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历史还你一个公道——悼念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Большевиков
：雅科夫
http://www7.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01826.shtml
【按】本文最早写于2005年7月，当时是为了纪念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十周年而作，原定的标题是：《让民族分裂主义滚开——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十周年祭》，本文中的一些观点是那时形成的。但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十周年祭》一文因为种种原因被中途搁置了。这主要是由于：前南斯拉夫战争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人对这次战争的很多看法和观点至今仍然处于自相矛盾之中。而米洛舍维奇的突然去世使得我不得不完成这项工作，一是为了悼念这位曾经的共产党人，二则是作为对南斯拉夫内战的反思。
2006年3月11日，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海牙国际法院的牢房中阖然长逝，终年64岁。尽管在此之前，米洛舍维奇就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请求赴俄罗斯就医，但均遭到这个维护人道主义的法庭的拒绝。所以，他的去世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尽管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为他写点什么悼念他——不止是为了他，而且是为了那场本可避免的惨剧中所有死难者。当然我知道，为米洛舍维奇这样一个人写一篇悼词是会引起争议的，因为根据法庭的指控，他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违反战争法”等等骇人听闻的罪名的嫌疑人。虽然截至目前法庭并没有裁定他的任何一项罪名，但世界主流舆论已经将他列为罪人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想把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中，哪怕这种情感会引来唾骂，哪怕这疑惑会招来嘲笑。
从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终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展。1993年春的一天中午，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午饭时漫不经心地翻看着报纸的国际新闻，想找到关于波黑战争或者俄罗斯宪法危机的消息。突然，一张照片映入眼帘：一位老年妇女，将一个骷髅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失声痛哭。照片下面的文字则告诉我，那是一位塞尔维亚大婶，而那个骷髅则是他的儿子，和许多塞族年轻人一起被穆斯林武装集体杀害，他们的坟场被找到了。当时我分明感觉到，骷髅黑洞洞的眼眶似乎穿过报纸逼视着我，仿佛有很多疑惑……我失神地盯着那双黑洞洞的眼眶，耳边似乎有人在不断地问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就这么呆着，直到眼泪不知不觉地滴落在报纸上。然后，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自己的书桌前，每天都要看一看它，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花开花落，不知不觉中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巴尔干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当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当年的军人也已经脱下军装回家与亲人团聚，开始了平民生活；当年的战场和坟场，也都变为开满鲜花的草地。一切都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即使面对这样和平的景色，我们还总是不由得会想到：有些孩子是永远不可能长大了，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回来再与亲人团聚了。
2005年7月，联合国和欧洲各国举行了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0周年的隆重纪念。随着一个接一个“万人坑”被发掘出来，一个又一个大屠杀的元凶被缉拿归案，这桩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最残忍的屠杀真相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面对着罹难者的累累白骨，面对着那些死者骷髅上黑洞洞的眼眶，我想，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内心也会受到震撼。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思考一个问题：他们本来都可以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劳动，受教育，与子女亲人共享天伦之乐——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万人坑中的枯骨？为什么会发生民族仇杀，为什么曾经友好相处的邻居、朋友甚至亲人会突然反目，拿起屠刀杀人和被杀？为了制止、根除这些仇杀，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不仅是南斯拉夫悲剧，而且也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等一系列人间惨剧给人们带来的疑问。
2001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下，我看到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以及是哪国拍的我都忘了，但我记住了故事梗概——发生在波黑内战中几个射击运动员之间的悲剧。他们都是前南斯拉夫国家射击队里波黑籍运动员，分属不同民族；大家以往都是好朋友，彼此非常亲密，生活恬静而美好。影片开始于1991年，他们正在为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紧张地做准备。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电视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分裂势力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罗地亚族）、卡拉季奇（塞尔维亚族）等人——的画面。他们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们：“决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我们一直受到压制”、 “塞尔维亚人是压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选择”……等等。这种煽动，就如同最近刚看的影片《卢旺达饭店》里面，那些胡图族极端分子的煽动一样，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种煽动起初并不奏效，和《卢旺达饭店》中的主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和他的雇员们一样，当时几乎所有的运动员们都认为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嘲笑政客们的无聊与狡诈，并且断言他们的煽动注定是徒劳之举。人们都难以置信：各个民族在一起和平生活了这么久，大家都是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单凭政客们的几句叫嚣，怎么可能会颠覆人们的和平生活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渐渐地开始起变化。俗话说“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当民族分裂主义政客们铁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赌注开始一场冒险时，任何一桩人们平时司空见惯的小事件，都可以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就犹如当年的某些独裁者们可以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证据一样。一次偶然发生的谋杀，一次抢劫，一次强奸，一次不公的裁决，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会被政客们拿来当作自己“被压迫”的论据。反正狼要吃掉羊，总是会找到理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们显然深谙此道。通过对老百姓不分昼夜的洗脑，先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捕风捉影、夸张捏造，再就是捶胸顿足、声泪俱下、赌咒发誓、歇斯底里……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表演得又那么投入，不由得人们不信。有人逐渐开始怀疑了，动摇了：莫非，他们说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们真的被歧视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邻居（朋友，同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尽管运动员们拒绝了各自民族的战争动员，但他们的朋友、同事中却有人被征召参战；有人杀人，有人被杀，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慢慢地杀红了眼睛，开始滥杀无辜。渐渐地，运动员们开始有好友或亲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装分子所杀害，而且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终于，运动员们无法再袖手旁观了，失去亲人的悲痛激发了人类复仇的本能。运动员们开始相互争吵指责、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则加入了本民族武装，成为狙击手。最后，这个运动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成为冷血的狙击手，把杀人当作如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的必须内容。他们不但杀军人，还杀妇女、儿童、老人。随着战事的发展，运动队里那个塞族运动员成了穆斯林武装的心腹大患，于是穆斯林武装派他的队友——穆斯林运动员潜入塞族运动员的住地，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当塞族运动员起床，毫无戒备地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为新的杀人游戏做热身准备时，他的穆斯林队友向他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这部电影并不是大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刺激的镜头，没有任何一个明星出场，情节也显得平淡无奇。片尾的字幕显示，这部电影是根据发生在波黑战争中的真人真事拍摄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五年里，我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它给我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欣德勒的名单》和《卢旺达饭店》。一连串的疑问始终困扰着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分离到底有多重要？独立之后，人们的生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吗？究竟是谁在战争中付出了代价，又是谁得到了利益？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做？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分成不同的肤色、民族（种族）。尽管马克思主义倡导“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号召实现全人类的“大同”，但遗憾的是，客观现实并非如此，在一定的时间里，全人类的大同仍旧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已。民族、种族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总是能在很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种族冲突、种族纠纷、种族矛盾，甚至种族战争、种族屠杀，在这个世界上时有发生。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尽管我们对这类事件深恶痛绝，但我们并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和所处的时代。
有人总结说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是“种族屠杀的世纪”，这个总结是非常准确而精辟的。翻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绵延不绝的人间惨剧：从一战时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到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再到七十年代“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境内少数民族的大屠杀——可谓惨绝人寰、触目惊心。而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民族分裂主义的洪水泛滥成灾。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离婚，厄立特里亚独立，卢旺达种族屠杀……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离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民族矛盾的典范，但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民族分离中，它只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即使是相对和平的苏联解体，也伴随着纳-卡冲突、格-阿战争、车臣战争等一系列血腥的战争进行的。这十年，我们见够了无辜者的鲜血，但始终无所作为。
更可怕的是，这次民族分裂主义恶浪是伴随着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来的，因此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民族分裂主义是民主化的必然产物，甚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民族分裂主义就是民主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民族分裂主义这个怪胎只是借民主、自由这个载体还魂的僵尸，它与民主化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在伴随着民族分裂主义恶浪产生的很多新建立的国家（包括已经获得国际承认和未获国际承认），我们要么压根找不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如土库曼斯坦、车臣），要么见到的是一幕幕假民主的活报剧。不但如此，把民主化和民族分裂主义混为一谈，也为某些独裁国家对民主化的诬蔑找到了新的论据，在过去一些年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种谎言：发生国家分裂、种族屠杀就是民主化的必然结局。
民族分裂主义就是这么一个怪胎：它根本不问多数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例如苏联解体，1991年3月17日苏联第一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的人主张保留联盟，也就是说，“苏联应该存续下去”是经过全民公决这一至高无上的民主程序授权认可的。可是，多数人的意志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根本没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义政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个卑鄙的政客背着人民和合法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签署了苏联的死亡证明。既然苏联存续的合法性早已经过全民公决加以确认，那么要分解苏联就必须用另外一个全民公决予以否认。但分裂苏联并没有经过全民公决的认可，因此从法理上说，苏联解体是非法的。为此，俄罗斯议会（国家杜马）于1996年3月15日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别洛韦日协定。但是此举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裁决，而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在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地区、中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视，有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1〕——请问，民族分裂主义有什么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呢？
民族分裂主义涉及到原有国界内有限资源的共享。几百年以前，由于人口稀少、工业不发达，我们的祖先还意识不到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甚至无兴趣去获取。但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过度膨胀的人口，让人们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都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寸领土和领海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民族分裂主义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资源独享，这意味着侵犯了原有国界内其他民族共享资源的权利。
民族分裂主义不承认历史形成的边界和民族分布态势，并打算首先用暴力改变它。谁也无法确保民族分布的现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历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类只到了近代，伴随着人道主义与平等观念的出现，才学会了要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细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类要和平共生，就只能抛弃这些历史旧账，而不是再次清算。谁也无法确保每一条边界都是恰如其分的，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对比。但边界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的，如果要打破它，往往会付出新的代价。如果各民族之间能够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也应该不存在问题。但是，不要忘记，20世纪90年代这么深的血海中，只有捷克这一块绿洲〔2〕。无辜者付出的生命代价，谁人能够弥补？谁又有这个权力，让无辜者为民族分裂主义政客的野心买单？
民族分裂主义进行的不是军队对军队的正规战争，而是所谓“总体战”，换句话说，就是“全民战争”——这是这种战争最邪恶的特点。在这种战争中，很难区分军人与平民，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车臣战争里令世人谈虎色变的“黑寡妇”就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穿着平民的装束，而且还是令人同情的妇孺，混匿于平民之间；谁都不知道，她们在何时、会把何人炸得支离破碎。这种“全民战”并不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样，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战线；各民族混居的现状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绪取代，必然出现一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混战状态，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特殊的战争中，专门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和残酷的私刑替代了常规战争的敌我军队的交战，其目的是通过这些令人恐惧的罪行，迫使敌对方的居民离开原先的居住地（即“种族清洗”），尽量使得自己人与自己人的地盘连成一片，以达到己方军队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并尽可能地扩大本民族地盘的双重目的。而做出这种暴行的，不仅是军人，很多平民也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原因就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类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并非仅存于塞尔维亚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方面，所作所为丝毫不比其逊色。据波黑塞族方面战后统计，死于波斯尼亚战争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军人，其余全部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挥员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的面承认，他亲手杀死了大约200名塞族居民，而一个穆斯林突击队则抓获了7000名塞尔维亚平民，并将他们全部杀死〔3〕。即便是被作为塞族人最大暴行发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军队在此屠杀了 7000名穆斯林战俘和兵役年龄男子，包括战斗死亡），不仅是穆斯林的坟墓，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场：自1992年波黑内战爆发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攻陷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名塞族人被虐杀，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而所有这些暴行，“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 〔4〕。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守军仍旧在发动对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袭，用“割头”方式处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哪里存在分裂主义势力，哪里就潜伏着暴力和屠杀；分裂主义是种族屠杀、种族仇恨的制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命与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他们得到的是“总统”、“总理”、“部长”与“司令”的头衔，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则是鲜血与生命、眼泪与痛苦的惨重代价。
