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日本之一：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
----明治维新前日本军国主义的传承
姜长斌 05年第7期
内容提要 ：早从１６世纪下半叶起，日本封建军阀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即已谋划并实践“征略朝鲜、琉球、台湾”、“攻占明朝”的国策，军事上虽然遭到失败，但政客与文人从未放弃扩张野心。１７世纪德川幕府初期实行一段短暂“和平外交”，但封建的“神国武道”文化却持续发展，代代相传，一直传承至１９世纪下半叶。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后，军国主义变形为“富国强兵”、“脱亚入欧”，视中国、韩国、东南亚、印度等为“亚细亚之丑类”、“恶友”。续写的历史是，征韩、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大肆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一幕幕惨剧历历在目。国人至痛之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关 键 词 征韩 伐明 侵清 攻掠中华 太平洋战争 拒不认罪和“虽败犹荣”
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在亚洲，近代以来日本一直以经济、科技发展领先于各国，政治上，它也是最早摆脱西方诸国强加于它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独立资格的国家。二战以后它奋发有为，成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些都使人们相信，日本民族是聪明、智慧、颇有凝聚力的伟大人民。但是，日本却不能真正地清算其侵略罪行，反思、扬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和精神文化糟粕。特别是同历史上曾与日本处于相同地位、有过相同行为的德国相比，日本的意识形态仍然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由于这个原因，至今它仍然无法与邻国、亚洲国家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中日之间的关系一向以“一衣带水”形容。２００４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这种局面能否长期保持下去，令人怀疑。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问题已经出现很久了。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４日，肩负重任的中国新任驻日大使王毅把中日关系现状定义为“存在严重政治障碍”［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远不够系统，不够深入。等待日本自觉地起来克服自身的障碍，需要很长的过程。历史和现实都如此告诫我们。
关于日本，我国学者渠长根讲得十分准确：“幕府时期和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具体形态却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转变成公开的国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还是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中流传于世的，还有散布在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批判、社会规范之中的，更有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里意识、风俗习惯里的成份。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有‘神国’思想、‘八竑一宇’观念、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等”。［２］
日本学者水野明写道：日本图谋侵略朝鲜、中国等地的思想与国策，至少已有４００余年历史。
日本向外扩张是有历史渊源的。作为开端，这里只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予以介绍。
