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防谈
采访者：雷米•哈里拉 孙民乐译
哈里拉：五十年前，重获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于一九五五年首次在万隆相聚。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阿明：出席万隆会议的亚非领导人的目标远非一致。他们在所代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他们各自对于将要建设或重建的未来社会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看法等诸多议题上都存在分歧。民族解放运动在倾向上分化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温和的两脉；对立产生于对这个运动的总体根源的判断，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民族解放运动建基于社会阶级(农民、普通市民社会、中产或受惠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将之归因于政治的和组织形式的传统(共产党、商会、教会……)。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毕竟使他们更加接近并且使会议有了一个方向。争取独立的历史性战斗并未结束。他们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是实现亚非政治的非殖民化。而且，他们都认为，重新获得政治独立仅仅是手段，而赢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才是目的。但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也使他们产生了分化：其中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发展”是可能的，而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则认为，离开资本主义营垒的结果就是要重建——和苏联一起，如果不是追随的话——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离开体系”(“分离”或“脱节”)的资本主义第三世界领导人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对这种发展眼光都不表示赞同。但他们也认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发达社会就意味着和西方主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激进的一翼预计到必须对外国垄断资本加以限制，以免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程度的制约和影响。为了维护刚刚获得的独立，他们拒绝加入全球军事角逐，拒绝美国霸权所试图强加给他们的角色，即被当作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但是，他们仍认为，拒绝加入大西洋军事阵营并不意味着就要被置于它的对手即苏联的保护之中。于是，便诞生了被万隆精神所催生的名为“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国家集团和组织。
哈里拉：西方大国对“万隆会议”有什么反应?
阿明：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战争的层面，西方大国都不会接受万隆会议的精神以及出于他们自由意志的不结盟立场。他们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激进领导人(纳赛尔、苏加诺、恩克鲁玛、莫迪博•凯塔)的真正不满，也几乎在这一时期爆发出来，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间，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入侵，表明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并不为大西洋盟国所接受。
哈里拉：不结盟运动在此后的进展如何?
阿明：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在不结盟运动中日渐制度化的不结盟精神，几乎是集结了所有的亚非国家，它逐渐从专注于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拒绝军事盟约的政治团结的前沿位置，转向了“针对北半球表达经济诉求的贸易联合体”的位置。在这个框架之内，不结盟运动将联合起那些从未能够打算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古巴是个例外。七十七国集团——第三世界国家整体——宣告了这个南半球的新的广泛联盟的出现。在一九七三年战争和石油价格调整后，打响于一九七五年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役，标志着这场变革的完成，也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人们所称的“发展意识形态”，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间，经历了它的“鼎盛时期”，目前可能正面临致命的危机。
哈里拉：如何去界定这个产生于“万隆会议”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意识形态”?
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国家的原始积累相联系的某些功能，相应地也就为下一个阶段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当下人们将会指出的，是以对世界市场的开放为特征的阶段。我不打算屈从于这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并没有自发地创造出“发展的模型”。作为当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这一发展模式是由其自身的具体环境决定的。因此，我会更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这就是总被短期的财政结算尤其是被这一模式下的社会安排所牵制的自发的短视的倾向和与以上动力相冲突的激励提升政治实力的长远眼光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这一冲突并非总是激烈的，资本主义已与之相适应，它不会导致大规模的运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与那些实践万隆规划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其激烈程度取决于是把国家控制的实现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还是支持。运动的激进一翼赞同第一个观点，因此和资本主义的直接利益相冲突，尤其是通过国有化和取缔外国财产。相反，温和派则寻求调和利益冲突，相应地也就提供了和解的机会。在国际范围内，这个区别很容易与发生在苏维埃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东西方冲突的概念相吻合。
哈里拉：在这些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扮演了什么角色?
阿明：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享有这种现代主义者的因此也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资产阶级的激发甚或是指导。这种意义的资产阶级在独立的时期并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而且，按最有利的估计，它也只存在于初期阶段。相反，现代化意识形态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构成了发动人民进行反殖民革命的主导力量。这一意识形态正实施着一项计划，我给这一计划的名字是一一乍看起来不好理解——“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其现代化内涵而言，需要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基本适应于资本主义体制：工资关系、公司管理、城市化、等级教
育、国家公民身份……无疑，发达资本主义的其他价值，如政治民主等，近乎残酷地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如人们根据发展的最初阶段的需要所做出的判断一样。“没有资本家”，就是在产业资本家缺席的情况下，由国家取而代之；但有的时候，当资产阶级的兴起受到怀疑的时候，为了至上的权力，后者也会放弃在国家建设长远规划中的短期利益。在激进的一翼，怀疑甚至变成了排除的同义词，于是它自然只能应和苏维埃主义话语，制订“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曾经把“赶上”西方世界这一目标作为关注的重心，这一计划借助其自身的动力，已经取得了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条件。
哈里拉：事实上人们可以从这种发展战略中得出什么样的评价?