民族分裂主义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并不是说，某个民族激进地要独立，中央政府退缩了让它独立，麻烦就会过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不断持续下去，如果不被扼制，就会向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处引发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随的种族清洗和血腥屠杀。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范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将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新一轮的分裂活动；即使是本已产生了认同感而没有独立打算的民族，也会萌生独立意识。苏联解体肇始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它不仅造成了苏联解体，而且还在20世纪90年代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后，原苏联将军、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头目焦哈尔·杜达耶夫就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分裂情绪感染，以及看到苏联中央政府的软弱的反应，萌生了车臣独立意识。而当时的苏军上校、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武装总参谋长、 “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苏联的企图，他看到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狂热情绪，甚至还在私下里不解地与同事们讨论道：“我真想不通，他们（波罗的海国家分裂分子）究竟还想要什么呢？” 〔5〕但是，因受分裂情绪的传染，他们两人终于一同将车臣带入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不仅让车臣成了俄罗斯“流血的伤口”，而且车臣自身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报复，他们自己也全都死于战争之中〔6〕。苏联解体前后，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车臣闹独立，而且鞑靼斯坦这个自治共和国也几乎走上了车臣那条不归路〔7〕，甚至就连俄罗斯人聚居的乌拉尔地区、远东地区都有人策划要成立“乌拉尔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如果不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报复吓破了明·沙米耶夫〔8〕的胆，天知道鞑靼斯坦的局势会怎样发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再次印证了民族分裂主义的传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接着传染到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再接着是科索沃，现在终于轮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势一向平静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科索沃战争后也出现了匈牙利人要求独立的呼声〔9〕。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时所列举的当时大清帝国的种种危机——“瓜分豆剥，渐露肌芽”——的现实写照吗？
按照分裂动机而言，民族分裂主义一般可以分为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和丧失认同感型民族分裂主义，在某些条件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是一种虽然自私，但比较理性和温和的分裂主义，目的是为本民族、本地区争取更多权益（无论这种要求是否正当）。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分裂主义就是典型。利益问题不难解决：赋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利，讨价还价，在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情况下给其以选择机会，它会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牺牲，也未必争取到独立好，还是中央在经济上做出让步更好？理性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者会选择后者。但是，丧失心理认同的民族分裂主义却是非理性的：无论中央政府做出何种妥协和让步，分裂主义分子都不会妥协，车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拉拢车臣政府，叶利钦政府的让步已经到了养虎为患的地步，甚至将驻车臣部队的武器都让给了车臣方面，导致最后无步可让。但结局却是车臣不仅继续坚持独立要求，而且把俄罗斯看作一块肥肉，通过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行为贪婪地吸着俄罗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与俄罗斯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时候，还要疯狂地主动挑起战争〔10〕，这都不是理性行为。这种类型的分裂分子，并不会因争取到独立而对母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母国统治了他们多少年，就亏欠了他们多少。即便是独立，他们也会把母国当作鱼肉，继续干危害母国的勾当。由于对母国的仇视，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输出分裂”，把自己变为新的分裂势力的大后方——正如同车臣对达吉斯坦的“输出分裂”和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输出分裂”一样。丧失认同感的分离主义无法用非暴力原则解决，因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无法给它选择。对于这种分离主义，要么母国允许国家四分五裂，要么只能采取暴力消灭它。并非母国不给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义分子不给母国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母国只能将像细菌裂变一样无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国忍无可忍地采取暴力制止（像俄罗斯对车臣的报复），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杀伐的小国（像南斯拉夫）。因此，对民族分离主义纵容、退让的软弱主张往往是暗藏危险的，等于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的仁慈”制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义这头怪物四处肆虐时，我们往往会看到西方大国的身影。我从不否认，在当今世界，西方大国走在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国并非仁慈的上帝，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人类文明列车的火车头，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自私、伪善、不公和丑恶的一面，帝国主义的阴魂并未完全散去。甚至，它们在某些屠杀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法国作为一个对卢旺达胡图族政府有深厚影响力的国家，不但没有对屠杀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图族武装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大量补给；而装备精良、驻守在卢旺达的法军，对发生在眼前的图西族惨遭屠戮的事实无动于衷，有时甚至面对相隔仅几米远的被屠杀者凄惨的求救都不肯伸一下救援之手——这种袖手旁观、任其自生自灭的冷漠态度更鼓励了胡图族极端分子，使得他们越发肆无忌惮进行大屠杀。在南斯拉夫冲突中，西方大国再次扮演了一个极其丑恶的角色：当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时予以鼓励怂恿；当分裂分子单方面宣布独立时迫不及待地予以承认；战争一开始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尔维亚人取得军事优势时又赶忙划定“安全区”。而这些所谓的“安全区”，成了穆斯林武装无忧无虑的的军事据点：穆斯林军队从这里出发袭击塞族军队，而当塞族军队反攻到“安全区”界限时，却慑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溃不成军的敌人脱逃；然后，穆斯林军队在安全区内休整、补充，再对塞族军队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被这种奇怪的游戏规则一次次的愚弄，哪怕心里素质再好的人也会被整得神经错乱。最终，无比愤怒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理智，不再承认这些“安全区”的地位，直接导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这正中西方大国们的下怀，于是以“救世主”形象们出现的北约出动空军对塞尔维亚人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正义的惩罚”，导致了塞族彻底的军事失败。一切正如1991年7月，即南斯拉夫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希腊《论坛报》所评论的那样：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华盛顿、柏林、伦敦、巴黎和罗马去寻找。”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逐渐陷入水深火热的大环境下，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个被西方大国称为“巴尔干屠夫”的人早已身陷囹圄，背负着刽子手的恶名。可我一直认为：尽管他的手上也沾有鲜血，但他同时也是民族分裂主义泛滥与大国强权压迫的受害者。有人说他是独裁者，可是，请不要忘记，米洛舍维奇时期，塞尔维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定期的民主选举，集会、结社和舆论的自由。有人说米洛舍维奇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米洛舍维奇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军队开到过国境线以外去显示过他的“极端”和“民族主义”？有人把死于南斯拉夫内战的二十万人的血债全都归结到他的身上，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首先武装挑衅、打响了战争第一枪的分裂势力——奉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为精神支柱的克罗地亚军队、波黑穆斯林武装、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军”，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圣战者”们，就是一群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吗？
一个原本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国家，被一群狂热、冒险的民族分裂分子肢解了。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分裂分子，他们不愿意生活在南斯拉夫，煽动着：“决不能再生活在一个被塞尔维亚人主宰的南斯拉夫”。但他们并没有问问，那些塞尔维亚人是否愿意生活在克罗地亚人主宰的克拉伊纳，以及被穆斯林主宰的波斯尼亚——特别是，当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当局把当年屠杀了600，000塞尔维亚人的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和穆斯林讨伐队当作民族英雄来怀念时，塞尔维亚人又一次成为了待宰的羔羊。而在科索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11〕
这个时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崛起了，他含着眼泪对着那些被从自己家园里赶出来的、惶惑不安的塞尔维亚乡亲们起誓：“不，我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被人当成羔羊一样宰割。”不是为了恢复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塞尔维亚兄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中，或者在显然很不友善的邻国获得自治的地位，以保证自己不会再像二战时那样被屠杀——这个要求过分么？米洛舍维奇并没有对同样独立的马其顿发动战争，因为人口构成主要是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马其顿共和国只谋求自己的独立，而不谋求从塞尔维亚掠夺什么。野心让图季曼、伊泽特贝戈维奇、切库走向不惜一切代价分裂国家的道路，而恐惧和愤怒则催生了马尔蒂奇、卡拉季奇、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战犯” 〔12〕。仁慈的西方大国认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理所当然地拥有“民族自决权”，完全应当允许他们从南斯拉夫的版图上分割出去；但同样也是这些西方大国，却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居民说：你们没有民族自决权，因为二次大战后形成的边界是不可更改的，你们完全应当留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版图内。有了他们的撑腰打气，克罗地亚当局组织了克罗地亚“全民公决”，决定从南斯拉夫联邦脱离出去；同时，克罗地亚当局又派出军队，用刺刀阻止了克拉伊纳塞族人的是否从克罗地亚独立出去的全民公决〔9〕。克罗地亚对塞尔维亚居民蛮横、武断的态度勾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惨痛而恐惧的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多达60万的塞尔维亚人被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乌斯塔沙”所杀害，其手段之残忍，竟然引起了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震惊，而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甚至不得不做了一次“正义天使”，派出军队去保卫塞尔维亚人，以使之免遭“乌斯塔沙”的屠戮〔13〕。恐惧的塞尔维亚族人当然无法接受西方大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高深逻辑，以及它所引发的后果，因此在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下武装起来讨个公道。于是，西方大国说他们做错了，有罪，所以他们就做错了，有罪。
与南斯拉夫内战相应的，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争。尽管南斯拉夫内战死亡的人数不及车臣战争死亡人数的二分之一，尽管曾经在南斯拉夫上演的悲剧也曾在车臣上演，甚至，直到目前还在继续上演。米洛舍维奇所遇到的那些难题，一样在叶利钦和普京面前展现——怎样区分恐怖分子与平民？如何既消灭恐怖分子又避免屠杀？谁也没有长着一双区分平民与恐怖分子的火眼金睛，即便是具有世界最强科技力量的美国，在进行反恐怖战争时也还是无法避免伤及无辜，更不用说一个小小的南斯拉夫了。对恐怖分子，鲍利斯·叶利钦咬牙切齿地诅咒道：“疯狗必须被处死！”这不妨碍他悠闲地在意大利渡假和在克里姆林宫庆祝他的75岁生日；而符拉基米尔·普京则神色冷峻地指天发誓：“要把他们淹死在马桶里！”这也不妨碍他成为八国会议上的贵宾；乔治·布什则掷地有声地发出悬赏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更不妨碍他在全世界宣扬维护民主与人权的伟大理想。他们，和米洛舍维奇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是海牙国际法庭却离他们那么远。这不由得使我产生了一些疑惑：难道，这个法庭不是为了追求正义的？难道，它只审判弱者，正义在强者面前无效？
对于南斯拉夫战争有些了解的人都应该记得一个人：克罗地亚前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尽管这个人是战争的首要挑起者，尽管他在南斯拉夫还未分裂时就首先命令自己的警察部队袭击联邦驻军，从而国家陷入内战的火海；尽管他在联邦人民军撤出克罗地亚后继续向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武装提供武器，甚至直接派出军队，把战火绵延到巴尔干的每个角落；尽管他亲自策划了对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血腥的种族清洗，手上沾满了塞尔维亚人的鲜血；尽管他的罪孽比米洛舍维奇更严重，因为他是这场大混战实际上的罪魁祸首，但这不妨碍他成为西方国家的座上宾，在他访问这些国家时，西方大国们为之鸣放礼炮。这是否应了斯大林曾说的那句话： “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并非这场残酷战争的挑起者，他只是塞尔维亚民族利益不成功的捍卫者。并非米洛舍维奇造就了巴尔干可怕的形势，而是巴尔干可怕的形势造就了米洛舍维奇。作为一个小国的领袖，他不得不做出一个又一个妥协，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让。熟悉南斯拉夫内战进程的人应该知道，在1992年3月1日对波黑塞尔维亚平民婚礼大开杀戒，开了波黑地区“种族清洗”的第一枪的，正是波黑的穆斯林极端分子；不顾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的激烈反对，强行于 1992年3月3日宣布波黑独立的，正是狂热的穆斯林好战分子伊泽特贝戈维奇，而不是米洛舍维奇。即使如此，塞尔维亚人也并没有立即拿起武器战斗，而是继续与波黑当局讨价还价，要求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1992年3月18日，三族代表就波黑前途达成了原则协议：①维护波黑领土完整，不破坏现有边界；②按民族划为3个自治区，实行民族平等、自治、政教分离；③成立三方工作小组，具体划分三个民族自治区的范围〔9〕。可以看出，这项协议达成时各方依旧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理性的，如果这一协议得以履行的话，波黑战争应当可以避免，那20万人的生命应当可以挽救，那些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的惨剧应当不会发生。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西方大国开始干预了：1992年4月6日，欧共体突然宣布承认波黑的独立。西方大国在背后的撑腰打气使得伊泽特贝戈维奇态度骤然强硬起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地撕毁三族代表已经达成的框架协议，坚持波黑作为一个单一制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制国家存在。作为回应，4月7日，波黑塞族议会宣布成立 “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从此武装对抗急剧增多，一场以“种族清洗”为目标的残酷战争已箭在弦上〔9〕。对此，意大利社会党主席普雷迪在1992年4月 12日评论道：欧共体应当对克罗地亚和波黑内战“承担严重的道义和政治责任” 〔14〕。
伊泽特贝戈维奇自恃有西方大国的纵容，开始了越发肆无忌惮的主动挑衅，致使战事一步步升级：1992年4月8日，他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2日，他命令波黑穆斯林武装为向南斯拉夫人民军军营发动进攻做好准备；29日，穆斯林武装包围人民军兵营，封锁其调动通道，杀害了数名人民军战士并扣押了人民军第二军区司令。此举使得形势骤然紧张，战火剧增〔9〕。5月2日，南人民军驻波黑部队扣押了伊泽特贝戈维奇作为人质，以交换被穆斯林武装扣押的第二军区司令；同日，穆斯林武装和作为其盟友的克罗地亚武装之间，为抢夺人民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而大打出手。在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再三挑衅和西方大国的纵容怂恿下，波斯尼亚局势由紧张对峙终于演变成一场民族大混战。
1992年5月下旬，在波黑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的米洛舍维奇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要求两大国在波黑成立俄美联合军事指挥部，把波斯尼亚所有的武装力量都置于这个指挥部的监督之下，并表明他代表塞尔维亚愿意为实现和平和促进合作发挥影响。这个倡议得到了波黑塞族的积极响应〔15〕。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对这个建议感兴趣。5月30日，西方大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第757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制裁。西方大国又一次表明了他们的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对和平不感兴趣，只对制裁南斯拉夫感兴趣；或者说，它们不许当事人自己提出实现和平的计划，只许当事人按照它们的意志去实现和平。而作为塞尔维亚人传统盟友的俄罗斯，当时正充满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浪漫幻想，希望通过充当西方的跟屁虫、牺牲塞尔维亚的利益获得西方极乐世界的入场券。当然，俄国人的打算落空了——极乐世界的大门不是那么好进的，西方大国提出的要求也并不复杂，就是要求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彻底消失，自动分解成类似卢森堡那样的一堆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小国，这样才有可能在极乐世界里分得一席之地；当然，也不排除即使这么做了依旧进不了极乐世界的可能。俄国人丢掉了无数利益和尊严之后才懊悔地发现：自己当初一厢情愿式的幻想是多么愚蠢。于是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明里暗里与西方国家唱反调的大国，它向萨达姆提供情报，向伊朗输出导弹技术，向平壤提供支援——并非莫斯科喜欢这些声名狼籍的政权，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邪恶轴心”国家的支持，以报复西方对俄罗斯的愚弄和欺骗。“冷和平”又代替了“冷战”，西方大国正在为自己的自私和霸道付出代价，将来也许还会付出更多。
