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内容，是在建国六十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发展起来的。它既不同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闯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但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下简称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涵，其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与西方价值观有什么异同?本文试图从个人视角解读之。
一、中国向何处去
千年变局，百年转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又走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大十字路口。正如一百年以前，中国所处的局面一样。当时中国在君主立宪、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封建割据、被日本殖民之间徘徊，经过半个世纪的挣扎，历史选择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西方孤立、封锁中站稳了脚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但也遭受了计划经济的物资匮乏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意识形态的宽松让中国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但同时，腐败和社会不公日趋严重，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生态问题凸显，拜金主义流行，个人道德堕落，全盘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作为大多数平民百姓，既对诸多社会坏象深恶痛绝、进而对现行体制心存怨气，又对欧美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实际深怀疑虑;既对现行体制能延续多久不敢乐观，又对跌入象埃及、利比亚那样的民主陷阱十分恐惧。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成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都极为关心、又各存己见的一个大问题。甚至在执政党的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并不十分明确和统一。大家都在模糊或实用主义中摸索，在争论或不争论中迷茫。
新一届班子上台后，虽然理论研究尚未最后明朗，但三、四中全会决定出台，政策取向已逐步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日趋明确。个人以为，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根本，是基本的立场观点，不能变。但不是要拘泥于马列毛的每一句话，而是坚持唯物史观、辩证法、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等基本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与时俱进。其核心是要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精英或精英联盟服务，这种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能够真正实现，将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2、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保障，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又会成一盘散沙，社会主义道路无从谈起。当然共产党必须通过不断的自身建设、以保持其先进性，通过法律制度的安排、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用民主集中制和协商民主等多种民主方式来达到善治。
3、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已被实践所证明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模式，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组织方式，也是西方社会取得冷战胜利的主要依靠。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利用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也已经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经济要求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要求在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全球配置资源。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的今天，现代国家已很难孤立地生存，对外开放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条件。
4、坚持公有制主导和国家调控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分，二者承担不同的功能。私有制以利益为导向，利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为社会创造财富;公有制利于承担社会功能，掌控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和自然垄断行业，可以避免私人资本过于逐利、利用特殊地位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凌驾于公众权力之上。而且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也便于政府在需要宏观调控时多一个抓手。公有制经济从数量上无需占主体，但必须处于可以调控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对公有制企业要借鉴西方现代公众公司的经验，尽量采用市场化管理。市场经济的弱点在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国家可以通过适时的宏观调控提前介入，削峰平谷、拉长周期，减少波动对经济的冲击;也可以通过少量的微观调控应对紧急局面，保护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少受影响。当然国家调控经济要尽量采用市场化的手段，以保持同市场机制的圆滑连接。良好的国家调控能力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优势所在。
5、坚持法治国家、有为政府和社会自治相结合。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框架。
法治国家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用法律制约权力，确定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的管理边界，确立整个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社会发展需要的较大调整、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都要通过按程序立法或修法来实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经济，法治社会也是其增加可预期性、尽量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要求。法治其实也不神秘，法治就是治理的制度化提升，就是将管理的基本程序、规则制度化、规范化。法治也需要时间和实践来积累和沉淀，不可能一蹴而就。
有为政府是指政府在现代治理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一方面调控经济，一方面调控社会。因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就象一条陌生的路。仅仅靠设定程序自动驾驶是不行的，得有人做驾驶员。当然作为驾驶员的政府也必须受法律制约，但他不能仅仅是一个守夜人，他要在应对各种变化和挑战时迅速、有力、有效。而且市场经济很容易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资本高度集中的大财团又极容易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需要政府主动推动分配的调整，以让国家在前进过程中保持动态平衡。以法律制约权力、以政府制约资本是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优势。
社会自治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避免政府过度臃肿和缺乏效率，将社会能够自组织的内容通过法律界定，全部交由社会自我管理，一方面避免政府成为全能政府和自我膨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增加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
6、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保持社会活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未来理想社会应是个体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个体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格”的实现，是马恩理想社会的本质规定和价值目标，并被恩格斯称作能够“概括未来时代精神”的基本思想。只有个体尽可能地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才能激发巨大的社会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二、如何看待西方价值体系
由于国内社会腐败和社会不公的逐步泛滥，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日见成效，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日益扩大，形成了社会上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经常主导一些重大热点事件的传播和发展，轻不得、重不得，让各级政府颇为头痛。而以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观，以普选、多党制、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所谓三权分立的宪政体系和以私有制、自由贸易、政府放任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某种程度上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以及相当人群的主流思想。而按照西方话语权的界定，中国现在的社会往往陷于里外不是人、一无是处的尴尬境地。即便一些对国情了解较深的人们，也只是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或者简单归之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很难从理论上想清楚说明白。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西方价值体系?
