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21节 林彪事件(下)
第22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第23节 毛泽东的再起
第21节 林彪事件（下）
（198）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黄永胜)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对内：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2)/林彪事件(199)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附录完】
（200）
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伪造的，并对它的来历、笔迹等提出疑问。这里先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历。
197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其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影印件，并说：【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据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当事人王兰义(原空军学院军事教员)回忆说：【1971年4月初，原空军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宝文，交给我一项秘密任务，对林立果在我们院内的黑窝(俗称“小楼”)的卫生打扫和生活保障照管，名曰“接待小组”，由我带头。
1971年4月至8月底，我们对林立果一伙进行过三次接待，每次都有一周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接待期间，他们每晚经常10点以后来，住到次日上午10点以前走。
乘他们不在的时机，我们就进入小楼打扫卫生，消毒茶具餐具，通风放热。白天他们在时，偶尔也要我们准备饭菜给他们吃，饭菜都是由我和王治松、高文勇三个人在食堂监厨，做好后，由我们三人亲自送进小楼。
8月底至9月12日，这一次接待，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陈伦和(“联合舰队”成员)当面给我讲：“里面的卫生你们不要来打扫了，有事会找你们。送东西来，你们放在门口就行了。”
所以，我每天晚上送报纸，都是放在门口台阶上，用石头压住就离开。每次送饭都是先打电话送到门口，有几个女的在门口接住拿进去。这次接待期间，小楼里的人特别多，9月12日这一天，我亲眼看到的就达11个人，常住的有3个女的。车辆进进出出，比较频繁，好像很紧张。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院内停水停电。陈伦和出来，要我准备11个人的午餐，说是3个给首长吃，送进小楼来，8个放在食堂里吃。下午3点10分，我见小楼东边开出一辆伏尔加小车，车里面坐的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表情都紧张。周宇驰还探头叫了我一声“老王”。
（201）
9月13日白天没人找，下班时我把报纸送到小楼门口，用一块石头压住。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报纸，看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9月15日晚，我又提前去小楼送报纸，到了那里一看，一切都与昨天一样。我产生了很大疑惑，就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屋内乱七八糟，臭气熏天。
餐桌上杂乱放著本子、书报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在另一个屋子的锅台上，还烧了一堆纸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总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乱，走得很急。
我赶快回到办公室，向王治松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凌晨4点，王治松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小楼恢复原状，把那两个本子拿出来。10月4日，我怕本子丢失，就拿回家里锁进皮箱。10月6日晚，我听了总政李主任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开了林彪的本来面目，我豁然醒悟，那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的，就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黑纲领，我要向党交出这个本子。午夜两点，我把本子亲手交给了殷政委。】
王兰义上交的红色拉链笔记本，就是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件。从王兰义回忆的情况来看，中央当初以为林立果只是作为家属跟随林彪外逃，并没有想到林立果在暗地里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没有对林立果的“据点”进行搜查。王兰义在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之后，主动把笔记本交上去，这才发现了林立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是自然的，并无造假的迹象。
还有人怀疑《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迹不是于新野的，等等。其实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关键不在于笔迹等枝节问题，而是在它的内容这个根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大篇幅的攻击和谩骂毛泽东的内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造假人肯定不敢这么放肆地骂毛泽东，除非是毛泽东下令自己骂自己。毛泽东为什么要自己骂自己?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伪造说是不合理的。
（202）
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整理成文，只是一些条文的罗列，显得零乱，但在整体上，《五七一工程纪要》条理非常清楚，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来就说：“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
要搞一场政变，首先要对一些最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楚和清醒的认识。这几个最基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都提到了，这就是：(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上述几个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比较清楚和清醒的分析。下面就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这几个问题的分析。
(一)关于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可能?
《纪要》提出武装起义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于群众的不满。《纪要》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纪要》还提出各类人的具体不满：
(1)高级干部的不满：文革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不满，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满。
(2)农民的不满：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3)知青的不满：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4)原红卫兵的不满：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5)一般干部的不满：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6)工人的不满：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纪要》分析说，几乎所有的人对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满。把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作为武装起义和否定毛泽东的群众基础，这点是看得准的。
(二)关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必要?
《纪要》说：“B-52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纪要》提出他们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这里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因此《纪要》说：“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203）
《纪要》这里说话的口气，显然是林彪的口气，所以说“对我们不放心”。毛泽东对林立果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对林彪才会“不放心”。
对林彪的前途，《纪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选择束手被擒，要不然选择破釜沉舟。《纪要》说“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们选择了破釜沉舟的道路，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即搞“武装起义”有没有条件?
《纪要》说：“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纪要》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搞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并认为可以与列宁当年搞城市暴动相比。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纪要》中说“经过几年准备”。可见这个“五七一工程”不是临时想起来的，而是在几年前就开始设想和准备了，所以才有“经过几年准备”之说。
(四)关于武装起义的“时机”，即在什么时候发起“武装起义”?
《纪要》说：“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纪要》分析认为：发起武装起义的“时机”，第一种是我方准备好了，这是主动发起;第二种是我方还没有准备好，但对方却要动手了。这时不管是否准备好，都要“破釜沉舟”地发起武装起义，这是被动发起。
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显然是属于“破釜沉舟”的第二种被动发起情况，因此有人说“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据《纪要》，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地等着挨打，而是他们也在准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之前，毛泽东那边先动手了，所以才被动应战。
(五)关于武装起义的“力量”，即“武装起义”依靠什么力量?
《纪要》中分析了武装起义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第一种是“基本力量”，如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等人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等;第二种是“借用力量”，如黄永胜的军委办事处，二十军、三十八军等。
这里应该注意，《纪要》中把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军委办事处，只是作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准备依靠黄永胜等“四大金刚”。
（204）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们提到国外的借用力量是苏联，《纪要》说：“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的支持。”《纪要》中的这句话，与后来林彪外逃苏联，是相吻合的。
(六)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七)关于武装起义的“实施要点”，即“武装起义”怎样实施?
《纪要》把“武装起义”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巩固扩大阶段。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纪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宫形式”、“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在后来的《纪要》实施过程中，他们最后用的是“特种手段”中的暗杀手段。
《纪要》还提出把张春桥作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说：“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见，林彪集团把张春桥视为他们的重大威胁。
(八)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九)关于武装起义的“保密和纪律”，即“武装起义”怎样保密和严守纪律?
《纪要》说：“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见，《纪要》中也提出，他们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不成功便成仁”。后来周宇驰等人还真的发扬了“江田岛”精神，成仁了。
综上所述，《纪要》对武装起义搞政变，进行了条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制定《纪要》的人，头脑是相当清醒的。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困难，《纪要》举出三点主要困难：(一)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二)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三)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
《纪要》分析的三个主要困难，是比较准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实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毛泽东“抹黑”。
所以，《纪要》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抹黑。《纪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后来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各种“抹黑”，大致上都是来自《纪要》的思路。这些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205）
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纪要》，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起草这个《纪要》?现在的普遍说法认为《纪要》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仅仅是为了暗杀毛泽东，那么他们不应该写下和留下这种文字的证据。
因为暗杀总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杀，暗杀的“首谋”为了“避嫌”，都极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证据，在暗杀过程中，策划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杀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杀，廖仲恺暗杀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证据。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杀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种文字证据，不管他的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暗杀失败了，林彪将背上一个搞暗杀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杀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成为威胁林彪的一个黑材料，因为林彪无法保证《纪要》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从搞暗杀的角度来看，留下《纪要》这样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单纯是搞暗杀的话，最好不搞《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
有人说《纪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么林立果就更没有必要搞《纪要》了。因为对于策划暗杀毛泽东来说，《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是一个累赘。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纪要》不是为了暗杀毛泽东而搞的，它是为了政变而搞的，《纪要》是为了搞政变而做的舆论准备。《纪要》提出搞政变的概念是很明确的，暗杀只是政变的一个手段。
《纪要》中提出的政变方式有：(一)“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二)“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三)“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由《纪要》可见，他们提出的政变方式，第一种是利用高层开会时，隐蔽在周围的“联合舰队”成员突然冲入会场，将毛泽东等人控制住，一网打尽;第二种是先抓住江青、张春桥等人当人质，然后与毛泽东讲条件谈判，逼毛泽东就范;第三种才是搞暗杀等“特种手段”。
（206）
搞政变就必须要做舆论，而做舆论就要有文字性的东西，因此《纪要》就是为了政变而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如果是搞单纯的暗杀，还可以勉强说林立果背着林彪，私下搞暗杀活动;如果是搞政变，那么林立果是不可能背着林彪搞政变的。因此，说《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像不少书讲文革的事情，说一切都是江青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完全不知情。这样的书看起来，总让人感到牵强附会。同样说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牵强附会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六)口号和纲领”以及“(八)政策和策略”两个部分中，《纪要》在这里提出他们搞政变的“合理性”。《纪要》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搞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搞社会主义才是正义的。因此《纪要》也煞有介事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这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说反对刘少奇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理由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这里林彪也说反对毛泽东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林彪也说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并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就是声称毛泽东是“托派”，并把毛泽东麾下的江青集团，称为“笔杆子托派集团”。《纪要》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纪要》提出他们要推翻毛泽东的理由，是因为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甚至说毛泽东就是当代的秦始皇。
（207）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纪要》说毛泽东“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责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后来毛泽东批判林彪的时候，也把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批林批孔”，又反过来指责林彪搞孔孟之道。
《纪要》还提出他们的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纪要》给毛泽东扣了一个大帽子“社会封建主义”，这也是模仿毛泽东给刘少奇扣一个“修正主义”，给苏联扣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过去曾经大肆吹捧过毛泽东，为此《纪要》解释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这里《纪要》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从而把过去林彪吹捧毛泽东，解释为“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支持”。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纪要》提出的这些口号，可以说有一些号召力，但要凭这些推翻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封建暴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发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按照“封建暴君”这个思路和理论体系，以至于有人把《纪要》说成是反毛的思想纲领。毛泽东真的是“封建暴君”吗?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文章的最后再谈。
仅仅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于是《纪要》也列举了一些“证据”，说：【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
（208）
【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单纯从表面现象来看，《纪要》列出的有些“证据”是存在的，但问题是《纪要》在这里有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为什么要“今天拉这个，明天打那个”?毛泽东做这些事的动机何在?
