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骚乱不是起义

美国新闻界和欧洲的某些评论员认为，法国城市郊区发生的骚乱，是穆斯林移民在造反。而这一事件说明，法国的移民融入模式失败了。

但是，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国城市郊区发生的事件，远不是穆斯林群体在造反，而是一些生活在贫困街区的青年人自发的活动；这些青年人有很多是移民的子弟，但也不全是。从一代年轻人的角度，以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比从宗教的角度，甚至比从种族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事件显得更加重要。

这首先是一群年轻人，尤其是男青年挑起的运动。在被逮捕的人当中，半数的人不到十八岁。成年人根本没有参加运动。根据地方不同，参加骚乱的年轻人一般为三十到二百人的群体。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能说整个街区的人都上街了。

其实，年轻人是在拿街区里的汽车撒气，也就是说，他们所破坏的，是街坊邻居的汽车。他们烧毁的学校，是本街区的学校，是住本街区的人送孩子们上学的地方，而这些人有很多是移民出身。总而言之，在事件中首先受害的，正是生活在本街区里的人们。

再其次——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发生了骚乱的，仅仅是那些人们称之为的“问题街区”，也就是移民出身的人大量集中的街区。这里的人失业的多，通过在学校读书出人头地的少。因此，骚乱所涉及的，并不是巴黎所有的郊区，更不是整个巴黎市。在整个法国，也就有一百个左右的街区发生了骚乱。然而，参加骚乱的年轻人大多是移民的第三代，他们大部分是法国的公民。在骚乱后逮捕的人当中，只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是外国人。同样，在被逮捕的人当中，各种族的人差别更大，而评论家们在评论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其中有非穆斯林的非洲人，但是也有一些人，从名字上来看是法国人，意大利人或者葡萄牙人）。制造骚乱的，是一些被社会所排斥的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虽然在遭到社会排斥的人当中，有很多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除了这些问题街区之外，任何出身于穆斯林的人都没有参加骚乱。有很多穆斯林都生活在穆斯林聚集区之外的地方。但是，这些生活地穆斯林聚集区之外的人，大都是中产阶级。值得我们十分关注的是，大学校园里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而大学校园里聚集了数万名出身于穆斯林的年轻人，这些人通常都是有政治倾向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参加骚乱。

另外，郊区的事件并没有表明政治上的倾向。除了要求尼古拉·萨尔高齐（Nicolas Sarkozy）辞职的几句口号之外，没有人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要求（而且，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场运动注定是不能长久的）。也没有任何人参与协调，没有发言人，没有任何组织。

我们甚至没有见到有人组织联络委员会，而在法国近期发生的农民或中学生自发的运动中，都出现过这种联络委员会的组织。

最后，在骚乱中，我们没有见到丝毫阿拉伯或伊斯兰的色彩。比如，令人感到很奇怪的是，我们没有见到一面巴勒斯坦或者阿尔及利亚的旗帜。然而，在八十年代，年轻人常常象阿拉法特那样，喜欢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在头上系一块布，以表示对现状的不满。我们还记得，2001年10月6日，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那场著名的足球赛期间，一些法国的阿拉伯年轻人用口哨吹着法国国歌的曲调；挥舞阿尔及利亚国旗的人也很多。在2005年的骚乱当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中东的冲突，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有联系的迹象。没有人喊这类的口号，也没有人攻击“犹太人”（新闻界经常揭露说，骚乱有可能是郊区年轻人仇视犹太人的现象）。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宗教的口号。参加示威的人从服饰上没有任何伊斯兰的标志，他们穿的，无非是标志着西方城市文化层次低下的所谓“马路服”（street-wear），是美国黑人青年的服装（尤其是那种带套头帽的灰色外衣）。这些人听快节奏说唱的拉普音乐（rap）和黑人的嘻哈音乐（hip-hop），吃快餐，整天梦想着消费，想开漂亮的汽车，有时候也吸食一些毒品。他们的确是“西方人”（也可以说他们是“全球派”人士）。

如果说他们也有政治要求的话，那他们所要求的，既不是在学校和清真寺里戴面纱，也不是在安息日这天吃肉。相反，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反对只根据人身体的外表（根据人的脸孔）来区别人的种族歧视。他们不仅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警察的种族主义表现（有可能是真的，但也有可能是假设的）；在走进夜总会的时候，也觉得人家是在歧视他们，这就与伊斯兰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些年轻人大都出身于穆斯林的环境，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所捍卫的，既不是种族的身份，也不是宗教的身份，而是一种以街区为标准的身份。人们用“库尔奈夫”（Courneuve）的一个城区的名字，称呼他为是“4000的年轻人”，或者用芒特拉约利（Mantes-la-Jolie）的一个街区的名字，称他们是“瓦尔福里的年轻人”（les jeunes du Val-Fourré）。他们按照地方结成团伙，不仅与警察作对，更主要的是与来自相邻街区的其它团伙作对。况且，这些团伙似乎是骚乱的主要参与者，虽然我们从法院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在被逮捕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司法前科。这些人大多参与过小小不严的毒品交易和违法现象。街区里真正的“大人物”是毒品贩子。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在学校读书没有拿到学位的人，是失业的人。因此，他们只能靠社会救济，靠做小“生意”过活。他们自认为是被社会所排斥的人，对街区感到十分眷恋。因此，各个团伙都在捍卫自己的领地，不让外人入侵。对于他们来说，所谓外人，包括警察、记者或其它街区的团伙，也包括消防队。就全国范围来说，他们没有种族上或者宗教上的团结一致，只是在街区的范围内结成团伙。