1、很多价值观概念本身是美好的，但不能绝对化。每个国家有不同历史和国情，故可能有不同的排序。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概念都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从纯粹概念上讲是普世的追求并不过分，但这些概念过于纯净，应用于现实的时候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从本质上看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只有对客观规律充分了解和尊重，才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民主更多地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形式多种多样，作用有好有坏，普选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这些美好的事物也很难在一个国家里同时和同步实现，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优先排序。欧洲是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走过来的，对人性的解放是其走向现代的旗帜和口号;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不用民主、自由的理念则社会无法凝聚。而且近代欧美代表的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基本不存在受外敌欺压的危险。所以其从保障个体权利出发，限制政府滥用公权力，以保护社会的公平和活力，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情况则不同。近代长期受外敌凌辱，内政腐败，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不聊生。对于我们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集体生存权和发展权比个人权利重要得多。没有独立的国家政权，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基本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温饱难保障，人命如草芥，个人权利和自由无从谈起。这也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愿意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原因，也是很多人被自己人错误打击、甚至亲人被错误杀害都无怨无悔的归结所在。这是弱国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当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保护个体权利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循序渐进予以提高。就像西方国家也强调个人权利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没有不属约束的民主、自由，人权在集体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如反恐)时也要做出一定的让步是一个道理。双方从相对的方向走向中间的平衡点。西方在个体权利保障方面走得比较早、也相对成熟，这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能成为在普世价值的旗帜下，要求我们全盘照抄西方体制的理由。各国发展的历史文化不同，照搬照抄一定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到最后别人的优点学不到，自己的长处也丢了。
2、西方政治体制并不完美，其口号与实际有相当落差。普选、多党制、舆论自由、三权分立、法治等所谓宪政体系是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标志，一段时间在中国甚嚣尘上。相对于封建体制，也的确是进了一大步。但其内涵良莠不齐、真伪并存，并没有它自己所标榜的那么完美。法治、人权保障和权力制衡的思想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而对资本缺乏有效约束则是其最大软肋。
西方话语体系强调执政的合法性，认为没有经过普选政权就没有合法性。但问题在于普选并非挑选领导的最佳方式，选举民主适用于做常识判断而非长远判断，容易产生外在魅力较强(如外形或口才好)而实际能力不足的领导人，普选并不必然导致善治。善治才是一个好政权的终极目标。布莱尔刚刚在纽约时报上刊文，痛诉民主的缺陷。更为严重的是，西方虽然是多党竞争，但竞选需要大批资金，故而各政党最后都不得不受制于财团，不同政党推选的候选人不过是财团们的隐性代表而已。民众最终仍然只能在财团的不同代言人中做出选择，所以有些国家的一些家族成了政坛常青树。偶尔也有候选人当选后想摆脱财团控制，但因包括议会、媒体在内的整个体系都与金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制约，个人始终难以突破体制的束缚。奥巴马也曾说过“那些有财有势的既得利益者…一直当我是狗”这样的气话。
西方名义上言论自由，但大多数媒体都控制在几家大传媒集团手中，对抗资本的声音很难发得出来，你看伊拉克、南联盟战争中，美国媒体的声音都是一边倒。所谓宪政体系就是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避免一家独大，以便资本控制权力，民众的参与只是一场豪华的表演秀而已。故而当资本需要战争来牟利时，所谓民主机制并不能遵从大多数民众的反战心态而避免战争，却总是被各种人为策划的借口和事件将国家卷入战争。西方的所谓自由也只是有钱人的自由，看似人人平等，但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所以从本质上看，西方宪政体制仍然是少数以大财团为主要代表的精英联盟对广大民众实行的统治，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无法确保，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两极分化(近30年,美国21%最高收入家庭净资产翻番, 46%中等收入家庭略减，33%低收入家庭净资产缩减20%。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tabulations of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public-use data),穷人的美国梦比中国古代平民的科举梦容易不了多少。美国在实行宪政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不将印第安人和黑人当公民看待，直到现在种族歧视依然严重。当然权力的相互制衡客观上也避免了行政专制、侵害社会。此外生产力的发展和法治的实现，对基本人权和底线民生也给予了一些保障，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3、新自由主义是个虚无缥缈的口号，理论上过于理想化，现实中难于操作，在西方政府中也已不占主流。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反动，是在西方政府过度开支形成巨额财政赤字后，向传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归。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是其典型代表。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的自由主义传统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可以避免政府乱作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但市场也有缺陷和失灵，故而需要政府有形的手作为补充，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由来。很多全盘西化的吹鼓手罔顾历史，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限神话，宣扬只要私有化和政府不干预，市场机制就能自发推动经济永恒增长，这是痴人说梦。欧美的发展实践早已证明新自由主义过于理想化，是另一种乌托邦。欧美国家政府在经济和金融危机时频频出手干预，有时还要采用国有化的手段，并不按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出牌。但对外他们继续树立这面思想大旗，一是从意识形态考虑，将私有制推上神坛，丑化国有经济，鼓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私有化改革;二是为美国经济殖民战略服务，发展中国家用其指导实践容易引发对外产业依附、对内两极分化，便于国际金融大鳄操控全球经济。