评价一件事，只看表面现象，不提背后的动机，肯定是不客观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何在?难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显然，《纪要》只提现象不提动机的做法，是抹黑毛泽东的高级手段，直到现在，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纪要》还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这里进一步上升到贬损毛泽东的人品，说他是“怀疑狂、虐待狂”，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成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乐”的狂人。直到现在，还有人袭用这种贬损毛泽东的人品“黑毛”手段。
综上所述，《纪要》并不是一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书，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是一个搞政变的政治宣传品。不少人说当时看到《纪要》，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感到震惊的地方，并不是暗杀，而是《纪要》对毛泽东的评价。
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后才发现的，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会被林彪制造的反毛舆论所蒙蔽，所以坚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公开出来。
（209）
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活动，当然这些秘密活动巧妙地打着“选妃子”的旗号，起到很好的烟幕弹作用。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选妃”活动，他说：【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绝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据徐景贤回忆，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号称是为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林立果还给上海小组的成员发枪，而且小组成员都会打枪，会驾驶汽车等，参加上海小组的人还要宣誓效忠林立果。显然，如果真的是为了“选妃子”，小组成员根本没必要会打枪，会驾驶汽车，更没有必要进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组建的上海小组，完全是一支进行特务活动的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的用途，当然应该是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变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林立果地下部队活动的资料很少，据《文革十年史》说：【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210）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林立果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支班用机枪。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关于这个问题，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
（211）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说：“我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
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关于林立果等人的活动，《文革十年史》还说：【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什么可怕的。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6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是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中央在9月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摘根据地。”
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用。】
（212）
从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相差一年时间。本来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就着手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因为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情被推后了。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之事，决定在1971年国庆节之后召开四届人大，在国庆节前后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黄、吴、李、邱、叶五人做了结论，庐山会议这件事似乎已经解决了。从1971年4月到8月这五个月期间，一切风平浪静，毛泽东没有再提起庐山会议之事。当1971年10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消息传来之后，林彪集团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会上对林彪动手了，因此也就放松了警惕。
邱会作回忆说：【从1971年4月底到8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内认真工作。至于周总理，他对军队的关系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
这时，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正常进行。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据邱会作的回忆，在毛泽东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当时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麻痹，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就在这个时候，8月15日，毛泽东突然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称“南巡”。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突然对林彪提出点名批评，同时也严厉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等人，可以说是给了林彪集团一个突然袭击。
对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吴法宪也回忆说：【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了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
（213）
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毛泽东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9月上旬，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朝鲜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朝鲜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他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1981年我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谈话内容。看过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被打倒的。直到看到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邱会作也回忆说：【毛主席外出巡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
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
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
九届三中全会临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为什么南巡?目的是什么?南巡的导火线是什么?我当时和现在都不清楚，但从他在各地的讲话来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发动“群众”，要大家站在他一边，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开始重新处理林彪的问题。
林彪是与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对这样一个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总拉下来，在党内是要有基础的，尤其是军队。因此主席出去游说是必要的。】
（214）
毛泽东为什么在1971年4月到8月的五个月风平浪静之后，突然发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本来就要搞一次突然袭击，这是对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的“以牙还牙”。因此，毛泽东一直等到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一个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问题，让林彪集团来不及防范，慌了手脚，一败涂地。林彪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时，剩下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了，因为林彪集团的行动非常匆忙慌乱。如果林彪提前几个月知道毛泽东要在1971年9月底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发展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关于毛泽东南巡理由的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毛泽东发现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因此才发起南巡，拿掉林彪。关于第二种看法，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熊向晖回忆说：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周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第一轮会谈，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第一天的会谈以后，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给毛主席。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过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主席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总理准备汇报基辛格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主席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主席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是。”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215）
熊向晖回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主席问：“在总参谋部‘批陈整风’小结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说：“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我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我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216）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他与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也记载道：【7月10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毛泽东南巡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据熊向晖的回忆，认为毛泽东在1971年7月10日以前，还没有准备拿掉林彪，只是在与熊向晖的谈话中，“偶然”发现了黄永胜没有在总参谋部传达他们犯了错误。毛泽东是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才突然决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团的。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月之后的1971年8月15日离开北京南巡，开始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工作。
上述的第一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哪一种看法合理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看法比较合理。根据熊向晖的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谈”，实际上是毛泽东引导的。毛泽东这场谈话就是要这么一个结论，即“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首先据熊向晖回忆说，是毛泽东主动点名让他和周恩来一起去汇报工作的。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问熊向晖说：“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可见毛泽东召熊向晖过来之前，就知道他是总参谋部二部的副部长。
毛泽东又追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毛泽东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熊向晖的回答了。因为黄永胜肯定是不会讲自己和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上“搞鬼”。如果黄永胜自己承认他们在庐山上“搞鬼”了，那么黄永胜就必须下台。哪有自己承认自己“搞鬼”的人，还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晖听到毛泽东的问话，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这是毛泽东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泽东又问熊向晖，看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没有?熊向晖的回答毛泽东也早就料到了。因为检讨报告是写给上级看的，而不是写给下级看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的，也可以给平级的政治局委员看，但不能给熊向晖这样的下级看。如果黄永胜给下级看自己的检讨报告，向下级宣读自己的检讨报告，那就意味着黄永胜准备辞职了。
（217）
因为黄永胜想要在总参谋部继续当总长，所以就要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检讨报告下发给熊向晖等下级看。对下级隐瞒自己犯了错误，这是人之常情，应该算不上什么“搞鬼”。然而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做出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这里说的“后台”，明显就是指林彪了。
前面提过，林彪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再对黄永胜等人做指示了。黄永胜在总参谋部没有传达他们的检讨报告，这件事与林彪应该是无关的。而毛泽东这里提出要查“后台”，当然就是要查林彪，把这件事作为查林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毛泽东事先已经物色好把熊向晖作为查处林彪问题的突破口了。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黄、李、邱三人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很好”，在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可以了”，并且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说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是“人们内部矛盾”，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已经完了，对庐山会议的处理也应告一段落了。
现在毛泽东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处理庐山会议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理由作为突破口。于是熊向晖的回答就给了毛泽东这个理由，毛泽东因此得出结论说：“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时，马上替黄永胜等人说好话。周恩来说：“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周恩来说的好话，要把这件事继续揪下去。此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很可能是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毛泽东7月10日这次对熊向晖的谈话，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准备要拿掉林彪，周恩来当然也就要暗暗留意这件事。
（218）
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周恩来这里所谓的“急事”，当然就是与林彪相关的事情。在周恩来8月12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则于8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周恩来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亲自带着张春桥、黄永胜等人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一般相关的书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8月12日，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四届人大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同意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处作一次工作汇报。8月16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说周恩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并不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是周恩来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参会的人也都同意了。试想，早在7月10日，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提出“黄永胜他们有后台”，其实很明确地暗示了要“揪”林彪这个后台。周恩来在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之后，不但没有与林彪疏远，还找理由去北戴河面见林彪，可见周恩来试图“保”林彪的态度是明显的。
《周恩来年谱》没有披露周恩来与林彪的这次谈话内容。是不是周恩来借着这次机会向林彪暗示，毛泽东已经准备拿掉他了?这些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219）
毛泽东的南巡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这期间毛泽东找来一些大军区负责人、省市负责人谈话，跟他们“交底”，为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关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和讲话，《汪东兴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分析一些提纲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想告诉高官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毛泽东知道，众高官都认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毛泽东给林彪问题定性的调子比较低，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只是批评林彪一下而已，不会触动林彪的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结果，就是高官们在会上不敢揭发批判林彪，这样毛泽东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够的响应。
毛泽东为了鼓励高官们敢于站出来揭批林彪，就必须给林彪问题做一个很严重的定性，让众人知道这次毛泽东真的要与林彪彻底决裂了，这样人们才敢出来拥护毛泽东，才敢与林彪划清界线。因此，毛泽东把林彪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列举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二次)。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第三次)。他搞了个“立三路线”，主张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220）
在长征的路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第六次)。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第八次)。他们搞军事俱乐部，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第十次)。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不少人以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是在林彪外逃之后，毛泽东才给他扣上的帽子。其实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泽东就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虽说毛泽东这里没有点林彪的名，毛泽东说的“他们”,谁都猜得出来是指林彪。
毛泽东又说“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纲领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试图“篡党夺权”。林彪的“篡党夺权”罪名，其实在他外逃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而且，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上升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就意味要按照处理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方式，来处理林彪了。
（221）
毛泽东又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人会议(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总理作的总结。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你们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风”的这些。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的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风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
毛泽东这里说明，他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同时毛泽东在这次南巡讲话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张国焘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大树特树”、“缔造和指挥”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222）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泽东还向高官们解释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参会人员对张春桥群起攻击，说明众人对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意见很大，毛泽东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工作。对此李作鹏回忆说：
【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了多次，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了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林彪)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江青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
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泽东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把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谁再胆敢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
（223）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最著名的话，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这个“三要三不要”被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的原话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的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叫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为林彪是搞暗的，毛泽东是搞明的，在道德上来讲，当然是毛泽东占上风，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
不过“三要三不要”旨在争取人心的宣传，对实际上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定律只有一条，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争取胜利”。这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就是胜利，为了胜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厌诈”的说法。
毛泽东是强者，林彪是弱者，强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面战斗，而弱者就害怕正面战斗。比如毛泽东等人在红军时期是弱者，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就是“游击战”和“地下党”，不能跟国民党正面较量;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经足够强大了，这时候毛泽东也就不用游击战了，而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光明正大地较量。林彪作为弱者，他要想打败毛泽东，正面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诡计”了。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还特别告诉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他本人要出来主持军队事务了。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队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以后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224）
毛泽东说他要出来主管军队，也是有用意的。因为当时林彪主管军队，林彪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顶头上司，常言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各大军区负责人揭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是很为难的。所以毛泽东告诉他们，以后不用担心林彪了，因为他要亲自管军队了，毛泽东将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新顶头上司了。
毛泽东又特别提出军队“造反”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因为空军才能炸平。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由毛泽东的话可见，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动用军队“造反”，所以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军队造反”，其实毛泽东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范，所以才说出这样自信的话。
毛泽东最后更加明确了林彪的问题，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对林还是要保。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这里挑明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虽然他也说“对林还是要保”，但又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会改。这样一来，打倒林彪就变成必须的了。
毛泽东这次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召到长沙谈话。因为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建了广州军区。由于广州军区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彪，在广州军区的威信又与其他军区不同，广州军区可以说是林彪的“老巢”。关于毛泽东召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邱会作回忆说：
（225）
【毛主席是8月27日到长沙的。在长沙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参加谈话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还有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从主席的谈话来看，矛头已明显指向林彪，指向黄永胜，指向军委办事组。
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后来出狱到西安以后，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毛主席点名说了黄永胜，说：“黄永胜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还对着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毛主席还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
卜占亚说：“主席谈完话，大家回到宾馆，我问丁盛：‘主席问你：黄永胜打倒了怎么办?你就说：跟着主席干革命嘛。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丁盛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主席对我们是进行路线教育，怎么突然说打倒黄永胜?’
