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黎明：哈萨克总统选举左翼报告
李星
2005年12月4日，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如期揭幕。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76,78%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1,15%支持现总统纳札尔巴耶夫，6,61%选择了主流反对派候选人扎·图亚克拜（原执政党副主席），纳先生得以连任。12月5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发表声明，裁定本次选举「比以往有改善，但仍不符合OSCE的某些原则与民主选举的系列国际标准」[1]，终审判决留给国际秩序顶级法官——华盛顿敲定。12月7日美国国务院附议OSCE的意见，同时和缓地强调「不可能立刻实现理想的民主选举」[2]，所以上述结果毕竟「表达了选民意志」[3]；换句话说，世界霸主有保留认可一二四选举的合法性。让「颜色冲击波」吓得直迷糊的哈当局，过了个欢喜新年。
亦文亦武：纳总统连任秘籍
为了大老板连任，竞选期间官员们铁棒与蛋糕齐飞，差点拼掉半条命。在技术领域，选举委员会由亲总统势力一手掌握（七万工作人员只有两百反对派代表）；投票程序部分改用「猫腻」多多的电子设备；事先驱逐可疑的国际观察员。在声势上，电子媒体的一边倒宣传昏天黑地；体育和娱乐全明星阵容替纳先生助威；曾饱受欺压的俄裔居民也被折腾起来向「恩公」总统致敬。打压对手的工作抓得很紧——自由派与左翼工运报刊不断给查封、没收和罚款；国有印刷所抵制反对派订货；主流反对派外省机构受袭多次，图亚克拜的演讲会更连遭有组织「爱国青年」打砸。
乌克兰事件后，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在哈活动及资助规模，令阿拉木图的现代锦衣卫大发神经；当局连声吆喝「NGO的活动太过政治化，引起社会紧张。必须清晰界定自己的活动范围」[4]（文化部长叶·科苏巴耶夫）。就外援数目，美方自承2004年拨款「五百万美元用于支持（哈国）传媒和公民社会制度建设」[5]，实际到位远不止这点钱——「假设海外财政、技术与咨询援助的渠道被封死，我国公民社会便不复存在」[6]（冲突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萨多夫茨卡娅），即众多NGO会立即歇菜。
尝到甜头后，西方相关部门在哈新建两个浓郁「颜色背景」的青年组织——KAHAR（哈语「英雄」的音译）和「青年专业人士协会」（海归白领为主），主导思想如下：「我们不想在当今的罪恶体制下弯腰屈膝。我们想过正常生活，想过欧美已存在两百年的正常民主生活」[7]（「英雄」代表乌·卡瓦耶夫）。以发展对象而论，「英雄」紧盯都市里工作难找、蜗居出租屋的农村大学生，诱导愤青们认识到「清除纳总统这个大罪人，一切会好转」[ 8]（自由派学运活动家叶·卡拉巴拉耶夫）。
与国外同道的轻松胜利相反，哈国自由派青年运动前途不明。过去一年，总统的鹰犬针对「英雄」连施辣手——抄总部封网站；对骨干分子找茬课以罚金；分批找沾边的在校生问话，威胁除名或取消宿舍。「颜色青年」的所有公开活动（街头剧、音乐会、喝茶座谈甚至风筝表演）均不批准，令前者一筹莫展。华盛顿的战略微调造成「革命」投资停滞，而「没有强大的财政后援，网络、传媒宣传全是空谈」[9]（「青年专业人士协会」代表艾·加比杜林娜），导致大选期间上述社团趴在沟里一无所为。压缩海外NGO空间的同时，哈当局认定「国家领导层未表现出强硬的政治意志，没有及时采取武力措施」[10]（公安部长图利斯拜科夫），是乌克兰局势失控的主因，严令做好弹压准备。
磨刀之余，总统也展开银弹攻势：给公务员大幅加薪，向学生提供多种优惠；2005年10月17日阿拉木图市检查官命令国立大学官员暂停乱收费与索贿，以免激起「不满娃娃上街生事的愿望」。与反对党闭眼乱开的空头支票（「坚决反腐败」「上台后立即把50%原料税收入当作福利分给老百姓。无偿分配土地给农户」[ 11]）相比，到手的钱粮更具说服力。
