立果向潘景寅交待过，让他今晚随时待命，以防突发情况，所以潘景寅就没有去睡觉。

　　(二)9月13日凌晨0点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应该是来自北戴河林立果打来的，他通知潘景寅立即准备起飞。

　　(三)潘景寅悄悄叫醒三名机械师，不惊动其他人。康庭梓说他与3名机械师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潘景寅不叫醒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因为在紧急起飞的计划中，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事先计划好不带上飞机的，怕这些局外人上了飞机不好控制。

　　(四)三名机械师中，主管机械师李平，应该是与潘景寅一样的知情者。三叉戟飞机的驾驶舱有三个座位：前方是机长和副驾驶，后方是机械师，三叉戟飞机有3名机组人员就可以正常飞行。林彪的二五六专机之所以有9名机组人员，是为了保证副统帅的安全，特别配备了9人。但实际上，飞机只有机长和机械师两个人就能驾驶，这是最低限的机组人员。

　　因此，林彪和林立果要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这架飞机，当然没有必要对多余的人“做工作”，只要对机长潘景寅和主管机械师李平“做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在原计划中，二五六专机将由潘景寅和李平两个人来驾驶，其余的人都是多余的。但由于当天晚上3名机械师被安排在一间房间睡觉，潘景寅只叫李平，而不叫另外两名机械师，会使那两人起疑心，反而更麻烦，所以只得把3名机械师一起叫去了。

　　（302）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和普通机械师张延奎显然是不知情的。对于普通机械师张延奎，康庭梓回忆说：【张延奎本不是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对于特设机械师邰起良，佟玉春回忆说：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名人员还没到，就从飞机上下来打电话通知其他5名机组人员。当佟玉春告诉邰起良“不准二五六飞机起飞”的命令后，邰起良更感到无法理解，最后是被林立果推上飞机的。

　　(五)潘景寅在临起飞前，紧急通知给飞机加油，可见潘景寅事先知道这次要飞较远的航程，所以才紧急加油。只是由于林彪一行人来得太快，加油车没有来得及加油，反而把机翼上的航行灯撞坏了。

　　(六)林彪一行人下车后，叶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然后林彪一行人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梯子爬上飞机。

　　(七)林彪一行人上飞机后，飞机马上起飞，机场调度室熄灭了机场的所有灯火，三叉戟是靠自己的照明灯强行起飞的。

　　(八)飞机起飞后，剩下的5名机组人员才吃惊地发现自己被“甩掉”了。

　　这里有一个时间表值得注意：林彪的专车从北戴河出发是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北戴河距山海关机场40多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40公里的路汽车要行驶1个小时左右，林彪的专车于13日凌晨0时20分左右到达机场。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到达西郊机场，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汽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34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林彪专车于晚11时30分左右强行离开北戴河，在出发前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周恩来立即就知道了，他还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法宪。可是这么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却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从在12日晚11时30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到13日凌晨0时22分三叉戟起飞，有50分钟左右的时间，周恩来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的，可是周恩来却没有这么做。

　　（303）

　　据汪东兴回忆说：【13日0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正在向北飞行，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已是13日凌晨 l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时间表需要注意。13日0点32分，汪东兴得到林彪专机已经起飞的报告。汪东兴立即通知周恩来，他们一起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周恩来0点32分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到达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大约需要15分钟，那么毛泽东大约在0点47分左右得知这个消息。此时据林彪专机起飞，已经过了25分钟了。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晚才知道消息呢?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304）

　　在谈到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林彪的消息之前，先要澄清一件事。汪东兴在回忆录中，明确说周恩来和他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去向毛泽东汇报的。而现在有一种新说法，声称周恩来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并说汪东兴的回忆录是假的。另外，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要派人轰炸中南海，所以毛泽东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紧急从中南海游泳池的住所，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这种新说法例举了种种“证据”，比如声称张耀祠在接受采访时说：“三叉戟二五六还没有起飞，主席就已经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但张耀祠本人的回忆录中，却并无这样的说法。细究这种新说法的各种“证据”，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汪东兴的说法。这种新说法的最大硬伤是：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知道林彪准备外逃之事，那么毛泽东必须做出一个指示：是否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

　　这种新说法中提到的毛泽东指示，还是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就做出这样的指示，那就意味着毛泽东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允许林彪出走，这样一来，林彪就是在伟大领袖亲自批准之下出走的，又何罪之有呢?

　　而且，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曾下令林彪的飞机必须由周恩来、吴法宪等四个人同意才能起飞。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做出“由他去吧!”的指示，那么就与周恩来的指示发生冲突了。这样的话，周恩来必须马上打一个电话到机场，说：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准许林彪的飞机自由起飞，撤销先前我的命令。

　　由上述推理可知，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做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指示，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种新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逻辑推证，是不正确的。

　　前面说过，9月12日晚11时30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前，与警卫部队发生了“枪战”，打伤了警卫员。既然林彪已经开枪动武出走，那么林彪必然是要想逃走的。下面的问题是：林彪怎么逃呢?

　　显然，林彪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走地面的“地路”或水面的“水路”，那是绝对逃不掉的。既然林彪逃走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那么林彪的飞机就一定要强行起飞，这是很容易推理的结果。

　　因此，以周恩来的智慧和经验，他在得知林彪打伤警卫人员强行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就判断出林彪的飞机是一定要强行起飞的，不然的话林彪是没有第二条可走的。那么下面的问题是：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飞往哪里呢?

　　（305）

　　林彪飞往广州的方案，必须是在他们的意图没有暴露之前，才有可能实施。现在林豆豆已经把他们准备飞广州的事情告密了，林彪此时再飞广州，等于是自投罗网。因此，现在林彪的飞机只能飞往外国。

　　再下面的问题是：林彪飞往哪个外国呢?从北戴河的地理位置和三叉戟飞机的航程来看，可以飞到的外国有三个(北朝鲜除外)：南朝鲜最近，日本次之，蒙古再次之，直接飞到苏联是不可能的。南朝鲜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蒙古是苏联的盟国。

　　单从逃命的角度来看，林彪从北戴河飞往最近的南朝鲜是最安全的路。南朝鲜不仅距离近，而且很快就飞出中国国境进入公海，到了公海上就不会有被中国战机击落的担忧了。林彪到了南朝鲜之后，可以转去台湾。1971年蒋介石还健在，他肯定是非常欢迎林彪去“反正”的。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投奔台湾，将给蒋介石一个非常大的面子，在台湾林彪一家一定会得到非常优厚的生活待遇。

　　当然，苏联也非常欢迎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投奔过去，这个理由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不过从北戴河飞往蒙古，比飞往南朝鲜危险得多，一来因为大部分时间将在中国上空飞机，有被击落的危险;二来是航程较长，燃油有不够的危险。事实上，林彪的座机正是因为燃油不够而迫降失败的。

　　林彪选择去比较危险的蒙古，而不是去比较安全的南朝鲜，这就说明林彪不单单是为了逃命，他还想要与毛泽东继续进行“战斗”。一旦去了台湾，林彪就不可能再回到大陆了;而去了苏联，林彪还有可能回到大陆的。再者，林彪去台湾，就意味着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去苏联，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周恩来熟知林彪的为人，所以周恩来可以预料到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将飞往蒙古，而不会飞往南朝鲜。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9月12日晚11时半得到林彪开枪伤人，强行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就预料到林彪一定要赶往北戴河机场，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强行起飞，而且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飞往蒙古。这个时候，周恩来的行动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因为林彪从北戴河赶到山海关机场，需要近一个小时，在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完全有时间做出不让林彪走的措施。

　　周恩来真的要想不让飞机起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命令警卫山海关机场的部队，立即把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的潘景寅等9名机组人员扣押起来，或者干脆把这9人押上汽车，紧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样林彪一行人到了机场，找不到飞行员，飞机自然也就无法起飞了。

　　在林彪从北戴河出发到机场的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显得头脑糊涂，不知所措，乱打电话。一会儿给吴法宪打电话，一会儿给李作鹏打电话，一会儿给汪东兴打电话，一会儿给张耀祠打电话，显得非常忙，其实都没有忙在点子上，偏偏就忘了给毛泽东打电话。其实周恩来此时是故意“装糊涂”，故意装得对林彪的行为不知所措，这样才能为林彪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306）

　　周恩来这么做的动机，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毛泽东迟迟到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知情，这并不只是周恩来的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也有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长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和亲信，和毛泽东非常惯熟，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根本不需要通过周恩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在9月12日晚11时半左右得知林彪开枪伤人和强行离开北戴河之事，那么他们这两个毛泽东的亲信，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偏偏不向毛泽东汇报呢?

　　这就显出这两个人的私心了。汪东兴和张耀祠这次跟随毛泽东去南方，完全知道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完全清楚毛泽东将要拿掉林彪了。这样一来，汪东兴和张耀祠不得不想另外一个问题：林彪被拿掉之后，谁来接替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子呢?从当时的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张耀祠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林彪倒台后，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子将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是未来的王储。

　　当时周恩来还没有发现癌症，那时周恩来的身体非常好，人们普遍认为比毛泽东小5岁的周恩来，将比毛泽东活得长。汪东兴和张耀祠既然预料到周恩来将是未来的王储，那么谁都知道，王储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王储，将来到了周恩来时代，那一定要吃苦头的。

　　汪东兴和张耀祠看出周恩来犹豫来，犹豫去，就是不想报告毛泽东。如果他们两人违背周恩来的意思去报告毛泽东，那就要大大地得罪周恩来，以后在周恩来手下的日子将会不好过。所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不愿得罪周恩来，周恩来犹豫，他们也跟着犹豫，大家都不去向毛泽东汇报。

　　直到林彪的飞机起飞，汪东兴觉得再拖下去实在无法向毛泽东交待了，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汪东兴向周恩来明确提议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就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当时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汪东兴距毛泽东住处的距离，比周恩来近得多。尽管如此，汪东兴和周恩来还是“同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汪东兴是故意这么做的，如果汪东兴先到毛泽东那里单独汇报，周恩来难免会怀疑汪东兴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现在汪东兴和周恩来一起进毛泽东的门，汪东兴就是要在这件事上，让周恩来对自己完全放心。

　　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两名毛泽东的亲信，在关键时刻却怕得罪他们想象中的未来王储周恩来，这也是造成毛泽东很晚才知道林彪出走的关键因素之一。

　　（307）

　　从林彪方面来看“九一三”事件，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时间点：9月12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站，毛泽东返回中南海游泳池住处。

　　第二时间点：9月12日晚7时30分左右，林立果等人乘林彪的三叉戟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林彪别墅。

　　第三时间点：9月12日晚8时左右，林立果乘坐的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第四时间点：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到达北戴河林彪别墅，立即与林彪等人密谈。

　　第五时间点：9月12日晚10点30分左右，林豆豆在向中央告密，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的计划败露。

　　第六时间点：9月12日晚11点30分左右，林彪一行人打伤警卫员，强行离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七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林彪的三叉戟专机强行起飞。

　　第八时间点：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三叉戟飞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三叉戟在中国国境内飞行大约1个半小时。

　　第九时间点：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迫降失败，机上9人全部死亡。

　　从周恩来方面来看“九一三”事件，也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时间点：9月12日晚8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参加的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

　　第二时间点：9月12日晚10时40分左右，周恩来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得知林豆豆告密的林彪南下广州计划，但半信半疑。

　　第三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上是不是停有林彪的专机。李作鹏查后向周恩来汇报，林彪专机的确在山海关机场。这时周恩来感到林豆豆所说的不是空穴来风，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

　　第四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多一点，周恩来打电话给司令吴法宪，问是不是他把林彪专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吴法宪说不是他调的飞机，他也不知道这件事。这样周恩来就判定吴法宪与此事无关。

　　第五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20分左右，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声称林彪要乘飞机“动一动”，叶群很可能在电话中向周恩来“交底”。

　　第六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周恩来给李作鹏打电话，下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准起飞，除非有周恩来等四人的批准。

　　第七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林彪一行人强行离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八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知林彪的专机强行起飞。

　　第九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50左右，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汇报林彪情况，毛泽东的指示是：“天要下雨，娘要家人，由他去吧。”

　　第十时间点：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离开毛泽东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指挥处理林彪事件的各种问题。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大约为20分钟左右，毛泽东除了“由他去吧”的指示之外，没有再发出其他指示，而是把处理林彪事件的全权，全部交给了周恩来。

　　（308）

　　关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9月13日1时许，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

　　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请示周恩来：“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

　　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周恩来也没有回家。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厅。

　　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不知道三叉戟飞到哪里去了。

　　“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一连几个月，他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我真的担心啊，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吗?】

　　据陈长江回忆，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大约在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前后左右，毛泽东就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了周恩来，然后周恩来匆匆离开毛泽东的中南海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担任处理林彪事件的总指挥。值得注意的是，9月13日1时10分的时候，林彪的三叉戟还在中国境内飞行，三叉戟是在9月13日2时才飞出国境的。这也就是说，在林彪尚未“出国”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了。

　　毛泽东紧急从中南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这是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准备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所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就把毛泽东紧急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另据陈长江回忆，毛泽东的身体在“九一三”事件后“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毛泽东的打击是极大的。

　　（309）

　　第十一时间点：9月13日凌晨1时20分左右，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事件。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一件事，是向正在中国境内飞行的二五六号飞机上的林彪喊话。对此李德生回忆说：【1971年9月12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 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总理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总理对我说：林彪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二五六号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周恩来喊话请林彪“回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这是他独自做出的决定，但林彪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喊话。

　　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二件事，是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然而在13日凌晨3时左右，一架直升机违反禁空令，从沙河机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架飞机就是周宇驰等人劫持的飞机。

　　周恩来得到汇报后，立即指示迫降或打掉这架飞机的。据李德生回忆说：【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周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我立即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战斗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导航歼六飞机，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310）

　　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祝后，他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由李德生的回忆可见，周恩来处理周宇驰飞机时，也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果断直接命令迫降和打掉。毛泽东为什么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呢?因为林彪出走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按理说，毛泽东应该亲自处理这件事。从历史上来看，凡是遇到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亲自处理的，比如刘少奇的事，从开始的《评海瑞罢官》，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和策划的。再看林彪发起“突然袭击”的1970年庐山会议，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件突发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是怎么处理的呢?

　　第一，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70年8月25月下午，江青、张春桥等人到毛泽东处告状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在8月26月和8月27日，连续三天亲自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庐山会议问题。

　　第二，除了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大局上把握方向之外，毛泽东还在会下，不停地找人个别谈话，打通思想。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记载：【从1970年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九届二中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毛泽东处理重大事件是一贯做法是：(一)召开政治局会议;(二)找人个别谈话或开小会。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的南巡中，毛泽东也是不停地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

　　可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却没有亲自主持过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林彪事件的会议，全部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毛泽东只是听取周恩来的汇报，也不做出指示，除了“天要下雨……由他去吧”这句话。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毛泽东过去一贯的做事风格。

　　而且，毛泽东在林彪出走后，也没有找人个别谈话，这也是十分异常的。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以后一连几个月，毛主席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

　　（311）

　　为什么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找人个别谈话，而是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呢?因为林彪暗杀毛泽东、出逃外国，是党内斗争历史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些事，只能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毛泽东却把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并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因此，在林彪事件上毛泽东肯定是有错误的，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苦心替毛泽东开脱责任，在林彪成为党的接班人问题上，周恩来多次说：“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

　　周恩来可以这么说替毛泽东开脱责任，而毛泽东本人却不能这么说替自己开脱责任说，因为毛泽东本人这么说，是无法让人心服的。因此，毛泽东如果召开会议处理林彪问题，或者找人谈话谈林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毛泽东必须在林彪问题上做自我检讨，否则就说不过去。

　　一个领导人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本来就是很丢面子的事，而毛泽东的部下们，大部分是比他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是可以当毛泽东儿子的小字辈。让毛泽东在这些小字辈面前自我检讨，更是让毛泽东感到颜面尽失，如果说感到“尴尬”，那是不够份量的，可以说感到“狼狈”。

　　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特别是他在文革中已经被林彪捧上神坛，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现在毛泽东一下子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堕落到要向自己的部下自我检讨的地步，这个心理落差也太大了。因此，毛泽东很难拉下面子，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

　　当然，毛泽东一句自责的话不说，也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就用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接见外国朋友的时候，在外国朋友面前说几句自我检讨的话，然后再把这些自我检讨传到高官们中间，就算毛泽东的自我检讨了。比如1971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承认自己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指着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等人，说：“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

　　此时周恩来当然要给毛泽东面子，赶紧说：“我们也犯了错误。”

　　在毛泽东得知林彪出走的消息，首先当然是“震惊”，但马上他又想到对应的方法。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次他被林彪“坑”苦了，他已经无法亲自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毛泽东亲自处理林彪事件，肯定会是“越描越黑”，越处理越没面子，越处理越丧失威信。还不如把此事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在威信上的损失，要比他自己亲自出面处理少得多。

　　（312）

　　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20分钟谈话之后，他就马上决定，林彪的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做出此决定的时候，林彪的飞机还在中国境内，还没有飞出国境。早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林彪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了，可见毛泽东的反应还是极快的。

　　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的唯一指示，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样的指示呢?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毛泽东虽然搞过很多政治斗争，整过很多人，但毛泽东的整人还是有底线的，就是“一个不杀”。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犯错误的动机有两种：第一种是“为自己”犯错误，比如贪污腐败等。毛泽东对“为自己”犯错误的人，毫不手软地“杀”，最著名的是建国初毛泽东亲自签署枪毙贪官刘青山和张子善。

　　因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曾立过不少的功劳，不少人向毛泽东说情，希望从轻处罚这两个人。毛泽东却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人，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认为人犯错误的第二种动机，是“为革命”犯错误。不管是左倾、右倾、路线斗争、主义之争，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出于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看法。因此，毛泽东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包括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都是“为革命”犯错误。对“为革命”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的处理原则是撤职、批判，但不杀。彭德怀、刘少奇等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林彪是犯了路线错误(那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林彪有暗杀他的“五七一工程”)，因此林彪也是“为革命”犯错误，那么林彪当然也就不该杀了。如果毛泽东下令打林彪的飞机，那就等于是下令杀林彪，这就超过了毛泽东路线斗争的底线，因此毛泽东要放过林彪不杀。

　　毛泽东不打林彪飞机的第二个方面，是考虑到这件事造成的社会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明林彪事件，有人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

　　周恩来看了条子后，非常认真地解释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周恩来这样解释之后，台下热烈鼓掌表示信服。周恩来又说：“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非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非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313）

　　周恩来的解释，其实也反应了毛泽东担心的社会影响。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不仅周恩来没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毛泽东也同样无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如果毛泽东下令把在中国境内飞行的林彪座机打下来，总得有个理由吧?毕竟林彪当时还是党章上写的接班人，没有合适的理由不行。

　　如果说林彪叛国罪，证据在哪里呢?只要林彪的飞机在中国境内飞行，或者林彪的飞机在国内坠毁，就不能给林彪叛国罪的罪名，因为林彪毕竟没有出境嘛。当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叛国罪是成立了，但到了国外的飞机，中国方面是不可能派战机或导弹追到外国去打的。

　　因此，毛泽东指示不打林彪的飞机，第一方面是出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第二方面是出于没有合适的理由。

　　我们再转回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之后，马上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问题。13日凌晨2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13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

　　据李作鹏回忆：【从12日23时到13日凌晨0时55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我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13日凌晨3时，秘书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邱会作也回忆说：【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

　　我们大概等了近3小时，于13日早6时，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周总理随即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他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恩来本来是准备在凌晨3时左右开会的，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通告林彪飞机出境之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办事的行动是极为高效迅速的。林彪的飞机凌晨2时出境，凌晨3时周恩来就通知政治局委员们来开会。就在周恩来准备开会的时候，在3时15分，忽然来了报告，一架直升飞机违反禁空令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推迟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集中精力处理这架直升飞机。

　　（314）

　　关于此事，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北京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李德生立即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果断地指示：“迫它降落，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

　　于是空军先后派出八架飞机拦截。因天黑没有找到这架直升机，空军调度室一片紧张，总理在大会堂内等待着。这架被周宇驰等人劫持的直-五飞机，携带大量文件向北飞，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智勇双全、具有高度觉悟的驾驶员，他识破了他们的企图，机智地骗过他们，把飞机飞回北京，将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

　　接近地面时，陈修文与周宇驰等搏斗，被周宇驰枪杀。周宇驰等爬出飞机，狼狈奔逃，被赶来的部队、民兵、群众追进庄稼地里，团团围住。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料已无法脱逃，约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毙命，李伟信朝天空放一枪，保住性命，被战士、民兵捕获，留下这一活的口供。】

　　关于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之事，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回忆说：【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9月12日那一夜，但是从家人的描述里，我了解到9月12日发生的事。

　　9月10日，我二叔接到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二叔带著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刚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二叔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二叔问父亲：“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父亲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形势比较紧张。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

　　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

　　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你不用惦著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父亲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枪。

　　二叔看父亲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后父亲走了，看来父亲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的。

　　9月12日晚上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

　　说着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父亲和母亲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父亲说：“你不要问。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315）

　　二叔听了父亲的话，知道他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母亲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父亲接着母亲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母亲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母亲很信任父亲，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父亲要是不跟母亲“交底”，母亲怎么跟他走呢?

　　后来父亲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父亲才显得有些着急了。父亲匆匆忙忙带着母亲和我的哥哥和弟弟走了，家里就剩下二叔陪奶奶。

　　谁知没过多久，父亲他们又回来了，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父亲要马上开车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周向红的哥哥)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父亲在车上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父亲开车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母亲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母亲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母亲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父亲留给母亲的临终遗言。

　　据我哥哥回忆，父亲在9月12日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因为没走成，父亲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父亲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于新野叔叔在“九一三”之前发自一封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他也准备去死了。】

　　据周向红回忆，早在9月10日，周宇驰就准备好南下广州之事，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弟弟，可见“南下广州”这件事是早就策划好的。本来在“南下广州”计划中，周宇驰等人也是带着家眷一起去的，所以周宇驰事先对他妻子“交底”了。

　　（316）

　　没想到因为林豆豆的告密，林立果紧急通知周宇驰改为“北上”，于是周宇驰立即带着一家人直奔北京西郊机场，在那里他们似乎也事先准备好“北上”用的飞机。但这时吴法宪已经亲自到西郊机场去查飞机，这样他们准备好的“北上”用的飞机，就不能使用了，周宇驰只好又把一家人带回家来。

　　此时周宇驰做出破釜沉舟，劫持飞机外逃的决定，他把弟弟送到火车站，并且把自己的大儿子托付给弟弟;而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以及他母亲，就只好留在家里了。周宇驰在路上说：“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已经准备好去死了。

　　关于周宇驰劫持飞机之事，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256号三叉戟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直升机团，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作为直升机团副大队长的陈士印，被指定担任训练周宇驰飞行的指挥员。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五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场站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五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

　　（317）

　　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

　　凌晨4点50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趴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据康庭梓转述陈士印的回忆，周宇驰等人的直升机，并不是强行起飞的，而是通过正常手续由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的。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对全国机场下达了禁空令，可是为什么沙河机场给周宇驰的直升机放行呢?那就是因为有“林彪的手令”。据李德生回忆说：【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318）

　　所谓的“林彪手令”，据陈士印回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用红铅笔歪歪斜斜写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林彪写几个字，没有红头，没有红章，就可以让机场违反周恩来发出的禁空令，破例让飞机起飞。可见当时林彪在一般人中间，还是有相当威信的。林彪顺便写个纸条，就是副统帅的命令，机场的人不敢不服从。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坐的三叉戟飞机升空后，刚开始航向不明，后来才把航向调到飞往蒙古。有人推测说：林彪在三叉戟升空之后，还没有确定航向，飞了一段时间后，才下决心飞往蒙古。

　　根据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的行动来看，他们一上来就要飞往蒙古。周宇驰劫持的飞机与林彪的飞机不约而同地飞向同一个地点，这说明他们事先已经商约好飞往蒙古的“北上”计划。所以林彪的飞机，并非在起飞之后才临时决定去蒙古，而是早就准备好去蒙古了。

　　周宇驰的飞机凌晨3时左右起飞，在天上飞了3个小时，早上6时左右降落。周宇驰的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才一块石头落地，开始主持紧急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飞机出境之事。关于周恩来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说明林彪出走的过程，邱会作回忆录中有介绍，我们前文中引用过。邱会作说：【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它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对大小问题都做了具体的布置。周总理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最后郑重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并已进住中南海。”但总理并未宣布毛主席什么时候进住中南海的。

　　江青无头无脑地说：“昨天下午，我巳经到中南海把主席卧室的窗户打开了，换了空气。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江青也根本不会知道毛主席的行踪，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价。

　　周总理用带有调侃的语调说：“啊?我是在主席回到丰台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之后，不仅不脸红，而且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从13日凌晨3时，到下午5时半，历时15个小时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到此结束。】

　　（319）

　　据邱会作回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们(李德生等人除外)，包括江青在内，都不知道毛泽东已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可见毛泽东这次南巡行动的保密工作，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发现林立果的暗杀行动，他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直觉性的防范，或者叫做革命斗争经验吧。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于9月13日晚给在毛泽东写信汇报。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等人，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今日(13日)凌晨6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缴获文件材料甚多。目前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9月14日上午11时，已忙碌了40多个小时的周总理，显得格外疲倦，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上床休息。总理躺下后，很快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14日下午2时，服务员叫我们接电话，说是王海容问总理在什么地方，她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我们叫醒总理，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总理叫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我到门口等王海容。王海容手持密封信，边走边着急地问我：“总理在哪里?”

　　我说：“先进去吧。”

　　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秘书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信，总理催他快念。信中说，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9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妇女，机号256。

　　总理听后拿过电报，穿着睡衣拖鞋，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118厅。他们谈得很久，约下午4时，总理才离开。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已转到福建厅，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总理叫人准备饭，他们要好好吃一顿饭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

　　林彪一行人“摔死”的消息，中国方面是9月14日下午才知道的。周恩来拿着这个消息，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此后，毛泽东还是没有露面，由周恩来全权处理林彪事件。

　　（320）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得知林彪一行人在蒙古机毁人亡之后，先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与毛泽东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晚上，周恩来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宣布林彪“摔死”的消息，据邱会作回忆说：【晚上开会时，总理宣布：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9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了一瓶茅台酒和几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

　　张春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张春桥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什么话，但我没有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

　　李作鹏也回忆说：【“上海帮”那几个人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看到他们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姚文元红着脸说：“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周恩来宣布了林彪的死讯后，连日来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据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当时李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

　　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

　　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

　　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毛泽东流泪的事情听过很多，不仅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多有回忆毛泽东流泪之事，就是蒯大富等人也回忆说，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流泪。然而周恩来却是一个极少流泪的人，很少听说周恩来流泪的故事。像纪登奎回忆说的，周恩来在林彪死后，失声痛哭的情况，是极少见的。

　　（321）

　　周恩来为什么流泪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在我们看来，周恩来的流泪，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悼念林彪这位“亲密战友”。在文革中，林彪没有整过周恩来，没有为难过周恩来，相反在不少地方对周恩来还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林彪死了，周恩来不能不为此伤心。

　　周恩来流泪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感谢林彪用自己的生命，帮了周恩来一个“大忙”。本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是相差较大的，林彪的死，使毛泽东的威信大损，周恩来的威信上升。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实力已经与毛泽东势均力敌了，毛泽东再想打倒周恩来，已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周恩来流泪的原因可能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下面接着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

　　9月15日，从周宇驰劫持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中不少与林彪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有关。对此邱会作回忆说：【9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会场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红字的一张条子。这就是号称林彪写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林彪。”

　　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这里的，我现在能记得起来的不完全。信是用红铅笔写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写的，但疑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是手迹吗?”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看完我一抬头，看见周总理就在我旁边，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没有说话。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

　　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对“四大金刚”产生了怀疑。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已经缴获的林彪一伙的罪证材料判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与林彪、叶群等人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对此，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9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传达到省、军级高官;9月18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9月21日，中央成立林彪、陈伯达专案组，由纪登奎和汪东兴领导。毛泽东阅批：“同意。”

　　9月23日，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黄永胜“四大金刚”的情况。周恩来本来是“想”保这四个人的，但毛泽东下决定要拿掉这几个人。

　　（322）

　　关于周恩来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林彪等已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是六神无主，他们没有主动向中央坦白交待，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四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9月24日上午8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四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反应，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

　　24日早晨7时50分，周总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就座。李先念到后，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向。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9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9时，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9时10分左右，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四人一一握手。就座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待你们的错误。”

　　周总理指出他们四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待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一大内患。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据邱会作回忆说：【9月17日下午4时，周总理给我打电话。总理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周总理说：“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我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总理又说：“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请楚。”说完，我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

　　（323）

　　“啊!”总理叫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总理说到这里，我的心里很感谢他)。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我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总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衅，黄是个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总理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我说：“好，照总理的指示办。”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一时感到轻松多了，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

　　约6点半钟的样子，我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这次谈话是“九一三”之后，我们第一次谈话，也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两人坐下来之后，反而没有立即说话，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黄永胜开了口。

　　黄永胜说：“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当我讲了周总理的态度后，黄永胜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不行嘛!况且，张春桥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不让江青插手军队，是怕军队乱了，这也不对吗?”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黄永胜喊完坐下来后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黄永胜又换了一个话题，说：“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说着说着，我们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永胜则大哭起来，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死与共的情景时，两人泪眼相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心里痛快极了。

　　（324）

　　9月18日下午3时，总理又给我打电话，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情况，转问黄永胜的精神状态。总理问：“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我说：“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总理问：“主要是什么问题?”

　　我说：“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

　　总理说：“你同黄总长再谈—下：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你还要告诉他，过去你和他同我谈过的问题(指江青攻击总理之事)，我是不会忘记的。”】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在9月23日毛泽东发话抓“四大金刚”之前的9月17日，周恩来还是想保他们，特别是想保黄永胜，让邱会作去做黄永胜的工作，希望黄永胜主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负荆请罪，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可是黄永胜却很“硬”，拒不认错，还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这样一来，周恩来也没法保他们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9月24日，早6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送走李先念后，总理主动对我说：“8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的指示。”

　　我回答说：“知道。”

　　总理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总理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抓起来，随即笑着对总理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总理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一踏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变了。福建厅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今天变成了法场。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像西安临潼兵马俑的泥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枪。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

　　我是第一个到福建厅的，不久，吴、黄、李先后到了，他们进来时，同我的神情几乎一样。

　　大约9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杨德中是中央警卫团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总理坐下之后，首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我们一眼，即开口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总理的讲话很平静、很客气。

　　（325）

　　总理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总理说：“出事都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

　　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五时送出去的。”

　　总理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总理接着说：“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我们都默默无语。写什么呢?难啊。关于庐山会议的检讨，在主席那里已经过关了，主席还跟我们开玩笑。在主席那里检讨过关以后，我们没有犯新的错误，“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实际上，我们被关起来以后，主要挖我们的就是“政变”问题。

　　然后，总理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问的还是前几天的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完全否认，态度很强硬。总理不好再往下说，从座位上起来，一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上来和黄永胜握手，并叫吴忠跟黄永胜走。

　　接下来，总理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总理刚问完，吴法宪就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因为吴法宪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反江青的事，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作鹏心里认为，反江青算什么错?李作鹏激动得不能自已。

　　总理没有顾及李作鹏，马上对吴法宪说：“你也走吧。”并与吴法宪握手，由杨俊生跟吴法宪走了。

　　总理又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

　　李作鹏走时，总理也上去与李作鹏握手。

　　总理有些生气地问我：“你怎么也搞进去了?”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总理。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邱会作妻子)给林豆豆、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讲了一下，我向总理做了检讨。

　　我走前总理和我握手，我含着泪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那双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说：“好。”

　　我就要离开福建厅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双手握住总理的手，从肺腑里吐出一句话：“希望再见到总理!”

