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九十年代以来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不难发现，自人类历史第一个社会主国家诞生迄今所存在的世界基本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世界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与此前不同的是，各种基本矛盾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相互关系有所调整。由此导致两极格局不复存在，苏美争霸构成的世界主要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
但是由于国际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尚多，新的主要矛盾也不明显，因此，还不能说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定型。此种局面，对于我国国家安全来说，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面是，美国心有馀而力不足，独霸天下的好梦难以实现。以争夺经济利益和地区主导权为焦点的西西矛盾日益激化，不断上升。南方国家虽有分化但在反对北方国家的控制、干涉、剥削方面，大方向一致，仍为主流，南北矛盾继续发展。俄罗斯欲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未必行得通，其同西方争夺原有势力范围的较量重又死灰复燃。我国国力迅速提高，与周边国家的实力对比及相互关系对我比较有利。这些因素使得我国在亚洲地区保持着相对优势，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相当的回旋余地，有助于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争取更大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不利的一面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出现严重曲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经济、科技、军事上拥有强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少数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弱势。我国的优势和有利因素是局部的，今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较为严峻和复杂。除非西方列强之间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而互相消解：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再度崛起;或是苏东国家的马列主义力量走出低谷，重新掌权;否则，我国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敌视和包围之中，以及敌强我弱、敌攻我守之势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二
在苏东国家纷纷垮台，倒向资本主义之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家的综合力量大大增强，社会主义力量依然在社会中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
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一定变化，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迅速增加。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这些困难、矛盾，仍需长期努力和摸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在我国远未最后解决。这种形势，对我国国家安全来说，有喜有忧。
令人欣慰的方面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核心成员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值得信赖和放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国家的主要政治、经济力量保持着社会主义性质。拥护党的领导、希望民族强盛、经济发展，生活提高、不愿社会动乱、反对国家分裂，担心历史倒退仍为党心民心的主流。这些因素决定着任何国内外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要想吃掉我们、搞垮我们，都不容易。
令人担忧的方面是：
1、今后我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不很宽松，加大了我们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难度。我国人口压力十分沉重，就业问题突出，资源相对短缺，人均收入增长有限。要从根本上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还须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疑，在“建设与吃饭”、“公平与效益”、“先富与后富”等重大问题上，我们还会面临许多考验。
2、经济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中央调控能力和手段软化，正在促使人民内部矛盾日趋紧张。改革迄今，我们尚未摸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起能够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和正确处理社会利益分配的机制。计划和市场两手作用都不理想，相关法律法制体系也不完善。与此同时，中央的权力被不断蚕食，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削弱;不顾国情、不讲规律，急于求成、急于求富的思想抬头;只讲局部利益和经济效益，不顾整体利益和社会效益的风气盛行;把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盲目崇拜，到处照搬。这些都对改革起了极坏的干扰和误导作用，造成了十多年来，我国一些重大社会、经济比例关系几度失衡;经济失控时有发生;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拉大;人民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尽合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集体与个人以及地区、城乡、工农、干群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日渐集中。这种情况，如不加以及时调整，则不排除出现改革失控、发展中断、民心不稳、社会动荡的可能。
3、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存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变相的私有化口号和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然而这种发展却是建立在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财政负担，国有资产被大量蚕食侵吞，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基础上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一定范围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亦已出现。可以预见，随着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人民与新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必将不断扩大和激化，超过一定限度，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4、社会意识形态不健康的变化，正在逐步腐蚀着党和国家的精神支柱，瓦解着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向心力，以及整个民族对内外风浪的抵御能力。国内私有经济、资产阶级的存在，国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肆鼓噪，党内“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长期未能解决，则促成了贪污、腐化、严重刑事和经济犯罪以及各种社会丑陋现象越演越烈，以致发展到建国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地步。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反映的蔓延，腐化了社会风气，搞乱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而且侵入到我们党和政权机体内部，使得少数人完全蜕化变质，促进了我国社会内部的对立和不稳定情绪的增长。
三
从目前形势看，未来一、二十年内，国际上发生全球性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能够对我国发动大规模、全方位，高科技常规战争的也仅美国一家;俄国要恢复原有霸权地位，需待其国内局势稳定以后;日本欲作军事大国，也非短期能够实现的;如无特殊情况，西方联手以武力对我，不太容易。
因此，我们认为，今后我国面临的基本威胁是：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我推行的新冷战攻势;
2、我国内部存在的和平演变潜在危险;
3、台独港独和内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
4、周边国家对我领土、领海、岛屿提出无理要求，导致与我发生军事冲突及至局部战争，或使争端国际化的可能。能够直接、间接构成上述四大威胁的现实或潜在的力量，主要有以下八种：
属于敌对或敌我矛盾的有：
①西方反华反共势力;
②我周边某些国家的地区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势力;
③台港反共势力和台独港独势力;
④海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
具有对抗性质或可能转化为对抗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有：
⑤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
⑥党和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严重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势力;