国际资本已是哈萨克政经生活的基本要素。为了向重量级强盗们显示自己接茬掌舵的价值，现政权分头献上大礼——在哈跨国公司吃下定心丸（「已签定的外资合同不会撕毁」[12 ]）；美军继续使用领空与训练哈军军官；莫斯科收到担保「我们准备签署全部相关文件，充分建立（俄哈白乌四国）统一经济空间」[13]；北京默默地把能源大户「PK石油」的控股权放入荷包。望着列强似乎还满意的表情，土著精英们暗自松了口气。
官方权力保卫战的总体思路，合乎在野党的选前估计。「民主反对派的主要领袖都参与了现体制的诞生过程」[14 ]（原文化部长、出版大亨阿·萨尔森巴耶夫），深知衙门操纵选举的肮脏内情——以2004年9月国会换届来说，依靠「普遍篡改计票结果、恐吓选民与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原议长图亚克拜）[15 ]等厚黑手段，官方才大获全胜。对投票机器失望之余，总统对立面看好颜色革命前景：「第二或第三轮选举可能在各大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举行」[ 16]（原总理阿·卡热格尔金）。然而，北美资本营建中亚势力范围的战术变化，使哈萨克反对运动没能缔造自己的尤先科。
2005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哈期间，自由派政界未受洋菩萨「摸顶」祝福，士气大跌。毫不奇怪，他们随后的选举准备一团糟——图先生的竞选总部贪污横行；外省宣传基本瘫痪；青年动员全部失败；临了还分裂一把[ ]，让基本票源更趋分散。眼看上台无望，部分民主斗士转了口风。去年3月吉尔吉斯贫民起义期间，哈国在野力量自忖时机已到，纷纷炮轰朝廷——「（吉总统）阿卡也夫的罪过，远不能与纳总统这个老毒物犯下的滔天恶行相提并论！」[ 17]（「民主反对派海外局」负责人莉·拜塞托娃）；「老毒物」连任后，炮手们又争相献媚「与反对派相比，纳总统离人民更近」[18 ]（拜塞托娃），愤怒揭发「反对派的行径间或带有非建设性的、破坏与毁灭性特征。这类蠢举对国家民众都没好处」[ 19]，指望跳上离航的权力渡轮。
选战落幕，哈国的阶级矛盾与上层冲突远未完结。两极分化与政商勾结的黑暗现实，逼迫统治中枢坦白「颜色革命的社会原因，主要源自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失望」[20]（总统长女达·纳扎尔巴耶娃）；自由派领导层看到大众日益觉察「只能剥夺专制者的权力，而没办法潜移默化地促使它改变。开诚布公地说，这一痛苦认识是（潜在）哈萨克‘颜色革命’的最重要前提」[21]（东哈大矿主、原州长加·扎基扬诺夫），感到阵阵莫名的恐惧。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身影充其量潜伏在工厂区的高墙后面，坐立不安的主流财界（从总统家族的前台代理到自由派赞助商）仍在选战后期抛出一份联席声明，提醒职业政客们勿忘大局：「身为金融界人士，我们很清楚银行业的任何发展均离不开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22]，而政治稳定是老板专心逐利的一个基本前提。
确实，执政者纵有千般不是，但它毕竟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建立稳定的民族国家；使一代有产阶级壮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纳总统无愧为全体哈萨克资本家的政治父亲。
哈萨克资产阶级的形成与互斗
今年秋天，一位自由派富豪以感恩的语气提到「独立以来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国家与银行资本的关键利益完全一致」[ 23]（「哈商银行」董事会主席努·苏卜汉别尔金），因为官僚机器对有产阶层的诞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联解体后，独联体上层一致决定集中扶持大资本；在这方面，中亚地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位哈萨克私有化核心参与者证实，纳总统及亲信稍有踟躇后拍板「必须采取有效的国有资产分配手段，培养能吸引投资的有产者」[24]（原总统办公厅主任萨·考穆尔扎耶夫），即人为催生一小批亿万富豪。