　　总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326）

　　据邱会作的回忆，周恩来明确说，抓他们四人是“毛主席”的决定，并说毛泽东等了“四大金刚”十天。毛泽东等“四大金刚”十天，这里面应该包含有周恩来说好话的因素。可是这十天来，“四大金刚”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没有任何表态。

　　其实周恩来在这十天中间，特别提醒他们四人，甚至明确让邱会作转告黄永胜，说：“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可是黄永胜四人没有理会或者没有理解周恩来让他们向毛泽东“表示态度”的意思。不过对于黄永胜这些军人来说，他们的确也不会政治家的那种“表态”，想不通就是想不通，这样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周恩来处理完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在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中，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彭德怀等人被批斗，被监禁，但没有被开除党籍;与刘少奇走资派司令部的斗争，只有刘少奇一人被开除党籍，王光美等人都没有开除党籍;而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有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7人被开除党籍，这是建国后高官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一次。

　　林彪的问题与刘少奇大不一样，涉及的人极多。刘少奇的秘书、警卫员等，都没有因刘少奇的倒台而受到处分;可是林彪的秘书、警卫员等人，都受到了隔离审查，贬官下放等处分。正因为林彪涉及到如此多的人，黄永胜曾不满地大喊：“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在林彪事件结束之前，再回顾一下林彪事件的整个过程。这里主要着眼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拿掉林彪呢?要理解这个问题，要追溯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如果毛泽东不搞文革，是不可能与林彪发生冲突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来自三个“不满”;第一个是对刘少奇以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的不满;第二个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第三个是对党员干部队伍的不满。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毛泽东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主要是毛泽东不满苏联式政治体制。新中国建国时，由于种种原因，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政治体制，但毛泽东却对苏联式体制很不满意。苏联式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苏联式体制的弊病很大，会导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甚至会导致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苏联之所以变修，根本原因就在政治体制上。

　　（327）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打破“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苏联体制的新政治体制，比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领导班子、非党员群众参加整党、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等，都是苏联体制完全没有的东西。再比如王洪文这样的普通工人当副主席，陈永贵这样的普通农民当副总理，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在1967年说：【建国18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1949年到1952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饭，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搞薪金制，搞军衔制我从来就反对，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952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变我们脱离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不满，主要是不满干部队伍贪图安逸享乐，脱离群众。因此毛泽东试图通过文革，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毛泽东在1969年说：【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对于毛泽东的“三大不满”，那么林彪的看法如何呢?在对刘少奇不满方面，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点两人之间没有矛盾。

　　在对政治体制不满方面，林彪的看法就与毛泽东相左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并无大的缺陷，甚至觉得很不错。因此，林彪对毛泽东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携手旁观，就是消极抵制，这样一来，就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了，也就引发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在对干部队伍不满方面，林彪的看法也是与毛泽东相左的。林彪认为干部队伍，特别是军队的干部队伍，是很好的，根本不需要整顿。

　　所谓“整党”，实质就是“整人”，整党越彻底，整人就越多。不“整人”的“整党”，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走过场。不少人一提起“整人”，就有不好的印象，其实对“整人”应该辩证地看。

　　一个党要保持纯洁性，就必须经常地把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坏分子清除出去，这就是“整党”。不用“整人”的手段，怎么把那些不纯分子和坏分子清除出去呢?因此，“整人”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扩大化就不好了。

　　（328）

　　林彪在历史上，一直是不愿整人的“老好人”，如果让林彪这样老好人来领导“整党”，那么整党肯定会变成一种蜻蜓点水的走过场形式。因此，林彪这样的“老好人”，是担当不起“整党建党”重任的。

　　另外，要想完成“整党建党”，领导人必须做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对亲朋好友一视同仁。如果领导人的私心重，把人情带到“整党建党”中，对自己的亲戚照顾一下，对自己的好友放松一下，那么下面的干部就会上行下效，大家都讲人情，都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一来，“整党建党”也就只能整几个毫无背景的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不少人批评毛泽东不讲人情，六亲不认，然而要完成“整党建党”这样的工作，还非要靠毛泽东这种不讲人情的六亲不认之人。

　　从各方面来看，林彪是讲人情的，对自己的老部下格外关照，整党绝不会整到自己的老部下头上。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这种性格的人，如果成为接班人，肯定不可能完成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毛泽东之所以欣赏张春桥，就是因为张春桥不讲人情，敢整人，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起“整党建党”的重任。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看来，林彪的政治理念、人品性格，都不足以托付他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林彪不是称职的接班人，林彪必须拿掉。尽管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历史上对毛泽东的贡献很大，但要想成就宏伟事业，必须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就是“亲密战友”也要拿掉，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而林彪却不甘愿被扫出历史舞台，于是一场围绕着接班人的攻防战就展开了。在毛、林下的这盘攻防大棋中，林彪走的棋是先声夺人，毛泽东不得不被动应付，毛泽东遇到他政治生涯中最棘手的敌人。直到南巡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次可以先声夺人了，但没想到林彪出手更快，来一个叛逃，搞得毛泽东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使毛泽东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受到重大的打击。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毛主席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2年1月初，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从八宝山回来毛主席就病倒了，1月13日突然休克，时隔不久，毛主席再一次休克。这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毛泽东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就是林彪“同归于尽”战术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他已无法全面主导中国的政事，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周恩来时代。

　　第22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1）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群众对林彪问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震动，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林彪事件。“九一三”不久恰逢国庆节，往年在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这一年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这是建国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而且毛泽东从此再没有在国庆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第二把手。前任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和林彪，党的宣传机构都对他们有很大力度的宣传，比如刘少奇标准像与毛泽东并列在一起，对林彪更是铺天盖地宣传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以后，报章刊物上从来没有正面宣传过，从来没有“以毛主席为首、周总理为副的党中央”这种说法，尽管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是货真价实的第二把手。

　　虽然宣传机构没有对周恩来进行正面宣传，周恩来的威信和实力，不管在高官中间还是在群众中间，都远在刘少奇和林彪之上。刘少奇当权时，只是主管党务;林彪当权时，只是主管军队;而周恩来当权时，是党、政、军都管，实权远大于刘少奇和林彪。特别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情况相当差，国家事务基本上全由周恩来主持，因此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周恩来时代”。

　　周恩来掌权后，他就试图推动中国走上他设想的道路。周恩来大幅度地修改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按照当时的话叫做“扭转局面”。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着林彪事件，让一批在文革中被批判和靠边站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重新出来掌权。周恩来让这些“靠边站”的高官们赶快“揭发批判”林彪，利用批林彪来铺垫自己复出的垫脚石。

　　揭批林彪罪行的“靠边站”高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

　　朱德给毛泽东写信说：【毛主席，党中央：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的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余容后呈!朱德。1971年10月22日】

　　（2）

　　刘伯承在揭发谈话中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结果贻误了战机。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李富春在揭发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林彪就反对毛主席，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陈毅。1971年10月10日】

　　陈毅在揭发讲话中说：【红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1944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等人。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苏联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28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在揭发谈话中说：【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林贼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 】

　　（3）

　　这些老干部虽说口诛笔伐地揭批林彪，但揭发的理由多半是牵强附会，没有多少说服力。其实这些高官过去与林彪的关系都不错，甚至是支持林彪的。比如陈毅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曾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陈毅说：“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现在这些高官上纲上线地大批林彪，他们心中并非真的那么痛恨林彪，这些只是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只可惜当时刘少奇已死，否则刘少奇也很可能会写信揭批林彪。

　　最著名的还是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邓小平写道：【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邓小平在信中揭批了林彪的五个问题之后，笔锋一转说：【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周恩来对林彪的揭批，调子却是比较缓和的。周恩来说：【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

　　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

　　周恩来让文革中批臭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本身就是变相地否定文革，这些人的平反，本身就是证明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周恩来这种变相否定文革的做法，毛泽东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积极支持给一部分老干部平反，重新“请”他们回来工作。

　　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前一段文革运动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前一段文革的成果“前功尽弃”。因为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有影响力的高官“靠边站”了，现在再把他们“请”回来工作，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被打倒的老干部再“请”回来呢?下面我们将进行一些分析

　　（4）

　　林彪作为党的第二把手倒下之后，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来填补林彪的空缺。不论从资历还是能力，周恩来都是最为恰当的第二把手，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填补这个空缺。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本来应该由第三位的周恩来接任第二把手，可是毛泽东却破格提拔排名第六位的林彪顶替刘少奇的空缺。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当自己的接班人。

　　由于林彪的倒台过于突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准备，不得不让周恩来暂居第二把手的位子。周恩来也清楚，自己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自己的第二把手只是暂时的，毛泽东早晚会找别人来取代自己。后来毛泽东试图让王洪文当第二把手和接班人，就是明显取代周恩来的举措。

　　然而周恩来一旦上了第二把手的位置，他就不能轻易下来，他要争这个位子。按照现在的主流说法，周恩来争第二把手的位子，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和国家”。因为周恩来如果不“占住”第二把手的位子，这个接班人的位子就要被江青集团“四人帮”拿去。周恩来表明上是与“四人帮”争权，实际上是与毛泽东争权。

　　前面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最初以为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取胜，可是遇到种种困难之后，毛泽东发现自己已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文革，他要把“继续革命”的任务交给他的接班人来完成。因此在文革后期，毛泽东的主要布局不再是夺权，而是安排自己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

　　因为林彪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所以毛泽东必须拿掉林彪，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林彪的自我爆炸，某种情况解决了毛泽东拿掉林彪的麻烦，可是毛泽东还要面临一场更为艰巨的战役，这就是拿掉周恩来。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他搞文革最大的阻力，如果让周恩来接班，他的文革不仅不可能完成，而且要半途而废，百忙一场。因此，毛泽东为了完成他的文革“继续革命”大业，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拿掉周恩来，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

　　林彪事件之后，一场新的接班人之争，就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悄悄展开了。这场毛、周的接班人之争，与毛、林的接班人之争有相似之处。毛泽东试图用“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取代林彪，又试图用“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取代周恩来。

　　林彪和张春桥争夺接班人，用的是“硬办法”。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亲自吹响批张春桥的号角，然后陈伯达和“四大金刚”一齐煽风点火，刮起一股揪“张春桥”之风。林彪试图用“硬办法”，逼毛泽东被迫放弃张春桥。

　　而周恩来和王洪文争夺接班人，则是用“软办法”。周恩来表面上支持王洪文当接班人，实际上则用种种办法，让王洪文干不下去，这样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王洪文。“以柔克刚”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而林彪只擅长打硬仗，不擅长“以柔克刚”的战术。

　　（5）

　　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役，用的是“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战术，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战役，同样也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毛泽东先对周恩来实施“挖墙角”。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大量老干部，赢得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人心，这是周恩来最大的武器。而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首先要把支持和拥戴周恩来的一批老干部“挖”过来，跟周恩来争取老干部的“人心”。

　　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就是把文革中批斗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声称自己是听了林彪的谗言，误伤了老干部们。现在林彪倒台了，毛泽东就给老干部平反，让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毛泽东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老干部的人心争取过来。

　　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主要有八组：第一组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第二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组是薄一波为首的61人集团;第四组是贺龙;第五组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第六组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第七组是陈伯达;第八组是林彪集团。另外还有一组人比较特殊，他们没有被打倒，但是被“靠边站”了，这就是“二月逆流”事件中的“三老四帅”。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给老干部平反的力度是比较大的。第一组人物中的罗瑞卿平反，第二组人物中的邓小平平反。陶铸如果不死，也很可能平反;第四组的贺龙平反;第六组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还有武汉“七二零”事件的首要人物陈再道也获得平反。

　　这些人虽然得到平反，但都没官复原职，只是任一个闲职(邓小平除外)。比如罗瑞卿任中央军委顾问，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陈再道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想重新启用他们，给他们平反，只是为了争取人心之举。

　　毛泽东“挖墙角”的第一批对象，直指周恩来派系的铁杆人物，也就是参与“二月逆流”而被罢官或“靠边站”的高官们。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平反的态度。

　　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谈话时，得知陈毅病重时，再次明确表示说：【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陈毅去世。陈毅是因“二月逆流”受打击最大的人之一，临终前得知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心情一定是很愉快的。

　　（6）

　　毛泽东破例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被传为文革中的一段佳话。有不少人说：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思念陈毅这位老战友的旧情，这种看法是不太合理的。一来，毛泽东是一个讲路线而不讲人情的人，当初批陈毅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念旧情，怎么会在陈毅死后忽然念旧情呢?二来，陈毅是最顽固地抵制文革的“右派”之一，就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毅还跳出来公开支持林彪，被毛泽东批为“二陈合流”。

　　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虽然说里面肯定有悼念老战友的意思，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并非如此。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不是那种“心血来潮”做事的人，他做事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比如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做事的计划性。

　　毛泽东的原计划是不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因为当时陈毅的身份只是普通中央委员。按规定，普通中央委员不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格比较低。不过考虑到陈毅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陈毅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追悼会的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李天佑”。谢富治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上将军衔;李天佑的身份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陈毅的追悼会，原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

　　关于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也是颇费心思。陈毅的悼词总共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在审改陈毅的悼词稿时，周恩来亲笔加入了一大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并对他加入的一段话进行了解释：“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阅后删去“功大于过”等话，批示说：“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毛泽东虽然删去“功大于过”等话，但也没有说“陈毅是好同志”等赞扬陈毅的话，更没有表示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可是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出席，此举众人都没有想到。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

　　过了一阵，主席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告诉他：“现在是1点半。”

　　主席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7）

　　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

　　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和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他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来到八宝山悼念大厅的休息室后，提出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握住毛泽东的手，流泪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旁的人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据陈毅之子陈昊苏回忆说：【听说毛主席到了那一天，他就老惦记着这个事情，然后临时就说，让身边的人派车，他要去，当时很急促。我们进休息室，看到毛主席是穿着一件睡衣，后来进入这个大厅就在追悼会的现场披了一件大衣。

　　我们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毛主席那时候有胡子，胡子很长。因为经常在报纸上或者是电视上看到毛主席的照片都是没有胡子的，毛主席如果是事先就预定要来的话，他当然会把胡子刮掉，看来是临时来的。

　　毛主席在见我们的时候，就鼓励我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且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大事儿，并不容易，你总要准备去奋斗20年，摔很多的跟头，才能够懂事儿。”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想，因为他们老一代人，大概都是这样奋斗过来的，也都是摔过很多跟头的，都是走过坎坷的道路。】

　　（8）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发出通知：“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参加。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立即把陈毅追悼会提高到最高的规格。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京的高官们迅速赶到追悼会会场，宋庆龄、朱德、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来了，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在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他跑了!他的飞机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他摔死了!”

　　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陈毅追悼会原定是叶剑英致悼词，而叶剑英在快开会的时候，把悼词递给周恩来，意思是改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也心领神会，就改为他亲自致悼词。周恩来对陈毅的感情是很深的，短短几百字的悼词，周恩来三次哽咽念不下去。在向陈毅遗体告别时，周恩来还掀起覆盖的白布单，抚摸陈毅的手背。

　　周恩来念完悼词后，毛泽东率领众人向陈毅遗体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脚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只好由工作人员帮他登上汽车。毛泽东这次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受凉，结果感染了肺炎，不久又发生休克，使毛泽东的健康急剧恶化。这些是后话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的悼词和西哈努克的悼文。陈毅追悼会大大超出了原定的范围，成为新中国建国后最隆重的追悼会之一。

　　现在的各种资料显示，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之前，曾经做过长时间的反复再三思考，最后才终于下决心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为什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需要如此慎重地前思后想呢?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第二件就是文革。因此，毛泽东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文革”这件大事展开的，毛泽东试图把“继续革命”的重任托付给他的接班人。可是现在周恩来已经占了接班人的位子，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拿掉周恩来。

　　（9）

　　毛泽东急于拿掉周恩来，是基于自己死在周恩来之前的考虑。从1971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来看，周恩来的身体远好于毛泽东。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睡眠就很不好，不停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而周恩来虽说有心脏病，但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一天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

　　所以那时大家普遍认为，周恩来将活到毛泽东之后，谁也没想周恩来的身体急剧恶化，居然走在了毛泽东之前。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走在自己之前，那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宋江投降派”等针对周恩来的“甩石头”之事，根本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是周恩来在老干部们中间的口碑极好，特别是文革中周恩来尽可能地“保”老干部，不管什么派系的，只要能保他都保。从这点来看，周恩来真的有点像《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不管谁有为难之事，他都伸出援助之手。

　　老干部们普遍认为毛泽东要打倒他们，而周恩来在保护他们，所以老干部对周恩来心存感激之情，而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甚至怨恨。这样一来，老干部们的感情天平是倾向于周恩来的，这是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因此，毛泽东一定要把老干部们的感情争取过来，这是拿掉周恩来不可缺少的一步棋，否则老干部们紧紧团结在周恩来周围，毛泽东根本搬不动周恩来。

　　林彪事件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毛泽东借此给众多高官“平反”，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当初打倒他们，只是因为误听了林彪的谗言。现在毛泽东要和老干部们重新修好，要把老干部们重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因此，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与老干部们“修好”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陈毅在文革中是作为“右派”的典型代表，他对文革有严重的抵触情绪。而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就意味着像陈毅那样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的老干部，毛泽东都改变了看法，称他为“好同志”。那么对于其他没有那么严重错误的老干部们，毛泽东更应该认为他们都是“好同志”了。因此，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对团结老干部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也的确被传为佳话。

　　然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却又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它会影响人们对“文革”这件事的看法。对于“文革”这样的革命运动，必须要让人们感到一种“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样才能激发人们来为它奋斗献身。因此，树立和保持文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10）

　　单纯看林彪“叛逃”这事件本身，它对毛泽东的冲击并不大，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把林彪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这里摘录一段1968年10月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当时人们的想法，文革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起的，而是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和发起的。当时的报章刊物，都把文革描述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林彪成了反革命，人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彪在推动文革运动方面，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革早期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大搞学习毛主席语录。“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林彪发起和促成的，还有随时随地手拿《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学习，也是林彪开创的“一代新风”。

　　文革从发起到开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许多是林彪出面主持的;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思想和提法，都是由林彪首先讲出来的。林彪这位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忽然成了反革命，这就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正当人们对文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人们又会怎么想呢?

　　人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陈毅被冤枉了，陈毅被“靠边站”是冤案，所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表示一种歉意和安慰。尽管可以说陈毅是被林彪的谗言陷害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文革这场运动所造成的。还有罗瑞卿的冤案，贺龙的冤案，杨成武的冤案，这些都是文革中搞出来的冤案。虽然可以说这些冤案的责任者是林彪，但文革这场运动，居然被坏人利用，造成这么多的冤案，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文革的“合理性”。

　　人们的第二个想法，是对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怀疑。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陈毅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陈毅才被“靠边站”了;而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林彪才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根据当时的宣传，人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怀疑的，更不能怀疑副统帅。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又说陈毅反对林彪是正确的。当时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陈毅敢于反对林彪，事实上也就是敢于质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推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盲从。

　　（11）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江青等人。根据上述推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人们也可以质疑江青等人，甚至可以质疑毛泽东。既然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也是可以质疑的，那么人们也就有理由质疑文革的“正当性”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对修复和改善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是“有利”的;而对于保持和改善人们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看法，又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对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不得不前思后想，权衡利弊，直到最后一刻，毛泽东才终于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本想借此修补与老干部们的关系，以便在后来“倒周”的时候，老干部们可以站到自己的一边。可是没想到匆匆参加陈毅追悼会，使毛泽东受凉得了重病，差点见了马克思。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毛泽东基本上处于养病状态，无力掌控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周恩来掌权的“短暂周恩来时代”。

　　在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已是79岁高龄之人，一般人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要想恢复是很难的。所以当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以为毛泽东的日子不多了，没想到毛泽东在1973年下半年之后，身体又恢复过来，重新掌权，这是后话了。

　　对于高官们来说，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如果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大家看他“来日无多”，很多人就会赶紧“另寻出路”。1966年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前畅游长江，并大肆宣传，就是要让高官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可是在1972年，高官们对毛泽东的身体都失去信心，除了江青集团之外，包括汪东兴、张耀祠等毛泽东的亲信，都在水面下活动，寻找在毛泽东身后的出路。

　　领导人得势的时候，身边会有大批高官前呼后拥，高呼万岁，宣誓尽忠;可是当领导人失势或者死去的时候，真正能够尽忠的高官，就寥寥无几了。刘少奇失势的时候，对刘少奇“尽忠”的，除了妻子王光美之外，还有一个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开除刘少奇党籍时，拒绝举手，可以不严格地算为“尽忠”。

　　林彪失势的时候，除了妻子叶群之外，没有一个高官为林彪尽忠。最后拼死为林彪尽忠，帮林彪出逃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或小官：飞行员、机械师、司机、还有林立果拉起的队伍里的小官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人。毛泽东去世后，也只有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为毛泽东“尽忠”，连王洪文和姚文元都积极检举揭发，表示要戴罪立功。

　　（12）

　　毛泽东病重，高官们自然而然地团结到了周恩来的周围，这也是开创周恩来时代的重要因素。周恩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旦他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行使的权力，周恩来马上亮出自己的颜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做了和准备做三件事：(一)外交上走出新的“联美抗苏”的道路;(二)政治上展开“批林整风”，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虽说批判“极左思潮”表面上是针对林彪的，实际上涉及到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三)经济上抓生产，一扫文革中重视革命，不重视生产的倾向，使经济有较大的回升。

　　先说周恩来时代的外交成绩：实现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和与日本建交。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两个外交关系。与美国的关系，牵扯到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牵扯到历史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如果中国方面毫不让步，就无法打成协议;而如果中国方面让步太多，又有被贴上“卖国”标签的可能性。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两大外交难题。

　　从历史来看，中共高层中可以不严格地分“亲美派”和“亲苏派”。中共高层为什么会有亲美派呢?这要追溯到抗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美元和武器物质，希望蒋介石积极对日军发起作战，消灭一部分日军的有生力量，这样可以减少美国对日作战的伤亡。

　　可是蒋介石拿到美元和武器物质后，却保存实力，对日军避而不战，这样就大大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反感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避战，开始转而接触在延安的中共，试图向延安提供武器物质，让中共向日军发起作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对美国的这个设想大为欢迎，声称只要美国的援助到位，他们就立即开始对日军作战。

　　1944年11月4日，毛泽东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祝贺他再次当选总统，并表示中共军队如果得到先进武器装备，一定会更好地配合美军的太平洋作战，更大规模地歼灭日军。毛泽东还托人向罗斯福总统转达：如果在白宫把中共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援助中共对日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中共却因此与美国建立了“交情”。抗战结束后，美国又积极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10月，毛泽东在美国特使的陪同下，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内战再开之后，美国的调停失败，美国转而支持蒋介石政府，中共与美国的接触就此中断。尽管如此，中共还是感谢美国帮助和平调停，因为当时成立联合政府，对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也就产生了亲美派，亲美派为首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1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继而中国志愿军又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中共进入直接与美国对抗的阶段。这样中共高层亲美的声音暂时消失了，但在内心感情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比较亲美的。因为苏联斯大林一直不喜欢毛泽东，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对苏联也是不喜欢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于是两国就在第三国开展大使级的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地点，1955年到195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1958年到1970年在波兰华沙，所以又称“中美华沙会谈”。1970年以后，中美建立了直接会谈的渠道，华沙会谈也随之结束。“中美华沙会谈”一共进行了136次，但由于会谈双方的官员级别低，谁也作不了主，所以会谈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边境冲突，一时间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有大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1969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从中苏关系紧张看到美国对付苏联的新的可能性，就是联合中国共同反苏。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打中国牌”，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并多次声明他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尼克松还请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传话，表示美国无意孤立中国，愿在任何时候同中国进行会谈。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受到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也开始考虑“打美国牌”来对付苏联。1969年7月，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名元帅，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对于苏联来说，苏联与美国的矛盾，大于苏联与中国的矛盾，所以苏联不会轻易发起侵华大战;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大于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所以可以考虑利用美国对付苏联。

　　据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回忆说：【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总(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14）

　　陈毅的“不合常规”想法核心是：(一)中方应该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条，主动与美国接触，更不要拒绝美方提出的建议;(二)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可以在这方面适当让步。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应验了陈毅的“不合常规”设想。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华沙举办的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外交官搭话，但中国外交官却离开会场走了。这时美国大使急忙叫住中方的翻译，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进行“重大的、认真的会谈”。

　　中方翻译不敢做主，只是把这件事汇报上去。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最初的反应是：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970年1月，在华沙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在中方的发言稿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1970年2月，在华沙又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基本上接纳了中方的建议，准备派特使到北京会谈。不久从巴基斯坦传来美方的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派基辛格来中国秘密接触。

　　就在中美关系即将出现突破的时候，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入驻柬埔寨。中国为了支持柬埔寨，推迟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计划，直到1970年底，中方才重新把中美高级会谈提到日程上。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对斯诺说：【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上，美国代表队提出访华的希望，外交部经过研究，提出“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结论。其实周恩来是倾向于邀请美国队来中国的，可是他还摸不清毛泽东的底，怕贸然同意美国队访华，会惹来“投降派”的帽子，所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报告书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然后把报告呈送毛泽东。

　　周恩来写“拟同意”这三个字非常巧妙，既不说自己已经同意了，也不说自己不同意，“拟同意”让别人抓不到把柄。这样不管毛泽东是赞同还是反对美国队访华，周恩来都不会让人抓到把柄。

　　（15）

　　4月4日，这份报告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最初在报告上圈阅同意，也就是同意外交部不邀请美国队来中国。对此事，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外交部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4月6日那天，主席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

　　主席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白天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呀?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

　　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

　　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

　　主席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据吴旭君回忆说，毛泽东刚开始并没有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因为这是中方主动向美方示好。新中国自从朝鲜战争后，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宣传也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现在中国要向这个头号敌人“示好”，很多人必然在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慎重考虑。

　　不过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也就是吴旭君说的“有心事”，最后还是决定邀请美国队。得到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马上通知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就是所谓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是中国主动向美方示好，加快了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16）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之后，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传递了《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9日，美方传来口信，表示接受邀请，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写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美方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

　　7月9日，基辛格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在北京停留48个小时，与周恩来行了6次总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前访华。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他对周恩来的印象：【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

　　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全世界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注意到1971年7月这个时间，此时林彪“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发生，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据吴法宪回忆说：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第一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会谈，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第二是“乒乓外交”事件，美国队来北京访问，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1970年12月，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作中间桥梁，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17）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1949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开一个会议，讨论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

　　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相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美立场，刘少奇是比较明显的亲苏立场，而林彪因为一直不负责外交问题，所以他对中美和中苏关系的立场不明确。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林彪是亲苏派，反对中美接近;另一种认为林彪也是亲美的，至少是反对中国与美国对抗。

　　前一种说法，主要是从林彪最后出走苏联，以此来证明他的亲苏倾向。后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也提到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18）

　　关于后一种说法，据吴法宪回忆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50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林彪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1971年57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改善中美关系的决议和进程。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此时林彪事件才结束不久，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十次会谈。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台湾不再被承认是中国的代表。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

　　中国如此迅速地得到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对中国访问。】这样，中美接近的事情就向全世界公开化了。

　　关于周恩来的外交政绩，正确地说，战略构想还是毛泽东的，周恩来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具体事务上。周恩来后来会见美国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打开中美关系，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的。”

　　不过虽说毛泽东下决心“打美国牌”，但真的要把“美国牌”打好，真正开辟出“联美抗苏”的外交新格局，没有一个好的外交家来操办这件事，肯定也是不行的。特别是中美关系牵扯到台湾当局和主权问题，是非常不好谈的棘手问题。如果让江青或者张春桥去负责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恐怕非谈砸了不可。周恩来能把“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么棘手的问题谈下来，谈得不卑不亢，美方对中方也很敬佩，这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周恩来搞外交的能力比自己强，所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具体的问题不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

　　（19）

　　尼克松预订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然而就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2月12日的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昏迷了。当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毛泽东身旁，及时发现毛泽东发生了休克，立刻叫人抢救。如果毛泽东像斯大林那样，一个人单独呆在房子里，发生休克后无人知道，那就非常危险了。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立刻赶到毛泽东住处。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

　　周恩来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他们有的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在数脉搏。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血压，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慢慢地清醒过来。】

　　毛泽东这次虽然死里逃生，从休克中清醒过来，但此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毛泽东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毛泽东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毛泽东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毛泽东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毛泽东的个性依然那么强。

　　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主席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地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1972年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健康状况。

　　1973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1972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毛泽东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20）

　　毛泽东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这就在客观上造成这一年半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尽管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但像尼克松这样重要的客人，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见。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毛泽东突然休克病危的日子只有9天，毛泽东健康状况仍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毛泽东却下决心“冒险”会见尼克松。对这件事吴旭君回忆说：

　　【毛主席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

　　在会见时，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在门后头，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是处于临战状态。

　　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主席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15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65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当然，尼克松等人是不知道毛泽东真实健康状况的。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2时，便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尼克松事后回忆说：【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的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毛泽东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周恩来后来告诉我，毛泽东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21）

　　每一个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对毛泽东表示其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十分钟后，周恩来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毛泽东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基辛格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毛泽东过分疲劳。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我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只争朝夕”，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的具体内容，除了《尼克松回忆录》和基辛格的《白宫岁月》中不完整地提到之外，现在网上流传一份《解密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号称是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材料。不过这份材料的疑点甚多，只能作为参考。总而言之，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全文并不重要，只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让周恩来谈具体问题。

　　尼克松说：“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

　　毛泽东不等尼克松讲完，就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总理跟你谈的事。”

　　基辛格也回忆说：“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二)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尼克松说：“周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也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

　　毛泽东说：“就是啰。”

　　（22）

　　尼克松说：“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说：“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话，基辛格分析说：毛泽东在这里暗示“我们的兵也不出国”，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

　　基辛格还分析认为：尼克松提出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毛泽东并未回答这个问题，根本不提苏联，而是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通过排除法，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

　　基辛格又认为：毛泽东说“中国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这是毛泽东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三)毛泽东对过去中国僵硬的对美政策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也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在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之后，周恩来就着手与美方谈具体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都体现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联合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一方面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另一方面又强调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中美联合公报》最后能够签署，周恩来的作用是很大的。

　　周恩来与美国谈判最难的是台湾问题。首先，美国过去对台湾的一贯立场，是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这里稍花笔墨说明一下“台湾地位未定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正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正式划入日本版图，这是符合国际法的。1943年11月美国、英国、中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声明：“日本过去从中国所得到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不过《开罗宣言》只是单方面的“宣言”，并不是双方签署的“条约”，所以没有法律效力。

　　按照国际法，中国应该在战后与日本重新签署一份两国条约，在《条约》中规定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双方始终未签署这样的条约。这也就是说，从国际法来看，日本并没有在法律上把台湾归还中国，这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基础。

　　（23）

　　中日双方为什么没有签署归还台湾的条约呢?这是因为这段历史非常复杂。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杜鲁门总统发出命令，派隶属于盟军的中国军队进驻台湾。美国认为，中国军队进驻台湾，只是军事占领，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台湾的领土主权。这与当年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并不意味着美国拥有了日本的领土主权一样。

　　不过蒋介石可不管什么“国际法”，他认为既然在《开罗宣言》说了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将日本国籍的台湾人，改为中华民国国籍。美英两国曾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中国只有对台湾的“管辖权”，还没有对台湾的主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应该由中国与原主权国日本签订了正式条约之后，才能生效。

　　然而1949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出现了两个中国政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并宣称：“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这是美国开始公开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1年，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战争状态。本来作为参战国的中国，是应该参加签署《旧金山条约》的，可是因为此时出现两个中国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呢?苏联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美国则主张由中华民国出席，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两个中国”都不邀请。

　　这样一来，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所以《旧金山条约》中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一切主权。”《条约》没有说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后，把主权移交给谁。这样一来，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就成为“未定”了。

　　当然，不论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认为台湾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未定”的问题。但由于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力量弱小，不敢与美国正面争执，所以蒋介石政府没有正面否认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4年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又加注说：“本条约不得视为台湾法律地位的变更。技术上，台湾和澎湖的地位并未决定，这是因为在《旧金山和约》上只载有日本放弃主权。”而蒋介石政府尽管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没有敢公开进行反驳或论战。

　　美国也知道，中国大陆不比台湾，他们在这方面必须做出让步。不过让步多少，就要看双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了。这次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第一个底线是要求美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二个底线是要求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第三个底线是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

　　（24）

　　在谈判中，美方接受了中方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底线，而第三个底线，美国却没有让步。当时美方把“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交换条件，前提是中方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承诺。由于中方拒绝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因而美方也没有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场。至今在美国国会中，还不时有政客援引“台湾地位未定论”来讨论台湾问题。2007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而美国政府则致函潘基文，明确表示美国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不过在谈判中，周恩来口头表示，中国将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基辛格也口头表示，他可以保证美方官员不再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周恩来又追问基辛格：“如果日本或其它国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你们将持什么态度?”基辛格表示：“如果其他政府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将不会支持。”

　　1972年2月28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故又称《上海公报》。该公报采取十分特殊的形式，就是中美双方“各说自己的一套”。《中美联合公报》说：

　　【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国。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和平统一八点方案》;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

　　美国方面声明：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预计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中美联合公报》的这一部分讲的是国际问题，主要是中国的近邻：越南、朝鲜、日本三国。这三国的问题虽说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可是因为双方的立场相差太大，所以只能是“各说各的”。

　　（25）

　　《中美联合公报》继续说：【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美国在这里含糊地使用了“acknowledge”(认识到)，而不是“recognize(承认)”。美方没有说“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说“美国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中文中，“认识到”和“承认”的意思差不多，而在英文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虽说中方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公报》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说《中美联合公报》可以说是中方的一个胜利。从此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各方面迅速接近，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周恩来又积极推动解决另一个外交难题，就是实现中日建交。中国与日本建交的关键问题，主要是历史问题，特别是战争赔款问题。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体赔款额为(当时价格)：印尼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约22亿美元。