⑦新生资产阶级中企图抵制无产阶级领导、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势力;
⑧严重刑事、经济犯罪分子和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
这些因素反映出，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紧张或激化，而在物质和精神上缓解，处理两大矛盾的手段却不断弱化;社会内部利益分化，人心涣散的趋势还在发展。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在内外威胁来临时，必将被敌所乘，使我处于十分不利被动的地位。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未来我国安全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我国面临的威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危害到我国的基本民族利益，一类危及到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美国等西方列强所推行的[新冷战]政策，则是两者兼而图之。不过，比较言之，四种基本威胁中，[和平演变]最为关键。不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要想撼动中国这条正在起飞的巨龙，谈何容易。这是连西方列强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精英]、[智囊]们都深知的道理。那种把民族利益和社会制度对立起来的观点，不是幻想，就是谎言。历史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本文不拟对我国面临的四种基本威胁进行全面论述，也不对西方政要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宣扬、鼓吹的“和平演变”论点多作重复，只根据我们日常接触到生活方式;污蔑、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煽动社会不满情绪;动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和信心;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从效果看，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已经相当广泛，特别是对青少年尤为如此。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保持警惕。其今后趋势是，继续钻进来，拉出去，向广深远发展。
加强经济渗透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未曾有过的新特点。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和外资的大量输入，我国的引资情况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变化。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迅速上升，对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波动变化的承受能力日趋脆弱，民族工业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某些西方垄断集团和港台资本正极力插足我金融、保险、高科技等关键敏感的经济部门;积极收购成批的国有企业，或以少量资金控制我大量国有资产;已垄断我不少产业和产品市场。西方跨国公司所造成的上述影响，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和政治性，因而也纳入了官方对我“和平演变”的战略考虑之中，即不断加深我国对西方的依赖关系，控制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抑制我国工业赶超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广大党员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工农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抵制“和平演变”的骨干力量。这是目前尚得不出“中国必变”的结论的主要依据。但是，也须看到，目前我们党内在思想理论、政治主张、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行为作风、接班人培养、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分化、不纯的问题。我们队伍中，除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势力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或被资本主义表象所迷惑，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清，信心不足，早已淡忘共产主义理想;或以为只要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就不必问姓“社”姓“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自身的这种状态，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那就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的基本路线不会被歪曲为“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正因如此，断言“中国绝不会变”，亦属言之过早。
八九风波后，国内的自由化势力总结失败的教训，研究、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认为，我国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矛盾和困难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能力和威信下降，因而不稳定因素正在发展，乱和变的条件日渐成熟。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我们党和政权的力量仍很强大，他们还无力与之公开对抗;国内各种困难和矛盾也未激化到无法解决的程度;民心思稳;西方从本身利益出发，也希望中国和平转制。因此，过早挑起大乱，弊多利少，既可能由于失控而难于利用，又会因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预而使形势急转直下。反之，保持能为其所用的小乱，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上层建筑迟早会变，“和平演变”则指日可待。近几年，除少数极端势力外，自由化的主流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积极进行思想组织、经济上的准备。他们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和手段，抓理论、抓舆论，逐步扩展其思想影响;向党和政权机关渗透，攫取权力，力图左右政策倾向和形势发展;建立骨干队伍，同民间资本主义势力、西方和海内外敌对势力内应外呼，结成政治联盟。其目的，已经部分达到。然而，由于他们毕竟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必将引起国内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揭露和反击，广大工农群众也会通过事实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当他们预感到中央要纠正其思想理论误导，形势发展将与其期望背道而驰，特别是其既得利益有可能丧失殆尽时，则不排除他们孤注一掷，策划“暴力”夺权，“背水一战”的可能。
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将是不平静的，国内外阶级斗争也会时起时伏，甚至十分激烈。既然“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那么，反与不反“和平演变”当然就成为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试金石。
但是，目前我们党内对[和平演变]这一主要威胁的认识很不一致。那种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天下太平无事;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和平演变”只是中央考虑的事情，其他党员、干部关心与否都无所谓;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打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错误思想观点，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市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干扰下，我们至今对苏东垮台的教训尚未能很好总结，对如何防范“和平演变”的思考讨论难以深入，更缺少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组织、人事措施在内的全面综合战略。这种状况，难道不极其危险、令人担心么!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大党，被西方的飞机大炮或其豢养扶持的敌对势力所打倒，并不容易;因领导层出了问题而倒台，或被自己内部某些资产阶级化的集团联盟搞垮，却是可能的。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说，“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是十分有道理、有远见的。
我们切不可忘记!
【备注】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一篇文章，今天拜读仍有现实意义，这样的好文章为何没有获得当时高层的青睐，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今天的左派，如何振兴社会主义事业，如何走共同富裕道路，如何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局面，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步调一致的行动，期望更多的拥护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人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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