丰臣秀吉（１５３６－１５９８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①［３］（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１５７３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１５５８年改姓羽柴氏，１５８２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１５８６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则冠以“丰臣”。１５８５年任关白②（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１５８６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１５９０年完成日本统一。１５９１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外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１５９２、１５９６年两次入侵朝鲜，并妄图征服中国，但以失败告终。因政权内部斗争表面化，于１５９５年命令丰臣秀次（是年２８岁）自杀。他以“五大老”与“五奉行”为中心建立新的政权。１５９８年死。
早在１５８３年，他就宣称征服中国（明朝）乃天命神授，是日本的使命，说：“……繇之三韩（朝鲜半岛）、琉球（今冲绳），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中国明朝），盖非我所欲，天所授也。”１５８５年９月３日，他在致家臣书中说：“余之被任命为日本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注：指明朝中国）。”１５８６年再一次表露“吾统治日本成功之后，即将日本交予弟弟秀长，我则专心一意征服朝鲜、中国。”同年，开始做“高丽渡海”准备。［４］１５８７年５月，他在征讨（日本）九州军中说：“余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１５８９年遣使到朝鲜，交涉朝鲜国王来日本朝觐之事，计划以“臣下礼节”接待朝鲜国王，以示日本地位高于朝鲜。１５９０年朝鲜国王派使节至日本，其国书中提及：“迅速讲信修睦，欲敦邻好。”［５］秀吉接见朝鲜通信使后致朝鲜国王书说：“……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跃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１５９０年致琉球藩主信中称：“祗今得贵国遗之奇物，顷又有游观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于异域，素愿也。”１５９１年９月发布《征讨朝鲜令》［６］，同年致印度总督信中说：“由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１５９２年５月１８日，他率兵１６万侵略朝鲜途中给其养子、关白丰臣秀次下达了《二十五条觉书》，交待国家大事，《觉书》表露出空前野心，要义有五：１．“宜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百县与皇室御用，诸公卿将予采邑。其中下位者将增１０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２．“大唐（明）国之关白，授予秀次（丰臣秀吉养子），并授（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国（州），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３．“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宫智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弟）继之”。４． 高丽（朝鲜）国由岐阜在乡（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统治”。５．“天皇居北京，（丰臣）秀吉居留宁波，进而占领天竺（印度）。”［７］１５９７年率兵１４万再次侵朝，虽然遭到朝鲜军民和明朝军队抗击而吃了败仗，但日军仍留驻朝鲜不撤。两次（１５９２、１５９７年）用兵朝鲜，前后历时近７年。１５９２年夏第一次用兵时，日军曾连陷京城、平壤，俘虏临海君、顺和君两王子，朝鲜大片国土遭日军蹂躏。一时的军事胜利，使其扩张气焰达到狂妄地步。１５９２年７月迫使菲律宾群岛殖民长官向日本进贡。［８］１５９３年，向高山国（指今菲律宾）发出威胁，称，“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不来朝，可令诸将伐之。生长万物者‘日’也，枯竭万物亦‘日’也。”关于他用兵侵朝史实，我国已有多种史著和论文记载。［９］１５９８年丰臣秀吉殁，其继承者始召侵朝日军撤回日本。
由上述又可推知，为何从１６世纪初期起，即从我国明朝嘉靖年间起，倭人就从山东至广东沿海一带经常出没，抢占地盘、烧杀抢掠，造成我国实行闭关政策，以及为何我国终于出现一位抗倭将军戚继光——其抗倭战线遍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包括捣毁倭寇位于浙江宁德城外、海中横屿巢穴）。
丰臣秀吉的计划与行动，为日本后继的“海外雄飞”、“海外扩张”、“大东亚共荣圈”、“大日本帝国”等军国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和传统的“样本”。