　　前面提到，中国由于没有参加《旧金山和约》，所以中国在国际法上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权力。中国的受害远大于印尼、菲律宾等国，1951年中国政府新公布了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

　　因为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可以高达500亿美元，所以日本与中国建交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对此周恩来表示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

　　由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所以中日建交比较顺利。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比较“痛快”地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邦交正常化。

　　（26）

　　《中日联合声明》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1972年9月30日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于1972年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首相，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1972年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时，周恩来顾虑日方的立场，把“侵略”两字改为“战争”。周恩来说：“外交就一定要替对方设想。”

　　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所做的大手笔，除了外交之外，就是政治上展开批判“极左思潮”。林彪事件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肯定是要对林彪进行一场批判，展开一场“批林整风”运动，这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问题是另外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谁来领导或者主管“批林整风”;第二个是谁来给这场运动“定调子”，也就是从哪个角度来批判林彪。

　　自从文革以来，宣传工作一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主管。“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不再提起，转而在1970年11月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的主要单位有：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宣传部门，原中央宣传部取消。

　　因为“批林整风”属于宣传工作，按照党内的分工，应该由“中央组织宣传组”主管。而周恩来在党内的分工长期以来一直是主管经济的，所以周恩来似乎不应该主管“批林整风”。

　　像“批林整风”这样的大运动，原则上应该是由党主席毛泽东来定调子。当时周恩来连党的副主席都不是，由周恩来为“批林整风”定调子，似乎也是不合适的。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调子、方针和口号，都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而这次“批林整风”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这个调子显然不是毛泽东定的，而是由周恩来定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不是由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运动。当时毛泽东由于身体原因，无力顾及这场运动。等到毛泽东身体有一定的恢复之后，他马上改变了“批林整风”的调子，由批“极左”改为批“极右”。

　　（27）

　　当时周恩来之所以大胆地掀起和主导一场批判“极左思潮”政治运动，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认为毛泽东的身体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如果周恩来事先预知毛泽东的身体还能恢复过来，他也未必会这么“大胆”地主导和展开这场运动。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运动，也是导致后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康生，在“批陈整风”之后就称病不出，在林彪事件之后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康生更是“躺倒不干”了。据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透露：【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涂烈给江青等人写信，攻击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

　　涂烈诬告刘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

　　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四个想不到’指示的大意是：(一)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二)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三)想不到康生告老还乡、躺倒不干;(四)想不到姚文元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

　　虽说毛泽东的“四个想不到”指示是谣传，但其中说到康生“躺倒不干”，也是事实。而姚文元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一度沉默不再发表文章，这也是事实。

　　在“批陈整风”运动前期，毛泽东身体不支，没有精力研究和发出具体的指示，而主管宣传部门的康生又“躺倒不干”，这样一来，下面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部门就自然地转而听从周恩来指示了。在1972年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等重要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开展宣传工作的。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干部政策方面。周恩来说：“开展批林整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该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周恩来提出“犯过错误的人，有可能工作得更好”这样的新观点，显然是为了“解放”老干部而制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在文革中被夺权的老干部，大部分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些复权的老干部，在后来成为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28）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生产经济部门“放宽政策”。周恩来说：【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

　　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思潮。

　　1972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革以来，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整顿企业“抓生产”。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成本、利润等指标。周恩来说：“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

　　1972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如果说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仅仅停留在他主管的经济部门，毛泽东还可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进入到第三个方面：文化教育界，这就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界限。在1972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一定恢复，这时毛泽东开始直接出面干涉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了。

　　政治批判都是为了现实的目的，批判林彪这个死人，是着眼于借“死人”的话题来说“活人”。林彪事件之后，全国展开“批林整风”运动。那么要批判林彪的什么错误呢?这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完全不同，周恩来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左”，而毛泽东则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右”。

　　据原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说他听到过“周总理唯一的一次国骂”。纪东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于1972年12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很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但王若水的信激起轩然大波。毛主席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王若水的那封信，我把它和毛主席批过的其它文件一起，装在专门文件夹里，放在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这天下午我在中直俱乐部看电影，在那里忽然听到广播：“总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有车在门口等你。”

　　（29）

　　我马上站起来直奔门口，出门先看到的是倾盆大雨，接着，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吉姆车里向我招手。我马上到总理办公室去，总理直截了当地说：“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

　　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嘴里答应着：“好的。”

　　我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那封信递到总理的手里。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总理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接着，总理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总理说的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

　　总理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看到总理如此生气，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这样发过火。总理的那声“国骂”是我在他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唯一的一次。可见，总理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才发泄出来一点。

　　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主席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动进攻壮了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据纪东的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那封信，气愤不已。周恩来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左”，而毛泽东认为是“极右”，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看法非常不满，甚至不觉脱口而出了“国骂”。这里且不论毛泽东的看法正确，还是周恩来的看法正确，不管怎么说，周恩来的看法与毛泽东完全相反。党的第一把手与第二把手在重大问题上看法完全相反，这就必然引发出一场政治冲突。

　　每个政治运动都是有目的的，周恩来为什么要发起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呢?按照官方的主流看法，认为这是周恩来“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为毛泽东是文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试图纠正文革的错误，其实也就是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里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一个部下试图去纠正自己顶头上司的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胆识的，因为它引起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

　　这里可以再试想一下，周恩来发起这场批判“极左思潮”运动，难道是不搞不行吗?显然，周恩来不搞批判“极左思潮”，也完全是可以的。有人说批判“极左思潮”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1972年的国民经济，较1966年到1969年的文革高潮时期，已经恢复了很多。国民经济在最乱的几年都熬过来没有崩溃，现在怎么会有崩溃的危险呢?再说，如果批判“极左思潮”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那是没有必要把批判“极左思潮”引到文化教育领域的。

　　（30）

　　现在一些人撰文，声称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毛泽东批评完全是无辜的，周恩来是被冤枉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政治斗争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刘少奇并不是毫无动作;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林彪更不是俎上之肉;同样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不应该简单地说周恩来“被冤枉”了。周恩来的确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点毛泽东并没有冤枉他。

　　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周恩来本人对极左思潮的定义是：“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夸夸其谈，走极端。”周恩来还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这里回顾一下周恩来掌权时期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要动作。

　　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以《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为题，提出：【钻研业务、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坚持为革命而钻研业务，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洽病救人》。5月1日《红旗》杂志又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计》为题，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仅要解放干部，还要正确使用。】

　　5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索马里革命代表团时说：“社会的改建是长期的。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不是10年、20年，要半个世纪，也许一个世纪。这将是继续几代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23日，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312人参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与后来毛泽东对林彪“极右”的说法完全相反。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的重头戏，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

　　（31）

　　周恩来在5月21日的讲话中说：【这次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相当多。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的讲话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

　　但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

　　主席写这封信是1977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将来我们还可以加以解释。】

　　江青也介绍这封信的背景说：【1966年5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1966年7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关于这件事，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也回忆说：【1972年5月，在林彪机坠人亡8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上最重要的议程，是向与会者公布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大家对信件的内容极感兴趣，因为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在信里毛泽东袒露了自己的心迹，说出了对自己的评价，不赞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使大家感到更加好奇的是：据周恩来在会上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与会者的是抄件。周恩来告诉我们说：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收到以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觉得应该把这封信给林彪看一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

　　当时林彪正住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亲自看了后当面烧毁，这封信的手稿从此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四人看过(据说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看过此信手稿)。等到1971年林彪命丧蒙古大草原以后，毛泽东却从它的档案处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原来，1966年毛泽东写完了给江青的信，当场要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档。

　　（32）

　　尽管原件已经当着林彪的面烧掉，毛泽东却暗暗藏着此信的抄件，并决定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公布出来。为了使与会者相信这封信件的真实信，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与会者过目。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人的字迹很稚拙，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

　　在这次会上公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表态。我也在小组讨论时做了发言，大意是说：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其它人的发言，也都是这样一个基调。

　　说实话、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以后，我心头也有一些疑问：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周总理既然早就看过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知道毛泽东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仍旧盛赞“林彪同志的《五一八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当然，这些疑问，在当时我是不能提，也不敢提的。】

　　在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自我检讨。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林整风”，与周恩来本来没有关系，周恩来为什么要做自我检讨呢?这件事显然有些蹊跷。关于这次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于6月10日到12日，连续用三个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次讲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战时期王明的第二次错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谈到王明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时，周恩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关于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逼”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自己主动做自我检讨。

　　第一种说法的典型代表是《晚年周恩来》，该书认为“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自我批判”。该书提出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不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33）

　　《晚年周恩来》试图用这封信，说明周恩来迫于毛泽东的压力，不得不自我检讨。其实仔细看一下这封信就会发现，信中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有要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意思。毛泽东只是让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向众人讲讲党的前六次路线斗争。因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前六次路线斗争，当然也不了解这些斗争。所以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讲讲这些路线斗争，让众人意识到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经常出现的，这就使大家认识到出现林彪的这次斗争，从党的历史来看，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的本意，不过是让周恩来讲讲过去的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可是对于周恩来来说，很多事情就不那么好讲。因为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几乎都是卷进去的，特别是在王明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在前期是支持王明的，陷得很深。因此周恩来本人讲到这些路线斗争，他就不得不做一些自我检讨，要不然就会有“隐瞒历史”或“掩盖历史”的嫌疑，就会被别人抓住“辫子”。

　　在政治斗争方面，周恩来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隐瞒历史”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很多高官都栽在“隐瞒历史”上。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隐瞒自己的“旧账”，把自己在王明当权时期，反对毛泽东的事情主动如实地讲出来，就可以把那些试图“揭发”他的人的嘴堵住，让别人无法给他扣“隐瞒历史”的大帽子。

　　周恩来说：【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从我的历史教训中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周恩来不愧是做自我检讨的高手，他说出来的话不但不会损害自己的声誉，甚至相反有“自我宣传”的作用。一些年龄比较轻的中央委员，首次听说历史上周恩来在党内的职位曾一度高于毛泽东，都感到震惊不已，反而对周恩来更加敬佩了。

　　当然，周恩来在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又对自己给予不露声色的“肯定”。周恩来说：【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我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4）

　　在6月23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周恩来不仅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作了详细的说明，还讲述周恩来自己在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并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与刘少奇不同，周恩来的历史是比较“清白”的，没有被国民党被捕后又出狱的“说不清楚”历史问题，唯一的一件事麻烦事就是“伍豪启事”。这件事与周恩来无关，其实很容易证明。但周恩来仍然不敢大意，他要把这件事做成万无一失。

　　在这次会上，已经“靠边站”多年的陈云，重新出来参加中央会议。陈云知道他能够重新出来，周恩来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陈云也在这次会上，为周恩来的“伍豪启事”作证。陈云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陈云还特别写了书面材料：【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关于“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与“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主题也是完全无关的。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次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做这么一个与大会主题无关的报告，是因为有人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周恩来在中央大会上，公开说明此事，并亮出毛泽东的亲自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再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辫子，那就很难了。果然，后来“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各种“攻击”，但他们再也没有提到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的发言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周恩来公开声称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周恩来说：【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我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周恩来心里真的认为自己只能当助手?还是心里并不这么想，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如果周恩来真是甘当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掌舵把中国这条大船，驶向“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时，周恩来应该帮助毛泽东把中国这条大船沿着“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继续行驶下去。而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抵制文革，干扰毛泽东的掌舵。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否定文革，这就是要改变中国这条大船的行驶方向。周恩来做的这些事，都是“舵手”干的事，而不是“助手”干的事。

　　（35）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又进一步推进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深入到非周恩来主管的文化教育领域。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是一直是进攻的一方，周恩来是防守的一方，而在林彪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周恩来主动发起进攻了。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的动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周恩来要纠正文革的错误。比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一书中，把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斗争”，称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王年一的看法是比较合理的。

　　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搞文革势如破竹，毛泽东的反对派能够自保就不错了，完全无法形成“否定”文革的势力。而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就是文革运动本身也大受打击，于是出现了周恩来为代表的“否定”文革的势力。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把精力放在怎样把文革“进行到底”的问题上，而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这样防止文革被“否定”的问题上，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动机，另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晚年周恩来》一书提出的“还账”说。该书写道：【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后，周恩来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周恩来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

　　“还账”说并不合理，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是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后来发现文革的问题很大，周恩来因此后悔了，忏悔了，所以想到要“还账”。

　　但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一开始，就对文革持抵制态度，像文革初期的“二月逆流”，就是周恩来主导的。因此周恩来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既谈不上后悔，也谈不上忏悔，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心想帮毛泽东搞文革。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管从当时看，还是从事后看，都对应得比较恰当，没有什么需要后悔或忏悔的。

　　一些人认为周恩来应该像彭德怀那样，在文革问题上跟毛泽东“硬顶”。但“硬顶”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硬顶”很可能造成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爆发全面内战。如果周恩来“硬顶”出内战来，他才是需要后悔和忏悔的。

　　退一步说，即使周恩来“硬顶”的结果没有出现内战，那么周恩来倒台肯定是必然的了。周恩来倒台，文革的结局会更好吗?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都没有必要后悔和忏悔。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这场批判“极左思潮”是周恩来主动发起的，是周恩来主动去捅“马蜂窝”。

　　（36）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不仅仅停留在批判上，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纠左”，也就是用行动来纠正“左倾错误”。虽然说在文革中，各个领域都出现“极左”的问题，但问题最严重的显然是教育界。工厂、企业、机关虽说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但整个体制基本上没有大的破坏。教育界完全不同，特别是高等学校，文革以后就一直“瘫痪”，不再招收学生，不再具有学校的功能。

　　197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废除过去的高考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工农兵学员先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搞试点;1972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国务院发出指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强调：“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年各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进行了笔试的高校入学考试。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批评高校入学考试的公开信，一时间成为“反潮流”英雄。这是后话了。

　　对教育革命的看法，周恩来显然与毛泽东有所不同。周恩来认为应该恢复传统的“正规教育”，而毛泽东的看法则是要打破传统的“正规教育”。1972年7月，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来中国参观探亲，杨振宁提出中国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杨振宁正好说了周恩来想要说的话，于是周恩来一方面称赞杨振宁的意见说：“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周恩来又趁着这个时机，对陪同会见杨振宁的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恩来对周培源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并且周恩来还强调要“扫除障碍、拔掉钉子”。谁是障碍?谁是钉子?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周培源是心领神会的。

　　10月6日，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引发起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激烈反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讲，这里先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

　　1972年8月1日和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口负责人作长篇报告，报告的主题是“要批透极左思潮”。周恩来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其实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

　　（37）

　　周恩来强调说：“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转抄和流传，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2年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还提出：“也可以考虑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明显有违于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上大学”。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先说给外国人听，试探各方面的反应，这个做法似乎是跟毛泽东学的。

　　在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在会见外宾的时候，都是就事论事。对国内的事情，特别是政策方针的大事，周恩来总是尽可能避开不谈。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外国人面前，开始比较放开地谈中国的事情了。1971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做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后来发表在美国的《New China》杂志上。

　　周恩来与韩丁的这次谈话，是周恩来少有的坦诚谈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此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因为原文较长，所以这里对周恩来的谈话进行概括介绍。

　　(一)对中国阶级现状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本家这些人还在，人数不少，可能比农村地主的比例高。估计全国资本家和家属共有一千万人左右。

　　另一个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地虽没被分，但合作化了。虽然城市里的小商贩合作了，但有人从国营企业那里买到批发货后，挑着担子去零售，城市里还有夫妻老婆店，摆小摊子的还很多。这说明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数量，还有个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公社里的贫下中农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按马列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

　　相反的，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不超过三千万，总数连职员、教员、医生等共是五千万拿工资的。真正的产业工人，按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商品生产者，不过三千万。美国比我们多得多，日本工业发展很快，可能超过我们了。

　　以上数字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说，是少数人专了多数人的政。如果说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多数人专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但工农联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还很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很多。

　　一方面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制是全民和集体所有两种，都是社会主义所有，是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意义上说，是多数专了少数的政。另一方面，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一切，那是少数专多数的政。

　　我说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有些人不同意，但具体分析，又反驳不了。】

　　周恩来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有三千万人，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是从人数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没有继续讲下去。

　　（38）

　　(二)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陈永贵的说法(陈永贵说中国的阶级斗争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政治斗争上陈永贵是对的，但在思想分析上他是错了的。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从陈永贵的觉悟出发，他那里可能没有地、富，但劳动人民自己也有落后的思想，也有反映剥削阶级的思想。

　　韩丁问：【那么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所造成的走资派呢?光看着地主，会不会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失去警觉?】

　　周恩来说：【我正要说这个问题。如果工人掌权的人，像会计，工程师，管理干部等等，也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成为你所说的走资派。这样的人数量很大，如不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经常侵蚀无产阶级思想。承认不承认存在阶级斗争是个关键问题，是个政治原则问题。

　　刘少奇在工商业改造以后，说阶级斗争没有了。这不止他一人，陈伯达也有这种思想。不承认阶级斗争，剩下的就只有唯生产力论了，这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剩下的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根据刘少奇的思想，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非常先进了，也就不能靠进一步改变生产关系，来发起一个大跃进。刘少奇认为不可能有大跃进，反对大跃进，因此他提出形左实右的口号，提出办不到的口号，来破坏大跃进。】

　　周恩来这里似乎是肯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批判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三)对集体和个人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污水变得可以养鱼，可以浇地。我们还不满足，再高的要求就是还可以喝。

　　美国在这方面就不行了，日本的公害也厉害，有个东京市长和横滨市长来中国和我谈。我问他们公害怎样办?他说日本制度下，他毫无办法。个人主义发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个企业增加投资，减少产量，才能制止公害，还有赔钱的危险，谁干?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顾环境破坏的，也不人道。

　　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我不反对吧。大寨还是有缺点，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的“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大寨人是“大公无私”;另一些人说大寨人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

　　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满意。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李文忠和雷锋那样的人很好，但只能是少数。不能学李文忠，人人找死还行?那是没必要的。

　　英雄只能是少数的，哪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机会?如果你到处找死，那只能是“轻于鸿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的行为，那不行，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先公后私”，这样大家可以学得到。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和“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得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在这里，周恩来认为人们的思想水平，还达不到“大公无私”的程度，所以只能强调“先公后私”，不应强调说“大公无私”。

　　（39）

　　(四)对自力更生的看法

　　韩丁问：【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周恩来说：【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次灾年他们向国家只借了一次钱，第二年就还了。我们不能说国家没有给他们任何援助，国家还是给了，比如化肥就是优先卖给他们的。所以说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把问题不能说绝对了，这样别的地方就不能学了。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能说大寨没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土窑洞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一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五)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韩丁问：【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是“和尚打伞”，这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主席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没有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给四个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

　　第二，“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的吗?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毛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这是不对的，把好事做到反面了。在北京饭店一进门的柜台两边，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主席还给你们看柜台”;饭店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

　　当然，在对待领袖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义是不同的。斯大林思想上的领导作风都有错误，但功大过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有个人野心的，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就也反对。

　　不崇拜领袖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众公认的，还是“树”起来的。主席说的对个人崇拜，就是要事实求是。领导人要谦虚，谦虚就是事实求是。】

　　周恩来这里说：“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这样直接评论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看不到的。

　　（40）

　　(五)关于文革中一些问题的说明

　　周恩来说：【从1962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1963年毛主席为“四清”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彭真：“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版公布了。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打击一大片。当刘少奇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我们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由此看来，刘少奇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把“四清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

　　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韩丁问：【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恩来说：【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集团是最大的阴谋集团，有意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树特树权威，大讲天才。他们表面上拥护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分裂党，分裂军，分裂政府。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韩丁问：【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恩来说：【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1967年8月11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

　　（41）

　　开会时，我的左边是宋远利，我的右边是刘令凯，他也是“五一六”分子，他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我同意参加这个会的先决条件，是批判陈毅可以，但不能打倒他。因为刘令凯要打到陈毅，他是不应该到会的，更是不应该发言的。当我发现刘令凯到会了，我问宋远利为什么刘令凯也在主席台上?宋远利说：“刘令凯在主席台上好，这样他就不会捣乱。”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宋远利答应不让刘令凯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

　　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陈毅。】

　　韩丁问：【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恩来说：【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个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

　　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1924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1945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26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去教育人民。

　　1967年8月7日王力大放厥词，姚登山要外交部长，王力要当副总理，因为他后面有人要当总理。这事一直发展下来，主席发现了这事。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是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支持文革，拥护主席，暗中是反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

　　（42）

　　(六)关于林彪的问题

　　韩丁问：【我有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权利让总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话，谈谈林彪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提得很突然，我要说几句，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把路线讲清楚。

　　路线是我党的生命。我党五十年的历史说明了路线对了就会胜利，我们当时只有几个人，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路线对了，我们可以吸纳党员，建立军队，争取胜利。路线错了，有党，党要垮;有军队，也要失败。王明路线就是说明。

　　犯错误就要勇于改正错误，我都犯过路线错误，但还当总理。不管你多大的官，只要不按主席路线办事，只有自己失败，群众军队都不跟你。林彪这件事，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要注意到周恩来与韩丁的谈话时间“1971年11月”，这是周恩来短暂掌权的“黄金时代”，所以他才“敢”有这么大胆的发言。到1973年下半年之后，随着毛泽东身体的恢复，短暂的周恩来时代过去了，周恩来又小心谨慎起来，这样大胆直率的谈话再也看不到了。

　　1972年10月1日国庆节，《人民日报》照例要发表《国庆社论》，人们都要《国庆社论》视为理解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周恩来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试图把批判“极左思潮”作为中央的精神写入《国庆社论》。

　　起草《国庆社论》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的一段话，但均被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

　　这次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过去的观望姿态，对《国庆社论》草稿提出反对的意见。周恩来清楚张春桥和姚文元对《国庆社论》的反对态度，肯定不是他们的个人看法，而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周恩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再坚持直接写“批判极左思潮”，而是把这个意思改头换面地写出来，比如“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等。

　　前面提到，周恩来曾布置北大副校长周培源抓“基础理论教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周培源不久就写出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果然遇到了阻力，姚文元不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于是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现在看来，周培源的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在当时的教育界，却有一颗炸弹爆炸的感觉，因为它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质疑的意见。

　　（43）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文革期间反映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它的核心是两个估计：【解放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的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称“文革前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第二个估计称“大多数知识份子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在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制定的。《纪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主持起草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批发。因为《纪要》的纲领性地位，所以当时的报刊宣称：谁反对《纪要》，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而文革后，《纪要》遭到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撤销《纪要》的通知，指出：【《纪要》是四人帮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

　　《纪要》一方面对文革前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今后教育革命的实施办法，主要有：(一)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三)减少学习书本知识，重视培养实际经验，等等。

　　《纪要》规定：中学生毕业之后，要经过两年以上从事“工农兵”劳动锻炼的实际经验，才有资格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时，讲话说：【学校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恩来说中学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不需要经过两年劳动锻炼，这就是对《纪要》精神的否定了。当然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大。而周培源公开发表的文章，引起的反响就十分巨大了。《纪要》提出：大学教育要减少以书本知识为主的“理科”，以工科代替理科。而周培源的文章提出：“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这实际上是取消理科，是十分有害的。”

　　（44）

　　周培源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显然是与《纪要》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引起教育界的“震动”。1972年11月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组织人在上海《文汇报》上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不点名的批判。据说张春桥、姚文元还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进行追查和反击。”

　　因为《纪要》是毛泽东主导制定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所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没有人敢怀疑或者议论这种纲领性文件的。而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居然组织人写文章对《纪要》公开提出不同的看法，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这是周恩来在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

　　继10月6日发表周培源质疑《教育工作纪要》的文章之后，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特别是突出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中写道：【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鼓吹‘群众说了算’，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革命的言论，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工具。】

　　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白，这里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表面上针对的是林彪，实际上“群众说了算”等都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是委婉间接地和对文革进行否定。关于这些事，当事人王若水回忆说：

　　【1972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九一三”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

　　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鲁瑛。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要鲁瑛提出一个名单。

　　（45）

　　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打电话催询，鲁瑛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周恩来不喜欢鲁瑛这样的人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瑛当作一个钉子而拔掉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瑛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

　　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瑛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瑛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

　　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了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根据王若水的回忆，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出面改组了《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增加了吴冷西和王若水等老干部。当然，王若水这些新增的人都是支持周恩来，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于是他们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的机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反映周恩来思想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

　　（46）

　　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主管经济的“务实”部门，没有主管过文化宣传的“务虚”部门，所以人们很少听到周恩来的主张和观点。在1972年前后的短暂周恩来时代，周恩来一度控制了《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并在《人民日报》内部安插了自己的人。就像王若水说的那样：“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情了。”

　　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中有了自己的人之后，这些人就按照周恩来意思，在《人民日报》上宣传周恩来的主张。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批极左”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周恩来的做法，必然引起一直掌管宣传媒体的江青集团的反弹。江青集团一方面组织人在《文汇报》上写文章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提出要追查“批极左”的背景。

　　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人民日报》的动向，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也大为不满。但毛泽东在这段时间身体情况很差，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直到1972年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好转，他也就开始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起因是来自《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据他本人说，是因为对批判“极左思潮”一事感到混乱。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过了头”。《人民日报》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提倡批左，而《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主导下反对批左，当时的混乱情况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王若水回忆说：【当时批判林彪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讲话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的讲话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强调反左，政委纪登奎强调反右。”

　　这种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

　　（47）

　　当时《人民日报》已经有些同志上书中央，我却想，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信的主要内容复述如下：

　　我报告了《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但主要是“左”。因此，批林彪就要批“极左思潮”。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

　　以上是我写给毛主席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毛泽东看到王若水的信后，马上做出批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是叛党叛国。”

　　前面提到，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气得“骂娘”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情绪异常，乱发脾气。张佐良回忆说：【1972年晚秋，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例行政治局会议。大约在七、八点钟，一位女服务员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大声地说：“张大夫，快!总理在发脾气，他让你快进去!”

　　我一听她的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走边琢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从没有听说过。总理在这样高层的会议上发脾气，为什么?怎么把我叫进去?

　　我不安地走到会议室门口，蹑手蹑脚地走到总理坐的沙发背后，蹲下身子轻声地问道：“总理，您有什么事……”

　　总理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立即站了起来，手指着我，气愤地问：“我吃的蛋炒饭里为什么不放盐?你尝过没有?”

　　沉默了几秒钟，我说：“没有尝过。”

　　总理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先尝尝再叫他们端来?你们整天跟着我，说是照顾我，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无话可说，只好低头不语，大概有几十只眼睛盯着我。蛋炒饭里没有放盐，是厨师工作的疏忽大意，不应该怪到我头上。即使是错了，叫厨房里重新搞一份就是了，又何必在这种场合叫我难堪?我心里感到委屈，可不敢向周总理作任何解释。我知道，我今天是代人受过。

　　（48）

　　政治局会议午夜方散，我随周总理回到西花厅。我对“蛋妙饭”的事情仍想不通，因为从来没有规定保健医师必须先尝首长的饭菜，今天厨师忘了放盐，责怪医生是毫无道理的。凌晨睡前，我陪周总理在院子里散步，他边走边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着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我心里很不平静，原先对周总理的怨气已经消失，相反，又增添了对他的崇敬。总理啊，您也有苦衷无处说，不然，为什么要“迁怒”呢?至此，我心里也明白了一点，对周总理的理解又多了一点。】

　　周恩来对毛泽东驳回他的“批极左”，感到异常气愤，又是“骂娘”，又是“迁怒”，这对于平时十分注意自己形象的周恩来，的确是“失态”了。周恩来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一方面是毛泽东不给他面子，全盘否定了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不满。

　　在周恩来看来，林彪事件出来之后，毛泽东应该吸取教训，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重点转到发展经济方面。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切问题，就是落在一个“左”字上。再从长远来看，毛泽东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提倡“左”的冒进路线。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被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又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1962年刘少奇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在1966年被毛泽东拿下;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出走外国;到了这次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再一次“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但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击。为此，周恩来的气愤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不过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搞的是“左倾路线”。相反，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们是“右倾路线”。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们建国后开始贪图平稳安逸了，不愿意继续革命，甚至不愿意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与他的战友们“决裂”的根本原因之一。

　　周恩来虽然气愤，但他也知道，对毛泽东的反击进行“硬顶”，后果都是不好的。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人的经验教训，都是犯了对毛泽东“硬顶”的战略错误。所以周恩来不能用“硬顶”的办法，他要以柔克刚，用软办法战胜毛泽东。

　　（49）

　　毛泽东明确反对批判“极左”，并声称林彪的性质是“极右”，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周恩来的主张。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要反击了，马上后退。从此周恩来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主动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到毛泽东和江青集团手中，避免了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

　　虽说周恩来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去，也不再公开提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周恩来的行动其实并没有变，他用行动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事后的结果也证明，周恩来的策略是明智的。

　　关于王若水的信，因为毛泽东已明确批评了王若水，周恩来也不好与毛泽东唱反调，他也批评了王若水，但批得很巧妙。据王若水回忆，事后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找他谈话。王若水回忆说：

　　【张春桥说：“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时刻，你王若水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

　　周恩来说：“你王若水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毛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王若水同志这封信，把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毛泽东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毛泽东大概是受他们包围蒙蔽。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后来我才省悟：如果说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林彪“极左”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这样一来，事情不就麻烦了么?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我想：我这样的区区干部，值得那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本节完】

　　第23节 毛泽东的再起

　　（1）

　　1972年底周恩来退出宣传领域，公开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基本上也就偃旗息鼓了。虽说在周恩来主管的经济领域中，周恩来继续用实际行动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毕竟影响力差了很多。到1973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身体的恢复，毛泽东又复出过问政事。这样一来，大约一年半时间的短暂周恩来时代，也就悄悄地结束了。

　　毛泽东能够东山再起，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智慧之外，运气或者“天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973年毛泽东已经八十岁了，这个年龄的人在大病一场之后，身体能够恢复，那是不多的，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奇迹。促成毛泽东再起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周恩来得了癌症。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关于周恩来的癌症，不得不提到一个所谓毛泽东的“四条批示”(另一说是“三条批示”)。关于这个批示，我们一方面感到有很大的疑问，因为毕竟没有文字材料的证据;但在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在回忆录中，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这件事。因为我们无法查证原始资料，只能把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材料列举出来，请读者自己判断。

　　比较典型的是《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说法，该书说：【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

　　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东兴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面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2）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另据《晚年周恩来》高文谦称，毛泽东的“四条批示”是来自周恩来医疗组的《补充病历记录》，但这个资料我们无缘看到。高文谦还说：【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病的“四条指示”，是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揭发出来的。这次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0年11月在毛家湾召开，与会的有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和医护人员，当时作会议记录的是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先生。】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材料是来自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该书中写道：【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按照惯例，伯伯病情的真实情况立即报告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言下之意，得了这种病只能吃点好的，等着。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我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抗旨不遵”，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当然，在中央工作几年的张大夫也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

　　1973年3月2日，伯伯约来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三天后，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送走客人后，叶帅讲了总理严重的病情，并拿出了装着总理血尿的瓶子让毛主席看。毛主席也因问题的严重感到吃惊，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疗。

　　3月6日，伯伯去“游泳池”开会，会前，伯伯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终于，伯伯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3月10日检查治疗的机会。

　　1973年3月10日，是伯伯自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被批准进行对症检查治疗。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为了我伯伯，为了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

　　（3）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的癌症病灶。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周秉德的说法与高文谦有些不同，她说是“三条批示”，而不是“四条批示”，没有“不要检查”一条。不过周秉德的话有一些硬伤：比如用“电子显微镜”看病灶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膀胱镜”，另外那时候“激光枪”也还没有出现。不过周秉德不懂医学，乱用一些专业术语，可以理解。

　　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比较权威的说法当然还是来自参加治疗的医生。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有如下对话：

　　【主持人：您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应该说您是最早发现，总理患了膀胱癌，所以当时是不是您是极力主张要动手术的?

　　吴阶平：对，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都需要毛主席批准。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就去找叶剑英，叶帅。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

　　主持人：你们也是想帮他做手术，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后来毛主席最后同意了，说可以做手术，从你打报告到他同意，是多长时间。

　　吴阶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后来叶帅又来给我们说：“毛主席说你们先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

　　主持人：让您检查和医疗两步走。

　　吴阶平：检查了，你先不要动;你汇报，汇报同意了再做。可是叶剑英同志也告诉说：“我告诉你，其实没有那个第二步。”

　　主持人：这时候我就想您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复杂。因为一方面医生的责任，上级的命令，还有您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好了。那不做吗?”

　　邓大姐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

　　我说这句话就有门儿了，有邓大姐这句话，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后来就做了，就真是烧下来了。

　　（4）

　　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两步并成一步走。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主持人：就您刚才谈这段事情时候，您整个人是颤抖的。那告诉我，这种颤抖是对于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还是别的什么?

