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强大俄罗斯的序曲
【俄】鲁斯捷姆·瓦希托夫 著 李瑞琴 摘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第2期
编者按：
2007年11月7日，《苏维埃俄罗斯根》刊登了俄罗斯哲学副博士鲁斯捷姆•瓦希托夫撰写的《布尔什维克是伟大俄罗斯的建设者》一文，以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该文以历史分析为基础，认为十月革命是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拯救、强大的辩证统一。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11月7日，伟大十月革命纪念日——是真正的爱国者的节日，它绝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是任何热爱伟大的俄罗斯、为其辽阔土地、历史和成就而自豪、坚信它有更伟大未来的人的节日。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初期正好处在苏维埃时期，我清楚记得庆祝这个节日时的场景。当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红场阅兵式。威武的坦克、军车、火箭牵引车等，在站在观礼台上的苏联领袖们、激动的游行者和电视机前观看这一切的数百万苏联人民含泪注视下，隆隆驶过列宁墓，士兵们神情坚毅地挎着枪。各地都进行着各种庆祝活动。这是一个真正强国的真正的军事实力。每个观看11月7日阅兵式的人都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帝国控制着半个地球、对抗着大洋彼岸幻想榨取人类血汗的贪婪财阀和敌人的威胁、是第三世界苦难人民的保卫者和救星、并向他们提出人民民主的现代化方案代替在世界资本主义边缘苟且度日。
我认为，废除这个节日的人，不能称得上是爱国者。
二
的确，从我们经过的历史道路的高度回头看1917—1921年的事件，我们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建设了一个伟大强国，这个强国不止是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俄帝国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继承者，而且在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不让别人指责我有偏见，我们来看看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对苏联有好感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在著名的《给苏联领袖的信》中说：“苏维埃外交彻底摆脱了这些软弱性（沙皇外交的软弱性。——注）。苏联外交敢于争取并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沙皇时根本做不到的。苏维埃国家的成就可以说是很辉煌的：……在过去50年中从国内叛乱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世界在其面前颤抖。”要反苏分子和革命前旧秩序下的理想主义分子亲口承认苏联的政治成就，太难了！这是事实，是得到了历史证明的。我们回忆一下，国家政权从临时政府转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选出的机构——人民委员会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刚开始只是比俄国中心区域大一点。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高加索都建立了独立国家，俄国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还没有归属中央政府。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在俄国掌权，在自由主义的二月分子半年的平庸统治之后，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已不存在了，赫伯特•威尔斯说，布尔什维克掌控了一条要下沉的船。起初十月武装起义只是在已夺取的个别城市实现了革命，对前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区域基本没什么影响，而这些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也根本没想过要建立独立的国家。
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后，1921年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已成功把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都联合到了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的政权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芬兰、波兰以及比萨拉比亚和西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当时也试图在芬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没有成功。原因是白卫军帮助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主义者“捍卫独立”，白卫军口头上支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反对“乌克兰独立分子”，实际上却支持他们，而协约国发誓保证俄国的利益，实际上是想从俄国分一杯羹。1918年2月，爱沙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在尤登尼奇白卫军、芬兰军队和英国舰队帮助下，把红军驱逐出爱沙尼亚，1919年尤登尼奇正式承认了爱沙尼亚独立。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投桃报李，把被打败的尤登尼奇部队扣留在集中营，他们多数死于寒冷、饥饿和伤寒。
波兰也是如此，革命的俄国也尝试把波兰纳入苏联，波兰本可以成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重新回到因二月革命而退出的帝国空间，但在图哈切夫斯基率领下的进军以失败告终。
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天才和直觉。为实现目标，他们采用两个新举措，即群众实践创造出来的苏维埃和联邦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提过苏维埃。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说，资产阶级革命后俄罗斯必须建立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等等。
是人民的能力和创造力造就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只是及时地了解到，对于保存有农民心理的俄罗斯革命群众来说，苏维埃制度像是村社的大会，对士兵和工人来说，它比西方议会制更亲近和更好接受。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随后白卫军承认，他们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机械模仿俄罗斯农民和工人不了解也不需要的西方政治模式。联邦制也是同样的情况。当今的白色爱国者热衷于恼怒地叫喊说，从单一的帝国变成包括地区民族国家的联邦国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安置了一颗威胁俄罗斯领土完整的“定时炸弹”。