我对丁盛说：‘黄永胜只是个代名词，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
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
丁盛他们对毛泽东的心理猜测是对的，他们认定毛泽东希望传达，所以就召开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林彪外逃后，丁盛没有受到牵连。因为丁盛传达了不利于林彪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就意味着他站到毛泽东的一边了。
丁盛在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的传达，规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外传，不准向北京报告。这时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9月5日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大致内容，后来顾同舟又整理出一份文字材料，让自己妻子坐飞机送到北京。
（226）
因此，林彪的“小舰队”是在9月5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而林彪的“四大金刚”则是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了南巡讲话。据李作鹏回忆：【1971年8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我陪同朝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9月5日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的重要讲话。刘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刘丰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9月6日上午，陪同朝鲜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
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会作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
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告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8月下旬南巡期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去武汉、湖南参观，9月5日下午回到北京，9月6日下午军委办事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朝鲜代表团。我走进北京厅就看到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在西南角上谈话，外宾将要来之前，黄、李各自归位了，李作鹏同我挨着坐在一起。我问李作鹏：“你们刚才在谈什么?”
李作鹏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
我说：“你知道了都没有吓死，为什么我知道了就要吓死?”
李作鹏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给北戴河(指叶群)打电话;二是，不准跟胖子(吴法宪)说。要不遵守这两条，我一句也不讲。”
我说：“可以。”
在去朝鲜使馆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鹏的车，在车上他跟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内容。我完全遵守李作鹏提出的“条件”，他跟我说的话，我不仅没有给北戴河打电话，也没有跟吴法宪说，更没有跟别的任何人说。】
（227）
据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回忆，“四大金刚”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首先想到的是不告诉叶群，也就是不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是关系到林彪前途命运的重要情报，如此重要情报“四大金刚”居然不向林彪汇报，可见此时“四大金刚”已经不是林彪的亲信了，他们想的是如何自保，已经不想去救林彪了。从“四大金刚”对林彪瞒着毛泽东南巡讲话这件事来看，林彪不指望“四大金刚”帮他搞“政变”，也是很有远见的。
关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前面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是提到，他本是武汉空军政委，因为在“七二零”事件中立了功，升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林彪线上的人。据邱会作回忆说：【1990年我和老伴到武汉去看女儿，见到刘丰。刘丰的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难。刘丰提起往事说：8月16日、17日，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
刘丰对主席说：“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
听了刘丰的讲话，毛主席立即兴奋起来，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
刘丰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想想看，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作为另一个重要人物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恩来处。次日，周恩来收到此件。】
可见周恩来是在9月4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当然周恩来也不便把这件事透露给林彪。不过有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交底”，然后才跟下面“吹风”;而这次对于林彪问题，毛泽东事先并没有跟周恩来“交底”，而是把这件事直接先向下面“吹风”之后，再反过来告诉他。可见，在处理林彪问题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
（228）
林彪、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之后，马上启动实施“五七一工程”。关于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细节，现在依然不清楚。这倒不是因为情报太少，而是因为情报太“多”，而且相互矛盾，让人越看越糊涂。
自从1981年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社会上出现大量描写林彪、江青集团的所谓“纪实文学”，特别是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一节，各种说法都有，真假难辨。为此在1985年10月，文化部发出《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读物应切实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该《通知》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区的报刊，尤其是新创办的一些小报，刊载了不少所谓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荒诞离奇，格调低下，多系望风捕影，甚至任意虚构，然而其人物都以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真实姓名出现。这些东西迷惑了不少好奇的读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必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出书质量，请出版社不要把报刊上刊载的这类作品编辑成书。出版社如组织此类稿件亦望慎重对待，十分注意政治上的严肃性。】
由于“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相关资料过多，我们处理这一部分，采用对官方正式资料和来源可靠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分析的办法。
官方正式资料最详细的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供词。在《江腾蛟供词》之前，先简单说一下背景。根据法庭调查，1971年9月5日到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决定发动武装政变，准备将毛泽东杀害于南方巡视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1972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揭发材料中，有林彪这份手令的影印件。
《江腾蛟供词》摘录如下：【1980年11月25日，法庭第一次审问江腾蛟。
江腾蛟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月8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五七一工程纪要》。”
（229）
1980年11月26日，法庭第二次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问：“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过你家吗?”
江腾蛟答：“到过。”
审判员问：“他到你家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我家是送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记录给我看，看了以后，他就讲了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计划。”
审判员问：“周宇驰怎么说的?”
江腾蛟答：“周宇驰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周宇驰说，现在他(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可以在上海动手。”
审判员问：“他叫谁干?”
江腾蛟答：“他当时没有讲叫谁干，意思就是叫我去。我说：‘那好，那只有我去吧。’”
审判员问：“要你去干什么?”
江腾蛟答：“就是去指挥那个谋杀活动，谋杀毛泽东主席那个活动。”
审判员问：“1971年9月8日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林立果?”
江腾蛟答：“在西郊机场，当时还有周宇驰、李伟信。”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看林彪手令没有?”
江腾蛟答：“看了，用红色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审判员问：“你看了手令后怎么表态的?”
江腾蛟答：“我讲了三句话：‘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法庭宣读了李伟信1980年8月31日供词(节录)：
“1971年9月8日夜11时多，周宇驰来电话要我立即去空军学院，顺道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林立果和江腾蛟密谈，我听到林立果说：‘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林彪)，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接着，林立果又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江腾蛟看。事后，到了空军学院，林立果又将此纸条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和我看，我才知道就是林彪写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还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作东南总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宣读完李伟信的供词后，审判员问江腾蛟：“你9月9日在什么地方?又进行过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9日上午在西郊机场，有王飞、林立果、周宇驰和我4个人参加，因为8日晚上策划到上海去谋杀毛主席，意见没有达到一致，所以9号上午叫王飞参加，继续策划。”
（230）
审判员问：“你们继续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9月8日晚上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主席的专用列车;第二条办法是用一只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火车;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审判员问：“9日你们还继续策划了什么办法?”
江腾蛟答：“因为8日晚上没有达成协议，9日就继续研究。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来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审判员问：“9月11日下午，你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进行哪些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1日下午继续在老地方，西郊机场平房里，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和我，增加了关光烈，主要想从关光烈部队里调火焰喷射器运到上海去，和调动部队到北京来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审判员问:“什么时间研究过炸硕放铁路桥?”
江腾蛟答:“是9日上午研究的。”
审判员问：“以后研究过没有?”
江腾蛟答：“以后那是11日晚上，派鲁珉去执行那个任务。”
法庭宣读王飞1972年1月4日的供词(节录)：“1971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以及关光烈，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攻打钓鱼台。林立果说明林彪的决心已定，林立果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毛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腾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
第三次审问江腾蛟，1980年11月27日下午。
审判员问：“你是怎么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的?”
江腾蛟答：“是9月11日晚上，上海打来个电话，才知道的。”
审判员问：“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打的?”
江腾蛟答：“那我不清楚。”
法庭宣读了王维国1972年3月11日的供词：“毛主席去年9月10日下午在上海找我谈了话，我是9月11日下午5时回家的，因为太疲劳就睡了，到晚上10点多钟，我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毛主席已从上海北上。林立果、周宇驰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绝望。”
（231）
审判员问：“你们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以后，又开会策划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2日策划南逃广州。可能是周宇驰召集，参加人有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我。”
审判员问：“周宇驰在会上讲林彪在什么时间，怎么去广州?”
江腾蛟答：“周宇驰宣布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8点钟，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周宇驰还讲了些什么?”
江腾蛟答：“周宇驰讲明天早上7点钟，他本人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6点钟由王飞、于新野和我3个人，先到西郊机场那个平房里，要王飞打电话给黄永胜，说林彪请他来有点事情。黄永胜到了以后，叫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来，说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要他们到机场来;等他们到机场后，用两个人招呼一个，要他们上飞机，你们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林彪到广州以后，准备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那里以后，首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实行南北夹击。”
审判员问：“你们安排了南逃的飞机吗?”
江腾蛟答：“我没有安排，是周宇驰已经安排了3架，我在场的时候只安排了4架飞机。”
审判员问：“9月12日晚，周宇驰给你们宣布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你听了以后是什么态度?”
江腾蛟答：“我别的话没有讲，他安排飞机的时候，让我担任第三架飞机黄、吴、李、邱的警卫。我说好。”
沈家良又问：“对南逃另立中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江腾蛟答：“我没有表态。”
副庭长问：“你愿意不愿意去啊?”
江腾蛟答：“我答应了，当然就是愿意去了嘛。”
审判员问：“回到你家又进行了什么准备?”
江腾蛟答：“于新野又给我来电话，说现在一切活动都停止，消灭一切痕迹。所以南逃这个事情，我始终也没有正面给我老婆讲。”
（232）
审判员问：“你接到于新野电话以后，给什么人打过电话?”
江腾蛟答：“我想问问于新野到哪里去了，问周宇驰他们的下落，电话都打不通。找王飞，王飞说他在指挥所，就不准我讲话了。我就问鲁珉，是不是王飞值班?他说不是。这时我产生怀疑，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根据《江腾蛟供词》，可以概括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大致情况如下：
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江腾蛟家谈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周宇驰提出暗杀毛泽东，并具体指出在上海“干”，江腾蛟表示他愿意“干”。
9月8日，林立果召江腾蛟到北京西郊机场谈话，给江腾蛟看了林彪的手令，江腾蛟表示“坚决干”。
9月8日晚，林立果召江腾蛟、王飞、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开会，林立果提出暗杀毛泽东的三个条办法，但参会的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9日，林立果继续召江腾蛟等人在西郊机场开会，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采取开会的办法，众人仍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11日，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江腾蛟、关光烈在西郊机场再次开会，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9月11日晚上，他们得到上海王维国打来电话，才知道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
9月12日，周宇驰召集、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江腾蛟，策划南逃计划。周宇驰说的南逃计划是：
第一步：9月13日早6时，王飞、于新野和江腾蛟先到西郊机场，打电话先把黄永胜“骗到”机场;黄永胜骗到机场后，再由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机场;等“四大金刚”到机场后，江腾蛟等人“强行”要他们上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二步：9月13日早7时，周宇驰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三步：9月13日早8时，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四步：林彪到广州后，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江腾蛟说：“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9月12日晚，江腾蛟回到家中后，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
后面我们将以《江腾蛟供词》为主轴，对一些来源清楚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
（233）
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对当时法庭供词的真实性有很大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江腾蛟供词》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人物，以及这些人后来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如果江腾蛟在供词中所说的情况，与他提到的当事人后来自己回忆所讲的情况一致，那么就可以说明《江腾蛟供词》这个部分是有可信度的，反之就是有疑问或不可信。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后三个人都写了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都说，他们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不知道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以及“北上苏联”出国反毛的计划。
《江腾蛟供词》中说，他们准备借林彪的名义打电话给黄永胜等人，把这四人骗到机场，然后逼他们一起乘飞机南下广州，把他们绑上林彪的战车。这就明显地证明，黄、吴、李、邱四人是不知情的，所以才需要把他们骗来。
在这方面，《江腾蛟供词》与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是一致的。这也反过来说，《供词》提到的“南下广州”另立中央计划，是有可信度的。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王维国，《供词》中两次提到王维国。第一次提到王维国，是说他们计划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对毛泽东动手;第二次提到王维国，是王维国打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离开上海的消息。
王维国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1966年任7341部队(空四军、驻上海)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会。王维国还有一个不显露的职务，这就是他是毛泽东到上海时，上海方面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在毛泽东到上海时，王维国多次上毛泽东的专列和毛泽东见面，所以他才有机会在专列上对毛泽东直接开枪。而且，毛泽东离开上海，王维国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所以他可以打电话及时告知林立果等人。
另外，王维国还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提到名字的人。“九一三事件”后，王维国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198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王维国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1993年病逝。
（234）
王维国不服判刑，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写《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屈冤。据说监狱方面曾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
在特别法庭审判江腾蛟时，王维国曾被要求为江腾蛟的事情作证。法官见王维国不肯，就劝说他：“没关系，你是另案处理，即使作了证这件事情，也跟你没关系。只要你肯作证，对你处理上也会有好处的。”王维国依然不肯，所以特别法庭上用了王维国1972年3月的供词作证。
王维国没有写回忆录，不过留下一份《申诉书》，这也可以当作他的回忆材料。王维国在《申诉书》中说：【在文革中，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我把林彪一伙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看待，我根本不知其为反革命集团，连想都没敢想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又怎能谈得上“自愿参加”呢?