　　吴阶平：是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的回忆也有一个明显的硬伤：尼克松访华是在1972年2月，而周恩来发现癌症，是1972年5月。因此，说周恩来是为了“招待尼克松”而不动手术，是完全搞错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共同来会诊，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尿血是1973年1月13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0.5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治疗十分满意，在5月份，他于百忙中抽时间愉快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晚宴款待专家、医生及护士。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起来举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谢。

　　按照医疗组制订的治疗方案，在这次电灼术以后，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见肿瘤确实都被烧掉了。但是，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待电灼伤表面痊愈之后，应当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星期灌注两次，后来却因种种缘故，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

　　（5）

　　1973年10月下旬，周恩来又发现血尿，这提示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再次复发了。按理应考虑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及休养，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政坛上常常是风云突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的日子愈加不好过了。所以，总理的治病问题只得暂时搁置下来，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方作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这次治疗的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对于毛泽东“四条批示”的真伪等细节问题，因为材料有限，在这里我们不做评论，我们只是从宏观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就是：毛泽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周恩来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毛泽东有从肉体上消灭政敌的先例吗?

　　毛泽东想打倒周恩来不假，但政治上的打倒，与肉体上的消灭，还是完全不同的。从历史上来看，毛泽东对他的政敌，都是在政治上打倒，并没有在肉体上消灭的前例。就是逃往外国的林彪，毛泽东也是说“由他去吧”，没有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林彪。因此从过去的先例来看，毛泽东不应该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周恩来。

　　(二)毛泽东不在乎自己的名誉吗?

　　从各方面看，毛泽东都是很在乎自己名誉的人，他不愿意别人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阴险狠毒的人。如果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自然会让别人认为毛泽东是阴险狠毒之人，这点毛泽东本人也很清楚。因此从名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也不应该干这种损害自己名誉之事。

　　(三)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有利于他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吗?

　　毛泽东很清楚，他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两人的威信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砝码，特别是在老干部中间的政治威信。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就是为了改善自己在老干部中间的政治威信。如果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这件事肯定对老干部们是瞒不住的。老干部们一旦知道毛泽东干这样的事，必定会对毛泽东产生非常不好的“看法”，将大大影响毛泽东在他们中间的政治威信。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利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反而完全是负面的。因此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应该干这种损害自己政治威信之事。

　　(四)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有多大的必要性?

　　毛泽东冒着败坏自己声誉的风险，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比周恩来活得长久，这样毛泽东的此举才有意义。只要毛泽东死于周恩来之前，那么毛泽东搞所谓的“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不但没有意义，反而伤及毛泽东的威望和名誉，简直就是愚行了。

　　（6）

　　现在说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评论，似乎毛泽东已经预知他的“四条批示”可以让周恩来死在自己之前。但事实上，毛泽东做出“四条批示”(假如有的话)的时间是1973年5月，他怎么可能预知周恩来病情的发展?怎么可能预知周恩来死于自己前几个月?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虽说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死于周恩来之前的可能性，反而是更大的。那时毛泽东本人的健康情况也很不好，在1972年曾几次休克。在毛泽东看来，自己已经是随时可能死的人了，即便是用什么计谋“耽误”一下周恩来的治疗，“缩短”一些周恩来的寿命，毛泽东照样没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来活得长久。

　　既然毛泽东没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来活得长久，那他冒着损毁自己名誉，伤害自己政治威信的危险，去干“耽误”周恩来治疗之事，岂不是很愚蠢吗?

　　再说，毛泽东也不是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这种“耽误”的效果有多大。万一“耽误”的效果并不大，反而赔上自己的名誉威望，实在是不值得干的事情。

　　另外，毛泽东本人对医生是不相信的。毛泽东得了病，经常拒绝医生的治疗，拒绝吃药，更不要说手术了。毛泽东晚年得了白内障，就是不肯手术，后来众人劝了半天，毛泽东最后才同意手术。如果毛泽东本人得了癌症，他也很可能拒绝开刀，拒绝手术。

　　当时中共高官得了癌症，基本上没有治好的，陈毅、谢富治这些人都是动手术之后就死了。给陈毅、谢富治动手术，就是医生认为手术可以治愈他们的病。这样看来，周恩来即使是及时动手术，也未必就能治好。所谓及时动手术就能治好，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事实上，根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所说，周恩来在1973年3月的手术中，肿瘤已经成功切除了，手术是成功的。后来周恩来的癌症是再次复发。因此即使是周恩来及时进行手术，也无法保证以后不会复发。因此，假设周恩来及时手术，就一定能治愈，是不合理的。周恩来的主治医生吴阶平，对于及时手术可以大大延长生命的说法，客观地说：“这也不敢说一定。”

　　综合上述，我们对此事的看法是：毛泽东并没有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因为这对毛泽东来说，“有害”的一面要大于“有利”的一面。周恩来死于毛泽东之前，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天意”。

　　（7）

　　曹操的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诗用来形容八十高龄的毛泽东，也是恰如其分的。毛泽东的志向是完成他的文革大业，完成继续革命的理想，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并不是出自个人恩怨，而是周恩来阻碍毛泽东完成他心目中的宏伟大业。因此，毛泽东最后对后事的一切安排和布局，都是围绕着“文革大业”这个中心题目，而不是针对着与周恩来的个人恩怨。毛泽东安排王洪文当接班人，这个安排明显不是针对周恩来的。

　　毛泽东要在政治上战胜周恩来，这是完成他的文革大业所必须的。而搞试图缩短周恩来寿命的“小动作”，这对于毛泽东的文革大业，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是负面的效果，更有损与毛泽东自己的形象与威望。因此，毛泽东不应该去干阻止周恩来治疗这种不明智的举动。

　　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毛泽东却急着提前一年，在1973年就要召开“十大”。这主要是毛泽东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忧虑，急于在自己的身体尚能支持的时候，通过全党大会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泽东看中的接班人，是来自上海的王洪文。关于王洪文，我们前面断续介绍过，他出生于1935年，时年38岁，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在“十大”之前，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本来是看中张春桥当接班人的，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向张春桥“发难”时，众人一呼百应，张春桥几乎处于“人人喊打”的被围攻局面。毛泽东看出，张春桥因为文革中在中央工作，得罪人很多，“人怨”太大，所以不适合当接班人。因此毛泽东就想到，找一个文革中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地方干部当接班人。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在中央整过人，没有什么“人怨”，各方面都能接受他。

　　毛泽东为什么要破格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呢?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是重要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提供了一些毛泽东与王洪文的细节，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为什么要选王洪文做接班人?外界曾经有过很多议论分析和猜测。我作为和王洪文一起造反，又在文革中长期与他共事的人，我愿意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真实细节。

　　（8）

　　1966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王洪文在上海十七棉纺厂造了厂党委的反。一个是党中央主席，一个是保卫科干事，可以说根本没有谋面的机会。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起了媒介和桥梁作用的，是张春桥。张春桥从1967年初返回上海工作以后，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一份书面汇报。这样，毛泽东就从张春桥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陆续了解到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是1967年8月的事。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经周恩来安排，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在西郊顾家花园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三十多万工人，提了长矛，拿了短棍，出动卡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派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组织。

　　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毛泽东在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在招待所收看电视，电视中出现王洪文时，张春桥向毛泽东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这个指挥几十万工人踏平上海柴油机厂的“工总司”司令，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代表到北京去观礼，王洪文是上海代表队的领队。最最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后，毛泽东竟然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他，这使王洪文喜出望外。

　　毛泽东自从在1967年8月在上海的电视荧幕上见到了王洪文以后，现在他也有意要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首领人物。于是经过张春桥的引见，毛泽东找王洪文单独谈话。王洪文接到通知，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天安门城楼，步入用屏风阻隔着的贵宾会见厅，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这时张春桥避开了，这是张春桥的聪明之处，他知道这种时刻是毋需他在场的。

　　穿着当时流行军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他介绍给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礼节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对王洪文是一无所知.林彪瞅瞅这个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工人，日后会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毛泽东的第三个接班人。

　　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首先问王洪文的个人情况。王洪文说他是贫农家庭出身，从小就给人放牛放猪，16岁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毛泽东问：“是什么部队?”

　　王洪文说;“是二十七军。”

　　毛泽东很熟悉军队，记忆力相当好，说：“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

　　（9）

　　王洪文说：“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里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十七棉纺厂当保全工，1964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中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毛泽东不要听后面的这些话，打断了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

　　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星期都去劳动。”

　　毛泽东点头叮嘱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次与王洪文的个别谈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毛泽东一再向别人推荐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以后，身价倍增，他被指定列席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这次全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10月31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参会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了起来)。王洪文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前年的‘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

　　在接下来的“九大”上，王洪文不仅担任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而且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三次提到王洪文，并和他展开了对话，说明毛泽东对王洪文越来越器重了。

　　王洪文最“出风头”的是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大会上，代表全国工人阶级作了发言。这天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以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一本正经地从主席台座位上走向旁边特设的讲坛，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发言。第二天大会公报发表的时候，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以及其它中央常委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登上了报纸的显著地位。

　　在“九大”的选举中，王洪文和我都当上了中央委员，张春桥和姚文元则都进了政治局。张、姚此后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央工作，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回到上海来，他们就指定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

　　1971年毛泽东巡视南方，一路讲话吹风，揭露林彪一伙的反党活动。9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突然来到上海，第一天在专列上接见了王洪文，第二天又把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叫到上海，当面召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向他们交了“底”。林彪自爆以后，在揭露林彪集团反党活动的过程中，王洪文的忠诚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决心撇开现有的中央政治局，从省市一级选拔一个接班人上来，他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王洪文。王洪文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毛泽东对这个年轻人只见过几次面，毕竟还不够了解，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来，全面地加以考察，看他是否能当此重任。

　　（10）

　　1972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张春桥的电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去学习。王洪文接完电话，赶紧找我、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我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

　　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王洪文去中央，很可能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王洪文的职务会超越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跃成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一点，连王洪文自己也是万万预料不到的。

　　王洪文调到北京以后，中央要他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中央的工作。毛泽东等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恩来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办公厅还给王洪文送来了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供他学习使用。

　　毛泽东有时也把王洪文派到全国矛盾比较尖鋭的地区去，观察和锻炼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先后把他派往新疆、浙江等省、市、自治区。王洪文很喜欢外出，因为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抵达那里，能受到当地负责人的隆重欢迎和盛宴招待，至于处理两派冲突和地区武斗等，又是他所熟悉的。王洪文在上海的时候，经常要到现场去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解决文革中“老、大、难”单位的问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现在王洪文到了那些“老、大、难”的省、市、自治区，把两派的头头都召集来开会，向他们转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要求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工作颇有成效，经他去处理过的省、市、自治区，形势都有所好转。这些成果，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感到欣慰，对王洪文增添了不少好感。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评也逐步升级了，毛泽东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考虑把王洪文的位置放在张春桥之上了，所以他要先做通张春桥的思想工作。

　　1973年8月20日，中央通知我们出席“十大”选举准备会议。毛泽东没有到会，周恩来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毕，立即谦恭地从主持人的地位上退下，请王洪文接下去主持会议。

　　参加会议的全党104名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立刻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王洪文跃升到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而周恩来的任务就是辅佐他，带一程，送上马。】

　　毛泽东最早选择刘少奇当接班人，以及后来选择林彪当接班人，都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不是毛泽东真的非常“欣赏”刘少奇或林彪。而毛泽东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欣赏”他，而不是其他的原因。那么毛泽东究竟看中和欣赏王洪文的什么呢?

　　（11）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选王洪文当接班人过于草率，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毛泽东选王洪文当接班人，就等于是把整个江山社稷都托付给他，这怎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怎么可能草率行事呢?毛泽东肯定经过认真慎重的再三考虑之后，才选中王洪文的。

　　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消息出来之后，在中国马上引起一阵惊讶。当时广为流传着一个谣传，说林彪死党在上海试图对毛泽东开枪，是王洪文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挡了子弹，所以毛泽东让王洪文当接班人。这个谣传，说明一般老百姓想不通王洪文当接班人的理由，而这个谣传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个理由。在一般老百姓眼中，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选王洪文，也是出于王洪文对毛泽东有救命之恩这个“自私”的考虑。

　　不管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选王洪文接班，都看不出“私心”的因素。所谓“私心”，就是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的家人谋利益，为对自己做过贡献的人谋利益。王洪文没有对毛泽东做过什么贡献，更没有做过让毛泽东感到需要回报他的事，同时王洪文与毛泽东也没有任何血缘亲戚关系。

　　有人说如果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还活着，毛泽东一定会让毛岸英接班。这种说法，是基于毛泽东要把接班人传位于自家血统后代的自私心理。虽说毛岸英死了，可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是健在的。按照中国的古法，皇帝没有儿子，可以由皇帝亲弟弟的儿子继承皇位。近代的清朝，同治皇帝没有儿子，由同治弟弟的儿子光绪继位;光绪皇帝没有儿子，由光绪弟弟的儿子宣统继位。

　　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把主席传位给自己家的血统，那么传位给毛远新是完全可以的。再说，毛泽东并不是重男轻女的人，也可以把主席之位传给自己的女儿李讷。作为同时代的人，蒋介石就把总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如果毛泽东把主席传位给自己的侄儿，也可以说是有先例的。

　　被毛泽东打败的蒋介石，是一切以“私”字为中心思想的典型领导人。张学良回忆蒋介石说：【人家批评蒋先生，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12）

　　从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接班这点来看，也符合张学良的这个评价。毛泽东不是没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后代家族接班，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这么做。所以说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并没有私心的表现，这点对照蒋介石可以看得很清楚。

　　毛泽东选王洪文的理由，要追溯到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标准。在文革前夜的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由此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标准，大致是四条：(一)年轻;(二)学问少;(三)立场稳;(四)有政治经验。1966年3月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是当真的。在七年后的1973年，毛泽东真的按照这四条标准，选出了自己的接班人。对照毛泽东的四条标准，王洪文是完全符合的。

　　(一)王洪文年轻，当时只有38岁;(二)王洪文学问少，他只上过的小学，加上后来的自学，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平;(三)王洪文贫农出生，16岁参加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应该是“稳”的;(四)王洪文当过农民，当过兵，当过工人，后来又当过干部，所以应该说政治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根据毛泽东的接班人条件，他看中王洪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毛泽东的四条接班人条件，其他三条都比较好理解，但“学问少”这一条不太好理解。一般人认为，接班人的学问越多越好，毛泽东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偏偏要选学问少的呢?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评价。

　　按照通常的标准，有大专以上文凭的，算知识分子;有硕士以上文凭的，算高级知识分子;大专以下文凭的，只能算“有文化”，不算知识分子。毛泽东本人是大专文凭，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但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当时北京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毛泽东这种大专文凭的人，在北大肯定是吃不开的。

　　（13）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毛泽东自述》中，毛泽东提到他在北大的情况说：【我做北大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湖南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有些人根据毛泽东在北大的遭遇，推断毛泽东因此而“仇视”知识分子，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一来，毛泽东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二来，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毛泽东“嫉妒”知识分子，不如说毛泽东“看不起”他们;三来，“仇视”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这样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凡是自己开创事业的人，都知道人才是最最重要的事。开办公司，你要招揽到精明的经纪人;打江山，你要招揽到能征善战的将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不仅在战将方面，在其他各方面也都是人才济济，这是毛泽东推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

　　难道蒋介石不重视人才吗?非也，蒋介石重视人才的程度，绝不亚于毛泽东，只是两人重视人才的方式不同。蒋介石特别重视人才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比如蒋介石的秘书秦孝仪，是具有人文学博士学位的留美洋博士。而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只读过上海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非正规的大学，而且也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如果说战争年代毛泽东找洋博士当秘书有困难，那么新中国建国后，接受了大批洋博士。毛泽东要想换一个或几个洋博士来给自己当秘书，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始终没有一个有硕士以上文凭的高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不用高级知识分子给自己当秘书?为什么不请一批“学可斗量”洋博士来给自己当参谋，或者在做重大决策时为自己出谋划策呢?相比之下，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参谋是很多的。蒋介石打仗，身边还要带一个外国军事专家顾问团，蒋介石经常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这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证明了一件与人们的常识相反的事。这就是具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做参谋的蒋介石，反而败给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做参谋的毛泽东。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高级知识分子真的起作用吗?是起正面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

　　（14）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认识，来自两个方面：历史的经验和个人的经验。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从宋朝之后，基本上成为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保守集团，文人读书只是为了做官，缺乏革命性，对历史的前进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相反起着阻碍作用。

　　相比之下，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革命性的，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等近代化进程，都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实现的。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同时，中国经历着元朝、明朝、清朝的朝代交替。推翻元朝的农民革命，推翻明朝的农民革命，都是由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发起。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维护现有统治集团的保守势力，而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势力。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依然是保守派，不管“中体西用”也好，“变法维新”也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提倡保皇，而不是提倡革命。发起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最初都是一些毫无名气的留学生，当时的大文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远离革命党的。只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又蜂拥而来，投机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是保皇派，或者是观望派，对革命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期待，是完成他“继续革命”的理想，因此要求接班人有高度的革命性。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工、农、兵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而知识分子是缺乏革命性的。从这个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就需要选择知识较少的工、农、兵出身的人当接班人，这样才能保证接班人具有高度的“革命性”。

　　另外从毛泽东的个人经验来看，他对知识分子的确没有好的印象。总的来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两条：第一是怀疑知识分子的立场，第二是蔑视知识分子的能力。

　　先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怀疑。中共在井冈山革命创建时期，主体都是农民，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也只是勉强算知识分子的小人物，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参与进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要不然站在一边观望，并没有投身于中共发起的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中共的革命成功了，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这些知识分子无路可去，不得已才接受中共的领导。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对这批从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显然是难以信任他们的。把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事实证明，在1949年以前，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支持蒋介石的，或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支持中共的人极少。既然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这一大批不支持中共的知识分子，自然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15）

　　现在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下来接受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立场开始喜欢或支持中共，而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无处可去而已。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本性并没有变。中共不信任他们，把他们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中共在建国之后，对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的。1966年，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起，何况进大学?

　　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

　　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把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

　　毛泽东这里谈到他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对知识分子只是使用和利用，而不重用和信任。因为这些人原本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只是由于国民党的失败，不得已成为共产党的“臣民”，对他们当然是不能重用和信任的。同理，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和信任，他们也当然就会对中共心怀不满，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

　　再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蔑视。毛泽东为什么会蔑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呢?这里有他亲身实践的结果证明。

　　蒋介石集团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和组成，总体的知识水平比中共高得多。蒋介石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有那么多外国专家顾问，却打不过不认识几个字的“土八路”。这个结果自然让毛泽东产生对专家教授的蔑视心态。

　　毛泽东在1966年说：【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

　　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其他一样也不会。】

　　（16）

　　毛泽东在1969年接见大学生造反派领袖时，又说：【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十几年，把人毁了，就睡不着觉。真正的大学校是工厂、农村。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少天?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我就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就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我跟你们讲了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有读。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中学还没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斯大林没有进大学，他是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中学生，自学的。苏联把卫星送上天的是个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是个工人，不是大学老师。】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蔑视，说他们不如工农，虽然有过激之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最近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德国公司联合发布了一份“劳动力精神”国别报告，结果中国员工被公认为最勤劳，是“勤劳”的世界冠军。但该报告又称，中国的创新力不足，有待提高。

　　现代社会中，生产活动是由体力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农民来从事的;而研究开发等创新活动，则是由脑力劳动者，也就是知识分子来从事的。中国的GPD成为世界第二，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力劳动者非常优秀，是世界上“最勤劳”的。而在中国的创新不足，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行。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在生产方面突飞猛进，而在科研创新方面则毫无成绩可言。比较可以称道的载人航天技术，其中最关键的运载火箭，也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中国的工人被誉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如工农，也是有道理的。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毛泽东也认为知识比较少的皇帝，反而比较好。毛泽东说：【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比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

　　基于以上这些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他的接班人，不应该是知识分子，而应该是知识比较少的工农，所以他选择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17）

　　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1972年底，周恩来明确放出王洪文将成为接班人的消息。据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回忆说：【1972年12月28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

　　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主席从1964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30多岁，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

　　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我(毛泽东)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

　　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接班人的年龄要在30岁到40岁之间，要工人农民。”

　　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1973年5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个决定实际上是“预告”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这个安排值得注意，他选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也想到了王洪文有可能“扶不起来”。因此毛泽东又暗暗选了两个代替王洪文的人，这就是华国锋和吴德。后来华国锋真的成了毛泽东最后认定的接班人。

　　在此同时，毛泽东又做了另外一个大胆决定，就是重新启用邓小平。邓小平也是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也就是说，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有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吴德四个人。1972年3月29日，毛泽东亲自召见了邓小平，之后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并且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重要政策问题。关于邓小平和华国锋的问题，后面将专门提到。

　　由毛泽东的这些布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不是把“宝”全部压在一张牌上。毛泽东明里安排王洪文接班，暗里又布置了另外三个人作为王洪文的替补。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的优点是年轻，时年38岁，工人成分，立场坚定，能把他的文革继续搞下去，是最理想的接班人。王洪文的缺点是资历太浅，难于压住老干部，接班的困难程度最大。

　　（18）

　　邓小平的优点是资历老，时年69岁，年龄比王洪文大31岁，能力也很优秀，让邓小平接班的困难程度最小。但毛泽东最大的担心，就是邓小平接班后不仅不会继续革命，反而会“翻案”，这是毛泽东眼中邓小平的缺点。

　　华国锋时年52岁，比王洪文大14岁，比邓小平小17岁，年龄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资历也是介于王洪文与邓小平之间。华国锋比王洪文接班容易，比邓小平接班难。吴德时年60岁，也是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的人物。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在1973年上半年安排的四个接班人候选人，后来用到三个。先用王洪文不行，换邓小平;邓小平又不行，再换华国锋。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毛泽东最中意的还是王洪文，其他人都是王洪文的预备顶替。

　　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接班人，在党内自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据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做接班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央最高层就遭遇到阻力。

　　在“十大”召开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王洪文做过工，当过兵、种过田，以后又在工厂里当了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青干部……”

　　不料，周恩来说话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李先念，纪登奎等闷声不响，张春桥、姚文元不便抢先表态，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尬。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囔着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意思是他不赞成王洪文当副主席。

　　最后，还是叶剑英出来表态，叶剑英说：“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的时候，有的还不到三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当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

　　通过叶剑英一再做工作，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这才使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这已经使王洪文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向我提到这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也说：【“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许世友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许世友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

　　（19）

　　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说：“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

　　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红墙大事》写道：【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的命令。这时，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们面前树立一点威信，于是便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王洪文说：“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

　　王洪文壮着胆子又点了一次名：“许世友!”

　　忽听得“咚”的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地往茶几上一磕，发出了巨响。王洪文抬眼望去，杨得志、皮定钧这些威名赫赫的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

　　王洪文心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响，王洪文尝到了将军们的厉害。

　　周恩来开始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名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

　　毛泽东也知道王洪文在党内树立威信不易，他要想方设法帮王洪文树威，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让王洪文坐陪，这样就让全世界都知道王洪文了。

　　（20）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王洪文坐陪。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的照片，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7日，12月9日，1974年1月5日，2月22日，2月25日，3月25日，4月2日，5月7日，5月11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当时一位英国记者评论说：“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其他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做为王洪文树威之事。比如在“十大”上，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这些都强烈地表示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

　　但毛泽东用心良苦，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王洪文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期待，不仅没有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不懂得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

　　王洪文不懂得“树威”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怕江青，不敢反对江青的意见，更不敢顶撞江青。相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敢于当面顶撞江青，这样就把自己的威信树立起来了。毛泽东曾告诫王洪文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可是王洪文却说：“江青同志有许多的好主意，我不听行吗?”

　　毛泽东说：“这要讲究方法，不要让人看出你总是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人家就会说你沒有主心骨，你这个副主席的威望就建立不起来，对江青的影响也不好。这里有很多的辩证法需要体会，要好好学习点东西，慢慢地就有所长进了。”

　　不过王洪文始终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这些话，后来毛泽东也对王洪文失望了，说：“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毛泽东并不希望王洪文和江青搞在一起，更不希望王洪文成为江青集团的一员，结为“四人帮”。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功极大，毛泽东在“十大”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江青。

　　（21）

　　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这是毫无疑问的。一方面毛泽东很看重江青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出江青是不堪担负接班人重任的。江青固然有敢打敢冲，不怕得罪人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不会、也不懂得团结人的艺术，只能搞一个小团伙，聚不成一个大派别。江青集团如果不是“四人帮”，而是“四十人帮”、“四百人帮”，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以江青的性格和才能，做一个冲锋陷阵的前锋大将，是很合适的;可是做运筹帷幄、指挥全局的元帅，那就很不合适了;至于当国家领导人，江青当然是更不合适的。

　　战将们的职业是战争。战争结束后，冲锋陷阵的战将们也就“失业”了，这时他们解甲归田，养老还乡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这些战将没有自知之明，仗着自己过去的战功，还想继续跻身于高层政治领导，甚至想当领导人，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注定是悲惨的。

　　江青在性格上和作风上，其实与彭德怀有些相像。彭德怀在军事战场上是一员猛将，而江青在政治战场上也是一员猛将，这点两人差不多。他们两人也都遇到的一个同样问题，就是战争结束了，他们失业了，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希望彭德怀“解甲归田”，所以不让彭德怀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彭德怀不愿意，他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也导致了后来彭德怀的悲剧。文革的夺权运动结束后，江青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毛泽东也希望江青“解甲归田”，所以也不让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江青也不愿意，她也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点与彭德怀颇为相像，这也是导致江青悲剧的因素。

　　如果江青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从“九大”之后就淡出政坛，回家休养，那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可是江青却不甘心退出政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野心”。特别是江青在“十大”之后，经常还要干涉毛泽东的决策，这让毛泽东非常不满，多次在会上公开批评江青，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1974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又特别声明：“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在1974年给江青写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还给江青写信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22）

　　江青的问题，就如毛泽东说的“没有自知之明”，执意要做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的事情。江青想组阁，想当主席，这样必然重重地摔下来。当然，江青也有她的不满，她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功劳很大，居功自傲，认为邓小平、华国锋等人对文革有什么贡献?凭什么让他们接班?江青对此不服气，于是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这点与彭德怀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在“十大”以后，毛泽东与江青之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矛盾，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并且公开在政治局高层传达，降低江青的威信。毛泽东批评江青，目的是让她有自知之明，淡出政治舞台，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江青。为此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我重病在身，81岁了。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请你考虑。】。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态度上，明显对江青冷淡起来。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写道：【张玉凤(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说：“1970年、1971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1972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毛泽东对江青的冷淡，也是希望江青不再过问政治，淡出政局。但江青始终没有明白毛泽东的用意。

　　“十大”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康生、董必武。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而江青却没有进常委，这也体现了毛泽东让江青淡出政局的意向。江青的话题后面再说，这里先转回来说“十大”。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当时全国2800万党员。在十大召开前的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毛泽东出现在“十大”开幕式会场时，众人只是对他报以热烈鼓掌，这与“九大”上那种震撼人心的会场气氛有天壤之别。“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的众人就站起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和掌声经久不息，而且毛泽东的讲话，多次被众人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场面十分震撼。

　　这次“十大”开幕式上，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更没有人挥动《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这次大会的气氛，与文革前开大会的情况差不多，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起点。

　　（23）

　　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也明显不行了，他不像在“九大”开幕式上做长篇讲话，只是简单地宣布大会开始，说：“今天，大会开始。”

　　周恩来首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总理周恩来同志作报告。”

　　于是周恩来就开始做《政治报告》。在党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是只有党的第一把手或第二把手才有的殊荣。“七大”《政治报告》是毛泽东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而“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曾想让王洪文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7月10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谈到由谁作党的十大《政治报告》问题。之后，张春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做。1973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十大《政治报告》稿上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这个报告。】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开幕，而直到开会前4天的8月20日，毛泽东才决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可见毛泽东最初是没有想让周恩来做《政治报告》的。只是因为不敌党内的反对呼声，最后只好让周恩来做了。

　　因为周恩来直到开会前4天才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所以他已经不可能起草或者修改《政治报告》了。在“十大”开幕前一天的8月23日，周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政治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尽管周恩来的实力长期以来是党内第二位，但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这也是第一次向党内外公开他在党内第二把手的政治地位。

　　虽说王洪文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却排在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这不同于以前的接班人一定是排名“第二”的惯例。这一方面说明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脆弱，另一方面也是周恩来“当仁不让”。

　　“十大”上选出五位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周恩来俨然排名在王洪文之前，这次周恩来没有谦让。毛泽东曾有名言：“什么伟大谦虚，我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在这次，周恩来也没有客气，当仁不让地坐在第二把交椅上。

　　在“十大”开幕式上，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接着做《修改党章报告》。等周恩来和王洪文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然而在毛泽东宣布散会之后，却出现了一次意外。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开会前，代表们在大会堂里等候毛主席出场，等了许久不见毛主席上台。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有病，两条腿走路不方便，所以他在后台练习走步。走了好一阵，适应了以后，才可以不用人扶，缓步登上主席台。”

　　（24）

　　当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大家没有呼“万岁”的口号，只是热烈鼓掌，所以大会的气氛和“九大”相比，要冷静得多。

　　开幕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宣布散会，所有的代表们都鼓掌欢送党中央领导人，可是，毛泽东却站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腿又不行了。只见毛泽东用双手撑了两下座椅旁边的扶手，做了努力，但仍旧站不起来，他只得一屁股坐在椅子里。

　　正在一旁的周恩来着急了，他向全场代表宣布大会已经结束。可是代表们看到毛泽东还坐着，就谁也不肯走，周恩来挥动双手指挥大家走，大家还是不走。周恩来急了，快步走到后台找护士长，卫士长等人商量，当时既不能公开宣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又不便派人上台去把毛泽东扶下来。

　　周恩来只得重新上台，对一千多位代表说：“现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请代表们分几路同时退场!”