应当说，国际社会中仍有一些真心关切人道主义灾难、谋求公平地解决波黑各方冲突、实现和平的人。1993年8月20日，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欧文和斯托尔滕贝格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波黑冲突的“欧文—斯托尔滕贝格和平计划”，受到了塞族、克族的积极响应，他们均表示接受协议并准备签字。尽管这个计划要求塞尔维亚人把占据的地盘从占波黑领土的70％减少到51％（与战前塞尔维亚人聚居区总面积相等），但塞尔维亚人仍旧表示愿意“以土地换和平”。然而，穆斯林以发布总动员令、命令全部预备役军人向有关部门报到作为对该和平计划的回应〔16〕。对此，西方大国并没有给穆斯林方面以任何惩罚和压制，反而借口马尔卡莱露天市场惨案〔17〕给塞族人下了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即交出萨拉热窝附近塞族阵地上所有的重武器；2月28日，也就是3个星期之后，两架美国 F－16战斗机又在波黑塞族控制区巴尼亚卢卡上空击落了塞族的4架战斗机；4月10日则出动F16战斗机直接空袭了塞族军队的炮兵阵地和装甲目标——这就是西方大国式的公平。
成功地在世界舆论面前把穆斯林打扮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形象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却一次又一次出尔反尔，一次又一次拒绝和平机会，不愿意签署和平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他一直顽固拒绝以联邦或者邦联形式建设波黑国家，试图以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取而代之，为此宁可让种族屠杀继续下去。伊泽特贝戈维奇之所以坚持以单一制取代联邦制，原因在于穆斯林的出生率优势：1971年，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占人口的41％，穆斯林占34％，塞尔维亚人是主体民族；到了1991年，情况刚好颠倒，塞尔维亚人只占了31％，穆斯林占了44％，穆斯林反客为主；而到了战争结束的1996年，穆斯林已占到总人口的 49％了〔51〕。这样，永不了多久，一个实行单一制的波黑，将完全成为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权力是由联邦政府和各主体之间分享，还是完全集中于中央政府。在单一制国家里，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这样穆斯林完全可以靠人口的简单多数实现对政权的绝对垄断。考虑到伊泽特贝戈维奇“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的一贯叫嚷，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这种单一制国家里非穆斯林民族会处于何种地位。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当然看出了他的野心，就以武力为后盾给他两个选择：要么实行联邦制分权，要么你自己玩你自己的单一制，我们回归母国。代顿和平协议虽然使得穆斯林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仍旧没有完全实现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迷梦。直到2003年死去，他都念念不忘“必须解放波黑的全部领土” 〔18〕。在他眼里，把波黑塞族聚居区抓在自己手中，才算是塞族人也获得了“解放”。尽管1996年代顿和平协议签署后，八分之七的萨拉热窝塞族人挖走了自己祖先的尸骨、烧掉了自己的房子，离开了即将被移交给穆克联邦的萨拉热窝，证明了他们多么欢迎这种“解放”，但这并不妨碍伊泽特贝戈维奇把他的“解放塞族人聚居区”的伟大梦想带进棺材。伊泽特贝戈维奇死后，波黑穆斯林的新领导人苏莱曼·蒂希奇继承了他的衣钵，借口代顿协议“不利于政府机构运转”，又提出要修改这个协议〔52〕。
1992年5月30日，西方大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57号决议，借口南斯拉夫人民军干预波黑内战，对刚成立仅仅33天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了全面制裁。仅仅三天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证明南斯拉夫人民军确实都已撤出波黑，而波黑塞族武装并不是听命于米洛舍维奇。对此，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说，要是三天前投票时看到这个报告就好了，但是“现在决议已经通过，制裁的结果已经不能改变。”〔9〕不奇怪吗？既然制裁的理由都不成立，那么制裁的决议怎么就“不能改变”呢？就这样，制裁一直没有取消，导致南斯拉夫经济几乎崩溃：社会总产值下降一倍多；通货膨胀高达令人昏眩的12位数——2816125293792％，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三十多年，物价上涨几十亿倍，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老人因缺医少药过早死去，儿童因营养不良发育迟缓〔14〕……不仅如此，1992年9月19日，在伊斯兰国家的首先提议和西方大国的积极响应下，联合国安理会以 12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了中止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这是联合国这个国际性组织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先例——甚至，在红色高棉疯狂地屠戮200万柬埔寨平民的时候，他们的代表都还安安稳稳地坐在联合国席位上为自己辩护。这样，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的南斯拉夫，被剥夺了在世界舞台上发言的权利。而南联盟被赶出联合国这个“危险的先例”引起了连锁反应，导致南斯拉夫被逐出其他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南联盟参加1992年秋季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决定南联盟不能自动继承前南斯拉夫在该组织中的席位；甚至，连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其结果是，南联盟更加孤立，经济危机更加严峻〔41〕。这是什么道理：米洛舍维奇一开始就有罪，但他的罪行不在于那时还没有发生的种族屠杀，而在于他不识时务。在西方政客为共产主义在欧洲消失喝彩，在他们欢庆“历史终结”的时候，米洛舍维奇竟然不识时务地宣布自己是“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因此，他注定要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要被缉拿归案，要被法庭审判，要承担可怕的罪名，哪怕他是塞尔维亚人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
还在1992年，当南斯拉夫内战刚刚拉开序幕、全世界都还是雾里看花时，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对记者叫嚣：“马上出动空军轰炸贝尔格莱德，消灭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堡垒！”〔47〕“铁娘子”当时已经下台了，她已经不必跟台上的西方政客们那样闪烁其辞、装出一副公允的样子，她说出了西方大国对南斯拉夫干涉的实质：不是因为当时还有没有发生的种族清洗罪行，而是因为塞尔维亚人民，竟敢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个表明坚信社会主义理想的米洛舍维奇。而既然塞尔维亚人选出了西方不喜欢的米洛舍维奇，那么全体塞尔维亚人就要遭受集体惩罚。和这个不甘寂寞的老女人相比，台上的大国政客们则表现得很含蓄：他们发表一个又一个声明，既谴责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屠杀，也谴责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暴行。当然，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罪行口头谴责一下就可以了，但塞尔维亚人的罪行是不能饶恕的，一定要用武力来惩罚；每当战事升级，北约的飞机都会像和平天使一样飞临战区上空对交战双方予以警告，不过，“和平天使”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阵地上总是一掠而过，炸弹却实实在在地落到塞尔维亚人的阵地上。为什么会是这种奇怪的标准，只有上帝知道。在谴责双方暴行的同时，他们允许向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提供各种物资和金钱，包括武器，却对塞尔维亚实行最严厉的禁运；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名为难民庇护所、实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军事据点的“安全区”来，一次次地愚弄塞尔维亚人，为的就是让他们发怒，让他们在愤怒中失去理智、大开杀戒，为大国们 “公正的人道主义干涉”提供理由。在科索沃，大国政客们短时间内就将原来他们自己认定的劣迹斑斑的恐怖分子、贩毒集团、卖淫集团 “科索沃解放军”摇身一变成为“自由斗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人不禁由衷感叹这个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
在世界主流舆论当中，米洛舍维奇一直被当作“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看待，似乎这种“极端”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了战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在南联盟（塞—黑）境内有大大小小26个民族，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以外，其余24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相处得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国际法承认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少数民族维护、发展和表达自己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权利，以及使用少数民族标志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宪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认和保障。”〔9〕在南联盟境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族际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来局势风平浪静，该省37所普通中学中，有32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32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100％使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该省的报纸及刊物中，匈牙利语有48种，斯洛伐克语有17种，多民族语言的多达221种。少数民族政党与政治团体与塞尔维亚人平等地参与全国选举并取得议会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联盟政府对境内的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称之为罗姆人）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帮助：由于吉普赛人喜欢四处流浪的民族特性，这个民族居住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边缘人”地位。从1995年起，塞尔维亚官方在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的状况下，拿出资金为吉普赛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帮助吉普赛人创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赛文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帮助他们成立社团参与社会生活等等〔9〕。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还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对少数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视的。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偏偏与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难以和平共处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冲突。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不过是台上的角色演员，真正站在幕后导演这一切的，是文明的冲突。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系列冲突在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断层线”）异乎寻常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从波斯尼亚、科索沃向东延续到车臣、达吉斯坦（俄罗斯）、纳卡地区（阿塞拜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区（中国），向南则延伸到南亚次大陆、北大年（泰国）、棉兰老岛（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达富尔（苏丹）、尼日利亚——这些新爆发的热点与老热点—— 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48〕、乍得、东帝汶……几万公里穆斯林文明与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带，都绵延着战火。假如把战争的罪责推卸到米洛舍维奇身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冲突呢？
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和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亨廷顿早在13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一条“血腥边界” 〔11〕，但实际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战线不止上述“断层线”这么一条：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依旧剧烈。激进分子试图颠覆世俗政权，建立类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毁）和苏丹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为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国家内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还有一条战线，则在其他文明内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这里是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不仅是巴黎、伦敦、莫斯科、纽约和柏林，甚至中国内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区，都为频频发生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深感头痛。即便是一向以与世无争、懒散宽容和无忧无虑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断骚扰而与之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49〕。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偏低，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里穆斯林社区内充满了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因贫困和无聊滋生出的绝望、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弥漫于这些人之中，为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对此，亨廷顿指出： “凡是有穆斯林参与的冲突，很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调而平和的，实现现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识之士的梦想，凯末尔、纳赛尔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动荡，自然条件恶劣，顽固的旧传统、封闭心态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产油区，却恰恰位于原教旨主义势力最顽固、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海湾地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海湾的穆斯林国家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就突然阔了，形势就不同了，须知石油国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这种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现代化，还用模仿别人？有钱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财大气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把大自然慷慨赠与的宝贵财富太多地花在兴建本国工业基础，以及改善国计民生上。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他们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不知所措，对这笔钱要么用于无理性的挥霍享受，要么用于无理性的势力扩张。而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穆斯林，也因为有了“富亲戚”而孳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尽管这些身价动辄几十亿美元“富亲戚”一年用于捐赠的钱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挥霍所用，施舍给一万个贫穷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给一个巴黎高级妓女的嫖资多。这样，一方面是海湾国家石油大亨们如同神仙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马格里布与中亚细亚穆斯林近乎绝望的贫穷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为后盾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教旨主义；绝对的贫困，则源源不断地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人肉炸弹。穆斯林世界里的剥削阶级，用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打着“慈善”的旗号，欺骗穷人为实现自己“让所有人成为安拉的奴仆”的疯狂野心当炮灰。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来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圣战者”；其中，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多达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军”则由伊朗提供资金、训练和组织干部班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们则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军训练营里讲授恐怖袭击、游击战等课程〔18〕。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本身，就是一名激进的教权主义者，他“提拔任用军事将领、给予奖赏的标尺，并非是否善于用兵打仗，而是是否虔诚地信仰真主” 〔18〕。研究波斯尼亚战争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拥有人口、军队数量优势，以及拥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巨额资金和身经百战的“圣战者”支持的穆斯林军队，如果离开了西方大国的武力干涉，在军事上就总是一败涂地，这恐怕与这位教权主义者独特的用人方式有关。
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非常狡猾地把一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打扮成“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的模样，尽管早有人看出“他夸大波黑和全世界穆斯林品质的做法最明显地暴露了他一贯标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46〕。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年就因鼓吹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被判刑，他在其主要著作《伊斯兰宣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 “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新国家的教育及宣传大权，“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手中”〔11〕 ——面对这么一个斩钉截铁地公然宣称与其他一切非伊斯兰宗教和制度“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共存”，还打算通过控制教育与宣传，把其他民族改造成“服从真主的人”的狂人，波斯尼亚塞族怎么可能不感到恐惧呢？又怎么可能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传统、文化、家园、信仰以及生命呢？还是这个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在波黑战争爆发初期，就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者”赶来参加这场“圣战”，甚至扬言如果西方国家不支持他，他就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打一场针对西方国家的“圣战”，而且，他还曾声称，要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伊斯兰帝国”。这些“圣战者”们最大的癖好，就是割下塞尔维亚人的首级以炫耀战功〔18〕。现在，他们把这项优良传统带到车臣、伊拉克、印度尼西亚……〔19〕。能够想像，这些与袭击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一样残忍的穆斯林激进分子，会对塞族做出什么样的暴行？奇怪的是，西方大国对此缄默不语，莫非这些“圣战者”来到波黑时是天使，一来到美国就变成了魔鬼？