直至明治维新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时，１８９４年日本创办《日清战争实记》，开始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其“小序”开篇就说：“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４６０余年间，凡３０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当时从未有过。天智朝以来１２２０余年间，我兵出国征讨，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仅有两次：其一，是文禄、庆长③之际丰太阁（丰臣秀吉）征韩之役；其二，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按，指甲午战争）。”这里“丰太阁”，指的就是１６世纪的丰臣秀吉。对于丰臣的“功绩”，写道：“文录、庆长［１０］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虎狼之师）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１１］可见当年丰臣秀吉的“功绩”对日本侵华战略影响之深远！丰臣秀吉是崇尚日本暴力扩张的始作俑者，在１５９７年他兵败朝鲜后，篡夺丰臣家族权位者、掌握实权的德川家康（１５４２－１６１６）趁机而起，１６０３年取代丰臣家族，建立德川（江户）幕府政权，是为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此后日本有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开国”时期。德川家康原为丰臣秀吉部下将领，在丰臣麾下多次征战。１５９８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召回侵朝日军，并于１６００年扫清境内反抗势力，１６０３年自任征夷大将军。１６０５年德川家康让位于德川秀忠，自称“大御所”，１６１６年改称太政大臣（太宰），同年殁。德川幕府初期，日本曾有过一个国门开放的和平时期。为借朝鲜粮食、棉花以助日本生计，德川改而采取和平谋略，但是并未放弃“幕府将军集权”。１６０１年５月派遣宗义智等人赴朝鲜以求“修好”，１６０５年３月接见朝鲜使节时继续张扬日本国威，意在重圆“征韩”梦。日朝之间缔结“己酉条约”后，日本输入米、棉、人参、皮革、书籍等，日本输出矿物、染料、香木等。此时，进出日本之商船必须持有幕府发放的“朱印状”，总量在３５５份以上。此后，相继允许荷兰、英国、东南亚各国船只出入日本港口。日本乘“朱印船”出国者累计有７万人次以上，向海外移民人数达１万人。１６０９年２月派岛津家久出兵进犯琉球，７月任命岛津家久管辖琉球（后退回）。１６１０年，通过琉球致函福建巡抚，要求允许日本商船往中国各港口通商贸易；欢迎明朝商船赴日贸易；两国互换使节。但明朝政府对日抱有不信任感，仅默许民船往来。［１２］德川家康还密令武士支仓常长乘巨船横渡太平洋，远涉墨西哥、西班牙、罗马。［１３］本质上，德川家康继承丰臣扩张遗志，暗怀“征韩论”，觊觎中国大陆。他在致中国皇帝书中称，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１４］１６１６年，德川家康殁。到１６３３年２月，即德川政权中期，为抵制西方势力渗入日本，幕府公布《锁国令》，规定出入日本船只必须持有幕府官方所颁《奉书》，否则一律禁止。１６３５年严格执行《锁国令》。［１５］按照日本军国主义学者德富苏峰的说法，德川幕府中期以后，“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雄心’仅仅是暂时受到了压抑”。［１６］它的基本体制保留了下来。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认为，１７世纪德川幕府政权有“被冻结起来的三个要素”：天皇制、大名制、锁国制。［１７］从德川家康建立将军政权时起，日本的统治实权虽然统归中央将军幕府，但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却是“天道皇国”。幕府是替“天”行道的。天皇制一直延续至今。德川家康为了剪除异己，频繁减封、迁徙各地封建主——“外样大名”，甚至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仍然保留了２６０—２７０家的地方领主——大名，形成整套封建体制。明治维新后，所有“大名制”似乎消失了，但“大名”们转为“华族”。［１８］“大名制”被政治经济门阀垄断制度取代，其实质还是没有变化，实际还是日本历史传统体制的政治、经济门阀制度的延续。锁国，是日本出现中央政权（德川幕府）后实行垄断的一贯政策。至今日本对外贸易壁垒制仍然是严重的。德川幕府初期的“开放”目的不过是为了给中央政权谋取最大利益而已。德川幕府对西方势力一直心存疑虑，幕府中期转向锁国是很自然的事。
按照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的观点，中国明朝东南沿海“倭寇的出现乃是从束缚过多而活动狭隘的封建日本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是“日本人的‘岛国本性’的排外、眼光短浅的一大原因”。还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是由于传统的锁国政策而形成的”。［１９］对内“锁国”与对外“扩张”，是日本谋求生存、发展之道相互联系的本质表现。