4、不同制度是相似价值观的不同实现形式，要维护世界的多样性。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具体制度其实也不尽相同，比如西方宪政体制，真正实行三权分立的是美国，英国的内阁成员都是议员，司法也并未完全独立;英法德美的行政首脑拥有的权限也不尽一致。所以不同国家的制度没有绝对的模板，都是相似价值观的不同实现形式，是各国历史发展的自然延伸。而且西方价值观对内讲求竞争，讲求对不同意见、不同理念、不同文化的包容，讲求社会的多元化。推己及人，在国家体制上，也应尊重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特点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认为西方模式就是绝对真理、是人类发展的终极体制既是一种狂妄，也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内在逻辑。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大家在理性、平和的基础上公平竞争、取长补短，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现状
再将视线移回国内。如何看待当前的种种乱象?还是要先从大的脉络谈起。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当时也就几十个年轻书生，白手起家，折腾了28年，几经挫折，几近失败，到1949年终建成新中国。相对于清朝末年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共产党成就辉煌，这一段历史大家争议不大。其中延安十三年居功至伟，核心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和成熟。
建国之后共计60多年，大致分为前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是新民主主义的延伸，后三十年是新社会主义的雏形。前后三十年都有过失误和挫折，如加上建国前三十年的曲折一起比较，总的来说是经验在逐步增加，失误在逐步减小。虽然有挫折就有调整，但基本方向未变，基本理念未变，整个事业还是一脉相承，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论》)。
按建国60年时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倍，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粮食增长近5倍、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公路长度增加38倍，铁路3倍，民航200多倍。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全球舞台上的重要国家。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有目共睹。无论与发达国家比增长速度，还是与差不多起点的国家如印度比绝对水平，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单都可圈可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形成了现在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扎实根基。
然而与成绩同步增长的还有问题。社会腐败严重，社会不公蔓延，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和市场秩序混乱影响到每一个家庭。道德迷失人心涣散，两极分化加深，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日益剧烈。特别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已被打破，新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而另一方面在大家对问题的严重性日趋焦虑、束手无策的时候，将一切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归根于共产党、归根于社会主义体制就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流传。毕竟西方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大家容易看到，而其中的历史轨迹和深层问题却不容易被普通人所发掘。特别是经过包装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光环光彩夺目，也没有人愿意去深究光环背后的故事。全盘西化的思潮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渐成显学，只是鉴于埃及、利比亚乃至俄罗斯的前车之鉴，才让大家发热的情绪有所回归。
其实腐败和社会不公不唯中国独有，美国在镀金时代前的类似问题比中国现在还严重，但通过西奥多·罗斯福等几任总统前后几十年的努力,他们通过完善法律和机制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当下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完善法治体系来解决。首先是通过改进作风、厉行反腐来树立信心，重新树立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其次通过法制建设来约束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立政府的权力边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第三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的权威，增强每一个公民的法律意识，培育良好的法治环境。第四要完善社会治理，一方面将政府从不必要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构建社会自组织平台和利益调节、博弈的平台，让社会矛盾有理性的平衡方式。中国现阶段出现的问题虽然有些已相当严重，但主要是治理制度和水平而非根本体制问题，是国家从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是成长的烦恼，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来加以解决。而且，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空手起家的，勇于犯错、善于改错也是共产党的显著特点。中共来自社会草根，又高于所有利益集团，这种机制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擅长在曲折的成长过程中不断改正错误、调整方向是中共的优势，也展现了中国模式的蓬勃朝气。
四、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