　　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

　　在这种情况下，总算有人带头退场。毛泽东目送大家，又和身边的蔡畅等人谈话。代表们心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可是看到毛泽东神态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边退场边回望，足足走了十多分钟。当我们几个最后一批从主席台上离开时，毛泽东还坐在台上。

　　当然，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是赫然登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只有细心的观众，才会发现，当年关于召开“十大”这样重要的电影纪录片，由于上述原因没有公开放映。

　　正因为有了开幕式上这颇为尴尬的一幕，所以到了“十大”闭幕会时，毛泽东索性不来了。可是，闭幕会上要进行中央委员的投票选举，毛泽东是不能放弃选票的，于是，毛泽东灵机一动，又想出了意味深长的一招，让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回忆说：【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

　　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

　　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25）

　　毛泽东召开“十大”的最大目标，就是把王洪文这个接班人“树”起来，让王洪文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新星。毛泽东为了“树”王洪文，可谓是用心良苦。1972年王洪文上调北京“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指示王洪文去读一下《刘盆子传》。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为了出师有名，就想到找一个刘氏皇族的后代当傀儡皇帝，以便号令天下。这样他们找到一个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据说刘盆子是刘邦的后人，于是赤眉军就推刘盆子当了“皇帝”。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意思很明显，因为刘盆子是一个“坏榜样”，要王洪文引以为戒。对此徐景贤回忆说：【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他急着要找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王洪文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原来的社会地位低微，从小放过牛，也是个放牛娃，革命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的机遇造反起家。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循循善诱，耳提面命，唯恐他成不了大器。毛泽东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是上海市委写作小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把《刘盆子传》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商量怎么对王洪文讲《刘盆子传》。我们都懂得：天机不可泄漏。毛泽东要通过《刘盆子传》传达给王洪文的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我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它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朱永嘉坐在王洪文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两个人翻开《后汉书》，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刘盆子传》的用心所在了。但王洪文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毛泽东担心众多老资格的老干部不肯接受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所以在“十大”预备会议上，特别委托周恩来传达他的意思。周恩来说：【我们最近一次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时候，主席作指示说：“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

　　毛泽东这里强调“团结”和“少数服从多数”，主要是为了提醒和告诫那些反对王洪文的人。

　　（26）

　　据吴德回忆说：【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也强调他们这些新干部，要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搞好团结。王洪文说：【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毛泽东在“十大”上“树”王洪文的一件大事，就是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因为在“十大”会议最后一天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自己无法站起来走到投票箱前去投票，他又不愿意坐轮椅，或者在别人搀扶下去投票，所以毛泽东就干脆请假缺席，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徐景贤回忆说：【8月28日，“十大”举行大会选举。大会按时召开，却不见毛泽东登台，代表们心中正在嘀咕，只听见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

　　这简直是一着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迹的妙棋。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就使1249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别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这庄严的一票，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下来，当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的时候，穿着簇新军装的王洪文，毕恭毕敬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王洪文双手捧着这张选票，就好比捧着一份郑重的信任和嘱托，他缓步走向票箱，投下这庄严的一票。

　　从周恩来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们不仅是为毛泽东鼓掌，而且是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十大”之后，所有重要文件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签署，在周恩来请假治病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些都体现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与“九大”明显不同。首先是由于林彪事件，来自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大大减少了。相反，许多在“九大”上落选的老干部，这次又复出当选了中央委员。这些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谭震林，第二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事放在后面专门说，这里只提一下谭震林。

　　谭震林作为“二月逆流”的第一号干将，受到最严重的处分，虽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打倒，却在“九大”上落选中央委员。这次“十大”上，谭震林不仅重新当选中央委员，而且还在之后的四届人大上，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实权上，远远赶不上以前谭震林担任的副总理，但在级别上是与副总理平级的，这就算是“二月逆流”的事情完全平反了。

　　（27）

　　“九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崭新布局。而“十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复古”了，回到“八大”以前的体制。

　　“八大”选出四名副主席，而“九大”只有选出一名副主席林彪。“十大”选出五名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虽说被选入政治局常委，但未能恢复副主席的职位。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基本上称病不出了，他选为副主席，似乎只是起“凑数”的作用。

　　“十大”政治局委员21人：(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除毛泽东之外的“十大”政治局委员20人中，在文革这个历史机遇中起家上台的有14人：王洪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文革中起家的人，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起家的，他们对文革肯定是有好感的，可以称之为“文革肯定派”。

　　在文革前已经起家的有6人：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董必武。在文革前已起家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因文革而得益，反而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可以称之为而“文革否定派”。

　　从人数上来看，“文革肯定派”占绝对优势，而“文革否定派”却掌握着军政大权。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叶剑英在林彪之后，一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再在加上朱德、刘伯承这些老将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文革否定派”的势力远在“文革肯定派”之上。

　　毛泽东本以为王洪文是造反派出身，天不怕地不怕，到了中央以后，就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中央掀起一股大波浪，联合多数的“文革肯定派”，把少数的“文革否定派”搞下去。可是没想到王洪文这个号称“造反起家”的人，到了中央之后，却变得胆小如鼠，谁也不敢惹，谁也不敢碰，还不如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

　　这样一来，毛泽东很快就对王洪文失望了。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张春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而党内排名在张春桥之前的王洪文，却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已经“失宠”了。

　　在王洪文之后，毛泽东又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邓小平。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当时周恩来病重，国务院的工作移交给邓小平主持;而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又取代了叶剑英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毛泽东让邓小平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这就表明了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

　　毛泽东为什么让邓小平接班呢?这个问题说来复杂，特别是还牵扯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28）

　　毛泽东虽说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让王洪文成为接班人，但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周恩来手里。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死在他之前，那么当时批周的很多动作都是不必要的了。然而当时毛泽东的预想，是他死在周恩来之前的可能性更大。一旦毛泽东撒手人世，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周恩来马上可以把王洪文赶下台，自己接班。

　　因此，毛泽东要想让王洪文顺利接班，不仅要趁毛泽东自己活着的时候为王洪文树威信，而且还要为自己死后的事情为王洪文提前做安排，给王洪文铺后路。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在他死后对王洪文接班威胁最大的是周恩来。所以毛泽东要自己死前，对周恩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将来周恩来夺了王洪文的班。

　　最有效的办法是拿掉周恩来的职位，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职位，是使用党组织的手续，可是打倒刘少奇，还是依靠党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力量。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再存在了，毛泽东只有依靠党内的力量与周恩来较量了。

　　毛泽东在1972年大病一场，1973年再起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深得党内老干部的支持，毛泽东要想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的职位，必将遭遇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对。毛泽东痛定思痛，当年自己“硬”拿林彪，结果搞得两败俱伤;如果这次他再“硬”拿周恩来，对毛泽东自己的损失，恐怕要超过两败俱伤，这已经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了。因此，毛泽东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已经是不现实的了。

　　既然毛泽东无法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那就只有设法降低周恩来的威信，让人们感到周恩来是不适合当接班人的，形成一股反对周恩来接班的势力，迫使周恩来放弃接班，而不得不让王洪文接班。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确定了对周恩来的战略：在组织上不触动周恩来的职位，而是在个人威信方面集中打击周恩来。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入手打击周恩来的威信：第一个方面针对党内高官的动作，这就是在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周恩来最得意的领域是外交，而毛泽东偏偏就要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让人们感到周恩来的外交水平也不过如此，从而降低周恩来的威信;第二个方面是针对一般群众的动作，这就是“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向群众宣传周恩来是思想保守的儒家，不合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里先看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外交的动作。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时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

　　（29）

　　周恩来为首的外交部，提出“美国的战略中心在亚洲太平洋”的观点，而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公开说他不同意这个观点，这等于是当着外国人的面，婉言批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因为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要在中央高层传达或传阅，高官们都能看到。

　　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了首脑会谈，并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中国外交部一名干部写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153期上。该文的主要观点是：【美苏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编性，美苏会谈的欺编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周恩来是赞赏该文观点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记载：【1973年6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

　　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把这件事轻描淡写了，实际上这件事要严重得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153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30）

　　毛泽东这次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文章。毛泽东说：

　　【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都说此文(153期《新情况》)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新情况》第153期提出的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与党中央历来的，至少九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体现了三点：第一点是周恩来与他的观点不同，毛泽东的观点是“大动荡、大分化”，而周恩来的观点是“大欺骗、大主宰”。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外交观点，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的水平有限，“看表面，不看实质”。

　　第二点是要王洪文等人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毛泽东的这句话份量就很重了，言外之意，似乎是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欺毛泽东不懂外文，经常骗他。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作法，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在架空他。毛泽东还明确点了周恩来的名，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

　　第三点是结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只抓小事，不抓大事。这样就等于否认了周恩来具有当接班人的素质，这也是试图降低周恩来的威信。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周恩来表示接受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检讨。

　　7月12日，周恩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写一篇纠正153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

　　7月14日，周恩来审阅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将该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发至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毛泽东此举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周恩来进行什么处分，只是要把这件事通报到“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让高官们了解到周恩来搞外交并不怎么样，这就达到降低周恩来威信的目的了。

　　7月14日之后，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周恩来照样主持“十大”的准备工作。8月20日，毛泽东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这意味着周恩来在“十大”以后将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1）

　　1973年7月，毛泽东针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在外交方面对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理挨批评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开完“十大”之后的1973年11月，毛泽东再一次在外交方面严厉批评周恩来，调子比1973年7月那一次又升高了许多。这次周恩来挨批是起因于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按照以往的惯例，像基辛格这样影响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人物，应先由周恩来陪同会见毛泽东之后，再由周恩来代表中方与美方举行正式会谈。但这次有所不同，11月11日，周恩来先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并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关键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基辛格赞誉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周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周恩来立即表示谦虚：“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

　　周恩来虽说表示谦虚，但他在谈话中自称是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以前很少称自己是毛泽东的“战友”，毕竟“战友”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11月12日，周恩来陪同基辛格去毛泽东那里会见，这次毛泽东说话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以前毛泽东都是谈一些“哲学问题”，具体的问题留给周恩来去谈。而这次，毛泽东开始主动谈“具体问题”了，而且是最为棘手的台湾问题。下面是这次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的摘要：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他们(蒋介石集团)都是一伙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呢?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之间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周总理说过。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中美互设的“联络处”用处非常大。

　　（32）

　　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与基辛格谈了台湾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一)只要美国与台湾断交，中美就可以建交;(二)台湾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三)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

　　基辛格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解释说：美方不能马上切断与台湾的关系。基辛格提出的建议是：中美双方暂不建交，继续保持互设“联络处”的关系。

　　毛泽东同意了基辛格的建议，说“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并且说建交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重要。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确定了中美关系只保持“联络处”的水平。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才重新打开中美关系。

　　基辛格作为洞察力非凡的政治家，他马上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1973年11月12日，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规定外交政策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这次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以前使用的苏格拉底式语言。这一次，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14日晨结束访问回国。在11月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突然临时提议，希望与周恩来再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基辛格当时已经看出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为什么他还要特别与周恩来再次单独会谈呢?这大概是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灵活性比较大，比直接与毛泽东谈更容易一些。

　　按照惯例，会见基辛格这样非常重要的外国客人，外交活动的安排都是事先规定好的，送毛泽东审批的。基辛格提出临时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这就超过了这次外交活动的事先安排，理应请示毛泽东批准。然而周恩来以“来不及请示”为由，他和叶剑英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

　　（33）

　　1973年11月13日晚夜间10时至12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基辛格在会谈中提出：美国与中国之间应设立热线，美国有很好的间谍卫星，可以事先侦知苏联的军事行动，美国愿把这些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国。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基辛格：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早期预警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将消息传给你们。

　　周恩来：?

　　基辛格：我们可从两方面避开注意。一方面，我们可以只宣布建立一条热线，就像我们和莫斯科、日本等一样。但跟你们的这一条热线，另外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用途，这就是为你们在受到攻击时提供事先预警。你们那时也会需要从北京与各个基地畅通的通讯系统，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方面暗中协助你们。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周恩来：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我想，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至于您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您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

　　基辛格提出中美之间互设“热线”，是非常重要事情，周恩来没有当时回答，而是说第二天早上给基辛格送行时，再给他答复。周恩来本应该将此事通报毛泽东之后，再做决定。可令人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而是自己做了决定。

　　1973年11月14日上午7时30分至8时30分，周恩来在基辛格临行之前，又与基辛格举行了短暂会谈。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周恩来：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我同意。但要“秘密”的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是的。我了解。

　　基辛格：不过一旦“热线”建立起来，其特定的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的人是我本人与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在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上，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据说周恩来在11月13日晚，曾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知“主席已经休息了”。周恩来以时间紧急，基辛格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为由，自行做了决定。但是从规定和惯例来看，重大的外交问题，不应该以时间紧急为理由而擅自决定。即使是当时毛泽东已经睡觉，也应该叫醒毛泽东;或者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这次不答复，以后再谈，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自己做了答复。虽说周恩来没有完全答应这件事，但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并准备进一步交换意见。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擅作主张，都有越权的嫌疑。之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他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毛泽东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34）

　　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两人外交思想的不同。1973年11月基辛格来华访问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讨论美中两国的军事合作问题。

　　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无非是两种形式：主从型和对等型。美国与北约诸国以及日本的军事合作，都是主从型的合作关系。因此美国仗着自己的实力，也希望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成为以美方为主，中方为从的主从型合作关系。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极其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及华约成员国的关系，也都是主从型的。中国在1950年初期与苏联的关系，也是主从型的。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开始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在1950年代也与中国讨论过建立军事合作关系，但都被毛泽东认为有损中国的独立自主，从而拒绝了。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中苏两国建立“联合舰队”。苏联大使尤金向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层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意思，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我对您说，苏联的地理条件，使得我们海军舰队在东半球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重限制，成了苏联的军事软肋，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苏联希望与中国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听后非常不快，说：【这个建议是对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我们主权的侮辱，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属，也不是苏维埃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你们就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你们斯拉夫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是白种人，中国人是下等人，黄种人，毛手毛脚，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必须靠与俄国人合营才行。一切都要合营，我们的海陆空军队，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我们的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全交给你们，我们搞游击队。看来，我们与你们还是不要混在一起为好，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当二把手不好办啊!】

　　根据毛泽东当年对苏联军事合作的态度，不难判断出毛泽东现在对美国军事合作的态度，当然也是强调独立自主，要建立与美国的对等关系，绝不能当“二把手”。基辛格在来华之前，对毛泽东进行过深入研究，估计到毛泽东很可能不会答应与美国建立主从型的军事合作关系。但基辛格作为外交家，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要试图说服中国接受美国领头的军事合作关系。

　　基辛格认为说服中国的要点，就是强调苏联的威胁，强调苏联有可能进攻中国，这样就使中国感到有必要接受美国的保护，进而接受美国的领导。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试探性地谈到这个问题。

　　（35）

　　【基辛格说：“赫鲁晓夫1959年到这里访问时，好像不太成功。”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我们在1959年决裂。1958年他们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了。我和苏联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赫鲁晓夫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

　　基辛格说：“现在中东的问题是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泽东说：“苏联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们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关于苏联，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辛格说：“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周总理和你们的大使说过，我想苏联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武器。”

　　毛泽东说：“但是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辛格说：“不过苏联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说：“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三十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说：“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基辛格说“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武器”时，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苍蝇那么大”。毛泽东用这个来比喻：苏联拥有的几千枚核武器，而中国只有几十枚核武器，所以中国不是苏联的主要威胁，苏联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苏联没有必要对中国动手，因此来否定基辛格说的“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

　　基辛格又解释说：虽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但苏联担心中国十年后会对苏联构成威胁。

　　毛泽东又把基辛格的话否定了，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兴起。

　　基辛格本想用“苏联要摧毁中国核武器”来挑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担心，但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此不担心，否认了基辛格的看法。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当年与苏联之所以“失和”，就是因为苏联“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海港”，强调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性。这样一来，基辛格只好把话题收回去，声称“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也就是放弃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

　　（36）

　　基辛格见他的话打不动毛泽东，但又不死心，于是想到再与周恩来谈谈。因为基辛格在与周恩来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周恩来这个人比较“务实”，所以认为或许能从周恩来那里找到什么突破口。于是基辛格就在11月13日晚，突然提议与周恩来再进行一次中美军事合作问题的谈判。

　　这次基辛格与周恩来谈话时，没有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而是退了一步，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的情报。在周恩来看来，接受美国早期预警的情报，与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似乎不会损害到中国的自主性，所以周恩来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因此周恩来对基辛格说：第二天早上给他答复。

　　周恩来的外交路线，要比毛泽东“灵活”许多，也比毛泽东“务实”。周恩来认为中国适当接受一些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减少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有助于中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接受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情报，进而进一步取得美国的一些军事援助。周恩来的这种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苏联争，只要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最实惠的。

　　但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是独立自主第一，在独立自主方面丝毫不能让步。如果把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问题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因此周恩来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向毛泽东汇报，自己把这件事定下来。当然，周恩来与基辛格讲的时候，说话还是很灵活的，只是表示出赞同这个建议的意向，但具体的问题以后还要再谈。

　　周恩来也意识到，他擅自做主与基辛格会谈，又擅自表现出接受基辛格建议的意向，这肯定会惹毛泽东不高兴，进而惹来毛泽东的批评。但周恩来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中国“有利”的，所以就拼着被毛泽东批评一顿，把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接受下来。不过周恩来大概没想到毛泽东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否则他或许不会这么干。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招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11月17日晚，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

　　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37）

　　之后，江青把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勾描了这次事件的轮廓，实际上的细节要复杂得多。在讨论这些细节之前，先说一下发生在这事件之前的另一件重大事件，这就是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李震是中共军队高官中少有的大学生出身，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李震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富治。李震原是谢富治的部下，在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时，李震任三兵团下属的第十二军副政委，这个经历大概与李震到公安部受重用有关。

　　谢富治比李震的资格和地位都高得多，1955年授上将军衔，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后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当时李震只是作为谢富治的副手，没有突出的地方或醒目的表现。1969年“九大”上，公安部有谢富治和李震2人当选中央委员，谢富治还进一步当选政治局委员。此后，谢富治较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基本由李震主持。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继任公安部部长。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10月21日，李震突然自杀，引起中央高层的震动。关于李震的自杀，曾参与此案的张宏轩后来回忆说：【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30多公尺处，看了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

　　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电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电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震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也回忆说：【10月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种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

　　（38）

　　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看见很多人聚在公安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李震服了大量安眠药，口袋里还有安眠药，还不能确定死因。

　　据李震爱人反映：10月21日晚。李震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郑爱萍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说“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李震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

　　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指示公安部要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周总理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由于我缺乏历史方面的知识，当时回来后翻了历史书籍，才知道毛主席举的是三起明朝宫廷内发生而没有查清的案子。

　　1974年1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

　　李震被确认是自杀之后，但李震案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还必须要查清楚一个问题：李震为什么要自杀?如果查不出合理的自杀动机，难以让人信服。对此施义之也说：【从个人角度讲，对于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我在李震领导下多年，得到过他很多帮助，我们的关系也很融洽。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无法接受“自杀”一说，认为他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

　　关于李震自杀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3月，才算最后结案。当时的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该结论说：【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39）

　　古今中外高官的自杀不算罕见，其原因无非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受到直接的人身迫害，不堪受辱而自杀;第二种是被贬官放逐，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而自杀;第三种是上级交待的任务完成不了，无法“交差”而自杀。第三种情况和平时代比较少见，但战争时代是多见的。比如上级经常向下级发出“死命令”，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这时下级如果完不成任务，只好自杀了;第四种情况是干了不可见人之事，被暴露出来后，感到无脸见人而自杀。

　　李震没有受过批斗等人身侮辱，在自杀前也没有被贬职或受到处分，所以导致李震自杀的原因，不应该是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而应该是第三种或第四种情况。1977年官方得出李震是“畏罪自杀”的结论，也就是属于上述的第四种情况。

　　官方材料说：【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1970年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李震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

　　1973年9月，李震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李震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1977年的这个官方说法，问题是比较大的。首先，李震在历史上属于第二野战军系统，与林彪没有直接联系，更不是林彪嫡系。建国后李震在沈阳军区工作，也与林彪或陈伯达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毛泽东当年重用不属于林彪系统的谢富治掌握公安部这个重镇，就是为了平衡林彪的势力。如果李震是林彪派系的人，肯定不能在公安部受到重用，更不可能在谢富治死后出任公安部长。

　　再者，林彪事件发生于1971年，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已对林彪案做了结案处理。李震在林彪事件结案之后，再次当选“十大”中央委员，这本身就说明他与“林彪、陈伯达集团”并无关系，否则不可能继续得到重用。因此，把李震说成是林彪集团的人，是不合理的。况且李震与陈伯达素无来往，毫无交情可言，他为什么冒险袒护陈伯达，扣押陈伯达的材料呢?因此，人们对1977年的官方说法疑问较大。

　　（40）

　　而李震的同事，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在李震自杀前的一段时间，公安部正在搞“批林整风”。围绕着怎样搞“批林整风”问题，公安部的领导层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不算旧账”，也就是只追查与林彪“五七一”事件有关的事，与林彪前期的关系就不追查了;第二种意见是“算旧账”，就是与林彪前期的关系也要追查。

　　文革夺权运动后，公安部也成立了“干部、军队、群众”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也称“核心小组”。过去在公安部工作的于桑副部长和刘复之副部长等人，是“核心小组”中老干部的代表;从军队新到公安部工作的李震部长和施义之副部长等人，是“核心小组”中军队的代表。林彪事件后，军队势力大受打击，所以公安部中的老干部势力，想借着“批林整风”，把公安部中的军队干部排挤出去，所以提出要“算旧账”。李震是公安部中军队干部的代表，所以李震是反对“算旧账”的。

　　施义之回忆：【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后写报告给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

　　1973年10月20日晚“核心小组”开会，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曾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李震自杀的当天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

　　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

　　李震坐了一会就走了。因为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

　　从施义之的回忆来看，李震之死，似乎是因为完不成上面交待的任务，无法交差而自杀。施义之还回忆了周恩来的看法，施义之说：【10月26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

　　（41）

　　周总理说：“李部长是被害的。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

　　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

　　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

　　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

　　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

　　根据施义之的回忆，周恩来一方面怀疑李震是他杀，另一方面也认为李震“政治上软”、“知难而退”，所以怀疑李震也有自杀的可能。

　　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公安部是左右政治局势的极其重要部门，向来都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物担任公安部长。李震死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长，也可以看出公安部长位置的重要性。

　　谢富治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物之一，李震是谢富治重用和信赖的得力助手，可见他也应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物。1977年的结论，把李震分类为“林彪、江青集团”的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如果李震不自杀，那么之后粉碎的就不应该是“四人帮”，而是包括李震在内的“五人帮”了。而粉碎“四人帮”时，如果当时的公安部长仍是李震，那么粉碎“四人帮”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书，对李震事件有这样的注释：【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1972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总而言之，李震自杀事件，疑点和谜团仍然很多，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这里再转回来说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问题。

　　（42）

　　1973年11月14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单独会谈后，毛泽东是怎么得知他们的谈话内容的呢?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翻译，去毛泽东那里告了周恩来的状，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周恩来与基辛格谈话时的现场翻译。该说法据称是来自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说：【王海容、唐闻生两位翻译，从张玉凤那里了解到周恩来这两天既没有见毛泽东，也没有来电话。唐闻生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我们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毛泽东得到的情况只是通过某些人的汇报或者告状，有偏听偏信之嫌。我们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之后，感到“有问题”，于是招两个现场翻译来了解情况。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这两位翻译，如果毛泽东不召见她们，她们也不是随便可以去见毛泽东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应该很快送交毛泽东那里审阅，这点周恩来是不可能隐瞒的，原本用不着两位翻译去“告状”。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有些疑问，想要核实一下周恩来是不是真的那么说的，于是他派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去找周恩来当面核实。据周秉德侄女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

　　独有这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上飞机。下午五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

　　伯伯考虑不见基辛格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与基辛格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蓉、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

　　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

　　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王海蓉、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谈了个把小时，她俩告辞出门。】

　　（43）

　　周秉德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周恩来把“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然后主席派王海蓉、唐闻生来核实。而且特别在一些段落下面画了红杠杠，向周恩来核实说：“你是这样讲的吗?”

　　毛泽东之所以要核实，是因为批评周恩来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如果周恩来本人说的话，与会谈记录上的话有出入，那么就要核实准确周恩来到底是怎么说的。周恩来也不想隐瞒，如实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据其他一些材料介绍，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据《毛泽东传》记述，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周恩来说“做得不够”这样的话，只能勉强算检讨，并非“诚恳”认错。前面说过，毛泽东要在外交方面打掉周恩来的威信，而周恩来只是检讨说“做得不够”，那么他的威信不仅没有打掉，而且还有“不服气”的味道，于是毛泽东决定加大批评周恩来的力度。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在11月21日的会上，江青提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美方会谈时“右倾软弱”，指责周恩来不贯彻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江青还上纲上线地批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并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44）

　　周恩来刚开始还态度还好，表示接受批评。后来周恩来也有点忍不住，当场拍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本来就是“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周恩来这样的态度，自然让毛泽东进一步加大了“批周”的力度。从11月25日起，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

　　在扩大会议上，唐闻生介绍了中美会谈的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外交工作的批评。江青更上纲上线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声称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对这次会议的情况，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

　　这几天，总理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别人谈话，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次事出在总理身上。这次开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会议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

　　我们几人单独在一个小房内休息，这不是谁规定的，而是我们无心与别人在一块交谈，我时刻观察着会场外的变化。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

　　她还给我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

　　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说：“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45）

　　1973年12月5日，持续十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8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

　　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次的会大概快结束了。王海蓉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

　　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过去凡是有关外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高振普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里的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总理。

　　再则，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

　　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

　　虽只听了只言半句的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

　　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46）

　　毛泽东这次开会批周恩来，只是想打掉周恩来的威信，并不想拿掉周恩来的职务。毛泽东这样做的理由，前面也分析过。如果硬拿掉周恩来的话，谁来接替周恩来的位子呢?毛泽东培养的王洪文，现在还不能独当一面，根本取代不了周恩来。毛泽东深知，现在的情况下，拿掉周恩来绝对是不明智的，因此他不会动周恩来的地位，也不会削周恩来的权力，只是打一打周恩来的威信。

　　在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说：“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

　　会议最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对周恩来进行处分，而只是要周恩来做“认真的检讨”。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答说：“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作了自我检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了。”这样，这次“批周”就算是过去了，周恩来重新出来工作，职务和职权都没有任何变化。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周恩来陪同会见。这次会见记录说：【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两位女翻译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江青并不理解毛泽东“批周”的寓意，自作主张对周恩来上纲上线，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对此，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之后，特别与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两位女翻译谈话，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这里毛泽东特别当面向周恩来澄清，他并没有打倒周的意思，并解释说，江青给周恩来扣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的帽子，那只是江青个人的说法，毛泽东并不赞成。

　　这时周恩来也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只是要打一下他的威信，并不动他的职务和职位。于是周恩来在12月11日，主动致信毛泽东，提出在外交部、中央军委、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学习讨论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毛泽东圈阅批准了周恩来的信，于是对周恩来的批评被传达到了相当大的范围。

　　这次“批周”会议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后期也被通知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批周”会上当然不能不发言，邓小平对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47）

　　邓小平在“批周”会上的发言是非常巧妙的，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都可以接受。从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警告了周恩来不要有“越权”的野心;从周恩来看来，邓小平对他的批评，并没有批评他的人格，甚至还有对他“肯定”的味道。江青等人批评周恩来是“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右倾投降”等，都是批评周恩来的人格。而邓小平说周恩来对主席之位是“可望而可及”，这也是从反面肯定了周恩来具有当主席的才能和威望，所以只有周恩来才“可望而可及”，而别人则“可望而不可及”。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是属于毛泽东派系的人，与刘少奇并无历史渊源，邓小平纯粹是在思想上赞同刘少奇，才成为刘派的人。邓小平与周恩来，倒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就与周恩来结识。邓小平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白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周恩来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这段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建立了一定的个人交情，邓小平后来说：“在上海时期与我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然而邓小平到江西苏区之后，却支持与他全无交情的毛泽东，成为第一批的“毛派”。1933年，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被打倒，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邓小平也随后跟着复出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早年支持他的事，1972年，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3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师长为刘伯承。在随后的11年中，邓小平始终和刘伯承在一起。129师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后，邓小平始终任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合称“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邓小平在军队中任高级要职的经历很长，本来是有资格评元帅的，只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已退出军队到中央工作，所以没有参加评元帅。

　　（48）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邓小平上调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任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高饶事件”后，邓小平接任了饶漱石的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为了补任弼时和高岗之缺，邓小平与林彪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邓小平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这是邓小平首次得到在全党大会上作报告的殊荣，在当然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的。在随后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内排名第七位，与刘少奇一起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此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工作后，开始支持刘少奇的政治主张，成为刘少奇的干将，同时也与毛泽东疏远了，两人的良好关系开始破裂。文革中，邓小平作为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但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与对待刘少奇还是不一样的，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始终给邓小平留下复出的机会。

　　毛泽东之所以欣赏邓小平，也因为邓小平在某些方面像毛泽东，比如在“不讲人情讲路线”方面。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邓小平与毛泽东并无个人交情，可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正确，所以支持毛泽东，导致他的第一次被打倒。建国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也无个人交情，可是邓小平却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正确，转而支持刘少奇，导致他的第二次被打倒。1974年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并给予他事实上接班人的地位。

　　可是邓小平却没有念毛泽东对他个人的“恩情”，邓小平认为周恩来的路线正确，转而支持周恩来，结果导致他的第三次被打倒。

　　邓小平的性格是立场作风鲜明，不是善于见风使舵的那种人，所以才有三次被打倒的“三落三起”经历。这点也与毛泽东相像，毛泽东也有一次被打倒的“一落一起”经历。

　　而刘少奇是“一落不起”，一次被打倒就再没有起来;周恩来则是“不落”，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周恩来的“不落”，当然也与他的性格有关。邓小平的话题，放在后面介绍，这里先说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

　　前面提到，毛泽东敲打周恩来的威信，分党内和党外两个部分。在党内主要是两次批评周恩来的外交问题，并把批评周恩来的材料，下发到党内相当广泛的范围。在党外则是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声称“儒家”是开历史倒车的，而“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毛泽东自喻自己是“法家”，那么谁是“儒家”呢?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搞“批林批孔”的目的，笼统地说是为了防止“复辟倒退”，明确地说就是为了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49）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巧妙地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批林批孔”就成为“批孔”为主，“批林”反而淡化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周恩来强调“批林”，毛泽东则强调“批孔”。

　　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呢?据说林彪卧室里有一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就作为林彪“尊儒反法”的证据。

　　毛泽东最初明确提出“批孔”，是在1973年7月4日，他与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主要是批评外交部的153期《新情况》，这些前面讲过;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确提出要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的。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然后毛泽东又批评郭沫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曾大肆撰文批判秦始皇，而毛泽东劝郭沫若少骂秦始皇。在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声称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说毛泽东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时，也批评郭沫若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8月5日，毛泽东做《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也提到郭沫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基辛格是德裔美国人)，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从未见过郭沫若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

　　（50）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在报刊上发起“批孔”和“批儒”文章的开端，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却是“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

　　文革后期，出现一些著名的写作组，比如笔名“罗思鼎”的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谐音“螺丝钉”;笔名“池恒”的是《红旗》杂志写作组，池恒寓意“持之以恒”;笔名“初澜”的是文化部写作组，谐音“出蓝”，寓意“青出于蓝”;笔名“唐晓文”的是中央党校写作组，谐音“党校文”。

　　文革后一些写作组仍沿用笔名方式，比如笔名“仲祖文”是中组部写作组，谐音“中组部文章”;笔名“钟轩理”是中宣部写作组，谐音“中宣部理论局”;笔名“钟政轩”是中央政法委写作组，谐音“中央政法委宣传局”;笔名“任仲平”是谐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笔名“国纪平”是谐音“国际问题重要评论”;笔名“皇甫平”是谐音“黄浦江评论”，等等。

　　在诸多写作组当中，“梁效”的地位是最高的，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因为署名“梁效”的文章一旦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要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梁效”写作组具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又用了一个非常规的举措，这就是创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说到“梁效”写作组，不得不提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迟群，另一个是谢静宜。迟群，1932年生，时年41岁，1949年参军，文革前是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谢静宜，1935年生，时年38岁，1952年参军，1954年在中央军委机要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8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译电员，主要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1968年，清华大学因武斗失控，毛泽东决定派北京的工人为主体的“工宣队”和中央警卫团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介入清华大学。毛泽东派迟群和谢静宜作为“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不久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这两个人掌握了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不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由这二个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这两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通天”，直接面见毛泽东，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后，迟群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谢静宜任国务院科教组主要成员，后来迟群和谢静宜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领导人。

　　（51）

　　“梁效”写作组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据“梁效”写作组的成员范达人(原为北大历史系教师)回忆说：【1973年10月，我突然得到一个奇怪的通知，我们党总书记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清华工字楼去开会，这个会很重要。你回来后，内容不要跟其他人讲，你也不用向我汇报。”

　　我当时很奇怪，作为普通党员，向党组织汇报是我应尽的义务。从来是我有什么活动，都要向党总书记汇报的，这次他却不要我向他汇报，觉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清华大学的工字楼，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主持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待了一会儿，迟群和谢静宜就进来了，说：“找你们来，要你们编个材料。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你们大家一起编个材料，这是上面的意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清华、北大两校的这个合作，搞一个组织，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谢静宜当时所说的“上面的意思”，到底是谁的意思呢?文革后，我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谢静宜说：“我们的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原来要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搞材料。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师一起搞。’”然后，谢静宜就把我们文科的老师找去了。

　　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采取什么方式，领导都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办。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毛主席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把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我们对照起来以后，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材料搞成了。

　　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最初并不知道这个材料小组的存在，她是在我们的材料编好之后，才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1974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该文件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搞批林批孔的材料时，最初是瞒着江青的。“梁效”这个写作小组，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也是独立于江青集团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绕开江青集团，不用他过去一直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主持写“批孔”的文章，而要另外开发一批新人来主导“批林批孔”运动的舆论导向呢?这些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52）

　　中共是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特别设立“中央宣传部”负责舆论宣传。文革之前，全国的宣传系统和宣传工具，都在中宣部的领导之下。到文革前夕，中宣部在刘少奇的控制下，毛泽东不得不出奇兵，另立自己的写作组，这就是江青在上海秘密组建起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直接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打响文革第一炮的《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写作组写的。当时为了不暴露“写作组”，署了“姚文元”个人的名字。

　　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写作组，在文革中写了大量反映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文章，并且负责起草“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在“九大”上，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大”上，张春桥又进一步升为政治局常委，这些足见毛泽东对这个写作组的重视。

　　而在这次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比较沉默，姚文元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一年多之后的1975年2月，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只算是“马后炮”，没有大的作为。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突然不用自己已经用了多年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而是新开发一个“梁效”写作组。毛泽东这么做的用意，应该在两个方面：(一)减少江青的干预;(二)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先说毛泽东减少江青的干预问题。

　　“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取消，江青成了“闲人”，心里很失落，也感到不满。江青的不满，不是反对毛泽东，而是“居功自傲”的不满，这点与建国初期的高岗有相似之处。

　　中共在创业之初，各路“诸侯”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最有名的是毛泽东、朱德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任弼时、贺龙任创立的湘鄂川根据地，张国焘、徐向前创立的鄂豫皖根据地，还有周恩来创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但这些根据地后来都丧失了，唯一存留下来的是刘志丹、高岗创立的陕甘根据地，它成为后来中共发展的原点，所以高岗对中共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大的。

　　中共“七大”上选出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其他四人高岗都能服气，可是对刘少奇却无法服气，因为刘少奇算不上创业者，他的功劳和历史贡献都无法与高岗相比。于是高岗“居功自傲”，不满意刘少奇地位在他之上。高岗心里的不满，逐渐变成各种各样的行动，这最终导致了高岗的倒台。