在1998年以前，尽管科索沃局势紧张，但南斯拉夫当局一直保持着克制，而对手“科索沃解放军”羽翼尚未丰满，因而战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间展开，那里的形势总体是平静的，因而一直无人关注。但是，到了199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科索沃解放军”经过几年的厉兵秣马，已经打算一显身手了。 1998年2～3月，阿尔巴尼亚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几个武装犯罪团伙挑起了事端，几天以后，相邻的科索沃地区就发生了骚乱——“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袭击南斯拉夫驻科索沃的部队〔13〕。如果说，过去的7年里该地区一共发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话，那么到1998年形势急剧恶化，从1月1日到9月28 日10个月的时间里，“科索沃解放军”的恐怖主义袭击就达到1273起，其中完全针对平民的有569起，针对治安部队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强占了科索沃 40％的地盘〔9〕。尽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冲突刚刚升级的时候就提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和欧安组织巴黎宪章有关人权、公民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23〕，但急剧增多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军”对政治手段和对话解决冲突不感兴趣。到了1999 年，局势更加恶化，仅靠警察力量已经完全无法对付通过贩毒、走私和拐卖人口，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资助的、装备越来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军，南斯拉夫当局这才不得不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到科索沃作战。科索沃冲突的实质，并非南斯拉夫当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别国的领土，而是一群“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试图把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割裂出来，并入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这个“大阿尔巴尼亚”不仅包括了科索沃，而且马其顿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聚居区也在扩张的名单上。面对这种威胁，以及对“科索沃解放军”拒绝政治解决，米洛舍维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携带重武器进入科索沃与“科索沃解放军”交战。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军队已经收复了被“科索沃解放军”窃据的90％的科索沃土地，而“科索沃解放军”早已被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当然，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伤亡和难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又一次干涉。不过，作为南斯拉夫联盟的总统，假如他对每天平均4.2起恐怖袭击和科索沃40％领土被犯罪集团控制而无动于衷，那么他不是渎职又是什么呢？
米洛舍维奇背负着“屠夫”的恶名，我承认他的手上染有鲜血。但是，许多咒骂他是“屠夫”的人，似乎并不清楚他做了什么。他们不是根据证据来对他进行宣判，而是跟着传播于西方媒体和政客口中的谣言，把一些与他并不相干的罪责推到他的头上，而这些所谓的“罪行”，往往经不起起码的推敲，这大概也是海牙法庭至今无法对其定罪的原因。我曾看到一些文章，列举米洛舍维奇的“罪状”时往往说他“屠杀了20万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米洛舍维奇并非波黑塞族的领袖，他与波黑塞族领导人的关系，是一种同盟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毫无疑问，他对波黑塞族具有影响力，但不具有发号施令的本事；能够提供塞族所急需的物资是米洛舍维奇发挥对波黑塞族影响力的关键。1996年，波黑塞族还并不打算休战时，正是米洛舍维奇以切断对波黑塞族的物资供应为威胁，迫使波黑塞族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为此，他甚至被波黑塞族诅咒为“叛徒”和“犹大”。其次，整个波黑战争就是一场各民族之间的混战，不仅是塞尔维亚人杀害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也杀害塞尔维亚人、黑山人，甚至杀害他们的盟友穆斯林；而穆斯林除了杀害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克罗地亚人之外，还自相残杀——以菲克雷特·阿布迪奇为首的西波斯尼亚穆斯林不愿意脱离南斯拉夫，与萨拉热窝的穆斯林政府军之间互相攻杀〔24〕。把死于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屠刀下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责任归咎于米洛舍维奇显然是荒谬绝伦的：难道穆斯林和克族武装手里拿的不是杀人武器，而是文明棍？难道从阿富汗、伊朗、沙特等地跑到波黑和科索沃的“圣战者”不是去杀人，而是传播人道主义？当然，对这场混乱的杀戮必须有人负责，但不应归咎于米洛舍维奇，甚至也不首先应该归咎于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而应当归咎于那些挑起分裂和民族仇恨的激进分子，也就是说，应该归咎于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和他的原教旨主义同伙，以及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处屠杀平民的伊斯兰“圣战者”。还比如，很多人把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当作米洛舍维奇的主要罪行之一，却忽视了早在2002年4月10日，海牙国际法庭就已认定米洛舍维奇与斯雷布雷尼察惨案无关〔25〕，其主要责任人是波黑塞尔维亚军队领导人姆拉迪奇〔26〕；有些人则聪明一些，说米洛舍维奇为波黑塞族提供了武器和资金，因此对波黑战争负有“道义责任”，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被缉拿归案，因为他们向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了更多支援。
指责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进行“屠杀”和“种族清洗”同样难以让人信服。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前后，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南联盟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了屠杀，被屠杀的数字从10万人到50万人不等。但北约占领科索沃之后，联合国战争法庭的专家进入科索沃寻找“万人坑”的证据，却一共只找到了2000多具尸体，其中不但包括阿尔巴尼亚人，还包括了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约轰炸的平民。不仅如此，有关科索沃存在着恐怖集中营、塞族军队进行“系统强奸”，以及米洛舍维奇制订了清洗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马蹄行动”的报导，事后证明均属捏造〔27〕。当然，也有很多西方记者对媒体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态的行为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为人重视〔28〕。最终，还是海牙法庭在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书中说了实话：“在米洛舍维奇的怂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军队）枪杀了数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55〕这个数字与在科索沃境内找到的尸体数目是吻合的〔56〕。就这样，在西方大国政客们的红唇白齿之间，米洛舍维奇“种族屠杀”遇害者的数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断变化着，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变成一块毫不起眼的鹅卵石。考虑到在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交战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即从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却仅有几百名阿族平民遇难，平均每天只有一个——如果这都能被算作“种族屠杀”或者“种族灭绝”的话，那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又该算是什么呢？当然，哪怕是一个无辜平民的死伤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战争能够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间接伤害”，实现平民的“零伤亡”呢？尽管美军具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尽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从美国进攻伊拉克以来仍旧造成了3.9万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这还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数字〔58〕。我不排除个别南斯拉夫军人、甚至个别小分队存在着滥杀无辜的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暴行在迄今为止任何战争中都难以避免），但这并不能证明米洛舍维奇下达了“种族屠杀”的命令，而恰恰证明了米洛舍维奇反对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死亡的人数根本不会是区区几百人。须知，卢旺达种族屠杀只进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万人被屠杀，而科索沃的战斗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比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进得多。与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国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致使几百名平民死亡的“种族屠杀”而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仅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儿童〔57〕。
米洛舍维奇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并非没有过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这一举动无疑激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夺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这个举动并非米洛舍维奇奉行“极端民族主义”、主动迫害阿尔巴尼亚人的表现，而是对阿尔巴尼亚人迫害塞尔维亚人行为的、被动的过激反应〔29〕。虽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种原因，伊斯兰教徒总是难以与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处，不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澳大利亚，甚至在中国，靠近穆斯林聚居区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总是抱怨受到骚扰和排挤。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黑山、吉普赛等民族已经不是骚扰和迫害，而是具有种族清洗性质的屠杀〔30〕。等科索沃战争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内靠塞尔维亚边境的北部地区，而且继续受到骚扰，其中2004年3月发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冲突中，就导致4000多名塞尔维亚人逃离家园，22 座教堂被烧，许多房屋、医院和学校被毁。
西方大国出于在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选择性失明”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战”的思维惯性、帝国主义阴魂、大国势力范围划分、讨好石油国家、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传统对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杀所震惊、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界定西方大国对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更不能拿着所谓“主权”做保护伞对屠杀行为予以纵容。而只能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判，基于此西方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31〕。这场战争的恶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亚变成了“巴尔干的伊朗”（亨廷顿语）〔32〕，而且也让西方大国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
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确认了民族自决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并把它同基本人权联系起来。195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的决议》，首次将自决权作为一项人权保护的内容加以规定；1960年，联合国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现”〔33〕；1970年颁布的《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则规定“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实施自决权之方式” 〔34〕。但是，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并非没有前提，《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为防止“民族自决权”被滥用而作了专条规定。前者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 〔33〕。后者规定：“民族自决权”原则，“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 〔34〕。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自主独立的多民族国家，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其建立和存续是基于一种认同感而非民族压迫和侵占殖民地基础上，因此它的存续应当是得到尊重和承认的，而不能简单地以“民族自决权”否认它存在的合理性，更不能像某些无知无畏的人说的那样，认为它是一个“怪胎”。
认同感是一种意识，越多的认同感导致越多的和平。但不幸的是，意识往往是可以改变的。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认同感建立起来非常艰难，而丧失却非常容易。二次大战中，前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并肩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各民族多数成员也被二次大战中各民族仇杀所造成的惨剧所震撼，进而产生了同属于“南部斯拉夫人”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得以存续数十年的根本原因。当时，甚至有很多人不愿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原住民族，而只承认自己属于“南斯拉夫族”。正如一些分析家们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所建立的统一的、联邦制的、稳定繁荣的、不结盟的和在世界上享有广泛声誉的南斯拉夫在1989年以前是巴尔干稳定的主要因素。今天，人们可以闭口不谈、嘲笑、随意评论和粗暴贬低这一事实，但这毕竟是个不能忽略的事实。不是民族革命，而是社会革命最终导致建立稳定的联邦的南斯拉夫。能够凝聚多民族的南斯拉夫国家的唯一富有成效的思想不是民族精英们的信念，而是奋起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的信念，不是凭空虚构的‘大塞尔维亚思想’和‘大克罗地亚思想’，而是为了保存自己和自己文化的渴求。” 〔13〕
但是，南斯拉夫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其本身在联合的时候就潜伏着分裂的危机。当二战的惨痛记忆被逐渐忘记，当民族友谊随着因地区利益产生的龃龉和摩擦而消退时，民族认同感也会随之减弱甚至完全消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共和国差距拉大，这两个国家先是与联邦产生了利益冲突，随后产生了认同感危机。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自治省的认同感危机则产生于斯、克两国的“示范效应”，以及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改变了民族构成比例，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穆斯林人口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广泛传播，其遵循的模式是：人口激增—→经济发展成果被吞噬—→失业、半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猖獗—→暴力事件增多—→民族关系紧张—→认同感丧失—→穆斯林变得更加激进和排外—→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传播—→非穆斯林居民精英首先离开—→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失业、半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多……—→其他民族被排挤成少数—→民族分裂主义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内战极有可能发生，因为被排挤而走的非穆斯林居民在心理上并不放弃原住地，而是怀着一种仇恨、渴望报复的心情看待原住地所发生的一切。而已经取得了人口优势和主导权，并被原教旨主义控制的穆斯林居民，则不会放弃已经到手的成果，在这种各民族均认为某个地盘属于自己，却彼此仇视的情况下，再鼓吹所谓“民族自决权”，怂恿某个民族单方面宣布独立，无疑就是往干柴里加烈火，发生战争、仇恨、清洗、屠杀就很难避免了。
亨廷顿指出，在各民族均有心理认同感的地区，民族冲突一定会充满血腥，且旷日持久。他所列举的例子，就包括波斯尼亚和科索沃〔11〕。因此，我们谈论民族自决权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历史及现状，要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而不是以民族自决权为最高原则。须知，实现民族自决权是附带条件的，但人道主义的遵守应当是无条件的。本人并非那种“国家至上”观念的宣扬者，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联合国《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规定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的原则，为一些独裁政权施行暴政提供了某种保护，因而需要修改并附加一定条件；同时，本人认为，那种拒不实现人民自决权的非民主政权，不应享受主权待遇，因为根据主权在民原则，主权应属于拥有自决权利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个独裁者。但本人同时认为，什么都不及人道主义原则重要，当某项原则与人道主义准则发生冲突时，应当无条件遵循人道主义准则。当民族自决权的实现有可能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时，就必须坚决反对之。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伍得渥德(Susan Woodward)则认为，通过全民投票公决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自决方式，在一个多民族交叉居住国家内，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这是因为，只有把 “不可靠的人口”强迫转移出去，才能确保全民投票公决投出“独立”的结果〔35〕。前南斯拉夫地区数十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相互混居，又受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影响，导致其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片面地宣扬民族自决权观念，就是把各民族往“种族清洗”的火坑里推。以波斯尼亚为例：在1991年战争爆发前，在这个只有5.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里，三大民族分别聚居在5个穆斯林聚居区、6个塞尔维亚聚居区、4个克罗地亚聚居区，各个聚居区又被7个民族混居区阻隔，大聚居区、混居区内又套着小聚居村镇、混居村镇……各区互不相连，界限犬牙交错，而每个“聚居区”只意味着该民族人口超过50％而不是清一色该民族居民；而混居区则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不具备优势。战争爆发后，各方都拼命地争夺混居区，以把本族聚居区连成一体，“纯洁”本民族聚居区人口，出现“种族清洗”就不足为怪了。经过三年的残酷战争，各民族控制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种族纯洁”。虽然这个国家目前暂时处于和平状态，但各民族之间积累下的仇恨却是很难消弭的——虽同处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国家，但各个民族之间几乎从不往来、貌合神离：穆斯林仍旧做着“单一制国家”的迷梦，而塞族人和克族人则分别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为各自的祖国。