我一不知道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二不知道他们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三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我更不知道法庭叫我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十三、十七两页的内容。至于说《纪要》上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充其量是他们为了实施《纪要》而想利用我，但这不等同于客观上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反革命勾当，不等同于我知道《纪要》。再者，该两页上还有陈励耘、周建平的名字，陈、周也不是反革命，也没被判刑嘛。
所谓我向周宇驰“密报”毛主席谈话内容一事，1971年9月10日下午6时，毛主席专列到了上海，停在了我们给他修好的专线车站。6时05分至8时，毛主席与王洪文、汪东兴和我一起谈了话，其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缺点，和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于是，我把毛主席提出的“他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告诉了周宇驰，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向毛主席好好作个检讨，我在上海的问题也好解决了，别无他意。】
关于王维国派他儿子王大章(当时23岁)到北京“密报”之事，王大章回忆说：【因为于新野从杭州来上海后，跟我父亲说：“毛主席这次出来巡视，跟一些人都谈了话，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样也可以跟的紧一点。”
（235）
于新野的话讲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一句，感觉不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还是林彪的意思。我父亲既不好询问，又不好拒绝，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的紧一点，这样后面有人撑着的话，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过一点嘛。我父亲觉得这个请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认了。
于新野讲话时神态如常，所以我父亲对此事也完全没有觉察有何异样。毛泽东是中午过后离开上海的，下午我父亲回家先睡了一觉，晚上才给周宇驰打的电话。如果他们真是一个有阴谋的集团，应该马上通报才对，所以单从这一点说他参与了“两谋”实在是苍白无力。
我父亲从毛的谈话中隐约意识到，事关重大，所以他决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毛的谈话，让你们有所准备就可以了”。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准备政变，指的是三中全会上重提庐山会议的一事。
9月12日早上，我父亲把我叫起来，他说：“你到北京去一趟。”
我对父亲是绝对尊敬和信任的，尽管一睁眼就听到这话觉得很突然，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父亲解释说：“主席这次到上海来，讲了一些话，谈了一些事情”。
父亲叮嘱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诉副部长(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驰)他们两个人，其他的人，包括李伟信、于新野，都不能讲。”
我拿出个小本问他：“记一下可以吧?”
开始他说：“不行，这个记，恐怕有问题呢。”
我说：“到了那里我忘了呢?”
他想了想说，“好吧，那你记吧。”
他为了方便我记录，一字一句地讲道：“第一个，看样子三中全会快要开了，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主席讲，总理给我写了个信，说到庐山批评问题，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中全会上的问题。三中全会要开成扩大的三中全会，扩大到军一级，每个军都要有一个代表参加，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
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问他：“什么叫‘庐山批评问题’啊?”
他并不想让我了解更多，只是说：“你不要问了，你只要一讲，他们心里就有数了。”
他继续讲到：“另一个就是说庐山会议议事日程的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里有三个不知道，主席说他不知道，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吹一吹。”
我哪里明白，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啦。”
（236）
毛泽东当时还谈到：“黄、吴、叶、李、邱要很好地检讨一下，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黄永胜呢，这个人我不是很了解，在他当总长以前呢，没有谈过话。”这就对黄永胜当总长的任命，有点推卸责任了。
我父亲叮嘱我，你就讲：“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不好，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就把这话告诉副部长和周主任，转告他们，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谓我去北京“密报”的内容。
于是9月12日上午，我背了个军用挎包就上路了，我母亲和大妹妹送我到虹桥机场乘坐民航飞机。因为当兵出行应该持有“军人通行证”，我没来得及开，所以上飞机时被查票的人拦住了，问我：“你通行证呢?”
我一惊：唉呀，这才想起来，不仅通行证没带，连钱也没带，根本就没想这些事。
结果当然不让我登机。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四周张望，恰好民航的廖局长在不远处，他认出我来，就冲着查票的人摆了摆手，放行了。
这是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大概有二十名左右的乘客。飞机先飞济南，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飞到北京。我到北京已经下午3点了，李伟信开一辆“嘎斯—69”吉普车到首都机场接的我。
李伟信在路上问我：“客人(指毛泽东)什么时候到的?”
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嘱咐过我，不要告诉李伟信和于新野，他怎么知道了呢?一提“客人”，我心里有些慌了，难道他知道我是来的原因了?这个保密性就没有了嘛。
李伟信没有觉察我的胡思乱想，接着又问：“客人什么时候走的?”
因为有父亲的叮嘱，所以我只好一律回答：“不知道。”毛什么时候走的，我是真不知道。
李伟信说：“我们很忙啊，你看到现在中饭还没吃过。”
我说：“怎么这么忙啊?”一路上俩人东拉西扯。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西郊机场。我记得是到了一处平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于新野正在下面条吃，他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你怎么样?吃过饭没有?”我赶紧说在济南机场吃过了。
大概等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门外有汽车来了，于新野说：“可能是副部长回来了。”
随即林立果和周宇驰就推门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们对我说：“你辛苦啦!”
我敬了个礼，他们分别跟我握了握手，我受宠若惊，和林立果这也不过是第二次握手呢。
当时他们两个人神情既看不出不慌张，也不显得紧张，跟平常差不多，稍有些凝重。我被带到了会客厅，就我们三个在场，我把带的话讲了。
（237）
等我讲完了以后，林立果讲话了。林立果讲话一向很慢，好像是想一句讲一句，很慎重。他讲：“很好，很重要。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为我们送来了这么重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很深。”
他接着说：“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爸爸，谢谢他，说明他以前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今后还要这样。开会的时候叫他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我嘛，还年轻，不要提我。”
我当时由衷地讲了一句：“副部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向副部长学习!”
他讲：“不要提，今后不要提。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
后来林立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主席和你爸爸谈话的时候，徐景贤当时在不在场(指专列上)?”
我说：“徐景贤应该不在场。”
他又问：“徐景贤在不在上海呢?”
我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要打听徐景贤的事，就照实说。
谈话前后大概不超过半个钟头。谈完以后，于新野就把我送到反帝路的空军招待所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见到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整个过程。】
为了比较，这里再摘录一段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王维国的事情。徐景贤说：【早在文革之前，王维国就和林彪一伙挂上了钩。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叶群化名到江苏省太仓县农村蹲点，由王维国所在的空军部队派人保卫和照料生活，每天给叶群打饭去的时候，在白饭底下放两个荷包蛋或一条鸡腿，使叶群既得到艰苦奋斗的美誉，又吃得实惠，叶群当然是心中有数的。
1967年3月，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参军，就是在王维国属下的硕放机场正式穿上空军服装的。林彪一家对王维国另眼相看，而王维国也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林彪等人大权在握以后，王维国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并兼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委主任;1969年九大期间，根本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维国，却被提名为军队系统的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林立果向王维国交底说：“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这些话说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维国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来个“一边倒”和“集中投资”。王维国打了一下算盘，终于决定把赌资统统押在林彪一边，开始作巨额的“集中投资”。
（238）
王维国用全家的名义向林彪写了效忠信，他在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家，就没着我的一切。”声称自己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接着，王维国亲自带了老婆和儿女，到北京去当面拜望林彪。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毛家湾林家大院接见了他们，还和他们全家合影。王维国受宠若惊。林彪是当面称赞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就把王维国的魂儿很舒服地勾过去了。
1970年6月30日，就在林彪到庐山会议上争当国家主席的前夕，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去北京拜见林彪，然后由林立果亲自开着林彪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带有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逛长城。他们在长城上边散步边密谈，同时合影留念，还用当时很稀罕的摄像机。
在他们摄下的录像带和照片上，可以看见沿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年过半百、体态臃肿的王维国走在左边，瘦削苍老，戴着眼镜的江腾蛟走在右边，他们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夹在中间的二十多岁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阶，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这时，王维国谄媚地对林立果说：“今天副部长开的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我们坐了不会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1971年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命令，谋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入倒计时的最后阶段。9月11日中午，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王维国两次打保密电话给周宇驰，向林立果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找人谈话以及离开上海的情况。
9月12日早晨，王维国派他的儿子乘飞机赶往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动情地对王维国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
9月12日晚上，林彪接到多方密报以后，决定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突然又改变原决定，叛国北逃。王维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马上又派儿子赶乘火车去北京，摸到了林彪等人出逃的情况。王维国得悉后慌了手脚，马上把蒋国璋和龚着显两人叫到身边，订立攻守同盟，布置立即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同时商量销毁罪证。9月20日下午两点多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王维国在上海被拘押审查。】
因为王维国是林彪事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239）
我们从江腾蛟、王维国等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地下部队，是由内到外，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这种分层构造，是地下组织、地下党的典型结构。
最内层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也就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但林豆豆是比较特殊的，她没有与林家其他三人步调一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揭发”，把林彪送上了绝路。如果没有林豆豆的揭发，林彪很可能不会死。因此，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明文写道：“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并带头与众人唱这首歌。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林彪的失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出在核心层的“步调不一致”，这就注定他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的地下部队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四个人。1967年3月，林立果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指定“党办”的两个秘书周宇驰和刘沛丰，专门负责“帮助”林立果，这样林立果与周宇驰和刘沛丰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亲密朋友”的关系。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升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周宇驰和刘沛丰也升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们两人就成为林立果最为信任的左膀右臂。林立果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是师级官职，可以有自己的秘书了，这时林立果就有了政治秘书于新野和生活秘书李伟信。
这样一来，围绕在林立果身边的两个“亲密朋友”周宇驰和刘沛丰，两个秘书于新野和李伟信，就形成了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人员。这一层人员知道一切秘密，作为最高机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只限于第一层人员知道，具体写下《纪要》就是林立果的秘书于新野。
“九一三”事件中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都死了，只有李伟信活了下来。其中刘沛丰与林彪等人一起上了三叉戟，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劫持直升机企图飞往蒙古，失败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假装自杀活了下来。
（240）
不过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的李伟信。在第一层人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因为“生活秘书”的角色只是负责生活方面的事，对政治应该是不过问的。比如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尽管李伟信也参加了，但他的角色是给林立果等人“端茶倒水”而已，所以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不很清楚。
李伟信基本上属于林立果的传令兵，政变计划等重大事情，林立果当然不会和他商量，当然也不会告诉李伟信整个政变的具体细节。因此，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很有限。
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肯定比李伟信多得多，中央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详细盘问她“五七一工程”的细节。