实际上，参加骚乱的人首先是来自一个社会的亚阶级的人（une sous-classe sociale），也就是说，一些没有纳入生产系统中的人。他们的父母是工人，虽然穷，但是他们的父母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有用的人。而这些年轻人没有通过劳动与社会结成的联系，他们认为，作为工人的父辈是输家，因为父辈拼死拼活地干活，挣来的工资却少得可怜。有些年轻人靠做小买卖挣来的钱，养活着父母。

然而，如果我们来看发生在西方城市的骚乱现象，从洛杉矶到布拉德福德，再到塞纳-圣但尼，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现象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参加骚乱的人从经济地位上受到明显的排斥，也在事实上因肤色的标准（黑人，拉丁美洲人，阿拉伯人）而受到排斥。真正使这些人受到排斥的，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标准，也就是社会和种族的标准，因为阿拉伯出身的中产阶级在欧洲并没有这些问题。社会的标准和种族的标准是分不开的。

新闻界还提到伊斯兰教的作用。然而，骚乱当中并没有出现伊斯兰教的组织。首先，阿尔卡达之类的激进分子对郊区的伊斯兰圣战并不感兴趣：何必浪费时间到谁也不会关心的郊区去烧汽车呢？在法卢加（Fallouja）发动一场圣战，或者在巴黎市中心的地铁里安放炸弹，那不是更好吗？相反，如果参加骚乱的年轻人因为看不到运动的前景而失望，或者因被镇压而感到激愤，激进分子可以指望趁机在他们当中招兵买马。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第二代移民的年轻子弟来说，监狱是一个使人从宗教上和政治上变得激进的好地方。那些温和的组织，比如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UOIF），都在强烈地谴责暴力行为，出面进行调停和安抚。这些组织以理性的调停者的面目出现，捍卫“穆斯林”和“公民”的概念，以期在法国政府和公共舆论中获得合法地位。然而，穆斯林阶层的其它人士，比如塔里格·拉玛丹（Tariq Ramadan）则不同意宗教机构干预现在的危机，因为他们不承认伊斯兰教与郊区的事件之间有任何联系。但是，在警察发出的摧泪弹击中了一座清真寺之后，政府并没有道歉。对这件事，很多组织表示了反感。除了这些组织之外，很多温和派的人，而且也不一定是生活在那些街区里的穆斯林都表示了反感。这次危机表明，伊斯兰教在法国还没有得到与其它的宗教一样的待遇。也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街区”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人们把“穆斯林”和“郊区居民”混为一谈了。

关于伊斯兰教，法国有着十分激烈的争论。我们知道，这场争论于2004年导致出台了禁止在学校佩戴面纱的法律。然而，政治家和新闻界的话语把郊区的问题“伊斯兰化”了，也就是说，他们把伊斯兰当成了一个衡量事件价值的框框。一个名叫“妇女救助协会”（Ni pute ni Soumise）的组织谴责郊区男青年的行为是“大男子主义”，但言外之意是说，男青年之所以对那些单独从学校回家，又没有戴面纱的女孩造成威胁，那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缘故。然而人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所有被社会隔离的地方都是相似的，不管被隔离在里面的居民信奉什么宗教。在美国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生活的聚集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样的现象，一些由男孩子形成的团伙控制着街道，靠贩卖毒品为生，而且“男人为尊”的思想特别严重。只要是暴力至上的地方，男性都代表了一种价值，这与宗教是没有关系的。

实事上，这些街区所表达的，并不是穆斯林的文化，并没有要求得到人们的承认。讲阿拉伯语的人都改讲法语了，传统的家庭解体了，父亲的权威已经消失。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本来由马格里布人组成的家庭都成了单亲家庭。常常是年轻人挣钱养家（而且这些钱的来源常常介于合法和不合法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不是按年龄或者智慧来划分的，而是靠力量和金钱。这些街区并没有社区的领袖。那些伊玛目除了在小小的清真寺里说话算话之外，在外面根本没有任何权威。因此，多种文化的混合不是利害产生的源头，原因很简单，这些街区里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而是只表现出了一种西方城市的“副文化”（sous-culture），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的“年轻人的文化”或者“马路文化”。这种模式，是美国黑人青年的模式，而不是开罗的模式，也不是麦加的模式。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好莱坞电影的配音当中，美国黑人的话就是用郊区青年的口音来配的。

此外，参加骚乱的年轻人并没有要求别人承认他们是少数派，承认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和特点。他们曾经相信法国通过公民性使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模式。他们想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但他们认为自己受骗上当了，因为今天，他们只有法国人的身份证。实际上，他们是在抗议法国式融入的失败，但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模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放火焚烧未能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的工具，也就是学校和社会事务中心。他们的愤怒转而对自己不利了。这显然不是一场起义（intifada）。

郊区的问题是一回事，法国的伊斯兰教问题是另一回事。但是，积极地融入法国社会的模式在中产阶级是成功的。不管有过多少困难，但如今法国的确存在着一个穆斯林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作为法国公民，融入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当中。他们大都离开了他们出生的街区，买了房子，在市中心开了商店，开办了信息技术公司，在医院里当了医生，等等。但人们并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不仅媒体不了解，政治家也不了解，法国的政治党派还没有对他们开放。然而，能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正是这个中产阶级。