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他回国的列车上写下了《四月提纲》。在您漫长的飞行旅途中,您也写了一些革命纲领吗?
我的情况并不完全象您说的那样。然而,这次我们来到了瑞士列宁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并组织了一次会议。这给了我们新的感受。想到列宁乘坐火车从瑞士秘密回到莫斯科的事情,我们肯定也想到了勾画革命的蓝图。然而还没有形成一份革命提纲的政治气氛。
您这次到欧洲旅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日内瓦有一个为控制武装力量而成立的叫做民主论坛的组织,我永远也忘不了在他们总部举行的讨论,关于重建军队,重新组织世界的军队和安全机制。
当重建尼泊尔军队的问题强调提出时,那儿的人们对您的相关保证有何反应?
大体上,我们发现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比对联合国在不同国家实行的DDR多到哪里去。然而,当我们提出我们的观点时,我们感觉到他们看上去确信我们所提方案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您如何使外国人相信尼共(毛)从战争回到了政治?
战争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字眼。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尽力使他们理解从战争转变到和平政治革命的进程。我们向他们讲述了尼泊尔的政治形势以及在这一政治形势下和平政治进程的可能性。我们感到和平进程影响巨大,我们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大作用。
您感到欧洲政府和欧洲人民如何看待毛派运动?
欧洲对和平进程持肯定态度。欧洲不希望和平进程受到阻挠。欧洲的中立国对毛派运动更是持肯定态度。6天后,在瑞士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这样说,如果欧洲不前进一步,尼泊尔和平进程随时受到都会阻挠。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超级大国不希望那儿有和平。因此,如果欧洲前进一步,它就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欧洲已经超越美国更进了一步吗?
我不认为欧洲能够超越美国。但如果欧洲出于其文化和传统希望如此,并相信尼泊尔和平进程一步会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前进就开始了。
您也许研究了瑞士的农民?
瑞士的农民和尼泊尔的农民不具有可比性。瑞士仅有3%的人从事农业,97%的人从事工业、服务业和商业。实际上,那3%的人也不愿意成为农民,然而政府强迫他们并为他们提供诱人的政策。我们还参观了那儿的农村。那儿,一个农民养一头奶牛,每年可以得到2000法朗,如果他养20头奶牛的话,每年就可以得到40000法朗。而且他们还有利润。我们问瑞士政府的代表们为什么要给农民那么多钱,他们说,如果农民得到了钱,他们就不会破坏土地。如果在尼泊尔人的眼中,他们并不是农民。
您也参观了那儿的水利电力吗?
那儿的水利电力也是令我难忘的。那是在Ganjil地区。但如果从外表看来,那仅仅就是一座山。然而在一个隧道里,我们看到了配电房和下面的建筑群。隧道有120公里长,但如果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到。这简直就象是奇迹。不仅是我,整个访问团的同志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建设在尼泊尔可能吗?
想立即实现这些,在尼泊尔还是不可能的。它要花费很多。唯一的收获是每当我们想到一切都是可能的时候,我们就会鼓起勇气,激发起热情来。那种技术目前对我们来说还不是必需的,因为我们有许多容易开发的河流,我们为什么要开凿那样的隧道呢?其次,我国的山不象瑞士的山那样已经演化成非常坚固的石头。瑞士的山都是非常古老的岩石。即使是开凿隧道也不会崩塌。我国的山都非常脆弱。我们的情况和他们那儿不一样。在我们的山下开凿隧道是比较危险的。
瑞士的联邦制度对我们有用吗?
1848年前,那儿发生了很多战争。他们经历了很多血腥的事件,最后才形成了这一制度。他们目前的宪法是1848年宪法。虽然经历了一些修正案,但基础都是一样的。总体上,那儿有三四种主要语言和两大宗教。瑞士的联邦制度是在其语言和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考虑到这一情况,我们也讲了联邦制度是以语言、文化和地理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那儿学习到好多东西。但我认为瑞士的联邦制度不适用于尼泊尔。
哪些东西是不适用于尼泊尔的呢?