让我们又重新回到价值起点。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内容我完全赞同。但也有人提出似乎不够精炼和特色。新社会主义的构想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其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马列主义理论，二是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三者也有相互交叉。马列主义的核心观念是追求公平、自由、理性(唯物辨证)、共享(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西方现代文明的口号是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内圣外王、天人合一。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我以为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可以简化概括为自由民主、公平法治，忠孝仁义、诚信廉耻(忠指爱国)。前半部分从群体机制考虑，以法治国;后半部分从个体修养入手，以德化人。
五、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途径
从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出发，我们准备探索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又通过怎么样的途径去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
1、新社会主义的政治。
新社会主义的政治首先要解决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的问题。 所以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势在必行。要界定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权力边界，充分发挥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要界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和责任划分，让责、权、利相对等。要让司法体系独立于地方和政府的直接管辖，对地方和政府的违法行为敢于及时纠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新社会主义的政治还必须防范资本主义宪政的缺陷，避免资本控制权力。所以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要通过法治体系推行，法治体系必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认真完善民主集中制，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时比较注重党内民主，后来因为苏联的影响、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党的领导人威信很高而制度又不健全，导致过于集中。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切实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力，保障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确保党的最高权力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最终制约。
新社会主义的政治也需要更好推行人民民主，要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继承发扬好多党合作传统，充分发挥好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不同功能。协商民主便于事前凝聚集体智慧、优化决策方案;选举民主长于事后检验结果、判定成效。要根据不同民主的不同特点来设计制度，确保真正发挥好各类民主的优势,特别是要充分挖掘好民主集中制的潜力。新社会主义的政治还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保障个人的自由度，形成积极、包容、和谐、有活力的社会氛围。
新社会主义的政治更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保持其先进性，要不断积累和完善党的建设各种制度。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把党的进出门槛。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允许党有超越人民之外的特殊利益。共产党要多层次、多方位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2、新社会主义的经济。
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社会主义的个性。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分，缺一不可。要坚持公有制主导，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自然垄断的行业要继续实行公有制，确保多数人的利益不受制于少数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要学习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管理经验。要充分发挥私有制的作用，利用私有的利益机制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确保私人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鼓励大企业家回馈社会，扶持小微私有企业服务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用法律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该由市场自发调节的领域政府不能违法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由政府弥补市场不足，在经济危机时提前调控，避免危机冲击太大和保障底线民生。政府管理经济应尽量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控，非禁即允;政府调控经济应尽量使用市场化的手段，以减少对经济的刚性冲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要尽量打破区域壁垒、推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经济的效率。
3、新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有底线保障的社会。要逐步建设完善全覆盖的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确保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让经济的发展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但底线保障不能脱离实际生产力水平，否则社会会因高福利而不堪重负，社会成员也会滋生懒惰而缺乏进取心。
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公平共享的社会。国家要通过立法和政策大力推行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要让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经济条件的社会成员享有相对公平的竞争起点和发展机会;要共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日常生活办事不需要找关系走后门，依法依规就能办理。教育、卫生和住房的最基本供应应是公共品，不能完全推向市场，要在全社会层面统一谋划、由政府协助保障最低的生存条件;之外的教育、卫生、住房产品可以通过商业化来配置。