　　（53）

　　江青在文革中的贡献，也是远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之上，可以说是仅次于林彪的第三位功劳者。林彪成为“接班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论功行赏”的结果，不服气的人不多。在林彪活着的时候，江青也不太敢觊觎林彪的接班人位子，可是林彪死后，江青认为按照“论功行赏”的道理，这次该轮到她了。可是毛泽东偏偏选了王洪文当接班人，就是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地位升到江青之上。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代，张春桥是江青的下级，王洪文更是没有级的小人物;到了1969年的“九大”，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政治局，王洪文成为中央委员，但江青的地位仍在张春桥等人之上;可是到了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升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升成政治局常委，偏偏江青的地位一点儿没有升。

　　难道是王洪文和张春桥立了什么“大功”，显然他们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立功;难道是江青犯了什么“错误”，显然江青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既然如此，凭什么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地位超过她江青呢?因此从江青的角度来看，她必然是想不通，不服气，不满意，这就是江青所谓的“野心”。

　　江青心中的不满，毛泽东是明白的。但毛泽东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保”江青，因为他知道她的智慧和才能胜任不了接班人，如果硬让江青接班，那么江青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可是江青却自我感觉非常好，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班，所以毛泽东也无法让江青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

　　江青因为心中有不满，她对毛泽东的指示就不那么忠实地执行了，不是加入自己的私货，就是干扰毛泽东的决策。这样一来，江青就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在中央公开批评江青，阻止江青打着自己的旗号，插手和干扰自己的事情。

　　1973年11月25日，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批评周恩来的那段时间，江青没有请示毛泽东，就擅自把批评周恩来的性质上升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正好，这时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其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不执行“双百”方针等。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把批评江青的信印发到政治局，这就打击了江青的威信，降低了江青讲话的份量。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仍不死心，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54）

　　毛泽东给江青回信说：【江青：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本想在“批评批孔”运动中大显身手一番，要求给她“工作”，可是毛泽东却多次回绝她的要求，他给江青的工作不是领导“批评批孔”运动，而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就把江青排除出“批评批孔”运动。然而江青还是“闲不住”，她仍然仗着主席夫人的身份，插手了不少“批评批孔”的事情。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

　　针对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

　　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么重大的事情，江青事先不请示毛泽东，就擅自召开了，这足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74年2月6日，江青又给毛泽东送去一些反映“批林批孔”的材料，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江青的材料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从毛泽东的批示来看，毛泽东一来不想与江青见面，二来拒绝为江青送来的材料做批示，而是让江青“你有事应找政治局”，这就是不让江青插手“批林批孔”的事。

　　但江青不甘心，她还是要插手“批林批孔”运动，又擅自提出联系实际“批林批孔”，也就是批“走后门”。江青这么一说，迟群和谢静宜不敢反对，于是也发表讲话说：【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江青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评了叶剑英涉及“走后门”的问题。为此叶剑英致信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55）

　　2月15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这是毛泽东明确否认了江青的联系实际“批走后门”主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江青得知后责问周恩来说：“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

　　周恩来回答说：“是主席叫我印发的。”然后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给江青看，江青哑口无言。

　　毛泽东在信中并没有点江青的名，不过第二天周恩来约迟群和谢静宜谈话时，明确指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此后周恩来又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这样一来，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江青受到批评后，希望与毛泽东面谈，多次提出面见毛泽东的请求。毛泽东没有见江青，而是给她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不用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不让江青插手，另一个目的应该是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毛泽东知道，搞大批判是最得罪人的。如果能批倒周恩来，这还没事;如果批不倒周恩来，这个大批判的“帐”，将来肯定是要还的。如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批林批孔”的枪手，那么将来的“还账”，肯定要落到他们身上。毛泽东对这些人还寄托着希望，希望他们在自己死后，还能在中央生存下去，所以不能让他们进一步得罪人。因此，毛泽东就另外开辟新的“枪手”来干这件事。

　　据原北京市长吴德回忆说：【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提出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想让谢静宜等人进入中央高层，他们的任务只是枪手。

　　粉碎“四人帮”后，“批评批孔”运动中最活跃的两个写作组“梁效”和“罗思鼎”，“梁效”的主要负责人迟群判有期徒刑18年，谢静宜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免于起诉;“罗思鼎”的主要负责人徐景贤判有期徒刑18年，朱永嘉判有期徒刑14年。

　　（56）

　　江青的性格，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吃喝玩乐等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如果江青是那种人，她当年也不会从物质生活条件很好的大上海，主动跑到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的延安去。江青的性格喜欢从政，是喜欢投身于政治运动的政治家型的人。在文革之前，江青一直处身于政治之外，基本上“不问政治”，她本人虽然可以享受第一流的物质生活，但她还是闷闷不乐，老是觉得自己有病。

　　文革给了江青一个从政的机会，使江青大为兴奋，过去的各种“病”也不治自愈了。不过凡事有得必有失，江青在“不问政治”的时代，大家都对她的印象不错，尊她是主席夫人，基本上听不到有人说江青的坏话。相反，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政治上频频亮相，陪刘少奇出访大出风头，倒有不少人说王光美的坏话。

　　文革之后一切都变了，江青积极投身文革，批这个、批那个，的确批倒了不少人，但她本人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对于这一点，江青本人似乎一直没有察觉。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她，但江青总不以为然，她以为只要有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别人就不敢拿她怎么样。

　　“九大”之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变了，想让江青退出政治圈子，让江青回到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状态。江青本人很清楚毛泽东的意思，但江青却非常不愿意退出政治圈子，她正在搞政治的兴头上，正干得非常开心，怎么肯退出来“不问政治”呢?毛泽东希望江青退出，江青不肯退出，这样一来，毛泽东与江青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了。

　　江青知道毛泽东不希望她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可以江青却坚持要干下去，还想继续掌权。江青的目标与毛泽东的目标不一致，这时候江青就开始干扰或阻扰毛泽东的部署了。在这段时间，江青往往故意“误解”毛泽东的指示，从而达到她的目的。

　　比如在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擅自说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又给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可见江青想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把周恩来搞掉，然后她自己趁机取而代之。对此，毛泽东一方面驳回江青希望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的要求，一方面批评说：“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的看法是对的，江青的梦想，是自己当党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

　　（57）

　　不过对于江青“有野心”这个评论，值得商榷。首先作为政治家来说，必须有夺权和掌权的“野心”。国外的政治家竞选总统，也都是为了夺权和掌权。如果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又何必去竞选总统呢?所以有“野心”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一个人的“野心”超过了这个人的“能力”，那么栽跟头就是不奇怪的。江青的问题，就是她的野心超过了她的能力。这点毛泽东早就看出了，可是江青自己却不明白。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出于自己的利益，多方干扰毛泽东的部署，其中批“走后门”就是明显的例子。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本意，与当年批《海瑞罢官》完全不同。毛泽东并不是想要借“批林批孔”拿掉周恩来，只是要以此来铺设阻止将来周恩来等人接班上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把“批林批孔”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把“儒法斗争”解释为始终贯穿中国历史的“两条路线斗争”。当时的宣传，把法家解释为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进步势力，把儒家解释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毛泽东试图通过“批林批孔”，在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一种概念，就是儒家是“开历史倒车”的，是维护旧体制、旧道德的腐朽势力，是阻力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因此中国今后绝不能让儒家的人物上台执政。

　　毛泽东自称自己是法家，对谁是儒家的问题虽然没有点名，但各种宣传让人们感觉到，周恩来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一旦树立起来“儒法斗争”的概念，即使是在他死后，周恩来这些“儒家”也难于上台执政。

　　毛泽东提出“儒法斗争”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新的转变或者发展。以前毛泽东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并没有提过“儒法斗争”。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才是历史正面人物。按照正统的马克思观点，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地主阶级，因此“儒法斗争”应该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内斗，算不上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之所以要用新的“儒法斗争”概念，取代以前的“阶级斗争”概念，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感到“阶级斗争”的宣传效果不太好。因为“阶级斗争”的概念是舶来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概念，中国老百姓对阶级斗争的“意义”难于理解，是很正常的事。而“儒法斗争”的概念，是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应该很容易理解。所以毛泽东试图用“儒法斗争”做示范或例举，让老百姓通过“儒法斗争”来理解文革这场斗争的“意义”。

　　（58）

　　毛泽东试图让老百姓理解，他发起的文革，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运动一样，是旨在推动历史进步和前进的变革。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报刊上大肆称赞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法运动，并声称“主张变法的就是法家，反对变法的就是儒家”。毛泽东试图这种借古喻今的方法，告诉人们“赞成文革的就是法家，反对文革的就是儒家”，并进一步声明：反对文革就是阻止社会的发展，阻止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本意只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并不是要打到谁。“批林批孔”中批判的对象林彪和孔子，都是死人，单纯的批判死人是不可能打倒活人的。江青很快看出这一点，单单搞“批林批孔”，谁也打不倒，所以她要把“批林批孔”与现实联系起来，与活人联系起来，这样才能趁“批林批孔”打倒一批当权人物，为自己上台铺路。

　　因此，江青就想到把“批林批孔”与批“走后门”联系起来。关于“走后门”，当时主要指的是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通过各种不正当关系进大学的问题。因为招收工农兵学员不需要入学考试，唯一的硬指标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事工、农、兵的实际经验”，也就是当过三年工人，或者当过三年农民，或者当过三年士兵的年轻人，都够工农兵大学生的入学条件。

　　这样一来，满足入学条件的人也太多了，所以只要有门路的人都可以上大学，而没有门路的人只能望洋兴叹了。以前没有门路的平头老百姓，还有可能通过自己刻苦学习，考上大学;现在没有门路的平头老百姓，上大学就是绝望了。为此，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该《通知》说：

　　【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1970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

　　对于“走后门”现象，老百姓是十分厌恶和痛恨的，江青提出“批走后门”，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江青“批走后门”的动机。

　　（59）

　　江青试图把批死人的“批林批孔”运动，结合到现实，变成批活人的“批走后门”，这样就可以通过“批走后门”，打倒或处分一部分当权的老干部。江青认为打倒这些老干部，就可以轮到她掌权了。

　　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1974年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军队的同志(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问题上先走了一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

　　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我同其他领导人的随员坐在主席台背后休息室里，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江青不时地站起来传达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几句应声虫似的话。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等几个领导人，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形势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

　　1月25日的“一二五”万人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澜达到了高潮。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来发言。江青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她着重指出：“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的党委会议，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

　　这时，江青忽然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田维新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到!我在这里。”

　　（60）

　　江青问：“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如果事先未做准备，恐怕能答得上来的人不多。

　　江青怒斥田维新说：“田维新!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

　　田维新说：“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

　　江青怒斥说：“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

　　田维新并不是犟嘴，他说的是老实话。江青不讲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

　　门外立刻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看来，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会场门外的解放军战士能招之即来，就是证明。

　　此时，会场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华楠中等个头，是《解放军报》主编。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到!”

　　江青问：“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

　　在这同一次会议上，江青还有一件“张狂”的事情。江青气势汹汹地冲着叶剑英责问道：“剑英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空军，他是怎么参的军呀?是不是走了后门啊?”

　　江青本想借题发挥，利用“批林批孔”的机会，再制造事端，企图扩大打击面来整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但叶帅当时沉住了气，未予理睬。事后，叶帅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毛泽东对此表示：“参军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毛泽东不让江青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关“走后门”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江青搞“批走后门”，显然是干扰了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试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整掉一批老干部。因此，毛泽东对江青进行了批评，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被毛泽东批评后，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61）

　　江青曾在大会上发言说“批林批孔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并不是1966年发动文革那样的“全国全面夺权”，也不是想打倒什么人，而是旨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唤醒和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也有一位高官“落马”，他就是李德生。

　　关于李德生，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他是毛泽东为了对林彪集团“掺沙子”而破格提拔起来的。对李德生，毛泽东曾经是非常信任的。1968年李德生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李德生上调北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毛泽东与李德生谈话时，李德生说：“我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这样一来，李德生就成为身兼“党政军”三职的高官，被看作是大有前途的政治新星。过去的解放军总政主任分别是罗荣桓、谭政和萧华，军衔分别是元帅、大将和上将。而李德生的军衔不过是一个少将，他能得到如此殊荣，当然是靠毛泽东推上去的。文革中毛泽东看上了四个人：安徽的李德生、河南的纪登奎、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的华国锋。而其中第一个得到毛泽东重用的，就是李德生。

　　1970年12月，李德生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去北京，毛泽东面见了他，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李德生已经兼职很多了，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十二军军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李德生向毛泽东提出：“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这样一来，李德生又兼任最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成为当时兼职最多的高官。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外逃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德，与他们谈话两个多小时，特别点名批评了林彪。

　　李德生回忆这次召见说：【最后，毛主席单独向我交待一项任务，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南口，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情况都估计到了。】

　　毛泽东单独向李德生交待调动一个师，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李德生是高度信任的。在中共“十大”上，李德生又进一步升格为党的副主席，排名在王洪文之后。但这次提名李德生当副主席的，却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

　　（62）

　　据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回忆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十大”人事安排，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

　　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

　　毛泽东又说：“谁当副主席?”

　　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

　　毛泽东听说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说服的口吻，解释说：“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毛泽东接着说：“康老算一个，剑英算一个。”

　　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40岁至59岁为中年，60岁以上为老年。在主席、副主席候选名单里，毛泽东已近80岁，周恩来75岁，康生75岁，叶剑英76岁，都属于老年了，只有王洪文38岁，属于青年范围。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

　　大家对这个原则没有异议。而当时符合中年条件的政治局委员，却有好几个，究竟是谁呢?不料毛泽东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中”的候选人之外了。

　　按照毛泽东提议的条件，周恩来发言说：“建议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当时，李德生57岁，是属于军队里的中年范围的。

　　毛泽东说：“可以。”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表示赞成。

　　李德生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连忙说：“我不合适，我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合适。”他又说：“从我们党内来说，先念同志是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的。”

　　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的旁边，他拉拉李德生的袖子，悄悄地对他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

　　李先念当时是64岁，虽然比周恩来、叶剑英小10多岁，按照有关规定，也是属于老年范围了。】

　　李德生本人也回忆说：【在筹备召开十大，讨论提名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过程中，在议定了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提名之后，毛主席提出是否还要增加一个啊。他认为，现在的候选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还没有中年。当时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60岁以上为老年。

　　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嘛!应当有一个中年的同志，并建议在军队里面选。当时政治局委员中，符合中年年龄条件的人不少，但具备后一个条件的人却不多。

　　周总理提出：建议李德生同志作一个候选人。毛主席表示同意，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没有提出异议。我当即表示自己不适宜做党的副主席，并提议李先念同志作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先念同志拉拉我的衣服，轻声地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1973年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上，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

　　（63）

　　从上述回忆来看，毛泽东直接提名了四个副主席，但最后一个李德生，毛泽东则没有直接提名，这说明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信任程度已经有所下降。这个理由，主要是在毛泽东1972年病倒的一年多里，李德生积极协助周恩来搞“批林整风”。这在毛泽东看来，李德生已经不太可靠了，所以对提名李德生并不积极，而是由周恩来提出来的。不过当时毛泽东对李德生的态度是继续“看看”，对他还有“挽救”的希望。

　　林彪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撤销，由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李德生协助，这样李德生就在军队中成为仅次于叶剑英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把李德生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希望李德生在军队中贯彻执行他的指示和意图。但李德生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据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回忆说：【“批林整风”中提出“批孔”，李德生最早是在1973年5月25日听到的。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讲了批林整风，然后提出要注意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这是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到批孔，是把它作为抓意识形态的一项内容提及的。

　　1973年7月5日，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了前一天毛泽东的谈话，谈到外交部近来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并讲到“批孔”问题，毛泽东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不赞成骂秦始皇。李德生开始感到毛泽东对“批孔”的强调。

　　1973年7月17日，李德生看到毛泽东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李德生开始找有关书籍来看。

　　1973年8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显得很神气地传达毛泽东讲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情况。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李德生专门查找《史记》和《封建论》阅读，看来毛泽东对于“批孔”很是重视。

　　江青在会上要求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时表示，对此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没有异议。

　　就在江青传达毛泽东意见的第二天起，8月7日和1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批孔”文章。

　　（64）

　　“十大”闭幕后，9月4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笔名发表的长篇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接着，一些报刊陆续发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公开影射周恩来。

　　到了这个时候，李德生看出来了，这是在1972年反对“批极左”之后，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报上的“批孔”文章日益增多，调子越来越高，而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就全国范围开展“批孔”问题讨论过。但是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迅速波及部队，在部队引起日渐强烈的反应。

　　李德生亲自遇到一件事：1973年10月中旬，北京军区在华北某地组织军事演习，李德生乘飞机到演习部队去，在西郊机场一位干部汇报说：“听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搞?”

　　李德生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议论呢?李德生坦然地说：“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与此同时，总政治部机关也接到部队的多次请示，李德生同其它领导同志说：“我在西郊机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报纸上的署名文章，不能代表中央。这件事经政治局讨论后，有了决定，将通过中央文件来传达。现在，部队还是应当抓好“十大”精神的贯彻，在“批林”中联系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可以放在政治教育中进行，不要形成运动。”

　　李德生要求总政治部，针对部队的各种思想反映，起草一个《通知》发给部队，以便统一思想。1973年10月24日，总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中批判孔子的意见》。李德生审定后，10月27日作了传达。

　　这个《通知》，是在当时“批林批孔”文章连篇累牍的情况下，做出了军队内部教育方面的规定。《通知》不可能不提“批孔”，但是要求把“批孔”放在适当范围内，防止乱联系、乱点名，防止形成一场政治运动。这就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批林批孔批周公”，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格格不入。江青他们得知总政治部的《通知》后，极为不满，只隔两个月，就公开展开对总政治部《通知》的批判。】

　　从李德生秘书的回忆来看，李德生应该很清楚“批孔”是来自毛泽东的意图，而这个意图指向周恩来。然而李德生却没有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相反却向部队发出一个《通知》，限制在部队中展开“批孔”，这分明就是抵制毛泽东搞“批孔”。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能再重用李德生了，首先要拿掉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于是在1973年12月，毛泽东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次对调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针对李德生。

　　（65）

　　1973年12月，毛泽东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高层军官改组，这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进行这次大改组的原因，最主要的目的为了扶持王洪文接班。

　　前面说过，在讨论王洪文当党中央副主席的时候，许世友为代表的大军区司令员，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抵制情绪，对王洪文不服气。因此毛泽东认为，高层军官是王洪文接班的最大障碍，所以有必要对高层军官，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各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一次改组和整顿。

　　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对这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撤职处理，换上对王洪文服气和听话的新人。可是这样做的触动面太大，触犯的人太多，现在的形势已经与文革初期不同了，不能再用“打倒”的方式了。于是毛泽东就采用“对调”的方式，让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做，每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职位和职务都没有变，只是工作地点变了，这样可以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阻力比较小。

　　以前的大军区司令员，不少是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比如许世友，从1955年开始，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此后一直没有动过。这样许世友在南京军区经营了近二十年，建立起自己的一批人马和势力。这次把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任司令员，而且只能带10名以内的随从。许世友等于是只身去广州军区任职，长年来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亲信都没有了。这样一来，许世友的职位虽然没有动，但势力却小了许多，说话不像在南京军区那么顶用了。

　　因此，毛泽东把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就是要缩小他们的势力。这些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至少也得几年。有这几年的缓冲，王洪文自己的势力也培植起来了，不用怕这些大军区司令了，这就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打算。

　　这次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毛泽东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第二个目的，是对李德生的处分。李德生治军的才能并不是特别优秀，打仗的战绩也不是特别突出，毛泽东看上李德生，主要是看上他的政治才能，让他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可是在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这场政治运动时，李德生主持的总政治部，不但不积极响应，反而“泼冷水”，设限制，这就不免让毛泽东感到李德生辜负他的期待，所以要把李德生拿下，搬开这块阻碍“批林批孔”运动的绊脚石。

　　（66）

　　如果用过去的打倒手法，像打倒罗瑞卿、杨成武那样拿掉李德生，虽说比较简单，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复权的老干部们对“打倒”已经很反感，如果毛泽东再打倒李德生，不但人心尽失，而且会火上浇油，在军队中引发更大的抵触情绪，对王洪文的接班也不利，所以这次毛泽东要用新的办法拿掉李德生。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新的处理李德生的办法，就是不对他进行降职处分，而是把他平级调走，即所谓“平调”。

　　此时李德生不仅是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这些职务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总政治部主任是不能调动的，而北京军区司令员则是可以调动的，所以毛泽东就用“对调”的办法，把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李德生到了沈阳之后，人不在北京，当然就无法再兼顾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不能经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样就在无形之中，把李德生的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拿掉了。不过在名誉上，并没有对李德生进行任何降职处分，这样可以“伤人”较小，减少老干部们的不满和抵触。

　　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之后，他并没有“知错就改”或者“戴罪立功”，甚至还走得更远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要进一步拿掉李德生的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然这也不能用过去的“打倒”方式，所以毛泽东就让李德生“辞职”，让他体面地下台。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兼任北京军区政委，与李德生这个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搭档”。据纪登奎之子纪坡民撰文说：【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去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大概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以为是“四人帮”整他，很生气。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1980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67）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毛泽东说：【我主张把大军区司今员、政治委员都找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

　　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毛泽东先说了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理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所以要互相调动。毛泽东又强调说：“又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这就告诉这些司令员们，这次是平调，不是降职。而且毛泽东也说明，他事先与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商量过，他们两人都同意了。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这个会差不多了吧。】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再次强调八大军区司令员不会被撤职，更不会挨批。毛泽东又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红楼梦》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你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插话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不怕啊?你许世友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为什么让许世友读《红楼梦》呢?他点破了关键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毛泽东更直接地说：“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毛泽东这里是想借《红楼梦》提醒许世友等人，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也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因为政治斗争是不能直接用大白话明讲出来的，所以毛泽东不能直接讲，只能用“假语村言”来提示，让他们自己去琢磨和体会。

　　（68）

　　毛泽东又提到李德生说：【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司令常来常往嘛!李德生刚来北京军区不久，司令员对调，他是陪绑的。】

　　接着毛泽东对李德生说：【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慢慢来，就会顺手。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插话说：“一定顺手。”

　　毛泽东说：【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你李德生是唱李铁梅的，你一家出了一个李铁梅。你也做些好事吧，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然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这些话，是安抚一下他。不过李德生后来真的活到96岁，差一点就99岁了。

　　毛泽东又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也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这里毛泽东又替王洪文说话，让大家不能小看王洪文，因为他们这些司令员，当年也是二十几岁就当军长、当师长了。然后毛泽东又提到邓小平，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毛泽东又对到会的邓小平说：【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在这之前，邓小平已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不过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说要让邓小平当总参谋长，也就是准备给邓小平军权。

　　最后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一仗呢。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泽东后面这些话，显然又是影射周恩来对美国“软”，怕打仗。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5日，曾多次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然而在12月6日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又“和解”了。毛泽东安排在12月12日，也就是在与周恩来和解之后，才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事，这也是考虑周恩来的原因。

　　（69）

　　不少人认为1973年11月底到12月初召开的一系列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准备从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作罢。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释一些基本的事实。因为毛泽东要拿掉某个高官，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意气用事，毛泽东总是非常慎重地进行事前的部署。

　　毛泽东的事前部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事先向自己信任的高官“打招呼”，第二个部分是事先做好军事方面的防范性部署，以防被拿掉的人铤而走险。林彪在被拿掉之前铤而走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毛泽东在拿掉某个高官之前，事先总要“打招呼”，把自己的政治意图向信任的高官们“交底”，这样才能使那些高官在关键时刻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更不至于“站错队”。这种“交底”，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讲，绝不会通过第三者来传话。因为第三者的传话，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毛泽东的意图。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事先亲自向周恩来等人“交底”;在拿掉林彪之前，毛泽东也在南巡中，亲自向高官们事先“交底”。

　　如果毛泽东要在1973年11月，借着召开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一举拿掉周恩来，那么毛泽东肯定事先要向自己最为信任的江青集团“交底”。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向江青集团成员或者其他高官“交底”之事。江青在这次会上指责周恩来“迫不及待”，并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后来江青的这些话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此事反过来可以证明毛泽东没有向江青“交底”。如果毛泽东真想拿掉周恩来，而事先不向江青“交底”，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再者，如果毛泽东真要拿掉周恩来，他就必须事先防范周恩来铤而走险，干出无法预测之事。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周恩来会那么“老实”地束手就擒，林彪最后的铤而走险就是很好的教训。所以毛泽东真要拿掉周恩来的话，军事上的防范性动作，是事先必须要做的。

　　前面提到过，在拿掉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之前，毛泽东都事先做了防范性的军事部署。而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做针对于周恩来的军事部署的情报。毛泽东事先不做任何军事部署，就着手直接拿周恩来，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其实毛泽东在批评周恩来的同时，也向周恩来放出强烈的信息，就是这次会议只是批评一下周恩来，不会触动周恩来的职位和权力。

　　（70）

　　毛泽东这么做，就是要防止周恩来误解他的意图。万一周恩来误以为这次毛泽东要拿掉他，来个最后一搏，干出什么铤而走险之事，那就要出大乱子了，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周恩来误解他的意图。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第一件事是不动周恩来的外围，直接批周恩来，而且还把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批。从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的“剥笋”策略，先拿掉刘少奇的外围彭真等人，最后才向刘少奇动手。打倒林彪的过程不完全，但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先拿掉林彪的外围“四大金刚”，最后才准备向林彪动手。

　　如果毛泽东真的要拿掉周恩来，那么他还是要“剥笋”，先拿掉周恩来的外围，不会直接上来就把火力对准周恩来，更不会把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批，因为这有违毛泽东“各个击破”的一贯战术。周恩来看毛泽东没有先对他的外围动手，就应该估计出这次毛泽东只是“动嘴”，不会“动手”。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的第二件事，是不亲自参加批周的会议。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最后的关键会议上，他都是直接参加的，这样才能镇住场面，才能让高官们敢于批刘。而这次批周的会议，毛泽东只是让唐闻生等人传他的话，自己不出席，这样会议的力度就大打折扣，并且没有毛泽东的亲自撑腰，许多高官也不敢向周恩来发难。所以周恩来看毛泽东不亲自参加这些会议，也应该估计出这次毛泽东只是“动嘴”，不会“动手”。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的第三件事，是不对军队做任何布置或动作。如果毛泽东在批周的同时，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那么就有可能让周恩来误以为这次军区司令员对调是针对他的，就有可能“刺激”周恩来干出什么铤而走险之事。所以毛泽东要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件事，放在他与周恩来和解之后，这样才能让周恩来放心这些事不是针对他的。

　　据原中联部部长耿飚回忆说：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他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谈到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恩来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不仅是说给耿飚的，也是周恩来自己的心态。

　　（71）

　　周恩来挨批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受的，心里肯定不痛快，这些毫无疑问。但周恩来当时也应该很清楚，毛泽东此举只是要打一打他的威信，不是触动他的职权，所以周恩来并不会担心自己被打倒。现在不少人夸大了这次批周会议，把周恩来描述成地位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这是不正确的。

　　还有人说毛泽东不打倒周恩来，是因为毛泽东担心或害怕失去周恩来，就没有人替毛泽东“干活”了。似乎少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了。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毛泽东从来没有依靠或依赖过周恩来，所以他也从不担心少了周恩来，政权就会维持不下去。事实上，周恩来早于毛泽东半年多去世，周恩来死后，毛泽东没有任何的担心或害怕，毛泽东的政权照样正常运转，绝没有出现少了周恩来就“不行”的情况。其实这个世界，少了毛泽东本人也不会“不行”。所以毛泽东不可能担心少了周恩来，他就维持不下去了。

　　不过在1973年12月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还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政治局要议政。军委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毛泽东这里说的“议政”，就是“批林批孔”，因为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对“批评批孔”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所以毛泽东要督促他们“议政”。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74年1月中央发出“批评批孔”的一号文件，号召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

　　“批评批孔”开展之后，江青又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中。尽管毛泽东不希望江青在这次运动中出面，可是江青仍然仗着她的身份和地位，不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出风头，而且还做了不少干扰毛泽东运动方向的举动，其中之一就是吹捧武则天。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回忆说：【1967年3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

　　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72）

　　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说：“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毛泽东批评江青“有武则天之心，无武则天之才”，还真说的不错。江青借着“批林批孔”运动，真的公开吹捧起武则天来。1974年第四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公然吹捧武则天，文中说：【武则天敢于大胆地参与国事，亲自执政，推行法家路线，这本身就是对儒家所谓正统思想的蔑视和造反，就是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批判。

　　武则天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施行坚决铲除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政治路线，改革政治制度。武则天在她所统治的时期内，基本上是贯彻了一条法家政治路线。她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

　　“梁效”原是毛泽东建立的独立于江青集团的写作组，可是江青发现这个写作组后，就积极插手，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迟群、谢静宜等人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尽可能满足江青的要求，于是就按照江青的意图，写了吹捧武则天的文章。

　　“梁效”写作组吹捧武则天的文章发表后，其他刊物当然积极跟上，继而发表了《谈武则天的反儒精神》、《武则天——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等一系列吹捧武则天的文章。“梁效”写作组还按照江青的意思，写了吹捧刘邦夫人吕后的《法家人物简介——吕后》等文章，为江青将来掌握最高领导权制造社会舆论。

　　江青在此期间明显干涉毛泽东的决策，是反对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对此，毛泽东不得不给江青写信，明确地告诉说：【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这是邓小平自1966年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公开在国际舞台露面，这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引起一次政治震动。王洪文作为接班人，人们已经感到意外了;而邓小平成为接班人，人们更是感到“意外中的意外”。

　　（73）

　　在战争年代高官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降职或撤职处分之后，又重新复出的现象很多。毛泽东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邓小平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新中国建国后，就不再有这样的例子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犯了错误之后，都是“一错到底”。只有邓小平是唯一的例外，他犯了严重错误，被打倒之后，又再次复出。当然，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官们复出，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当初打倒邓小平的时候，并没有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而是把他保留下来作为备用的棋子。如果文革的发展形势很顺利，当然用不着动用备用部队。可是文革却出乎意料的不顺利，以至于毛泽东不得的动用邓小平这个备用棋子了。

　　毛泽东最初动用邓小平的用意，并不是让邓小平接班，而是让他辅佐王洪文，当王洪文的军师。毛泽东知道，要想让王洪文这样的年轻人顺利接班，最好是有一个执政水平高、谋略老练的军师来辅佐。然而这样的军师却很难找，因为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执政水平高的人，往往威信也高，很容易将王洪文取而代之;执政水平低的人，威信当然也低，不会对王洪文的地位构成威胁，但对王洪文的帮助作用也很有限。

　　让周恩来、朱德这些人辅佐王洪文，在毛泽东死后，肯定要取而代之。周恩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都敢抵制毛泽东的方针政策，一旦毛泽东去世，那就是一切周恩来说了算了，王洪文肯定要靠边站。因此，理想的军师人选，最好是执政水平高，而威信却不高的人。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看上了邓小平。邓小平的执政水平高，毛泽东是相信的，而邓小平在文革中被大批判了一次，威信受到很大打击，正好满足毛泽东期待的“执政水平高，威信却不高”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就想到让邓小平给王洪文当“军师”。毛泽东在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对众人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毛泽东这里很明确给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而不是“王储”。

　　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他死后，王洪文当党中央主席，是国家方向路线的制定者;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方向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毛泽东相信王洪文有坚定的立场，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对王洪文的执政能力却表示怀疑;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高超的执政能力，但对邓小平的立场坚定性又表示怀疑。所以最好就是把这两个人“搭配”起来，取长补短。毛泽东希望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就像他与周恩来的搭配一样，毛泽东制定路线，周恩来执行路线。

　　（74）

　　因此，毛泽东的思路是，在他死后，把党权交给王洪文，把政权交给邓小平。而在至关重要的军权问题上，毛泽东却比较犹豫。毛泽东知道军队是非常讲论资排辈，讲战功的。像江青、张春桥这些既没有资历，也没有战功的中年人，在军队中是很难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的，更何况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儿童团”。所以要想让王洪文掌握军权，肯定是不现实的。而邓小平早年就在军中任职，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既有资历，又有战功，在军队中的威望甚至要超过叶剑英元帅，可以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

　　不过毛泽东把军权全部交给邓小平，又怕他的权力太大，王洪文控制不住，所以毛泽东就想到让叶剑英和邓小平分享军权。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地位高于邓小平;让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实权大于叶剑英，形成两个人的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在军中独大。这样一来，王洪文就能控制这两个人了。关于毛泽东为什么重用叶剑英的问题，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上述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设想，这些设想能不能实现，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不是人力可为的，所以毛泽东就在“人和”方面努力。毛泽东一方面为王洪文树威，另一方面也帮邓小平恢复一定的威信。毕竟邓小平在文革前几年中，一度被批得很“臭”，因此需要帮邓小平恢复威信。