分裂主义者的冒险，使得波斯尼亚各族人民从和平共处走向血腥战争；而西方大国的干涉，又使这里从血腥战争走向“表面和平”。但是，这种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和平能够维持多久？民族仇恨能够因此而消弭吗？塞尔维亚人是这场混战最大的输家——在克罗地亚境内，几乎全部塞族人都因“种族清洗”而失去了家园；在科索沃，塞族人同样被“清洗”到了北部靠塞尔维亚的一角而且继续被骚扰和排挤，被彻底清洗出去只是个时间问题；在波黑，塞族的斯普斯卡共和国只获得了 49％的“实际控制区”（战前塞族聚居区面积占波黑领土面积51％），而且塞族控制区被分成东西两部分，中间仅靠一个仅为几公里宽的狭长走廊连接，一旦再度爆发战争，塞族人非常容易被分割成互不连接的两个部分。尤其是，塞族人控制区是波黑境内最落后、自然条件最差的农牧业区，几乎所有富饶的地区和大工业城市都落到穆克联邦手里，包括首都萨拉热窝。战前，萨拉热窝塞族人口占城市的四分之一，整个城市中多种族混合的家庭比例高达50％。而1996年代顿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穆斯林欢天喜地，从四面八方回到萨拉热窝，但原来祖祖辈辈居住在萨拉热窝的塞族人则背井离乡。因为仇恨，他们不仅举家迁走，而且把亲人的棺材都挖出来带走。在萨拉热窝市移交给穆克联邦的前一天（1996年3月18日），整个城市火光冲天，那是即将离去的塞族人焚烧自己的住房，其规模之大，导致消防队员根本来不及救火。塞族人说，我们要走了，但留给穆斯林的将是一座死城——这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仇恨！谁能保证，这种血海深仇不会为下一次大屠杀埋下种子？原本有8万塞族人的萨拉热窝，现在只剩下1万塞尔维亚人〔38〕。而且，即使是这1万塞尔维亚人，也生活在种族隔离状态下：孩子们在不同的学校上学，生活在不同的社区，接受各自种族的警察保护〔39〕。至今，萨拉热窝城北和城西分别有一个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人的长途汽车站，让人不禁想起过去奉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南非〔40〕。
也许我在我的文章中给予了塞尔维亚人过多的同情，可能会让一些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我认为正义是属于塞尔维亚，属于米洛舍维奇的。不，不是这样。发生在巴尔干的这场血腥混战，是很难确定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这不是一场界限清晰的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战争，而是发生于各个民族之间的仇杀。民族战争会使原本善良的人们相互残杀，变得恐怖残忍。各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捍卫自己的家园、文化、宗教信仰和生命，因而，当克罗地亚人、波黑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想要分离出去时，他们受到了不想分裂国家的塞尔维亚人的仇视；但当塞尔维亚人想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独立出去时，他们又受到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仇视。各方均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敌，都认为必须把对方赶尽杀绝才能保全自己。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海牙国际法庭判处的第一名战犯——德拉任·埃尔戴莫维奇（被判处5年监禁）的遭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种战争是怎样把善良的人们变成魔鬼、驱使他们互相残杀的。德拉任·埃尔戴莫维奇出生于1971年，克罗地亚族人，系波黑塞族军队第10破坏支队战士。1995年7月16日，埃尔戴莫维奇所在的第10破坏支队在塞族军队攻占斯雷布雷尼察之后，参与了对穆斯林的屠杀犯罪，在斯雷布雷尼察郊外的辟利察集体农场枪杀了1200名17～60岁的穆斯林男人，埃尔戴莫维奇本人则亲手杀死了70～100人。据出庭的多名证人证明，埃尔戴莫维奇是一个善良和气，容易与人相处的年轻人，作为克罗地亚族人的他没有任何种族观念，娶了一位塞尔维亚族姑娘做妻子。战前，埃尔戴莫维奇在南斯拉夫人民军中服役，与来自各民族——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族的战友们一直相处到1992年3月。波黑内战爆发后，他先是接到波黑政府（穆斯林）的征兵通知，被征召参加（穆斯林）政府军，但他不愿意打仗，于1992年11月离开了穆斯林政府军回到克族的居住地。但是，他马上又接到克族国防委员会的征兵通知。在克族武装服役期间，埃尔戴莫维奇遇到了一家从图兹拉通过克族控制区逃往塞族控制区的塞族妇孺，出于怜悯他帮助她们逃走了，因此他被克族国防委员会战士逮捕和殴打，并为此坐牢。1993年11月，出于求生的本能埃尔戴莫维奇逃出了克族军队来到塞族控制区，试图找一个熟人求他帮忙弄到全家去瑞士的证明，但是他找了五个月都未能找到此人。为了挣钱养活妻子和孩子，埃尔戴莫维奇参加了塞族军队，被任命为第10破坏支队的基层指挥员（第10破坏支队里有一些非塞族战士，克族人，斯洛文尼亚人和穆斯林都有）。在塞族军队期间，他曾制止过战友对克族平民的杀戮（由幸存者证明）。后来，埃尔戴莫维奇因为拒绝一项被他判断为可能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任务而被免职降为战士。占领斯雷布雷尼察后，他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杀害穆斯林俘虏，起初埃尔戴莫维奇曾予以拒绝，但上级对他说，如果你同情他们，那么你就和他们躺在一起被杀。埃尔戴莫维奇无奈中只得执行了屠杀的命令，其中他又曾经试图挽救一个老人，因为这人自称曾在斯雷布雷尼察保护过塞族人，但上级以“不想留下任何证人”为由拒绝了他。在辟利察集体农场屠杀穆斯林俘虏后，埃尔戴莫维奇和其他几名第10破坏支队战友拒绝了上级指派的新的屠杀任务，为此他遭到枪击，并身负重伤离开了战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发生后，埃尔戴莫维奇一直遭受着良心的谴责，于1996年2月主动与美国ABC电视台记者联系，坦白了自己的杀人经历，并表示愿意到海牙法庭投案自首；1996年3月，埃尔戴莫维奇被南斯拉夫联盟警方移交给海牙法庭。在法庭上，埃尔戴莫维奇解释自己被迫卷入那场屠杀及他失败的反抗时痛哭流涕地说： “我不可怜我自己，我只是可怜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儿子，他当时才9个月。” 〔65〕埃尔戴莫维奇的遭遇，是一个善良的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场仇杀的典型，他无数次试图反抗与逃避，但终归无济于事。
在前南斯拉夫内战中，各方都做出了令人发指的反人道罪行。我赋予了同情的塞尔维亚人，也并非祭坛上纯洁的羔羊，在迫害其他民族的无辜平民时丝毫没有恻隐之心。海牙法庭缉拿的另一个塞族战犯、苏西卡集中营的看守尼科利奇，许多穆斯林证人谈到他和他们原来都是和睦相处的邻居、朋友、同事，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他曾命令两个年轻人毒打一位被囚者，当他发现那人未被打死时，就举枪将其击毙；另一位被囚者被毒打后面目全非，眼球悬挂在眼眶外；一名被囚者的颅骨被完全打碎，以至于埋尸首的人不得不把打碎的头骨一块块地捡到帽子里〔65〕……当我读到塞族战犯对其他民族的人们所施与的这些可怕暴行的文字时，我同样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人如果无视那些死于屠杀的累累白骨，都是不可理喻的。毫无疑问，任何对无辜者的肆意屠杀行为都不可被饶恕，一切刽子手都必须受到严惩！我只是认为：在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首先挑起事端的情况下，塞尔维亚人有权捍卫自己的利益；但西方大国对南斯拉夫事件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使得塞尔维亚人的正当权利被漠视和践踏了，因此所激起的仇恨与报复，无疑是引发这场惨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西方大国，则通过对塞尔维亚人和米洛舍维奇的反复妖魔化，试图推卸自己的罪责。必须牢记住的事实就是：一个统一的、和平的南斯拉夫，曾被欧洲人看作“旅游者的天堂乐土”；而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人民，一个分裂的、战乱的南斯拉夫，却成为互相仇杀的人间地狱。
现代生物学早已证明，现存的人类基因中，99.9％是完全一致的，差别只在剩余的0.1％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民族与种族的差异，肤色相貌的差异，仅仅在一万年以前才因居住地域的不同有所区别。同一个民族的两个人，他们之间基因的差异，甚至有可能比居住在几万公里之外的另一个肤色的人的差异更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夸大民族之间的差别，强调民族的所谓特性，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我们对自己饲养的宠物都可以倾注无限爱心，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却心怀仇恨？“民族自决权”仅仅是一个概念，假如它能够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支持。但是，民族分裂主义驱使和平百姓，为这个所谓“民族自决权”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厮杀，那就是极不道德的。尽管我们承袭了历史的遗产，被一些诸如国家、民族、宗教信仰之类的概念分成这样那样的不同群体，而且暂时还不能完全突破它，但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大同与团结，而不是分裂、对立和仇恨。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逢美必反”的愤青，但我从来也不是唯美国是从的“唯美主义者”。虽然我支持美国消灭塔利班匪徒，也不反对美国摧毁萨达姆政权〔54〕，甚至，我还希望美国人尽快把内贾德这个疯子送上天堂，乐见美国把金正日政权化为齑粉；但我不认为西方对南斯拉夫的干涉是公道的。尽管我承认，西方大国不公道的干涉确实阻止了进一步的屠杀，但是这是以单方面牺牲塞尔维亚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换来的。美国人，整个西方，在对待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的问题上极其不厚道，极不公正，这是大国强权对一个弱小民族权利的粗暴践踏！西方大国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表现出的，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它们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独立时鼓吹的是“民族自决权”理论，到了克罗地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塞族要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时候，它们马上闭口不提“民族自决权”，转而鼓吹“战后形成的边界不可更改”；而当采用武力压制了波黑塞族，清洗了克罗地亚塞族以后，它们居然又立即抛弃了“战后形成的边界不可更改”原则，对科索沃再次重弹“民族自决权”的老调！真可谓红口白牙，浑身是嘴，面目极为可憎。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鼓吹“民族自决权”的西方大国，对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一视同仁，承认他们也有“民族自决权”，并划定一个公允的民族边界，让所有塞尔维亚人通过投票决定自己的前途，还会出现波黑战争吗？不会，因为塞尔维亚人的要求就是如此。如果西方大国把“科索沃解放军”这样的匪徒的援助切断，逼迫其停止屠杀和迫害科索沃境内塞族人的暴行，还会出现科索沃战争吗？也不会，因为这就是米洛舍维奇的初衷。
本人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从不承认种族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认为民族有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本人在生活中也从未与穆斯林发生过任何冲突。我愿意相信，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有着朴素的是非观念，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而且，穆斯林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与进步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代围绕着全世界伊斯兰教的边界，在我国边疆，甚至内地穆斯林聚居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频繁发生的暴力冲突让我感觉到：肯定是有些地方出了问题。本人之所以对此问题进行思考，不是为了粗陋地贬低一个具有十多亿信徒和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宗教，而是为了寻求与之共存的方式。当然，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难题，以我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完全是无法胜任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尚不成熟的思考。这种观点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我想我有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认为任何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并非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只要觉得它存在问题，就应当允许人们指出、怀疑，甚至批评。真理应该接受质疑，只有经不起检验的歪理邪说才会心虚到害怕别人质疑。
我认为，导致穆斯林国家变得好斗的原因，不仅要从巴以冲突这样的外部原因去寻找，而且更主要地，是从伊斯兰国家内部原因去寻找。首先是伊斯兰教义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产生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伊斯兰基本教义，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奉行的主要准则，尽管基督教与佛教的历史更为久远，但基督教经历了宗教改革，它不合时宜的地方已经被弱化，成为一种单纯地调节人们内心的道德规范，而不是建立社会制度的唯一准则；而佛教，则把“非暴力”原则作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更少带有攻击性。穆斯林自己应当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穆斯林与其他各文明、各宗教之间冲突不断？这其中穆斯林本身要负大部分责任，尽管其他文明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同样是在东南亚，华人在信奉佛教的泰国和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都受到平等对待，泰国总理他信、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都具有华人血统——并非华人受到平等对待意味着一定要当政治家，但当上政治家起码证明，当地的人们对所有种族都一视同仁。而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伊斯兰国家，华人却遭受着明目张胆的歧视，一有风吹草动，华人总是被当作掠夺、侮辱和屠戮的对象。对华人的歧视，并不是个体的、偶发的行为，而是被这些国家当作一项既定国策来实行。伊斯兰世界传达给世界的信息，不是有哪项造福人类的发明创新，而是对英国作家的追杀敕令〔59〕，对直言记者的死亡威胁〔60〕，对文明古迹的摧残毁灭〔61〕，对天真儿童的冷血杀戮〔62〕，对妇女人质的斩首录象，对无辜平民的恐怖爆炸，对外国游客的疯狂扫射，对一幅漫画的歇斯底里，对容纳他们的国家的恩将仇报，对外国居民的骚扰恫吓；以及家族内部的“荣誉谋杀”〔50〕，教派之间的你死我活，对改变信仰者的死刑判决〔63〕…… 愚昧，落后，狭隘，残忍，破坏，杀戮，几乎构成了人们从伊斯兰世界得到的全部信息，种种行为早已突破了现代文明法则所能容忍的底线，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能够驱使伊泽特贝戈维奇说出“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这样的话来，也证明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非和平性。其次，穆斯林国家普遍处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沙漠或热带雨林地带，而伊斯兰教传统的生育观念导致高出生率，现代医学成果的普遍使用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过快的人口繁殖造成了人与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由此产生的贫困与贫富对立为暴力提供了土壤。当穆斯林因贫困而向发达国家移民时，这种暴力思想又被带到其他国家扩散开来。第三，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圣城所在的沙特阿拉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主义瓦哈比教派盛行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基本上还处于封建制度和部落制度下，社会形态非常落后。由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石油资源就集中在海湾地区，石油财富为瓦哈比教派理念的输出提供了资金保障，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四处捐款修建清真寺和开办宗教学校，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流向哪里，哪里的穆斯林就变得好斗。而每年到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又有不少人带回了这种思想。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利用贫苦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输出极端主义，以转嫁因贫富对立而产生的阶级矛盾，继续维护他们挥金如土的寄生虫生活方式。他们既宣扬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但又过着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对贫困的穆斯林的苦难无动于衷。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必须寻找、制造一些替罪羊来转嫁人们的仇恨，因此他们刻意夸大巴以冲突的影响，极力培植对其它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仇恨，以转移人民的斗争目标。他们在很多贫穷的伊斯兰国家，例如巴基斯坦，苏丹，苏联中亚国家等地，开设了大量宗教学校（也被称为“马德拉斯”），或者名为“慈善”，实为圣战训练营的“慈善机构”，专门教唆入学的青少年仇恨西方，以及仇恨一切非穆斯林国家。以各种邪恶残暴行为闻名于世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及本· 拉登的“基地”组织中，就有很多成员来自这种“仇恨学校” 〔42〕。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是沙特阿拉伯王室政权的支持者。直到“911”以后，美国才开始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可疑的盟友”产生了怀疑。第四，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改革的普遍挫折，使得人们对现代化和西方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尽管土耳其的现代化、世俗化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却遭受了挫折。这主要地是由于伊斯兰世界普遍实行的独裁制度，因为独裁本身就意味着利益难以公平分配，各项政策不能得到多数人民的认同（因为独裁者认为不必征得人民的认同），由此将引发两个不良后果：一是现代化改革中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堕落；二是人们对一些无法接受的政策产生厌恶情绪，进而扩展到对整个现代化政策的敌视。以伊朗为例：在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下，伊朗的现代化获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封建政权本身的腐朽，导致贫富分化、腐败以及道德的堕落。为此，在霍梅尼的号召下，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孔雀王朝就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由于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努力受到西方大力支持，伊斯兰革命在埋葬巴列维王朝的同时，也埋葬了现代化和西方思想。其实，不止是独裁的伊斯兰世界，即便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因权威制度下强制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裂，以及人民对“改革”的普遍怀疑、厌恶和抵触，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面否定改革的思潮。第五，伊斯兰在历史上的辉煌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明显已经落后的情况下，一部分自尊心遭到挫折的穆斯林，把自己的自尊心寄托于对撒拉丁时代和阿拔斯王朝的辉煌的怀念，进而把自己的落伍归咎于“纯净的伊斯兰精神”被西方文明“污染了”，认为只有全面回归“最纯粹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才能重铸伊斯兰的辉煌。这种心态并不罕见，在100年前，中国人面对先进的西方的渗透及威胁，一部分人主张走西方式的强国道路，但另一部分人反而激起了对西方的全面排斥，并爆发了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表现相当接近的义和团运动。一个不可忽视的规律是：几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国家，自身的文明和传统没有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反而成了现代化道路上的羁绊。