阿明：其结果是呈强烈反差的，以致人们试图放弃用“第三世界”这个一般表述去界定所有那些在战后年代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目前，人们又不无理由地把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具有不完全竞争性的(那些以“新兴的”而闻名的国家)第三世界与一个边缘化了的第四世界(那些被“遗漏的”国家)置于对立之中。
，
哈里拉：如果根据“民族构建”的标准，有可能得出什么评价?
阿明：作为总体，结果仍然是值得讨论的。其原因在于，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支持民族融合，相反，展开在体系边缘的全球化实践则是在瓦解社会。然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却并未曾察觉这一矛盾，它依旧闭锁在“赶上历史的延滞”这一资产阶级的概念中，并且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而不是以分离或脱节的方式去拒绝它——来实现这一追赶。毫无疑问，根据前殖民或前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这个分解的效果多少有些戏剧化。在非洲，它的人为的殖民地边界划分并不尊重当地人民先前的历史，尽管来自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层竭尽全力去超越种族主义的表现，但由资本主义的边缘化运动所带来的社会瓦解，却使种族主义的复兴成为了可能。当危机爆发，粗暴地破坏了曾为国家新的超越种族王义方针提供资金支持的盈余的增长时，统治阶级自身也便四分五裂，失去了以“发展”的成就为基础的合法性，通常只有靠种族主义的后退以图创造新的根基。
哈里拉：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结果又会怎样?
阿明：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更是对比鲜明。当然，对于“社会主义”一词，按照当时的平民主义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内涵去加以理解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改革的观点，它强调更大的社会变动，强调铲除收入的不平等，类似于市区人口全员就业，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贫穷的”福利国家。相应地，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的成就，在与扎伊尔、象牙海岸或肯尼亚等国相对比时，就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后者的最刺眼的不平等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无论在其发展时期还是停滞时期，都在不断扩大。
哈里拉：假如选择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竞争标准呢?
阿明：从这个观点看，结果也是极度悬殊的，它们粗暴地把业已成为竞争性工业出口国的包括亚洲和拉美主要国家在内的集团推向与仍然限制主要产品出口的所有非洲国家的对立之中。第一个国家群体构成了新的第三世界——依我的分析就是明天的边缘；第二个国家群体，有人现在称之为“第四世界”——是业已被标明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中被边缘化、被遗漏的部分。因此，在万隆会议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展开的发展实践与拉丁美洲的相应运动在推进的等级上是呈极大反差的。没有对它们进行逐国的考察，辨析其所有内部的外部的因素的具体运作，考察其成败得失，就想要说明这个基本事实是不可能的。
哈里拉：这是否意味着南南合作尚不存在?
阿咀在当前，南南合作明显地已不复存在——正如从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到坎昆会议(一九八一年)在政治层面(以不结盟的立场)以及经济层面(通过在联合国机构尤其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七十七国集团所采取的共同立场)上其自身所强烈表达的观点。而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国际组织的三重奏来加以实施和完成的南半球国家的联合，无疑主要是为了削弱跨越三个大陆的七十七国集团——尚未存在——和不结盟运动——但它已经给出了可能复兴的征兆。七十七国集团内部对于不平等发展的强调也同样预示着这一变革的开始。
哈里拉：南半球有的只是集体防御的兴趣吗?