实际上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挽救了濒临瓦解的、在1917—1920年间已经被民族边境地区的政治分离主义者破坏的俄罗斯。1917年2月，帝国的瓦解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芬兰和波兰已经开始分离，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也试图脱离俄罗斯。不能对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置之不顾，只能重视这些情况并与他们进行一定的妥协。这个妥协就是联邦制，这是在革命时期建设中央和地区间的相互关系时自发形成的。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存大俄罗斯政治空间的惟一方法。白卫军的死板也在于此，他们到最后都不愿意与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妥协，不明白原来的制度已经不可能了，需要寻找更加灵活的国家形式（而像1918年尤登尼奇承认爱沙尼亚独立那样的妥协，还是在协约国盟友的压力下实现的，就更加没什么价值了）。布尔什维克再一次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和策略，非此就不能成为强国的建设者。
一些最敏锐的俄罗斯爱国者虽然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没一点好感，但是看到布尔什维克不顾自己的国际主义甚至世界主义言辞，把国家统一了，就支持了布尔什维克。他们作为爱国者的主要原则是：祖国的利益、幸福、完整及政治与军事实力比某个爱国者与国家的统治体系之间的主观分歧更重要。1920年，一战英雄布鲁西洛夫将军和一些沙皇总参谋部高官向布尔什维克投诚并参加了红军，他们公开号召俄罗斯军官加入红军，为“俄罗斯母亲服务”。大约同时，积极的白卫军和君主主义者舒利金说了句名言：白卫军的思想爬过了国内战争的战线……进入了红军，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是在为国际而战，实际上是在为伟大的俄罗斯而战。
同年，即1920年，高尔察克政权的前思想家、右翼立宪民主党人乌斯特里亚洛夫提出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承认布尔什维克是维护俄罗斯不受协约国侵略的国家力量，是在为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创造新生活。乌斯特里亚洛夫在文集《为了俄罗斯而战斗》（1920）中写道：“从俄罗斯爱国者的观点看，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能够把革命的热情和混乱融入这一严格清晰的独特国家制度形式中，从而提高了统一的俄罗斯的国际声望，分化了外国朋友和敌人，对这段时期的俄罗斯民族事业是有益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这些想法，很快在布拉格侨民中得到了响应，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号召侨民返回苏联、帮助建设新的俄罗斯国家。
运动领袖之一、前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克柳奇尼克夫在《路标转换》的社论中这样号召在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和白卫军残余：“要接受俄国发生革命的事实，承认革命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不再把俄国发生的一切说成是大灾难，不再妨碍‘祖国和人民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了这个号召。仅1921年，就有121843名侨民受路标转换派号召的鼓舞，返回俄联邦。他们成了“专家”：工程师、医生、军人、大中学校教师。由于他们的努力，遭受国内战争浩劫的国家最快进入了正常、和平的生活轨道。路标转换派在俄国内的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他们的领导人是出版《俄国》杂志的列日涅夫。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话听起来只是一些敏锐的政治思想家的奇谈怪论，那么，到30年代尤其是到40年代后就显而易见：布尔什维主义和强国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正是布尔什维主义，能够建设并已经建设了新的强国俄罗斯。记得，反苏分子邓尼金把1945年春天开进柏林的苏军称为“俄罗斯军团”。总之，在卫国战争期间大部分侨民都站在“护国派”——苏联的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因为苏维埃就是那时俄国文明存在的历史形式，他们认为，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支持苏联就是支持俄罗斯。因而战后，当社会主义制度和俄罗斯思想在“斯大林的红色帝国”中实现统一后，除了被反共仇恨蒙蔽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清楚意识到苏联就是新的伟大的俄罗斯。
三
同时还要说的是，起初布尔什维克没有特别想要建立大俄罗斯国家。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是全欧洲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认为俄国是欧洲边缘地区的一个落后国家，被亚洲的殖民地拖累、受到腐朽专制制度束缚。列宁在《关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位于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一个大国民族的成员，是绝不应当忘记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的。”①显然，列宁用“大国”这个词，明显有负面色彩。
看来，布尔什维克不缺少明确的民族自豪感，就像列宁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但这不是对大国的自豪感，而是对伟大的革命解放运动的自豪感。转引列宁的话：“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根本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些暴行在我们中间，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引起了反抗……”②列宁认为的民族英雄中，没有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没有叶尔马克或叶尔莫洛夫，而是拉辛、普加乔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