　　1972年底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出头露面并不多，特别是没有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因此在1973年3月，毛泽东给邓小平一个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让他当中国代表团团长，去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言。

　　这次本应由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此时周恩来病情较重，不宜出国远行。周恩来让王海蓉去打探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王海蓉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于是王海蓉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3月2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可是在这次会上，江青却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邓小平犯过严重错误，刚刚恢复工作，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

　　（75）

　　因为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的讨论没有结果。3月24日，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建议和江青的意见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的建议。然而就在同时，江青把王海蓉、唐闻生叫到她的住处，要求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企图阻止邓小平率团出国。

　　王海蓉把江青的意见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不知道江青说的话，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她本人的意见，于是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去向毛泽东请示。当天毛泽东身体不好，让秘书传话说：“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我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将在明天向政治局传达主席的指示。”

　　同时在这天，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蓉、唐闻生，继续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王海蓉、唐闻生也搞不清江青的“来头”，于是打电话给毛泽东秘书问：“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

　　秘书回话说：“毛主席说，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这次会议周恩来特别请王海蓉和唐闻生来列席。会上江青对王海蓉和唐闻生进行了训斥，再次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但王海蓉也寸步不让，两人就在会上争吵起来。最后，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除江青外都同意了邓小平率团出国，而江青仍然坚持反对，说：“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

　　江青收到毛泽东的信，只得改变意见，同意了邓小平出国。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联大上的发言稿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没有出席会议。

　　周恩来很快看出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用意，也看出毛泽东这一招棋是高手。不过周恩来也有他的破解办法，就是把邓小平团结和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周恩来是非常善于团结和争取人的，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全体政治局成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四千余名群众，到机场为邓小平隆重送行。4月19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回国，周恩来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以同样的规模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周恩来亲率数千人的庞大队伍为邓小平送行和迎接，给足了邓小平面子，也让人民群众感到邓小平在中央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76）

　　毛泽东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八十多岁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说他发动的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主要是指党内高官对文革的反对。毛泽东的文革之所以搞了十年还无法取得胜利，关键就是党内存在一个强大的反对集团，而周恩来就是这个反对集团的首领。毛泽东从发动文革之初，就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在反对文革势力中的首领地位，毛泽东也多次试图拿掉周恩来，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实力大增，毛泽东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已经不现实了，只能在思想上跟周恩来进行“斗争”。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三年中，他发起了两次针对周恩来的思想运动，第一次是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第二次是1975年下半年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这两次运动都不是要对周恩来进行什么组织处理，而是旨在与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为代表的反文革派争夺“思想阵地”。

　　“批林批孔”运动的针对性还不是特别明显，可以看成是对周恩来1972年发起的“批判极左思潮”运动的反击;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针对性就十分明显了，以至于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要公然抗辩说：“我不是投降派!”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次运动的轨迹。

　　197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197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197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1974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1974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1974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再批“克己复礼”》

　　1974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

　　……

　　1975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水浒>》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1975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77）

　　这里先说“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可以说是“批林批孔”的纲领性文章，该文章开头就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该文首先声明：(一)批林批孔是一场政治斗争;(二)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就是声明“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也说明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高度重视。

　　该文继续说：【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为什么拼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

　　该文在这里说明批孔的理由，声称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要复辟旧制度，要把历史拉向倒退。这里所谓的“旧制度”，暗指文革以前的旧体制，暗指“恢复文革以前的旧体制，就是要把历史拉向倒退”。

　　该文继续说：【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该文章把“批林批孔”提得很高，“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革命”、“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特别还对“各级领导”声明：“对批林批孔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该文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各级领导”对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都是敷衍了事。在1974年的时候，大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复权的老干部们掌握。老干部们已经被文革以来的运动搞“怕”了，不管是针对谁的“运动”，他们都要抵制，因为怕运动搞大了，最后会搞到自己头上。

　　这样一来，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报刊上喊得很高，到了基层就无人理睬，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再发起“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这是后话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发起一场号召群众起来“反潮流”的运动。“反潮流”运动中的重要风云人物有三个：李庆霖、张铁生、黄帅。

　　（78）

　　李庆霖是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而出名的人物。李庆霖是福建人，原为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某小学任教。1972年底，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下乡插队，口粮不够吃，没钱看病等问题。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后，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1969年起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79）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些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大安!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人民来信”，不禁泪下。毛泽东对李庆霖大胆敢“告御状”的勇气十分赞赏，毛泽东就喜欢这种敢说话，敢造反的人，因为在文革的大环境中，直言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

　　毛泽东让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泽东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80）

　　1973年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李庆霖胆颤心惊地打开信封，里面是毛泽东回信的打印件(原件留存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不敢相信毛泽东会给他回信，激动得泪流满面。毛泽东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4月26日】。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

　　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国务院很快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各省、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国务院同时做出指示，放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体措施，并且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

　　中央开始调查之后，全国各地有关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继揭露出来，其中最恶性的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数十名女知青。对此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发出1973年104号文件《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该通报写道：【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参谋长，48岁，河北迁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两人奸污、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一下子使李庆霖身价百倍，很快入了党，成为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时李庆霖是作为“反潮流英雄”出现的，李庆霖在介绍他的“反潮流经验”时说：【有人说：“反潮流危险，随大流保险”，这是十足的利己主义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不可能为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而“鞠躬尽瘁”，到革命队伍里来寻找个人的功名利祿，来混饭吃，其面目实在可憎!

　　更有一种人，他们自己不敢反潮流，看到别人反潮流，就忙着把自己装扮成饱经风霜和深明世故的“识时务”者，似乎很关切地说：“你敢反潮流吗?历史上敢于反潮流的人，到头来都落一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不过后来的历史似乎是在跟李庆霖开玩笑，反过来应验了李庆霖批评的“识时务者”的话。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后来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于1994年提前出狱。

　　（81）

　　毛泽东提倡“反潮流”，本质上与提倡“造反”是一样的。在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被人民群众爆发出来的“造反精神”大为鼓舞。可是到1973年的时候，随着文革大潮的过去，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也衰退了。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再次鼓舞起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

　　不过人们已经把“造反”这个词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一起了，如果毛泽东再次号召“造反”，人们就会误以为又要搞第二次文革大革命。鉴于这个原因，毛泽东要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造反”，这就是“反潮流”。号召人们敢于“反潮流”，和号召人们敢于“造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毛泽东特别期望反对文革的潮流到来的时候，有人敢于站出来“反潮流”

　　反抗上级，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样的行为就被称之为“造反”，也就是“反潮流”。“反潮流”运动中的三个“英雄人物”李庆霖、张铁生和黄帅，其“英雄事迹”都是敢于反抗上级。

　　李庆霖在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之前，曾有过漫长的上访经历。李庆霖先到儿子插队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无结果;然后他又去上一级的莆田县革委会反映情况，仍无结果;之后李庆霖又到上一级的莆田地委反映情况，但还是毫无结果。上访无法解决问题，李庆霖最后才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诉说自己的不满。李庆霖“不满”的对象，是莆田地区的领导，告他们的状。后来莆田县委特别对李庆霖之事做了检讨。

　　张铁生的“反潮流”，也是向上面写信“告状”，诉说自己的不满。张铁生“不满”的对象，是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文革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照搬苏联的教育体制，把大学分成文科、理科、工科，进行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按照分数的高低择优录取。前面多次提到过，文革前的高考体制，有利于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子弟，而不利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所以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高考制度。

　　文革经过几年“大乱”之后，197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是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1972年全国高校开始按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标准，大面积招收工农兵学员，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走后门”问题，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第二个问题是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差距太大，为了照顾文化水平低的学员，大学教师不得不补讲中学的课程，这样就把大学教育水平降低到中学水平，降低了大学生的质量。

　　（82）

　　针对第二个问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197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年夏，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一考试。这次的入学考试，虽说不是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唯一条件，但必然会把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学员排除在外，当然将引起他们的不满。有一位辽宁省的考生张铁生，考试时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铁生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后来担任生产小队长。1973年，23岁的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在文化统考中的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于是他在考卷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该信如下：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职)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6月27日接到通知后，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考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我总觉得实在委曲(屈)。

　　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复习，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是那样，我将受到自己革命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没有意思，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1973年6月30日】

　　（83）

　　张铁生这次考试的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配发编者按：

　　【这里刊载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同志是196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张铁生的信发表之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考试又取消了，直到1977年重新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1973年秋，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录取，并破格发展为党员，并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徒刑，1991年获释。出狱后张铁生经商，据说现已为亿万富翁。

　　关于张铁生的“罪行”，当年的材料揭发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曾做过一些“反动言论”，这里摘要如下：

　　(一)1976年9月9日晚张铁生在辽宁省团省委机关的谈话。张铁生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

　　（84）

　　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却是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

　　毛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让人不好理解。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华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王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和担心。今天听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才听到有毛远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种安慰，算是幸运吧。我们的担心和信心是同时存在的，邓纳吉还可能上台，这一点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

　　我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

　　今天晚上，我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把吴献忠、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畅谈一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交流一下思想，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1976年9月10日张铁生的谈话。张铁生说：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有个感觉，主席不在了，靠谁?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下不能讲，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的一些话，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认了帐，是否同邓纳吉划清界限?我看是没划清。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中央、江青同志唱了反调。去年传达20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时，传达了他的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从满腹牢骚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是偏右的。

　　（85）

　　最近，在传达中央13号文件时，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他的许多话不像党中央讲的话，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没突出批邓。他同王洪文同志的插话不一样，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他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这是一个严重时期。主席在世时，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主席病逝后，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哭是没有用的，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

　　有话就讲，我可是坐不住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希望同省委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我自己无所顾虑，心怀坦白，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三)1976年9月14日张铁生的谈话。张铁生说：

　　【主席没有叫咱们哭，咱们要冷静。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纳吉还留在党内，邓纳吉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还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爷”那里，有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

　　主席不在，但主席思想是永存的。走资派要重新上台，没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的意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86）

　　反潮流的另一位著名英雄，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的黄帅。按照现在的看法，当时12岁的黄帅是未成年人，是没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的。事后不少人怀疑黄帅的日记以及写给报社的信，并不是她本人写的，而是她父母代替她写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黄帅作为未成年人并没有刑事责任，而黄帅的父亲受到了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黄帅成为“反潮流”风云人物，是源自她给《北京日报》写的一封信。黄帅的信如下：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

　　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

　　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黄帅。1973年10月21日】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一个12岁的小学生，写出这样政治概念很强的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像“压制民主”、“师道尊严”这样的政治概念，12岁的孩子能理解多少?特别是一个小学生，受到老师的“欺负”之后，按常理应该是向父母求援，向父母哭诉，怎么会想到给报社写信呢?

　　再看看黄帅写的日记摘抄：【1973年9月7日。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87）

　　【1973年9月28日。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像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

　　【1973年10月13日。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1973年10月18日。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1973年10月19日。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据黄帅的语文老师齐鸿儒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黄帅是个开朗的学生，但不怎么爱说话，也不是学生干部。在她给报社的信公开发表之前，她在学生中并不特别惹眼。”

　　黄帅之所以要写的日记，是因为语文老师齐鸿儒要求学生们每天写日记，并且把每天写的日记给他看。齐鸿儒说：“其实我的目的主要是训练学生作文，并不特别看重内容。每天看完后只是批个‘阅’字。但我也注意到黄帅在日记里向我提了意见。她后来给报社写信，可能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实我并不是在‘报复’她。自己当时年轻气盛，批评方式简单粗暴了一些。”

　　黄帅在日记中写了批评齐鸿儒的话，又把这个日记给齐鸿儒看，引起齐鸿儒对她的批评，以至于打击报复，完全可以理解。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下级批评上级是不可以的，学生批评老师当然也是不可以的。所以黄帅作为学生却敢批评老师，被认为是反潮流的英雄。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写编者按：【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88）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黄帅在1979年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当时学校对是不是录取黄帅有顾虑，事情反映到时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发话说：“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于是北京工业大学录取了黄帅。1984年黄帅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计算机研究所工作。1986年黄帅赴日本留学，1998年黄帅回国，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在“反潮流”运动中还有两个人不像上述三个人那么有名，但也值得一提。一个是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张玉勤，时年15岁。1973年7月10日，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背面，写了一个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第二天校长罗天奇批评张玉勤说：“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校长又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批判。7月14日，在附近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系自杀身亡。

　　事后，校长罗天奇和班主任杨天成被开除公职，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并给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1977年张玉勤自杀事件被平反，撤销对罗天奇、杨天成的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

　　另一个反潮流的风云人物是主动申请退学的钟志民。钟志民的父亲钟学林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是参加过长征的行政九级老干部，母亲也是正处级干部，是典型的高干家庭，住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

　　1968年钟志民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到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不过钟志民插队不到三个月，他就通过“走后门”参军入伍了。1972年，在部队当步兵班长的钟志民，请求父亲帮他上大学。于是通过“走后门”，20岁的钟志民很顺利地进入南京大学。

　　开学前，钟志民的父亲问他想读什么专业，钟志民说想学哲学，于是钟志民成为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然而在一年后的1973年9月，钟志民却向学校提交了一份退学申请报告。钟志民在退学申请报告中说：

　　【敬爱的校党委：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学员。去年大学招生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有关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

　　（89）

　　来到学校以后，通过一年多来的学习，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涉及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把人民给予的职权，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问题。

　　“走后门”这种做法，是利用人民所给的职权，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

　　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不，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不正之风像瘟疫一样地侵蚀着我们的党，它破坏党和人民的联系，损害党的优良传统，它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根本不相容的!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一切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学里送，而不是想到让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呢?无非是以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还跟过去一样，是成名成家的阶梯，上大学可以“有出息，有知识”罢了。

　　过去我总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出身在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劳”的家庭，受到一点特殊照顾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不，这种想法错了!我们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享受照顾?凭着一个电话就来上大学，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以为出身好，好像在人格上就比别人高贵，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的人，思想更危险，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

　　人民给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用来谋自己或少数人的私利。只有遵循了这些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不变成修正主义，才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说这些话当然是包括我自己的，首先是对我自己而言的。在我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父亲、母亲，革命的前辈用鲜血打来的江山，难道就在我们面前断送掉吗?不，决不能!我们在生活上不应该依靠父亲、母亲，在政治上却一定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90）

　　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要有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走后门”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是不利的，它帮助我们逃避火热的斗争，它引导我们去走个人主义的道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误人不浅的、通向资本主义的“鬼门关”。

　　敬爱的校党委，以上就是我对于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认识。这些想法，暑假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假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妈妈都谈过了，他们都支持我的想法，都同意我对问题的认识。我没有经过推荐，也没有经过选拔，没有按照招生手续入学。所以，我向校党委申请，把我退回部队去。我决心回到部队去，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顺致革命敬礼!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钟志民。1973年9月28日】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已《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为题，刊登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马上引起一阵轰动，钟志民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国。很多人出于感动，纷纷给钟志民写信，写信人中间有一位南京的女医生，非常赞赏钟志民的行为，后来她成为钟志民的妻子。

　　钟志民本想在退学之后回部队，可是在部队当兵也是通过“走后门”的，最后钟志民决定一退到底，退回到插队的农村去当农民。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父母认为他的想法是好的，但不一定退到农村去。钟志民则说：“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钟志民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一个农民也好。”

　　1974年春节后，钟志民回到当年插队的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据钟志民说：一开始，他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点想念南大的生活，觉得读书真好。但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学组织学生会干部去看望钟志民，钟志民的同学谷嘉旺回忆说：“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说普通话。”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要把钟志民打成“四人帮”的人，但村里的人都为他说好话，最后安全过了关。1977年，钟志民成为生产队长，1978年成为支部书记，之后又成为南康县委副书记。1987年钟志民被任命为江西省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商引资。1997年，钟志民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如今是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钟志民说：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悔。

　　（91）

　　前面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反潮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几个“英雄”人物，这是因为这几个“反潮流”人物反映出毛泽东对“学习榜样”的态度变化。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的榜样，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纪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那样奉献型的人物。他们的特征是“不为名，不为利，甘当人民的勤务员”。在文革前，毛泽东树立的“榜样”是雷锋，1963年3月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精神”。

　　所谓“雷锋精神”主要有两点：奉献和服从。体现雷锋“奉献”的是“做好事”，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体现雷锋“服从”的是“螺丝钉”精神，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雷锋说他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然而“反潮流”的三大英雄李庆霖、张铁生、黄帅，都是“不服从”的典型，不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是敢于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上级抗争。毛泽东提倡的这种“反潮流精神”，显然与“雷锋精神”有相悖之处，某些地方甚至是相反的。从提倡“雷锋精神”到提倡“反潮流精神”，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变化。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化，早在文革前就表现出来。刘少奇曾提出党员要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驯服工具论”，毛泽东当时对此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也没有支持这种做法。在文革中，毛泽东专门组织人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不少批判“驯服工具论”的文章。

　　这里摘录一篇《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全国劳动模范山秀珍批判“驯服工具论”的文章。该文说：【大叛徒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肆贩卖“驯服工具论”，用奴隶主义的“组织观念”和“绝对服从”来禁锢党员的思想，用什么“委曲求全”来麻痹党员的革命斗志，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963年我县调来一个县委书记，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搬出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来压我，说什么：“你是全国劳动模范，就应该是驯服工具的模范。就是上级错了，你也要执行!”

　　我对他的话很反感。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的教导给我撑了腰，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能盲从错误的决定!”

　　从此他对我怀恨在心，经常寻机打击我。1966年4月，这个县委书记派人到我村，不问青红皂白，就让我靠边站，还污蔑我是“阶级敌人”。我气愤地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把我当成敌人?”

　　他们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就是错了，你也得忍受。”……】

　　（92）

　　毛泽东提出的“反潮流精神”，颠覆了过去宣传的那种“奉献”、“服从”等党员的美德，否定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观念，提倡党员要“经过自己头脑思考，绝对不应盲从”。

　　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雷锋也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毛泽东认为这种听话服从的人，最容易成为别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所以毛泽东晚年不再提倡雷锋精神，而是提倡反潮流精神。

　　在毛泽东提倡“雷锋精神”的时候，党内是一致赞同，除了毛泽东给雷锋题词之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给雷锋提了词。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而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党内赞同的意见就不多了。周恩来除了应景的话之外，并没有发表赞扬上述三位“反潮流战士”的讲话。

　　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来看，“雷锋精神”与儒家文化是相通的。儒家特别强调“服从”，提倡所谓“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点与“党员”绝对服从于“党组织”，基本上是一致的。近代以后，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质疑，比如鲁迅批评说：“孔子提出三纲五常，硬要民众当奴才。”

　　但文人学者对儒家的批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则是落到了行动上。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提倡下级敢于怀疑上级，敢于反对上级，甚至提倡学生敢于反对老师，这无疑是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家的学说。

　　由于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国人形成一种比较温和顺从的民族性，而毛泽东却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试图把中国人培养成敢于反抗，敢于抗争，桀骜不驯的民族。

　　（93）

　　“师道尊严”在儒家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形成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以前中国的学校，是老师坐着讲课，学生站着听课;现在的老师站着讲课，学生坐着听课，是学习西洋的结果。毛泽东对“师道尊严”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对黄帅敢于反抗老师的行动颇为赞赏。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啊!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给李庆霖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考考他们。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对北京地区17所高校的600多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考题的水平是初中水平。考试前工宣队告诉教授们：“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考试成绩不入档案，不公开，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学生考试的苦处。”

　　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参加这次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及格者只有53名，90%以上的人都不及格，平均分数为20分。其中理科教授，特别是物理教授考的最好，做初中数理化题目基本没有问题。而文科教授考的最差，基本交了白卷。一些教授抱怨说：如果有时间复习看看书，他们肯定能得满分。这正好与张铁生的抱怨一样，因为张铁生声称自己忙于生产劳动，没有时间看书复习，所以考不好。当然这次“考教授”，只是意在给他们一次“体验”，考试成绩对教授们并没有任何影响。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到1974年7月，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但对毛泽东来说，对“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满意。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江青的干扰。江青干扰毛泽东的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名批评了江青，并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94）

　　江青看出毛泽东的后事安排中，她是不包括在内的。但江青并没有放弃，她还要争取。既然毛泽东不支持她，江青就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干出一番令人瞩目的成绩，造成既成事实，使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她有接班的能力，最后让她接班。

　　江青把着眼点放在党内第二号大树周恩来身上，向周恩来发起攻势。江青认为，即使她不能打倒周恩来，只要把周恩来打个遍体鳞伤，退避三舍，那么不仅毛泽东要承认江青的政治才能，就是党内的老干部们，也不得不对江青“服气”，这样江青就可以拿到接班人的位子了。江青的政治战略还是不错的，因为她要想接班的话，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但江青的政治战术就不行了。如果是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他会用“剥笋”战术，各个击破，先不动周恩来，而是发起向周恩来外围的攻势。等到把周恩来的外围拿掉，把周恩来孤立起来，最后才向周恩来开刀。然而江青却是单刀直入，直接放火烧向周恩来，结果周恩来没烧起来，却烧了自己。江青的性格是过于胆大而缺少谨慎，过于自负而缺少谦虚，当冲锋陷阵的大将很合适，当运筹帷幄的元帅就不行了。

　　本来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只是意在批判周恩来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非意在批判周恩来个人。而江青却借着“批林批孔”运动，塞入自己的“私货”，这就是批“周公”，试图把“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转移到批“周公”上，也就是转移到对周恩来个人的批判上。为此江青动用她的小集团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掌握的宣传工具，大搞“影射史学”。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是“批周公”。他们从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把孔子联系到周朝的“周礼”，而周礼的制定者，相传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周公，从而进一步从“孔子”联系到“周公”，最后把“批孔”联系到“批周公”，影射周恩来。其实历史上的周公并不姓周，而是姓姬名旦，周公是对姬旦的尊称。不过周公当时的地位类似于宰相，与周恩来的地位相近，所以正好用“周公”影射周恩来。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二，是把孔子描写成“宰相”。因为周恩来的总理一职，相当于过去的宰相，所以就用“宰相”来影射周恩来。1974年 4月，在江青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说成是“代理宰相”。

　　（95）

　　其实孔子当时的职位是“司寇”，也就是后来的“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孔丘其人》把孔子描述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让人联想到周恩来。

　　《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更加形象地描写道：“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在国君面前，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三，是批判所谓的“宰相儒”，也就是担任宰相职位的儒家。在批判秦国宰相吕不韦的时候，特别提出批判吕不韦的“中跆之道”。《评<吕氏春秋>》一文说：“所谓‘中跆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表现出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

　　在批判汉朝宰相霍光的文章中，把霍光描写为：“他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四，是批判改变秦朝历史进程的人物赵高。《红旗》杂志1974年8月发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该文讲述了所谓赵高“复辟”的故事。该文说：【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得不够彻底，以致让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还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在秦始皇病重死后，赵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乘机发动政变，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在赵高发动政变之时，身居丞相要职的法家李斯，本来有可能粉碎赵高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是他妥协动摇，铸成了大错。

　　赵高篡权后，以复辟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并对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

　　除此之外，江青还进一步提出要批“现代的儒”。1974年6月12日，江青在召集“梁效”等写作组开会时，用露骨的话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

　　（96）

　　1974年6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批“现代大儒”，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发表关于儒法斗争的长篇讲话，从先秦谈到明清。江青特别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1974年6月23日，江青去天津市小靳庄参观时，听说小靳庄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江青说：“‘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你就叫周克周吧。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这种露骨地批“现代大儒”的企图，由于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只能停留在个人讲话的阶段，无法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江青除了搞“影射史学”暗批周恩来之外，也抓机会向周恩来发难。比较典型的是“蜗牛事件。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美国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1973年11月，四机部派人前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生产玻璃显像管的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方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工艺品。江青得知后，认为这是美方讽刺挖苦中国“爬行主义”，于是江青亲自到四机部发表讲话，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周恩来顶住了江青的进攻，他派外交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称：【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周恩来把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然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蜗牛事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是错误的，不印发，不传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这样，江青的这次发难失败了。

　　（97）

　　江青对周恩来的另一次发难，是批判“黑画”。从1972年开始，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的布置画要有民族风格，并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当时有关部门集中了一批中国画，突击创作了二千余幅中国画，作为宾馆的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这个工作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和亲自抓的。

　　于是江青等人就试图在这批中国画里，找出什么把柄来向周恩来发难。1974年2月15日，根据江青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黑画”展，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其中一幅画上，画了一幅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的猫头鹰，于是被认为是表示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一幅画上画了一只伏在石头上的鸡，于是被认为是用“危机四伏”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一幅风景画上，画了一座五孔桥，桥上有七个行人，于是被认为是攻击“五七干校”;一幅画上画有3只虎，3只虎构成一个“彪”字，于是被认为是为林彪翻案;一幅画了8朵残花，于是被认为是影射8个“样板戏”没人看，等等。

　　《黑画展前言》写道：【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新面貌，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有些不断含沙射影，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甚至公开为叛徒林彪翻案，而它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这一切是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文章，批判周恩来主持搞出来的这批中国画。文章说：【最近，我们看到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这里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国以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不禁要问这本画册的编印者，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些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江青搞这种捕风捉影的小动作，让人感到荒谬至极，不但起不到攻击周恩来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对江青集团的反感。江青还把一系列“黑画”的照片，送给毛泽东过目，准备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之后，立即在“两报一刊”发表重磅批判文章。毛泽东翻看了这些照片，却称赞这些“黑画”画得不错。江青自讨没趣，只得草草收场了。

　　（98）

　　1974年7月，毛泽东感到自己身体还可以，再次准备外巡，另一方面也算是休养。这是毛泽东自从1972年大病之后，第一次离开北京去外地。毛泽东在临行前，要对政治局作一些重要的交代，于是他在7月17日，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处开会。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罕见地点名批评了江青。与其说毛泽东“批评”江青，更应该说毛泽东是在“提醒”江青。因为江青在这一段“批林批孔”运动中，拉着她自己的“班子”，擅自另搞一套。江青的做法毛泽东很不满意，因此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毛泽东还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点出“四人小宗派”的问题。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也说：“对她(江青)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这次毛泽东对江青点名批评，主要目的还是要“挽救”她，因为话说轻了，江青是听不进去的。尽管如此，江青还是我行我素，以至于到1975年5月，毛泽东让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并让江青做出书面检讨。这是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书面检讨，对她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些都是后话了。

　　就在毛泽东这次离开北京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医生们发现毛泽东得了绝症，最多还能活两年。关于毛泽东的病情，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尽管李志绥《回忆录》的内容，在政治和生活方面，被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批驳，但李志绥关于毛泽东病情的叙述，至今未有人提出异议，这说明李志绥对毛泽东病情的描述，还是可信的。因此。这里摘录一段李志绥对毛泽东病情的描述。

　　在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之前，先摘录一段李志绥讲述的毛泽东得知康生患癌症后的反应。这对于理解毛泽东的性格，特别是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得病后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李志绥说：【1972年5月中旬，周恩来告诉我，康生照了爱克斯光片，怀疑有肺癌。接着康生作了膀胱镜检查，确诊为膀胱癌，医生的意见是手术切除。

　　（99）

　　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都得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才能开刀。康生的医疗，也得由毛泽东批准手术。毛泽东说：“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康生)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

　　但康生已经知道他患有癌症，医生也劝他马上动手术。在康生一再催促下，只做了膀胱镜局部烧灼治疗。】

　　由李志绥的回忆可见，毛泽东对康生得癌症的态度，也是“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开刀”。这样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开刀”，也就容易理解了。

　　关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的态度，李志绥也回忆说：【周恩来因此也做了身体检查，周恩来照了一次爱克斯光肺片，并劝毛泽东也照一张，毛泽东不肯。我们只替毛泽东做了尿细胞检查，经过反复多次的尿细胞检查，毛泽东的尿液没有不正常的细胞，但周恩来的尿液中确定有癌细胞存在。

　　周恩来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开始时毛泽东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毛泽东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恩来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

　　后来经过多次解释，毛泽东似乎同意了周恩来患癌症的这个诊断，但对于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仍然抱着不赞成的态度。毛泽东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休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些。”毛泽东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坚持不再做检查，说：“以后不要多查了。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谁晓得查得准不准?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不闹得鸡犬不安。我是不要你们的检查，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此后毛泽东一直拒绝检查身体，心电图、爱克斯光胸片这些最简单的检查，都没有做成。

　　周恩来生病后，毛泽东对医生的敌意更加深了。周恩来的膀胱癌8月又有反复，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引以为证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呼哀哉不止。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

　　（100）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自己拒绝做身体检查，甚至连最简单的心电图、爱克斯光片也不肯作。毛泽东对医生，对治病的态度，许多人无法理解。不过这也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毛泽东不让周恩来开刀，他自己也是不肯检查，更不肯开刀。

　　对毛泽东的病，李志绥回忆说：【1974年7月，我们得知毛泽东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同意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在这期间，毛泽东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泽东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零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泽东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但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

　　他们为了确诊，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张沅昌来了以后，同意运动神经元病的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沅昌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我问张沅昌：“这种病的预后如何?”

　　张沅昌说：“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毛泽东的右侧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医治方法，只能稍微延长病人的生命。”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泽东写文字报告了。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也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泽东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先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东兴不相信，说：“他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101）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叶剑英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但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

　　叶剑英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周恩来也很快知道了毛泽东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关心，他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种病症的治疗办法。我们说明，这种病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恩来说：“这就是说绝症了?”

