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历史唯物论、保卫科学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道路”失败重新省思之二
高 寒
内容提要：与历史必然性作战，就如同唐·吉诃德同风车作战。如果说，斯大林当年一批又一批地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都仍旧阻挡不住苏联的“变修”;如果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全面阶级斗争”都仍旧阻挡不住中国的“走资”;如果说，中国历经三十年反腐却是贪官越反越多、层级越反越高、数额越反越大;如果说，朝鲜共产党政权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结果竟然是公然以世袭王朝示人，……，那么，当年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大论战;也即最终导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的那场世纪大论战——“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读到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今天总该得出结论来了吧!这个结论便是：在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何人，无论以何种动机，无论打什么旗号，将反帝与反资混为一谈，大反资本主义多元文明的结果，就只能导致本国的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大复辟。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2015年零点的钟声敲响了。又到了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又到了一个回望与前瞻的时刻。今天，最让中国共产党人困惑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现实的纠结：有干脆抛弃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过去几十年入党干革命是一场噩梦的;也有将现实一言以蔽之为“资本主义复辟”，要以“反修”、“反复辟”为大业的;当然，还有以“尊孔尊儒”等口号，来含糊其辞、来粉饰现状、来盲目自信的，……
社会主义自从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上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后，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却又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走过了一条从科学倒退回空想的大弯路。今天，凡正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大失败、大曲折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愿意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明白这个大失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毫不犹豫地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明乎此，才谈得上去具体探索怎样顺应和驾驭那不可跨越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才谈得上在这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大海中游泳，而不至于迷失掉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
(一)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对人间不平的批判，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均不绝于缕。武器的批判让一顶顶皇冠落地，批判的武器汇一条条源流荟萃。在西方，有从赫希奥德的“黄金时代”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从莫尔的《乌托邦》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从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到温斯坦莱的《自由法典》、摩莱里的《自然法典》， 再到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追求，……。在中国，则有从《诗经.硕鼠》到《礼记.礼运》;从张鲁的“五斗米教”，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到章太炎的《五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的寻觅，……，这些在人类长河中永远闪烁着理想光辉的思想结晶，尽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但均无不含有一大共同特征，即认为要实现人世间的平等、自由、均富和公正，要到达那殷殷以求的大同世界，就都是可以通过对正义原则的发掘和探索，通过对理想模式的把握和设计来实现的。
是马克思主义，破天荒地提出了另外一整套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解析模式，一种全新的有关人类历史发生、发展、演进和变迁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在十九世纪中叶一经问世，便立即作为一个标志而将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汗牛充栋的任何学说区别开来，且迄今亦然。正是这个世界观，终于将数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头足倒立的历史观，即用思想观念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之终极本源的那种历史观，第一次地还原为用物质生产为其终极本源来解释人类发展的历史。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论在人文社科领域，迄今仍是一座无人超越的科学巅峰。它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就如同牛顿定律之于经典力学，进化论之于达尔文主义，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学说，发生认识论之于皮亚杰理论等等一般。离开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其他任何理论，但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其他理论，譬如无论是其经济学中的剥削理论，还是其政治学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均统统不过是建立于历史唯物论基础之上的派生性理论而已。这些理论，当其建之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当其用唯物史观来阐发时，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当其一旦脱离开历史唯物论这个基准，一旦抛开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源头，那么它们就统统与马克思主义无缘了。换言之，一切脱离开唯物史观这个基本点的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次级理论、概念、术语、乃至词藻，均统统可以被异化为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用途了。这里，哪怕是一些看上去最具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那些理论范畴，包括诸如“剩余价值”、“公有制”、“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等等，均概莫能外。其原因，可借用鲁迅的话来一言以蔽之：“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1927年10月21日)
譬如，如今被中国左派们视为最天经地义、最具“社会主义”标签意义的“公有制”来说吧。试问：不是建立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特定历史自然发展阶段之上的所谓“公有制”，有可能是任何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吗?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前就有过“公而忘私”之说。难道那时所谓的“公”或“公天下”，以及其中所蕴含着的“公私观”，与今天马克思主义词典中的“公”与“公有制”，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公私观”，是一码子事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眼光来看，各阶级都有自己的“公”与“私”，各阶级都有自己的“公私观”，因而各阶级也就都可以有着自己的“公有制”或“国有制”了。远到中国历史上的盐铁官营，近到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国企”，难道你能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的吗?因此，凡不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文明之积极扬弃基础上的任何所谓“公有制”，凡不是特定历史之自然发展阶段上的特定国家所有制，即国家这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已开始与社会走向合一，并最终以国家消亡为其方向和归宿的国家所有制，就均与科学社会主义无缘、与历史唯物主义无缘、与马克思主义无缘了。