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自我管理、互帮互助的社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公平，市场经济也必然导致差别。政府不可能包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要充分挖掘社会资源，鼓励和扶持社会进行自组织，发挥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兴趣和特长，让大家进行自我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看，互助也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用各自的剩余资源(包括金钱、经验、时间、爱心等)帮助别人，能让社会更加和谐，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另样的生活体验和收获。当然，社会的自组织和互助，政府都只能引导和扶持，不能拉郎配;非政府组织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对境外资金的介入要严格管理，严禁非政府组织变相进行政治颠覆活动。
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理性竞争、依法博弈的社会。社会不仅存在温情，竞争也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要搭建多层次的利益博弈平台，明确规则，让不同利益团体合法竞争，以期达到一个相对的动态平衡点。虽然中国是人情社会，但儒家思想有追求理性的传统，要充分发挥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结合现代法治文明，将情、理、法的传统排序逐步演化为法、理、情的现代秩序。以人情为基础、以理性为原则，以法律为底线，将法理情在新时代重新有机统一起来，以理性为引导，用中国传统的人情味化解市场经济的冷酷，用现代的法治意识去除传统人治的波动，造就一个新型的有竞争、有妥协、有规则的和谐社会。
4、新社会主义的文化。
新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也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所谓民族的是指中国特色。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有本国特色，否则无法与其他文化区分，更何况中华文化本身历史沉淀就相当深厚;所谓科学的是指要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时俱进，不能固步自封;所谓大众的是指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文化要反映和推动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文化只有扎根于大众，扎根于生活，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才能为大众所接受、所传播。慧能的禅宗之所以影响深远就是因为他将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又用大众所习惯的方式传播，是民族的、大众的佛教。
新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主多元、健康有序的文化。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个人意识得到觉醒后的一种必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多元化的前提是必须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必须有一种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多元化也不能鼓动社会分裂和颠覆政权，要遵守法律的底线。否则社会就会陷于动乱乃至分崩离析，无法维持一个基本的正常秩序。一主与多元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共同组成健康有序的社会文化。
新社会主义的文化是鼓励创新、开放包容的文化。文化的繁荣既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也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堕落。世界历史上文化的大繁荣之后，紧随着社会大毁灭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当今世界多种体制、多种文化激烈竞争的局面下，这种危险尤需防范。文化的繁荣不能引导颓废，而要传播阳光;不能导致保守，而要激发创新。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是推动一个社会不断向前的重要动力，一个好的文化只有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有能力不断吸收众家之长、众人之长，才是充满活力的文化，才是最具竞争力的文化。
5、新社会主义的外交。
新社会主义的外交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来，并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成为解决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算作国际关系中的基本价值观。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石。以后无论中国国力与地位如何变化，这个基石不能动摇。
新社会主义的外交要以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平等、正义、理性为旗帜。霸权主义是当下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反对霸权主义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内心呼声。国际政治秩序正在走向一个多极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美国在当今世界又一超独大。中国要在尽力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有序发展。要高举平等、正义、理性的大旗，积极开展多边外交，要将中国的发展与周边、与其他经济体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亲诚惠容、互联互通 ，让中国的发展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新社会主义的外交要以义利结合、刚柔相济为原则。义是指维护正义、推动世界人民友好交流;利是指务实交往、捍卫国家利益不受侵害。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为本国的生存和发展拓展空间。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只有维护正义、推动友好，才能赢得更多的朋友，才能获得良好的信誉和发展环境。妥善做好义与利的结合，充分运用好刚与柔的外交手段，中国才能开创出新的外交局面。新班子近两年的外交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新社会主义的外交要以全球视野、长远谋划为目标。外交是一项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取得较大成效的工作，不能患得患失，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有战略高度，有大视野，有长期布局。而这也正是新社会主义的优点。一党长期执政，领导团队有丰富的基层执政经验，有科学的集体决策程序，不受利益团体掣肘，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所不可比拟的。只要假以时日，我们的内部更加清廉更加公平，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稳定，我们的国力不断加强人民更加富裕，新社会主义的外交必然会以闪亮的姿态傲视于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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