与俄罗斯的权贵私有化一样，哈国原料工业、自然垄断、首都地皮与原政府不动产让很小的圈子瓜分殆尽，甚至尤有过之。一位局中人指出纳政权于九十年代中期「利用高度集权形成的行政资源，于经济改革方面走在俄国前头」[25 ]（扎基扬诺夫）；换句话说，即以铁拳替市场化开路。政府解散了宪法法院并废除地方长官选举制；关闭众多独立电子传媒；通过恐吓、经济封锁与收买，基本打残社会主义与自由派舆论界。后方「焕然一新」，官家腾出手来推动私有化与外资并购，形成一批你中有我的巨型政商军（特）综合体。不久前，族长大人招认「大约十个垄断公司控制了80%的国内生产总值，窒息着其它竞争对手的发展」[26]（纳总统）。
简约地说，围绕权力核心形成了占有国内主要产业的五大集团：1/「大公主」集团（灵魂人物：总统长女及驸马），主控传媒业、银行业、保安业、石油加工与食品业；2/「二公主」集团（灵魂人物：总统次女及驸马），主控银行业、电信业、首席能源公司「KMG」及阿拉木图房地产；3/「欧亚工业联合会」（灵魂人物：总统的「外务军师」阿·马什科维奇），主控冶金、采矿业、水电站和银行业；4/「青年急进派」（灵魂人物：原能源与工商部长穆·阿卜立亚佐夫），主控银行业、采矿业、传媒与汽车市场；5/「石油组合」（灵魂人物：原总理包吉姆巴耶夫），主控石油业[ ]。五只资本巨鳄以官场为大本营，向民间商界探入无数触角；彼此不断地合纵连横，竭力争取总统恩宠；在野党扯不清的江湖恩怨，往往有着五大帮恶斗的背景。
哈萨克大资本是权力的产物，这意味着市场与利润的分割取决于国家意志；任何既定规则的挑战者均被刺下马去万难翻身。对国外投资者，国家机器恩威并施——既放手让前者捞足赚够，也不时予以牵制惩戒；「见者有份」的官资互利行规，更雷打不动。一位九十年代黑交易的高层经手人透露「总统随意摆弄‘投资人’于股掌之上，以秘密合伙人的身份参与生意运作，同时充当资方靠山。国家对那伙‘投资商’的巨大影响，与后者在哈资产来源的暧昧不清有极大关系」[27]（原总理阿·卡热格尔金）。
密室分赃多年后，大批权贵及工商巨子陆续投奔反对派。反水官员们好似梦幻组合「揭老底战斗队」，把宝相庄严的国家部门踢下神坛——「身为原国家总检查长，我负责地说一句：国有资产私有化普遍违反法律程序」[28]（图亚克拜）；权钱交融造成「腐败无孔不入，影响支配着每个哈萨克人的日常生活」[29]（原副总理、银行家乌·让多索夫）；十五年来「赤贫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数百万民众深受其害」[30]（扎基扬诺夫）；甚至「我国已沦为殖民地。跨国公司进来掠夺资源廉价外运，再加上逃税。民族损失无法计算」[31]（原国会议员、零售业巨头布·阿比洛夫），总统的昨日同伙们控诉道。2001年中下旬，政商综合体「青年急进派」击鼓升帐，以「加强三权制衡」为旗帜，向既有利益格局发起正面冲锋。
什么原因，让众多复辟后体制的受益者反噬纳先生——现代哈萨克资本主义之父？自由主义大佬们的讲坛高调（「建设公民社会是人民的选择与政府的责任」「民主改革的步伐停顿了，这当中蕴涵着国家未来的主要危险」[32]）滔滔不绝，内里的干货无外两大要求：1/从国家的强横滥权下保护已有的资产；2/改造国家机器获取更多资产，获取手段包括对系列经济领域的再分配。
「青年急进派」的宪政冲锋：缘起与挫败
毋庸置疑，如何保护巧取豪夺的庞大产业，成了苏中复辟后新兴资产者的心病。21世纪初，中华老板的学界代理频频高叫「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或者侵犯，这是现在的主要危险」[33]（《物权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江平）。无独有偶，阿拉木图成功人士们也为类似难题失眠：「假设任何时刻国家都能夺走你的钱、商品和不动产——这太恐怖了！」[ 34]（阿卜立亚佐夫）。通过从政，年轻实业家们建立了一定的权力渠道，但与总统家族相比，前者始终无法获取武装力量制约权。与几位驸马爷的生意碰撞中，「青年派」动辄得咎破财坐监，发出「国家警特部门与传媒资源集中在个别人手里，是何其危险！」[35]的惨呼。