阿明：对于那些只关注短期和近期情况的人来说，这是真实的。这些情况会影响到那些能够或者相信他们能够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有所收获的人的“利益”。但长期来看，这又是不真实的，现存的资本主义既不可能再为南半球国家的普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甚至也不可能为那些无意于“赶上”的国家，即那些确信自己在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并与中心(三位组合：美国、欧洲、日本)处在同——位置的国家做出更多的奉献。因此，再次从政治的角度，对南半球国家相互合作的必要性的认识正在复苏。美国的傲慢及其“全球军事布控”的完成，直接引发了二OO三年二月在科伦坡召开的最近一•次不结盟运动峰会。
哈里拉：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吉隆坡峰会是一个意外，但它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南半球阵线的再生? ，
阿明：它也许会让那些懒散的官员们吃惊，他们确信，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南半球国家已不再重要。面对结构性再调整计划的压迫、债务偿还负担的挟持、买办资产阶级的钳制，南半球国家似乎不能再像他们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一年那样全力以赴，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提出质疑了。意想不到的是：不结盟运动谴责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战略，谴责它的全球军事控制的不均衡及其罪恶目的，谴责它通过华盛顿预谋制造无休止的单边决定的战争来达到它的军事部署。南半球国家逐渐觉悟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安排对它们无所补益，因此，这个安排必须诉诸武力去自我推行，想方设法地实现美国计划。这场运动正在演变成为一场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美国霸权的不结盟运动。
哈里拉：作为重建南南合作基础的大联合的指导路线将是什么？
阿明：在南半球国家所坚持的立场和正在接近的观念这两者的基础上，可能复兴“南半球阵线”的指导方针正变得日渐明确起来。在政治层面，它要求谴责美国政策的新原则——“防御性战争”，并且要求美国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外的军事基地撤兵。即使不结盟运动同意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对保护国行使权力的问题保持沉默，他们也只是采取了与在联合国安理会受法国和德国保护的那些国家相近的立场，着重提出要给入侵者以外交上和道义上的孤立。华盛顿方面自一九九○年以来，在涉及阿拉伯中东地区（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对于后者，美国采用的方式是无条件地援助以色列）、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新近驻兵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中亚和高加索（阿富汗、前苏联）等区域，选择了持续的军事干预方式。美国寻求的目标包括：一、接管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区，既而施加压力，试图将欧洲和日本的地位降至联盟中的仆从；二、在古老大陆（中亚，在距离上与巴黎、约翰内斯堡、莫斯科、北京和新加坡相等）的中部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并且为将来的“防御性战争”做好准备，其首要目的在于那些“有必要与之协商的”意欲成为其主要伙伴的大国：首先是中国，也包括俄罗斯和印度。这一目标的达成则意味着要在这个问题频发的地区安置由美国军队操控的傀儡政府。从北京到新德里到莫斯科，美国制造的战争越来越被理解为是最终指向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更为直接的威胁，而不是针对它们的直接牺牲品，比如伊拉克。
哈里拉：在经济层面可行的指导路线会是什么？
阿明：在经济领域，因为所有南半球国家的共同利益正在形成，可取的指导路线是南半球国家能够集体防御。资本的国际转移应该被限制的观念已经过时。作为一个新的教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开放资本账户的惟一目的是：推动巨额资本向美国的流动以掩盖它日益增长的赤字。推动这一资本输出对南半球国家没有好处，其最终结果是被投机性的盗用所洗劫。因此，符合逻辑地伴随资本账户而来的“灵活的汇率”的提出，也是应该质疑的。相反，区域性组织的制度系统保证一个相对的稳定汇率在南半球国家中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马来西亚率先恢复汇率控制，打赢了这一战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也被迫承认它的做法。
哈里拉：规范外国投资的思路也同样过时了吗？
阿明：毫无疑问，南半球国家并没有考虑像他们中的一些国家曾经做的那样，对外国投资关上大门。相反，外国的直接投资是受到邀请和吸引的。但是，接受的方式再次引发了一些批评性的反应，某些第三世界政府集团对此反应敏感。在与这些规则的进一步沟通中，世界贸易组织试图推行的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概念还有争议。这个概念不但不能增进开放市场的“透明的”竞争，反而强化了跨国垄断。
哈里拉：更具体地说，农业对南半球国家如此重要，农业问题是什么情况？
阿明：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南半球的国家已经再次认识到，没有一个重视保护农民利益的国家农业发展政策是不行的，这个政策使其在世界贸易组织试图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护国家粮食主权而引发的“竞争”后果中，免遭加速崩溃的厄运。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使得美国、欧洲以及南半球的少数几个国家（美洲南端的国家）能够向第三世界出口剩余的粮食，因此不可避免地危及了对方国家的粮食主权；第三世界农民的产品因此而在北半球市场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瓦解农民并且助长从农业区向城市贫民区移民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再度引起了南半球国家的农民斗争，这些斗争困扰着政府。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竞技场中，农业问题经常是在这样一个单一角度上展开讨论的：美国和欧洲不仅对其国内农业生产，而且也对其农业出口进行了补贴。仅仅固定在农产品世界贸易这一问题上，错失了解决我刚才呼吁关注的主要问题的契机，而且陷入了纠缠，因为这使得南半球国家去捍卫那种甚至比北半球国家更加自由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不把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和那些旨在支持北半球国家农产品倾销的补贴分开。