文明之间冲突的实质，并非各个文明天生地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文明程度的不同。每一种文明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儒家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与灿烂，也都有过衰落和低迷。每一种文明都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但同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不足和局限。在几千年的演化中，有一些文明被历史的长河湮没了，有一些文明则被其他文明消灭了——这不是人类的胜利，而是人类的损失。人类应该加强互相交流与合作，从不同的文明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任何自封为“绝对真理”、想独霸天下的想法，都只会引来战争与仇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我们实在是见到了太多的血泊，仅仅在二十世纪，就有几亿人死于自己的同类之手。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文明的倒退，经济的凋敝，以及人们的痛苦。经历了这么多以后，难道我们就注定没有一丝长进吗？宽容使人进步，狭隘使人落后。无论中国历史上的隋唐盛世，还是伊斯兰历史上的撒拉丁时代、阿拔斯王朝，抑或现今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西方文明，它们的兴盛并非源自狭隘封闭的意识，而是源自宽容开放的心态。人的创造力来自于自由的思想，而不是单一的思想。作为一种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古老文明，伊斯兰世界应该以更加友善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博得世界友善的目光；只有自觉地敞开胸怀，与其他文明建立起一道沟通的桥梁，才会赢得世界的宽容与尊重，实现真正的“伊斯兰复兴”。如果按照原教旨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不是在当今现存世界的规则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是拒绝所有那些规则”〔53〕，“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鼓吹暴力以追求一个“百分之百，纯而又纯”的伊斯兰世界，那么，这种故步自封的心态只会导致伊斯兰文明的进一步衰落、孤立，最终自取灭亡。
我并不想质疑设立海牙战犯法庭的必要性，更不是鼓励战争中发生的屠杀行为。恰恰相反，是残酷的杀戮让我感到极度震惊、悲痛、愤怒和压抑，才使得我去努力追寻真相和根源，并对这一切暴行的始作俑者——民族分裂主义及原教旨主义切齿痛恨。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一个和平分手的模式，但遗憾的是，现在一般的民族分裂主义走不了那条道路，而是更多地走南斯拉夫道路。再完美无缺的特例也无法代表全部，再妙不可言的幻想也代替不了现实，民族分裂主义与种族屠杀几乎成了孪生子，这是铁的事实所证明的，也是我激烈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主要原因。我惋惜每一个战争的受害者，无论他是属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还是穆斯林人。我们这些有幸没有成为种族清洗牺牲品的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对遇难者的尸骨发出丝毫无济于事的哀鸣，甚至也不仅仅是干预已经发生的屠杀，更重要的是，要预防一切可能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和平有利于人民，还是战争与仇杀有利于人民，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可以分清楚。如果一个国家内不存在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那么一个民族独立与否，对民族内的老百姓来说没有太大区别，生活还是要那么过；但对少数分裂主义政客、野心家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当 “总统”、“总理”、“部长”，可以飞黄腾达，因此挑唆民族分离情绪永远是这些人的首要选择。任何人无权拿着人民的生命去冒险，无论他有什么借口，什么托词，多么受某些团体的拥护，他都没有这个权力。海牙法庭屈从于西方大国意志，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指控把米洛舍维奇作为首要惩治对象，却让真正的元凶图季曼和伊泽特贝戈维奇逃脱法网颐享天年，这显然有失自己的公正形象：不仅造成迟迟无法判罪的尴尬，而一个未被定罪的人被长期羁押并死亡，也给海牙法庭的声望带来了沉重打击〔36〕，特别是这种死亡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下〔37〕。
今天，我已不想再为米洛舍维奇辩护，尽管五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历史将证明你无罪——为米洛舍维奇辩护》，但今天回头再看，那时掌握的资讯确实有限，某些观点不但情绪化和片面化，而且还带有明显的“教科书思维”。米洛舍维奇对民主原则的破坏，选举中的舞弊行为确实令人不齿。米洛舍维奇是个思维落后于时代的人，他不懂得遵守现行的某些游戏规则；而且，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领袖，他缺乏与强者周旋的必要智慧，又不愿意委曲求全，而是以刚碰刚，结果是既未捍卫住自己民族的利益，又引来列强的空袭给民族带来了惨重损失，这大概是2000年选举中塞尔维亚人抛弃他的原因之一。正如一位选民在2000年大选前对俄罗斯人权研究所所长、南斯拉夫大选国际观察员谢尔盖·戈洛托夫所说的那样：“我赞成米洛舍维奇，我信任他，但选上他后，我们又会生活在导弹、炸弹的袭击里。” 〔64〕米洛舍维奇想成为第二个铁托，想靠坚强的意志维护住南部斯拉夫人的团结，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面对今日世界的形势，即便是铁托本人复生也是无力回天的。根据海牙法庭所展示的证据来看，米洛舍维奇确实对这场战争中的某些暴行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不是审判者，我无权宣布他有罪或者无罪，这是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们的权力，而不是我的权力。我只是想提供一个经过自己思考的观点，想代替已经不能再发出声音的米洛舍维奇问一问，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领袖，在强敌环伺、大国不公、自己的同胞惨遭杀戮的情况下，他应该怎样选择才是正确的？是否应该像大清国那样，把国土连同人民一起拱手相让？是否应该像某国对待印尼排华事件那样，发表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然后再袖手旁观？毫无疑问，我是同情米洛舍维奇的，但这种同情，并非来自于我对米洛舍维奇本人的爱戴或崇拜，而是对西方大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痛恨以及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疯狂扩张的厌恶。我记得米洛舍维奇在1999年3月，北约最后通牒下达时曾说过的一句话：“科索沃比我的脑袋还重要……科索沃自动独立，我担不起这种历史责任！你们实在要打，那就来吧！”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
作为一名倾向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公民，我一直向往民主和自由。但是，假如有什么人，非要把“民主”和“分裂祖国”捆绑在一起强行塞给我们（就如同有些人非要把“专制”和“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塞给我们一样），想把我的祖国弄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我不但要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而且一定要与之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不敢自封是一名“爱国者”，但我永远不会做卖国贼。我们向往的是民主和自由，而不是民族分裂主义的肮脏私货；正如我们向往的是人人平等、彼此友爱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专制独裁的可耻赝品一样。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尽管意识形态对立，台湾和大陆的绝大部分民众和领袖，却都有着“一个中国”的强烈认同感。1974年，当中国大陆与南越政权因西沙领土归属发生冲突时，正是这种认同感，使得与共产党对峙了几十年的蒋介石说出“西沙战事要紧”这句话，为大陆海军调集舰队赶赴战场开了绿灯。而今，李登辉、陈水扁等人在挑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民进党政权不但煽动“去中国化”，拒绝大陆方面所表达出的一切善意，甚至阻挠两岸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连大陆人民赠予台湾民众的大熊猫都因为政治原因而无法来台。种种迹象表明：陈水扁的民进党政权已经成为非理性的、失去认同感的分裂主义分子，他们对破坏民族认同感的热衷，已经不亚于当年的图季曼、伊泽特贝戈维奇表现。而台湾的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感也由压倒优势变为旗鼓相当。这造成了台湾社会的分裂与对峙，而统独力量的此消彼长，必定会决定两岸是战争还是和平——毕竟，在大陆人民中绝大多数都认同台湾这块领土无可争辩地属于中国。当然，造成台湾居民认同感减弱不仅有台独分子煽动的原因，大陆对台湾一贯奉行的恐吓与压制政策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拒绝了台湾方面提出的、可能以联邦或邦联方式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府”倡议，贻误了统一的大好时机。但是，当失去理性的独立分子控制了多数台湾人的情绪而走向独立时，将带给大陆领导人一个两难选择：是允许它独立出去，自己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还是进行一场战争，博得“维护祖国统一”的赞誉。所以，台独分子目前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玩火，考虑到大陆与台湾悬殊的实力以及大陆拥有核武器这一客观事实，台独分子的纵火行为只能是引火自焚——但是，这其中必定使两岸人民均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如同俄罗斯与车臣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一样。不过，台湾与车臣有所不同的是：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从未能够染指过台湾，因此要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就必须尊重台湾的特殊地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谁先采取挑衅行为，破坏两岸和平对峙的现状和和平统一的可能，谁就是挑动两岸人民骨肉相残的罪人。
而西藏和新疆（包括青海的少数民族区域）的形势与台湾又有所不同：那里的藏族和维族居民，他们信奉完全不同的宗教，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书写完全不同的文字，因而对“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缺乏认同感——这也是若干年以来“藏独”和“疆独”势力始终没有消失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新疆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的两千多年以来，大部分时间位于中国的版图之内，只有几次间断（中国统治新疆—西域的历史，比伊斯兰教创建的历史还要古老800年）；而西藏则自元代以来一直被看作中国的领土。这样，尽管当地居民认同感并不强烈，但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却对这两块领土具有强烈的认同感，特别是在中国认识到自己资源贫乏的事实以后，这两块地广人稀的领土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因此，新疆和西藏的独立分子的任何分裂企图，都会导致压制——即便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为衰落的100年里，中国都不曾失去对这两个地方的控制，更何况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区域可以高枕无忧。有人曾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占90％的数据来试图证明，分裂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并不严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族人口的优势，虽然不至于使中国出现类似南斯拉夫那种“雪崩”式的崩溃，但应该看到，汉族人口的绝大部分分布在漠河（黑龙江）—腾冲（云南）一线以东。这一界线把中国版图分为面积几乎相等的两部分，但以东的半个中国居住着96％的人口，以西一半则只居住了4％。这一人口分布态势表明，在这条界线以西，汉族人口并不占据优势。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向边疆移民工作的停滞，以及实行只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据一些学者统计，目前在中国，新出生的婴儿中40％属于少数民族，这导致了汉族人口占比从1984年的93％降低到目前的90％，而且还在进一步降低。况且，主体民族占据人口的压倒优势，也无法排除分裂主义的威胁。在俄罗斯联邦，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占人口的80％以上，但车臣仍旧成为“俄罗斯流血的伤口”。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任何形势的民族分裂主义，防范于未然。为此，我国政府应该摒弃民族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对包括移民、计划生育、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定与划分等一系列政策进行反思，以杜绝民族分裂主义任何可能的威胁。须知，民族分裂主义这个怪物一旦降临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的人权必须一样得到尊重，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尊重各民族分布的现状；如果要改变它，必须奉行非暴力原则。人权绝对高于主权，但人道主义高于民族自决权。争取人权和民族分裂主义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分裂了以后的民族国家照样可以演变为践踏人权的独裁政体，维护统一也可以成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我支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但我反对故意制造民族界限、民族区别，削弱认同感的任何主张和行为。对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言，他们的抉择往往不是理性的；对于一些野心家来说，当上货真价实的“总统”总比当个主权国家内的自治区（或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感觉更好。因此，总会有人去冒险，去挑唆民族分裂和对立，夸大民族差别，破坏认同感。只要有冒险家们存在，只要民族差别没有完全弥和，国家就存在分裂的危险。而对中国这个至今并没有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来说，不可避免的民主转型必将伴随着一定的动荡和不稳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分裂势力暗潮涌动的国家，我们必须从南斯拉夫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发生国家分裂、各民族之间互相仇杀的人间惨剧。如果民主主义者不跟民族分裂主义者划清界限，结果要么是被野心家们利用，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要么导致民主改革被民族分离主义喧宾夺主，进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造成专制主义回潮。这两种情况，我都不愿意见到。
而令我悲哀的是，当今中国许多“民主派”和当年为苏联解体推波助澜的俄罗斯“民主派”一样，跟着西方大国双重标准的指挥棒后面走，而看不到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纵容会导致怎样的恶果。他们从对民主主义和人权思想的狭隘理解出发，不顾实际、不顾国情地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吹嘘片面的“民族自决权”，漠视群众的民族情感，嘲笑爱国主义，不但给自己戴上了汉奸和洋奴桂冠，而且也遭到了人们的唾弃，让很多本来对民主不持反感的群众，疏远了民主阵营。即使不从民族大义、民族情感考虑问题，仅仅从保证民主进程的不可逆转这一技术上考虑，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方式也真是愚蠢到家了，完全是政治自杀，平白给专制主义鼓吹者们主动送去政治厚礼。毫无疑问，人权是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反对国家分裂，就是维护人权的一种形式；挑唆分裂，引起各民族之间的仇杀，战争，被迫迁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权呢？不认清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不与民族分裂主义划清界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早晚要被毁掉，南斯拉夫曾经发生的事情，未必不会在我国重演。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不可能通过分裂国家、满足西方的要求获得他们的赏赐以跻身正常国家行列，我们只有走自己的民主、独立、统一的道路，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才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当初，俄罗斯的弱智民主派们曾幻想全面投靠西方获得援助发展经济达到富裕，但是一旦国家落入灾难，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变成了袖手旁观；而且他们还在一步步挤压和肢解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还分裂得不够小，不够穷。现在，虽然普京总统在挣扎着重整河山，但失去的已经很难再夺回了。前车覆，后车鉴，谁要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继续跟在西方屁股后面抬轿子，要么他没有良心，要么他没有头脑。普京总统并不是苏联体制的维护者，他在苏联解体前后是个标准的“民主派”，尽管那时他只是一个小角色，不承担苏联解体的罪责。但苏联解体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使得他最终醒悟了，才说出“苏联的解体是最大的世纪性地缘政治灾难。它导致数千万同胞流落海外，是俄罗斯人民的真正悲剧” 〔43〕这样发自肺腑的感慨。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无疑是个可悲的人物。他不仅是西方政客的眼中钉，而且还成了南斯拉夫卖国贼们出卖的对象。对米洛舍维奇的缉拿与押送，简直就是一场肮脏的、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龌龊买卖。七百年前在苏格兰发生的那一幕，2001年在塞尔维亚重现：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个塞尔维亚的威廉·华莱士，被佐兰·金吉奇，这个塞尔维亚的约翰·曼提斯所出卖。和华莱士一样，米洛舍维奇受到了审判，而且同样被宣传成为一个残忍、罪恶、滥杀无辜的十恶不赦歹徒形象——当年英格兰的统治者就是这样向大众塑造了威廉·华莱士的形象。公元1304年8月23日，在威廉·华莱士服刑的时候，对华莱士种种骇人听闻的 “暴行”义愤填膺的人们，不断向他吐口水，抛掷腐臭的垃圾，并且高呼“绞死凶手”……被自己人抛弃，被自己人出卖，死在屈辱的囚禁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痛？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是一名斗士，尽管他勇猛刚毅、顽强不屈，尽管他的那些敌人，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军”、法西斯讨伐队波黑穆斯林武装、乌斯塔沙式的克罗地亚军队都曾被他的铁拳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尽管他的雄辩让海牙法庭被迫一次次推迟判决，至今没有定下他的任何罪名，但他终究敌不过不公平的规则、吹黑哨的裁判、帝国主义的干涉、石油大亨们的金钱，以及来自自己国家内部见利忘义的卖国贼们的联手谋害。米洛舍维奇倒下了，他的倒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以强者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捍卫国家利益时只能寸步不让，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一寸不能出卖，对煽动民族分裂、民族仇恨的野心家只能严厉惩处，对靠暴力谋求分裂国家的恐怖分子只能斩草除根，否则，就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要让那些挑起民族矛盾、煽动民族仇恨的野心家得到一个永志不忘、刻骨铭心的教训：某些底线一旦逾越，就一定会引来惩罚的雷电，就一定会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今，“巴尔干的伊朗”——波斯尼亚早已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44〕，无数“基地”组织成员在此休整和受训，然后奔赴世界各个角落，伺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发动屠杀。科索沃也已经成为黑手党犯罪、各国变态的嫖客们的天堂，因为在这里有着大量从东欧各国贩卖来的性奴隶〔45〕，供这些变态者强奸、鞭打、肆意折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文明，只有野蛮、残酷和野兽的本能。当年出卖米洛舍维奇给海牙法院的佐兰·金吉奇比米洛舍维奇死得更早，不知他弥留之际是否意识到这是上帝对犹大的惩罚？西方大国试图通过牺牲塞尔维亚的利益讨好穆斯林世界，但是很遗憾，它们并没有达到目的。好战的穆斯林激进分子用 “9·11”事件报答美国人干涉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恩情。当然，圣战者们已经不去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作战了，那里已经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来到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向他们曾经的恩人和救星开战；他们甚至来到马德里、伦敦和纽约，一次次地用他们独特的答谢方式——恐怖主义和滥杀无辜向西方大国表示感激。那些对西方援助寄予希望的塞尔维亚百姓生活依旧艰难，因为西方大国们得到了米洛舍维奇之后，就不记得自己当初的许诺了……
愿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不屈的灵魂得以安息，我想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不是无罪的宣判，而是一个公道的、贴近真相的判决。尽管我知道，即使是这一点，在目前这个不公道的世界里，也不过是一个无法奢望的梦想……
雅可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修改于二○○六年三月十三～四月三日
【补记】