本国利润极丰的原料买卖长期让一帮太子党独霸并私相授受，更让多数老板火窜三尺。商界杂牌军不仅对「大买卖不向圈外人开放，统统以‘国家特殊用途’的名义封锁垄断」[36]（阿比洛夫）的歧视怀恨在心，更指责政府耗费「数十亿石油美元购买国外低息债券，民间商界却只能借到20%的高利贷，这有何公正可言！」[37]。
「要更多权力，同时分散驸马朋党的权力！为更多的商机、信贷与安全感而斗争！」，便是非嫡系工商界透过「青年派」传达的利益渴望。初步成长后，「中小资本政治化的趋势与日俱增」[38]（哈企业家论坛主席拉·巴塔洛夫）；许多统治阶级的二流成员不愿再受宫廷成员的刁难盘剥，试图发出独立声音。2002年初，「青年派」抛出《民主改革纲领》，提出1/扩大国会受权与司法独立；2/地方政权首脑选举制；3/大众传媒非垄断化。
商场小伙伴的分权呼声，遭到纳总统劈头盖脑的怒斥：「通过立法、司法和护法机构的深化改革，我亲手创造了你们（这些有产者）。我有权指望你们支持我的政策！」[39]。圣断已决，酷吏们随即把「大逆」者逐个下狱、流放和剥夺资产。虽说整肃对象涨红着脖子辩解「以私有化而言，（其他集团）收购冶金、石油和煤炭业主要企业过程中的违法程度，比对我方的指控严重十倍」[40]，但冲锋受挫的现实，决定了「青年派」必须牺牲部分筹码。
且战且退之余，失宠者暂时放弃对太子党的攻击，于外资并购上寻求突破口——「为何民族资本两手空空？因为一切都送给洋人了！」[41]（自由派《回声报》总编塞·库忒卡达姆）。2002-2005年间，私人资本高调抨击韩商与跨国巨人米塔尔（Mittal Steel）的在哈收购，叫嚷审查「黑幕私有化」[42]；针对能源公司「KMG」的股权上市计划，「青年派」头面人物呼吁「在国内而非国外市场出售（股份），方便退休基金和股份基金及其它本土投资商得到优质资产」[43]。总统竞选期间，反对派政纲许诺「对铁路与能源部门进行分拆，加快电信部门自由化；半年内实现电视广播业非垄断化」[44]，继续向两位驸马的独占地位示威。
毫无疑问，哈国政商结合沆瀣一气的程度，使任何集团分野均带有保留特征。自由派的经济要塞——最大私营银行「哈商」同时是「二公主」集团的亲密伙伴；凭借后者提携，「哈商」先后参与铁路改制和机械行业私有化，大发黑心财。哈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让各位老财的拳来脚去局限在默契范围内，以防错过下一轮机遇。油价高涨后，民间商界多次恳请政府「以立法与行政手段收购在哈外企的股份。同时增加石油出口税」[45]，给民族工业补血；总统家族也认为「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原材料开发」[46]，本土资本理应「收回自己（应得的石油）份额，成为大项目的参与者」[47]。三年放逐后，原「青年派」领军人阿卜立亚佐夫悄然回国，重掌第二大私有银行BTA与政府的融资项目。
上层无尽的混战与和约，无外乎利益算盘的两粒珠子；算珠随时会向新的方向滚动，没人知道下个瞬间要发生什么。除此之外，巴依老爷们盘算打得再精，还得工农苦力的生命与白骨去铺垫财富之路。
众犬相争，骨头无语：劳苦大众的生与死
淘金路上杀机重重，十里洋场的阔佬（从上海到塔什干）还是颇感快意——「我们能够在商场上取得成就，因为我国已成为有机会体现个人价值并愉快生活工作的地方」[48]（苏卜汉别尔金）。有产者愉悦的反面，向来是无产者的匮乏与绝望。
坐在膨胀的油桶上，哈萨克老板的低工资政策有所松动。据官方资料，一般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从1999年的90美元/月上浮至2005年的260美元，最低工资从20美元/月上调到70美元/月。然而平均工资的统计方式，相当程度上歪曲了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截止2005年1月，农业工人工资仅为100美元/月，号称高薪的矿工工资普遍低于550美元/月的平均行业标准[49]。欠薪顽症长期折磨着最底层的杂工和民工（截止2004年8月全哈欠薪总额三亿美元），连大选也没能扭转局面。2005年初，纳总统多次向公务员群体（当局的基本群众）大把撒钱，同时继续庇护资方的血汗工厂制度。