日本恰于德川幕府时期不断涌现一批批鼓吹日本应该“德化宇内”的学者，如，熊泽蕃山、山鹿素行、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等。丰臣之后的思想家、战略家们，把“丰臣伟业”逐步发展为日本整套的国家战略和学说体系。这一过程持续了４个多世纪，至今仍未能消退。日本军国主义的出现、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从“武士”到“学界”，再从“学界”到“武士——学界”这样一些阶段。中间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可以罗列如下。
熊泽蕃山（１６１９－１６９１年），江户（德川）幕府早期的重要学者。著有《集义和书》、《集义外书》、《大学或问》、《源氏外传》等书。趁满清灭亡明朝（１６４４年）之机，开始质疑日本传统的“华夷”思想，鼓吹日本“武备”。
熊泽蕃山对日本传统的“华夷思想”有自己的理解，首次把日本原有的“华夷秩序”思想做了颠倒，为以后向“日本中心论”过渡奠定了基础。他一方面说：“中夏（按，指大陆中原）为四海之师”（《大学或问》），“中夏为天地之中国，位于四海之中”（《集义和解》）；另一方面又提出“北狄”问题（“北狄”系指满族），认为“北狄”“而今已取中国”，成为日本之“外忧”，“侥幸盼望其不来，殊非武备之道”（《大学或问》）；实际上是巧妙地抽掉了“华夷秩序”的内核，为日后兴起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潮提供了依据。［２０］
熊泽蕃山还是早期建议消灭西方天主教的狂暴行为的思想家。１７世纪初德川家康为增强国力，借通商获取利润，曾一度放任西方天主教在日本传教布道，因天主教的迅速传播危及到“皇国神道”的统治。待江户幕府政权稍加巩固，德川晚年随即转为采取镇压政策。１６１２年３月开始禁止天主教，破坏京都教堂。１６１６年德川家康殁后，接任的幕府将军强化镇压，不仅禁止传教士、牧师的活动，而且对一般教徒施以酷刑、极刑。熊泽蕃山在《集义和解》中是这样说的：“北狄为外忧，易治”，而“天主教为内患，故难治”，“此内患产生之根源，在于人心之困惑与庶民之穷困”，“纵然暂时有一治世，但如道义不伸，人心愚昧，则最终不将为天主教所掌握乎？”“如此则天地已被毁坏也”。［２１］
另外，熊泽蕃山最早提出必须恢复“武士土著论”，为日本“农兵合一”，实行军国主义的“兵民合一”、“国民皆兵”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２２］在其《大学或问》中提出“应让（武）士各自回乡”，目的在于谋求保存、确保刚健的武士气质，以便防备“北狄”（清国）。他认为，实行“农兵制”的结果将会：“四海之穷困缓解、万事调顺之后……则本邦之武勇将分外增强，真正符合武国之名。”［２３］
自江户幕府建立以来，海外扩张论者无不以宣扬“神功皇后”、丰臣秀吉“征韩”、“侵华”说为能事。熊泽蕃山实为这一理论的“开山鼻祖”。这在日本后来已经成为传统。不断流传的一首《日本刀歌》里唱道：“神后杖之征三韩，冲其巢窟降其王。……更有丰公试大挥，蹂躏八道意气扬”，［２４］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写照。熊泽蕃山与下面将要谈到的山鹿素行是典型的代表。
山鹿素行（１６２２－１６８５年），与熊泽蕃山几乎同时出现的“儒家”学者、兵法家。他比熊泽蕃山更为激进，著有《圣教要录》、《中朝事实》、《配所残笔》等书。４９岁著《谪居童问》，５０岁著《中朝事实》，一跃而成为江户幕府早期激进的“日本中心”论者。山鹿在其１６７５年所著《配所残笔》中讲述了抛弃旧的“华夷观”、树立新的日本中心主义的过程。他认为，只有日本“才确实可称为中国之地”、“中央王国”。理由是，日本与中国相比，有诸多优越之处，显著者有：首先，日本不像中国屡易其姓，日本皇统延续不断。中国“自开天辟地以迄大明，天下易姓垂三十”，“朝鲜两度亡国，四度易姓”，而日本“自人皇之初，神武帝（按，神话传说第一代天皇）平均天下，祭祀天神地神之宗庙，表明万万世以来，至今已二千五百年”，“其间人皇正统相继，未尝易姓”，世界“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其次，日本地理地形比中国优越得多。中国土地太广，四周无险可守，且与“四夷相连”，而日本“当天之正道，得地之中枢，正对南面之位，背北阴之险。上西下东，前拥数州，有河海之利；后据绝壁，濒临大洋，每州皆可漕运。故四海虽广，犹如一家，万国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终无长城之劳，亦无戎狄袭扰之虞”。由于此，日本作为“中央王国”，“屹立巨海，疆域自有天险，自神圣继天立极以来，四夷终亦不得窥伺藩篱，皇统连绵而与天地共无穷”。再者，历史上，日本自古以来就是行征讨中国之“外夷”，并迫使之朝贡。他歌颂传说中的崇神天皇和神功皇后，宣扬“崇神天皇”早已在朝鲜建立领地，是为“外夷投化之始”；“神功皇后”“亲征三韩”，致“三韩缚而服从，武德炫耀于外”。“此后（三韩）历代以子弟为质，经常朝贡，如不然，即征伐以惩其不庭”。可见，“此海外诸蕃皆属（日本）中央之国”。１６７３年他写成《武家事记》，颂扬丰臣秀吉说：“及秀臣晚年，征讨朝鲜。其勇敢胆略，冠于古今。盖朝鲜为本朝支属国屏藩，自往古神功皇后征伐三韩以来武家尚未如今日之化沾四海。由此朝鲜队本朝亦久绝贡赋，其后声称仅秀邻交之好。秀吉遂伐朝鲜。显示本朝武威于异域者，神功皇后之后即在秀吉统治之时。”［２５］