1917年革命前，俄帝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都坚定支持俄罗斯帝国各民族的权利，支持充分的民族自决，这与边疆民族解放运动者梦想着在俄帝国的废墟上为各族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根据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研究革命历史的人通常认为，1917年，当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口号时，根本没有提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即没有谈建设俄罗斯社会主义强国。列宁在1920年自己的文章中首次声明，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至少能够在少数几个国家建立。因此，列宁在《政论家札记》（1921）（我国翻译文本为1922年。——译者）中写道：“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③同样，1917年，列宁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个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发生，当政权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转交到工农兵苏维埃手中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开始。此后这个革命就将波及德国、法国、英国，最后是美国，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论断，马克思说过，西方工业强国主要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列宁在武装起义前几天写就的《局外人的意见》中包含了他的详细计划，他宣称：“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二三天的斗争。”④
1920年时列宁还相信世界革命已经临近，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⑤
的确，随着世界革命的前景越来越虚幻，而恢复经济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紧迫和严峻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渐渐变成俄罗斯的爱国者。
那时正是布尔什维克不顾自己的理论立场成了国家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正是布尔什维克再造和重建了国家体制，为什么会这样？
四
当然，使1917年春夏分裂的俄国恢复统一的还有其他客观原因。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家（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韦尔纳茨基、阿列克谢耶夫）指出，俄国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各族人民虽然在宗教、民族和语言上不同，在生活方式和政治传统上又有很多相通之处。而且千年的共同历史把各族人民联系在一起，在大俄罗斯的领土上，从希徐亚人时期就开始不断尝试建立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希徐亚帝国、金帐汗国、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欧亚主义学者在说到俄罗斯时，写道：“世代居住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能够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兄弟融合的程度，是欧洲和亚洲各民族很难实现的。”
但是仅有客观条件不能实现设想，还依赖于历史主体的行动和努力。有时候情况很有利，但是怠惰、愚笨等会阻碍人利用有利的局势，而有时候情况不太好，但目标却能实现。归根结底，二月革命和白卫的活动家们都是处在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明下，存在各民族融合和睦共处的有利趋势，但事与愿违，他们没有把四分五裂的帝国旧山河重新联合起来，尽管他们满心奔向这个目标，而布尔什维克起初并没有想这样做，他们是违背了自己的纲领、在时局的压力之下才这样做的。
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布尔什维克有列宁。我支持“英雄和群众理论”，我明白，即使是最天才的历史活动家也不能按照个人意志操纵历史过程。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不可漠视的。在有限的历史自由“空间”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就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天才。列宁正是被认为是这样的天才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政治家，甚至连他的敌人都不否认这一点。他拥有洞察力、天分，看问题灵活，当需要进行妥协时，善于和任何完全不赞同他意见的人协商工作。他能够把战术的灵活性与战略的原则性结合起来。
在这方面，当时的俄国政治家没有能和列宁相媲美的，就是今天也没有。除此之外，列宁还善于组织、建设和创造。现在，在俄罗斯流行的反共产主义神话中，列宁被看成仅仅是破坏者。实际上，列宁像彼得大帝一样，既是革命家也是庇护者。别尔嘉耶夫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含义和起源》中写道，列宁“集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乔夫和莫斯科大公、彼得大帝的特点于一身，……是极端主义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当俄罗斯受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威胁时，列宁作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使俄罗斯人民和共产主义者遵守纪律……正是他用君主专制的方法，终止了俄罗斯的混乱和分裂。”
第二，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后俄罗斯的复兴中，显示了自己的作用和特殊性。那时一切左翼的党——从社会革命党人到无政府主义者，只有布尔什维克有强硬的纪律和拥有能绝对领导的严格的军事组织。这不是偶然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强烈地捍卫章程，认为党应该成为小型的专政国家，而马尔托夫反对，他想把党变为议会或辩论俱乐部。显然，列宁那时已经预见到，当国家爆发革命和混乱时，只有这样的党能够组织专政，没有专政，就不可能遏制这种自发势力。连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都承认它的纪律性、政治意志和能力，不但如此，以这个党为代表，他们也看到了列宁主义胜利的原因。例如，革命后移居国外的邓尼金写道：“除了布尔什维克外，全国没有一个有效行动的组织有充分的力量，在力量角逐中表明自己对国家这个沉重遗产的权利。”
第三，布尔什维克成为统治者后，1917年后，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党，成为自发的爱国者。当时所有的党，除布尔什维克外（从立宪民主党到社会革命党）都是知识分子的党。而俄国帝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就像我们注意到的《路标转换》文集的，像思想家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司徒卢威等都远离现实生活，耽于抽象的幻想，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权力和国家。当政权落入知识分子政治家的手中时，他们在党的会议、集会上、在报纸上是天才的政论家和报告人，却不会为恢复地区、城市和国家的正常生活做最基本和必需的事。