　　我们都默不做声。最后周恩来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早在1974年7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在世的日子最多两年，这对于后来的政治走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毛泽东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最多还有两年，如果他知道的话，也许会干出什么事情，中国的政治走向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李志绥继续回忆说：【1974年7月17日，我到三零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得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泽东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

　　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眼科医生一同随行，其他医生回原来的医院待命。

　　我愣住了，毛泽东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毛泽东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我跟张耀词费尽唇舌解释。

　　张耀词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武汉。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泽东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炎。

　　（102）

　　但毛泽东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泽东，转告我毛泽东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泽东传话，请毛泽东见见医生，接受治疗。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毛泽东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泽东，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泽东说他患了绝症。

　　毛泽东看到我的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起不了好作用。”

　　毛泽东认为自己没有大的毛病，他只同意眼科检查。眼科医生诊断毛泽东得了白内障，毛泽东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

　　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拿掉，才能看出眼底和视网膜有没有病。毛泽东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毛泽东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

　　从此以后，毛泽东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1974年9月，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毛泽东要游泳，他决定加强锻炼身体。毛泽东说：“这样可能会好，用不着检查，也用不着治。在武汉那次说不出话来，还不是游泳治好的。”

　　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恐慌，因为喉、咽肌肉麻痹，很容易呛水。手、腿本来无力，一旦呛水，控制不住肢体，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一贯的性格，决定要办一件事，非办不可，谁要阻拦的话，他不但大发脾气，而且办得更加坚决。最后汪东兴说：“劝不得，一劝，准僵。只能准备好救护器具。”

　　毛泽东开始在室内游泳池游泳，医生们立在水池旁准备随时急救。但毛泽东下水时间不长，因为只要他的头没入水中以后，立刻咳呛不止，脸胀得通红，由陪游水的警卫挽扶上来。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又试游了两次，结果一样，以后毛泽东没有再试着锻炼了。

　　这次游泳锻炼后，毛泽东活动量更少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因为躺的时间长，而且只能左侧向下卧，否则就会呼吸困难，左边骨盆凸出的光皮压破了，成了褥疮。每每一处愈合了，另一处又破损。这些褥疮到毛泽东去世时，都没消失。】

　　（103）

　　毛泽东生病的消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没有公布出来，报刊上报道毛泽东的消息时，依旧用“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来形容毛泽东。人们只是从一些毛泽东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中，看到毛泽东的身体大不如前，不过这也是老年人的自然现象，人们并没有特别在意。

　　在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周恩来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1972年5月，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3年3月，周恩来做了第一次膀胱电灼术治疗。这次发现周恩来的膀胱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很表浅，电灼术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然而到1973年10月，周恩来的膀胱癌再次复发，又出现血尿;1974年3月，周恩来做第二次膀胱电灼术治疗。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手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就复发，血尿更加厉害，每天出血达到100多毫升，不得不依靠输血维持身体。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进行住院治疗，住进解放军305医院。在住院的当天，周恩来就作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这次手术结果不是太满意，两个月后，周恩来再次出现血尿，医疗组决定进行第二次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周恩来做手术，1974年8月10日，周恩来做第二次大手术治疗。这次手术比较成熟，手术后血尿基本消失，身体有所恢复，于是周恩来从8月16日开始会客、参加会议和批阅文件。

　　从1974年8月到1975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中，周恩来的病情基本稳定，这是周恩来发病以来，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周恩来因为膀胱肿瘤大量出血，导致身体十分虚弱，不得不依靠输血维持。而1974年8月这次手术中，切除了膀胱肿瘤，基本上控制住了出血，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有所恢复。

　　前面提到，在1974年7月，周恩来已经知道毛泽东得了绝症，最多还能活两年。那么从周恩来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的病状似乎比毛泽东好一些，特别是不像毛泽东那样，说不清楚话，眼睛看不清东西。谈话和看文件，对于政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身体虽然虚弱，但还可以谈话，可以看文件，这点比毛泽东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考虑一件大事，这就是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本来四届人大早在1970年就准备召开的，但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不仅使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也导致四届人大延期到1971年召开。

　　（104）

　　可是1971年9月又发生了林彪事件，再次使四届人大延期。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召开四届人大的事也就一拖再拖。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行，就想趁着身体尚可的时候，把四届人大召开了。此时正好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也可以，所以召开四届人大召的事，就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要召开四届人大，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气氛，因此毛泽东在1974年8月做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也就是后来称之为“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安定”，就是不搞政治运动了。1974年7月以后，“批林批孔”运动明显降温，而且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并没有打倒什么人。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团结”，即“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主要是要团结老干部。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地方，大部分地区文革中成立起来的“三结合”领导班子，都已被老干部掌握了实权。文革中新上来的造反派干部，基本上被边缘化，成为有名无实的摆设。可以说，此时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已经基本上重新掌权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要团结和争取老干部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新的实权派了。

　　显然，团结军队的老干部更为重要。1974年“八一”建军节前，已经到外地的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样，杨成武等军队老干部，以受林彪的迫害为由，纷纷被“解放”出来工作。1974年7月31日，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被“解放”的军队干部，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1974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杨成武等一批文革中被打倒或者靠边站的军队老干部，又重新出来露面，标志着他们已经被“解放”，恢复名誉了。对于已经死去的贺龙，毛泽东早在1973年12月接见中央军委人员时，就说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

　　（105）

　　1974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杨、余、傅和罗瑞卿也恢复了名誉，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除了林彪“死党”之外，基本上都平反了。

　　1974年10月的国庆节，是新中国诞生25周年。根据当时的规定，逢十周年要大庆，逢五周年要小庆。1969年的20周年国庆，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战争气氛浓厚，所以没有搞大型庆祝活动。因此1974年的25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了放焰火。只是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不行，上天安门城楼肯定是不行了，所以9月30日晚的国庆节招待会，就成为最为隆重的仪式了。

　　这次国庆招待会，是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庆招待会，有四千五百多人参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将有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们重新露面。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两千多老干部的名单送报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同意了这一大批老干部出来露面，而且又提出增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原总政治部部长萧华，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甚至毛泽东还提出让高岗夫人李力群也出席这次国庆招待会。由此看来，如果高岗还活着的话，大概也会出来了。

　　至此，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除了刘少奇集团的嫡系人物彭真、陆定一等，以及林彪集团的嫡系人物，其他与刘少奇、林彪集团联系不深的著名老干部：邓小平、贺龙、萧华、刘志坚、杨成武等人，基本上都恢复了名誉。邓小平并不是刘少奇集团的人，他只是在思想上支持刘少奇，并不属于刘少奇集团。这样一来，文革的对象就只剩下刘少奇集团和林彪集团的少数人了。

　　自从1949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不参加，这已经成为惯例。1974年7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消息：“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在医院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和夫人。”在这篇报道旁边，还刊登了周恩来和美国客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周恩来面容憔悴。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周恩来得病住院的消息，向全中国公布了。因此，这次的国庆招待会，人们担心周恩来有可能因为身体情况而不能出席。当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会场上，到场的数千人立即站起身来，以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周恩来。

　　(106)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恽仁祥回忆说：【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出席招待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朱德、张春桥、董必武、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华国锋、陈云……，本人有幸以英雄模范人物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晚7 点30分招待会开始时，周总理穿着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刚到宴会厅入口处，几千人同时站了起来，大家使劲鼓掌，有人激动地流下热泪，不少人“周总理!周总理!”喊了起来。后排的人们一下拥到前边，都想离总理近点;不少外国客人忘了礼仪，而激动地站在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总理。

　　周总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人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乐队奏过《国歌》之后，周总理致祝酒词，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被掌声送上了讲台，用人们耳熟的清脆声音，宣读着祝酒词：“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现在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

　　周总理每讲一句话，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的祝酒词不到四百字，人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提议“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人们举起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未等到宴会结束就提前离开了。不过周恩来在宴会开始前，专门召见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傅崇碧、萧华、刘志坚等人，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受苦了，我没有保护好你们……”。这几人听后都激动不已，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不出话来。

　　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一般来说只有毛泽东出场时，才会出现的。这次周恩来受到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这表示周恩来在党内和群众中的个人威信上，已经逼近毛泽东了。

　　（107）

　　四届人大的最关键之处，就是人事安排。毛泽东作为党主席，他有绝对的提名权，这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可是毛泽东也有他的短处，这就是没有合适的人才可用。从毛泽东看来，他希望的人才要满足两个条件：“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

　　衡量“工作能力”的高低，标准都是一样的，而衡量“政治立场”的标准，就因人而异了。毛泽东要求的政治立场，第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是要坚持继续革命，也就是对文革要持肯定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可是这些人的“工作能力”，或者说“执政能力”都比较薄弱，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搭配”方案，让“政治立场强”的王洪文和“工作能力强”的邓小平，两个人搭配起来，王洪文负责把握大方向，邓小平负责执行具体的工作。

　　1974年10月3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他的意见。这本来表现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而王洪文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据王洪文被捕后的交待材料说，他没有向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及时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感到震惊，因为她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日子已经不多了。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就挑明了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周恩来死后邓小平自然升任实权最大的国务院总理。这对于江青集团来说，几乎就是意味着被排挤出实权圈子之外了。

　　这种事情江青是难于接受的，另一方面江青也怀疑：毛泽东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让邓小平当总理呢?江青认为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毛泽东被周恩来欺骗了，于是后来江青让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当面告周恩来的状。王洪文的这次告状，不仅没有帮了江青的忙，反而毁了王洪文自己的前程。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布局，对王洪文是有利的。当时王洪文在党内排名第三，周恩来去世后，王洪文就升到排名第二，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就可以接毛泽东的班，而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这个布局，当然对江青、张春桥他们都是不利的，王洪文没看出这一点，反而被江青利用了。

　　江青准备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的状，但总要有点告状的材料。10月14日，江青看到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有关国产“风庆”号远洋货轮的报道，感到这是一个机会。

　　（108）

　　于是江青在该报道上做了大段批示，并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写道：【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江青还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为什么要揪住“风庆轮”大做文章呢?因为它与周恩来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需要一批远洋货轮。周恩来认为中国自己的造船能力还不行，有必要购买外国轮船。1970年代初，由于石油危机运输业萧条，远洋货轮大降价，于是周恩来指示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轮。

　　当时中国本身的造船业也在进步，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成一艘万吨货轮“风庆轮”。当时该货轮的设计是近海航行用，所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规定“风庆轮”只能在近海航行。然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船厂工人和海员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认为不让国产万吨轮远航是保守思想，要求打破框框，让“风庆轮”远航。当时这种意见是很难反对的，谁反对不免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所以最后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同意“风庆轮”远航。

　　1974年5月9日，风庆轮从上海启航远航罗马尼亚，中途虽然出现了一些故障，但还是远航到了罗马尼亚，并于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这时，江青集团控制的报刊上，马上掀起《自力更生的凯歌》为主题的宣传报道。

　　10月14日江青给政治局成员写信，指责国务院，说国产万吨巨轮早就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巨轮没有及早远航。江青的信发出后，王洪文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10月12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张春桥跟着批示道：【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

　　姚文元也做出批示：【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周恩来则对江青的信批“已阅”二字，不做任何表态。邓小平对此信只是圈阅，也无任何表态。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以“风庆轮”事件为借口，向周恩来发难。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江青先讲了她的意见后，急着让其他政治局委员表态支持她。

　　（109）

　　江青先让邓小平表态，没想到邓小平把江青的话顶了回去，两人吵了一架。《邓小平文选》记录有邓小平曾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10月17日晚，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在政治局会议上挑起事端，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卖国”的问题，逼着参会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

　　面对这一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胆敢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忍无可忍，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一向骄横跋扈惯了，而今天，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邓小平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了起来。

　　看见江青如此泼皮嚣张，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

　　说完，邓小平即离席走出了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气息。”

　　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词，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邓小平的性格与周恩来不同，不会那么让着和宽容江青。如果当时周恩来在场，还可以“和稀泥”，把问题化解掉。而周恩来不在场，江青和邓小平就必然要吵架了。不过江青本来就想闹出点什么事来，作为告状的借口。这次与邓小平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口实，去毛泽东那里告状。

　　江青不久前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所以江青去告状不合适;张春桥是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人，所以也不合适去告状，而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不过江青他们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次告状反而让他们栽了一个大跟头。

　　（110）

　　1980年11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供认说：【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说明事实的真相。】

　　王洪文说的“邓小平陪外宾”，是基于以下的情况。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治病，不能继续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是对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做了分工：邓小平负责主管外交外事，张春桥负责主管文化教育，李先念负责主管财政贸易，纪登奎负责主管干部人事，华国锋负责主管政法。因为邓小平负责外事，所以高级别的外宾来访时，都由邓小平出面陪同。

　　当时恰好丹麦首相哈特林访华，由邓小平负责接待。而哈特林提出要见毛泽东，所以将由邓小平陪同哈特林从北京前往长沙见毛泽东。因为这次邓小平要见面毛泽东，所以江青担心邓小平把政治局吵架这件事先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江青自己就被动了。于是江青让王洪文赶在邓小平之前，先到长沙去见毛泽东。

　　1974年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求见毛泽东。王洪文在信中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汇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

　　毛泽东答应见王洪文，于是王洪文与1974年10月18日上午9时飞离北京，下午2时到长沙见了毛泽东，并于当天傍晚回到北京。王洪文这次去见毛泽东，是一次秘密行动，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员都不知道。所以后来王洪文在法庭上供认说：【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去的。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王洪文见到毛泽东后，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先简要汇报邓小平和江青在政治局会上争吵的情况，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111）

　　据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在法庭上作证说：【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长沙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王洪文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长沙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别有用心地说：“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到长沙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江青带着张春桥等人去毛泽东那里告状，结果告状成功，并且导了致林彪的倒台。这次江青以为还能像庐山会议上那样告状成功，从而导致周恩来的倒台。但这次江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王洪文的“告状”不但没成功，反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并不意外，但王洪文陷入江青集团那么深，帮江青来告状，却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尽管对王洪文的表现有所失望，但还是给他留了改正的机会，毛泽东给王洪文三条忠告。第一条忠告是：“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当时毛泽东计划在自己身后让王洪文当主席，邓小平当总理，所以王洪文与邓小平搞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给王洪文的第二条忠告是“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这其实是让王洪文向周恩来做自我检讨。因为王洪文是背着周恩来等人来告状的，这样必然引起周恩来等为首的一批老干部们对王洪文的反感，造成王洪文在中央的孤立。所以毛泽东让王洪文主动去向周恩来自我检讨，取得他们的原谅，团结好中央的大多数人。

　　毛泽东给王洪文的第三条忠告是“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一条忠告。毛泽东当初之所以不让江青集团接班，是因为江青得罪人太多，在中央太孤立，站不住脚。所以毛泽东选拔了王洪文这个与江青集团联系不深的人当接班人。如果王洪文与江青搞在一起，成为江青集团的一员，那么毛泽东扶王洪文就没有意义了。

　　毛泽东希望王洪文理解他的心思，回去后与江青一刀两断，不再跟江青搞在一起，这样王洪文以后才有可能接班。然而王洪文却依旧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回到北京后依然和江青等人搞在一起，于是毛泽东就对王洪文彻底失望了。

　　（112）

　　王洪文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江青汇报了毛泽东的态度。但江青仍不死心，她想到两天后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翻译，要和邓小平一起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所以就想到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再次传话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再次考虑。

　　10月18日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集体召见王海容和唐闻生。江青说：“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我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着重说：“最近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全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所造成的结果。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还把江青与邓小平的争吵，比作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江青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再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并托王、唐向毛泽东转达说：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本来是托王海容和唐闻生把此事私下向毛泽东汇报，但王海容和唐闻生听了江青等人的话之后，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在第二天10月19日，王、唐二人到医院见周恩来，把江青等人的谈话内容先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后来公审“四人帮”，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出庭作证时，江青大骂说：“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

　　周恩来听了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汇报，说：“这件事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经我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小平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看来他们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在王海容和唐闻生向周恩来汇报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17日政治局会议上有关“风庆轮”的争吵。周恩来给邓小平建议说：这次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泽东，回来后再慢慢解决。

　　10月20日，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等人陪丹麦首相及夫人来到长沙见毛泽东。邓小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没有向毛泽东提起他与江青吵架之事，邓小平在陪外宾见完毛泽东之后就走了，没有留下来与毛泽东谈话。从事后的结果来看，邓小平这么做的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是当事人，此事由他来谈，效果不一定好，不如由第三者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

　　接待完外宾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江青的话。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他已经让王洪文给江青回话了，江青还不肯死心。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江青提议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时，毛泽东生气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在批评江青的同时，又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北京传话给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和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的病情而定。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3）

　　毛泽东怕江青还有幻想，所以他要堵死江青的幻想，特别声明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由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其实主要是由周恩来负责。于是周恩来就在医院里召集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开会、谈话，部署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说：

　　【主席：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为我只参加会议的一头一尾就可以。我的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1974年11月6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当天在信上批示：“已阅。同意。”

　　也在11月6日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去长沙，毛泽东招他谈话。李先念说到邓小平与江青的争吵时，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却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李先念说：“她(江青)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毛泽东又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

　　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又陪同也门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见毛泽东，这次毛泽东召见邓小平。毛泽东问起邓小平与江青争吵的那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这个好。”

　　邓小平：“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114）

　　邓小平的性格强硬，号称“钢铁公司”;而江青的性格也强硬，号称“钢铁工厂”。邓小平的“钢铁公司”的绰号，还是来自毛泽东。前面提到，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也当仁不让地承认说：“主席也知道了。”

　　而江青“钢铁工厂”的绰号，也是来自毛泽东。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表态说：“那个工厂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追问说：“当众说的。”

　　江青干脆地回答：“说了算!”

　　毛泽东对参会的众人说：“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江青说：“不大好的就改。”

　　毛泽东说：“你也是难改呢。”

　　江青说：“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泽东说：“不开就好。”

　　江青说：“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1974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当众表示“钢铁工厂”不开了，并保证“说了算”。可是四个月之后的1974年11月，江青的“钢铁工厂”再次开张，与邓小平在会上大吵，可见毛泽东预言江青“你也是难改”，的确是一语中的。江青和邓小平是“钢铁工厂”对“钢铁公司”，两人根本无法合作，这就让毛泽东头痛了。

　　以前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尽管与江青有很大矛盾，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团结的，不会出现开会时争吵的现象。毛泽东以后准备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那么江青就必须“拿下”，否则两人不停争吵，中央工作无法进行。因此这次邓小平和江青关于“风庆轮”问题的争吵，毛泽东完全站在邓小平一边，江青败北，这件事情似乎结束了。

　　不过两年后的1976年，“风庆轮”问题又被再次提起，因为这时邓小平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再次打倒，江青又出来批评邓小平。江青说：【1974年10月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为了‘风庆轮’，前年我就跟邓小平斗了一场。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邓小平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我说话走火了。】

　　这时江青反败为胜，成为胜利者，“风庆轮”事件也作为江青敢于斗争的“事迹”。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的1980年，“风庆轮”事件又再次被提起，不过这次却成为了江青的“罪证”。江青的《起诉书》中写道：【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

　　我们再转回到1974年底“四届人大”召前的情况。“四届人大”是数年一次的权力再分配，时机不可错过。江青尽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她还是继续争取，不愿错过这个机会。

　　（115）

　　就在毛泽东召见邓小平的同一天，江青又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提出：建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毛泽东对江青试图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非常不高兴，他给江青回信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

　　毛泽东的回信明确告诉江青，希望她退居二线，即“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毛泽东告还告戒江青“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并把这句话称为“至嘱”，希望江青想一想“积怨甚多”的后果。最后毛泽东再次提醒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指明她没有接班人的才能。

　　江青看到毛泽东的信，依然不死心。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义上是自我检讨，实际上是向毛泽东“要官”。江青的信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江青。1974年11月19日】

　　江青在信中自称“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分配工作，其实是向毛泽东“要官”。因为毛泽东这次给了邓小平三个的要职，却没有分配给江青任何职务。毛泽东对江青的“要官”当然不满，第二天他立即给江青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1974年11月19日】

　　李固和黄琼是东汉人，李固写给黄琼的信，其中最有名的是以下几句：“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早在1966年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中，就曾经提到过。这里毛泽东是想借古人的话，告诉江青，她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要江青有自知之明，不要再争当接班人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彻底打碎了江青试图争当接班人的“野心”，江青当然非常不痛快。据王海容和唐闻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发材料说：【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

　　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我们又问：“你呢?”

　　主席说：“不在她眼里。”

　　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看法和预见，的确是准确的。毛泽东虽然相信江青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但江青的“自大”、“自以为能干”的性格，却承担不了接班人重任的。

　　（117）

　　所以毛泽东对江青的期待，是把她作为一个“革命的火种”保留下来，让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在中央当一个闲职，少惹人、少得罪人，在关键时刻才发挥作用。可是江青却“偏要多露面，偏要批文件”，这也算是辜负了毛泽东的一片苦心吧。

　　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让王海容和唐闻生把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毛泽东的意见是：人大委员长朱德，第一副委员长董必武，第二副委员长宋庆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第二副总理张春桥，第三副总理李先念，其它人事则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一来，就给了周恩来相当大的人事权，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基本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周恩来当然把重要的职务都给了老干部，新上来的中青年干部和工农兵干部，没有拿到多大的实权。

　　据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1974年10月下旬起，他在三零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都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总理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

　　197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三个方案，并把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根据政治局的意见，由周恩来和王洪文带着这份人事方案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最后由毛泽东批准。

　　然而就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的病情突然恶化，大便里出现潜血，需要马上检查治疗。因此周恩来的医疗组提出建议，要周恩来放弃长沙之行，留在北京检查治疗。

　　医疗组的意见送到叶剑英那里，让叶剑英十分着急。如果周恩来不去长沙，而是由王洪文单独去向毛泽东汇报，就给了江青集团可乘之机，就可能影响毛泽东的最后判断。这时叶剑英不得不做出一个决断，他对医疗组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

　　周恩来也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这次长沙之行的重要性。因为他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寿命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事实上关系到毛泽东死后的权力格局，关系到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周恩来要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握住历史在关键时刻的走向。

　　1974年12月23日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零五医院，乘飞机去长沙。据周恩来专机的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

　　（117）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的让步是较大的，基本上由老干部们掌握了实权，而且一些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人物，也都复出了。比如“二月逆流”中的第一号干将谭震林，当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69年的“九大”时连中央委员也没当选，可是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谭震林当选了人大副委员长。

　　前面提到，成为四届人大常委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就对这次大会很不满意。张铁生说：【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我是以工农兵代表的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还是一个常委委员，却是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我感到这样做，气候不对。】

　　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步呢?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军方有情绪，军方不稳。毛泽东虽然在1973年12月搞了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军方不稳的问题。关于当时军方动向的材料，现在透露出来的不多，但从各种回忆录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说得比较明确的是来自陈永贵的说法，在师东兵写的《晚年陈永贵采访录》中，有如下一节内容：

　　【陈永贵说：“我到中央后，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譬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师东兵问：“你参加了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周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总理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总理是好人，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

　　（118）

　　师东兵写的采访录，往往不经被采访者本人过目就发表了，而且还会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因此一些前中央领导人的亲属，对师东兵写的政要访谈录提出强烈质疑，指责他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影响了这些前领导人的形象。其中有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侄儿叶选基、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等。

　　当然也不能说师东兵的采访录全是假的，就像一位研究者说的：“师东兵的东西，学界普遍不敢引，要是有人引用了他的东西，历史学的价值就要打折扣。我不敢说师东兵的东西都不可信，可能有一两个不可信，你就不知道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因为无法辨别。”

　　因此，我们这里引用师东兵上述一段内容的可信性，请读者自己考虑。

　　关于当时军队的动向，代表性的还有2011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李乔的《1975年，小平同志被停职以后》，该文说：【我党生命力极顽强，原因之一是每当我党危难之时，党内总会有正义耿直之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抓捕了“四人帮”，再举鲜为人知的几例。

　　1975年底，小平同志被停职。王震将军与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聚谈，王将军怒目奋臂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王震又说：“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枝枪?”王将军后来还找到叶帅，建议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四人帮”猖獗，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将军忧心如焚，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时，扼腕奋臂说：“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真是一语惊天地，大有当年张杨二将军的伟大气概。王震、宋时轮两位将军的逸事，见吴东峰著《开国将军轶事》(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也曾向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岁月纪实：宋清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

　　当时，伤腿的罗瑞卿正在福州治病，皮将军又对罗瑞卿说：“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文史参考》2010年第14期)。

　　王、宋、皮三将军所言，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烙着时代的印痕，虽然都未曾实行(抓捕“四人帮”的建议后来实现了)，但他们为了民族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思，足可光耀千秋。】

　　（119）

　　根据上面的情况，1976年邓小平下台后，一些军队将领曾试图“兵谏”。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四届人大上重新启用邓小平，作为重新启用老干部的象征，起到了安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干部)的作用。毛泽东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感觉到军队的不稳，因此在四届人大上，对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们做出较大的让步，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毛泽东担心军队不稳而做的防范性布置，这就是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的调离。中央警卫团是红军时期成立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当时称“总前委特务营”;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改称“中央军委警卫营”;1942年改称“中央警备团”。新中国建国后，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隶属于公安部，亦称公安部九局。

　　中央警卫局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机构，下设中央警卫团，它在编制上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号为八三四一部队。但八三四一部队并不属于总参谋部管辖，而是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由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但同时中央警卫局又接受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成为双重领导体制。

　　中央警卫局成立后，从1953年开始汪东兴任中央警卫局局长。1958年汪东兴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由赖祖烈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赖祖烈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建国后曾担任过一段周恩来的秘书，可视为周恩来派系的人。1964年4月汪东兴重新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赖祖烈改任中央办公厅会计室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赖祖烈被下放到江西，粉碎“四人帮”后重回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警卫局下设的中央警卫团，直接负责高级政要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副团长张宏。中央警卫团名义上是团的编制，但实际人数大大超过团的编制，最多时有8000多人，下辖8个大队，34个中队。其中一大队一中队负责保卫毛泽东，一大队二中队负责保卫刘少奇、朱德，一大队三中队负责保卫周恩来，二大队一中队负责保卫林彪。因为林彪不住在中南海，所以警卫体制属于二大队。至于具体的分工，团长张耀祠负责毛泽东的警卫，政委杨德中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副团长张宏负责林彪的警卫。

　　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可以说是周恩来的亲信，不仅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工作，还兼周恩来办公室主任。

　　（120）

　　中央警卫团基本上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势力内，林彪因为进入中央高层比较晚，在中央警卫团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林彪虽为国防部长，但对中央警卫团的事情，却没有一点发言权。如果林彪在中央警卫团里有自己的势力的话，那么“九一三”事件可能就会有另外的结局了。

　　中央警卫团的上级领导原来是罗瑞卿，但1965年底罗瑞卿被打倒后，中央警卫团的上级领导就成为汪东兴。杨德中从1953年组建中央警卫团开始，就一直担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他可以说是周恩来在中央警卫团里的代表。然而在1974年初，杨德中突然被调离中央警卫团，安排为陕西咸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1978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把杨德中调回中南海，杨德中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重新重用。1978年底，汪东兴离开中央警卫局，由杨德中继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张耀祠被调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此后，中央警卫局一直由杨德中领导，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94年退休，并被授予上将军衔，按大军区司令员待遇。

　　关于杨德中1974年调离中央警卫团的情况，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说：【杨德中可能会有变动的事，在1973年底就有苗头，但我并没有察觉到。1973年11月，毛主席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认为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结果从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

　　杨德中调离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的事，也就发生在那段日子里。我正式得知消息，是1974年1月9日。在中南海东八所召开的一次党委学习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加强学习的指示，还提到毛主席近期说：“对内要团结，不搞阴谋诡计;对外要反对帝修反，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

　　讲完了学习的问题，汪东兴又说：“杨德中同志提出要求下到基层锻炼一下，报告了主席、总理，他们都同意。另外在改进工作作风上也是需要的，他到陕西做个军分区的政委就可以了。”

　　杨德中随后在会上表态说：“要离开了，心情是很矛盾的。在中央、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以后会经常想到。最近学习了毛主席指示后，我考虑有必要下去锻炼。我下去一定会好好工作，职务越小越好，好好学习。”

　　（121）

　　会议结束后，我听见杨德中问汪东兴，下去以后按什么安排职务。汪东兴当即答道：“师政委，按师职算。”

　　杨德中接着还和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我记得最后汪东兴似乎很不高兴，气咻咻的，声音也大了。

　　后来，我从汪东兴那里听说：杨德中下放是因“四人帮”要抓他，说他是坏人。汪东兴说他为此曾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但毛主席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汪东兴将此向周总理做了报告，得到同意。

　　许多年后才得知周总理那段时间，正在中央政治局挨批，江青、张春桥等为扳倒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人中，仍传说着汪、杨之间恩怨相报的事。如今这些都已成往事，我真希望我们所有曾经在警卫战线摸爬滚打过的老人，能心平气和地摈弃前嫌，重温战友的情谊。】

　　关于汪东兴提到“四人帮”要抓杨德中之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一书中，有如下叙述：【有一次，江青不知是发了什么神经，突然说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是坏人，要汪东兴把他抓起来。汪东兴听后感到不好办，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回答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不过，他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于是杨德中便被派到下面部队当了师政委，用这种办法避开了江青。】

　　另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说：【我到总理身边的时候，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由杨德中兼任，总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员。杨德中主要在中央警卫局工作，分管西花厅。同时，总理还交给他一些特殊任务，如首长医疗保健等，杨德中是总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1974年，杨德中被调离中央警卫局，到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任第二政委。离京前，总理同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此后，就由张树迎代理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直到总理去世。】

　　由上述材料可见，1974年1月杨德中调离中央警卫局，是来自毛泽东的意思。前面曾说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中美谈判之事，在1974年12月中旬就“和解”了。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和解”后，才提出调离杨德中，这是想给周恩来一个明确的信息：他这么做不是要对周恩来采取什么措施，仅仅是要做一些防范。因为杨德中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二十多年，在警卫团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周恩来同意调走杨德中，其实周恩来并没有想过动用中央警卫团来解决问题。

　　（122）

　　这次周恩来和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本来周恩来请王洪文与他同乘一架飞机去，王洪文却托词，自己乘另外一架专机去了长沙。王洪文这么做，主要是江青要王洪文制造一个单独见毛泽东的机会，最后再努力一次。江青让王洪文借汇报工作的机会，向毛泽东说出她想要说的关键的话：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因此四届人大需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既然毛泽东已经定下来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那么江青就希望毛泽东任命张春桥或者王洪文为总理，把邓小平压下去。

　　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张耀祠回忆说：【江青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找到王洪文说：“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恩赐的，你再进行一次拼搏。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怕这个三长两短，关键时刻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快到嘴的东西你不去争，不去抢，难道还要别人喂到你嘴里来吗?我为你当委员长，费了多少脑子，采取了多少措施，你知道吗?只有你再去一次，你不去谁去呢?”

　　王洪文说：“江青同志，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好心，我辜负了你的一片期望。船到码头，车到站，官当大了，就怕失去位置。现在我们还要斗争，要拼搏，不然我们所得的一切，也可能被人家抢去。哪怕是百丈深渊我也要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我去长沙向主席面谈，再力争一次。”

　　江青高兴地说：“这才是好样的，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怕什么，顶多挨几句批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抓住，就不能放弃，这叫‘寸权不让，寸权必争’，必须要争。”

　　正好12月23日，周总理约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同乘一架飞机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他既不吭声，也不与总理同行，独自乘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这天，王洪文按江青的意见去找主席谈，讲着讲着，主席生气了：“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跛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

　　王洪文唯唯诺诺说罢，向主席告辞回到了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就是这个不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

　　（123）

　　到 1976年10月6日把王洪文逮捕后，才在他的抽屉里把检讨抄了出来。王洪文的检查写道：

　　“主席：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

　　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只听了少数同志的意见，错误的把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世纪风采》(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写刊名的党史宣传月刊，以发表第一手史料的领袖人物纪实性文章为主要内容)2013年第三期刊登了文章《1974年秋冬毛泽东在长沙休养的日子》，其中这样说：【本来，周恩来在医院与王洪文约好，二人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可以给国家节约一些费用。然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不愿和周恩来同机，便单独乘飞机提前飞往长沙。

　　周恩来飞到长沙后，稍事休息，就和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赶紧说：“以后不搞了。”

　　接着，毛泽东向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不行了。”

　　细心的周恩来俯下身子，轻轻拉开毛泽东的裤脚，按摩着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

　　“坐久了难免。”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他打量着面容憔悴的周恩来，同样关切地问道：“你的病情怎样?”

　　周恩来答道：“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什么大问题。”

　　（124）

　　毛泽东叮嘱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召开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面走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当话题转移到邓小平身上时，毛泽东露出极为欣赏的神情。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又用手指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邓小平的政治比王洪文强)

　　毛泽东又补充道：“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着，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当总理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小平做个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笔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泽东就把笔放下了。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定下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好几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

　　12月26日那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当夜王洪文就宿在韶山。那天晚饭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促膝长谈。

　　毛泽东首先谈江青、王洪文搞宗派的问题。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我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当然对江青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周恩来说：“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接着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周恩来说：“在今年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那样的大会，我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

　　毛泽东说：“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国家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说：“还是安定团结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认真地听着，记着。

　　在谈到四届人大和国务院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再次表示：“由总理负责。”并提议由邓小平协助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病重期间，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又一次谈及江青，再一次强调“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25）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结束了长沙之行，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带着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决策返回北京。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毛选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回答说：“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两本《参考》(新华社编印的大、小《参考资料》)。我也是啊。”谈话到此结束。】

　　另据张耀祠回忆说：【主席对周总理说：“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了，我对她作了许多工作，她就是不听。她搞了三件事，‘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总理听后沉默了好长时间。】

　　周恩来12月23日到达长沙，原计划12月25日回北京。12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又请他再住两天，于是周恩来就在长沙住到了12月27日。而12月26日，恰好是毛泽东81岁生日。按照惯例，毛泽东过生日是不请客的，不搞生日寿宴。毛泽东唯一办的一次生日寿宴，就是10年前，1964年12月26日宴请刘少奇等人的71岁生日寿宴。

　　1974年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对身边随行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

　　当然周恩来也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非党员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去祝贺。这次周恩来专门请客为毛泽东祝寿，也是很少见的。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问：“总理，都要请哪些人呢?”

　　周恩来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

　　周恩来和北京带来的随员，当地的工作人员等二十几人，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毛泽东生日的祝宴。虽说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来，参宴的人都举杯祝贺毛泽东健康长寿。

　　12月26日早上，工作人员悄悄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会客厅的桌上，又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放了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毛泽东见了会意地对工作人员点头微笑，也不说什么。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祝寿的面条，并喝了一杯祝寿的深红色芙蓉酒。宾馆工作人员还在院子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祝福。

　　12月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请周恩来到他的卧室去谈工作。这两位老战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他们两人生前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关于这次两人单独谈话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并没有透露出来。

　　（126）

　　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一些情报来看，两人谈话的主要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最后决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另一个是所谓“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后面重点介绍。

　　另外在这次单独谈话中，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前面说过，早在“九大”之前，林彪集团的人就搞到了张春桥曾经“叛变”过的材料。这个材料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却没有往毛泽东那里送。周恩来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所以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而在这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感到是拿出张春桥“叛徒”材料的时候了，于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他对张春秋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不过周恩来对这件事也没有说太多，只是点到为此，请毛泽东考虑。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用意，是想借他批评“四人帮”之机，顺势把张春桥也拿下。毛泽东没有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表态，反而称赞张春桥有才干，并提议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周恩来试图拿掉张春桥没有成功。邓小平女儿邓榕讲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起去医院探望周恩来的情景，邓榕说：【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亲和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周恩来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要点。周恩来说：【传达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谈话要点：

　　(—)主席23日说：留三天谈谈。24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27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24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四人帮)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三)在23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127）

　　(四)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她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他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五)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

　　(六)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和王洪文在12月23、24、25、27日进行了四次谈话，在12月26日与周恩来进行了单独谈话。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与他和王洪文的四次谈话内容，却没有传达他与毛泽东在26日单独谈话的内容。不过后来周恩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传达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大致内容。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特别提出“理论问题”呢?这个问题在后面分析。(本节完)

      链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连载五（20-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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