仅此亦可见，任何只敢在马克思主义的次级、派生理论上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各路英雄豪杰，只要你不敢面对历史唯物论，那么，你就休谈什么驳倒了马克思。这就如同不敢面对 E=mc2 就休谈驳倒了爱因斯坦一样。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归根结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的必然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历史唯物论还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历史唯物论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
历史唯物论批判道：“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
(二)历史唯物论经受住正反两方面实践的考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逝世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里，经受住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考验。
在世界的西方，人们往往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在那里，哪怕是上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毫不掩饰其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政府，但它最终却不得不承袭或采取各式各样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看上去简直就像是直接抄袭自《共产党宣言》或《共产主义原理》或其他马克思主义文献。譬如：征收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对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童工劳动;最高工时限制;最低工资限制，等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些理想，这些带有鲜明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理想，这些为共产党人制定的管理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却在当今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变成了现实。从欧洲到北美，从东亚到澳洲，这些已经让人们见惯不惊的日常生活，均有力地证实了唯物史观早就阐发过的这一历史大趋势：社会化的生产力必将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由此可见，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内在地蕴含着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所展示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资本主义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使之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
然而在世界的东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图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和缩小阶级差别相反，在东方后发国家里，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自从列宁当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小生产经济基础时起，历经一个世纪，整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最终没能靠国家强制力而阻挡住各自国家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中国，毛泽东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毛泽东去世后，一些人使出浑身解数至今也仍然反不掉那前仆后继、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情形，中国如此，苏联如此，东欧如此，朝、越、古亦如此。可见，与历史必然性作战，就如同唐•吉诃德同风车作战。如果说，斯大林当年一批又一批地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都仍旧阻挡不住苏联的“变修”;如果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全面阶级斗争”都仍旧阻挡不住中国的“走资”;如果说，中国历经三十年反腐却是贪官越反越多、层级越反越高、数额越反越大;如果说，朝鲜共产党政权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结果竟然是公然以世袭王朝示人，……，那么，当年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大论战;也即最终导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的那场世纪大论战——“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读到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今天总该得出结论来了吧!
这个结论便是：在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何人，无论以何种动机，无论打什么旗号，将反帝与反资混为一谈，大反资本主义多元文明的结果，就只能导致本国的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大复辟。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其实，正是这种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且无论多么残酷的国家暴力也压制不住的东西，才是历史发展途程中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才往往反映了历史的大趋势、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偏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历史必然性为敌，就难免由当年与人民心连心的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变为如今与人民“油水情”的风声鹤唳的纸老虎;就难免遭受历史周期律的惩罚了。因此，凡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晚期封建宗法专制皇权社会了。因为，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胎胞里才可能孕育成熟。由此可见，基于历史唯物论，基于历史必然性，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作如下表述了：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可以或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末期社会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可以或已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末期资本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 = 已可以或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末期封建宗法专制皇权社会。
如此看来，中国今天正处于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该进行怎样一种性质的革命?就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了。什么叫“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当西方文明已经开始步入后资本主义、乃至前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转型期时，而东方文明才开始渐入后封建宗法专制皇权向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自1848年中国传统文明被西方殖民主义的船坚炮利轰开国门开始，历经166年，其中几经复辟——包括以小农空想社会主义、小农-封建社会主义为其鲜明特征的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大复辟——至今尚未完成。
自近代航海术将人类各部分文明连成一片、从而人类开始真正的世界史以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便与人类各文明史在它原本的封闭或半封闭条件下，所达到的那种历史发展阶段遭遇和碰撞了。如此，便发生了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地球的不同文明区域同时并存的问题。从横向上看，在时间轴上它们是同时的;从纵向上看，在文明史上它们又是不同时的。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和伦敦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时，那么与此同时的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在莫斯科和北京就只能讨论资产阶级革命，讨论前一个人类历史阶段所面临的课题。列宁和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分别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脱颖而出，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打天下时，能力排众议，牢牢地把握住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同理，列宁、毛泽东后来的“跌得粉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后，又都偏离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