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已经移居国外的纳博科夫很有说服力地写道：“由于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半年后就使俄罗斯差不多全面崩溃了……”
这样的涣散和无政府状态后来笼罩着白卫军的地盘，这些白卫分子是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拥护者，根本不是君主制的拥护者。
布尔什维克最初寄希望于人民，尽管这些人拙嘴笨舌、不那么老练但是思想健康、有实践精神、愿意和善于行动。根据党纲本身的需要，布尔什维克不是在学生和教授中而是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他们中许多人昨天还是农民，带有农民的敏锐和特点。1917年君主制度垮台后，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增加了好几倍，都来自于人民群众，到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已经真正成为人民的党。因此他们才有天然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经济的本能。
我们还看到，苏联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保守主义和俄罗斯民族思想，这主要发生在斯大林时期，不从下面补充干部是不行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在与其他党派——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等的斗争中的社会基础是所谓的“列宁的召唤”，即来自于人民，在列宁去世的1924年从人民中入党的青年人。而反对派的领袖和追随者们都是在革命前入党的旧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有着沙皇末期知识分子的所有负面特点——对国家无根据的虚无主义态度，不理解并且经常蔑视真正的人民。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很有代表性的对立双方。托洛茨基是卓越的评论家和演说家，杰出的理论家，拥有一定的组织才能。
托洛茨基是国际水平的知识分子，懂得好几种欧洲语言，在巴黎、伦敦和纽约都应付自如。但他不懂俄罗斯，不理解也不太喜欢俄国，只看见俄罗斯是落后的、“不正常的”专制国家。他憎恨俄国农民是“保守的”、“反动的”力量。对他来说，俄国只是通向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跳板。然而斯大林是被人民当作“自己的”、“亲爱的”人。1937年访问苏联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在《1937年莫斯科》一书中写道：“斯大林的确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他是农村鞋匠的儿子，一直和工人农民保持着联系。我认为，他说着人民的语言，是比任何人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我们看到的是完全客观的评判，我们相信：福伊希特万格的书根本不是刻意辩护，在赞扬斯大林的同时，也有批评，所以在苏联出版后很快被禁了。
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因为他是人民的、俄罗斯的和俄罗斯人的领袖，而不是欧洲的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鲜活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包含着人民的和民族的成分，布尔什维主义从世界革命的思想变成了俄罗斯的、甚至是大国的思想，新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
早在20世纪20年代，萨维茨基就使用了“人民布尔什维主义”这一概念，他说，布尔什维克是有能力拯救国家的惟一力量，是广泛的人民运动，因此是“人民布尔什维主义”，人民因此而追随他们。萨维茨基把党的高层为了世界革命而笃信的西方共产主义同人民布尔什维主义相比较，不能简单地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了人民布尔什维主义，正是布尔什维克本身逐渐在人民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下完全变了样，同时对列宁的灵活性和斯大林的民粹主义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个转化的高潮就是20世纪30年代党内理论派别间斗争的结束，这场斗争是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西方共产主义与人民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难怪卡拉-穆扎称1937年是国内战争的最后战役。
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能力使他们表现出真正的人民力量，这一力量保证了苏联从“努力把乌托邦变为现实的”实验性国家变成俄罗斯的和俄罗斯人的伟大国家的延续。
五
今天所谓白色或右翼爱国主义者、民族自由主义者在指责布尔什维克时，常喜欢引用斯托雷平的话：“你们需要巨大的震动，我们需要强大的俄国。”从某些迹象也可看出，斯托雷平在国家杜马上说的这些话，主要针对的是那时的自由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者，针对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的确，几年后，在1917年2月那些人推动了俄国的震动）。要知道，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的杜马里还没有那样多的人。
但是，“历史精神”的讽刺恰好在于，被自由主义者和亲西方分子的平庸统治带进死胡同的俄罗斯，只有经过巨大的震动，才能够成为伟大的国家。一点也不错，这是活生生的辩证法——只有毁灭俄罗斯才能建立强大的帝国，而摧毁者也是建设者。这样的辩证法不仅表现在政治中，它随处可见：只有经过对立面的转化，经过死亡和复兴才能发展。像黑格尔写的那样，播下种子，就要让种子消亡，那样才能变为另外的形式——禾苗，才能实现矛盾的合题，新的种子出现。而在1917—1922年，俄罗斯国家应该死亡、分解，以便重新激发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意志生命，重建更大和更强的国家。
因此，今天任何爱国者，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承认11月7日是个节日，因为十月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序曲，也是新的伟大俄罗斯强国的序曲。
注 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8页。
② 同上第10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75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页。
［李瑞琴：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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