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国际上关于中国和印度比较的文章、会议、著述铺天盖地。在2005年的八国集团(G8)峰会,英国首相布莱尔便呼吁把中国和印度纳入八国集团内。
今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中印居然成为最突出的主题。翻开主流的英文报刊杂志,到处是中印的比较文章。比如华盛顿出版的《外交政策》今年第1期,就有一篇题为《印度胜过中国》,而英国《独立报》1月26日的文章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复兴是古老关系的延续》。
持不同观察角度、学术背景以及在中国和印度两地遭遇不同经历,甚至意识形态不同的人,在进行中印对比时,居然能得出差别很大的结论。这些形形色色的论点让这些比较者对中印的前景或者乐观或者悲观。
在这些西方的中印对比讨论中,确实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例如,印度的增长以本土企业的增长为基础,而中国的增长则是依靠外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专业的著名华裔学者、《(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的黄亚生教授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那些著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而不是中国本土的公司。的确,‘中国制造’的标签要比‘印度制造’更普遍,但是在中国制造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的。”
再引一段:“印度人不仅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要从全球化中获得利润,这与中国的许多情况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再如,本月13日在《联合早报》上的哈佛大学教授罗戈夫(Kenneth Rogoff)的文章,把中印之间的竞争比喻为“龟兔赛跑”,也就是说,印度可能迟早超过中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从外部比较中印并不科学
这些年来,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发现中国”的同时,也发现了印度。新加坡与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可见,把中国和印度放到一起对比的,主要不是中国人,甚至也不是印度人。这样热烈对比中印的场景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可能也没有出现在主流的印度舆论中。
人们都知道,多数中国人最愿意对比的是中国和美国,或者美国和欧洲,怎么也轮不到中印对比的份。我的观察是,中印对比是西方的流行偏好。这种偏好的出现原因很多,例如,中国和印度都是西方感受到的“崛起的力量”、“新兴市场”,西方为基地的公司在中国和印度收益很大、很持久,而且潜力更大。
从外部的角度对比中印两国,可能会夸大中印经济增长的现实。这些对比,经常欠缺对两国国内问题的深刻理解。抓住印度优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和金融体系等方面,得出印度将超越中国的看法,也未必科学。即使中国在这些方面不比印度强,也难说印度就一定能借此创造经济奇迹。
“中印对比”确实仅仅是个西方话语,但这些西方视野对中国人也有益处。中国人不能等西方人提醒,才看到印度的崛起,开始从印度的经验中学习。不少到印度走马观花的中国人,因为太“以貌取人”,对印度往往觉得不屑一顾。但是,为什么中国就缺乏印度所拥有的相对优势呢?原本,中国也应该具备那些优势。
西方的“中印对比”并不是为中国或者印度服务的,而是服务于西方针对中印经济、政治、战略、知识,甚至环境利益的观点。中国需要从中国出发的“中印对比”,中国也需要知道印度人的“印中对比”。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中印对比”,才是有意义的。
同样一个“崛起的印度”,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同样一个“崛起的中国”,印度人和欧洲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中国不能简单的以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对于印度崛起的研究为依据,而需要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印度研究,提出中国人关于印度发展的视角。尤其是,我们需要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观察长期的印度发展趋势。
在中印对比中,也许应该少贴“发展模式”的标签。什么“中国模式”或者“印度模式”,都是比较危险的、简单化的、为时尚早的说法。设计一些指标,例如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的数量、入学率等,进行经济学的中印对比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超出经济学领域,因为这两个国家存在着太多的差别,中印到底如何对比,仍然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是北京的国际问题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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