与中国民工相仿，哈萨克流动建筑工人是最受欺压的无产者群体。工地林立的新首都阿斯塔纳，建筑工人的一般收入约200美元/月，低于官定行业平均工资标准的35%；多数民工缺少起码的劳动保护；包工头豢养打手恐吓、毒打罢工参加者，时常挑动工人内讧[50]。
外资汹涌的采矿与冶金业也是劳资矛盾的前沿地带。九十年代中后期三星集团进军中亚，在哈分支「Kazakhmys Corporation」控制着一批大型铜矿和冶炼厂。由于投资方基本未对设备进行更新（遑论技术改造），拼命压榨现有生产潜力，铜矿工人的劳动条件急剧恶化——工时通常达12-14个小时/日，并面临职业中毒的普遍威胁。九十年代末，各地矿区政府（比如塔拉斯市）替外资解除了多数社会负担（首先是职业病残疾补助），被收购前企业拖欠的退休金也一笔勾销。2005年初，一批残疾老矿工发起绝食追讨拖欠补助；尽管有人绝食至死，当局与资方始终昂着脸装看不见。
跨国公司米塔尔（Mittal Steel）同样是哈萨克工人的大雇主，且臭名四溢。1996年米塔尔收购卡拉甘达冶金厂与十一个附属特大煤矿，并立即启动减员增效计划。截止2004年底，一万冶金工人陆续下岗，在岗者的工时延长至12小时/日，工资无限期冻结在200 美元/月的水平上。在井下，资方如法炮制：1/裁员一万一千矿工；2/加大定额，掠夺性开采使煤炭年产量从7百万吨增至1200万吨，也酿成多起震动全国的矿难；3/减薪。两万六千留岗矿工的收入从2000年的300美元/月[51]下降到目前的260美元/月，部分工人收入低于200美元/月。
不久前转入中华资本名下的加籍「PK石油」，同样是减员增效的推广模范。过去数年，公司旗下的什姆肯特(SHYMKENT)炼油厂大搞老三篇——工资不涨（350美元/月）；工时延至12小时；解雇不听招呼的工会干部，且对地方法院「恢复受害人工作」的判决一笑置之。
洋鬼子不拿百姓当人，「乡里乡亲」的民族资本又如何呢？2005年8月，位于南哈的全国最大碘盐厂「阿劳-图斯」出现绝食请愿的国有化运动。起因是工厂被首都某大公司收购后，新雇主果断裁员，对留岗职工取消福利并减薪，还建立了全面罚款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工人抗议遭到警特和保安大队的联手镇压；集会与绝食营地让特警部队驱散和焚毁，运动骨干接连被捕。
无论独联体或中国，统治者有个共同特点——对工农的蔑视恶性膨胀。在中国，有产学界剔着牙花子教训「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52]（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在中亚，官府喝令大众「适应（复辟后）新的劳动价值观、报酬系统与劳动组织原则。法律领域已应新劳动关系（的需求）进行了相应修正，劳动者必须视上述变化为市场经济必要性的一部分」[53]（哈总统人权事务专员布·拜卡达姆夫）。新贵们嚣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复辟后从未尝过底层大反击的血腥味儿——亿万劳动者或尚未经历普遍阶级动员（如中亚），或缺少起码的结社自由（如中国）。拥有两百万名义会员的哈国总工会（FPRK）实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除了鸡飞狗咬抢占国家财源（工会名下的不动产、退休基金的委托经营权），逢五逢十哼哼两声「共同建设文明的社会-劳动关系」[54]（总工会主席谢·穆卡谢夫）便交差。西方在哈扶持的一批「自由工会」沉迷于打官司以及做秀式的请愿，基层影响甚微。
有组织工人的沉默，给了改良主义NGO喧宾夺主的机会「以中间人身份开启并设法延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对话，在潜在的冲突各方中间斡旋，使它们开始对话」[55]（艾伯特基金会驻哈代表艾立维拉·朴）。上层内斗令NGO受到些许打击，但阶级合作大厦的建筑师们仍致力于「让社会抗议纳入正常民主程序，把极端主义团伙排挤到社会生活边缘。然后强大国家机器出手，对它们定点打击」[56]（著名自由派维权者叶·若弗基斯）。「人文关怀传播者」露齿一笑，暴出两排獠牙。值得庆幸的是，劳资矛盾的缓解与解决，终究要靠无产者的集体行动与钢铁拳头，而非NGO的圆桌会议与讲习班。