可是林豆豆在揭发林彪之后，却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因为林豆豆没想到因为她的揭发，林彪等她家的其他人葬身于外国荒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林彪是被林豆豆“害死”的。因此林豆豆追悔莫及，背上极大的思想包袱。
之后，林豆豆拒绝向中央讲“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为林彪辩护起来，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的。林豆豆不配合中央，拒不说“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替林彪辩护，这样一来，林豆豆就一下子从“反林英雄”坠落为“林彪死党”，开始接受各种严厉的政治审查。
在审查期间，林豆豆曾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林豆豆写信给毛泽东求助，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林豆豆的审查。之后林豆豆结婚，但日子仍然过得十分凄惨。
“五七一工程”和政变的核心细节，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这六个人完全知情，林豆豆知道一定的细节，而李伟信就知道的就更少了。因为完全知情的六个人全部死亡，所以整个政变的详情我们已无法知道，只是从李伟信的交代得到了一些信息。
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有一定的了解。可惜林豆豆却不肯说半个字，反过来却不停地到处为林彪“伸冤”。林豆豆所说的林彪事件，其实是她自己编造的各种“善意的谎言”，她试图以此来为林彪翻案。
林豆豆这么做大概是出于良心的自责，希望自己编织的“谎言”可以洗清林彪的“罪名”。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林彪事件真相的唯一希望，就是林豆豆哪天突然“想通了”，不再沉溺于良心的自责了，讲出真实的林彪事件。
（241）
前面提到林彪地下部队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四人，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知道一切机密;核心层之外的第二层，是林彪实施计划所必需用到的人物，这是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第二层的几个人，并不需要知道政变的具体计划，但需要在关键时刻对林彪的效忠，在关键时刻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要在关键时刻用到这几个人，事先必须要做好“工作”，才能保证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用得上”。除了贴身卫士李文普临阵脱逃之外，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都在关键时刻“经住了考验”，他们是协助林彪外逃的最关键人物。
林彪周围的警卫战士很多，但这些人已经变成监视他的人，林彪要想“逃出”他周围的警卫战士包围圈，必须依靠专车司机、专机驾驶员这些人的帮助。至于三名机械师，那是因为三叉戟飞机需要三个人驾驶：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一名机械师。副驾驶员可以不要，机械师是不能没有的，像启动飞机等很多事情，没有机械师的协助是不行的。因此1971年9月13日林彪专机强行起飞时，机组人员只有一名驾驶员加三名机械师的最低限人数。至于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等不是一定必要的人，就一个也不要了，以免不可靠的人带上天以后出意外。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二层人员，隐蔽得非常“深”，平时不活动，直到“九一三”那一天才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江腾蛟供词》中根本没有提到第二层人员的这几个人。我们将在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再详细讲这几个人。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是：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这四个人。其中江腾蛟和王国维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说一下王飞和陈励耘。
王飞，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8年参加解放军空军的筹建工作。1967年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王飞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也就是林立果的“顶头上司”。后来王飞因为与林立果的关系密切，1969年林立果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王飞也升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242）
“九一三”事件后，王飞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74年患精神分裂症。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原准备把王飞当作主犯，但因为王飞患精神病，不能起诉，所以把江滕蛟“升格”为主犯。
陈励耘，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64年任空军第五军政委，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王国维类似，陈励耘是毛泽东在浙江省巡游的警卫工作负责人。因为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曾下榻于杭州汪庄，所以陈励耘多次见过毛泽东，也听过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陈励耘被免于起诉。
陈励耘的判决书说：【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刑法第18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在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32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历史上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与黄、吴、李、邱四人在战争年代就与林彪建立起历史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的政治地位都不高，江腾蛟原是空四军政委，后被毛泽东免职，空四军政委由王国维接任，陈励耘是空五军政委，王飞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江腾蛟、王飞不是中央委员，而王国维和陈励耘在“九大”上，通过林彪集团的途径跻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般人都知道，林彪是极少见人的，而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四人林彪都亲自接见过。以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亲自接见江腾蛟等小官，当然是不寻常的。如果说林彪接见王飞，还可以说是因为林立果的关系，而接见江腾蛟、王国维、陈励耘等人，就不能用一般关系来解释了。有人说林彪对林立果的“小舰队”毫不知情，那么林彪为什么要亲自接见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呢?因此林彪亲自接见的这件事，也反映出林彪是知情的。
江腾蛟、王国维等人都给林彪写过“效忠信”，声称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所以林彪和林立果对这几个人是很重视的。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列为“骨干力量”。
（243）
尽管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被列入《五七一工程纪要》，但《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却一直瞒着江腾蛟等人的。这是因为林彪和林立果对这些写“效忠信”的人，依然不敢完全信任。很多人是“只能共安乐、不能共患难”的人，在林彪得势的时候，这些人争先恐后地攀林彪，指望跟着林彪可以飞黄腾达;可是当林彪失势的时候，能够真的为林彪赴汤蹈火的人，那就凤毛麟角了。因此，林彪和林立果无法确定江腾蛟等人在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能为林彪赴汤蹈火，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核心秘密要瞒着他们。
到1971年9月要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关键时刻，林彪和林立果考虑动用这第三层人员了。但真正要向这些人透露“五七一工程”的时候，林彪和林立果却犹豫起来。万一说出来，这些人不愿干，或者不敢干，甚至去告密，那么“五七一工程”就要流产失败了。最后他们把这四人分为两组：告诉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拉他们进来干;王维国和陈励耘就不告诉了，这也就是说“五七一工程”就不指望他们了。
为什么分两组呢?因为江腾蛟是毛泽东点名不要的人，所以他只有跟林彪一条路;王飞是不被毛泽东重用的人，毛泽东从来没接见过王飞，所以他也只有跟林彪一条路。而王国维和陈励耘除了是林彪线上的人，他们也被毛泽东重用，毛泽东外巡时多次召见这两个人，他们对毛泽东不但没有仇恨，反而是有感情的。而且，王维国和陈励耘在官场上也很顺利，一路成为候补中央委员，让他们去干刺杀毛泽东的事情，缺乏内在的心理动机。
因此，林立果在9月8日，告诉了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纪要》。江腾蛟说他在得知“五七一工程”时，表示“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据《江腾蛟供词》，林立果在9月8日曾设想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但终究没敢用这个计策，因为他们怕王维国不愿干或不敢干，这样计划就败露了。
据王国维回忆，林立果秘书于新野只是对他说：“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个要求是相当低的，所以王维国听到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后，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
（244）
林立果对王大章说：“你爸爸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这就是说王维国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林彪线上的人，所以毛泽东没有怀疑他，亲自找他谈话。
林立果还说：“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因为王洪文是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表”，林立果让王维国与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彪，也就是劝王维国转而投靠毛泽东那边去吧。林立果问到徐景贤，是想知道徐景贤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如果徐景贤本人在上海，而毛泽东又没有召见他，只见了王洪文，这就说明毛泽东不重视徐景贤。
而对于陈励耘，林立果也没有通知他，所以他也就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这样一来，陈励耘就因为“罪行轻微”，免于起诉。
王维国的情况其实与陈励耘一样，他也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而王维国却被判刑14年。这样一来，王维国就感到冤枉了，不停地上诉。其实王维国与陈励耘的差别，关键在于王维国派他的儿子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情况。如果没有这件事，估计王维国也会免于起诉的。
据《江腾蛟供词》，他和王飞都是在9月8日以后参与“五七一工程”的人。“五七一工程”有两个计划：上策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北上苏联，出国反毛。林立果对江腾蛟和王飞的信任仍然是有限的，只告诉他们南下的计划，没有告诉他们北上的计划，所以江腾蛟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北上的计划。
江腾蛟说：9月12日晚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但于新野没有告诉江腾蛟，他们将要“北上”了。因此江腾蛟后来又给周宇驰、等人打电话，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王飞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只知道南下的计划，不知道北上的计划，所以在林彪一伙人“北上”之后，就不知所措了。不过王飞与江腾蛟不同的是，他患“精神病”了，这样一来，他就被免于起诉，而江腾蛟则被判刑18年。
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需要一提，这就是林彪的原秘书关光烈。1958年关光烈任林彪的秘书，1965年关光烈离开林彪，到武汉军区127师任政委，此后关光烈与林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可是在1971年9月8日，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林彪)”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
关光烈一到北京，林立果就找他谈话，提出问他主管的127师“借用”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关光烈都托辞拒绝了。应该说关光烈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只是林立果想通过他搞到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然而《江腾蛟供词》中，却声称关光烈和他们一起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样一来，关光烈就是有嘴也说不清了。后来，关光烈被判10年有期徒刑。
（245）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是林立果等人笼络的一些不知详情的普通军人。他们被告知有“阶级敌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他们去保卫林副主席。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对“暗害”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并不感到奇怪，真的认为有“阶级敌人”，那么保卫林副主席也就是义不容辞之事。
这第四层人中的典型代表，是林立果领导下“调研小组”的翻译陈伦和。“九一三”事件后，陈伦和被隔离审查，1981年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有期徒刑5年。陈伦和的判决书说：
【陈伦和是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成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7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前夕，陈伦和按照林立果的指使，向程洪珍传达了“舰队进入一等战备”的命令。9月8日，陈伦和随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即按照林立果的布置，一直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值班。9月11日，林立果又把他们在政变期间使用的代号告诉了陈伦和，当天，刘沛丰给陈伦和发了手枪。
陈伦和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向陈伦和等人布置南逃计划，指使陈伦和等人13日随林彪坐飞机到广州沙堤，在飞机上保卫林彪，并告诉他们说：林彪将来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9月12日深夜，陈伦和得知“南逃”计划暴露，即同王永奎等人转移到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秘密据点，于9月13日晚，伙同王永奎、许秀绪、王琢等六人从北京乘火车逃往广州。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
然而陈伦和出狱后，对上述指控矢口否认。陈伦和说：【1970年4月，我从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军司令部科研部任翻译。科研部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这是我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在空军任作战部副部长。
9月，我被调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属的外事处，16日上午，周宇驰给我和许秀绪等人说：“这里是空军党委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简称‘调研小组’，我们都是围绕林立果工作。林立果是帮助林副主席处理全党全军的大事，到各处做调查研究，也要调研外国的情况，所以叫你来做翻译工作。”
（246）
后来周宇驰给我看了林立果与毛主席合影的大照片，林立果上报毛主席的技术材料，封面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和签字。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所以就形成了林立果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他到哪里工作的状况。我见到的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
不知是否因为我的正统、生性坦诚和常常直言不讳，虽然我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有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并对我说：“现在起不要再搞资料翻译了，去值班守好电话，以及做好其他勤杂事务，如烧水做饭，整理房间等。”
9月8日及12日，周宇驰两次对我和其他人谎称：“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
谁都知道那时候“路线斗争很复杂”，虽然他们没有明说“有人”指的就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但是江、张在群众中的印象一直不佳，非议不少，暗地里对中央的文武两派的不和一直都有传闻。直到9月12日，周宇驰还对我等人说：“林彪被他们(江、张)欺负够了。”所以周宇驰的解释是合乎情理和令人信服的。
类似值班、代号、发枪等战勤事务，我在1967年赴越参战、1969年战备时都曾经历过，专案组和法庭非要把这些说成我参加政变、有颠覆政府的目的，何以服人?