哈里拉：另一个根本问题是：债务。它不是在经济上无法承担了吗？
阿明：债务已经不再只是在经济上无法承担，甚至它的合法性也开始成为问题。单方面废除这些可恶的非法债务，并同时提出一项目前尚属空白的国际债务法方案，这个目标已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要求。一般的债务审计固然可以揭示非法的可憎的有时甚至是不义的债务的比例。只有已偿还的债务利息达到了还款的合法要求，才能逐步取消现行债务，并进而显示出这整个债务运作过程的真正的原始掠夺形式。国外债务必须视同国内债务并适用于常规的文明的法律裁决，这一观念必定是一场旨在推动国际法强化其自身合理性战役的核心议题。因为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是沉默的，只有在付出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代价之后，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哈里拉：在这个背景上，今天有可能召开一次新的万隆会议吗？
阿明:目前的世界体系已与“二战”后的世界在结构上有了很大的不同，万隆会议的“再版”是无法想像的。不结盟运动处在两极的军事世界里，不允许帝国主义国家干预他们的事务。这种两极性也把资本主义中心的伙伴凝结为一个统一阵线。由于这一现状，因解放与发展而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将亚洲和非洲推向了帝国主义统一阵营的反面。当今的世界是军事单极的。同时，在涉及全球化体系的管理问题上，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似乎出现了裂痕，而全球化体系从现在开始已完全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管理领域，至少在理论上，中心的三国合一构成了一个表面上的坚固大厦。所以，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目前的演变是否预示了一种持久的质变，或者只是紧要关头的权宜之计。
哈里拉：南半球国家如何在政治上重建一个新的广大的反帝阵线？
阿明：南半球稳固阵线的重建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态度。在南半球的许多国家，要说它们的现政权是不民主的，那还只是一种温和的表达，这些政权有时分明是可憎的。这些独裁的权力结构支持的是那些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有着利益关系的买办阶级。而另一个方面——南半球人民阵线的建立——则需要民主。这种必要的民主将是一个难题且需要漫长的过程。但他们确实不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安置傀儡政府，让他们把自己国内的资源奉献给美国跨国公司的掠夺者，也就是说，这些在侵略者保护之下的傀儡政府是比被他们替代的政权更脆弱、更少信誉、更缺乏合法性的统治形式。顺便说一下，尽管美国有很多虚伪的说辞，但它的目的确实不在推进民主。
哈里拉：但南半球国家怎样才能把自己从新自由主义的幻觉中解放出来呢？
阿明：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南半球国家的政府似乎还要为“真正的”新自由主义而奋斗。但他们会发现，这个希望是完全不现实的，是虚幻的。到那时，他们必须返回这样一个紧要观念：任何发展都需要自力更生。首先，发展存在于民族目标的设定之中，这一发展目标指向生产体系的现代化和服务于社会进步的内部条件的创造；其次，从这一需要的基本立场出发，建立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交往关系。“分离”的定义——这是我自己的定义，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把这个概念放在了两极对立之中，它的相反原则“结构调整”——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概念——回应的是全球化的需要，因此也绝对服从占支配地位的跨国资本的指令，进一步加深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
哈里拉：在南半球，自主发展的选择还是一种需要吗？
阿明：是的。处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自主发展历史地生成了资本积累过程的独特性，并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内部的社会关系的推动，外部关系的作用只在于对它的强化。与此相反，在边缘，资本积累过程首先是从中心的发展衍生出来的，并被当作“附庸”而嫁接于后者。因此，自主发展假定了对积累的五个基本条件的控制：一、劳动力再生产的本地控制，它假定在第一个阶段，国家政策确保农业发展能够以充足的数量和在价格上具有与资本的盈利需求相当的水准来释放粮食盈余，而在第二个阶段，工资商品的大量生产能够相应地跟上资本的扩张和工资总额的增长；
二、盈余集中化的本地控制，它假定国家金融体制不仅存在，而且与跨国资本流相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因此可以保证国家指导投资的能力；三、市场的本地控制，即使在高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缺席的情况下，也主要为国民生产服务，而且作为补充，至少应在某些领域具有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四、自然资源的本地控制，它假定，除了现有的资源，国家具有开发和储存资源的能力；五、技术的本地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本土发明还是引进技术，都能被迅速地再生产而不会无限期地受制于引进这些项目的基本投入。
哈里拉：有关自主发展方针的讨论因此也就超出了有关反对进口补贴的讨论而指向了出口战略？
阿明：是的。自主发展可以与依赖性发展相对立，它始于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部署的主导趋势的单方面调整。这个概念不可被化简为进口补贴政策与出口导向政策间的不和谐。这后两个概念与“庸俗的”经济学有关，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政策总是被社会统治集团所实施的，悬而未决的社会主导利益问题也总是经由实施的过程呈现出来。在现实世界里实施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根据具体的环境以不同的比例把进口补贴和引导出口结合在一起的。自主发展的动力学基础建立在一个主要的连接之上，这就是在有限的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将生产资料的产量增长与大众消费品的产量增长连接起来。由这种连接相应地产生了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基本术语是这一体系的两大基石：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反，边缘的资本主义——定义为自我依赖的中心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的动力，则是建立在另一种连接的基础上，它一方面连接出口能力，另一方面，连接少数群体的消费（进口的或由进口补贴而地方生产的）。