总体来说，哈萨克工人运动虽经历过不少战斗，仍未度过重组阵地的初级阶段。
阶级对抗中的左翼工运
提起左翼，先交代几句哈萨克共产党（CPK）的现状。经过两次分裂后[57]，CPK作为多少有点战力的群众组织已告覆没。2004年底，哈共中央自吹党员七万，但「党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退休阶层」[58]（阿克莫林州委书记谢·雷什科夫）。通过自由派活动家、金矿巨头谢·托赫塔森诺夫的牵线，CPK与资产阶级反对运动合流，胡诌所谓「民族制造业的切身利益，也是劳动人民的首要利益」[59]（哈共总书记阿布季利金）云云。身为「青年派」干将，托先生奇妙地一肩两职——既是右翼「哈萨克民主选择」的执委，又荣任哈共中央书记（！），负责与有产圈子的勾通。本次大选，CPK正式支持自由派候选人图亚克拜[60]。
2004年，部分CPK干部以工运组织「团结」为基础，成立新党——哈共（马列纲领派）。「团结」兴起于九十年代中期，首轮私有化与外资并购缔造了一窝超级巨富，也激起下岗职工的反抗。不少工人高举红旗，抡圆膀子冲到一线——1996年8月东哈罢工导致个别城市的军管；1997年的抗议运动使两百多工人学生受到各种刑事处罚（包括判刑）。下岗欠薪群体中「团结」名声鹊起，奠定数位工人干部（比如乌拉尔茨克军工厂工会主席、哈共中委艾·库尔曼诺夫）的领袖地位，斗争骨干超千人。共产主义在前苏群众心中的传统威信，也使相当多产业工人对CPK抱有指望。1998年总统大选期间，哈共总书记阿布季利金得票11，7%（石油中心阿德劳州的得票率达30%）。
随着私有化的尘埃落定，高油价带动工业复苏以及工业中心的俄裔工人大量移民，工运整体与「团结」齐齐跌入低谷。一位哈共（马列）干部及工运活动家简要描述了这个过程：「几年前运动开始走下坡。如今各地「团结」组织都不大。库尔曼诺夫去了阿拉木图，努力想打开局面。从全局来看，（左翼工运）活跃度剧烈下跌」[61]（原伊尔特什冶金厂工会主席伊·布尔加科夫）。
战线的另一边，资方与国家撒下一张行之有效的反劳工铁网——强化厂内警察秩序；鼓励职工互相监视告密；黑名单制度；摧垮或分裂战斗性工会。每场罢工都像一次战争——公检法、国安与私人保安力量各有分工：国安隔离工人头领，警察保安恐吓骚扰一般群众，法院对罢工骨干课以巨额罚金。值得注意的是，罚款、没收一类经济窒息已成哈萨克国家对付各色异端的得力工具。连挨痛击后，「团结」虽保留少量工会阵地，已无力从事群众性斗争，但仍试图振作——「哈共政治死亡与组织瓦解的背景下，我们‘马列纲领派’应填补空白，掌握今后工运与其它抗议运动的领导权」[62]（库尔曼诺夫）。2004年8月「团结」召集近百工人干部举行东哈会议，决定成立地区性工会「劳动保卫」把各厂残余的基本群众集中起来。目前为止，「劳动保卫」的实践很像三十年代初的「赤色工会」——并无任何强大工厂支部，反让主流工会内不多的先进分子自我隔绝，无法有效参与间或迸发的工潮。
2004年底，新矿难终于把卡拉干达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炸上街头。主流工会一面阻止罢工，同时提出涨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等三项要求，上书国会请求调停。很快，哈国会对《集会法》添加更多限制条款，回应了选民的舆情；米塔尔管理层报以冷处理，坚持不与工会代表团接触。同年6月，忙于选举的纳总统赶赴东哈争取三星、塔米尔与Total石油等战略投资商的支持，顺便许诺给矿工增加10%的工资，工会官员们叩头谢恩。「团结」曾在冶金工人里很富号召力，这次却挤到一边，暴露了自身的衰弱程度。
除去哈国劳资斗争低落的整体制约，「团结」的困境也有其它因素。就内因来说，左翼干部普遍迷信政治实用主义，碰得满脸青肿却不醒悟。至于外因，它表现为衙门大肆迫害的同时「成批收买左派与工会活动家」[63]，削弱了「团结」干部群众的彼此信任，迫使运动连连呼喊「与我们队伍里的腐败苗头做斗争」[64]。原「团结」主席伊斯迈洛夫的转向事件，即为内外因素交替作用的恶果。
从「团结」原主席的转向，进一步谈左翼工运困境的内外原因