当时我不知道林彪已背叛毛主席，在“调研小组”里林立果等人一直在散布他们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所以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与江青等搞斗争。1971年7月林立果还在汕头对空十二军部分领导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现在有人要把他们分割开来，要提高警惕。”这个谈话纪要曾给我看过。
我随王永奎等三个副处长去广州，是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我等四人明确下令的，他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要我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尽管我从未见过林彪，叶群，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去广州保卫党章已经确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文革理论和实践搅乱了人的思想，只觉得阶级斗争越搞越大，阶级敌人越搞越多，遍地都是，连党的副主席也有危险。
（247）
在王永奎安排下坐火车去广州，并不是得知林彪“南逃”阴谋暴露之后的逃跑。包括王永奎在内，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得知阴谋败露”和“南逃”。所以9月13日我们依然执行原来林立果定的分头去广州的计划，去了广州之后我们就找林立果。
判决书对我们当时“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的描述与事实不仅有出入，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没有找到林立果(那时又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方式)，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在上海?于是就从广州去上海。因为军人出差是要《军人通行证》的，我们的单位都在北京，不可能回北京去开证，所以就借用了广空某单位的通行证。我们既没有“逃”，也没有“潜”，人家要抓我们是人家的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只是为了找到我们的领导。】
由陈伦和的回忆可知：(一)毛泽东曾经表扬过林立果“搞科研”，还写了专门的批示，并与林立果有合影。陈伦和看过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还看过林立果上报毛泽东材料上，毛泽东给他的批示和签字。从陈伦和回忆的时间来看，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和批示，应该是1969年的“九大”前后的事情。
(二)陈伦和看到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这与林彪是相像的。
(三)陈伦和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知道庐山会议上毛与林之事。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他们下达“一等战备”的命令，理由是：“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听上去很合理，陈伦和等人也很相信，毫不怀疑。
(四)值班、代号、发枪等是随着“一等战备”而来的，这在“路线斗争”的年代，也不算异常之事。
(五)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陈伦和等四人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命令他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
(六)9月13日，陈伦和等人没有见到林立果，他们就坐火车去广州找林立果;在广州找不到林立果，他们又去上海找。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命令，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林彪和林立果外逃之事。
由此看来，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只是林立果等人借用林彪的声望利用一下他们而已，这些人都算不上是林彪或林立果的死党，他们只是简单地“被利用”了。因为那时新闻报刊一直宣传“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如果有人说“毛主席派人来抓林彪”，一般人反而不相信。
（248）
那时一般民众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密不可分的，无法想象毛泽东会下令抓自己的亲密战友。如果有人对林彪动手，人们自然地认为那一定是毛泽东病重，有人趁机篡夺林彪的接班人大权。因此这些第四层的人，被告知毛泽东病重，有人(江青等)要趁机夺林彪的权，要他们武力保卫林彪，这些人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
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五七一工程”，其实知道整个“五七一工程”的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六个人，知道部分“五七一工程”的有林豆豆、李伟信、江腾蛟、王飞四人，总共不过十人，其他人都是属于各种各样“被利用”的。一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五七一工程”之所以没有事前泄露出去，也是因为知道的人非常少。
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五七一工程”，其实分为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暗杀毛泽东的计划;第二个计划是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第三个计划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这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据后来的揭发材料说：【1971年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到广东深圳、尖沙嘴，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1971年7月底，林立果、周宇驰曾秘密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8月8日，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9月7日，周宇驰向空军司令部航行局要苏联民航班机图;9月11周宇驰拿到可供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
据揭发材料显示，早在1971年7月，林立果就开始策划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并看好了退路，万一情况紧急的时候，林彪可以逃到香港。因为深圳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所以开水陆两用汽车，可以从深圳直接开到香港，这也是林立果、周宇驰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从深圳逃到香港去。
周宇驰要苏联民航班机图等，则是为了外逃苏联之用，可见上述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三个计划的同时进行，也说明“五七一工程”不是林立果单独搞的，因为在广州另立中央，绝不是林立果可以背着林彪单独干的事情。
现在一些人为了说明“五七一工程”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单独搞的，于是就略去“五七一工程”三个计划中的另外两个，让人们误以为“五七一工程”只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其实《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明文写道：【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可见《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策划的“军区搞地方割据”，就是后来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与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同时进行的。
（249）
把文革和林彪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过从头到尾认真研究的学者，比如高华、高文谦等人，都得出结论：林彪对“五七一工程”是知情的，不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例如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写道：【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泽东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在“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中，第三个外逃苏联的计划，应该是其中的核心，因为这个计划实施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是主攻计划;第二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可能性就小得多，只能作为辅助计划;第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是的“撞大运”理想计划，要有买彩票中头彩的运气才行。
林彪为什么想到在广州另立中央呢?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分为6个大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海南岛，中南军区成立后，辖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6省，林彪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黄永胜任参谋长，陶铸任政治部主任。1955年，全国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以中南军区司令部为班底成立了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因此，广州军区是林彪第四野战军的班底，所以林彪要选在广州“另立中央”。当然林彪也想好“另立中央”失败的可能性，所以安排林立果等人学会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便万一时退到香港。
不过“五七一工程”的真正重点，还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要想实施“外逃”苏联的计划，也是非常困难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林彪事件，还没有发生过一个高官的外逃事件。其实刘少奇等人，也未必没有想过外逃，只是外逃的难度极大。因为高官们的警卫都是掌握在八三四一部队手中，要想逃出八三四一部队的监控，要想弄到供自己外逃的飞机，要想搞到效忠于自己的飞行员，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会“外逃”，因为这是不太可能办到的。
而林彪居然办到了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居然成功地坐飞机“外逃”了。如果不是后来飞机迫降失败，林彪的外逃计划就成功了，这也可以算是林彪“长胜将军”的最后一次“胜仗”吧。
林彪策划出走苏联的计划，其核心并不是为了逃跑，而是要给毛泽东一个重大打击。这点在后面重点分析。
（250）
前面提到“五七一工程”是三个计划同时策划的，第一个计划“暗杀毛泽东”是进攻性的，第二个计划“广州另立中央”也是进攻性的，而第三个计划“出走苏联”则是防御性的。在实施时的顺序是：先实施第一个计划，如果第一个计划不成功，就启动第二个计划;如果第二个计划不成功，再启动第三个计划。事实上，这三个计划也是这样实施的。
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否认“五七一工程”有三个计划。这些人认为，“五七一工程”只有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瞒着林彪，是林立果擅自搞的。这些人的说法是：林立果在1971年9月5日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于9月8日从北戴河飞往北京，开始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行动。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林立果以为暗杀计划暴露了，于当日下午6时紧急从北京飞往北戴河。到了北戴河后，林立果才告诉林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林彪本来没有任何反抗毛泽东的想法，只是在得知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后，认为自己已经洗不清了，才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
这种说法有两个致命的硬伤：第一个硬伤是必须否认存在第二个“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以林彪为中心在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公开对着干，这个计划是具有强烈反抗性质的，完全否定林彪不准备反抗毛泽东的说法。而且，这个计划离开了林彪是不成立的，林立果不可能背着林彪擅自“另立中央”。
现在各种证据都显示，“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存在的，我们前面举出不少证据，后面也还将举出一些证据。只要“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存在，“林彪不知情”的说法就无法自圆其说。
这种说法的第二个硬伤，是说外逃苏联的计划是在9月12日当天临时决定的。该说法声称林立果年轻莽撞，只知道暗杀，9月12日暗杀失败后，才临时决定外逃。可是事实证明，外逃的计划不是9月12日临时作出的，而是最迟在9月7日就已经有了。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以及林彪的警卫人员都证实，林立果早在9月7日就有南下广州的计划了。
这里先看一下林彪一家的动向时间表：
1971年7月，林彪和叶群赴北戴河休养。
1971年7月9日，林立果到广州，在空十二军等处讲话，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不可分的，现在有人试图把他们分开。”
（251）
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7月30日，林立果从广州回到北京。
8月8日，林立果从北京到北戴河，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8月27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
9月4日，林立果再从北京到北戴河。
9月7日上午，林豆豆坐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与林豆豆密谈。之后林豆豆对警卫员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
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指挥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下午6时，林立果从北京飞往北戴河。
9月12日晚，林豆豆打电话给北京，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并准备好了飞机。之后周恩来下“禁空令”，禁止一切飞机起飞。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登上林彪专机，飞机在机场未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后来坠毁在蒙古荒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北戴河96号楼是根据林彪、叶群的要求专门修建的。整座楼呈“工”字型，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
1971年9月，当他们得到毛主席南巡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更加反常了。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她往林彪屋里跑的特别勤;林彪脾气特殊，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任何人进屋，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叶群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这说明，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
二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试车。该车是保险红旗轿车，安有防弹玻璃，是当时国内一流车，性能特别好，并不需要天天试车。杨振刚的举动说明，首长可能随时会急用车。
三是林彪、叶群突然把林立衡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等一齐招到了北戴河。
最最引起我们工作人员怀疑的，是叶群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她在工作人员中说，“首长想动一动”、“准备去大连”、“女儿在国庆节要结婚”等等，让人们觉得，林彪这里一切正常无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让人从北京取来大批文件和生活用品，并出现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有人听到她在林彪房间里哭泣，看到她的眼睛红肿了。
（252）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感到，近几天可能要出什么大事了。
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
据负责林彪警卫的原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林立衡的随从人员)有事找你。”
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老虎抓起来。”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李文普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
由于事关重大，我也不敢同别人讲。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林立衡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到外地去。”
我说：“怎么办?是否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
林立衡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
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回忆说：【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说，主任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
（253）
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吉纯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吉纯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林彪贴身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
我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林立衡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
由此可见，早在9月7日，林豆豆已经从林立果那里知道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她反对这个计划，并试图阻止这个计划。这件事林豆豆之所以不敢直接向林彪说，是因为她也知道，林彪对这一切都是知情的，林立果并没有瞒着林彪，所以她才向周围的警卫员求援。如果真是林立果瞒着林彪，那么林豆豆应该主动向林彪揭发林立果干的“坏事”，林豆豆为什么不告诉林彪呢?