(三)一个理论探讨健康机制的建立胜过一打正确理论的存在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理论，是列宁率先提出来的。根据这个理论，他为布尔什维克制定了打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变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战略。历史证明，列宁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理论和“共产主义者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成功了，布尔什维克胜利了。
但是，真理哪怕是往相同方向再多挪动一步，便会立刻变成谬误。“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一门心思大干社会主义——尽管有“新经济政策”的暂时撤退——大反资本主义，其结果，社会主义没有干成，却干出一个有着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凌驾于社会之上，贪婪地吸允着工人、农民膏血的“共产党-新沙皇”制度出来。
中国的情况也几乎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地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地夺得全国政权之后，也是一门心思大反资本主义文明，而分不清帝国主义侵略与本国先进资本主义文明萌芽二者的区别。如此一来，便是名曰干社会主义，实则干小农空想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也不得不走向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的体制。毛泽东后期的探索，是毛泽东毕生所坚持的为人民求解放理想的最后一搏，是他欲挣脱和冲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第一代革命者所建构起来的官僚体制束缚的最后一搏，当然也是自列宁开始的东方共产党人欲跳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另辟蹊径达致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后一搏。一句话，是东方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搏。这是毛泽东终生探索、终身搏击的辉煌顶点，尽管他最终失败，也不能不失败，且还来不及找出自己失败的原因，但他那不屈不挠为天下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反压迫、求解放的英雄人格，却虽败犹荣，永存悲壮。
现在看来，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是干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而不是干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已经解决了，不存在疑义了。那个时候的共产党，若偏要打“社会主义”的旗帜，偏要“干社会主义”，当属“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这也不存在疑义了。
然而，夺得了政权之后，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究竟该干什么?是干资本主义，还是干社会主义?这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却仍处在艰苦的探索之中。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都曾有过自我修正的、看似矛盾的答案。而这些论述及其迄今仍在起着作用的实践后果，都充分显示，东方共产党人在获得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均还有待我辈后来者继续探索。
早在1905年，列宁就说过：“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但在1921年他则说道“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
毛泽东在1945年曾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但到了1953年他则又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
如果说，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打天下时代，严酷的革命现实，使得任何超前的左倾冒险错误均可能即刻葬送掉革命，因而他们总能比较及时地调整其战略策略，从而能避免其灭顶之灾的话，那么到了坐天下时代，由于手中握有的强大国家暴力机器，便似乎可不顾一切，我行我素，故此时此刻要其认识到那左倾错误给自己事业带来的灾难，就甚至得付出数代人的惨痛代价了。
今天，中国共产党仍在继续为其背离历史必然性而支付惨痛的代价。因为，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红二代”，乃至中国的左派，很难说他们就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亦即能够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容跨越、不容绕过、不容省略和不容取消的高度，来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六十五年的经验教训，来前瞻和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不过，从建国后走过的大弯路，从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主义作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这样或那样的解读，对东方共产党人打得天下后如何坐天下，……一系列的尖锐历史课题，对其有这种或那种答案，以及这些答案的对与错、是与非之得出某种结论，在眼下还不是最重要的和最当务之急的。比较起来，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如今能否从建国后的惨痛教训中醒悟过来的一个标志首先是，看其能否建立起一种能让这些问题可以正常地展开交流、争论、比较、取舍的健康机制。这是一个迫在眉睫、首当其冲的课题，因为一个理论探讨健康机制的建立胜过一打正确理论的存在。
本来，对于建国后的道路该如何走，对于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即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类问题，在共产党内部，会有着这种或那种不同的理解，有异议、有争论，这均属正常、均属常态，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完全不应当定于一尊。然而，这对用暴力革命夺得政权、对先于西方共产党人掌握了国家这个暴力机器、并又对多元文明很少或毫无感性知识的东方共产党人来说，却是一个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有过将党内认识分歧政治化，将党内政治矛盾敌对化、残酷化、乃至血腥化的痛苦经历，且有的(如朝共)还至今难以自拔。
东方各国共产党夺得政权后抛弃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完全没有一个批判性继承的总体把握：只看到竞争政治之弊，却看不到竞争政治之利。由于完全排斥资本主义多元文明，于是便发生了如此吊诡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允许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异议存在。这在毛时代如此，在邓时代也如此，且迄今亦然。这种制度下，真理总是与最高权力捆绑在一起，是最高权力的奴仆。当然，其成王败寇也罢，其异端邪说也罢，在不同的时期，往往是让不同的人们颠倒其位置而已，譬如毛、邓两个时代的左派和右派。
中国体制外的反对派，无论是号称持“普世价值”的右派，还是号称持“社会主义”价值的一些左派，较之颟顸的官方，也实在高明不到哪里去。面对官方的压制，左、右派都在呼唤着“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示威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总是以自恃的“政治正确”傲视对方、傲视一切，并一心憧憬着未来有机会上台后如何将对手剿灭。双方均无一丝一毫要与自己的政敌在中国共创竞争文明的预期和准备。仅此即表明，中国的民间与官方，体制外和体制内，一些左派与右派，还都浸淫在同一个传统的“一元化”文化的大染缸里，还都需要来一个凤凰涅磐。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毛泽东诗句)毫无疑问，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有时比鸡还飞得低的鹰。须知，我辈今天能看到列宁、毛泽东所走过的大弯路，那不过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的双肩托负着我们，我们今天有幸站在了他们那饱经沧桑的肩头上而已。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而硬要以一帮御用“理论家”来麻痹自己，硬要去重蹈历史覆辙，那我们就只配称作不肖子孙了。
让共产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让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让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武器，让历史唯物论永远指导中国共产党走历史必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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