2004年10月「团结」执委会散发声明，谴责原主席玛·伊斯迈洛夫「出卖工人阶级」[65]。伊主席何许人也？他出身电铲司机，哈共党员，长期任「团结」执委会主席，领导九十年代反下岗抗议坐过班房，曾是国内外各种左翼活动众星捧月的「工人明星」。几年前，伊主席投靠内务部负责政治调查的阿·拜克塔索夫上校，拼凑「工人党」「失业工人联盟」等伪劳工团体，乱吠「国家在发展、增长和巩固，我们不允许这一进程有谁干扰」[66]。
拜上校对左翼工运的「兴趣」由来已久，1992年亲自上阵混入哈共。当选「团结」的首都执委后，他掌管工人纠察队秘密仓库，向纠察们提供头盔、传授燃烧弹的制作技术，鼓动年轻工人「武斗干革命」。最终，他唆使的一起行动及（应发生的）大逮捕被哈共市委识破而流产，本人遭驱逐出党。拜上校扯掉面具，公开主持打击左派和自由派的警察部门[67]。反下岗抗议高涨后，「军警部门建立了地下别动队」[68]（「团结」主要领导人尤·文科夫）对付异端，使工运与政治积极分子（从左翼、自由派、少数族裔文化社团）饱尝苦头——殴打、纵火、制造车祸、绑架与非法刑讯拘禁。十年里，已有整整一代罢工领导者流亡或招安，造成「团结」的干部承继出现青黄不接。
伊主席的转向，还折射出「团结」领导层根深蒂固的官僚作派。出于惯性，哈共（如同其它独联体共产党）习于空喊「列宁斯大林的光辉思想永恒不灭！」[69]（哈共中委肯·巴斯坎巴耶夫）之类口号，但这与党的实际立场无关。苏联时代长久的秩序崇拜，使多数CPK党员怀疑精神泯灭，视「跟中央保持一致」为天公地道的准则；党高层肆无忌惮地与各个有产圈做交易，直至耗尽最后一点政治资本。离开哈共这座「老左」大废墟后，工运干部聚集于「团结」的四周，逐渐熟悉劳资对抗的日常技能；苏共遗留的深厚官僚权谋传统与从零开始的斗争实践，又让众多自封的马列门徒距离无产阶级独立立场相去甚远。
正如三十年代后的苏联及附庸的各国党官僚，文科夫为首的「团结」领导层自以为可凌驾于阶级矛盾及相关利益逻辑之上，视先进工人与革命学生的信任与追随为（自身与各种主流圈子）讨价还价的筹码；靠「兵法」奇谋玩弄斗争各方（实则通常被统治阶级玩弄），随时对任何革命原则涂改、冷藏或「第N次握手」。指导工运的具体实践中，上述传统在文同志一干人身上有如下体现——相信小圈子谈判远甚企业基层自我组织；看重操纵群众的技巧而轻视工人倡议；为了一时一地的具体成就，随意愚弄群众或与各种阶级异己力量结盟；对一线干部的政治立场睁眼闭眼，但求「出成绩」增强组织实力，堪称「黑猫白猫」论的忠实信徒。
就一线干部而言，严酷的外在环境与对怀旧政治情绪的利用心理，而非鲜明阶级立场，使不同主张的活动家们挤在一起共事。「团结」小舟的住客们有阶级合作的鼓吹者：「不反对资本主义。我拥护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当各阶层——比如老板和雇员——的利益处于均衡状态」[70]（「团结」执委萨·茹努索夫）；有议会改良的信奉者：「作为爱国者，我们不需要血腥内战。我们以和平手段落实宪法明文规定的民主权利」[71]（「团结」执委谢·格拉波夫茨基）；对有产国家的阶级性质认识模糊：「国家不能让私有业主想怎样就怎样，那还要国家干嘛？政府总得出面化解那些太不象话的劳资纠纷吧？」[72]（布尔加科夫）；斯拉夫资产阶级爱国文化的一面黑旗——反犹主义多有市场：「全球化及其幕后黑手——犹太复国主义，一步步把我国变成犹太垄断组织的原料殖民地」[73]（「团结」执委萨·让纳巴耶娃）；托派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库尔曼诺夫兼任CWI独联体支部执委[74]）。
九十年代中后期，为「抢占舆论制高点」，「团结」执委们不惜夸大反下岗运动的实力与前景，把伊主席包装成「万众归心」的工人明星；2001年伊主席被收买转向，其他执委巴望留个余地「以后见面好说话」，一年后才解除老伊执委身份。发现伊逃兵归队无望后，「团结」急忙改写九十年代的运动史，贬斥老伊「是个政治神话，而非真实运动领袖。抗议运动高涨期，这类神话的存在对大家都有好处。很遗憾，某些群众把虚幻英雄当成了现实」[75]（库尔曼诺夫）。