哈里拉：对流行的和/或者社会主义的自主发展观的历史意图的批判性阅读难道不也是同样需要的吗？
阿明：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自主发展问题和脱离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所有针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广泛的大革命呈现出来的：俄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运动。联系到生产力发展、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以及社会的民主化等问题，这个问题的历史答案，确实是一个值得持续地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课题，从而总结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这些生发出问题的术语也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语境，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也在持续地经受着人民反叛的挑战。所以，自主发展以及脱节或分离绝不能被削减为对任何情境和任何时刻都有效的公式。这些概念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新情况而予以重新思考。“二战”之后席卷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导致了以操控这些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根基的新的国家力量的形成。而且它已经以现代化战略的形式制订了发展规划，目标在于确保“互相依存中的自力更生”。这些战略并不是要考虑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要考虑积极应对世界体系方略。历史地看，这一计划显示了它的乌托邦性质。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在一段成功的展开之后，它显然已气息奄奄，并且在开放政策、私有化和结构调整的重重压力之下，最终被领上了边缘经济的再度买办化之路。
哈里拉：考虑到那些社会主义的实验，或者那些所谓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呢？
阿明：相反，在苏联和中国，“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实验确确实实是脱节了、分离了，并且在这一精神上建立了一个经济选择的系统标准，它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所强制推行的标准。这个选择，连同其他相关的选择，真实地传达出了诱发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原初的社会主义目的。然而，是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采用类似于资本主义中心的组织体制去发展生产力以图“赶上”，还是“建设另一种社会”（社会主义），面对这两种选择，苏联和中国社会越来越趋向于第一种选择，就此而言，第二种选择几乎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
哈里拉：如此说来，今天对南半球来说名副其实的发展状况是什么？
阿明：名副其实的发展需要一个深刻而彻底的转变，在为农业革命开辟道路的同时，也让密集的小企业和中小城市网络能够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发挥它们不可替代的作用。与这一总体前景相关的具体步骤的选择有赖于社会斗争的输出，并且需要民族的、大众的和民主联盟的成功缔结，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买办化的固习。在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社会效益的概念也必须有所提高和发展，从而缩小资本主义的“竞争”概念的效力。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失去世界主义的长远眼光。这就需要某种程度的对外开放（严格选择技术进口），尽管如此，这种开放程度必须被限制在对总体的发展有利而无害的范围之内。相应地，全球发展特别是在边缘地区推进大的区域性设施的建设，以及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所必备的并且改变其基本面貌的工具设备的优先安装，也渐渐地从资本主义标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建设也需要人们超越严格的经济安排的限制，以便着手建立大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层面上表达出来的自主发展和分离运动的宗旨就是，要调和这两大区域的关系格局，既关系到贸易及其设限，资源、金融的限制和利用，也关系到政治和军事安全。因此，这就需要重新形成世界政治体系，将之从霸权中解放出来，并导入文化多元主义的路向。
哈里拉：从多元的视角看，一种联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新国际主义是可以预见和可能的吗？
阿明：绝对是这样。联合的条件是存在的。只要巴黎—柏林—莫斯科—北京轴线能够密切协作，这样的联合在国际外交的层面上将得以形成，并且将通过这一轴线与亚非阵线友好关系的重建而得到加强。与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联合同样是基础性的。不言而喻，在这样一个方向上，这种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联结到一起的大联合的发展，将会使美国的野心化为乌有，它将会被迫接受与那些决意捍卫自己利益的国家共存的事实。在当前，这个目标绝对应该被视为是优先的。美国的军事部署计划将从多方面决定着这场战争的砝码。只要美国这个霸权计划不被击溃，社会的、民主的进步将不可能也无法持续下去。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欧洲必须——而且能够——将自己从“自由主义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但这个原动力只能来自人民。当然，享有欧洲政府特有的优先保护的主导资本，是赞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他们愿意为自己追随美国而付出代价。欧洲人民与欧洲的计划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他们喜欢并且愿意看到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之上，如果欧洲这一人道主义政治文化获胜——这是可能的——那么，欧洲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团结将成为建构一个多元中心的、民主的和和平的世界的基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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