他们要求我们对一切问题都进行谈判。他们认为通过斗争不是好办法。他们认为即使是阶级斗争也可以通过谈判来进行。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对那儿的谈判主义有点失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联邦制度是一种无益的实践。瑞士有些州,有的非常非常大,而有的又非常非常小。苏黎世、伯尔尼和日内瓦都十分的大,那些州的人口也是非常的多,然而有些州非常小,人口仅有两到四千人。在对宪法进行修订的时候,一个地方上百万人的选票和另一个地方万余人的选票被视为是平等的。一个地方20%的人口可以控制另一个地方70—80%的多数人口。如果那些州取得控制权,可以说,这是少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多数人的统治。然而现实的逻辑是如果不那样做,就不会有和平。有人声称谈判带来了和平;否则就不会有和平的形势。因此,在理论层面,我认为在瑞士实行的是一种折衷主义。他们可以把一切分歧争瑞放在一边进行谈判。如果谈判不能成为,瑞士也许就不可能存在了,因为瑞士处于象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大国中间。即使是在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和希特勒统治德国的时候,瑞士也保持了它的安全。谈判的政策挽救了它。从这个意义上讲,联邦制度和谈判使瑞士受益良多。然而如果你思考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科学,它不过是采取了谈判和拆衷主义的路线。我们也必须同不同语言和种族和人们达成一致和共识,因此,瑞士仅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参考。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瑞士的制度照搬于尼泊尔。
瑞士从尼泊尔毛派运动中学习到了什么东西没有?
这不该由别人而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说是否从尼泊尔毛派运动中学习到了东西。然而有一种共识就是如果没有毛派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发动的革命,当前的尼泊尔的政治变革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尼泊尔人民的政治自觉影响了他们。我们还发现人民运动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你们和那儿的教授和学生进行讨论了吗?
我们和伯尔尼大学和前伯尔尼大学(Pre Berne University)的教授们讨论了联邦制度。
教授们向您提出了哪些好奇的问题?
到处都会碰到好奇的眼光。我们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充满友好的好奇心。单纯的农民认为尼泊尔的地理和瑞士相似,因此他们对我们有种亲切感。而对层次稍高一些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好奇主要集中在人民运动之后,立宪会议的选举问题上。
当您回到尼泊尔,您说您感到瑞士里面有尼泊尔,尼泊尔里面也瑞士,这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参观了那儿的水电站,我们看到了和我们国家一样的高山。在我们前往伯尔尼、苏黎世和日内瓦的路上,有许多的小山、丘岭,远处可以看到巍巍的群山。水电站那儿又有着许多高山、瀑布、湖泊和池塘,每到一处,感到那儿都正象是我们的尼泊尔。这深深地触动和感动着我。我告诉了朋友我的感受。我向瑞士的新闻媒体讲了同样的话,我感觉到瑞士中有尼泊尔,或许尼泊尔中也有瑞士。我们向全欧洲发出呼吁:我们可以联合起来为人类的事业做出许多事情,从尼泊尔实现和平到尼泊尔的发展建设。
您这次到欧洲访问的主要成果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的到访成功地打破了欧洲对尼共(毛)和人民战争的许多错误认识。我们的真实想法有效地传达给了那儿的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次访问真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我们首先来到瑞士,从那儿我们向全欧洲和全世界传达了我们的信息。我没有选择超级大国的地区或组织。我们向世界表达了:我们是如何向和我们地理结构相似的国家学习来发展我们国家的,我们向世界表达了:尼泊尔是如何成功地实现和平的。这是对那些称我们为恐怖分子的人们的有力反击。从国际上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那里有对毛派的错误认识吗?
我们知道那里有人对我们有糊涂看法。有些人不认为我们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然而我们的到访成功地消除了这些糊涂认识。而且,巴莱塔伊在奥斯陆访问的时候,那儿聚集着很多世界政要,对奥斯陆的访问有助于消除一切流言蜚语,有助于人们了解真正的情况。总之,我认为总体上这次访问对欧洲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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