据《风云九一三》的张聂尔说，他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
张聂尔说的林豆豆反应，也证实林豆豆应该知道林彪是知情的。林豆豆说“林彪都糊涂了”，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林彪那时是很清醒的。林彪与毛泽东“斗争”的计划，的确是高明的，因为他的这一招，彻底毁坏了毛泽东的威信。
（254）
不少人认为林彪搞暗杀、另立中央、出走外国等是不明智的。那么不妨设想一下，林彪“不走”会是什么结局呢?
(一)理想结局：林彪保住副主席地位，继续当接班人。如果身体好，活过毛泽东，最后还能接班继位。
(二)较好结局：林彪丢掉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位子，但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而在生活上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级高官待遇。朱德和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再差一些，失去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1966年以前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
(三)最坏结局：刘少奇和1966年以后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排名第八，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当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到此为止，刘少奇在生活上也继续享受一级高官的待遇。但刘少奇失权后，很快就失去了生活待遇，妻子被捕，子女被下放，刘少奇本身也失去人身自由，不久就病死了。彭德怀也在1966年以后被关进监狱，失去了以前的一切待遇。
林彪不走的话，将会是那种结局呢?第一，理想结局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已经点了林彪的名，并且说庐山会议上与林彪的冲突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这个人向来是说话算话的，他既然这么说出口了，就是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拿掉林彪，所以林彪副主席和接班人的地位肯定是保不住的。
第二，较好结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说：“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毛泽东已经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既然把林彪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那么林彪的下场，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下场，不太可能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更好。
第三，林彪不走的话，他最可能面临的就是最坏结局，像刘少奇那样，妻子入狱，儿子和女儿被下放，林彪自己被软禁。软禁的生活条件是较差的，如果林彪的身体较好，或许还能挺过来，而林彪的身体较差，未必能在软禁中挺过来。林彪被软禁的话，好则一年，差则半年，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
这样比较一下，林彪自然会选择“走”，因为他预料自己留下来不会有好的结局。当然，林彪选择“走”，不仅仅是为了逃命，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要战胜毛泽东。
（255）
林彪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对于他这样的军人来说，死并不重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以自己的死去换取胜利，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军人的境界。比如大部队要撤退，留下一小批战士阻击敌人，这些阻击敌人的战士，注定都是要死的，而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去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死不是“白死”，自己的“死”将换来大部队的胜利。所以军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切为了胜利，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胜利。如果军人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境界，谁愿意留下来阻击敌人呢?
对于林彪来说，他已经把他与毛泽东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战争。林彪既然有“常胜将军”的美誉，他当然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定要赢，哪怕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要赢，这才是军人的本色。然而，林彪与毛泽东的实力对比相差太大，正面公开的斗争，林彪绝无赢的可能。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大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林彪要赢，必须出奇兵，用诡计，为了胜利，不惜一切手段和一切代价。
林彪取胜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拿掉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也就是暗杀。这个办法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一般搞暗杀，都是买通黑社会，雇用职业杀手，这样即使是暗杀失败，自己也不会暴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暗杀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暗杀不管成功失败，一般都查不出谁是主使人。
可是新中国既没有黑社会，也没有职业杀手，所以雇人去暗杀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林彪只有动用自己的儿子去干。这样一来，一旦暗杀失败，林彪这个主使人就必然会暴露，林彪就要背上一个搞暗杀的污名。但林彪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个理由后面再说。
林彪也清楚，就是有黑社会的地下组织，有职业杀手的丰富经验，要想暗杀毛泽东这样警卫森严的人，也是极难的。林立果这支10人左右的小部队，又毫无搞特务工作和暗杀的经验，要想暗杀成功毛泽东，简直比买彩票中头彩的可能性还小。既然这样，林彪为什么还要干呢?这是因为暗杀即使失败，也是有价值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林彪取胜的第二个办法，是组建自己的军队打败毛泽东，这就是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然而鉴于毛泽东的巨大威信，尽管广州的部队是林彪过去的嫡系部队，但此时广州的部队会不会跟着林彪“造反”，是疑问很大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广州的部队跟随林彪造反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即使这样，林彪也要干，这也是因为另立中央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256）
林彪取胜的第三个办法，是向外国“借兵”打败毛泽东。向外国借兵的事，古今中外都很多，林彪想到的是向苏联借兵。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方认为核心问题是毛泽东的反苏，所以苏联极欲搞掉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在周恩来访苏的时候，苏联人就装着醉酒，向周恩来提出共同搞掉毛泽东的设想。如果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苏联合作，共同搞掉毛泽东，苏联是很愿意的。
因此林彪外逃苏联，向苏联借兵打回中国来，毛泽东是很难招架的。因为林彪对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军事部署太熟悉了，由林彪指挥苏军来打中国，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占领全中国，只要占领东三省等部分地区，在那里建立一个反毛泽东的苏联卫星国，也是苏联很愿意看到的。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苏联是愿意出兵帮助林彪“打回来”的。可是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与中国开战就意味着一场核战争，苏联愿意冒着核战争的危险借兵给林彪吗?这是阻碍林彪这个设想的关键。一般看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应该是没有魄力面对核战争的，所以林彪借兵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林彪外逃苏联，就会落下一个“叛国”的污名，但林彪却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头看看“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第一个暗杀计划，第二个另立中央计划，第三个外逃借兵计划，都是为了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林彪也知道，这三个计划要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林彪还有一个没有写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第四个计划，那就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作为军人来说，不能战胜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算是没有失败。
如果说林彪前三个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当然林彪的“同归于尽”，不是在肉体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而是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
林彪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可以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官，最主要靠的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武器。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建立，林彪是做出很大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林彪的助推，毛泽东不可能建立起那么高的个人崇拜。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林彪可以帮毛泽东建立起个人崇拜，也可以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打掉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办法，就是以自己给自己泼脏水，弄黑自己，也就染黑了毛泽东。林彪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这样才能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57）
当时人们已经把林彪看成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并不是坏人，只是犯了错误，下了台，受到了批判，这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一旦人们发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原来是“坏人”的话，那么毛泽东就很尴尬了，他怎么向人民群众解释呢?毛泽东如果看出不自己的亲密战友是“坏人”，被自己的亲密战友欺骗了，那么毛泽东的英明到哪里去了?这几年的文革到底为了什么?
因此，林彪下台，被批判，都不会影响毛泽东的政治声望，而林彪是“坏人”，才能打击毛泽东的政治声望。林彪怎么把自己变成“坏人”呢?
一般人心目中“坏人”，是那种搞阴谋诡计，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林彪就要搞暗杀，把自己变成“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一般人认为分裂国家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一般人认为叛国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外逃苏联“叛国”。
这样一来，如果林彪搞的暗杀计划失败，另立中央计划失败，外逃苏联计划失败，那么林彪的第四个“同归于尽”计划，就不声不响地成功了。因为此时林彪已经变成分裂国家、投敌叛国、阴谋暗杀的标准坏人，想要给林彪说好话都很难。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林彪原来是这么一个坏事尽干的“坏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把这么坏的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呢?因此，林彪表现得越“坏”，毛泽东就越惨越尴尬，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丧失越大。
这样分析之后，就清楚林彪为什么不怕搞暗杀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分裂国家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叛国的污名。林彪就是要用这些“污名”，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让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丧失和政治威信扫地。事实上，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确丧失殆尽了，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是永远正确和英明伟大的，人们看到“红宝书”，就想起摇着“红宝书”的林彪这个阴谋家，“红宝书”自然而然失去它的魔力。
林彪的叛逃，造成林彪和毛泽东两个人都是输家，这就是林彪“同归于尽”计划的结果。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可以说从没遇到过这样大的失败，这次林彪让毛泽东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洋相，让毛泽东失去了他最大的政治武器：个人崇拜。
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还直接影响到他的接班人。人们不再迷信毛泽东了，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神圣的光环。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下台，都与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对于林彪来说，他的“出走”绝不是单纯的外逃，而是战胜毛泽东的一种方式。即使是外逃失败，林彪丧命，他也不算是完全的败者，毕竟他这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了。
（258）
之所以称“九一三事件”，是因为林彪的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0分起飞，而真正惊心动魄的事，其实是发生在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这里先看毛泽东的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毛主席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日程是：1971年8月15日离京，8月16日至27日在武汉，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8月27日至8月31日在长沙，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8月31日至9月2日在南昌，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汪东兴回忆说：【9月8日晚上，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毛主席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我还建议，可以转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专列9月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晚10点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
（259）
毛主席一直等到 9月l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在专车前方‘压线路’的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到济南是早上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感到诧异，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张春桥等)的阴谋，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
他们要实施早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
（260）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当时虽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但他出于某种警觉，临时改变了日程，提前回到了北京。这次毛泽东提前回北京，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等到汪东兴告诉他时，周恩来才吃惊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毛泽东在9月12日下午4时到达北京后，下午7时林立果乘林彪的256号专机匆匆飞往北戴河。关于此行，256号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探望家人。但是一天前，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周末不回家了。9月12日晚18点开饭，这时值班室人员说：“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当我到达值班室时，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个小资料包，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还有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兵，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
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这时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油到17吨。”
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
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但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
（261）
据康庭梓回忆，在9月11日潘景寅就告诉他，周末有任务要值班。因为9月12日是星期天，所以所谓“周末”，只能是9月12日。在9月11日，毛泽东还在上海，那时候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毛泽东将于9月12日返回北京。由此可见，潘景寅早就做好飞广州的准备，这个计划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回北京才临时做出的。
北京到北戴河的距离很近，潘景寅指示飞机加大量的油，这是为了飞广州做准备的。后来飞机上剩12吨半油，这个油量还是可以勉强飞到广州的。
飞机到北戴河后，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彪要用这架飞机”，可见此时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这个计划也不是在9月12日晚上才临时定的。
这次飞机上的五个人，后来林立果和刘沛丰上了外逃的飞机，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在山海关机场，没有带上飞机，可见他们三人是不知情的。
关于专机机长潘景寅，有不少人认为他不是林彪死党，理由是后来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据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写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1981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真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潘景寅在飞机上进行过搏斗吗?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空军专家组的意见，该意见说：【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不可能进行搏斗，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以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
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
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自愿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了。】
空军专家组的意见，显然否定了邓小平的说法。其实邓小平只是随便说“据我个人判断……”，并不是代表组织做出的正式决定。或许邓小平自己并不清楚，他说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听到邓小平这句话后，马上给潘景寅做出“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而且还给潘景寅家属发了抚恤金。潘景寅的上述结论，是典型的“唯上媚上”结果，不能作为分析林彪事件的证据。】
（262）
9月12日这一天，北戴河却很热闹，因为这天举办林豆豆和未婚夫张清林的“订婚仪式”。关于9月12日之前北戴河的事，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6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南巡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带着正谈恋爱的张清林，还有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据李文普的回忆，周宇驰在9月6日这天把毛泽东南巡讲话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三人汇报了。此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叫林豆豆带着未婚夫来北戴河。为什么要急着叫林豆豆来北戴河呢?显然他们准备就在北戴河“行动”，把林豆豆叫来，就是准备带她走。