库同志的说辞引出更多疑问：诚然，阶级斗争史不乏神话；中外工农的自我组织与阶级觉醒，往往透过对某个真真假假的「圣贤」（义军司令、「良知总统」或宗教领袖）的追随赞美迈出第一步。先锋工人组织有责任澄清英雄迷恋背后的社会原因，有义务帮助无产者立足阶级组织，尽快超越伟人崇拜的盲众阶段。一句话，先锋组织无权充当政治造神的发起者，这与促进工农阶级觉醒的目标背道而驰！退一步说，即便对伊主席的包装有具体时刻的合理成分，老伊转向后「团结」的暧昧态度缘由何在？还有多少类似的神话（且让我们相信「团结」的新诠释）与内部交易没有公开呢？
极有限的组织影响，让这班人没本钱扮演现阶段劳资合作的领头羊，危害尚小；但「团结」仍可算哈萨克无产者脚下的政治陷阱，值得后者警惕。
从子夜走向黎明，中亚细亚等待着工人阶级的意志
大选后的哈萨克斯坦平静无波。「人还在、心不死」的非嫡系有产阶层，期待着再举叛旗的一天——「所谓颜色革命，就是从个人独裁向工商寡头集体执政的过渡」[76]（哈民主力量论坛主席马桑诺夫），因为「寡头集体政权比个人独裁的效率要高」[77]，即更全面地保护多数大资产者。鉴于北美天庭态度不明朗，哈国民间商界觉得暂且少搀和党争为妙：「以任何政治利益为标准的冲突，都可能导致某些（有产者个人）问题的产生」[78]（「国民银行」董事会主席阿·帕夫洛夫）。
苏中复辟后，对本土国家机器的憎恶与隔阂，使众多有产者渴望得到西方的财产与人身保护，这种渴望体现为中上阶层持久的移民潮，也使部分自由派对美国对外战争抱有同情。在中国，一批教授作家公开「表达我们对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行动的支持」[79]（余杰、徐晋如），赞赏美军替天行道；在中亚，最愤激的自由派笔杆咬牙发狠「如果主权的存在只用来包庇某个独裁者，这号主权一文不值」[80]（著名记者谢·杜万诺夫），眼热手痒地感叹「与台湾、韩国和日本一样，伊拉克很快会（因为美军占领）出现民主」[81]。
亲美小资的狂躁症，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们从来只是东西方有产诸神交换利益时，不经意拾起抛出的零散硬币。国际资本在哈角逐的力量对比，决定着列强对执政集团的态度。在哈美资占外资的三分天下，也是当地反劳工措施的一个主要制订者；正是北美资本收购的系列东哈电力企业，开始有系统地打击战斗性工会与推广黑名单制度。卷土重来的俄资宣布「哈萨克斯坦是我们国际发展战略的关键地区」[82]（「卢克」集团董事会主席瓦·阿列克佩洛夫），不仅收购多处油气田，也进入机械制造与电信业。莫斯科软硬兼施下，2004年哈方向俄割让富含石油的几处边境地块；应阿拉木图的请求，俄安全机关严密监视流亡哈工运干部群，限制政治活动。
21世纪初列强掠夺史的数行新字，记述着中华资本的边缘扩张。北京的目光首选东南亚与中亚——「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东，关乎发展；西，关乎生存」[8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因为「市场经济已使发展权成为中国安全的优先考虑。保障快速发展的前提是有稳定的世界市场和资源」[84]。中哈管道建设与多处油田的收购，使东亚新强权得到至今最安全的海外能源储备基地。虽说投资总量不及美资的10%，但中资贪婪与凶暴的力度却丝毫不弱。近两年，中资企业「Капелл Казахстан」（北布扎奇油田）的石油与建筑工人、中哈管道的建筑工人均曾掀起工潮，要求加薪与工会自由。
2005年末，乌克兰各大资本集团达成新的均势——政府向各垄断巨子承诺「强化产权保护这一投资气候的重要元素。不会重新分配资产」[85]（乌国家安全与防务理事会秘书长、工商巨头阿·金纳赫）。几乎同一时刻，哈萨克私人大资本以不多见的强悍语气昭示国民「任何政治突变均不应否定私有化的既成结果」[86]（努·苏卜汉别尔金）。资产（统治地位的基本标志）保护，是独联体乃至世界有产阶级对待一切变化的底线。被压迫者的底线与前途在哪里？2004年，卡拉甘达冶金工人收到米塔尔集团许诺多时的「年度红利」：一个或半个美元。多数工人默默回绝了「公司的善意」——双手支撑天地的无产者，懂得维护一个阶级的自尊底线；劳苦大众与内外资本的斗争进展，将决定哈萨克工人革命的前途。
3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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