山鹿素行与同时代的一大批“学者”制造宏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撰写的专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武士道藏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因素”。山鹿在其所著《士道》里说：武士之道，“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其弟子在《武道初心集》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声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２６］
日本进入１８世纪之后，首先有幕府著名谋士并河天民（１６７９－１７１８），之后又有本居宣长。并河天民于１７１６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内称：“大日本帝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帝国更增扩大，则为大大日本帝国也。”著述虽然不多，但他开启了“大日本帝国”思想的先河。
本居宣长（１７３０－１８０１年），出身于商人家庭，日本“国学”家、历史学家。他是并河天民思想的承接者，也是引领“大日本帝国”思潮的先导之一。本居宣长著有《直毗灵》（１７７１年）、《古事记传》（１７７７年）、《玉匣》（１７８６年）等书。
古时的日本与中国交往甚多，从中国学走的东西也不少。例如，成书于近两千年之前的中国最早的正史《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为史官陈寿（公元２３３－２９７年）、《后汉书·东夷传》为史官范晔（公元３９８－４４５年）所修。《魏志·倭人传》对日本地理、制度、风土人情等均有记载。 ［２７］
但本居宣长则认为，早在中国儒教、佛教传到日本以前，日本民族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固有精神。他所指的这种精神，依据的不过是一些神话和传说而已。在日本学界，他第一个对《魏志·倭人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他的理由是，日本乃是一神国，天皇是神的后裔，不会，也不可能接受外国（中国）如《魏志》所载的“册封”，向外国“奉献和进贡”，认为《魏志·倭人传》所记日本事宜皆为捏造。［２８］本居视日本儒家为“顽迷古陋”。１７７１年即写有《直毗灵》，随后有《玉匣》、《古事记传》、《答问录》等书。一生著述颇丰，凡９０种，计２６０余卷。留有《源氏物语玉小栉》９卷、《古事记传》４８卷。他的神道思想要点有三：第一，世间万物产生、创造之根本，源于日本“天照大御神”。第二，天照大御神是“普照今世之天津日神”，因而如《古事记传》卷七所说，是“世上至尊无上”之神，皇国之所以优越，就是因为皇统起始于这位大御神。第三，天照大御神是统领万物的精神支柱。［２９］本居是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皇权神道思想最狂热的传播者，他在《古事记传》、《玉胜间》等书中宣扬日本神话中的神秘主义，严厉排斥儒家学说，提倡尊皇（天皇）攘夷，使万民尽归“武士道”精神与行为。观点大体如下：（一）指斥日本儒家学者宣扬华夷秩序思想（向中国朝贡制度）是犯罪，十恶不赦。他说：“儒者心目中，无其他国家能超唐土，推崇其王为天子，视为天地自然之理，此最最不可理解。”他认为，“称其国为中华、中国、上国等等，一味尊崇；相反，对我皇国却有意称为东夷，此种行为乃与叛逆之罪人相同”。（二）无情批判“华夷秩序”，认为是中国霸道思想的体现，必须彻底制止。他说：中国“以其国土广阔，势力强大，对邻近诸小国之王呼以种种名称，使之服从。自称为天子，妄自尊大；呼己国为中国，蔑视其他各国为夷狄。妄自傲慢，一似天地间无可与之相比者”；“自今以后，如彼国（中国）有罪而我加以征伐，则此种人（日本华夷秩序论者）心目中必将认为：汝等夷狄之辈，竟敢反抗天子而弯弓相向，实属不敬。唯有顺从，方为正道。”他主张，对日本儒家、“华夷秩序”论学者“应反复禁止之”。（三）必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要各国都前来向日本朝贡。他说：“追思往昔，朝鲜与今之琉球等相同，乃向我皇国称臣而事奉我朝之国。”［３０］他歌颂丰臣秀吉称，“征朝鲜，其意无疑在于讨伐明朝”。在他的鼓吹下，上述学者蜂拥而上，开启矛头指向中国的“大日本帝国”战略构想。他是这样描绘未来的世界中心——日本的：“如此，自东照宫大神（指德川家康）治理天下以来，断绝与中国之无益关系，愈加崇奉本国天皇。恩惠所及，世上又如春日明净，山野花草繁茂，万事渐复于古，成为诚足庆幸日益繁荣之时代。遥远各国皆来进贡，中国虽无国交，但其方物则每年百船千舶自然积载而来，为数极多，万物无不足者。（幕府）大将军之威势照耀于天地之间。彼国国王遂照理称臣，顺服于我，可庆可敬。”［３１］其自大自傲之态跃然纸上！
本居宣长痛感日本国土有限而人口不断倍增，认为必须大力提倡神功武道，弘扬“大日本扩张主义”，彻底抛弃“华夷秩序”思想，弘扬“日本中心论”，首求日本生存之道，进而图谋发展大业。