2006年3月18日，在霏霏细雨中，十多万塞尔维亚民众手持鲜花走上街头，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送行。尽管早已沦为西方走卒的塞-黑官方拒绝为这位殉国的前领导人举行国葬，但成千上万的人民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这位塞尔维亚赤子的热爱和怀念。通往墓地的道路被鲜花铺满，簇拥着灵车的人们热泪横流，少年儿童在墓前庄严宣誓……塞尔维亚人民并没有抛弃他们忠实的儿子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更没有出卖他。米洛舍维奇在海牙没有等来的公道，由成千上万的人民给予了他。这位为了捍卫塞尔维亚利益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勇士，终于可以长眠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安息……在前来吊唁的外国来宾当中，除了传统的友人之外，还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他在米洛舍维奇的葬礼上发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讲话：“历史将会证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是正确的。”
【附注及引文】
〔1〕苏联解体后，各新独立国家在宪法中均规定了当地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废除俄语作为交际语言的地位（哈萨克斯坦除外），迫使俄罗斯人学习当地民族语言，造成俄罗斯人家庭在子女上学、就业求职、职务晋升等方面遇到很多麻烦。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还从立法上规定凡外来民族必须通晓该国国语方可加入该国国籍，成为合法公民，使俄罗斯人蒙受歧视；许多俄罗斯人被从这些国家的科研和技术部门、政府管理部门排挤出来，不准许他们继续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有些国家还规定俄罗斯人不能代表国家出去履行公务或出席国际会议。各新独立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很多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状况，不少俄罗斯人被裁减下来或无事可做，收入急剧减少，生活陷入困境。新独立的国家对俄罗斯人的普遍歧视造成了境外俄罗斯人大批迁回俄罗斯，其中，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家迁回的人最多。由于当时俄罗斯本身经济困难，这些人大多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许多人居住和生活条件很差，甚至还有人流流浪在街头，成为一大批难民。（参见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陈联璧文章：《俄罗斯民族关系研究》）
〔2〕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离婚”应当算作90年代民族分裂主义膨胀时的一个例外。我们可以发现，捷克民族与斯洛伐克民族均属于西部斯拉夫人分支，宗教信仰多为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差别非常小。与捷克－斯洛伐克“文明离婚”相近似的，还有20世纪初期挪威－瑞典的分离，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独立，均在比较平静的气氛中进行。而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克里米亚要求回归俄罗斯而引起的争端，也得以友好地解决。
〔3〕美联社波黑特雷贝维京山1996年3月28日电。
〔4〕《“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的前前后后》，光明日报网站，2005年6月24日，http://www.gmw.cn/01gmrb/2005-06/24/content_256955.htm
〔5〕《我所亲历的车臣战争》〔俄〕根纳季·特罗舍夫著，王尊贤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
〔6〕尽管俄罗斯官方把马斯哈多夫定位为与巴萨耶夫一样的“恐怖分子”，但我始终不认同这种说法。马斯哈多夫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起初并不赞同苏联的分裂和各共和国的独立，但是当时的形势，尤其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大俄罗斯主义对苏联的瓦解，对各共和国独立的怂恿，使得他做出了选择。为了瓦解苏联中央的权威，叶利钦曾经对各共和国夸下海口：“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吧！”车臣不过是响应了叶利钦的号召，只是他们想拿走100％的主权，而不是叶利钦允许的那个比例。可谁知叶利钦只同意分裂苏联，却不愿意分裂俄罗斯，车臣人就过了红线。战争开始后，马斯哈多夫的表现也与一般的恐怖分子明显不同：尽管他是车臣军队的总参谋长，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与莫斯科的接触，而且在每次会谈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和平意愿。尽管马斯哈多夫当选总统后没有制止住车臣境内极端分子势力的膨胀以及针对俄罗斯的犯罪行为和恐怖主义，但考虑到车臣地区落后的社会结构——以“泰普”，即家族和氏族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分配——使得任何一个车臣领导人都只能是弱势领导人，即便是以“强人”著称的杜达耶夫，也始终未能控制住车臣全境。因此，更为软弱的马斯哈多夫能够指挥得动的力量并不大，他本人也曾经多次险遭极端分子的暗算。因此，车臣境内发生的诸多恐怖事件，并不能完全由马斯哈多夫负责；马斯哈多夫的独立倾向，更多地不是由于他自己，而是处于一种被推着走的被动境地。2005年3月8日，马斯哈多夫在俄军的追捕中被杀，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难过。
〔7〕在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的过程中，各地迅速泛起了民族独立和民族分离运动。1990年8月30日，鞑靼斯坦最高苏维埃第一个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鞑靼斯坦为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共和国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接着，1991年4月18日鞑靼斯坦最高苏维埃又修改共和国基本法，试图以立法形式巩固其主权地位。1992年3月21日，举行了关于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国家地位”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81.6％的共和国选民参加投票，其中61.4％的人赞成鞑靼斯坦共和国为“主权国家”。同年11月6日，鞑靼斯坦共和国议会不顾联邦中央的反对，执意通过共和国新宪法，宣布鞑靼斯坦共和国为“主权国家”和“国际法的主体”。此后，鞑靼斯坦拒绝签订俄罗斯联邦条约，拒不执行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其他联邦法律，拒不参加关于俄罗斯联邦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与俄罗斯联邦新议会的选举。几年来，鞑靼斯坦被认为是俄罗斯联邦各民族共和国争取独立自主的倡导者，其他一些共和国也试图仿效。（参见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陈联璧文章：《俄罗斯民族关系研究》）
〔8〕明·沙米耶夫，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俄罗斯议会上院议员。苏联解体前后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愿望，导致鞑靼斯坦几乎和车臣走上同一条道路。但 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以后明显收敛，后成为“祖国—全俄罗斯运动”领导人之一。2002年2月，“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并入“统一俄罗斯党”。如果说车臣血腥残酷的战争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它使得激进的鞑靼分裂主义者沙米耶夫变成了一位“俄罗斯爱国者”。
〔9〕《南斯拉夫的变迁》，赵乃斌、汪丽敏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0〕1999年7月4日，车臣分裂分子、有“高加索狼”之称的巴萨耶夫为实现建立一个包含整个高加索穆斯林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狂妄目的，率领200多名分裂主义武装分子潜入达吉斯坦共和国进行恐怖活动，偷袭了俄内务部队哨所；8月7日，巴萨耶夫又指挥5000多名武装分子聚集于达吉斯坦和车臣边境，分两路攻入达吉斯坦，向俄军猛烈进攻，企图继在车臣赶走俄军以后再在达吉斯坦打败俄军。此举导致了第二次车臣战争全面爆发。
〔1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
〔12〕弗拉尼奥·图季曼，克罗地亚前总统；阿吉姆·切库，“科索沃解放军”头目；米兰·马尔蒂奇，前克罗地亚塞族“克拉伊纳共和国”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前波黑塞族“斯普斯卡共和国”领导人。
〔13〕《20世纪的巴尔干战争》（《Балканские Войны XX Века》），〔俄〕А·Г·扎多欣，А·Ю·尼佐夫斯基著，北京，东方出版社根据俄罗斯“维切”出版社2000年版译出。
〔14〕《呜咽的德里纳河：波黑血战实录》，方明著，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
〔15〕美联社贝尔格莱德1992年5月30日电。
〔16〕波黑穆斯林在和平问题上的缺乏诚意，在“欧文—斯托尔滕贝格和平计划”实施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1993年8月20日，“欧文—斯托尔滕贝格和平计划”出笼后，波黑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族都表示愿意接受该计划，虽然该计划要求塞族人把控制区从占波黑面积的70％减到51％，但波黑塞族议会仍旧表示愿意让步。但是，伊泽特贝戈维奇再次拒绝了这个方案，而且作为回应，8月24日，他甚至发布了总动员令，命令全部预备役军人向有关部门报到。穆斯林议会也于8月27～28日开会，拒绝接受和平计划。在两主席的斡旋下，波黑三方于8月27日在日内瓦重开谈判。8月30日，三方就宪法体制达成口头协议，同意由3个共和国建立一个联盟。但9月2日正当要进行版图划分讨论时，伊泽特贝戈维奇突然节外生枝，提出目前的宪法协议不能保证“未来联盟的国家地位”，提出修改协议，谈判因而中断。经过幕后协商，谈判于14日恢复。18日，三方就萨拉热窝的地位问题达成一项过渡性的解决办法，在末找到最后解决办法前，萨市的 9个区由联合国托管，剩下的一个区由塞族管理。20日，谈判顺利结束，三方同意30日重返日内瓦签字。开局不错，人们有理由认为波黑已经重现和平曙光。岂料，几天后返回和会的穆斯林代表又一次提出了修改方案：要求加强中央政府权力，联盟权力机构应实行比例代表制，并应为3个共和国将来合并作某种规定。显然，穆族仍想建立一个以穆方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集权的联盟，而不是塞、克两族希望的邦联，导致和会再一次告吹（参见《潇湘书院》网站，http: //www.xxsy.net/jswx/js01/js148.html，《南联邦解体和波黑战乱》）。
〔17〕1994年2月5日，萨拉热窝马尔卡莱露天市场被一枚来路不明的迫击炮弹击中，造成6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的惨剧。事后，穆斯林方面立刻宣称是塞族人干的，但塞族人坚决否认，并要求联合国调查。而联合国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是“无法确定炮弹来自何处”。根据俄罗斯军事专家的分析，一枚迫击炮弹的威力，很难造成这么大的杀伤，而且一枚炮弹落地却出现了几个爆炸中心，因此他们怀疑炮弹仅仅是一枚引信，引爆了事先放置好的几个塑胶炸弹；不排除这是一种 “苦肉计”，目的是通过这个惨剧引起世界舆论的同情，敦促西方大国直接干预波黑内战，以扭转穆斯林方面的军事败局。果然，西方大国立即以此为借口，向波黑塞族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其交出重武器，否则将对其进行空中打击。23天后，也就是1994年2月28日，两架美国F－16战斗机在波黑塞族控制区巴尼亚卢卡上空击落了塞族的4架战斗机；4月10日则出动F16战斗机直接空袭了塞族军队的若干炮兵阵地和装甲目标。而这枚炮弹究竟是谁发射的，至今依旧没有一个结论。
〔18〕《伊斯兰与国际热点》金宜久、吴云贵著，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
〔19〕《古兰经》的几乎每个章节都对“不信道”者（非穆斯林）都予以反复的诅咒，下面是一些章节的摘录，大量完全重复的诅咒已经省略了（援引自马坚教授译文）：
第二章，黄牛（巴格勒）——须知真主是仇视不信道的人们的。
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阿黎仪姆兰）——不信道者所有的财产和子嗣，对真主的刑罚，不能裨益他们一丝毫。这等人是火狱的燃料。至于不信道的人，我要在今世和后世，严厉地惩罚他们，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心中。
第八章，战利品（安法勒）——真主欲以他的言辞证实真理，并根绝不信道的人。 故你们当斩他们的首级，断他们的指头。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为真主。在真主看来，最劣等的动物确是不信道的人，他们是不信道的。
第九章，忏悔（讨白）——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使他们感觉到你们的严厉。
第十四章，易卜拉欣——哀哉不信道者！他们将受严厉的刑罚。死亡将从各处降临他，但他永不会死。在那种刑罚之后，还有严峻的刑罚。不信主者，他们的善功比如一堆灰，在暴风之日，被狂风吹散，他们对于自己所谋求的，不能获得一点报酬。他们对真主忘恩负义，并使自己的宗族陷于灭亡之境——火狱之中。
第十五章，石谷（希只尔）——我不毁灭一个城市则已，但毁灭它，就有一个可知的定期。
第十六章，蜜蜂（奈哈勒）——不信道者不得为自己辩护，也不得向他们讨好。
第十七章，夜行（伊斯拉）——我以火狱为不信道者的监狱。不信后世者，我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罚。我将使他们又瞎又哑又聋地匍匐著集合起来，他们的归宿是火狱。每当火势减弱的时候，我增加它们的火焰。这是他们的报酬，因为他们不信我的迹象。
第十八章，山洞（凯海府）——我必毁灭大地上的一切事物，而使大地变为荒凉的。
〔20〕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战斗由于只持续了10天，死亡56人（其中36人为南斯拉夫人民军战士，另有斯洛文尼亚地方武装及警察5人，平民5人，外国人10人），一般被称做“武装冲突”，而不是“战争”。
〔21〕1974年制订的《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对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做了大量表述，下面是部分内容摘录：
——“南斯拉夫……决心以拥有的全部力量和一切手段，采用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全民抵抗，保护和捍卫自己的自由、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武装力量是武装斗争的承担者，并构成统一的整体。”（《总则》）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边界未经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不得改变”（第五条）
——“维护和捍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确定的社会制度，是南斯拉夫各民族、劳动者和公民的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百三十七条）
——“任何人无权承认或签署投降书，也无权接受或承认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或它的各个部分的占领。任何人无权制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同侵犯国家的敌人作斗争。这样的行为违反宪法，应作为叛国予以惩处。”（第二百三十八条）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武装力量保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本宪法确定的社会制度。” （第二百四十条）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在战时和和平时期都是领导和指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机关。”（第三百一十三条）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在发生战争时确定使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武装力量的计划，并在和平时期下令使用武装力量。”（第三百一十六条）
从以上表述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①具备使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1991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战争，以及1992年波斯尼亚战争发生时，作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的米洛舍维奇并不具备调动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权力；
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自行宣布独立明显违反宪法总则、第五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
③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命令人民军介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冲突，是符合宪法有关精神的。
〔22〕米洛舍维奇1964年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经济工作，1978～1983年先后任贝尔格莱德市长经济顾问、天然气技术公司总经理和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银行行长。1983年，米洛舍维奇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团中央委员，才标志着他步入政坛。因此，在70年代末期爆发的科索沃危机与米洛舍维奇并无直接关系；米洛舍维奇主政后，只是承袭了危机的现状。
〔23〕《南斯拉夫的变迁》援引《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概览》，1998年3月，塞尔维亚文版。
〔24〕波黑“穆斯林民主人民联盟”领导人菲克雷特·阿布迪奇显然是波黑穆斯林中的“另类”，在波斯尼亚战争中，他和他领导下的穆斯林坚决反对波斯尼亚独立，并且与塞族并肩作战。这并不奇怪，因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本身就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为主。
〔25〕《海牙认定米洛舍维奇无涉斯雷布雷尼察惨案》，中国日报网站转载英国《泰晤士报》消息，2002年4月11日，http://jczs.sina.com.cn/2002-04-11/62364.html
〔26〕根据海牙法庭认定，是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下达了对斯雷布雷尼察被俘穆斯林男子进行屠杀的命令。但是，这场惨剧并非一些西方媒体渲染的那样是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而是针对战俘和兵役年龄的男子。海牙法庭的军事专家梅宁金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将尸体挖出后重新勘验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7次，在 1883具尸体中，核实确认其中有1656人为男性，只有1具为女性，另有212具无法辨别性别；此外其中有1424人是被枪弹击伤后而死。应当指出的是，斯雷布雷尼察死去的7000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激战中阵亡的，还有一部分是穆斯林军队向图兹拉方向突围途中被击毙的。而波黑政府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调查委员会在2004年10月14日公布的调查报告里也承认：“1995年7月，波黑塞族军队……放走了妇女和儿童，但是却杀害了7000余名穆斯林男子。”这一结果与西方媒体所说的“塞尔维亚军队屠杀穆斯林族平民，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的说法显然是有很大出入的。
〔27〕《谎言不是最后一次》，〔德〕托马斯·德奇曼在该文中，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对西方捏造的关于科索沃的谎言一一予以驳斥。下面是一些内容摘录：
【关于大屠杀】北约占领科索沃之后，15个国家大约20个专家组按联合国战争法庭的指示进入科索沃寻找“万人坑”的证据。这些专家组总共有500名，其中包括美国的联邦特工（FBI）。确实，头几周他们挖出了好几百具尸体。这似乎是大规模屠杀的一个迹象。然而，这“成功故事”很快结束，FBI在英国人管的地方找到的尸体不到200具。终于，1999年秋，联合国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的第一份报告指出，西方国家给出的数字是毫无根据的夸大，对塞族军队实施种族屠杀的指责看来是纯粹的宣传。在总共529个根据目击者指称而被怀疑为“万人坑”的地点，195个在1999年的6至10月被调查。根据命令，调查从最有可能的地点开始。但是到10月份，总共有2108具尸体被挖出，大多数是单独是葬坑（而不是所谓的“万人坑”）。联合国调查员并没有透露尸体的年龄、性别、种族、可能的死亡时间，以及其中哪些是阿族人，哪些是塞族人，哪些是非战斗人员等信息。而其中有多少是北约的炸弹炸死的也没有说明。美国Stratfor 研究所的所长George Friedmann总结说：“没有系统杀戮。”（Die Tageszeitung, December 3, 1999） ……联合国调查组成员，西班牙病理学家Emilio Perez Pujol在9月份就已经发出了疑问：“依我计算，在科索沃的死亡人数最多不过2500人。这个数字包括一些奇怪的、不能怪罪任何一方的死者。”西班牙调查组被警告说他们进入的Istok是科索沃“最糟的地区”，要“准备做2000个以上的尸体解剖。”调查结束之后，病理学家们总共发现了187具尸体，其中一半以上死于北约对附近一座监狱的轰炸。西班牙调查组没有发现“万人坑”，Pujol说：“我一直在读联合国的数字，它开始于4万4千人，然后降到2万 2千。现在，他们把它降至了1万1千了。我盼望看到它最终的数字是什么。”（El Pais, September 23, 1999）
【关于万人坑】战争刚结束，北约官员提到Pec附近的Ljubenic有一个最大的“万人坑”。他们说撤退中的塞族部队匆忙中在那儿埋葬了350具尸体，联合国调查人员急忙赶去找掘，却仅仅找到了七具尸体（Toronto Sun, November 18, 1999）。“科索沃解放军”还报称在Trepca矿有一个巨大的“万人坑”，声称在一个炉中一天有多至100具尸体被烧埋，骨灰被扔在巷道中。他们说大约有6000名科索沃阿族人在这里失去生命。战后，调查人员希望（在那儿）至少找到700个人类遗体，10月，联合国法庭的发言人Kelly Moore报告称，调查人员在那处矿中“没有找到任何东西。”（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1999）