由此可见，在9月6日这一天，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周宇驰就做好了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暗杀毛泽东的事，完全不需要叫林豆豆来，而要南下广州，才需要叫林豆豆来。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加上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他在57号楼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57号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据李文普回忆，林豆豆一到北戴河，林立果就找她密谈。这次密谈中，林立果应该对林豆豆讲了暗杀毛泽东，南下广州等计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当然与林豆豆无关，而南下广州的计划就要带林豆豆一起走，因此林立果要事先给她打招呼，让林豆豆先有个思想准备。没想到林豆豆听了以后，马上跟周围的警卫人员说了，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李文普还回忆说：【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林彪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因为张宁和张清林是在9月6日突然被叶群叫来的，林彪见到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和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表示很高兴，一点没有意外，可见林彪对这些计划都是知情的。
李文普接着回忆说：【9月8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向首长报告。我马上去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263）
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李文普，应该不是为了防范李文普，而是放烟幕弹。这次林立果去北京，是搞暗杀的极为重大之事，所以叶群怕别人怀疑林立果去北京的真实目的，就放风说“去北京治牙”，又说“不要告诉林彪”，这样就造成林立果去北京，似乎与林彪完全无关的感觉。叶群希望李文普把“林立果背着林彪去北京治牙”这件事散布出去，这就等于释放一颗烟幕弹，不会引起有人怀疑林立果的行动。
关于叶群释放烟幕弹，吴法宪也回忆说：【9月9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做报告，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
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叶群要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帮助找两部影片。叶群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
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叶群让吴法宪找电影，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吴法宪也纳闷“这种事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其实叶群的目的，是希望吴法宪把“林立衡要结婚”的消息散布出去，让人们认为北戴河正在忙着为林豆豆准备婚事。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怀疑北戴河在策划其他的事，这也是一颗烟幕弹。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10日中午，刘沛丰带着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见了叶群，密谈了约20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我叫食堂给刘沛丰准备午饭，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叫我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
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
（264）
李文普回忆，刘沛丰9月10日坐飞机到北戴河与叶群密谈20分钟，内容应该是关于林立果他们策划暗杀的事情。9月11日，叶群向李文普透露去广州的事。此时毛泽东还在上海，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会在第二天突然回北京。由此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事先制定好的，而且林彪和叶群都是知情的，否则叶群不会对李文普提出去广州之事。另外这天林彪要看“副军级以上的干部名册”，也应该与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关。9月12日上午林彪说要去大连，在也是释放烟幕弹，其实上是准备去广州。
另外，9月12日下午林豆豆与李文普谈到“林立果干坏事，要害毛主席，要去广州，不行去香港”。9月12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林立果他们的暗杀计划还没有“失败”，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失败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
关于9月12日这天的事，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去大连，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叶群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21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
据李文普回忆，林彪、叶群和林豆豆、张清林拍了合照，表示祝贺他们订婚。这时林立果乘飞机来北戴河，叶群告诉他们，林立果是“赶来”为林豆豆祝贺的，显然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看电影时，叶群又违规把林彪身边的内勤“支走”，她与林彪两人单独密谈。林立果来了之后，他们三人又一起密谈。
（265）
对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
我找司机驾一辆“吉姆”同去机场，过秦皇岛不远，看到前方有车过来，我叫司机把车停靠在路中间。这时对面的车也开过来了，里面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我说：“主任叫我来接你们，因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这里。”
林立果什么话都没说，与刘沛丰各提一个小箱子，改驾我们的“吉姆”车走了。我同司机上了他们从机场借来的吉普车，返回驻地。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
我见到李文普，问他：“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
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李文普没表态。
过了一会儿，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
叶群说：“坐火车去。”
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
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
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
叶群说：“不去就算了。”
当时我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况且，大连的房子，林彪多次住过，不用做什么准备，先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我想，叶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据刘吉纯回忆，李文普对他提起“上飞机”的事，是因为林豆豆也向刘吉纯说过，要求他千万阻止林彪上飞机。
当时林彪这样高官的警卫体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林彪办公室的人员。不过林彪办公室里，大部分都是秘书、保健医生、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等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负责保卫林彪的安全。在林彪办公室中，只有李文普(林彪办公室警卫处长)和刘吉纯(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两人是负责林彪安全的，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枪，其他人都没有枪。李文普和刘吉纯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第二个部分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这些人不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在北京，有警卫战士在他的住处附近站岗放哨;林彪到北戴河，并不是把在他北京的警卫战士带到北戴河，而是由八三四一部队另外派人到北戴河警卫。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都是带枪的。
林彪办公室中的两个警卫中，林彪和叶群信任李文普，不太信任刘吉纯，所以叶群试图派刘吉纯去大连，想把他“支走”。李文普基本上是帮林彪的，只是在最后一刻才临阵脱逃。如果李文普听从刘吉纯的意见，派几个带枪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事先上飞机里面警戒，那么林彪的飞机就很可能无法飞走了。
（266）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上，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了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上飞机呢?】
对此刘吉纯也回忆说：【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去八三四一部队的值班室报告。
李文普说，他怕林彪、叶群会找他，他不去。
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八三四一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
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
我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
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看到陈伯达不参加会议，觉得他可能出了问题，至于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对这天的事，林豆豆本人回忆(林豆豆的材料据说被人修改过)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叶群当着林彪的面，为我和张清林举办婚礼。晚8点，我去秘书办公室，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宋秘书不清楚，便去问李文普，李文普也不知道。
晚9点，叶群叫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是林立果回来了。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讲明情况，让他们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八三四一部队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的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
（267）
这时已是晚上9点50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58号楼的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我问张宏：“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
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你放心，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我也看出来了，我们为林副主席里里外外当守卫和内勤这么多年，也了解和听说了不少情况。”
我对张、姜二人说：“虽然到明早6点还有一段时间，但要防止林立果他们提前行动”。
我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57号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96号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张宏说要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汪东兴报告。
我问：“向汪东兴报告行吗?”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我说：“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请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我见张宏副团长态度这样明确，考虑问题这样周到，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进屋后，我坐到走廊原先的座位上，将去八三四一部队的情况告诉了还在看电影的张清林。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
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268）
在林豆豆再三催促下，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向北京打电话通报。对此汪东兴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她心里很紧张，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大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说：【9月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林彪说：“慌什么，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暗杀不成逃往广州。林立果要了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如果暗杀不成功就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这时候，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普，要他立即向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普说：“我离不开。”
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八三四一部队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269）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周总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11时才睡的。这天由于睡够了六个小时，总理显得特别精神。早已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总理的警卫工作)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就把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叫上车。”
总理听后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总理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进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吃完一杯豆浆冲鸡蛋后，带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议是晚8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内容是讨论即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准时开始，当会议进行到10时40分左右，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离开会场，接通了电话。
张耀祠向总理报告说，接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林豆豆来八三四一队部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8时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二五六号。”
周总理紧锁眉头，对张耀祠说：“请告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
周总理并问张耀祠：“现在什么地方?”
张耀祠回答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总理实际上是在询问毛主席在哪里。
总理放下电话，进入会场，向开会的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其他人员请回。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法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总理叫他马上查。吴法宪就用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编造的假话向总理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总理听后，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
晚11时20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林彪)想动一动。”
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说：“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总理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叶群答：“是天上动。”
总理问：“你那里有飞机吗?”
叶群说：“没有。”
周总理知道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是当天晚上调去的，叶群却说没有飞机，纯属假话。总理看透了她电话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性。总理指示海军政委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那里的任何飞机起飞。】
据高振普回忆，周恩来这天的安排本来与林彪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到林豆豆的揭发电话后，周恩来停止了正常的会议，专门处理这件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此事是非常重视，所以他才会停止会议。
周恩来对林豆豆的话当然是半信半疑，因为她没有说任何证据。林豆豆话中唯一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就是有一架飞机已经调到山海关机场，所以周恩来就从飞机查起。周恩来之所以打电话给李作鹏，是因为山海关机场是由海军管理和警备的。
（270）
关于周恩来给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回忆说：【大约是当晚的11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我回答说：“没有。”
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
我说：“绝对没有。”
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空三十四师(负责领导的专机)师长时念堂，问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
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
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
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
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吴法宪之所以不知道调飞机的事，是因为林彪已经不信任他了，怕吴法宪知道了会说出去，所以调飞机的事完全是瞒着吴法宪的。那么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什么要瞒着吴法宪给林立果调飞机呢?其实胡萍并不是林彪死党，不过在后来的审判中，胡萍因为向林彪提供飞机，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胡萍对此不服，后来他回忆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们要叛逃。
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上表现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吴法宪，不要跟吴法宪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
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
（271）
胡萍说的是可信的。那时胡萍这一级别的人，搞不清上边的斗争，他只知道吴法宪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并没有听说林彪也犯了错误。既然吴法宪犯了错误，按当时的做法，要想不牵连到自己，就要跟吴法宪“划清界限”。林立果是代表林彪的，那么胡萍自然认为林立果是空军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吴法宪是空军里“错误路线”的代表。胡萍因此要紧跟林立果，与吴法宪“划清界限”。
这次林立果与吴法宪给了胡萍不同的指示：林立果让胡萍把专机调到北戴河，供林彪第二天用;而吴法宪却让胡萍立即把专机飞回北京。胡萍心想：如果自己按照吴法宪的指示，把专机立即调回北京，那么肯定就要彻底得罪林立果和林彪了，那么以后自己怎么在空军里混呢?
胡萍无法想象林彪会叛逃，他宁可得罪吴法宪，甚至宁可得罪周恩来，也不敢得罪林彪。毕竟在胡萍眼中，林彪还是堂堂正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胡萍当然不敢做得罪林彪的事。因此胡萍就骗吴法宪，说飞机出了故障，不能立即飞回来，这样就可以把飞机留在北戴河供林彪使用，这样也就不会得罪林彪了。因此，胡萍的做法只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五七一工程”是完全不知情的。
关于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应该是“九一三”事件中很关键的一件事。可是对这件事的细节，当事人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各种回忆录也差异较大，有必要在此进行一些分析。首先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说法，汪东兴说：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