本多利明（１７４４－１８２１），日本经世学家，曾游历各国，调查地理、物产，并习学航海术。１７９８年前后著有《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总论》（《经济放言》）等书。［３２］他认为，日本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实行“开拓制度”，并举例类比：“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主张， “无论东洋或西洋皆有可属于日本之诸岛”，“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赞同同期学者林子平（１７３８－１７９３）的主张，盛赞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扩张“功绩”。林子平写道：“此女皇有志成为一统五洲之皇帝，布德张武，于今虽经数代而其令不弛，可谓文武双全之栋梁。”本多利明则赞俄女皇为“贤明君主”，足为一切君主之楷模。他还把英国视为理想国家，认为英国与日本同属海国，然英国“本国小”而“属国多”。他期待“东洋有大日本岛，西洋有英吉利岛，在全世界，两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为实现此目的，本多利明于１７９８年在《经世秘策》中建议，把日本国号改为“古日本”，日本应迁都至与伦敦同一纬度的勘察加，在与巴黎同一纬度的库页岛地方建筑大城郭，使日本成为“北方大日本帝国”，同英国并峙东西方。［３３］另据日本学者水野明记载，本多利明在其著作中大力排斥中国文明，鼓吹大日本帝国主义，痛骂日本儒者为“顽迷古陋”，主张日本应移地至“满洲、山丹（在中国甘肃）、唐太（库页岛）、琉球”［３４］。
本多利明鼓吹日本应效仿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拓殖，认为此乃日本“国君天职”。他有一套“万民增殖”理论，认为一对夫妻３３年间可繁衍子孙７９人，人口增长率为１９．７５倍，而日本国土狭小，产品有限，难以满足如此人口增长的需要；出路在于效仿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３５］本多利明的“人口论”并非异想天开，他是针对日本社会频繁出现的饥馑、灾荒、社会危机而提出的对应之策。史书记载，１８世纪日本大部分时间陷于地震、饥荒、人口过剩，甚至出现人吃人、溺婴、流民逃亡、灾民暴动等大灾大难。［３６］
成熟起来的日本中心主义，并不随着日本封建武士制度而由盛趋衰。相反，它日益成为凝聚民心、图强变富的民族上层意识轴心。１８世纪中叶，海外扩张论已经明确地升级为日本民族的正统理念。
佐藤信渊（１７６９－１８５０年），日本近代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他首创“宇内混同”说，是为日本近代海外扩张的“原型”。佐藤信渊与本多利明、林子平等是都是名副其实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先锋”人物。他们都是江户时代后期的改革思想家。１８０８年发生震惊幕府政权的“费顿号”事件④［３７］之后，佐藤信渊迅速写成《西洋列国史略》、《防海策》以及《洋枪穷理论》、《三枪用法论》等书籍。他在《西洋列国史略》的序文中提到，曾受阿波藩（今属德岛县）主委托“铸造了许多大炮”。《防海策》一书提出，面对西方列强的日本，应该转而采取侵略东亚各国的极积政策。［３８］佐藤信渊还著有《经济要略》、《宇内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论》、《防海余论》、《垂统秘录》、《复古法》等多种著作。其中，１８２３年写的《宇内混同密策》宣称：肇始于神功皇后⑤的“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他认为，“皇国”理所当然地应“合并世界各国”，并“号令世界各国”。他同时明确指出，“合并世界各国”须讲求方略，“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而征服中国必先自满洲始，盖“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世界万国中，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他建议，日本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中国既入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谲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３９］佐藤在《天柱记》“序言”中说：“近来读及皇国之代诸记（《故事集》、《日本书纪》等）始知使天地旋转、万物生育之造化为首者，皆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也。”狂妄之态令人瞠目结舌。他的结论是：“由此观之，大地皆皇朝所领，……由此可知，以日月星辰为历象，而明辩天地经纬者，奉行神意，使万物发育，世界融通，救济苍生之大业。如能行此经济之大道，必将统治全世界。”他在《宇宙混同秘录》中说得更加明确，“皇国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皆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为其臣仆”；进而提出，“如以此神州之雄威征服微不足道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他进而提出“中国征服论”，明示日本之所以视中国为最适宜的侵略对象，盖因进军满洲最易。