【关于集中营】普利什蒂那的足球场被塞族人改造成关押一万人的集中营的说法“源自于科索沃解放军（KLA，说塞族军队系统地屠杀科索沃阿族知识分子的报道也源自他们）……然而，过些时候，好几个KLA报道说已遭杀害的人活着出现了。而德国预警飞机的照片则反驳了普利什蒂那体育场是一个集中营的说法。仍然，（说谎者）并未改口，所以集中营的谣言依旧传播着。”
【关于系统强奸】Reinhard Munz, 一个在马其顿的Stenkovac难民营工作的医生总结说：“难民被利用作政治工具了。”他指出：“战斗员年纪的人在难民营中是大多数。”这与 Scharping及其他官僚的说法相矛盾。Scharping等人则说，儿童、妇女和老人生活在难民营中，而战斗员年纪的人则成为塞族军人的牺牲。对强奸的问题，Munz回答说：“从头至尾，我们没有遇到哪怕是一个被强奸的妇女，而我们调查了Stenkovac的一号、二号，以及两个小一些的难民营。因为那强奸的传闻，我们事先就想着对那些被奸的妇女我们该做些什么，但是这并没有发生。我们没有听到过一个强奸的事例，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事儿就绝对没有发生过。”（Die Welt,June 18, 1999）
【关于“马蹄行动”】一个叫做“马蹄行动”的计划……为清洗科索沃阿族人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这份文件被证明是错误的。据报道，它来自保加利亚的秘密情报部门，由其外交部长索菲亚交给（德国外交部长）费舍尔，其原因则是保国想要加入北约，因而想在战时做些事情来讨好西方列强（Der Spiegel, 2/2000 文章）。不久之后，奥地利情报部门的卷入也被披露。……海牙国际法庭在回答媒体询问时说它将不会把……“马蹄行动”文件作为证据，因为文件的来路不明。
〔28〕英国《独立报》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在历时3个月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呆在贝尔格莱德。战后他发表文章，谴责他的同事报道失实。虽然他的文章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一场关系一个国家命运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法国《玛丽亚娜》周刊的女记者勒维，在《论战》杂志撰文，剖析“科索沃战争”中的 “新闻毒化”。她明确指出，“大量调查表明，塞族力量被指控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是查无实据的”，媒体和一些记者在传播这一新闻时“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轻率”。
〔29〕1929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约50万，占科索沃总人口的39％左右。1941年，南斯拉夫被轴心国瓜分，科索沃被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并吞，有近10万塞尔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以致于在法西斯入侵科索沃的时期，占领者并未遭到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相反当地居民对于加入统一的大阿尔巴尼亚感到格外兴奋。当时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两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科索沃的归属各执己见。1943年底1944年初，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科索沃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将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但该决定随即被南共中央反对。 1944年 l1月，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科索沃。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阿尔巴尼亚族起义者在科索沃成立了军政府。3月16日，军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原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返回科索沃，称他们是大塞尔维亚专制政权的拥护者。4万名南斯拉夫军人同 l万名阿族军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是塞尔维亚重新控制了科索沃，成千上万名阿族穆斯林被流放到土耳其。在60年代，大约有7— 30万阿尔巴尼亚族人从霍查统治下的、贫困的阿尔巴尼亚逃到科索沃来。1988年，6000多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指责阿族人对他们进行骚扰，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废除宪法，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
〔30〕科索沃前总理拉穆什·哈拉迪纳伊被海牙法庭指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担任阿尔巴尼亚族裔的“科索沃解放军”指挥官期间，对塞族人犯下战争罪行。针对哈拉迪纳伊的起诉书说：“作为科索沃解放军的司令，哈拉迪纳伊参加了绑架的活动，而这些人后来遭到谋杀。至少在一个场合，他曾下令处决那些被拘押者。”
〔31〕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202～1204），公元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西方国家发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定计划为进攻埃及，打击当地伊斯兰教势力。但为了恢复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特权，这次的十字军东征竟改变了目标，兵锋直指当时最大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于1204年攻陷并洗劫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则从此一蹶不振，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拜占庭帝国的衰落意味着欧洲失去了一道牢固的屏障，导致突厥人的势力直接达到欧洲的心脏地带，甚至包围了维也纳。
〔32〕波斯尼亚战争在西方大国的干涉下以塞尔维亚人的失败告终。在取得胜利后，原教旨主义者伊泽特贝戈维奇终于可以贯彻他的一贯主张了：与多元文化相对立的穆斯林民族主义逐渐控制了波斯尼亚媒体，学校里增加宗教课程，新的教科书鼓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好处；不断地被加入很多阿拉伯和土耳其词汇的“波斯尼亚语”被推广，异族通婚被政府官员所恐吓；不许播放塞尔维亚音乐；鼓励信仰伊斯兰教，提拔和雇佣时优先考虑穆斯林；“不属于这个党（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发现他们已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特别是，整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已经完全成了一支穆斯林军队。而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日益获得了主导权。”对此，亨廷顿的评价是：波斯尼亚正“缓慢但明显地由巴尔干的瑞士变为巴尔干的伊朗。”（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秩序的重建》）
〔33〕《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第六条，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号决议宣布。
〔34〕《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35〕崔之元：《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http://column.bokee.com/79893.html
〔36〕《检察官承认米氏之死沉重打击国际战犯法庭声望》，中新网2006年3月15日电，http://news.sina.com.cn/w/2006-03-15/10388447153s.shtml
〔37〕俄塔社2006年3月16日报道，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著名心脏病专家博科里亚3月15日从海牙（参加米洛舍维奇尸检）返回莫斯科后说，米洛舍维奇只患有轻微心血管疾病，如果治疗方法妥当，他的病情完全可以好转。他认为，如果米洛舍维奇能够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那么他还能健康地生活很多年。
〔38〕《表面平静的波黑会再成热点吗？》人民网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罗琪、韩显阳2001年11月1日报导，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09/6588/6602/20011101/595463.html
〔39〕《波斯尼亚裂痕依旧》，载于《扬子晚报》，2005年7月5日，http://www.yangtse.com/gb/content/2005-07/05/content_126513.htm
〔40〕《经济观察报》网站，2003年11月26日，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7077
〔41〕《世纪末的热战：聚焦科索沃》，孙云著，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42〕《仇恨的本质》，〔美〕小拉什·多兹尔著，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
〔43〕2005年4月26日香港《成报》引用符拉基米尔·普京在4月25日《2005年国情咨文》中的讲话， http://www.singpao.com/20050426/international/705022.html
〔44〕2004年7月27 日《中国日报网站》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26日报道指出：根据欧洲情报官员的分析，在战争结束十年后的今天，波黑正成为伊斯兰武装分子从车臣或者阿富汗的恐怖训练营地，转道前往伊拉克的“一站式商店”。一名欧洲官员就此解释说，目前有很多人从车臣和阿富汗回到欧洲，他们正计划前往伊拉克，而波黑被认为是前往伊拉克之前最好的中继站，在这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枪支、弹药和证明文件等。
〔45〕2005年11月27日香港《文汇报》转载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消息指出：“马其顿的西部地区（即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区）、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了欧洲最大规模的人口贩卖地。” http://www.wenweipo.com/GB/?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IN0511270066&cat=000IN
〔46〕法新社帕莱1996年9月26日电。
〔47〕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92年8月12日专题报导。
〔48〕黎巴嫩内战：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黎巴嫩基督教与穆斯林人口比例为6：5，各教派之间曾签署《国民公约》，按照当时各教派人口比例分配权力，规定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教徒担任，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议长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议会席位按照三大派别的人口比率分配。此后数十年间，在马龙派和穆斯林温和派治理下，黎巴嫩成为中东地区最稳定的国家，旅游、银行、过境贸易给其带来高额收入，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首都贝鲁特更成为与苏黎士并称的国际金融之都和中近东交通、教育、文化中心，号称“近东巴黎”，黎巴嫩镑也成为和瑞士法郎、西德马克一样坚挺的国际货币。然而从60年代起，由于穆斯林人口出生率猛增，一部分穆斯林极端分子要求修改《国民公约》，增加穆斯林的权力。1971年后，流亡约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因干涉约旦内政、希望建立 “国中之国”而被约旦国王用武力驱逐出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前往黎巴嫩。当时的黎巴嫩基督教政府出于阿拉伯同胞的情谊接纳了这些武装人员，然而后者再次反客为主，直接介入黎巴嫩内部权力斗争，扶植和武装伊斯兰势力，打击基督教势力。黎巴嫩从此内乱频生。1975年4月13日，巴勒斯坦游击队枪击了一座基督教教堂，打死4名长枪党(又译弗朗吉亚党，马龙派的政治组织)党员和数名平民。为了报复这一暴行，基督教长枪党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措施，在当天伏击一辆载有 26名巴勒斯坦人(包括游击队分子)的公共汽车，将其乘客全部杀害，由此引发黎巴嫩长期、残酷的内战，长达15年，造成14万人死亡和数百亿美元经济损失。
〔49〕澳大利亚悉尼克罗纳拉海滩因交通便捷，吸引许多青年来此观光，其中不乏许多来自悉尼西部市郊的中东裔青年。当地居民经常抱怨这些青年举止不端，并时常威胁恐吓其他观光者。2005年12月初，两名澳大利亚海滩救生员被一群中东裔男子殴打。此外还有消息称，不少白人女性在经过穆斯林社区时遭到中东裔居民的骚扰，因而悉尼地区“声讨阿拉伯人”的呼声越来越高。12月11日，澳大利亚5000多名居民在悉尼克罗纳拉海滩举行示威，抗议这一暴行。中午以后，由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介入，以及一些抗议者饮酒后的亢奋，和平抗议演变成殴斗，开始追打现场的中东裔人。晚上，又一伙中东面孔的男子在邻近郊区发动报复攻击，用棒球棒砸毁40多辆汽车，并刺伤两名青年。
〔50〕“荣誉谋杀”指一些阿拉伯国家内流行的一种风俗，即某个家族的某位女成员如果被怀疑有不轨行为，不需要任何证据，其父兄就可以“捍卫家族荣誉”为名对其实行谋杀。一般而言，在阿拉伯国家，涉及“荣誉谋杀”的案犯判处极轻，甚至根本不会被处罚（参见小拉什·多兹尔：《仇恨的本质》）。
〔51〕《“代顿协议”与波黑重建》，汪丽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著，载于《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
〔52〕《欧洲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2004年第39～40周。
〔53〕援引自See Armir Taheri，Holy Terror，见《当代世界的恐怖主义与对策》，胡联合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54〕本人 “不反对美国摧毁萨达姆政权”，并不意味着“支持美国摧毁萨达姆政权”，而仅仅是“不反对”，但也“不支持”。之所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时持这种态度，并非因为本人对萨达姆的独裁政权有什么好感，而是认为：萨达姆政权经过海湾战争和长达12年制裁的削弱，已经构不成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同时，指责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主义”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显然缺乏必要的证据。美国在占领伊拉克后掘地三尺也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蛛丝马迹，这使得这场原本就缺乏合法性的战争彻底地成为不义之战；而对恐怖主义，不是萨达姆政权引来了它，恰恰是萨达姆政权倒台引来了它。如果进攻萨达姆政权的话，最大的赢家将会是更为邪恶、战争资源更丰富、对世界和平构成更大威胁的伊朗。萨达姆所谋求的，无非是一块领土，在地区称霸；而伊朗所谋求的，则是在全世界输出极端主义的“伊斯兰革命”。萨达姆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而伊朗则是各文明之间的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暴虐的萨达姆政权的存在，反而是遏制伊朗野心的屏障。由于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如果萨达姆政权垮台，而联军人数不足，伊朗就会向什叶派地区大举渗透填补势力真空，培养和输出恐怖分子，从而使联军在伊拉克陷入一个泥潭。而伊朗即可乘机发展核武器，并把深陷伊拉克事务的联军作为人质。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本人当时的猜想。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不得不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萨达姆政权无疑是“坏”的，但推翻它显然会“更坏”。
〔55〕援引法新社海牙2001年7月2日电，见邢广程主编《强人弱势——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和入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6〕根据战后对科索沃地区的调查和搜寻，共计发掘出不到3000具尸体，其中既有死于塞尔维亚军队之手的阿尔巴尼亚人，也有死于阿尔巴尼亚人之手的塞族人，还有死于北约轰炸的阿族及塞族人。最后海牙法院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只得说他“怂恿”塞尔维亚军队枪杀了“几百名”阿尔巴尼亚平民，而不是以前所宣称的几十万，十万，几万，一万，几千等等。
〔57〕新华网贝尔格莱德2005年3月24日电，http://news.163.com/05/0325/03/1FLK0BEE0001121S.html
〔58〕2005年7月13日，国际在线网站转载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瑞士的研究机构——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所11日公布，伊拉克战争以及迄今为止在伊拉克发生的战斗等造成的伊拉克死亡人数大约为3万9千人。http: //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5/07/13/[email protected]
〔59〕萨曼·拉什迪，（1947～），印英国籍的印度小说家，出生于印度孟买穆斯林商人家庭，后脱离伊斯兰教。其著作《撒旦诗篇》被穆斯林认为亵渎了先知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和《古兰经》。1989年2月，伊朗前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布命令，要求全体穆斯林不管在何处只要发现拉什迪及《撒旦诗篇》的出版人员都将他们处死。霍梅尼的门徒还悬赏520万美元要拉什迪的人头。死刑令发布后，伊朗、英国、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苏丹、马来西亚等国的穆斯林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浪潮，巴基斯坦的几千名示威者甚至袭击美国新闻中心，与警察发生冲突，6人死亡，近百人受伤。一些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企图潜入英国刺杀拉什迪，拉什迪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多年来一直处于英国警方非常严密的安全保护之下。这种威胁并不仅针对拉什迪一个人，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日本一名翻译者被谋杀，意大利和挪威的翻译者也受到攻击。
〔60〕欧瑞娜·法拉奇（1930～），著名意大利女记者，在七、八十年代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武元甲、阿拉法特、巴列维、基辛格、卡扎菲等很多国家元首和权势名人。2001年“911”事件时，她正住在曼哈顿中城公寓，目睹了世贸大厦的轰塌。在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中，她写了两篇文章和一本书，强烈谴责恐怖份子。为此，她受到了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恫吓，扬言要用“自杀性炸弹”杀死她。面对这种恐吓，这位70多岁的老人回答说：“用自杀炸弹来杀我？天哪，那是不是太浪费了。”
〔61〕2001年3月9日，阿富汗塔利班开始执行的。塔利班武装最高领导人穆拉·奥马尔，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历史遗迹的重要意义，下达了毁灭阿富汗境内所有佛像的命令，其中包括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塔利班声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禁止国人信仰佛教。这一倒行逆施、毁灭文化的疯狂举动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而强烈的谴责。不过，奥马尔的疯狂没能持续多久，仅仅在半年之后，塔利班政权就灰飞烟灭了。
〔62〕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北奥赛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车臣恐怖分子劫持1000多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恶性事件，造成包括172名儿童在内的3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63〕2006年3月，阿富汗一名叫阿卜杜·拉赫曼的41岁男子，因15年前改信基督教，最近被捕，并面临死刑指控。有关报导称：阿卜杜·拉赫曼十五年前在一个基督教难民援助组织工作，然后由伊斯兰教改信了基督教。由于他最近跟家人发生了子女抚养权争议，其家人把他改信基督教的事情报告给了安全部门。随后他被拘捕。目前，该名男子的生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64〕援引自2000年10月5日俄罗斯《明天报》文章，见《强人弱势——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和入狱》。这位选民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它解释了为什么 2000年大选中米洛舍维奇会失败，而2006年米洛舍维奇去世后竟会有10万人自发为他送葬——在西方列强放言“米洛舍维奇不下台，制裁就不会取消”的威逼下，深陷艰难困苦中的塞尔维亚人民又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
〔65〕《跨世纪的海牙审判——记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凌岩著，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系已故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李浩培（中国）之女，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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