他具体论述了日本各地区以满洲为基地，进而扩展的方案。即从满洲开始，自朝鲜北向北京，再向华中、华南等方向推进。如此，“数十年间中国全数底定”，中国“既入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世界万国，并非难事”。他建议政府及时增强兵力，制订动员计划。［４０］佐藤信渊还曾对军事科学进行过专心研究。他与另一学者高野长英合作，在１８３９年前根据荷兰兵书编译了《兵学小识》４５卷巨著，包括《总引》１卷、《学门》１４卷、《战斗术门》３０卷，分别对养兵、练兵、制械、筑城、地形测量（军事地形学）、战斗、攻守、用兵以及兵种（步兵、骑兵、炮兵）训练等作了研究，内容几乎囊括近代军事科学的全部体系。１８３９年后，佐藤渊明曾一度中断军事研究，但到了晚年重又回到对军事与海防的研究上来了。明治维新后，佐藤信渊的一系列思想、方案为实权派大久保利通奉为上上国策。
从佐藤信渊时代到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后出现的一系列军国主义战略家之间，还存在着一大批类似的思想家。
吉田松阴（１８３０－１８５９年），是其中最著名者。吉田松阴是日本幕府末期“以死相争”的尊皇倒幕论者、思想家，平生崇奉山鹿素行学说。曾因坚持“尊皇倒幕”论与活动两度入狱。美国佩理将军率舰队继１８５３年首度叩关未成，于１８５４年二度赴日叩关时，吉田松阴企图偷渡出国未成，被捕入狱。翌年出狱后接办其叔主持的松下村塾。１８５６年撰写《松下村塾记》，阐述其政见与教育观点。许多著名的尊皇攘夷运动和明治维新风云人物，如高杉晋作⑥［４１］、久版玄瑞⑦、伊藤博文、山县有朋⑧［４２］等人都曾就学于吉田松阴，出身于松下村塾。１８５８年吉田因反对签订《安政五国条约》⑨，倡导尊皇攘夷，再度被捕入狱（史称“安政大狱”）。１８５９年在狱中被处死。他留有短歌一首，以明其志：“明知此下场，欲罢却不能，此乃大和魂。”［４３］他对美、俄两国逼迫日本开放门户、签订不平等条约⑩独有见地，认为这虽然是日本的挫折，但却蕴藏着巨大的发展良机。后来他说：“癸丑（１８５３年）、甲寅（１８５４年）实一大机会也，乃坐失之。然事已往矣。为今之计，以亲善而制两虏，乘隙富国强兵，开拓虾夷，夺取满洲，占领朝鲜，合并南地（按，指东南亚），然后挫美折欧，则事无不克。前者失机，尚未足惜也。”吉田松阴主张：“现应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指居住千岛、库页岛和北海道部分地区的阿努伊人），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且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他在写给其兄的信中更进一步展开其韬略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此言实为近代日本“征韩论”声浪鹊起的先导。他培养的上述许多著名弟子，也都是明治维新后大肆征略朝鲜、发动侵华甲午战争的关键人物。
日本近代史学家井上清引用著名军国主义政论家德富苏紒紜矠［４４］的评论是：“日本近代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虽然是丰臣秀吉，但‘至为遗憾’的是，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雄心’暂时地受到了压抑。不久，到了１８世纪９０年代，其‘复兴的第一声’从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中有关入侵勘察加、库页岛、满洲的论调上迸发了出来。而在下一代的佐藤信渊那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只有在皇室中心主义之下才能被有效地和充分地付诸实践的真理’得到了阐明。（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１８２３年）一书中宣称：‘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德富苏峰的观点，根据这一“天理”，“皇国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而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德富苏峰对各类军国主义“思想指导者”倍加赞扬，认为，“日本一切优秀人物必然是帝国主义者”。［４５］德峰本人于１８９４年出版《大日本膨胀论》，狂热鼓吹日本的扩张，煽动战争狂热。［４６］
近年，日本有论者在纵观这段历史时认为，明治维新前后的军国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读者将会在明治维新后直到二战大败的日本看到如下的概括：“众所周知：天皇制为国内统治工具的日本官僚、军部以及它的社会支柱地主——资产阶级迄今仍未摆脱农兵思想，而将军国主义的强兵方策与保持半封建的零散小农的政策结合起来（就连他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也不是从近代农业经营发展的观点进行，而是以移殖屯兵的零散小农形式强制推行的）；他们不了解现代工业对装备现代化军队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训练所具有的意义，不是把重点放在现代装备上，而是放在发扬士兵的农奴式盲从性和不懂得人道主义精神的封建农民的排外意识（在向坏的方面引导时，它就会成为对他国人民的残暴性）上面。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出于作为日本半封建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军国主义利益而坚持保留半封建的农业关系，只能表明军国主义自身的弱点。”［４７］
“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用于今日之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使人不快，也令日本某些人士恼火，但是在日本历史上，“帝国主义”曾经堂而皇之地被认定是“国策”，是日本生存、发展的唯一口号。对此，人们期待着日本人自己的反思。
注释：
① 织田信长（１５３４－１５８２年），日本近代封建领地征服者，他最初赶走家主而成为大名，奉行征略称霸政策，重用丰臣秀吉，织田死后，丰臣继承并实现了织田大部未竟事业，史称“织丰政权”。
② 关白，日本古时官名。天皇年幼时太政大臣主持政事称“摄政”，天皇亲政后改称“关白”。唯诸事先经关白过问，然后奏闻天皇；关白握有实权。
③ 日本史籍称谓，因“征韩”两役发生于日本天皇文禄元年（１５９２年）和庆长二年（１５９７年）而得此名；这两场侵略战争被朝韩称为“壬辰、丁酉倭乱”，中国则称为“万历朝鲜之役”．
④“费顿号事件”发生于１８０８年，英国军舰突然侵入长崎港，捕得荷兰商馆馆员，获煤、水、粮食补给后扬长而去。
⑤ 神功皇后，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天皇人物，见于８世纪成书的《日本书记》、《古事纪》，日本脱离原始社会约为２０００余年，传说中的开国人物为女性，反映了母系氏族的历史实际。中国学者王向荣先生所著《邪马台国》中的日本皇帝就是女王。
⑥ 高杉晋作（１８３９－１８６７），日本１９世纪“尊皇倒幕”运动领导人之一，到过中国上海，主张日本富国强兵、走殖民扩张之路。
⑦ 久坂玄瑞（１８４０－１８６３），幕末长州藩士，是吉田松阴的高足，与高杉晋作齐名，同为“尊皇倒幕”运动 领导人之一。
⑧ 山县有朋（１８３８－１９２２年），曾先后任日本元帅、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年和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年任日本首相，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任陆军大臣兼第１军司令官，实地指挥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期间任日本路军总参谋长，１９０９年起任枢密院议长（元老）。
⑨ 《安政五国条约》系１８５８年江户幕府与欧美五国（美、荷、俄、英、法）签订的通商条约，亦称“安政临时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港口、商埠、领事裁判权、关税制度等事宜。
⑩ １８５３年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ＭｉｌｌａｒｄＦｉｌｌｍｏｒｅ）派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舰队逼迫日本开放门户，１８５４年美日签订《美日神奈川条约》。与此同时，俄国亦派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率舰队叩关，１８５４年１２月俄日签订《俄日亲善条约》。
11 德富苏峰（１８６３－１９５７年），１９世纪末期与福泽谕吉齐名的史学家、政论家。曾经提倡“平民主义”，但迅速转向帝国国家主义。１８８６年以《将来之日本》一文登上论坛。１８８７年、１８９０年先后创办《国民之友》、《国民新闻》。竭力鼓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在按照官方口径鼓噪社会舆论方面大显身手。政治上一贯与政府高层勾结。１９１１年成为贵族院（天皇）敕选议员。九一八事件后为建立战时体制与“军部”密切勾结。１９４２年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１９４３年获日本“文化勋章”。日本投降后受褫夺公职处分，但不久被解除处分，专事文笔生活。
参考文献：
［１］王毅．赴日中友好之团体王毅：中日存严重政治障碍．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ｙ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ｇｕｏｗｅｉ ／ ｙｎｏｗｅｎ ／ ２００４／９／１０９３１７０６７２－１１／，２００４．９．２６
［２］［７］［９］［１４］［３５］［４０］渠长根． 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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